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文章深刻回答了事关金融强国建设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文章概括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的基本要义，强调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文章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包括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文章强调，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包括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文章提出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明确了“五要五不”的重要要求。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擘画金融强国建设》，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文章，对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作出阐释；丁志杰的文章，阐释如何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

物价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对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作出阐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的文章，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作出阐释。

本期“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桑明旭的文章，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贡献。“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访谈，分析2025年经济运行情况，解读经济热点问题，展望未来走势。曾秀琼的文章，阐释如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联合调研组的文章，阐述安徽推动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的经验做法。

新时代民族学是制定实施党的民族政策的学理支撑，强世功、张敏的文章，对构建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阐释。

沈晓明的文章，阐释党员干部如何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文化中国”专栏，刊发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对传承发展河洛文化作出阐释。龚波的文章，评述异军突起、生机勃勃的中国动画电影。

新年伊始，所谓“新门罗主义”成为世界关注焦点。周志伟的文章，分析其来龙去脉、揭示其霸权本质。

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祝捷的文章，对领导干部带头增强法治意识作出阐释。阚道远的文章，探讨如何破解谈心谈话“走过场”的难题。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

习近平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第一，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我国金融发展的重大成就，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金融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金融领域不少单位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的政治建设薄弱，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紧。因此，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第三，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

第四，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既有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又自带风险基因。我国金融体量和复杂程度今非昔比，风险的系统性关联性大大增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风险防控，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第五，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金融交易涉及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对信用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有健全的监管制度。要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

第六，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和优势是国有金融机构占主体，但存在间接融资和债权融资比重偏高、金融服务普惠性不足等问题，还存在金融泛化、乱办金融、大量非法金融活动。针对这些问题，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关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七，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金融对外开放必须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既要防范开放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第八，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金融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要稳字当头，宏观调控、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风险处置等都要稳，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同时，要积极进取，把该立的抓紧立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以上几条，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二

我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什么是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一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二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三是拥有强大的金融机构，运营效率高，抗风险能力强，门类齐全，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四是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五是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健全，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六是拥有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我国虽然已是金融大国，银行体量、外汇储备等指标世界第一，债市、股市规模世界第二，保险规模也名列前茅，但总体上大而不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

2024年1月1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开班式。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一是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有效维护人民币币值和经济金融稳定。

二是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要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作用，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

三是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我国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关键是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各类金融机构都要坚守初心、回归本源，切实增强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

四是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实现监管全覆盖，切实提高监管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构建金融安全网。

五是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六是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市场准入、监管标准和运营要求，提高关键金融基础设施自主水平和软硬件安全可靠性。

三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一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重信守诺。金融行业以信用为基础，更要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要发扬“铁算盘、铁账本、铁规章”传统，始终不做假账。坚持欠债还钱，珍惜信誉，不当老赖。要加强行业自律，对严重失信者终身禁业。

二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见利忘义一向为君子所不齿。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金融行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

三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国际上一些金融机构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基业长青，最重要的秘诀是稳健审慎。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稳健审慎经营，既看当下，更看长远，不贪图短期暴利，不急躁冒进，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

四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关键是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为什么创新问题，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便利人民群众推动创新，不能搞伪创新、乱创新。

五要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金融运营特别讲究依法合规。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要严格遵纪守法，遵守金融监管要求，自觉在监管许可的范围内依法经营，不能靠钻法规和制度空子、规避监管来逐利，更不能撞红线、冲底线，游走于法外。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节录。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擘画金融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擘画金融强国建设

《求是》杂志编辑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正确把握金融本质”到擘画“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再到明确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一文，是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的节录。文章系统阐述了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以及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重点任务、底蕴支撑，对于全党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切实增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各项部署，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金融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金融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意义。

金融强，则国家强；国家兴，则金融盛。世界近现代史深刻昭示：大国兴盛无不伴随着金融的强大与成熟，两者相互塑造、彼此成就。17世纪的荷兰，凭借股份制与交易所的创新激活全球贸易，其信用仰赖强大的海军与商业网络；19世纪的英国，通过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构建金融体系，使伦敦成为全球枢纽，背后是雄厚的工业产能；20世纪中叶，美国依托美元及其发达市场确立金融霸权，根本在于领先的综合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正是对数百年来大国兴衰历史脉络的精准把握。今天，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独特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纵深、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雄厚的人才储备，共同构筑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深厚根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就是要以高度的历史主动，将我们的综合国力优势熔铸为强大的金融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坚实基础。

金融作为“国之大者”，是关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基石。金融发展史一再揭示，现代金融具有天然的“双刃剑”属性，它既能倍增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跃升，也可能倍乘局部风险、酿成全局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最为深刻的镜鉴：这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由衍生工具与失控杠杆引爆的全球灾难，彻底暴露了金融风险无远弗届的传染性与破坏力，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建设金融强国，不仅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更是筑牢安全堤坝的战略需要。我们必须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确保金融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提供坚实可靠的“压舱石”。

金融作为“国之大者”，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国际竞争的命脉所系。金融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这其中，货币是国家信用的集中体现，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屹立世界的核心支柱与价值锚点；中央银行掌控货币“总闸门”，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中枢保障；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中心构成金融资源的载体与平台，其强大与否决定着体系的效率与活力；强大的金融监管与人才队伍，则为体系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与专业支撑。围绕这六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既提出了“有能力做好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法治健全”等根本要求，也擘画了“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等战略愿景。金融强国之“强”，根植于服务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能力，成就于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综合实力。二者内外贯通、相辅相成，最终统一于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深刻领会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丰富内涵，必然要求将其转化为建设金融强国的扎实行动。当前，我国已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但总体上大而不强。所谓大而不强，核心是“量”的优势尚未系统性地转化为“质”的胜势与“制”的主动。对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建设目标，集中体现为三方面的落差：一是有“规模”而缺“效能”。我国金融资产规模全球领先，但在服务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有效防控风险上，其精准性、适配性与韧性仍显不足。二是有“网络”而缺“枢纽”。我国建成了发达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网络，但其配置全球资本、掌握关键定价的国际枢纽功能还显薄弱。三是有“实践”而缺“定义”。我国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的“中国实践”成果丰硕，但将其转化为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能力依然不强。破解这些深层矛盾，是迈向金融强国必须突破的核心瓶颈，也是衡量金融能否真正肩负起“国之大者”时代使命的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从在江西瑞金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新中国完成统一金融体系的奠基，从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抉择，到新时代驾驭复杂局面的实践，我国金融发展史深刻昭示：唯有立足国情、把握规律、走对道路，方能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成功引领并坚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其基本要义是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的“八个坚持”。

“十四五”期间，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沃土，持续激发中国经济活力。 新华社发 程硕/制图

“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管总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明确了金融工作的价值归宿；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揭示了金融的天职和本分；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安全的内在要求；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指明了动力源泉与路径遵循；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服务适配性与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驾驭复杂局面的根本法则；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了做好金融工作的策略方法。对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全面领会，同时又要把握重点、抓住关键。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八个坚持”中居于统领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这一特征和优势，集中体现在确保金融工作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避免了西方“金融寡头”绑架公共政策、加剧社会撕裂的困境。过去一个时期金融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金融领域不少单位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的政治建设薄弱、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紧。这些年来，我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要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做强金融核心功能的关键。西方金融模式以资本自我增殖为终极目的，易导致“脱实向虚”和系统性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漫长余波即是明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金融发展植根于壮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沃土之中。当前，资金空转套利的现象尚未根除，金融供给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适配性仍有待增强。为此，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发展直接融资等手段，确保金融资源流向国民经济最需要的领域。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日，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英国伦敦成功簿记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这是中国财政部在伦敦发行的首笔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4月3日上午，中国财政部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举行仪式，图为当日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 新华社记者 李颖/摄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方法论。新时代，从“沪港通”、“债券通”的稳健运行，到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稳步推进，我们在扩大金融开放中不断筑牢安全防线，实现了提升金融竞争力与维护金融安全的有机统一。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对外开放“既要防范开放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要深刻领会总书记这极具战略前瞻性的重要论断，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练好内功”，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建设金融强国，要落脚于坚实的体系支撑。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战略任务。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这“六大支柱”，共同构成了金融强国大厦的坚强支撑。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注重统筹协调，全面推进这六大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要充分考虑体系间的平衡与衔接，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金融调控体系的核心职责，是为经济金融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并对短期波动实施及时有效的适应性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进行有效调整，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党的十九大明确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补齐了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空白。双支柱的形成，标志着我国金融调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国际国内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和联动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把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现阶段，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新形势，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要拓展覆盖范围，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聚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重点领域，识别和评估代表性风险和薄弱环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动力，但也容易成为风险的导火索。回望我国金融发展历程，无论是曾“盛极一时”的“影子银行”，还是一度甚嚣尘上的“金融例外论”，都深刻印证了这一点。可见，监管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对监管模式进行了适应性调整，这表明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监管模式，关键在精准平衡特定发展阶段的金融创新活力与潜在风险防控。对我国而言，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内在要求一个完备且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备”，就是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实现监管全覆盖、无例外；“有效”，就是要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扭转重发展、弱监管的惯性。近年来，从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到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一直在不断优化和完善。要全面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实现监管方式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核心在于有效链接金融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十四五”时期银行业保险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过20%，对重点领域的支持更为精准。但要看到，金融领域“供需错配”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一方面，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有效融资需求未被充分满足；另一方面，部分金融资源仍被低效占用或在自我循环。因此，破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产品与服务的专业化细分，提升融资可得性与供需的微观适配度。现阶段的重点，是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5篇大文章，构建适应多元需求的专业供给体系。科技金融重在风险识别与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支持，绿色金融重在标准统一与激励约束，普惠金融重在可得性与可持续，养老金融重在长期性与安全性，数字金融重在赋能与风控。以科技金融为例，科技创新周期长、投入高，专利等无形资产价值难以准确评估，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因此，要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等措施，有效破解传统融资模式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需求间的错配难题。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提升，也需要软实力的增强。优秀的金融文化能够塑造金融行业的价值取向，产生内在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并为法律和监管提供社会伦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课题，强调“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要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五要五不”，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彰显了现代金融的理念，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体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要立足金融业实际，注重落细落小落实，将“五要五不”要求作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推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真正成为金融系统的工作导向，成为金融从业人员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

诚信是金融得以立身的“生命线”。金融自诞生起便与信用唇齿相依，中华商道亦历来崇信重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内幕交易等乱象仍时有发生，这严重背离了“人无信不立”的诚信观，侵蚀着金融体系的信用根基与稳定基础。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旨在将诚信这一道德诉求具化为贯穿所有金融活动的行为边界，将重信守诺内化为金融机构与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使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与职业操守成为行业普遍自觉，摒弃欺诈与背信行为。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是平衡金融双重属性的“定盘星”。资本逐利是天性，但守义是底线。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而中华文化的独特智慧在于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当前，一些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一切向“利”看，反映出正确义利观的缺位。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其核心是确立“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的优先序。这要求金融活动必须锚定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祉这一根本“大义”，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

审慎理念是抵御风险传染的“免疫系统”。金融自带风险基因，具备杠杆放大效应，急功近利是行业大忌。比如，曾经一个时期，一些金融机构为能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利润，竞相发展“影子银行”相关业务，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和暴露。这警示我们，缺乏审慎约束的所谓“创新”与“增长”终将反噬自身。因此，必须将稳健审慎内化为金融行业的自律自觉，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把握好稳与进、短期与长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追求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建设金融强国，其路漫漫亦灿灿。只要我们锚定目标、保持定力，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跨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就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这一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同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一、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系统阐明了金融工作的道路方向、重要方针、原则立场，对做好金融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把我们党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金融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持续推进，金融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金融本质的把握以及对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我们愈发深刻认识到，我国金融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归根结底要造福人民；我们的金融发展道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绝不能照搬照抄；我们的金融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确保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行稳致远、长治久安。

极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理论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举的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发展遇到了如何规范发展资本、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遇到过、西方金融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及时作出回答，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用“八个坚持”概括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用“五要五不”揭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神内核，深刻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根本宗旨、永恒主题、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等重大问题，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发展理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2025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介绍“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为做好新征程金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对做好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金融自身发展也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迫切需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科学擘画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壮阔蓝图，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明确了总体目标、主攻方向和重大战略任务，也为我们破解金融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使金融强国建设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围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出了“过河”的任务以及实现目标的“船”和“桥”，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由各领域分目标耦合而形成的整体目标，建设金融强国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间是局部服从整体、分目标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另一方面，金融强国建设不是孤立的，必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六个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深刻揭示了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目标指向和实践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我国已经是金融大国，银行体量、股市债市规模、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茅，但总体上大而不强。推动我国金融实现由大到强的跃升，建成金融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金融强国，需要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对照各项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建设目标，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们建设的金融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的“八个坚持”，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金融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建设金融强国的“船”和“桥”。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了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直接关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明确了金融工作的根本立场，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区别于西方金融的显著标志。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明确了金融的本质属性，辨清了经济和金融之间源和流、本和末的关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明确了保持金融稳健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明确了金融活动的基本规则，阐明了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金融工作的主线，能够有效激发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强大动能。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明确了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确保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在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了做好金融工作的策略方法，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方法论。这“八个坚持”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必须一体学习、一体把握、一体落实。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强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基础设施等“六大支柱”建设。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加强各领域重点工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部署，在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同时，要注重各体系之间的平衡和衔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六大支柱”建好了，金融强国的大厦就有了坚强支撑。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历史上不少国家现代化进程被迟滞或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防控好风险，爆发了金融危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对于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续写两大奇迹，必须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不断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近年来，金融机构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有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图为2024年7月19日拍摄的中国国际金融展，参展机构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了金融业“五篇大文章”的创新活力与实践成果。 金融时报供图 刘志良/摄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纵观历史和现实，开放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识，封闭是建不成金融强国的。扩大对外开放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能，赢得金融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要继续坚持和用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一重要法宝，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同时，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必须统筹好金融开放和安全，把握好金融对外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努力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优秀的金融文化能够塑造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正确价值观，产生内在激励和约束作用，并为法律和监管提供社会伦理基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宗旨，蕴含着现代金融元素、金融理念、金融精神，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要五不”的精神内核和实践要求，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匡正行业风气，引导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以厚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持续滋养行业发展，为金融业注入传承传统、积极向上的基因。

