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文章部署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强调今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住关键、纲举目张。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把握好、落实好“八个坚持”的要求，才能不断巩固拓展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从五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韩文秀的文章，对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阐释；涂圣伟的文章，阐释当前如何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来扩大内需。

居民增收是攸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本刊评论员文章，对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付子堂的文章，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重要论述作出阐释。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顾严、陈斌开、李正图三位学者的访谈，分析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联合课题组的文章，阐述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对传承发展关中文化作出阐释。

怎么看全球产业格局之变？刘振中的文章，剖析这场变革的核心特征、深层动因与应对策略。

冀永义的文章，分析当无原则的“老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危害及破解之道。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习近平

2026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住关键、纲举目张。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一）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给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间。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要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提高中央投资补助标准。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提高用于项目建设比重并单列，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带动各类投资增长。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提高民生类投资比重。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立可持续投融资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二）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和战略前沿领域布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加强中试验证平台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具身智能等产业。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壮大领军创业投资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

2026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9日上午，习近平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考察。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三）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积极推进闲置低效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年轻一代企业家健康成长。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拓展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经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商业银行竞争秩序，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

（四）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国际经贸格局正在重塑，要以开放增进合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扩容升级。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抓住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合作机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等开放措施。有序清理规范各类开发区、园区和展会论坛。

（五）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合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严守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统筹生产、收储和进口政策，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各地区要准确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强化主体功能，发挥比较优势。加强改革攻坚、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健全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稳步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制定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动新增用电主要由新能源发电满足。建设智能电网和微电网，扩大绿电应用，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强化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新污染物治理。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加强重点湖泊治理，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2026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10日上午，习近平在东城区隆福寺街区新春市集考察时，同现场群众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七）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创业支持引导，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结余留用政策，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对独居老人、失能失智等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落实育儿补贴等支持政策，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加强社会心理疏导，推进基层矛盾排查化解。

（八）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防风险和促发展政策协同，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的白名单制度作用，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防范债务违约风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优化债务监测考核指标，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充实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求是》杂志编辑部

过去的2025年，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变化，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制造业增加值34.7万亿元，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货物进口规模达到18.5万亿元，再创新高，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圆满收官，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部署了“八个坚持”的重点任务，涵盖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既注重着力解决老问题，也重视发力应对新挑战，为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引。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既要聚焦短板弱项解决问题，又要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消费和投资要坚持两手发力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但内需不足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消费需求不振，有效投资增长偏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第一项。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切实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消费和投资两手发力。

消费和投资并非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更好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经济运行逻辑表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必须依靠有效投资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投资也能带动就业和工资增长，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从我国发展实践看，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只有更好处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2026年1月3日，2026“购在中国”暨新春消费季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购在中国”系列活动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消费场景三大主题，在全国举办“乐购新春”、精品消费月、国际消费季等专题活动，营造浓厚消费氛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图为当日市民、游客在上海一家传统食品销售商店内选购。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要更加突出大力提振消费。作为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消费既是一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终点，也是下一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直接牵引供给、创造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内循环的关键环节。2025年，全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彰显。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约40%，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同时，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进一步扩大，对高品质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将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成长空间，蕴藏着巨大潜力。一方面，要立足当前，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释放文旅等服务消费潜力，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

要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扩大即期需求，又能影响远期供给，是扩大国内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资本结构不尽合理，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需要补齐，总储蓄率仍然较高，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空间。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政府投资是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抓手，要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民间投资是扩投资的重要力量，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对民间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和融资支持，系统性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难点、痛点，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好发挥城市更新拉投资、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持续做好科技和产业融合文章

“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京津冀，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成为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这个路子要坚定不移走下去。”2025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察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时的殷殷嘱托，既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成就，又深刻指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

我国科研团队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成功研制出中心磁场强度达35.6特斯拉的全超导用户磁体，相当于地磁场的70多万倍，刷新了全超导用户磁体的现有纪录。图为2026年1月26日，在位于北京怀柔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极低温强磁场量子振荡实验站，科研人员准备实验测量杆。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意味着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场景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质在于以创新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而“加紧”二字，更加充分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坚持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与产业协同演进，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生态。

强化高水平科技供给，筑牢新动能的战略根基。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7.08%，创历史新高；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10，高水平科技供给正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根本路径，一旦取得突破，很可能重塑产业和市场竞争格局。要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和战略前沿领域布局，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要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拓展新动能的发展空间。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动能孕育、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与载体。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强的产业体系。但多个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反映了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这就要求我们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指明了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实现路径。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的深度融合与赋能应用，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

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培育壮大新动能提供广阔试验场。场景是一个体系化的“社会性中试”，既有对技术产品、配套基础设施的“硬验证”，也有对商业模式和市场空间、配套制度的“软验证”，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起着重要牵引作用。近年来，我国围绕场景建设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取得显著进展，但还存在一些堵点卡点。比如，一些科研机构、技术企业手握先进技术，但对市场真实需求缺乏精准洞察，研发的产品往往重技术指标、轻实际应用；一些地区和部门将高价值应用场景视为本地区、本系统的“专属资产”，向市场开放的意愿不强、力度不足，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对此，要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加快培育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化应用铺平道路。

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动力活力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布到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再到10个地区获批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再到过境免签政策扩容带火“中国游”、“中国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同时，国际经贸规则正进行新一轮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格局性变化加速演进。这都迫切要求我们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释放体制机制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强调要“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明方向。

畅通经济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重要部署。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领域制度规则不完善、要素资源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明确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目标方向和持续推进的任务举措。要以完善规则标准为重点加快健全长效机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搭建起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基础制度。持续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综合运用信用监管、价格执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监管手段，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纵深推进改革，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经营主体活力强，则经济发展活力强。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经营主体内生动能持续增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现在很多行业技术迭代迅速、创新节拍加快，如何以持续高效的创新应对市场竞争，是企业面临的现实挑战。比如，民营企业在一些领域仍然面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要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进一步厘清各治理主体的权责事项，完善企业管理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发挥国家高新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各类创新创业载体的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征，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是促进深层次改革的内在要求。当前，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市场开放水平的要求更高。相较而言，我国在规则、规制、标准体系等方面的适配度不高仍较为突出。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擦亮“投资中国”品牌。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4%，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9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有效需求。

2026年2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CBD骑士驿站举办2026年“送文化·惠职工”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暨“迎新春·送万福”职工书法公益活动新业态劳动者专场。图为劳模工匠代表展示工会赠送的专属“最美微笑照”。 新华社发 王鑫/摄

民生建设没有终点，需要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比如，当前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更多劳动者对工作岗位既关注“有没有”，又关注“好不好”、“优不优”。比如，养老、育幼等方面还不同程度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并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等作出一系列部署，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坚持就业优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200万人以上，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但也要看到，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位，202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畅通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渠道，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同时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强化就业帮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现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大量知识密集型岗位，要加强创业支持引导，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就业的潜力。

持续做好教育、医疗等领域工作。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在95%以上，但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些短板。当前，人民群众不仅希望“有学上”，还期盼“上好学”，但城乡、区域、校际的教育差距还比较明显，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仍相对不足。要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推动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让更多孩子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支持。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优化药品集中采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通过采购端与支付端的协同改革与精细化设计，实现基金可持续、老百姓得实惠、医疗机构有发展、生物医药企业有活力。

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失智老年人已超4500万，养老服务、健康服务体系面临较大挑战，养老服务设施普遍存在空间分布不合理、安全基础薄弱问题。要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当前，由于婚育观念多元分化、婚育成本叠加等主客观原因，青年婚育意愿偏低、婚育推迟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我国总和生育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要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落实生育休假制度等，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

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把防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强调要“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作出一系列部署，为统筹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扎实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房地产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必须处理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过去一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中出现波动调整。但也要看到，我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大空间。要从供需两端发力稳定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同时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充分释放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坚持防范风险、强化监管和创新发展模式相协调，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自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收敛，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分类、精准置换的原则，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严防虚假化债。化债是手段，发展是目的。要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优化债务结构，推动市场化转型和债务风险化解。

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金融既有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又自带风险基因。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仍不容忽视。要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严控增量、妥处存量、严防“爆雷”，促进风险持续收敛。

实现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事关全局、责任重大。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团结一心、奋发有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韩文秀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后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系统部署了2026年经济工作，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发展历程很不平凡，取得成绩令人鼓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表现好于预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形势愈发动荡。一是地缘政治变乱交织。热点地区地缘冲突易发频发，俄乌、中东等地区性冲突延宕外溢，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大国博弈更趋复杂。这些将冲击国际运输通道安全和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二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秩序进入冷战后最为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部分国家对安全利益关注度上升，全球经贸合作将面临更多政治、安全考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动重组。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将由2025年的2.4%下降至0.5%。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风险累积、变数较多。一些发达国家财政赤字高企、政府债务激增、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社会撕裂严重，部分发展中国家深受通胀和失业困扰。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2025年的2.7%放缓至2.6%。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将产生外溢效应，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向国内传导。

从国内看，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制约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卡点堵点仍然较多。一是消费、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提振，“多存款、少花钱”现象明显，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受项目接续不足、部分地方资金配套能力减弱、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不强等影响，投资出现负增长，一些经济大省投资下降。二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供需失衡问题有所凸显，一些企业产销不畅，“内卷式”竞争等问题仍然突出。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仍未根治，企业资金回笼压力较大，持续影响经营效益，小微企业困难更加突出。三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部分市县可用财力紧张，基层“三保”和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仍在增长，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还未完全出清。也要看到，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也是前进道路上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从历史来看，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发展壮大的。

服务消费，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涵盖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健康服务等领域。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体现了居民消费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图为2026年1月17日，游客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中国雪乡”景区游玩。 新华社发 何华文/摄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阻力和风险挑战，都能应变局、开新局，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最大网络零售市场，服务消费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三是有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配套能力和集成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四是有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人才红利特别是“工程师红利”不断强化，将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过去这几年，我国遇到的冲击挑战是历史罕见的，但我们都扛过来了，我国经济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在逆境中成长壮大。我们要坚定信心，利用好自身优势，更好应对机遇和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二、做好经济工作要深刻把握“五个必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

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经济潜能本质上是未充分释放的生产力动能，是经济增长的后劲之源。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经济特征显著，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比如内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完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明显，广阔的市场纵深确保了内部可循环，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持续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规模，把内需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比如创新方面，我国作为工业大国、科技大国，拥有充足的创新资源、试错空间和应用场景，拥有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科技创新潜力有待释放，要抓住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打造更多引领性强的新兴支柱产业。比如空间方面，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中蕴含极大潜力，要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努力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挖掘发展潜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拓展发展空间。

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必须综合施策，既要政策给力，又要改革发力，实现短期宏观调控同中长期制度构建的有机结合。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短期内稳定经济大盘，但如果缺乏改革举措支撑，政策效应会逐步递减，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形成“政策依赖症”。改革创新致力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但也伴随着调整阵痛，若没有政策托底稳定经济基本盘，改革也难以持续有效推进。总之，既要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又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

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放”的目的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放得活”，就是要把该放的权力放足、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放”不是放任自流、一放了之，而是要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管”针对的是破坏市场秩序、扰乱市场预期等行为，本质要求是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管得好”，就是要把该政府管的事管好、管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但“管”不是捆住手脚、设卡管死，而是要把法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投资理念的全面更新、投资重点的全面优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动能逐渐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提质增效，实物投资需要优化提升、精准发力，同时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投资于物不能走过去“大干快上”的老路，而要聚焦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拓展空间、释放潜力。投资于人要聚焦民生改善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大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比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要切实转变投资理念，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

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只有壮大自身的实力，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才能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权和制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遭遇过多次外部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面对中美贸易战多轮冲击，党中央沉着应对、系统施策，我国经济航船始终沿着既定方向坚定前进，展现出了强大韧性。只要我们坚持聚焦国家利益和长远目标，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增强斗争本领，就没有任何外部挑战能够迟滞甚至中断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围绕关键着力点落实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任务重，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提高精准性和有效性，并适时主动靠前发力。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着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确保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下一步，要围绕关键着力点，纲举目张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重点任务。

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做优做强国内大循环。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我国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要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我国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都还有很大投资空间。着眼惠民生增后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分别位居第1、第4、第6位，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案，全面增强创新能力。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资金、人才、科技项目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2025年11月5日至10日，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图为11月5日，在第八届进博会国家展中国馆，一名外国参展商和机器人握手。据了解，本届进博会上，中国馆全面展示我国“十四五”期间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最新成就，众多科技成果引人瞩目。 新华社记者 刘佳琪/摄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继续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要素市场化改革、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改革增动能、激活力。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聚焦外贸提质增效，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高校本科招生。提供更多普惠优质、多元供给、类型多样的养老服务，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倡导积极婚育观，落实育儿补贴等支持政策，有效降低家庭育儿负担，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

妥善做好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守住守牢安全底线。从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发力，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以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为牵引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严防虚假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减量提质，充实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强化早期干预和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作者：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

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涂圣伟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当前，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要立足当前，也要着眼长远，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然要求

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从而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一般而言，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短缺”状态，价格总水平趋于上升；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过剩”状态，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时，国民经济运行则表现为整体平稳的状态。从理论上来说，保持经济稳定运行要求在宏观上达成供需均衡状态，这也是各国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偶然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必然的、常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关系历经复杂变化，经济政策也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相机抉择，推动了经济总体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我国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总需求持续大于总供给，彼时调控的重点是管理总需求、平抑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1998—2012年左右，受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冲击，内需不足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相应的政策更多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国内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供给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线，供需结构失衡逐步得到矫正。2020年之后，受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影响，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供需关系呈现新变化。

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2026年1月1日，“津旅时光号”天津北站—北京站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旨在以“铁旅融合”模式促进区域消费升级，推动京津文旅协同发展。图为当日，旅客在列车上沉浸式体验京津文化特色。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当前，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集中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在消费领域，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在多数年份低于60%；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进一步看，我国居民实物消费水平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太大，真正差距比较大的是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在投资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投资动能减弱，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已低于50%。同时，投资结构仍待优化，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社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的投入不足。

供强需弱不只是总量的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的不适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供强需弱理解为需求不足，还要看到供需适配性不强导致的有效需求潜力挖掘不足。在我国供给体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进程中，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匹配，传统供给冗余与优质供给短缺并存。比如在养老、育幼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数约334万张，与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4.08个，入托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尽管供需失衡是常态，但必须看到，如果供强需弱矛盾持续加剧，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方面的系统性危害。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波动加剧、物价低位运行、发展风险积累，还会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制约经济潜能释放。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内卷式”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甚至陷入发展困境。更重要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展预期不稳，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和创新动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对短期经济回升向好产生影响，还会对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形成制约，影响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全面客观看待供强需弱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供强需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认识清楚驱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生产体系和供给能力角度看，“供强”是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打破原有供需平衡的条件下出现的。从市场环境和需求冲击角度看，“需弱”是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房地产深度调整、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变化以及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等影响下，有效需求扩张速度跟不上供给扩张速度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供强需弱矛盾的产生主要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供强需弱矛盾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和发展路径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生产能力相对滞后，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偏向于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用于社会民生和居民消费的比例相对偏低。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但由于内需增长未能实现同步，进而形成供需缺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国内产能通过世界市场得以消化，供需实现了阶段性平衡。当然，这种主要依托外需实现的平衡，也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我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外需空间的结构性收缩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但内需增长短期内还难以全面替代或弥补外需收缩产生的缺口，供需失衡从隐性转为显性。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对供给和需求实现新平衡造成影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依靠传统要素投入、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应会逐步递减，投资和消费增速往往会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具有长期性、波动性的调整转换期。我国当前正好处于这一关键转换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范围和规模随之收缩，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陆续达峰，投资下行直接影响就业岗位供给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时，以往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形成的“重生产、轻分配”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幅长期低于经济增幅，近年来虽然逐渐平衡，但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外，我国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居民消费需求开始由量向质转变，但适应居民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创新应用和供给不足，加剧了供需结构性矛盾。

新材料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图为2025年7月2日，位于山东省龙口市的一家高分子材料公司新材料展示中心展示的一款用于机器人仿真皮肤的新材料。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第三，人口、科技等基础性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对供需的调整和平衡带来长远影响。从人口因素看，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对宏观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直接影响到供需关系的调整和平衡。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或更深度老龄化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效应。从技术因素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其影响远超以往技术变革，对供需平衡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人工智能及其驱动的产业创新，催生出全新的消费品类和业态，丰富了社会供给种类，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领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同时具有破坏性，会对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平衡造成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短期的经济波动。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就业岗位替代效应日益显现，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短期内对部分群体的就业收入带来影响，进而束缚了需求潜力释放。

三、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持续巩固，但供强需弱制约经济循环顺畅运行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强调“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破解供强需弱矛盾，供需两侧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要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高效协同。