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实践要求，奋力开拓金融工作新局面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一以贯之抓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十五五”金融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严密有效防风险。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也要清醒看到，经济金融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必须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消除潜在隐患；又着眼长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聚焦重点，巩固已有工作成果，继续有力有序有效做好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房地产企业涉金融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债务风险等工作，严控增量、妥处存量，严防“爆雷”，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要完善机制，丰富风险处置策略方法，健全风险源头防控机制，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纠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强化问责，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动真碰硬强监管。金融是最需要监管的领域，如果金融监管不到位，金融风险量级就会显著上升。要完善制度，进一步健全私募基金、证券公司、中小银行等领域“1+N+X”监管制度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要严格监管，全面落实“五大监管”要求，强化金融机构分类分级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高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把严监管、强监管贯穿到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各环节。要提升能力，聚焦股权结构穿透难、风险乱象识别难、资金流向追踪难等问题，改进监管方式方法，优化监管工具手段，创新监管科技应用，强化央地间、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切实增强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有效性。

精准务实促进高质量发展。经济金融共生共荣，只有将金融发展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才能实现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要优化宏观调控，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要提升服务质效，顺应“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和结构特点，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质量，促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加强预期管理，强化金融政策与财政、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打好“组合拳”，形成同向合力、放大政策效能、提振社会信心。

先立后破推改革。无论是防风险、强监管，还是促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还要依靠改革。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要持续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上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确保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运行。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推进金融法立法，统筹推进金融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驰而不息抓党建。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事关金融系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决定金融事业成败。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着力建强战斗堡垒，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金融系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金融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铲除金融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建设金融强国、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坚强保障。

着力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

着力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

丁志杰

“国家兴衰，金融有责。”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世界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2024年1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系统阐释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系统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蓝图，金融强国首次纳入五年规划，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定位，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强化和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业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模式出发，逐渐发展出功能完备的包括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现代金融体系，没有发生阻断经济发展的金融危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显著提升，反映金融业规模的各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规模连续20年世界第一，保险业总资产、股票与债券市场规模世界第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还只是金融大国，并非金融强国。金融不强，集中体现为金融业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业自身效率不高，主要问题是：金融功能定位和布局结构有待优化，金融供给的有效性有待加强，金融机构协同服务能力有限，金融体系存量风险化解压力仍然不小，风险防控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动员储蓄并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强，资金沉淀闲置问题突出；金融资产收益分配失衡凸显服务短板，价值传导功能弱化；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存在错位，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对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支撑不够；区域与领域服务不均衡，薄弱环节覆盖不足。三是国际话语权不强，体现国家战略意图不够，主要问题是：金融服务出海企业能力不强，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待深化，金融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相称，金融国际影响力亟待提升。

我国金融业竞争力不强，有其深刻的历史和体制原因。从历史逻辑看，金融结构与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需求相适配，形成银行主导的路径依赖。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的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家工业化战略的资金调配；改革开放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体系进一步扩容并强化分工协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伴随经济发展进入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形成“适配性强化”。从体制层面看，金融领域部分制度供给与市场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如行政力量干预资源配置、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制约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与竞争力。当前，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跨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加快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战略工程。我们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做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特别要在一些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持续加强跨境金融服务专业能力，为境内外个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满足客户多样化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图为2026年1月29日拍摄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金融街支行，理财经理在为客户办理跨境金融相关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供图

第一，深入认识并处理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这是提升竞争力的前提。金融业竞争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本质是服务与被服务、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刻揭示，随着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其破坏力、杀伤力也在变大。现代经济危机越来越显著地肇始于金融行业，蔓延至各个领域，社会危害被成倍放大。究其根源，在于金融脱离并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自我膨胀、自我循环，成为资本和少数人攫取财富的工具。我国也出现过高利率高利差、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度超过8%，和美国、英国基本相当。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业是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其价值来源于对实体经济的贡献。金融业增加值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高，更不意味着金融业的竞争力强，盲目追求过高的金融业增加值反而可能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被反噬。

要理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守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运用好金融这一配置资源的工具体系，通过价格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自身的壮大，形成金融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发挥好金融市场的引导和信号作用，把融资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把资源配置到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第二，在市场化轨道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激活内生动力提升竞争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适度竞争是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我国一直通过引入更多机构来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2025年银行业法人机构超过4000家，但也出现了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盲目扩张、同质化竞争引发风险的情况。竞争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多寡，允许潜在进入者参与市场竞争更为重要。我国整体上是分业经营模式，这有利于阻断风险传染尤其是跨市场传染，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分割，阻碍服务、数据、资本、资源的自然流动，金融资源统筹利用程度不高，资金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适度放松金融业务限制，有利于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竞争与监管不是互斥的，而应当是动态匹配的，严格监管是有序竞争的保障，是对竞争的保护。

要持续优化金融市场竞争结构。一方面，积极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实现减量提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循序放松抑制竞争的不合理限制，推动金融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大市场，促进金融要素优化配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银行、证券、保险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业务创新与融合，以综合化服务能力提升竞争力。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金融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通过优胜劣汰倒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三，提升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配性，以结构优化提升竞争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决定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方向。金融与经济的适配性是动态的，直接影响服务质效和竞争力水平。一般来说，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更适合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资金倾向于投向相对成熟的行业和企业。而在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适配性更高，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能显著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我国是典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银行业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0%左右，超过一半的居民储蓄集中在银行体系，传统的金融结构与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提升金融结构的适配性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要适应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演变趋势，加快推动金融结构转向银行与市场并重的双峰模式，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方面，发挥银行体系的资金优势，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和运用金融科技，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一是打破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卡点。目前我国“五险一金”长期沉淀在银行体系，这些资金相当于居民的长期储蓄，规模已超过个人税前工资性收入的30%。通过相关制度改革，为长期储蓄进入资本市场扫清障碍，不仅能提高资金收益率，而且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源头活水，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二是大力培育一流投资银行。证券业机构在我国金融机构资产中占比不到4%，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难以符合科技创新对资本市场的内在要求。要推动证券业机构向国际化综合服务商转型，支持头部券商通过兼并重组、设立海外子公司等方式拓展全球业务布局，重点提升跨境并购、海外上市承销、全球资产配置等高端服务能力；鼓励加强与国际顶尖投行的合作与交流，引入先进的业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技术，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第四，推动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以开放倒逼提升竞争力。高水平开放是金融强国的典型特征。汇聚来自世界的金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级形态。高水平开放首先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通过聚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并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国内制度完善，提升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已完全取消银行、证券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境外2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均在华设立机构，境外4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有近半数进入国内市场，外资机构已在华形成多元化经营布局。但金融开放空间和潜力还很大。在我国金融机构资产中外资机构占比不到2%，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值占比也不到4%，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的地位不相匹配。亟待整合现有开放渠道，通过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提高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能力，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够并愿意使用、持有人民币和我国资产。

要统筹好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提升竞争力提供坚实保障。开放并非一放了之。要在稳慎推进、科学谋划、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投资者保护、常态化开展压力测试等制度设计与技术保障，实现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动态平衡。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单边主义扰动全球金融秩序，更凸显以制度型开放防控风险的重要性。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深化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方向不动摇，不因外部扰动而放缓开放步伐；又要精准把握开放节奏与力度，根据国内金融体系承受能力和国际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

第五，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在引领变革中提升竞争力。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直接关系我国金融主权安全。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一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泥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经济金融治理赤字不断加剧，要求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变革。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596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3.1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1.9%。如何将贸易顺差优势与国际债权实力转化为多边治理的建设性力量，增强全球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我们必须积极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要践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充分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合作，务实开展多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参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加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建设，推动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稳慎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人民币计价、支付、投融资、储备等国际功能，完善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建设，提高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为各国使用人民币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

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

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

《求是》杂志特约评论员

物价问题涉及国计民生，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价格总水平在合理区间运行，不仅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也是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物价出现阶段性低水平运行，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提出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量。要深入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准确把握物价运行规律和面临问题，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切实推动物价水平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

实际生活中，人们一般对物价上涨较为敏感，尤其对通胀普遍心存忧虑，但对物价低位运行却往往缺乏全面认识。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工资是越高越好，物价则是越低越好。有些人对价格总水平认识不够，习惯于用“身边统计学”来感知和判断。还有一些人认为，物价下降能够提高人们购买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释放宏观政策空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这些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混淆了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更好的就业形势、更高的工资水平，都与物价因素紧密相关，不能只看到低物价的有利表现，而忽视低物价的负面影响。对物价低位运行，要全面辩证地看，既要看总体，也要看结构，还要结合政策动态看。

首先，要辩证看待低物价带来的消费购买力提升和消费预期减弱。物价持续走低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形成“低物价—弱预期—少消费—企业低利润—居民低收入—弱预期—少消费—低物价”的循环困局。其次，要辩证看待低物价带来的企业成本下降和长期投资意愿下降。低物价导致部分企业销售价格持续下降，企业利润可能收窄，偿债压力会加大，加之实际利率上升，融资成本也会提高，进而抑制投资意愿。再次，要辩证看待低物价带来的短期出口竞争力提升和贸易争端与汇率变动带来的出口阻力。持续的低价出口导致过多地消耗国内能源资源，却并没有带来企业利润的增长，反而会增加汇率升值的压力。过度依赖低成本竞争最终会引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造成国内实际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下降。最后，要辩证看待低物价带来的宏观政策空间放大和对政策空间的隐性约束。物价过低会强化经营主体的悲观预期，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引发相关流动性风险，导致常规货币政策失效。同时，低物价带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侵蚀财政税基，并加重宏观经济部门实际债务负担，压缩财政政策有效空间。

由此可见，物价绝非越低越好，也不是持续低位就好，物价保持在什么水平上，应当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来确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更多面临物价高企或者物价温和上涨情形，即使部分年份出现物价低水平运行，通过使用需求管理政策，就能较快推动物价恢复到合理区间。但此轮物价低位运行情况更为复杂，并非以往简单的“需求感冒”，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背后是周期性因素的短期扰动与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碰头带来的复杂局面。

从周期性因素看，2023年以来受疫情后续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意愿和能力减弱，加之2023年以来全球能源、金属与矿产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价格适度回落等因素，对我国物价低位运行造成关联性和输入性影响。从结构性因素看，近年来供需两侧出现重大变化，对物价低位运行影响十分显著。在需求侧，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变化等综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是形成低物价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在供给侧，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陆续达峰；新兴产业发展进入生命周期成长或成熟阶段，资本大量涌入、技术迭代快、市场竞争加剧，而终端需求尚未完全匹配；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流通成本，压制了工资上涨空间；绿色转型带来的能源成本大幅下降，降低了生产生活成本，这些因素都压缩了价格上涨空间。从体制性因素看，部分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难以顺畅地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要素价格受到压抑。水、电、油、气以及基础民生商品与服务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机制不够灵活，阻碍了价格真实反映供需关系。这些矛盾相互叠加，决定了此轮调控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应对模式，不能期待单一政策能够“一服即愈”，宏观调控需要更精细的辨证施治。

还要看到，我国此轮物价低水平运行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国际比较上，即国内外存在明显的物价温差。过去我们常讲“环球同此凉热”，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与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欧元区等正普遍经历持续的高通胀，物价指数持续高于其政策目标值。当然，这并非偶然，背后是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选择、经济结构基础和贸易发展模式上的显著差异。反映在宏观政策方面，202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疫情等冲击，采取“直升机撒钱”式的货币政策，并超常规加大财政支出规模，为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相比之下，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则，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克制，不主动通过超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为搞“再通胀”，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我国制造业规模大、类别全、供给稳，更容易平抑物价。尤其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情况下，我国通过主动扩大开放，积极开展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优化了内外市场资源配置，有力保障了国内市场供给，有效稳定了国内物价，也为今后宏观调控留出了较大空间。

近期，随着稳物价的强烈信号接连释放，我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已经恢复到1%以上的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25年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0.7%，涨幅比上年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份上涨1.2%，涨幅连续4个月保持在1%之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幅逐步收窄，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这充分说明，近期我国物价低位运行是阶段性的，不符合经济学上“价格持续下跌、货币供应收缩、经济衰退”的通货紧缩特征，对此无需杞人忧天。从我国综合实力和经济运行态势看，我们更应当对确保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充满信心，进而对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物价调控兼具灵活性与协同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为供给侧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利率处于全球中位水平，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还有很大政策空间。

综合来看，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市场价格，而要更多依靠稳定就业收入、促进市场竞争以及理顺价格机制等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化的手段，推动物价逐步回升至合理区间，同时避免政策超调带来物价过快上涨，影响经济稳定和民生保障。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充分用好一系列优势和条件，创造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的有利环境，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提供良好条件。

坚持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的宏观调控导向。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力度，持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对商品消费的支持，加大财政对服务消费的支持，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息和结构性工具加快释放基础流动性，确保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匹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高政策透明性，稳定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价格、收入、就业的预期。

畅通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进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合理回升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要素价格真正反映使用成本、供需关系和稀缺程度。推动价格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健全资源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促进物价保持合理水平的价格调控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完善物价上涨与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未雨绸缪做好与物价变化相关联的民生兜底工作预案。