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投资是快变量，能够快速拉动需求、稳定经济大盘；消费是慢变量，需要长期培育、持续发力。当前扩大内需，关键要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一方面，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制定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单纯依靠短期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把强化政策引导和推进深层次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政策方面，统筹好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关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联动，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的协同效应。强化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全面稳定社会信心和引导市场预期。在改革方面，优化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要素资源更多流向高效供给领域和有效需求领域。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时，以稳固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优质供给引领全球需求。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有效释放服务贸易潜力。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求是》杂志评论员

收入是民生之源。居民增收是攸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作出部署。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居民收入增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鼓励勤劳致富，推动各项增收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2189元提高到2024年的41314元，2021—2024年年均实际增长5.5%，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同步。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37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协同共进态势。

当前我国经济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突出症结。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要解决好消费不足问题，关键在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让广大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但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我国居民收入领域还面临不少问题，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导致部分微观主体感受同宏观数据存在“温差”。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升级、承压运行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会出现分化。当前，智能化、信息化运用好的行业，企业效益和职工待遇一般较好；房地产等一些正经历深度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传统行业，以及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的一些外贸企业，相关从业者的就业和收入面临不小压力，收入预期不稳。收入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要深刻认识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务实更精准的举措，全方位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确保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有稳定且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积极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确保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是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收入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56.6%。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首先应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和企业，确保工资性收入能够稳步增长。一方面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打好稳就业政策组合拳，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另一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困难企业政策扶持，不断发展壮大市场经营主体，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岗位，打造新的就业增长点。同时，要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放大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筑牢居民持续增收的制度保障。制度具有根本性、长远性作用。当前，制约我国居民增收的不少问题是由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导致的，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初次分配，要深入推进就业制度改革，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盘活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再分配，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快完善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关制度。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要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加快完善劳动立法和执法，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其中一部分还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我国经济长期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近年来投资于物的回报率已经有所下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创新创造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口素质的提升，这就需要加大对人的投资，全面提高劳动者素养，而人力资本的提升也能带动工资收入的提升。要把投资于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潜力，投资于人绝非忽视投资于物，而是要实现两者紧密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

加强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居民增收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各方利益，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等重大关系，权衡不同区域、行业、部门、人群之间的利弊。比如，有人担心工资的提高可能会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企业利润挤压，影响企业发展；有人认为经济增长还得靠投资于物，对投资于人不够重视；有人希望工资等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短期内大幅提高；等等。对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策的主动精准阐释，减少误读空间，让各方充分理解和用好政策，形成合理预期。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既要让社会深刻认识城乡居民增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要讲清楚居民增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等不得也急不得，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合力。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之魂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之魂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根本保证论述

付子堂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2025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我国法治事业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是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取得更大成就最根本的保证。

从历史逻辑看，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近代以来，一些仁人志士曾尝试移植西方法治模式，但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之水土不服、社会动荡和外部干预等因素影响，均以失败告终。实践证明，不是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能有效整合法治建设所需的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进而实现良法善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确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进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全面依法治国就难以有效推进。

从法理依据看，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为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宪法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为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揭示，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

从现实发展看，全面依法治国能够有效推进，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彰显的巨大优势时，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优势，深刻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同，形成了政令统一、运行顺畅、执行高效、充满活力的全面依法治国领导体制和组织机制，汇聚起全面依法治国的磅礴力量。

二

党和法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法治理论的中心议题，是法治建设必须回应的根本性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一度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深刻揭示党和法的关系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阐明如何科学理解与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

廓清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错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一些法律观念传入我国，一些人盲目迷信西方“三权鼎立”模式，片面强调立法、执法、司法的所谓“纯粹性”，片面强调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所谓“对立”，在舆论场上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二元对立。这种观点在逻辑上预设了党与法是两个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主体，实质是意图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最终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这是宪法确认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党大还是法大”的提问方式，不仅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还会落入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挖好的政治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和法的关系的重要论述，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行稳致远提供了遵循。

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从经济基础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本质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之上、维护资本统治的工具，其政党政治往往沦为利益集团博弈的场域。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领导地位与法治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一致性。从制度效能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带来的政策摇摆，易造成法律体系的断裂与法律实施的偏差，使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大打折扣。而我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锚定了根本方向、提供了坚实保证。

揭示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党是世界最大的执政党，领导着一个14亿多人口的世界大国，要掌好权、执好政，更好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三

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将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深入阐述，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引。

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组织机构设置的创新，解决了法治建设中多头管理、分散着力、协调不力等问题。例如，在涉及跨部门、跨领域的立法协调，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统筹时，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央层面对法治领域改革的统筹协调，更加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

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立法层面，党领导立法并非是党包办具体的立法工作，而是领导把牢立法的政治方向。例如，在制定香港国安法过程中，面对国家安全风险，党中央果断决策，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立法，填补了法律空白，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充分体现了党对重大立法工作的定向把关作用。在执法层面，一方面，通过为执法者营造依法履职、权责清晰、保障有力的工作环境，保证执法机关依法执法；另一方面，通过统筹开展执法专项行动、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工作考核，保证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在司法层面，党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的，不包办具体事务，领导干部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在守法层面，全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多次组织以法治为主题的集体学习，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各级党委重视法治培训、完善学法制度、提升干部法治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做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都把党的领导作为政治灵魂、首要原则、根本保证。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审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把党长期以来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思路理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实践转化为制度成果，对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制度与规范发挥作用，关键在执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作者：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提高民政工作服务民生水平

提高民政工作服务民生水平

陆治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2025年9月，《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为在新起点上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了权威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么认识民政工作、党和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民政工作、怎样做好民政工作等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既从总体上阐明民政工作的基本属性、发展方向、重大任务、领导保障等重大问题，又针对民政工作条线多的特点，对不同领域的民政工作提出指导性要求，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点，是党领导民政工作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民政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政工作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解决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0%，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交织叠加人口负增长、少子化、高龄化、未富先老等情况，任务复杂艰巨。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求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机制，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意义、基本态度、重点任务、目标要求等核心问题，为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四五”以来，我们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建设老年友好社会，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39.4万个、床位768.0万张，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各类津补贴惠及5286.3万人。

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服务拓展，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图为2025年10月14日，湖北省孝昌县王店镇的一家养老院内，老人们在就餐。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当前，我国老龄工作还面临政策制度不够健全，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不尽合理、供需对接不够精准，老年人社会参与存在堵点卡点，老年人权益保障仍有短板，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不足，政府、市场、社会有效协同不够等诸多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发展银发经济等作出部署。“十五五”时期，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要健全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加快修订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相关法律法规。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针对35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1500万认知症老年人，加强医养、康养资源对接，减轻家庭负担和后顾之忧。积极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关心老龄工作、参与老龄事业的良好氛围。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必须站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救助工作。

“十四五”期间，我国社会救助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常态化保障低保对象达到3935.6万人、特困人员488.2万人，初步建立了全国困难群众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较2020年分别增长22.7%和25.0%，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但受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等影响，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一些群众可能出现就业困难、收入减少、刚性支出增加等情况，一些困难群众仍然存在并可能继续存在发展能力不强、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一些地方社会救助资金保障压力加大。

面对这些挑战，要不断推动社会救助提质增效，在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征程上，更好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部署，强化政策措施，发挥困难群众动态监测系统“观察哨”作用，广泛动员社区干部、网格员、快递小哥、居民群众等参与，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加强对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低保边缘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群体的重点关注，形成常态监测、及时预警、快速响应的一体化工作体系，发挥临时救助救急解难作用，实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确保“兜住底”。强化精准救助，完善收入、支出、财产等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加强跨区域、跨部门数据比对，健全入户核查、公开公示等制度，将宝贵的救助资源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身上，完善资金监管机制，整治优亲厚友等不正之风，确保“兜准底”。坚持“输血”和“造血”并重，完善救助内容，健全服务类、发展型救助措施，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确保“兜牢底”。针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减少，但务工不着、临时遇困等增多的新情况，加快建设应急性、便利性救助庇护服务体系，链接就业、心理疏导、慈善等更多救助资源，帮助遇困人员更好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

儿童、残疾人是特别需要社会关心关爱的群体。做好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工作，是党的初心宗旨的体现，彰显社会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所有儿童和残疾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民政工作的重要职责之一。