执笔：曾铮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以下简称“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着眼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作出战略部署。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我将无我的境界情怀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深刻把握一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2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斗，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加坚定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战、为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战，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有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牢牢把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要求，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令行禁止。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深入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开展二十届中央第五轮、第六轮巡视，高质量实现对省区市巡视全覆盖，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促治，巡视利剑作用持续彰显。

二是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动全党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牢牢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抓紧抓实学习教育，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走好学习教育“第一方阵”，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助力全党学习教育扎实推进。重拳纠治“四风”顽疾，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问题准确处置，严肃查处、公开通报违规吃喝等典型案例，推动作风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

2026年1月1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全会第三次大会会议现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闻传播中心供图 张锐/摄

三是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公益慈善、安全生产、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查处行贿力度，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严肃查处跨境腐败。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动由风查腐、由腐纠风双向发力、同向治理。推进以案促改、固本培元，加强类案分析，推动修复净化政治生态。

四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牢牢把握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的目标，纵深推进集中整治。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开展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规范涉企执法等专项行动，督促办好清理拖欠环卫工人工资、化解房屋“办证难”、纠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等一批实事，有力促进基层监督治理，厚植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五是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重要要求，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打出自身建设“组合拳”。强化忠诚教育，提升办案质效，加强组织建设，深化政治历练、纪法训练、实战苦练，做实严管厚爱，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纪检监察铁军建设再上新台阶。

这些成效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必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对党绝对忠诚，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至上理念贯穿纪检监察全部工作；坚持严的基调不变，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二、深刻把握全会的鲜明主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开宗明义，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确立了本次全会的鲜明主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清醒和历史主动。全会工作报告以此为标题，融入今年工作总体要求和各项任务部署。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深刻把握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对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与大党独有难题交织叠加，对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重要职责，必须带头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推动者，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坚决同危害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坚决清除“两面人”，推动全党强化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制定修订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目前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重要职责，必须带头做党章党规党纪的坚定维护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既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完善制度，把制度笼子织密织牢，防止“牛栏关猫”；又严格执行制度，紧盯各级“一把手”等重点对象，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破除“潜规则”，使制度长牙带电，防止“纸笼禁虎”，保证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这是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丰富内涵的深刻阐述，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历史性成就的凝练总结，宣示了我们党与腐败斗争到底的坚定立场，深化了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战略指引。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职责，必须带头做党的肌体健康的坚定捍卫者，更加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丰富内涵，更加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保持战略定力和战斗韧性，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深刻把握纪检监察机关职责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全会各项工作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始终牢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全会各项部署，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持之以恒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聚焦中心任务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推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引导党员干部增强使命意识，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明政治纪律、换届纪律，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严肃纠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切实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任务要求，及时跟进监督，保障“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

强化正风肃纪，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把中央八项规定“金色名片”擦得更亮。要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易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以调研考察、开展党建活动、培训的名义搞公款旅游，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等问题严肃查处；对借民生项目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等新动向密切关注并纠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坚决纠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突出问题。深入贯彻关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以经常性学习教育为基础，以压实责任为关键，以风腐同查同治为抓手，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近年来，各地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监督执纪问责等工作，以信息化赋能正风肃纪反腐，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质效。图为2025年10月29日湖北省宜城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利用大数据平台剖析案情。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闻传播中心供图 胡明慧/摄

强化标本兼治，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标本兼治是我们党反腐败的一贯方针，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深化标本兼治的战略抓手。“三不腐”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嵌入、互为条件，都兼具治标与治本的功能。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坚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更加注重协同发力，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清“蓝藻”和清“淤泥”双管齐下，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要以保持高压震慑强化不敢腐，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继续起底清理，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问题，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着重查处“关键少数”、年轻干部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跨境腐败案件查办力度，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创新手段方式，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以加强监督制约强化不能腐，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协助党中央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深入落实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制权。以深化廉洁教育强化不想腐，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升廉洁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塑造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廉洁奉公的政德修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以完善体制机制促进一体推进，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制，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使用。

强化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整治维护群众利益，赢得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2026年是三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必须更好贯通各方责任、压实重点任务，加大力度、提高质效、形成机制，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部署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抓好整治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入整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研究制定常态化开展整治工作意见，形成长效机制。推动县级主战场持续深化整治工作，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提升基层监督能力。

强化政治巡视，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精准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更好发挥巡视综合监督作用。要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组织开展二十届中央第七轮、第八轮巡视。深化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加强对省区市巡视、中央单位内部巡视、对村巡察工作指导督导。统筹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推动有效解决问题。

强化铁军意识，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打铁必须自身硬。新的形势任务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政策水平、纪法素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持之以恒抓实自身建设，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作为系统工程长期抓下去，确保自身正、自身廉、自身硬。要巩固拓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成果，再集中抓两年，努力取得更大成效。铸牢绝对忠诚，突出政治教育、党性教育，做到政治过硬。深化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分级分类开展全员培训，强化实战练兵、以干带训，做到能力过硬。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监督执纪执法标准化建设，协助党中央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做到作风过硬。永葆敬畏之心，完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和管理监督体系，主动接受监督，坚决防治“灯下黑”，做到廉洁过硬。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纪检监察机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贡献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贡献

桑明旭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如何正确把握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与文化的互融共促作用，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与文化的互融共促作用作出了科学系统的论述。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以苏杭地区为例，强调“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丰沃土壤，深化了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规律的认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回顾历史，18世纪中后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劲动力，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然而，西方开启的现代化在发展中却呈现出两副面孔，一面是物质丰裕、财富积累，另一面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资本逻辑的泛滥导致对“物”的追求超过了对“人”的关怀。与之相应，基于西方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将全面的、真实的、有着多向度需求的人简化为片面的、完全理性的、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特别是在“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传统，基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构建起一套以数学模型来分析和推演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抽象的市场均衡和个体最优问题，而不是对价值、正义、幸福等问题的追问。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和应对贫富两极分化、生态危机、精神贫乏等系统性、结构性挑战时，显得捉襟见肘。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一缺陷，不少学者进行了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等人指出，经济学科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变为资源配置中的冷酷逻辑，人性深度和丰富度的损失是最显著的代价。现代经济学不再是研究人类的学科，已经失去了根基，偏离了经济现状。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将人的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以辩证全面平衡的观点统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创新文化表现形态、推动文化与其他经济业态深度融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实践证明，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工作，充分发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促进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向好齐头并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法。

近年来，多地结合资源禀赋，不断促进传统风貌、现代业态与市民生活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融入街区、植入景点，让沉淀的历史记忆真正“活”起来，持续为城市注入人文温度与经济活力。图为2026年1月2日，游客在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游玩。 人民图片 张锋/摄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正面临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难题。造成当今世界发展困境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循“物的逻辑”的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已经行不通了。构建新的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已经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面对日益突出的发展问题，近年来让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回归经济学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文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揭示了人文精神、人文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深厚人文底蕴，为当今世界应对发展困境，携手推进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二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就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发展及其内在关系的认识。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倡导促进人文与经济交融互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

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人所创造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理应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不是物。然而正如西方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物的现代化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也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经济学，“见物不见人”是其显著特点。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一旦局限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最终也会损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果忽视经济活动的人文维度和伦理价值，那么经济理论也就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经济发展中如何认识“人”的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强调经济发展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追求，这必将有力推动经济学的“人文回归”。

物质丰裕后，人们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是否会提高？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反复探讨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展望100年后的人类社会时这样认为，当我们达到了那个经济富裕的境地时，传统品质中某些最确切不移的原则，就可以重新获得真正重视；那时将不再有本末倒置的现象，将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所争的将不在于是否有用，而在于是否善良。现实却大相径庭。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价值观扭曲、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的问题却日益凸显。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强调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观，强调物质文明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精神文明助力，而精神文明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有效地破解了经济发展的“人文悖论”。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的行为又深受文化的影响。如何认识文化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极高的组织效能”、“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现实中也可以发现，文化很发达的苏杭等地区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精益求精、诚实守信、开放进取、合作共赢等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把人当作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最具能动性、最具创造性的主体要素，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从而激发先进文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近年来，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三维声场等前沿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改变了文化体验的单向性，构建起可参与、可感知、可回味的文化场域。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全域行浸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远征》集合最新科技手段，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图为2025年11月15日，演员在进行《红飘带·伟大远征》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典型业态，文化产业是人文经济学的实践载体。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能耗等特点，具有创新性强、融合性强、可塑性强等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是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有效措施。同时，高水平的文化产业能够活化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文化传承和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我国人口规模巨大，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具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条件。2024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6209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1%，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倡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的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

“十五五”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时代命题，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的内在逻辑，为激发文化资源新活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充分挖掘人文资源，激活文脉，释放文化潜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近年来，我国人文经济学研究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见解，但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亟须进一步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新时代条件下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让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讲信修睦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入人文经济学。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样本，梳理概括典型经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将中国经济之路、中国经济之治提炼为中国经济之理，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要树立正确发展观，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要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推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锚定高质量发展新坐标，发挥文化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推进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进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在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既是文化赋能经济的生动体现，也有助于以经济发展助推文化繁荣。“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历史经验看，这个阶段正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策支持，用好科技支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着力推进文旅融合，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升文化产业的活力和效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搭建普惠性公共文化平台，营造优质人文环境滋润和孵化文化产业。要坚持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相促进，通过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双轮驱动，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将大地上的遗产、古籍里的文字、博物馆里的文物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分享的现代居民体验对象。要坚持传承发展和保护利用相统一，让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增色不失色，在创新发展中固本不失本，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赋能美好生活的持久力量。

作者：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特聘教授

求是专访 | 怎么看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

求是专访

怎么看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

——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求是》杂志记者 陈有勇

编者按：近期，2025年中国经济年报出炉，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5%，国民经济顶住多重压力挑战，圆满完成主要预期目标，发展向新向优。对此，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进行了专访，分析2025年经济运行情况，解读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等热点问题，展望我国经济发展态势。

记者：2025年我国圆满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首先想请您谈谈对全年经济运行情况的看法。

新闻发言人：回看2025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预期目标很不容易，也很不平凡。这一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顶住多重压力向新向优稳步发展，交出了鼓舞人心的亮丽答卷。总体来看，有三个特点尤为鲜明。

第一，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2025年，我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锤炼了顶风抗雨的能力，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140万亿元新台阶，5%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前列。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货物贸易规模首超45万亿元，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这些数据客观清晰展现了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态势平稳向好。

第二，高质量发展成色十足。2025年，我国在复杂环境下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经济向新而行、向优发展的特征愈发明显。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捷报频传，产业结构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升至17.1%。绿色转型成效突出，“开绿车、用绿电”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显现。国际贸易合作更加多元，高水平对外开放迈出重要步伐。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401879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第三，应变克难韧性彰显。2025年，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国际经贸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影响着国内发展；国内转型升级阵痛显现，稳经济惠民生任务艰巨。面对前行中的风浪和挑战，我国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对内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推进“两重”建设，着力稳就业稳经济。对外我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积极拓市场扩合作，经贸“朋友圈”不断深化拓展。一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达30%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

记者：刚刚您提到“向新向优”是2025年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能否请您展开谈谈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突出表现？

新闻发言人：2025年，面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成绩单，集中体现在发展动能持续向“新”、发展质量持续向“优”。

动能向“新”方面，我国坚持依靠创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拓展制度型开放空间，不断为经济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一是新质生产力壮大发展新动能。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10，“上天入海”大国重器频频亮相，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芯片研发等领域创新硕果累累。二是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初步测算，2025年我国单位GDP能耗降幅超5%。能源转型跑出中国速度，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亿千瓦，稳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三是高水平开放拓宽发展新空间。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比重升至51.9%，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制度型开放不断扩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再优化，带动“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质量向“优”方面，我国坚持调结构利长远、惠民生固根基、护安全守底线，促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发展实绩更有温度。一是经济结构向优调整。2025年内需主动力作用凸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七成，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超五成，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巩固。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67.8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缩小至2.31，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有效发挥。二是民生改善扎实有力。2025年，聚焦就业、住房、养老、育幼等重点领域推出了一揽子惠民举措，民生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生育支持政策不断优化，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费教育等政策相继实施，让千家万户有实打实的获得感。三是安全保障有力有效。粮食年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能源供应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达48.3亿吨，发电量近10万亿千瓦时，原油连续4年稳产2亿吨以上，天然气连续9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

记者：您提到2025年内需主动力作用凸显。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那么，您如何看待2025年我国消费的表现和今年的发展前景？

新闻发言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作为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国内市场、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环节，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继续发挥，消费市场呈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动能向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市场销售规模跃上新台阶。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如果算上服务零售额，零售市场的规模会更大。得益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7.3%、14.6%、11%，带动更加便捷环保、耐用实用的消费品不断进入居民生活。

二是服务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服务消费具有可重复性强、乘数效应高等特点，逐渐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烟火日常到山水休闲，从线下沉浸到线上体验，多样化服务需求正在不断释放。2025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5.5%，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居民消费看，2025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体现出居民消费持续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服务消费并重转变。

三是新型消费活力日益增强。2025年，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消费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市场中一道道鲜活风景线。线上消费较快增长，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8.6%，直播交易额、即时零售交易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绿色消费日益普及，汽车以旧换新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60%，家电换新中一级能效（水效）产品占比超90%。网络问诊、在线培训等新型服务发展活跃，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也在不断拓展消费市场增长新空间。

当前，扩大消费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制约，但支撑消费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有14亿多人口和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很大，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偏好日益凸显。同时，新技术、新场景正在加快融合赋能，将从供给升级、需求牵引、场景拓展等多维度激发消费新热点、打开增长新空间。今年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将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

记者：民生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请您结合经济政策实践谈谈过去一年我国在改善民生方面有哪些进展？

新闻发言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5年，我国紧盯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保障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