新时代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不断完善儿童福利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十四五”期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纳入国家保障和关爱服务范围，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安全等得到有效保障，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较2020年分别增长28.5%、35.7%、35.2%。当前，我国儿童福利工作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虽然机构内养育的孤弃儿童数量持续减少，但是社会困境儿童需求持续增加，困境儿童心理关爱服务供给、监护制度落实还有欠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服务还存在短板，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等专业队伍能力还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聚焦儿童需求，建立健全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服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人身安全保护、法定监护责任等“六大体系”，构建起多元服务保障格局。要强化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职责，推进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和关爱服务，实施困境儿童心理关爱行动。优化儿童福利机构功能，推动“开门办院”，为社会上有需求的儿童提供服务。加强对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的培训赋能，提高服务水平。

做好儿童福利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职责之一。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不断完善儿童福利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努力让所有孩子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图为2025年4月22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护理员正在帮助孩子进行感知觉训练。 民政部供图

我国有3800多万持证残疾人。新时代以来，我国残疾人福利制度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快健全，残疾人福祉不断提升。同时要看到，目前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缺口还比较大，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残疾人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十五五”期间，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着力推进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构建以社区融合、家庭服务、居家照料为核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坚持政府主导，强化市场作用，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健全支付体系和服务网络，推动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加快发展。

更好履行基本社会服务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区划地名、婚姻、殡葬等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基本的社会服务，在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持续做好相关领域工作，是助力建设良好社风民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必然要求。

行政区划是一种重要资源，合理利用能够有效整合空间资源条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城镇化，推动民生事业建设，促进基层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以来，行政区划设置稳妥优化，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开通上线，“乡村著名行动”深入开展，地名文化传承保护显著加强。但现阶段对行政区划如何更好服务发展的研究仍不够深入，部分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与城镇化建设要求仍不相适应，一些地区开发区与行政区权责有待理清，地名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还有待加强。针对这些问题，要抓好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实施，在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基础上，更好发挥行政区划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中的重要作用。健全统一监督管理、分级分类负责的地名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其服务社会生活、赓续历史文脉等作用。

近年来，民政部门通过推动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全面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等举措，服务人口发展、社会进步。图为2024年8月10日，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的“情定七夕·爱在泉城”集体颁证仪式暨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民政部供图

婚姻工作事关人口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民政部门推动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全面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大力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探索发展“甜蜜经济”，获得广泛关注，取得一定效果。但是，适龄青年婚育、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仍然有待探索更妥善解决方案。更好为人口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服务，需要进一步巩固婚姻登记制度改革成果，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婚姻和美、家庭和谐。深入推进婚俗改革，引导婚姻中介服务健康规范发展，培育健康向上的婚育文化。

“逝有所安”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基本殡葬服务供给，建成3350个公益性骨灰堂以及1.68万个公益性公墓，广泛实施惠民殡葬和节地生态安葬政策，深化殡葬改革，提升殡葬管理服务水平。当前，我国殡葬领域仍存在公益导向不足、相关法规政策存在短板、综合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些殡葬乱象尚未得到根治。针对新现象新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落实全会精神，要聚焦“逝、殡、葬、祭”等关键环节，加快建章立制，推动落实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系统性制修订配套政策文件。补齐城乡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短板，深化“减项降费优服务”，推动“身后事一次办”。建立健全主体全覆盖、责任全链条、权责相匹配的监管体系。倡导厚养礼葬，推进文明节俭治丧。

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民政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慈善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政府、社会、群众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需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发挥慈善机构等社会组织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当前，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事情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可以让群众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登记社会组织83.4万家，此外还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存在培育扶持不够均衡、监督管理不够到位、结构布局有待优化等问题，特别是一些社会组织在收费、评比表彰等方面不够规范。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的要求，更好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要制定和完善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相关政策，积极培育发展符合党和人民需要、公益形象鲜明、专业服务能力突出的社会组织，严格规范管理，健全综合监管措施，依法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营造社会组织发展清朗空间。

慈善事业是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着社会的温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十四五”时期，我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家，较2020年增长70%，年度慈善捐赠总额最高突破2000亿元。各类公益慈善主体在推进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守望相助、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与社会风尚。然而，有的慈善组织出现募捐不规范、资金使用管理不透明、公信力不强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要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让慈善更好发挥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载体的功能，促进培育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风气。坚持做大“慈善蛋糕”和分好“慈善蛋糕”有机结合，推动出台并落实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加快健全慈善信托、募捐成本、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等慈善管理法规制度。积极培育现代慈善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慈善信托、社区慈善等慈善形态。加强慈善激励褒扬，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更多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畅通慈善参与途径，营造“人人可慈善”的社会氛围。加强慈善综合监管机制建设，完善慈善组织监管、执法衔接机制，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增强慈善监管穿透力、有效性。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善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制度，引导健康购彩行为。

作者：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求是专访 | 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求是专访

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靠宏观政策有力有效，又要靠改革创新释放动力活力。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二条就是“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这不仅是应对短期波动、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现实举措，更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长远之策。围绕如何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本刊记者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顾严、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陈斌开、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正图进行了专访。

记者：“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主要指向是经济治理，从新时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实践看，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顾严：经济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宏观经济运行，因而宏观经济治理成为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形势深刻演变，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使得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对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和方式提出了紧迫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中，我们直面“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外部围堵遏制打压等风险挑战，探索形成了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丰富宏观经济治理经验，体现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之间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注重强化政策协同、增强政策效能，形成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紧密配合的调控手段，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更加有利于经济潜能释放的长效机制，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李正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治理智慧。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深层逻辑，即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能需要改革举措来支撑和释放，改革的中长期突破则依赖宏观政策的缓冲和托底。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推动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融合促进、相互支撑，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例如，在加大货币信贷政策力度支持民间投资的同时，不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社会公共项目，才能更充分地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记者：政策支持主要是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用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政策支持的着力点应当体现在哪里？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差？

陈斌开：有力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坚实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政策牢牢扭住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放松，强化一致性取向不偏离。特别是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在推动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果断部署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具体实践中，从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两新”，到创设和实施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提供助力，再到发放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一件件发展大事和民生实事都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

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比上年增长5%，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也要看到，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对经济平稳运行形成了一定约束。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政策支持的关键在于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宏观政策是护航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并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张琳/制图

李正图：把握2026年政策支持的着力点，我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质增效”。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理解的差异、政策之间协同不到位等情况，宏观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一方面，部门或地方在各自合理的前提下实施政策，但叠加后最终未能达成整体最优甚至出现政策之间相互抵牾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宏观政策目标，但在向部门或地方层面分解过程中，不能有效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行动，从而导致宏观政策目标在微观层面无法有效落实。防范和化解这些政策偏差，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提质增效”要求，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顾严：实际上，从2022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都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实践中，要用好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把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取向一致性评估，提升各领域政策的一致性和匹配度。政策出台前，要预判经济运行趋势与潜在风险，经过一致性评估进行充分论证；政策执行或调整时，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与宏观政策取向持续保持一致；政策落实后，要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稳慎评估，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要及时调整或暂停执行。总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要强化政策统筹，发挥政策协同效应，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发挥实效，更好地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为经济稳定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2025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实施《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旨在引导外卖平台规范服务管理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推动外卖行业规范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图为2025年12月4日，福建省福州市街头正在送餐的外卖配送员。 中新社记者 张斌/摄

记者：改革创新主要是通过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持续推动制度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制度保障，释放长期增长潜力。我国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陈斌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背后不仅有短期冲击因素，也反映出资源配置和增长动能转换中的深层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短期宏观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必须注重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

顾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到2029年全面完成，这一时间节点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例如，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进一步激发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清障护航；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扩大内需涵养“源头活水”；等等。这些改革举措兼顾短期稳定和中长期发展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激活力、添动力。

李正图：进一步来看，改革创新涉及面很广，既包括整个社会层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新，也包括各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还包括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从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明医改，到新时代以来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大量源于基层的改革创新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一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鼓励支持地方基层解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最大限度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营造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综合运用奖励激励、容错纠错等手段，激发基层创造活力。三是树立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选拔一批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优秀干部，形成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良好环境。

记者：当前，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仍然是制约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在提振消费方面，如何体现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

李正图：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多年来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发展必然要转向更多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支撑的阶段。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需要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提振消费是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

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我国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市场呈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动能向新的发展态势。然而，随着消费量的增长和质的升级，消费结构性分化、制度性约束与供给短板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从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从体制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这些都需要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使消费潜能得到有效释放。