稳住就业基本盘，民生之本有效夯实。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稳就业摆在“四稳”之首，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加强对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对稳定就业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低于5.5%左右的预期控制目标；其中占城镇劳动力总量比重近八成的30—59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明显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经济运行平稳、就业形势稳定加上各项惠民政策持续发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与经济增长同步。

织密社会保障网，民生兜底水平提升。低保等基本生活救助和惠民利民政策进一步落地落实，加力确保弱有所扶、残有所助、老有所养，民生兜底保障水平提升。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5.7%，包含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活补贴、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等在内的从政府获得的其他各类转移收入较快增长。社会保障继续扩面提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

深耕社会事业田，公共服务不断优化。2025年，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民生事业都取得积极进展。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升，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文化惠民成效明显，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服务体系日益健全，让更加优质文化资源走进寻常百姓家。群众体育蓬勃开展，场地设施加快建设。社会医疗、养老育幼等服务不断提质扩容，适老化改造稳步推进，“一老一小”服务保障网更趋完善。

记者：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同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您怎么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未来走势？

新闻发言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一些老问题、新挑战。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变数仍多；从内部看，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企业增利、居民增收面临一些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对于问题和挑战，我们要客观辩证看待，不畏惧、不回避。要看到，这些大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转型中的阵痛，是前进道路上绕不开、躲不过的，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克服和解决的。同时更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发展基础看，经济硬实力不断壮大。“十四五”时期我国直面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一路爬坡过坎、成长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经济年均增长5.4%，增量超过36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超过34万亿元，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服务业增加值超过80万亿元，网络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覆盖最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支撑。

2025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10。图为2025年11月15日拍摄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现场。作为我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高交会是中国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创新驱动赋能高质量发展实践的生动展示。 新华社记者 王丰/摄

从发展动能看，创新驱动力有效提升。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一些传统行业发展有所放缓，但新兴动能积蓄壮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2025年，平均每天有4.5万辆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超过5亿件快递包裹通达千家万户，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继续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提速，人形机器人从“舞台明星”变身为“车间工匠”，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现实图景。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具备了将创新成果从“书架”推上“货架”的全链条全场景的优势。还拥有24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

从改革推动看，改革牵引力稳步增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接力部署，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正在逐步落地，制度红利有望不断转化为发展实效。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实施，制度型开放“含金量”持续提升。

从宏观政策看，政策支撑力继续显现。有力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支撑。202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狠抓重点工程项目落地实施。从近期情况看，生产、价格、预期等领域也呈现积极变化，为今年经济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勤劳肯干的人民群众，有广大敢闯敢拼的优秀企业家，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曾秀琼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新形势下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一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持续变迁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最基本的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农村人口在县域内实现职业非农化、生活市民化、权益完整化，并完成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向大中城市迁移集中，流动方向集中和流动规模巨大成为显著特征，每年都出现蔚为壮观的“春运”和“民工潮”。人口主要由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流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主要流入地。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其中约有2.5亿人生活在城镇但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规模庞大的流动群体获得了相对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成为推动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方面的挑战，以及流出地老龄化、空心化等方面的问题。‌‌

随着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的崛起和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11年前后我国农民工流动呈现新的变化，省内务工农民工人数首次超过跨省人数，占比达52.9%，改变了多年来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比重大于省内的格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人口流动新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针对异地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部署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随着产业梯度转移与返乡创业兴起，加之与大城市相比县城生活成本低的优势越发突出，农民工外出半径不断缩小，县内就业占比持续上升，就地就近转移成为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增长超30%。县城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多年来，浙江嘉兴持之以恒实施“千万工程”，人居环境“大变样”、乡村产业“大转型”、城乡发展“大融合”，绘就了一幅生态美、产业美、生活美的新画卷。图为2025年11月18日，空中俯瞰嘉兴余新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近年来，作为“城尾乡头”的县城在协调工农城乡关系中的“战略支点、关键枢纽和基本单元”作用更加突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日益彰显，不仅是对异地城镇化的补充和优化，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影响力。一是有效缓解“大城市病”。为庞大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除大城市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能够有效减轻超出承载能力的人口大规模扩张给大城市带来的资源、环境、交通和社会治理各方面压力。比如，随着成渝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实施，2024年川渝人口净流入近30万，流入规模与东部地区沿海省份相当，有效分担了东部地区巨量人口流入的压力。二是有效降低社会成本。通过促进县域产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吸引转移人口回流创业就业，能够有效破解过去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后引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以及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攀升、社会关系不稳定等社会问题。三是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通过推动资源要素下沉到县域和乡镇，实施取消城市落户限制、放宽落户条件等政策措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流得进、扎得下根；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金、技术等流向农业和农村，能够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一体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在激活县域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乡土文化，农民不必像异地城镇化那样远走他乡，能够更好地维持其熟悉的乡土社会网络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二

当前，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这一进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或人口学问题，而是日益成为一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民不用背井离乡也能成为城里人并过上城里人生活”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一进程中，虽然各地自身条件不同、实践路径不同，却普遍呈现出“产、城、人、文、网”和谐共生，“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城市特征。

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从“物理聚集”到“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转变。这样既能够推动人口向县城、中心镇或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又能够避免“摊大饼”式的无序蔓延。近年来，很多地方致力于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着力构建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城市与城镇功能错位、分工协作的县域城镇化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系中，以县城和中心镇为核心节点，提供高水平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商业服务；以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为链路，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城乡间高效流通，使得居住在乡村腹地的居民也能够较好享有龙头县城和节点镇的服务功能，推动城市群、都市圈成为一个同城化的有机整体。如福建晋江通过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其成为吸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主阵地，又依托强大实体经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大力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形成“全市一城、城乡共荣”的良好格局。

在产业维度上，实现从“单一就业”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式集群”转变。这是在发展本地产业、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的同时，避免企业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人员零散就业的好办法。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生产—加工—服务”一体化的产业生态，通过精深加工、品牌塑造、电子商务等环节将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进而改变乡村仅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角色，逐步形成“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产、产城融合”的格局，使农民能够实现“职业非农化”而不只是“身份进城”。如浙江义乌、江苏睢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带动就业增长吸引农民就地转化。浙江杭州云栖小镇招引阿里巴巴和航天科技等企业入驻，转型成为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郁、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吸引大量新杭州人安居乐业。

福建晋江通过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其成为吸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主阵地，又依托强大实体经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大力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形成“全市一城、城乡共荣”的良好格局。图为2025年9月12日，晋江一家体育器材工厂的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组装跑步机。 新华社发 连静毅/摄

在人口维度上，实现从“身份改变”到“完全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重点不是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籍，而是要从“管理人口”转向“服务人口、发展人口”，通过权益与能力的赋能推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度。一方面，以户籍改革打开“城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城权”，以权益保障促进“城融”，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完整享有附着在城镇户籍之上的居民权益和公共服务，促进乡村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和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与城镇标准逐步接轨，实现城乡“软件”一体化更加公平和可感可及。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等方式，大力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其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或创业者，全面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由“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转变。

在社会和文化维度上，实现从“分隔或简单代替”到“在融合中现代化”转变。社会维度上，既可以解决“空心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又能够较好保留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缘关系、邻里关系、乡土认同等，避免异地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关系“断裂”和“原子化”。文化维度上，既能够赓续城市崇德向善文脉和乡村敦厚淳朴民风，又能够促进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交流融合、双向赋能、互补共生，催生出一种兼具乡土温情与现代活力的现代性乡土文化，更好地留住乡愁。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对抗战文化、古镇文化、建筑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业态升级，打造以文化旅游为引擎的特色小镇，吸引大量游客、留住当地居民，从一个普通乡镇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生活便利的文化旅游名镇。

在治理维度上，实现从“管理”到“多元协同治理”转变。社会治理一头连着社会的长治久安，一头连着百姓的生活冷暖。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中的社会治理，不仅要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更要实现治理格局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既要有政府主导、规划引领，更要有各种社会主体同心协力、深度参与，形成政府、市场、企业、村集体、合作社、村民、市民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行政村向现代社区和网格化转变，充分运用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治理手段，积极应对人口要素集聚后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和治理挑战。

三

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九成，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各个地区县城差异极大。不同县城所在的区域城镇化率不同，城乡融合的程度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不同县城的人口、资源、区位、产业等条件都不一样，发展目标和要求也大有不同。比如，对于人口长期流失的县城，要结合其发展态势和整体规划，盘活存量、提质增效，严控盲目扩张，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有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如何因“县”制宜、合理确定不同县城的城镇化建设路径，必须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分类推进。

要全面梳理对标国家规划和政策导向，结合县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主体功能定位等，综合分析研判，精准确定哪些是大城市周边县城、哪些是专业功能县城、哪些是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哪些是重点生态功能县城。县城类型确定以后，各地应明确主攻方向，聚焦每一类县城的发展重点，在差异化发展上做文章。研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设施建设、要素保障策略，瞄准不同类别县城发展定位需求精准“滴灌”，避免“一刀切”。通过规划引领、项目支撑、要素保障和机制创新等举措确保分类发展策略落地落实。

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融”。发挥“近城”优势，服务和融入邻近大城市，强化同城效应与产业协同，走好“同城化发展”之路，建设卫星城。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等与中心城市互联互通；推进产业与中心城市深度互补，精准承接中心城市产业链的特定环节，发展配套制造业、仓储物流和后台服务等，避免同质化竞争；积极承接中心城市外溢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发挥“连乡”作用，带动乡村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覆盖；促进县域产业合理布局，拓展要素流动渠道，提升对区域尤其是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

具有特定专业功能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专”。依托自身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和专业特色，持续做特做优做强，走好特色产业集群化与品牌化发展之路，不断强化专业功能，建设特色县。突出发展“一县一业”，集中资源培育一两个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避免“小而全”，做到“小而专、专而精”；延伸产业链条，围绕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发展壮大链主企业，构建专业化集群式产业格局；打造专业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专业市场和技术创新中心。

位于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链”。围绕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稳定目标，走好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增值之路，建强农业县。发展精深加工，大幅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强化服务功能集聚，发展农业科技、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集聚规模和效应；促进三产融合，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高质量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分布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走好创新生态产业价值实现之路，建设生态县。发展适宜产业，在严格保护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完善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纵向补偿、拓展横向补偿、深化市场补偿，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价值导向；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市场化赋能品牌打造，构建生态乡村休闲旅游模式，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运用数字平台等技术赋能实现生态数据实时采集与智能合约自动执行降低生态产品交易成本；有序承接人口，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推动生态超载地区人口逐步有序转移。

作者：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深度调研 | ​科技创新：企业如何“唱主角”

深度调研

科技创新：企业如何“唱主角”

——来自安徽企业一线的调研

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联合调研组

安徽，一个曾经的传统农业大省，近年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钢铁、有色、建材等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带动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11位，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全国第5位，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每一次来都看到新的飞跃、新的发展”。安徽之所以勇立科技创新潮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近九成省级以上的创新平台由企业牵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安徽企业是如何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政府又是如何有效赋能，推动企业“唱主角”、“挑大梁”的？近期，求是杂志社政治评论部、安徽日报社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江淮大地，探寻企业向新而行、主动作为的动力源泉。

一、科技创新，“主角”何以是企业？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科技发展规律表明，事关产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重大关键技术往往由企业担纲完成，企业的主体地位无可替代。在安徽，近年来涌现了8000多家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与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逐渐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科技企业发展格局，成为创新生态的“主力军团”。那么，在安徽科技创新大潮中，企业都做了什么呢？

重大科技攻关，企业当先锋、打头阵，架起基础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桥梁。重大科技项目周期长、投入大，往往还涉及复杂工程问题，而企业对市场敏感，具备产业化经验和工程团队，能够整合资本、生产线、供应链等资源，助力科技攻关的各个阶段“沿途下蛋”，并迅速孵化、走向市场。调研组在安徽了解到，很多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积极承担科技攻关任务，不断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比如在量子科技方面，“祖冲之三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参与研制的企业——国盾量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其控股股东中电信量子集团通过平台开放、合作研发、应用孵化等方式，连接科研机构、行业用户与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业生态。“企业既是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连接器’，也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力的‘助推器’。”中电信量子集团科技创新与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张剑霄介绍，企业基于领先的量子计算芯片，研制出天衍—504、天衍—287量子计算机，推出全球首个具备量子优越性能力的“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推动量子技术从“高端概念”加速向“实用工具”转变。在领军企业的牵引下，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0余家。不仅是量子产业，安徽依托2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批大科学装置，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其中很多源头技术都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攻坚，带动了更多企业在细分领域实现新突破。“我们的产品就是大科学装置产下的一枚‘金蛋’”，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海庆介绍，依托“人造太阳”聚变装置上的一项诊断技术，公司研制出安检成像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高铁、地铁等场景，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2025年11月20日，2025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以“百年量子·智启未来”为主题，集聚多方力量，共促量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图为当日大会展出现场。 人民图片 刘玉才/摄

区域竞争位势，企业带动提升，以硬核科技重塑发展格局。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最重要的是拥有关键核心技术，激活资源禀赋、提升竞争位势，进而成为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与“黏合剂”。以奇瑞为例，2025年共出口汽车134万辆，同比增长17.4%，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企业发展和市场优势基于牢固的底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关键核心技术。”奇瑞集团董事长尹同跃介绍。依托“瑶光实验室”与“开阳实验室”两大汇集全球资源的实验室体系，奇瑞不断锻造汽车技术硬实力。多年的技术积淀，支撑奇瑞成为我国自主品牌汽车“走出去”的佼佼者，助力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再看被业内称为“人工智能国家队”的科大讯飞。“AI竞争是一场马拉松，只有核心技术自主，才能在决赛中领先。”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介绍，企业在智能语音、行业AI应用、算力底座三大领域实现全面突破，还联合行业龙头发布了20多个行业大模型，覆盖300多个应用场景，推动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带动安徽加快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高地。

产业提质增效，企业主导驱动，推动向新向优向强发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带动产业向新求质、向优升级。作为老工业城市，蚌埠在新材料领域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以下简称中研院）就是在此扎根的龙头企业之一。“我们立足科技前沿、产业前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研院院长彭寿介绍，企业持续突破“卡脖子”技术，研发出30微米超薄柔性玻璃、高世代显示玻璃、发电玻璃等全球领先的新材料，推动蚌埠加快打造全国玻璃新材料产业基地，构建“硅砂原料—基材研制—高端加工—终端应用”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在传统产业领域，安徽企业也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重塑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我们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水泥、建材等产业转型升级。”海螺集团董事长杨军介绍，企业坚持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低碳转型，2018年投产行业首个智能工厂，2022年建成“云工”工业互联网，2025年4月联合华为发布行业首个“AI+水泥建材大模型”，已在质量管控、生产优化等40余个场景落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智慧新引擎。

创新创业人才，企业引育留用，增强可持续发展源动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激活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调研组在安徽了解到，很多企业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实施精准引才方案，加强人才体系化培养，促进人才与企业共同发展。“这里有与我研究方向匹配的事业，有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舞台。”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柯玉超介绍，2016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宁国市加入中鼎集团。得益于公司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他逐步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带领团队攻克了多个重点课题，申请专利20余项。聚才汇智激发了创新动能，中鼎集团从乡镇企业起步，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320亿元的汽车零部件行业龙头。为解决人才储备需求，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光伏班”，“订单式”培养人才。几年来，60余家滁州企业与13所院校联合开设了多种“定制班”，培养技能人才3200多名。正是看到企业在科技人才“引育留用”上的重要作用，安徽持续优化政策体系，将产业链入库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等纳入重点支持范围，提供人才政策保障，努力形成“企业聚人才，人才兴企业”的良性循环。截至2025年末，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80万人。

二、如何为“主角”搭建舞台？

企业唱“主角”，需要搭“舞台”。作为创新生态的培育者，政府部门尽心尽力“铺路子、架梯子、搭台子”，企业就能心无旁骛地深耕创新沃土，勇闯广阔市场。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安徽做对了什么？

一是推进制度创新，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能转”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往往涉及国有资产转让、增持、退出等环节，这让科研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盈利了，国有资产收益如何分配？万一出现损失，谁来担责？科技成果转化难，很多时候就是卡在这些环节，让科研人员产生畏难情绪。为此，2022年安徽启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采取“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科研团队获得单位让渡的所有权后，可自主决策成立企业。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魏宇学团队向学校提出申请后，一项在实验室孕育了18年的成果评估价值为500万元，其中学校占20%、团队占80%，他们据此增资入股成立合肥垒行科技有限公司。两年多来，垒行科技已同3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催化剂、热管理材料研发。这项改革已在安徽106家科研单位推开，累计赋权职务科技成果2153项，估值逾9亿元，成立或入股企业148家。

二是着力搭建平台，破解创新链条“联不动、动不了”的问题。近年来，各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优质成果在实验室“沉睡”。“由于缺乏中试验证平台和工程化能力，很多实验室成果难以进入产业化环节。”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平台建设部科研项目主管李中原介绍，中试作为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能够验证技术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并为商业化应用做好准备。据统计，未进行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仅为30%，而中试后可达80%。为疏通这一“梗阻”，2022年6月安徽启动“中试孵化扩容专项行动”，支持企业、高校院所、专业机构建设一批行业共享的中试基地。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是安徽首批中试基地，诸如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在这里中试验证和技术优化，使企业科研成果的成熟度显著增强，技术价值快速跃升。截至目前，安徽已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基地等重点科研平台3800多个，有力促进了资源聚合、协同创新。

三是坚持长效投入，破解科创企业资金“融不到、续不上”的问题。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轻资产”等特征，与传统信贷模式不适配。比如，科创企业拥有软件、专利等无形资产，而银行更看重房产、设备等抵押物，这就导致不少科创企业面临“缺钱、愁钱”的问题。安徽以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为抓手，探索推行“政府引导+产业协同+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导金融资源投向科创领域，持续“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2024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532.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1%。组建规模20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和1000亿元的国资“6+1”基金（6只母基金+1只战略直投基金），构建起“产业全覆盖+阶段全周期”的基金矩阵。京东方落户合肥，就是“用资本撬动产业生态”的重要成果。2008年，为引入京东方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合肥“以投带引”、出资30亿元，而当年全市财政收入仅301亿元。10多年来，京东方在合肥的投资额超1000亿元，带动100多家配套企业集聚，建成全球最大显示屏基地之一。安徽还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的“共同成长计划”，搭建金融共享合作平台，推出初创期“信用贷”、成长期“接力贷”、成熟期“并购贷”，以及“积分贷”、“科技转化贷”等产品，累计为1.55万户企业发放贷款超2100亿元。截至2025年9月末，安徽科技贷款余额1.7万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贷款达8578亿元。

四是不断优化环境，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跑”的问题。一些地方的科创企业反映，政务服务仍不同程度存在政策透明度不足、跨部门协同不够、办事流程繁琐冗长等问题，不仅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耽误产品上市进度。比如，企业在办理上市、融资、招投标等事项时，需要跑多个部门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针对此类堵点痛点，安徽相继推出了800多项营商环境提升举措。比如，推行“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企业自行线上开具，可代替40多个部门的证明。2023年3月以来，全省累计提供信用报告下载31.64万份，替代无违法违规证明630万余份，大大提升了企业办事效率。再比如“免申即享”，由政府部门通过数据比对、系统推送等方式发起，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资金或服务便直接兑现。两年多来，该平台已覆盖财政资金兑付、税收优惠等领域，兑付财政资金218.3亿元，惠及企业4.5万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激发了创新活力。

创立于2016年的长鑫存储，是一家总部位于安徽的一体化存储器制造公司。图为2025年11月25日，在第22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长鑫存储公司展示的第五代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5）最新系列产品。 视觉中国供图

三、安徽的探索实践有哪些启示？

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企业科技投入、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等大幅增长。但同时，企业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不平衡，在创新资源配置、创新链条协同、成果转化效能、创新人才引育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围绕通过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保持发展优势，安徽省委创办“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紧盯世界科技最前沿，搭建科学家、企业家深度沟通的平台和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融通的桥梁，提出“创新47问”，以引导全省上下深化创新，其中有16个问题聚焦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如“如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路径”、“如何持续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供给”等，各市党委和政府及省直职能部门则结合实际作答，提出行动方案，持续营造适宜的创新生态。安徽的探索和实践表明，只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勇于改革攻坚，就能逐步破除难题，有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坚持区域优势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安徽把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放在首位，全力保障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建设，承接、集聚各种创新资源，并与自身产业基础、科教资源等精准嫁接，因地制宜组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数据空间、环境五大研究院，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逐步形成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比如，合肥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发展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芜湖借势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主攻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滁州主动融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造电子信息、光伏等产业；蚌埠抢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形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国家战略平台+区域特色产业”双轮驱动，促进了产业协同和错位发展，激发了区域创新潜能。

二是坚持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过程。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能够更快地感知和响应市场需求，在把握技术发展方向上具有独特优势。破解科研成果供需错位，关键在于让“企业出题、联合答题、市场阅卷”。为营造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生态，安徽持续推动科研项目立项、组织实施、成果评价、科技人员激励、平台建设、科技投入等改革，组建高新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咨询委员会，吸纳企业专家加入，并且明确规定，重大科技攻关需求和项目评审专家至少50%来自企业，80%以上的科技攻关项目、项目资金、研发经费由企业牵头，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了创新资源精准流向产业急需处。

三是坚持梯度培育与链式协同互促共进。科技创新既要靠“尖刀连”打攻坚战，也要靠“大兵团”打整体战。从雏鹰企业，到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各梯队企业对创新资源的需求不同、在创新链上的作用不同，需分类施策、梯度培育。安徽分别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科技企业上市培育、独角兽企业培育等专项行动，“一企一策”落实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同时，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行动，做大做强科技企业队伍。安徽还坚持“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径，建立领军企业牵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共同参与的协同攻关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推动科技领军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和转化支持，促进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带动一批新兴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四是坚持引才育才与共享共用并举并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拥有一流创新人才，就拥有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安徽坚持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出台配套人才政策，授权企业自主设岗、自主引才、自主评价、自主定薪，以平台吸引人才，以人才提升平台。加强科教产协同，打破校企、地域之间壁垒，将企业需求、科技资源、实践场景等融入人才培养全链条，推进人才平台共享共用。创新“人才飞地”模式，鼓励高端人才跨地区、跨单位工作，企业成为人才“蓄水池”，促进人才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

执笔：陈亦琳 王弘毅

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强世功 张 敏

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必须有一套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指明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它既要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在其演变进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又要将民族问题置于所处的经济社会总问题中，揭示民族因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引发的现实问题；既要深入阐明中华民族“既久且大”的文明根基，又要比较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从实际出发阐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学科，民族学致力于回应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及其治理需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结构性转型。一方面，随着超地域的基督教普遍主义秩序解体，西方诸民族基于语言和文化要素形成初步的地域认同，并在主权国家确立过程中孕育出民族国家，从而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政治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海外殖民扩张的推进，欧洲社会对所谓“原始社会”与“土著文化”的研究需求不断增强，并将其纳入殖民统治和全球扩张的知识体系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逐步建构起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秩序，将以“民族”形态呈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塑造为“文明”，而将非西方世界以“族群”形态存在的土著群体视作“野蛮”他者。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建构起一种从原始社会迈向西方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历史叙事框架，由此形成西方民族学的两种研究路径：一方面是政治学路径，即运用政治学理论范式来研究文明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问题，发展出民族主义理论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学路径，即采用“整体视角”对原始族群的体质特征、亲属制度、生计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图景进行系统性描绘。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民族学日渐对应于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致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人类学。

我国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图为2025年9月24日拍摄的北京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刘新武/摄

西方民族学的这两种研究路径分属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同。这两种路径自进入中国就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面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强调在“新民”基础上展开现代国家建设。此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着眼于建设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回应如何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民族学逐渐聚焦于边疆和少数族群研究，这些边疆少数族群也被称为“民族”。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族群的ethnology进入中国之初被译为“人种学”或“民种学”。1926年，蔡元培将其改译为“民族学”。从此我国学科建制上的“民族学”就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

然而，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在其早期主要关注“无文字”或“无历史”的“原始”族群，传入中国后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便融入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此，我国民族学不断推动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路径。在开展经验观察的同时引入历史研究视角，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复杂迁徙流变状况，以及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逐步形成以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为核心的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民族学者响应国家号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基础性工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以“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历史上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在此背景下，注重微观、静态的单一民族考察的民族学研究，已难以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

首先，从学科定位看，我国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较多借鉴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对“民族”的理解多从“族群”层面展开，而对政治学视角下有关“国家民族”的研究关注相对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重心更多落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层面，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仍有待加强。由此，在一段时期内，民族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呈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当代生活样貌，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共同性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对于不同民族更好融入统一国家形态的整合机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也有待深化。

这种学科定位还造成“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相互割裂。同样源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被视为民族学的研究内容，纳入基础教材体系之中，而关于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族以及民族融合等论述则被划归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至于引发“民族学”要不要研究“民族理论”的问题。这种学科划分实际上基于一种假定，即惟有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体系才能被认定为“学”或“学科”，而“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则被视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理论或政策研究，缺乏应有的学科身份和学术地位。这也引发民族学内部关于“小民族学”与“大民族学”的分歧和争论，影响到我国民族学的自主发展和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建构。

其次，从研究方法看，当前民族学多侧重从微观视角来研究民族文化，强调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来辨识族群文化差异、解读族群的生活风貌。这种研究方法强调族群的文化特性，容易突出族群的差异性，忽略从国家结构、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等宏观视角把握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性，难以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演变规律。这种强调差异性的民族学研究范式一旦与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研究结合起来，极易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肢解为各民族相互割裂的历史，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再次，从理论范式看，我国民族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受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影响，往往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论证西方命题，既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又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理论建设而言，有必要进一步从中国实践与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推动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西方民族学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当前，西方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族群撕裂、民族分裂和民族冲突等问题，与西方民族学长期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和文化多元、族群多元理论不无关系。我国民族学研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反思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局限性，深入总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提炼中华文明中处理复杂民族关系、推进民族融合的经验和智慧。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阐释，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其中关于国家民族、民族融合等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清晰阐明在“两个结合”指导下，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三

如何将不同民族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是很多国家和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日趋凸显，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民族都面临“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新时代民族学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全面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图为2025年4月22日，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 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指导思想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展开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和学理转化，为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不仅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民族学学科守正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石。新时代民族学首先要对西方民族学的学科传统、理论假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进行“起底式反思”。在此基础上，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对我国的民族学进行“系统性重构”。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民族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重大理论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使之成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支撑。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为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念深化了对国家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认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揭示了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现实机制；“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出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科学路径；等等。通过将民族学置于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加以重构，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必将成长为一门能够解释实践进而指导实践的重要学科，更好发挥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

学科定位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自觉将学术研究融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大局，真正成为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的治国理政之学。必须打破学科边界的自我封闭，主动吸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推动学科优化与转型。坚持“大民族学”视野，围绕国家战略和时代课题，推动民族学在微观文化研究基础上向国家民族理论研究拓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基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既研究“国家民族”的构成原理，又研究构成“国家民族”的“各民族”的现实状况，从而探寻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内在规律，为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建议。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研究重点从对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静态描绘，转向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追踪，转向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命题的系统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宏大事业，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切实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民族工作的现实需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汲取理论观点和实践智慧，更好服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理论范式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在中西文明比较中为阐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奠定学理基础。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方法，从中华文明资源中生成概念、从中国社会现实中提炼理论，推动学科建设实现从依附到自主、从解释中国到引领世界的跨越，走出一条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要在知识体系上凸显文明根基，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内容作为核心线索，使基本概念、理论范式与知识框架根植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强化“以中国为本位”的学术立场。在理论表达上彰显中国特色，在阐释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国家建构等关键理论问题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干，吸纳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一统”、“天下观”等核心理念，推动二者的有机融通。在学术话语上持续强化自主创新，牢牢把握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在保持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同时，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