陈斌开：提振消费，既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重要领域。在实践中，要区分“释放当期消费潜力”与“增强长期消费能力”两大目标，即政策调整可着力释放短期消费潜力，但长期消费能力的增强必须依靠制度变革。一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优化“两新”政策的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和实施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协同，持续放大政策效能。另一方面，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总体来看，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按照“政策稳当前、改革利长远”的思路，形成提振消费的组合路径，既能稳住当前经济运行，又能不断拓展消费增长空间，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改革与政策的协同效应”。在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形成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的良好局面？

顾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量持续增大和国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加强宏观调控进而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面向“十五五”，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治理，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通过政策和改革协同发力，把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陈斌开：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短期与长期、治标与治本的结合，二者协同并进、相辅相成，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增强改革与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近期，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涉及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等，将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要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形成政策放大效应。

二是增强改革与消费投资政策协同。消费和投资都是支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需求。消费方面，要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投资方面，要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完善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三是增强改革与产业政策协同。一方面，要通过产业政策、标准引领、质量监管等，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规范财政补贴政策，推动产业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四是增强改革与创新政策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重点是协同推进准入、要素、场景改革。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支撑。深入推动场景开放和公平高效配置，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深度调研

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联合课题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电子信息制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塑产业发展范式、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持续扩张，更在结构优化与能级跃升中展现出澎湃动能。初步核算，到2025年末，我国数字产业收入达到38.3万亿元，相比“十三五”末期累计增长39.5%，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具体看，数字产业发展态势如何，遵循怎样的规律，面临哪些机遇挑战，如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实地走访与座谈调研。

一、准确把握数字产业发展现状

在数字产业发展调研中我们发现，近年来多地实施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协同”，积极布局新赛道；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投入，推动技术快速迭代及应用场景创新，数字产业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巨大的发展潜力。伴随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数字产业逐渐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涌现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智能经济等几乎所有特点，很多产品和服务已走入千家万户，产业发展进入了系统化布局、整体性跃升的关键阶段。

从发展态势看，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形成“智造”与“智服”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调研发现，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在自主可控上呈现多路并进、多点突破态势，已初步形成覆盖设计、生产、装备供应、行业应用的全产业链，并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卡脖子”问题大大缓解，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我们在企业调研时了解到，某型号电子专用设备已进入头部制造商产线，正在开展量产验证与批量导入，这标志着国产高端装备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进一步深化应用。部分芯片设计企业通过整合产业链关键环节、提升工艺协同效能，正从纯设计企业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转型。同时，软件产业借助人工智能的东风加速变革。国内某团队自主研发的科学计算与系统建模仿真平台，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建模仿真平台，将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底层架构，已服务系列重大工程。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7.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15.5万亿元，增长13.2%。生产服务协同带动的“双轮”驱动格局初步形成。

依托我国开源市场的发展路径，AI+技术可以快速赋能制造工厂，人工智能溢出效应显著。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机器人通过与环境物理交互，快速学习快递分拣、理货等实用技能。该训练场旨在通过大量场景模拟与实时数据采集，实现机器人的自主学习和性能优化，标志着人形机器人在实际应用技能训练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图为2026年1月12日，该训练场的数据采集人员正在指导机器人进行精细化技能学习。 中新社发 张进刚/摄

从技术前沿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快速突破，深刻影响产业格局和经济形态。调研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专利数量全球占比达到60%，相关企业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0%，走出了一条以开源为特征的创新发展之路。正是依托我国开源市场的发展路径，AI+技术可以快速赋能制造工厂，人工智能溢出效应愈发显著。一是驱动研发范式深刻变革。多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相关负责人反映，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编码测试等软件研发全流程，推动研发模式基本实现了从传统人工向人机协同的转变，研发效率可提升15%—20%。二是驱动生产决策智能跃升。我们走访的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制造业计划排产、设备运维、质量追溯等关键生产环节和应用场景，自主研发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数控系统，以“Data+AI”为核心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智能应用模块，推动生产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算法驱动”转变。三是驱动价值体系整体重构。某汽车制造龙头企业通过自研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全域AI体系，全面打通从市场洞察、协同研发、智慧供应链、柔性制造到用户运营的全价值链环节，突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边界和静态平衡，全面提升市场响应能力、研发生产能力，推动实现产业链的整体升级。

从空间布局看，数字产业呈现出以“头雁引领、群雁齐飞”为特征的区域协同联动发展格局。调研发现，我国数字产业呈现“东部引领、中部承接、西部东北夯实基础”梯度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态势日益清晰。在整体布局方面，通过央地合作共建区域性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多种方式，央地资金、技术与人才等要素有效联动，弥合了区域创新短板，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在区域协同方面，以“东数西算”工程为代表，东部地区的算力需求有效引导至西部，带动贵州、甘肃等西部节点数据中心产业投资大幅增长，既缓解了东部能源紧张问题，又为西部开辟了数字经济新赛道，实现了东西部优势互补、联动发展。2025年，东部地区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巩固，完成数字产业收入29.5万亿元，同比增长9.2%，占全国比重74.3%；中部地区产业承接与集群培育成效显著，数字产业收入增速达到9.3%；西部与东北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活力有所回升，收入分别增长5.6%和4.8%。数字产业“东中西”协同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二、充分认识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

总体看，我国数字产业在增加优质产品供给、强化核心技术应用、释放数据要素潜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很多企业在底层“硬技术”和应用“软技术”方面协同发力，实现了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的双重变革，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要看到，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数据要素流动、新兴技术应用、数字人才供给等方面仍然存在堵点卡点。

产业技术基础仍不够坚实。参加座谈的企业普遍反映，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大、见效慢，应用场景和未来收益曲线不很明确，企业往往难以持续开展底层技术创新与原创性研究。站在产业全局看，尽管数字产业重点领域正在向产业链上游攀升，但核心技术的突破仍需较长的积累周期。产业基础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许多中小企业底层技术攻关动力不足，更倾向于在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层创新，短期能带来市场效益，却不利于我国产业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数据流动路径仍不够清晰。调研发现，数据作为数字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仍面临“采集多流转少，有资源无资产”的现实困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标准不健全。由于不同系统、不同企业之间数据描述不一致，形成各种“数据烟囱”，导致跨企业、跨行业数据整合利用难。另一方面，交易制度不完善。例如，调研中多家企业表达了对数据所有权界定清晰度、隐私安全保障及价值评估体系的担忧。由于缺乏权威的定价机制和清晰的合规边界，企业共享数据时不得不在安全风险与商业利益之间谨慎权衡。

新兴技术应用仍不够顺畅。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安全防护体系正面临新的考验。调研发现，许多企业在技术探索过程中存在合规顾虑，部分应用场景的推广趋于审慎。有企业反映，现有监管框架完善与技术迭代速度之间存在时间差，有时难以完全匹配企业创新的节奏。例如，在自动驾驶、脑机接口等领域，企业期待在算法可解释性、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获得更清晰的技术指引与风险处置方案。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普遍顾虑，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先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和渗透速度。

数字人才供给仍不够充分。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短板，已成为制约数字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跨越的关键瓶颈。企业普遍反映，兼具前沿数字技术与深厚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是当前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发现，当前高校培养的技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出现了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结构性矛盾。有企业反映，即使投入先进硬件设备，也常因缺乏能将算法深度融入生产流程的资深工程师，致使数字化转型难以触及工艺革新、质量管控等核心环节。

三、充分激活数字产业发展动能

在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数字产业突破了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和工业社会的运行规则，正在引发一场关于技术迭代、产业演进、时代变迁的深刻变革。从技术演进看，数字技术遵循代际跃迁而非渐进改良的发展规律。数字技术迭代周期不断缩短，推动着核心技术从硬件到软件、从连接到智能的持续突破，传统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已难以满足技术突破的内在需要，必须加快实施原始创新与前瞻探索。从产业发展看，数字产业具有“一次开发、无限复制”的规模效应。通过构建数字平台连接多方主体，数字产品和服务一旦开发完成，可迅速完成产品测试、反馈收集和优化调整，复制和分发的成本几乎为零，使得数字企业能够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实现快速扩张，形成复杂的价值网络。从时代变迁看，由农耕文明时期的土地为本，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牵引，再到数智时代的数据驱动，数据从单一的生产要素已经演进为重塑生产流程、重组产业格局、重构竞争规则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用户体验产生数据、数据用于优化产品、优质产品吸引更多用户”的正反馈机制，推动生产力迭代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三重逻辑决定了数字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场景、模式和生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技术、环境交互方式。因此，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既要筑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根基，也要构建开放协同、标准互信的产业生态，更要同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适应性治理框架和高质量人才体系，形成支撑产业持续跃升的良性发展格局。

夯实发展底座，系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用、研”协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应适度超前部署和改造数字基础设施，夯实数字化转型底座。要筑牢“建”的根基，构建高速泛在、智能集约的设施体系。持续拓展5G和千兆光网覆盖广度与深度，优化全国算力布局，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要提升“用”的效能，深化融合应用与规模推广。深入实施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升级方案、“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升级版和标识“贯通”行动，积极培育海洋产业、低空装备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推动典型行业和重点领域的规模应用。要强化“研”的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快战略性技术与基础设施攻关，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持续提升科技供给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在调研中我们认识到，当前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脱节难题，亟待构建能够快速验证技术可行性与商业价值的载体。要推进原创性技术攻关，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重点领域，抓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实施，推动行业龙头联合重点用户、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实体化的“研发中试车间”，一体推进技术攻关、迭代应用、生态培育。要推动技术长期布局，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榜单发布”与“揭榜挂帅”制度，优化适应长周期、高风险技术攻关的金融产品与投资评估体系，形成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项目评价与激励标准，将抽象的“需求牵引”转化为可运行、可考核的创新平台，真正打通从技术概念到成熟产品的“死亡谷”。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设产业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平台，一体化推进计量、标准、质量、知识产权等基础要素布局，持续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优化产业生态，以实数融合深度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数深度融合，是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调研发现，当前制约实数融合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再是技术，而是缺乏能够让新技术在真实、复杂环境中充分验证、迭代、成熟的开放包容场景。要强化供给能力，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率先完成数字化改造，围绕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智慧物流等重点产业链，体系化开放生产制造、城市管理、商贸流通等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准入清晰、容错试错的测试验证环境。要推动产业创新，围绕智能家居、数字健康、自动驾驶等融合领域，鼓励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创新和场景创造，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培育产业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数字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构建技术适配、评估认证、金融支持、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成熟的融合解决方案从“单个试验场”走向“全行业推广”，加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数字产业发展离不开强大算力支撑。“巢湖明月”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拥有包括科学计算、智能计算、液冷、存储等在内共1500多台服务器。图为2025年4月21日，在安徽合肥高新区的合肥先进计算中心，工作人员在“巢湖明月”机房内检查设备。 中新社记者 韩苏原/摄

释放数据价值，打造“能用、好用、放心用”的合作模式。将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各类要素数据化并发挥作用，是数智时代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调研发现，当前制约数据价值释放的主要矛盾并非数据资源匮乏，而是缺乏能够促进产业各方数据协作的机制与环境。要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登记、合规评估、资产入表等具体规则的落地，解决数据确权、定价、入账等操作难题，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扫清制度障碍。要开展先行先试探索，推动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大模型服务商等灵活组合，组建“数据合作联合体”，支持开展数据流通模式创新、数据资源聚合、数据价值转化，形成流通可控制、权益可明确、收益可共享的数据价值开发模式。要培育数据服务体系，鼓励发展数据合规审计、质量评估、价值发现等第三方专业服务，培育数据经纪人等新职业，构建健康活跃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要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建立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销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健全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机制，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保障。

筑牢人才基石，构建产教融合与精准引育相结合的人才支撑体系。数字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巨大，供需矛盾突出，亟须加快构建适配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引育体系。要深化教育改革与产业需求对接，围绕高质量数据集、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水平大学和职业学院，共同搭建以真实研发项目和工程任务为纽带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适应产业前沿的工程技术人才。要实施精准化的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围绕前沿重点领域，靶向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家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立与项目贡献挂钩的学分认定、薪酬补助和优先录用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实践文化。要搭建终身学习与技能提升平台，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畅通传统行业工程师向数字化人才转型的通道，打造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数字人才队伍。

强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坚持开放合作，是顺应全球数字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拓展数字产业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应主动发挥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积累的体系化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协同各国开展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产业生态发展形成实质性优势，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变革。要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动建设和运营一批高能级的国际合作实体节点，加强与各国在数字政策、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共同推进5G网络、跨境光缆、卫星互联网、算力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要促进规则协同，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和引领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积极贡献中国实践与中国方案，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与标准规范。要共建技术生态，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机制，构建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鼓励通过开源协作、联合研发、技术交流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全球创新合作；建立可持续的成果共享与能力建设机制，共同打造安全、可信、充满活力的全球数字创新共同体。

执笔：郭斐然 李丽 张建伦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抓住农民这个关键

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抓住农民这个关键

陈文胜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解决农民发展问题，不断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决定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质量，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与最终成效。

一

经过数十年的不懈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物质基础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持续完善，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良种推广覆盖率不断提高，成功用占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20%的人口，实现了从“食品短缺”到“食品选择自由”的历史性跨越。在农村建设层面，道路硬化、电网升级、安全饮水、义务教育普及等基础工程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制度保障层面，全面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心已从物质积累逐渐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农民自身的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的核心标尺。2025年，农村常住人口约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2%。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的高位，仍将有近3.5亿人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没有农民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现实表现看，农民在思想观念、能力素养、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提升相对缓慢。在思想层面，部分农民仍受传统小农经济观念影响，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契约精神和创新思维相对薄弱，融入现代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在能力层面，面对数字经济与现代农业的快速融合，许多农民在智能设备使用、信息获取辨析、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权益层面，受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影响，农民在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完整实现财产权益、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局限，发展机会与城市居民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这种农民发展能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同步的状况，往往导致先进的设施装备、技术模式难以在实际生产中发挥有效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硬件硬，软件软”、“有设施缺人才”的现实发展困境，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的重要瓶颈。

二

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面临单一困境，而是置身于进城与留乡的双重压力之下。城乡二元体制机制下，诸多制约因素相互关联叠加，不利于农民全面发展。农业转移人口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推进。

一方面，进入城市受阻，难以平等融入城市。由于市民化进程存在结构性障碍，近3亿农民工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候鸟式”迁徙。在身份认同上，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可能遭遇就业门槛、社交隔阂等隐性壁垒，不同程度地存在游离于城市核心公共服务与社会网络之外的现象，面临成为城市“边缘群体”的风险，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偏低。在教育方面，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面临就读难的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完整性不足。在医疗方面，农民工医疗保险跨区域转移仍不够顺畅、异地报销比例较低，保障水平不高。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偏低，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健康保障。在住房方面，农民工大多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低，难以承担城市高昂的房价，不少居住在条件相对简陋的城中村或工棚，难以形成稳定、体面的城市生活预期。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养，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向现代技能型、专业型升级，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图为2025年11月11日，在江西省德兴市大茅山茶园基地现场，一位老师（中）为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学员讲解高山茶叶御寒防冻管理知识。 人民图片 卓忠伟/摄

另一方面，返乡发展受限，面临“回村无业”困境。随着社会化服务全面进入农业，专业化分工在生产环节全面推进，“家家种田”的传统模式已发生根本改变，单纯依靠承包地无法维持稳定生计。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发展机会的情况下，即便选择返乡，也可能面临“回村无业”的窘境。在产业支撑方面，农村新兴产业、特色产业发展不足，传统农业占比过高，难以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部分乡村产业项目又常因缺乏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市场化运营机制，过度依赖政策扶持，市场竞争力不强，不能吸纳太多的返乡劳动力。在资源保障方面，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惜贷”、“畏贷”现象普遍，农村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城市。多数中西部地区县域存贷比长期低位运行，农村资金外流现象较为突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信心与动力相对不足。在能力适配方面，返乡农民工普遍缺乏适应现代农业与乡村新业态所需的专业技能与数字素养，难以有效参与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创业成功率不高，人才与产业之间出现“错配”状况。

更要看到，近年来农民生活需求在不断升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的需求已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全面追求，但相应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供给仍存在明显短板。在教育方面，伴随全国乡村小学数量与教师人数大幅减少，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学生在升学机会、教育质量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较难获得与城市孩子同等水平的教育条件。在医疗方面，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薄弱的状况尚未彻底改变，乡村医生队伍面临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挑战，农村居民在就医可及性、服务质量及保障水平上与城市差距明显。在养老保障方面，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差距较大，加之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不完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较大。在精神文化方面，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文化产品供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消费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且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优质消费品供给不足，导致农民难以充分享受现代化消费带来的美好生活。