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

沈晓明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2025年9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条例》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养成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习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复杂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离不开多方面的能力锤炼与素质养成。其中，至少应把握以下几点。

站稳立场、把准方向的政治定力。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压舱石”，是确保工作不偏向、不走样的根基所在。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要求，筑牢政治忠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党中央同心同德。讲政治绝非空洞口号，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敢于亮剑，自觉抵制各类错误思潮，坚决同一切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处理复杂敏感问题时，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眼光，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将理论与实际相融合的能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需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准确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及其精神实质，也要将理论视角投向生动的现实，熟悉地方发展的现实基础、资源禀赋、风土人情，找准政策落地的切入点与结合点，把政策精神与地方实际有机融合，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做到既“接天线”又“接地气”，让思想引导有温度、政策落地有力度。

深刻敏锐的洞察能力。社会在快速发展，思想观念多元活跃，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备宏阔历史视野与战略思维，既要洞察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新手法、新特点，把握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态势；又要敏锐捕捉社会结构变化、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的思想观念新动向，感知青年学生、新就业形态人员等不同群体在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上的新变化，于纷繁现象中抓住本质、在众声喧哗中辨明主流。

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紧跟时代步伐，深入研究新形势下舆论传播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善用新媒体、新技术为思想政治工作赋能，注重做好话语转换、话语创新，将“大道理”融入“小故事”，把“文件语”转化为“家常话”，针对不同对象认知特点，实现“精准滴灌”。用“青言青语”与青年对话，以“乡音俚语”讲述政策变化，对重大事件、在关键节点及时发声引导，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互动，真正实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

二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在回应时代变化、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提升能力、创新工作思路方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党员、干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仍存在基本功不扎实、不到位的问题，影响工作的实际成效，亟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政治站位存在偏差，政治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党员、干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缺乏从政治高度审视、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善于从业务工作中研判政治动向、从日常现象中识别政治本质、从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有的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务虚的“软指标”，认为不如抓经济、上项目来得实在、易出政绩，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程度不足；有的全局观念欠缺，对“国之大者”心中无数，不能自觉将本职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有的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浅尝辄止，停留在表面，难以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有的对群众思想动态和社会现实缺乏深入了解，在面对群众思想困惑和认识偏差时，往往解释不清、引导不力，甚至选择逃避。

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不到位，精准施策能力仍有欠缺。部分党员、干部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及其内在规律认识不足，难以准确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并科学预测其发展趋势。对青少年群体在思维方式、话语习惯上呈现的网络时代特征缺乏深入研究，忽视其追求个性化表达与互动式体验的需求，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不足。对于思想观念多元、职业背景多样的新社会阶层，现有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特点、接受习惯、现实需求等不够匹配，尚未形成有效的分类引导和精准服务机制，工作覆盖面和实效性有待提升。

近年来，湖南以韶山为试点，打造“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图为2025年10月16日，“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班仪式在韶山市毛泽东广场举行。 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供图

方式方法缺乏创新，工作手段较为单一。部分党员、干部工作方法过时、言语生硬，习惯于开大会、念文件、讲套话，缺乏吸引力与感染力，难以激发情感共鸣与思想认同。有的与群众联系不够紧密，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对基层实情了解不多，对真实诉求把握不准，在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办法不多、效果不佳。在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场景、载体发生深刻变化，对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工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不少党员、干部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有的缺乏在网上进行引导和互动等技能，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网络传播环境；尽管很多单位已开设微信公众号、短视频账号等，但内容生产仍停留在“文字搬运”、“会议实录”层面，未能遵循网络传播规律进行创意转化和精准推送。有的在基层宣传阐释党的政策理论时，往往机械解读，不能紧密联系当地发展和群众身边事例进行生动转化，导致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上述问题集中反映出，部分党员、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深、时代性把握不准，在夯实基本功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切实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真正打牢履职尽责的能力根基。

三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应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打牢基本功要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担当。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充分运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等制度载体，通过个人自学、专题研讨、辅导报告等多种形式，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强化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自觉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将思想政治工作置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谋划推进，使其如盐化水般自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引导和政策解读，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干部群众的统一认识和自觉行动。

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关键在于一个“实”字。做思想政治工作绝非空泛的“坐而论道”，而是要结合工作与生活实际，认真倾听工作对象的诉求和建议，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看思想政治工作是否真正解决了思想困惑、回应了群众关切，尤其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想解决办法、多出硬招实招。聚焦关键环节，搞清楚“抓什么、谁来抓、怎么抓”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因认识模糊而产生的职责虚化与“两张皮”现象，注意拓展工作覆盖面，特别是要关注新兴领域和重点群体，切实消除工作中的“空白点”与“盲区”。着力补齐能力短板，善于贴近群众、运用群众语言和沟通技巧，把理论讲透、将道理说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重在融入日常、形成机制，要着力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避免运动式做法。巩固拓展基层阵地，建好用好各类平台载体，使其成为常态开展教育引导的坚实依托。加强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稳定性建设，完善保障激励措施，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能持续、见长效。

思想政治工作管不管用，关键在于方法是否对路、举措是否务实。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工作模式，思想政治工作必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依托本地文化传统、独特资源和发展优势，精准谋划工作内容和实施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近年来，湖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将思政教育与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紧密结合，策划推出“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把思政课堂搬进伟人故里，构建线上线下互动、校内校外联动、教学研学一体、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思政教育新模式，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传统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取得学生受教、家长满意、社会好评的显著成效。实践证明，因地制宜、创新方式方法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重要途径。

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研究不同群体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接受习惯与利益关切，精准把握其思想动态和心理特点。面对青年群体，应根据其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的特点，善用新媒体语境与互动式体验，在平等对话中将主流价值融入生动故事。面对干部职工，应紧扣其岗位职责与成长需求，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日常管理、能力提升与队伍建设的各环节，着力营造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面对基层群众，应更多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故事，激发情感共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面对新就业群体，应紧扣其职业特性与实际需求，坚持政治引领与服务凝聚并重，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业务场景，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和针对性，聚焦急难愁盼问题，打造党群综合服务矩阵，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职业伤害保障等服务，切实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要把握好时机和火候，培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善于在矛盾集中显现、社会普遍关注的特殊时刻，及时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例如，2024年7月湖南郴州资兴市遭受罕见严重自然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湖南省委、省政府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人员搜救、险情排查处置、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我们将抗洪抢险过程中涌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故事，转化为鲜活生动的思政教育资源，在当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中，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对当地抗洪救灾的支持，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引导广大学生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打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需要各级党组织切实扛起主体责任，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凝聚强大工作合力，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不断开创新局面。

作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文化中国 | 河洛文化：传承文脉谱新篇

文化中国

河洛文化：传承文脉谱新篇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览黄河而知中国，临河洛而知华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河洛文化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传兴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肇始于此，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一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一传说虽是远古先民对中华文明起源遥远的记忆，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黄河与洛河对于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性。河洛地区泛指黄河中游干流与其支流伊洛河交汇的地区，《史记·周本纪》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水陆相济、交通便利，成为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多种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地，由此形成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河洛文化。

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远在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左右，李家沟遗址呈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连续演变。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与贾湖遗址展现了早期农耕文化的成熟，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可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享有“中华第一笛”美誉，反映了贾湖先民精神生活的多姿多彩。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极大提高，庙底沟彩陶代表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发展的高峰，彩陶文化的传播遍及大半个中国，“花开中国”现象体现了大规模的文化整合。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的先民，开辟出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聚落，双槐树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也是5000多年文明史的具体写照。这里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具有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资料。

国家的出现，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夏商周三代都曾定都于河洛地区，在洛阳盆地，洛河两岸几十公里范围内，汇聚二里头夏都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等，故司马迁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历史上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往往是文化中心，以先进的礼仪制度、都城理念辐射四方。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遗址，集中体现了诸多重大创新，比如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殿遗址，呈现宫城居中、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布局，确立了“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都城选址制度，首创“建中立极”的宫廷礼仪，创制了独特、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等等。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明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当时社会已步入国家时代。

河洛文化造就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无法估价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珍宝。左上图为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可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享有“中华第一笛”美誉。右上图为殷墟博物馆展出的甲骨片，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成熟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左下图为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既有承袭自西周的器型、彰显楚地青铜造型的龙纹和虎形足，也汲取中原以北青铜器的鸟形饰风格，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结晶。右下图为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造像卢舍那大佛，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河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商代都城虽然几经迁移，活动中心仍在河洛地区，在都邑规划建设和政治体制创造等方面都比夏代更加成熟。偃师商城遗址有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城内有多处宫殿区。商朝后期殷墟遗址更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一百多年来已发现甲骨约16万片，以及青铜器、玉器、骨器与石器等大量文物。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记载商代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很高成就，比如用内外服制来统治广袤疆土的创举，对商政权的稳固有重大意义。再如殷商人以“上帝”为至上神的宗教信仰，是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重要源头。殷墟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成熟文字，此后汉字形体虽然多有变化，但是构成文字的核心元素一脉相承，是维系中华文化根脉接续的重要载体。

周代河洛地区依然是历史核心舞台和文化中心区。历史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确立以宗法制、分封制为核心的礼乐体系，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基础。反映周礼的文献主要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周礼》主要讲官制，《仪礼》、《礼记》讲朝聘、婚丧、祭祀、乡射和燕飨等多种礼制和周代典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职官设置、内政外交、亲族关系、宗教观念，以及宫室、车马、服饰、饮食等制度，贵族的社会生活情形等。周代的礼乐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礼乐规范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标准，也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实施教化的标准，成为人们都有义务遵守的制度。在文学方面，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王风》、《郑风》等国风，多产生于河洛地区，占十五国风中的半数以上。

由上可见，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华文明起源如满天星斗，诸多文化区在漫长演化过程中相互交流、彼此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河洛文化为重要核心、多层次向心凝聚的文明结构。夏商周时期河洛文化达到第一个高峰，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融合其他区域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逐步从多元走向一体。

二

从先秦到隋唐的一千多年中，河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相继在洛阳建都，或以洛阳为别都。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相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便利的交往交流交融条件，民族交流频繁带来了文化交流互鉴、吐故纳新，使得河洛文化拥有很强的融汇性与生命力。在这片神都奥区，繁华气象与历史厚重感交织，自然与人文景观辉映，太学、鸿都门学等学府林立，儒学与文艺并重。“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司马光的诗句，精准勾勒出洛阳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东汉经学兴盛，许慎著有《五经异义》10卷，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服虔通晓经学，著有《春秋左氏传解》、《汉书音训》等，应劭、郑众、周防、荀爽等亦有不少著作，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河洛地区经学的兴盛，与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密切相关。汉光武帝重建太学，洛阳太学有数万名“太学生”，汉灵帝时刊刻了“熹平石经”作为经学标准范本。《白虎通义》统合经学今古文分歧，推动了经学系统化发展，被称为传统社会的“法典”，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修之“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是各种学术思想形成、发展、融汇的重要地区。玄学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当时的名士就“贵无”与“崇有”、“名教”与“自然”、“形神”关系、“才性”关系等开展热烈争论。比如何晏、王弼等在洛阳探讨“本末有无”等形而上的问题，倡导“贵无”学说，提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主张为政要顺应自然，建立起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的诗文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魏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河洛文化发展注入更多异域元素和新鲜血液。佛家学说传兴于洛阳。公元1世纪，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国求取佛教经典，获得佛祖释迦牟尼图像和《四十二章经》。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至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佛寺就达1367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从北魏开始到隋唐达到开凿顶峰的龙门石窟，全面展示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影响、吸收扬弃，与华夏文化逐步融合，形成了中土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极大便利了物资流通，使东都洛阳跃升为漕运重地，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越发凸显，带动河洛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科举制度于隋代大业年间正式创立，唐代洛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武则天在此首创殿试、开武举，国家级科举考试——省试和吏部铨选考试、关试长期在洛阳举行。通过科举考试，隋唐河洛地区涌现了众多杰出政治家、诗人和散文家，呈现出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局面。韩愈重新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推动兴起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强调“文道合一”，“惟陈言之务去”，力矫风靡文坛300余年的六朝绮丽柔弱的文风，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这一时期，杜甫、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巨匠在文学创作方面挥洒才气，褚遂良、吴道子、郑虔等艺术大家竞相涌现，为河洛文化的繁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先秦至隋唐，“天下之中”的中原河洛地区不仅思想文化昌明，科技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比如，古荥发现的汉代冶铁竖炉代表了当时世界冶铁技术的高峰，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等等。从东汉洛阳城的“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到北魏时期“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以至“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贸易盛况，再到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万国衣冠聚，千门鼓乐来”，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和高地，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