三

农民自身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是当前发展阶段性矛盾的集中体现。纵观各国现代化历程，在经济起飞和结构转型阶段，物质资本快速积累而人的发展相对迟缓，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特定历史阶段优先夯实物质基础的客观原因，也与发展理念转型、制度体系完善、资源投入结构和治理机制创新等深层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发展进程中形成“重物轻人”路径依赖。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期阶段，为了迅速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资源集中投向基础设施、农机装备和村容村貌等物质层面，这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这种以“物”为先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较强的思维惯性与工作路径。一些地方在后续发展中，仍不同程度延续着“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投入”、“重项目落地、轻人才培育”、“重短期成效、轻长期赋能”的倾向。相比之下，对于农民的观念转型、能力提升、权益保障等关乎长远发展和内在动力的基础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资源投入不足，有效方法不多。当物质条件改善到一定阶段后，农民发展的短板便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尚未根本消除。这是制约农民发展的深层原因。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取消，但其长期运行所固化的要素配置与利益分配格局仍具惯性，户籍与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权益的隐性挂钩，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平等融入城市的“隐形门槛”。在财产权益方面，农民土地产权不够完整，城乡建设用地“同权不同价”现象依然存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中农民分配比例偏低，农村房屋财产权能未能充分释放，制约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以积累发展资本的能力。社会保障体系仍呈现城乡分割特征，衔接转换不畅，保障水平差距明显，近3亿农民工中，仍有不少未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处于就业不稳、保障不全的“半市民化”状态，增加了农民的生活风险与流动成本。这些制度性壁垒相互叠加，阻碍了城乡之间要素平等交换与人口自由流动。

第三，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相对滞后，能力建设与时代需求脱节。现代农业、数字经济与社会治理创新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尚未健全。现有培训仍存在内容碎片化、方式传统化、与产业和市场需求结合不紧等问题，难以有效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科技应用能力、经营管理水平与创新创业思维。乡村基础教育资源较为薄弱，影响了农村新生代人力资源的初始积累。乡村对人才的综合吸引力不足，缺乏让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扎根发展的产业平台、创业生态与社会环境，导致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加剧了乡村人才的短缺。

第四，农民主体地位保障机制不健全，内生发展动力未能充分激发。在乡村发展与治理实践中，部分地区的行政主导色彩仍然较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尚未真正落到实处。在乡村规划、产业选择、项目安排等关键决策中，替民做主、形式化参与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这不仅容易导致公共资源投入与农民实际需求错配，造成“政府热、农民冷”的尴尬局面，也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使一些人滋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如果缺乏内生动力的有效激活，即便外部投入持续加大，也将难以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发展动能。

四

从发展逻辑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历经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性跨越，已经处于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方位，必然要求将发展重心回归到人的本身。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要坚定不移在投资于物的基础上更多投资于人，推动农民观念、能力与权益全面提升，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

以制度赋能为基础，破解城乡权益壁垒，保障平等起点。城乡权益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发展机会受限的主要障碍，要从制度改革入手，让农民平等分享现代化成果。关键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常住人口，不断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情况挂钩的公共服务享有机制。着力解决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半市民化”难题，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稳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入市的有效路径，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民、集体、国家间的合理分享机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农民在乡村规划、项目建设和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实践参与提升农民的权益意识与主体地位，推动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治理转变。

以能力建设为根本，推动人力资源升级，适应时代变革。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知识、技能与素养的现代化，着力解决农民发展问题已成为应对数字时代就业变革的紧迫任务。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对接市场需求的农民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培训内容精准聚焦现代农业技术、数字工具应用、电商运营、合作社管理等实用领域，强化培训、认证、就业、服务的闭环，提升培训的实效与转化率。尤其要着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通过建设村级数字服务点、开展适老化辅导、培育“数字新农人”等方式，帮助广大农民掌握智能设备操作、信息获取甄别、线上交易与安全防护等基本数字素养。积极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完善政策激励，吸引和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入乡创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产业带头人，并通过订单合作、股份联结、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建立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引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加快农民从传统体力劳动者向现代技能经营者转变。

近年来，多地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通过定制扶持政策、搭建三级培训体系等举措，支持“新农人”返乡创业，推动“新农人”抱团发展。图为2025年6月9日，江西省丰城市石滩镇巷里村，“00后”返乡“新农人”在育秧大棚里查看晚稻秧苗的长势。 人民图片 周亮/摄

以城乡融合为路径，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拓展发展空间。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乡村范围的封闭演进，而是城乡协同的系统工程，要打破要素单向流动的固化格局，推动城乡关系从单向汲取走向双向赋能。针对农民工“城市难融入、乡村难回归”的困境，关键是通过创造均等机会来有效应对。探索建设县域统筹的劳动力供需智能匹配平台，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高效对接；完善返乡创业的融资、用地、社保衔接等支持政策，营造“进城有发展、返乡有舞台”的宽松环境，有效化解产业转型可能带来的就业结构性风险。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农业农村，创新产业链金融、普惠金融产品，破解农村抵押担保难题，重点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产业协同与功能互补，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并促进城乡文化互鉴，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活化乡土文化，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与社会认同。

以投资于人为导向，优化政策体系，激发内生动力。政策是国家战略意图的集中体现，要将农民全面发展的理念贯穿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体系各个方面。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增加对农民教育培训、健康保障、社会保障等关乎人力资源的“软性”投入，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农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根本要求，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把握好“是否符合农民意愿，是否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是否维护了农民利益”等原则问题，以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中“人”这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激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这就要求加快建立健全政策的动态评估与反馈调整机制，确保资源精准配置，有效激发农民追求现代化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作者：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

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

段 威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道工序”。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新兴领域发展与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等新发展新要求，我国立法体制日益完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对法治建设特别是立法提出新要求。比如，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深入，需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需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等等。又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空白区。再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出现许多新情况，有的方面群众不满意甚至意见很大，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及时跟上并持续完善。此外，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同时大国之间地缘竞争、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持续加大，迫切需要建设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我国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走向世界，跨国纠纷和法律问题更多更复杂，需要更好运用法治手段有效应对各种摩擦纠纷，更好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我国立法原则之一，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需要立法工作高度关注并跟上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及时捕捉和把握对法律的新需求，通过制定和调整法律更好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

通过科学立法破解改革难题。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推动实现改革发展蹄疾步稳。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采取灵活多样的立法形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比如，根据形势需要制定新法，或对现行法律进行全面修订、局部修改、统筹修改；及时废止不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障碍；加强立法解释，明确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法律的依据，促进对法律的准确理解、有效实施；推动法律规范法典化、法律制度系统化；分时段分领域开展法律清理，保证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授权先行先试，支持和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等等。通过进一步拓展法治作用空间，更好发挥法治在破除体制障碍、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科学立法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当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营商环境存在差距等，已成为亟须回应的难题。要针对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问题加强立法，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健全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治理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行业壁垒，为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内需、缓解同质化竞争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立法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治理，规范企业在市场准入、价格制定等方面的行为，划定竞争边界、强化制度约束、完善激励导向，以良法确立公平竞争的基本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恶意补贴、排他性交易、流量垄断、平台强制二选一等扭曲竞争机制的行为，防止无序竞争挤压优质产品生存空间。聚焦制约和影响营商环境的瓶颈，加强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开放环境等相关立法，确保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以立法固化“放管服”成果，推动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并联审批、告知承诺等制度法定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健全市场化重整、简易注销等市场退出机制，形成从准入、经营到退出全生命周期的法治保障。

通过科学立法回应人民群众新诉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立法从宏观向微观延伸，精准回应群众关切。例如，针对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噪声污染防治等具体问题，通过“小切口”立法，精细化解决群众的实际困扰。关注不同群体需求加强立法，做到权益保障更均衡、制度供给更普惠、规则设计更暖心。例如，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通过完善立法，进一步解决用工关系界定、平台算法规范等痛点，明确权益保障底线。进一步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更好倾听人民呼声、体现人民意志，坚持和完善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方式，畅通和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渠道，探索和创新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新载体新形式，让广大群众能够更便捷参与、更充分表达。

通过科学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涉外民事、商事、经贸、海关、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规则，推动国内法与国际通行规则更好衔接，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加快推进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明确适用的范围、条件、程序和实施机制，使我国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跨境侵权、经贸摩擦、国家安全、海外利益保护等问题时有法可依。面对个别国家动辄实施单边制裁、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滥用国内法进行域外管辖等行为，按照急用先行原则，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律法规，丰富涉外法律工具箱，筑牢国家利益和企业、公民合法权益的法治屏障，切实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文化中国 | 关中文化与时偕行

文化中国

关中文化与时偕行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仰韶时代彩陶文化的绚丽多彩、西周青铜文明的熠熠生辉到秦汉隋唐的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从“民胞物与”的关学创立到市民文化的繁荣再到红色文化的熔铸，关中文化与时偕行，推动中华文明辉光日新。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陕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关中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一