三

五代以后特别是北宋时期，运河漕运枢纽由洛阳转移到汴梁（今开封），汴梁逐步取代洛阳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代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呈现了汴梁的繁华景象，“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北宋时期是理学的奠基阶段，河洛地区则是理学产生的“摇篮”。著名理学家邵雍、程颐、程颢都在这里著书立说，在继承以往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性理为核心的洛学。宋室南迁后，二程的弟子将洛学推广到南方，其中对洛学南传起重要作用的有杨时，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洛学通过学术交流、师徒传承等方式在南方传播发展，形成闽、湘、浙、赣、川等地方学派。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发展“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一套更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和主流思想，塑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宋代崇尚文治，都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河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由“雅”向“俗”转变，更加雅俗相济。琅琅上口的宋词成为文学新高峰，当时欧阳修、苏轼等大批文人墨客游学访友，往来于京都汴梁和洛阳，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和技巧等方面推动了宋词的进一步发展，河洛地区也涌现出贺铸、宋祁、陈与义、朱敦儒等一批著名词人，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市民文化兴起，各种勾栏瓦舍等固定演出地点随处可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民间音乐、说唱艺术十分兴盛，各种文艺表演如小唱、鼓子词、诸宫调、散乐、百戏等应有尽有。高雅艺术方面，李建中的《土母帖》，郭熙的《早春图》、《窠石平远图》，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皆为中国书画史上的杰作。器物方面，宋瓷代表了历史上中国陶瓷艺术的卓越水平，其中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河洛文化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润泽华夏、远播海外，传承于其后历代，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向四周辐射。中华姓氏300大姓中有171个源于河南，有98个姓氏的郡望地在河洛地区，享誉海外的“客家人”是由中原地区士民多次南迁形成。西晋末年，中原士民南迁，由黄河流域渐次迁居到南方各地，被学界称为“客家先民”。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五代“开闽圣王”王审知，率领众多将士迁住闽地，这些人的后裔有的以后又迁往台湾，至今仍称自己是“河洛郎”。河洛文化在当地生根传承，其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居安思危、务实创新等文化精神，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舞蹈《唐宫夜宴》讲述了正值青春的女乐官在赴宴起舞的路上发生的趣事。妆造采用极具特点的三彩元素，再现风靡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妆容“斜红”，还原丰腴多姿的唐俑形象，生动呈现出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2021年登上河南卫视春晚后迅速在全网火爆“出圈”。2025年11月4日晚，《唐宫夜宴》代表河南文艺界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图为演出当天剧照。 河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姚世敬/摄

推动河洛文化再创辉煌，既是河南作为文物大省、考古大省、文化大省的使命担当，也是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应有之义。河南按照党中央关于文化强国建设决策部署，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文旅强省建设步伐加快，“老家河南”、“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持续擦亮，“非遗进景区”、“演艺进景区”融入35个旅游休闲街区、18个旅游度假区、269个A级景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原文化特色博物馆体系，全省建成非遗展示传习示范馆133个、非遗工坊529个、非遗主题空间50个，为守护历史文脉打下坚实基础。《唐宫夜宴》等“中国节日”节目打造活化利用典范，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洛阳龙门石窟等展示着古老文明的厚重，创作推出《大河安澜》、《鲁镇》、《老家》等精品力作，推动河洛文化绽放时代光彩。实施“舞台艺术送基层”、“高雅艺术进校园”、“中原文化大舞台”等文化惠民行动，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在波澜壮阔的发展演进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见证着中华历史的悠久辉煌。河南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更加自觉担负起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原儿女、涵育社会风尚，推动河洛文化发扬光大、再创辉煌。

动画电影：打开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

动画电影：打开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

龚 波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超越2011年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2》在中国市场创下的6.17亿元票房，推动中国动画电影发展进入新阶段。10年多来，中国动画电影愈发成熟。2025年全年票房排名前10位中，国产动画电影占3席，对国内电影市场拉动作用显著。《哪吒之魔童闹海》以近160亿元全球票房成为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榜前五，展现出我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勃勃生机。

艺术多元融合推动动画电影情感传递与内容表达创新。作为表达力相对自由的艺术形态，动画电影不仅内化了真人电影的叙事语法和工业标准，更广泛吸收文学、绘画、戏剧等不同艺术形态的审美风格和表现手法，同时积极融合网络视频、新兴媒体的叙事角度。《时间之子》采用非线性叙事讲述跨越时间的爱情故事，《新神榜：杨戬》将敦煌飞天壁画还原再创为动画舞蹈，《聊斋：兰若寺》以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展开、叙事结构暗合文学原著，皆是多元融合的生动实践。动画电影的高度假定性为内容逻辑赋予了极大的时空自由度，夸张、拟人等视觉修辞极大增强了表达张力。正因如此，动画电影的情感抒发相对直观，艺术表达展现出强大亲和力、穿透力与感染力，不断拓展情感想象的空间。

技术迭代升级驱动动画电影美学创新与质效提升。随着CG/CGI（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动画电影模型制作精度显著提升，材质表现愈发逼真细腻，动画水准与特效表现力持续增强。比如《深海》创新研发“粒子水墨”技术，模拟水墨色彩流动的飘逸动感，打破三维物体的硬朗固定形态；《白蛇：缘起》运用高精度毛发渲染技术，令角色发丝根根分明，形体刻画细致入微。同时，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多层级、普惠化的算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计算能力与存储能力实现系统性升级，云渲染、云制作、虚实融合等新技术新应用推广普及，有效压缩了生产周期和制作成本，为渲染计算密集型的动画电影提供了关键支撑。《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捕妖队与海底妖族对战场景涉及多达2亿个大小、朝向、动作各异的角色，其复杂的交互与撞击计算量巨大，对算力与渲染效果提出极高要求，展现了技术赋能下的视觉突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动画电影精神内核。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动画电影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诸多优秀动画电影在视觉与听觉元素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契合中国哲学价值观念，使观众在沉浸于视听奇观的同时，更在精神上得到深度文化浸润。《大鱼海棠》融入客家土楼、陶笛等传统文化元素，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经典哲学想象化作唯美场景，形成极具东方美学的场景叙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等作品从古典文学、民俗技艺中取材并完成创造性转化，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动画电影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更需要科学应对将潜在优势转化为持续竞争力的现实挑战，有效破解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题材差异化原创性水平有待提升。文艺创作应始终立足于人民，积极主动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只要围绕弘扬主流价值观，扎根于中国发展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均可以动画形式表达。当前，我国动画电影发展仍面临题材类型集中、同质化严重、原创内容供给不足、部分经典IP（知识产权）套路化开发等问题。现实主义与动画电影从不矛盾，二者有机结合更能拓展表现维度，使动画电影成为映照现实、温暖人心的艺术载体。在着力打造重量级大片的同时，应重视扶持培育“小而美”创新作品，积极探索分众、分线发行新模式，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群体的多元化、差异化观影需求。针对部分动画电影重画面轻叙事、人物塑造单薄、美学风格混杂等现象，应坚持以中国文化语境为根基，自觉运用符合本土逻辑的表达方式打磨故事、塑造形象，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实现艺术表达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用中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从10年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到《大鱼海棠》彰显鲜明民族风格和东方美学，再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创造多项电影纪录、《浪浪山小妖怪》让“中国动画学派复兴”成为讨论焦点……中国动画电影异军突起，打开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折射出开放创新的蓬勃力量。 出品方供图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亟须深化。动画电影的制作生产，尤其是三维动画电影，从建模、绑定、动画到渲染等环节，均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发展，与同属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契合，融合创新潜力巨大。AI（人工智能）可适度应用于动画电影剧本创作、概念设计、绘景预演等创意环节，也可深度参与建模、特效、动画生成等后期流程。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动画电影制作中尚处于初级应用阶段，且现有基础通用模型难以满足动画电影高精度、风格化的专业创作需求。应找准“人工智能+动画电影”融合应用的切入点，依托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优势，着力开发垂直领域国产专用模型，并有效融入模块化、体系化、专业化的动画电影生产流程。坚持标准引领，统筹技术创新与安全发展，探索动画电影健康规范有序的智能化升级路径。

制作放映与资产优势亟待释放。在影院放映端，国产电影放映技术正加速向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和沉浸式音频等高新技术格式发展演进，并成功形成了一批如CINITY（电影放映品牌）、菁彩电影声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格式放映品牌与技术。动画电影具有色彩鲜艳饱和、视觉层次丰富、动态场景复杂、特效镜头集聚、虚拟空间想象力强等特点，与高格式放映技术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色彩更加绚丽、对比度更加鲜明、声音定位更加精准的沉浸式观影场景。然而，高格式电影制作成本与技术门槛高，导致高格式电影内容稀缺，已采用高格式制作的动画电影又存在高格式影厅数量有限等问题，亟须有效破解。应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加速高格式LED影厅建设，构建“高质量内容驱动高格式放映需求、高格式体验反哺高格式内容价值”的良性生态。加快建设国家电影数智资产平台，构建从内容素材生成到流通交易复用的全链条体系，推动高质量动画资产的积淀、复用与价值释放，为高新技术格式动画电影制作筑牢底层支撑。

知识产权生态体系亟须加快培育。依托数字化创作载体，动画电影具备IP开发的灵活创作优势。2025年，国产动画电影在IP联动与跨界开发方面成效凸显，逐步构建起相对稳定的受众圈层。但相较于国际顶尖IP的产业生态与文化影响力，国产动画电影IP在挖掘速度、深度和广度上仍有一定差距。应持续拓展国产动画电影IP的新型消费场景，夯实受众消费基础，推动与游戏、文旅等领域联动发展，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打造“动画电影+”跨界消费新业态。其中，虚拟现实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新兴业态，是指运用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关技术制作、采用头戴式显示设备等虚拟现实终端观赏、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新形态电影。从《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等热门国产动画电影IP成功“转场”虚拟现实电影领域的实践经验看，动画电影应积极探索“一鱼多吃”的IP全业态开发模式，主动布局新形态新业态，拓展优质动画电影IP的艺术生命力和市场影响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增长。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指出，电影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期待中国动画电影锐意进取、乘势而上，运用中国科技、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美学、弘扬中华文化，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认清“新门罗主义”真面目

认清“新门罗主义”真面目

周志伟

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将马杜罗总统夫妇强行带离出境。多国媒体指出，这是美国自1989年入侵巴拿马以来在拉美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美国领导人宣称此举“远超‘门罗主义’”，目的是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永远不再受到质疑”。该事件彻底扯掉了美国霸权遮羞布，被国际社会视为“新门罗主义”的标志性事件。

所谓“新门罗主义”，是美国传统“门罗主义”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和升级。18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史称“门罗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事务，同时欧洲国家不得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不允许欧洲国家在美洲的任何地区进行殖民和扩张活动。“门罗主义”揭示了美国图谋成为地区大国的勃勃野心。1904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门罗主义”基础上提出“罗斯福推论”，宣称“美国为了奉行‘门罗主义’，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根据这一推论，即便其他美洲国家并未受到域外国家干涉，美国也能以所谓自身“安全”为借口，随意剥夺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其霸权野心昭然若揭。

自“门罗主义”问世以来，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家“地缘后院”和“战略屏障”，肆意对拉美国家进行领土扩张、资源掠夺、军事干预，给拉美人民造成沉重灾难。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抢占墨西哥约230万平方公里领土，鼓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进而控制巴拿马运河近一个世纪，等等。美国把拉美当作“提款机”，掌控其经济命脉，源源不断把当地老百姓的血汗钱放进美国公司的腰包。在中美洲国家攫取大片土地，全面主导热带农作物的生产与贸易，并把持关键的铁路、港口等运输命脉；控制古巴的制糖业、墨西哥的石油、圭亚那的铝土、玻利维亚的锡、智利的铜……美国打着各种幌子，策动一系列军事干涉和政变，锁定对拉美政治的绝对主导。1898年至1994年近百年间，美国在拉美地区策划实施了至少41次政变。许多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屡次被打断，乌拉圭著名作家加莱亚诺1971年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的泣血控诉，“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进入21世纪，美国曾一度宣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然而，随着美国为自身霸权地位不稳而焦虑不安，对外战略又频频受挫，美国对全球战略布局作出所谓“以退为进”的重大调整，重新祭出“门罗主义”大旗。2025年末，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主要包含三大目标：界定西半球为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将干预目标明确为夺取战略资产等，授权政府直接动用军事力量等手段介入拉美事务；将域外大国列为主要防范对手，明确要求“阻止域外竞争者在美国所属半球拥有或控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资产”。“特朗普推论”也被称为“新门罗主义”或“唐罗主义”。美国政府近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拉美地区采取的高密度、高强度政策“组合拳”，是“新门罗主义”的实践显化。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认清其本来面目和霸权逻辑。

领土扩张是“新门罗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现任美国政府宣称美国国土安全和利益的边界不止于本土或北美，将西半球视为美国肆意妄为的势力范围，体现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贪欲。从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扬言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再到多次表示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如此明目张胆索要他国领土，令世界哗然。美国从不避讳对西半球战略通道的垂涎，多次放话要重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加强对麦哲伦海峡的军事监控以及对北极航线的觊觎索取，旨在全方位控制西半球关键航道，掐住美洲国家与域外地区交流往来的“咽喉”。美国还整合成立美国陆军西半球司令部，积极在拉美多国寻求军事准入，意在为其扩张计划提供军事震慑和武力介入支持。

现任美国政府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市政厅广场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摄

“新门罗主义”试图通过政治操纵使拉美国家俯首帖耳。一方面，粗暴干涉左翼政权。针对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3个左翼政府，使用“污名化”手段，给马杜罗编造“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等罪名，给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贴上“暴政三角”标签，为美国施加干涉创造条件；随后，采取非法军事行动，图谋颠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切断委内瑞拉对其他两国的经济补给，以达到“一石三鸟”的险恶目的。另一方面，扶植右翼政权或支持右翼代表人物。比如，公开支持拉美某国右翼总统候选人，直接导演出选举右转结果；为面临司法审判的拉美某国极右翼前总统脱罪，企图引导该国2026年大选右转；等等。

在“新门罗主义”旗号下，美国还图谋再次实现对拉美经济的垄断性控制。现任美国政府对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钢铝、汽车等关键产业加征高额关税，企图压制其产业升级，驱使地区制造业流向美国。为破坏域外国家在拉美的经济合作，要求拉美国家将美国公司作为独家供货商，竭尽全力将在该地区建造基础设施的域外企业赶出去。特别是在资源领域，放言委内瑞拉只能与美国开展石油合作，必须切断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联系。为限制中拉科技合作，以安全风险为由恶意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极力阻挠中拉在5G、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新门罗主义”会给西半球带来什么？回望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新门罗主义”，只要美国继续推行以邻为壑的霸权政策，不仅会使西半球陷入混乱难治、隐患重重的艰难局面，而且会继续给自身带来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等各种问题。长期以来，在美国持续不断的干涉下，拉美各国难以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政局混乱、经济下坠、民生凋敝，大量拉美民众走投无路，冒死偷渡到美国，这是美国非法移民等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此番美国直接对主权国家委内瑞拉动武，加大对拉美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将给这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全方位冲击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将被严重挤压。对此，多数拉美领导人强烈谴责和反对。拉美国家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领域，不会任由美国随意拿捏，美国与拉美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新门罗主义”将给世界带来什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后直言，此事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种种行径严重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国际关系重要原则，以及在任国家元首司法豁免的国际习惯法，将“新门罗主义”的破坏性与危害性暴露无遗。美国“强权即公理”的行为方式，向世界释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已被强权公然撕裂，国际法治与主权平等原则在单边武力与胁迫面前形同虚设。当强权政治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潜在选项，国际秩序的公平性与权威性将大幅下降，以协调合作为基石的多边主义会受到严重破坏，国际社会走向失序的风险大增。

强权不是公理，赢者不能通吃。任何试图用霸权手段控制他国、垄断利益的做法，终究无法阻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各国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捍卫国际法权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携手各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法治意识

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法治意识

祝 捷

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新时代以来，各级领导干部法治建设责任持续压实，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进一步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才能以法治思维校准权力运行，以法治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仍有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不尊崇宪法、不敬畏法律、不信仰法治。比如，有的把法律当摆设，表面高喊法治口号，实则忽视法律实施，更有甚者追求人情世故那一套，把“摆平搞定”当本事，插手干预执法司法，让法律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有的把法律当麻烦，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奉行“发展要上、法治要让”，总想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造成无序竞争、混乱发展；有的把法律当私器，无视国家上位法，在本地区本领域制造“法律壁垒”，搞“立法寻租”的土规矩、执法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党和国家制度体系运行；有的把法律当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把法律规定包装成请托办事、敷衍塞责的借口，滋生投机钻营的歪风邪气。

这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全局视角和战略高度思考党中央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的重大意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法治实施是推动法律制度从文本落到实践的过程，是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推动党和国家政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主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实现。领导干部法治意识高不高，很大程度取决于政治意识强不强。政治意识不强，必然导致对法治缺乏尊重崇尚之心，对各种危害法治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破坏法治。

不知法、不畏法是不少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的通病。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许多腐败分子在其忏悔录中都谈到，不知法是自己走向腐败深渊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还很不够。还有很多出了问题的领导干部，法律是学过的，法律知识也是有的，但都不走心、不过脑子、不当回事。当法治成为知识盲区，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自然就表现出法治意识淡薄、法治思维与运用能力低下等问题。

权力观念错位、政绩观偏差是法治意识淡薄背后的思想毒瘤。依法治国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错位的权力观念颠倒法和权的关系，以崇拜权力取代崇尚法治，以任性用权取代严格执法。如果把本应受到法律严格约束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会导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甚至出现利用权势予取予夺等违法乱象。此外，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实绩”、应急处突的“显绩”，法治建设的成效更多表现为一种潜在保障。有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力，有的领导干部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就有这种看重“实绩”和“显绩”而忽视法治“潜能”的错误政绩观作祟。

法治意识存于人的内心世界中，但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当下，针对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意识、践行法治理念的制度约束仍存在短板。部分领域的制度设计偏重事后惩戒，缺乏常态化事前教育引导与事中监督制约；部分制度条款原则性表述多，但对决策用权、履职办事的法治边界划定不够清晰，给一些干部“灵活变通”留下空间，甚至导致守法者吃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淡漠法治的外部诱因。

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应从思想自觉、能力基础、制度监督、评价导向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提高思想认识，解决好尊法问题。内心尊崇法治，行为才能遵守法律。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要常抓不懈，加强教育管理、培养自觉，促使领导干部从政治高度领悟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理解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革除错误观念、养成法治习惯，形成不违法的思想自觉。

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只有把这个依据掌握住了，才能正确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对法治地位的深层次把握，对法治本质的全方位认知，摒弃各种关于法治的错误认识，以正确法治认知引领法治意识养成。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真正弄明白法律规定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切实明晰法律边界、知晓权力底线，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以有效监督问责提供外部引导。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加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监督检查，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约束机制。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权力运行机制，实现全周期管理、全领域监督。瞄准重点领域，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完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监督问责体系，健全规范涉企执法监督问责长效机制，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监督问责，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不断完善纪法贯通和衔接机制，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和司法不公的惩治力度，让制度“长牙”、“带电”。

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重要内容。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法治观念、法治素养是干部德才的重要内容。应优化对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完善综合性法治工作评价机制，科学设置指标体系和评价方式，发挥好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保护、鼓励严格依法办事、敢于动真碰硬的干部，激励领导干部坚定信法、自觉守法、主动用法。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谈心谈话不能“走过场”

谈心谈话不能“走过场”

阚道远

谈心谈话是了解党员、干部思想动态的重要途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形式，在增进党内团结、化解矛盾分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新时代以来制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对谈心谈话的对象、频率、内容、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谈心谈话工作更加常态化、精准化、规范化。

实践中，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谈心谈话，努力触及思想、谈出实效，但“走过场”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将谈心谈话视为例行公事，拿着文件照本宣科，对着清单机械回答，把交心变成了交差。有的把谈心谈话变成聊家常，泛泛而谈，缺乏结合党员具体工作和生活实际的深度交流，对思想困惑、矛盾问题避重就轻。有的把谈心谈话搞成了单向说教，用行政命令代替思想教育，用批评指责代替关怀帮助，缺乏平等的交流互动，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抵触情绪。还有的谈完就忘、说完就了，对谈心谈话中发现的问题不跟踪、不督办、不反馈，谈话成果没有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

谈心谈话“走过场”，是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的危险信号，其产生的负面连锁反应不容小觑。当谈心谈话演变为表面文章，会助长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风气，较真碰硬的干部反而容易被贴上“不成熟”、“不懂变通”的标签，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受到破坏。对党员、干部来说，缺乏真诚沟通交流，就难以帮助他们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难以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不利于成长进步。同时，由于思想未能真正沟通、矛盾未能有效化解，党员、干部间极易产生心理隔阂与信任鸿沟，久而久之必然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谈心谈话“走过场”的问题？究其根源，是思想认识、能力素质、组织文化与体制机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思想认识有偏差。一些党员、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认识不够，没有将谈心谈话看作加强党性锻炼、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方式，反而抱着“何必当真”的观念。二是能力素质有短板。有的党员、干部不会做思想工作，不善于倾听、沟通与引导，谈心谈话变成自说自话。有的对谈话对象的个性特点、工作情况和思想倾向等缺乏精准分析，难以敏锐捕捉其思想“波纹”。三是政治文化建设有差距。有的党组织缺乏民主平等、开放包容的沟通氛围，领导干部放不下身段，不愿真正站在谈心谈话对象的立场思考问题。有的奉行好人主义，阻碍谈心谈话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四是体制机制有不足。许多规章制度明确要开展谈心谈话，但对谈什么、怎么谈、后续怎么办等的规定不够具体。一些考核更看重“是否谈了”、“谈了多少”等量化指标，而非“解决了什么问题”的实际效果，党员、干部更容易产生“谈了”就是“做了”，“有记录”就等于“有成效”的错误认识，从而使这一制度在现实执行中逐渐失真变形。

要破解谈心谈话“走过场”的难题，必须让谈心谈话回归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本位，真正成为涵养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保持清清爽爽同志关系的重要手段。

深化思想认识。应从政治高度深刻把握谈心谈话的重要性，摒弃“谈不谈无所谓”、“谈了也白谈”等错误认知，牢固树立“谈心即交心”、“谈话即担当”的理念，将谈心谈话视为掌握党员思想动态、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机会，以强烈的担当、真诚的态度抓实抓细谈心谈话工作，确保思想层面的重视转化为行动层面的成效。

把握关键节点。把握党员、干部成长发展的关键节点，能极大避免“无的放矢”的问题。一是“工作变动必谈”，帮助党员、干部快速适应新角色、认领新职责，实现心理状态和工作节奏的平稳过渡。二是“表彰处分必谈”，将组织的肯定传达到位，将纪律的约束剖析入微，既为实干者鼓劲，也为迷途者指路。三是“困难挫折必谈”，以情感疏导缓解心理压力，用理性分析厘清解决思路，帮助党员、干部摆脱消极情绪，重拾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动力。四是“矛盾分歧必谈”，搭建坦诚沟通的平台，引导双方直面问题根源、学会换位思考，避免分歧扩大化。五是“群众反映必谈”，督促党员、干部正视群众关切、反思工作不足，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拉近党群干群关系。六是“退休离岗必谈”，肯定过往工作贡献、听取意见建议，引导退休同志始终坚守党员本色，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注重方式方法。谈心谈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提前了解谈话对象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把握可能存在的思想问题和行为偏差，特别是对可能触及的敏感事项、尖锐问题做好预案，确保接得住话、谈得下去。谈心谈话是同志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是对党员的真情关怀，要带着感情谈，突破“我说你听”的模式，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引导谈话对象打消顾虑，打开话匣子，掏出真心话。谈心谈话要见人、见事、见思想，正面回应问题，不回避不敷衍，争取谈一次话解决一批“心头事”。

净化政治生态。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先进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塑造真诚坦荡的党内交往氛围。领导干部应带头放下架子、敞开心扉，主动与下级谈、与同级谈，以自身的真诚带动他人的坦诚。要旗帜鲜明批判“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引导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主动沟通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健全体制机制。推动谈心谈话与“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有机融合，做到“谈前征求意见、谈时言无不尽、谈后落实整改”。对谈心谈话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排查出的问题隐患，进行清单化梳理，明确责任分工、解决时限和具体举措，做好谈心谈话“后半篇文章”。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及时说明情况，注重跟踪反馈。构建多元立体监督网络，破解“以会议代替谈话”、“以书面材料代替面对面交流”等问题，建立以干部满意度、问题化解率为核心的评估机制，倒逼谈心谈话从重形式向重实效转变。

作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警惕三种歪论毒害干部家风 等2则

警惕三种歪论毒害干部家风

李 松

近年来，在各地纪委监委对落马干部的查处通报中，时常出现“家风不正，对家属失管失教”等问题描述。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往往是一些干部滑向严重违纪违法，甚至出现“全家腐”、被“一锅端”的重要原因。一些落马干部管家治家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因其背后常有三种歪论在大肆作怪：有的是说对家庭有亏欠，要补偿；有的是习惯于攀比，要特权；有的是对家族要关照，实则掩护自己的腐败行为……所谓的“亏欠论”、“攀比论”、“关照论”，在一些落马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甚至被看成人之常情，危害不小。

所谓的“亏欠论”、“攀比论”、“关照论”，表面看是干部家风不正的借口，实质上还是用公权惠私域，把亲情和家族利益凌驾于纪法之上。干部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一方面，要将家风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着力点，通过用好家风不正的典型案例、旁听相关腐败案件庭审，做好警示教育，通过组织家风家教展等，引导干部及其家属正确认识职权特权、原则感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持续织密监督的笼子，拓宽线索发现收集渠道，重点查处干部家庭成员共同受贿、优亲厚友等违纪违法行为。（摘自《半月谈》2025年第16期）

刹住让基层“拿初稿”这股歪风

桑林峰

起草报告、文件，是一项政策性、思想性和业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实际工作中，少数机关干部却把本应该自己撰写的材料，转嫁摊派给基层，动不动就让基层“拿个初稿”。这种做法，消耗了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加重了基层负担。让基层“拿初稿”，根子在“官本位”思想作祟，实质上是“懒政”的行为，必须予以禁止。破除让基层“拿初稿”歪风，要求机关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多体恤基层的辛苦，多替基层考虑，少为自己的一点私心，让基层背上沉重的包袱。调研是成事之基、谋事之道。机关干部只有沉下心、俯下身、弯下腰、扎下根，到基层“望闻问切”，了解实情、发现问题，才能使撰写的材料有针对性实效性，真正解决好基层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破除让基层“拿初稿”歪风，还离不开制度约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专门要求减少基层报送材料。各级机关干部理应落实好党的制度规定，带头为基层减负，带头践行新风正气。（摘自《新湘评论》2025年第21期）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2025年1—12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英雄航天员陈冬、陈中瑞、王杰

英雄航天员陈冬、陈中瑞、王杰

图为2025年4月23日，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陈冬（中）、陈中瑞（右）、王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陈冬、陈中瑞、王杰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他们一心向党、矢志报国，临危不惧、团结协作，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

2025年4月24日，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陈冬、陈中瑞、王杰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6个多月，先后进行4次出舱活动，实施7次载荷货物气闸舱进出舱任务，完成12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5年11月14日安全返回。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5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飞船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突发情况，工程秉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则，快速敏捷响应、严密分析评估，3名航天员沉着冷静应对、天外换乘飞船，乘组一心、天地一体，按应急预案成功着陆，极大振奋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气神。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陈冬、陈中瑞、王杰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陈冬同志3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累计完成6次出舱活动，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陈中瑞同志坚毅果敢、勇挑重担，精心精细操作，首次飞天即稳妥完成3次出舱活动。王杰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砺，光荣入选神舟二十号乘组，出色完成担负任务。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陈冬同志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中瑞、王杰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