关中地区古河渠纵横、土质肥沃、气候适宜，“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孕育了悠久的农耕文明，成为古代王朝定都的理想之地，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文化走向。

蓝田人、大荔人和秦岭旧石器时代等远古遗存，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地位。从约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粟、黍培育，到7000—5000年前仰韶时期的农业聚落，证实了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已然形成。临潼白家村彩陶是关中地区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半坡“人面鱼纹”与被誉为“华山玫瑰”的花瓣纹等经典图案，集中反映了华夏先民的审美和原始宗教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为探索早期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线索。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的环壕聚落，揭示了当时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成为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早期典范。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仰韶时代彩陶文化的绚丽多彩、西周青铜文明的熠熠生辉到秦汉隋唐的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从“民胞物与”的关学创立到市民文化的繁荣再到红色文化的熔铸，关中文化与时偕行，推动中华文明辉光日新。左上图为人面鱼纹盆。右上图为何尊。左下图为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右下图为大雁塔。 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疆域广大，以周原、丰镐为中心，通过“封邦建国”将血缘与地缘结合，构建起拱卫共主的天下秩序，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实现了家族伦理与国家政治的有机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家国一体”的基石。宝鸡周原遗址揭示了“古公亶父迁岐”的历史与都邑格局，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墙盘等青铜重器，是西周政治文明和经济社会状况的实物见证。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现存“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见证，彰显了“择中建极”与“敬德保民”的智慧，为后世“大一统”与“多元一体”认同奠定了观念基石，逨盘、逨鼎体现了西周“德主刑辅”的治理主张。周朝的王官之学是诸子百家思想之滥觞，《周易》塑造了国人的辩证思维，《诗经》成为中华美学重要源头。西周青铜器铭文在汉字史上承前启后，铸刻了世界史上独特的青铜文明。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正是对周文化辉煌成就的至高礼赞。

周平王东迁后，关中为秦人所据。“赳赳老秦”在此谱写了艰苦创业、变法图强的历史篇章。秦公镈、秦公钟见证了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受封诸侯的史实。商鞅方升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其所体现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开拓精神与法家思想，是留给中国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在关中建都，自秦至唐千余年，关中文化达于鼎盛。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关中见证了外来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共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创了多民族大一统的新局面。自秦汉起，大一统思想便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秦代创立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等一系列高度完善的政治制度，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采取统一货币、度量衡及法律等措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汉代“承秦制”并“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巩固了大一统，“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与汉代石刻，铸就了秦汉文化博大的美学品格，展现了大一统国家的强盛国力。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交流。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遥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吸引力的国际化大都会，全面展示了汉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在空前统一稳定的环境下，秦汉科技实现了系统性突破，形成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首个高峰。《太初历》的制定，《黄帝内经》的定型以及国家主导的造纸、冶铁、水利等技术的飞跃，这些以关中为政治决策与文化整合中枢的里程碑式成就，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汲取秦亡教训，汉初尊奉黄老之道“清静无为”，政治上“与民休息”，造就了文景时期“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安定局面。刘安《淮南子》成为此时黄老思想与诸子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遂成为主流思想。官方创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至宣帝于石渠阁召集诸儒讲论，黄龙元年博士增至12家，元帝时增为13家，经学大为兴盛。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述圣言、礼乐备，刘向《新序》、《说苑》以故事阐述治道，桓宽《盐铁论》汇集儒、法治国思想，展现出治国理政的积极探索精神。西汉文史成就卓著，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歆《七略》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彰显大汉雄风。东汉时期关中文化持续发展，贾逵、马融、杨震等经学大家使关中成为经学重镇，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曹全碑》、《西岳华山庙碑》是汉隶的代表之作。

隋唐时期，长安再度成为都城。“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作为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典范的唐长安城，面积约84平方公里，其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功能分明的规划，开创了都城新型规制，深刻影响后世及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城布局。唐朝在此健全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中枢、科举制选官、州县制行政、府兵制辅政的完备体系，达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巅峰，唐玄宗时的《大唐六典》对此作了系统整理。大唐政令从这里发出，通过驿道系统辐射全国，推动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全面繁荣。官修《兆人本业》助力农业发展，僧一行《大衍历》为当时最精密历法，《算经十书》奠定中国古代算学体系，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与官修《新修本草》推动中医药规范发展，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写就大唐风骨，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描绘出大唐的宏大气象和高度文明。

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依托陆上与海上通道，唐朝的对外交流范围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日本、新罗、波斯、大食等国使节络绎于途，至长安学习。长安西市胡商云集，将西域香料、珠宝输入，并把中国丝绸输往世界。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凝聚着开放的唐人对盛世生活的赞美，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等珍宝是长安作为世界性都会的实物见证。外来文化还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文化艺术与生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着异域宗教的传入与唐代宗教文化的鼎盛，西域的凹凸晕染法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胡旋舞、柘枝舞及中印融合的《霓裳羽衣舞》改变着唐代乐舞，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生动记录了波斯马球等外来风尚的流行。

唐朝被称为“诗国”，关中则是其渊薮。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汇聚众多诗人，塑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关中诗人承《诗经》、汉赋之余韵，开唐诗之新风，把山水意境、家国情怀化作了大唐的满篇诗意。“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投身“诗文革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展现了他诗风的刚健清新。“七绝圣手”王昌龄，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豪情，挥就了唐朝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冲淡闲远，把唐朝的山水田园诗带入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清悠之境。杜牧的七绝冠绝晚唐，他的《清明》、《赤壁》、《泊秦淮》、《江南春》是诗史合一、情景交融的佳作，流传千年、传诵至今。

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造就了儒、释、道多元交融的学术黄金时代。自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开启的儒、释、道“三派讲论”，极大促进了三教融合。《五经正义》成为科举唯一官方定本，实现了经学统一并影响后世千年，现存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朝经学繁荣的见证。唐朝还首创官修史书制度，编成《晋书》、《梁书》等6部正史，并开制度史编纂之先河，奠定中国史学的成熟格局。唐玄宗推动道教官学化并编修《开元道藏》，成玄英、吴筠等人融合儒佛思想、持续深化理论，形成包容性教义体系。长安作为全国佛教中心，官方设翻经院，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等是著名译场，玄奘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处翻译了《大般若经》、《心经》等75部1335卷佛教经典并创立法相宗，华严、净土等宗派也在此创立汇聚，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河。

三

都城的变迁，使宋代以后的关中渐趋褪去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帝都光环。“独以醇正称于天下”的关学，成为关中文化最具显示度和标识性的文化形态。以秦腔为代表的市民文化繁荣，成为关中文化的一大特色。照金精神赋予关中文化红色底蕴，长安画派、文学陕军让关中文化别开生面。

张载创立了作为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千年演进。吕大钧兄弟创制中国首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具体社会规范，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金元时期，杨奂提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促进民族融合。明清时期，冯从吾撰《关学编》梳理源流，创建关中书院重振关学，其他关学学者以不同方式传承张载之学，吕柟、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等融合了朱子学，倡导穷经践礼；李二曲、王心敬等则尊奉阳明学，提倡明体适用。王徵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重塑关学的科学向度。刘光蕡力倡“中体时用”，刊印西学、宣讲实学、筹办工业，推动关学的现代转型，其弟子于右任、李仪祉等接续师说推动中国近代化变革。以关学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在因应时代、融通交流中持续实现着自我革新。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成长，关中文化在雅俗交融中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书院体系日臻繁盛，成为文教传承核心，横渠、关中、宏道等书院声名卓著，与州县学舍共倡“通经致用”，奠定了关中文化崇文务实的地域品格。以秦腔为代表的大众文艺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是关中文化最炽烈的情感抒写。近现代以来，西安易俗社编演新剧，改革旧制，成为中国戏曲改革的先锋，鲁迅称赞为“古调独弹”。陕西快书生动诙谐，华县皮影戏光影奇幻，凤翔泥塑色彩鲜明，关中剪纸粗犷豪放，成为关中文化的生动图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新时代，陕西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左上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右上图为西安国家版本馆。左下图为西安碑林博物馆俯瞰图。右下图为实景舞剧《长恨歌》剧照。 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中大地曾爆发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三原“交农”等革命斗争，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孕育形成照金精神。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红色桥梁”，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被誉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这些都为关中文化注入了深厚的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城墙保护成为文物保护的光辉典范。“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西迁精神，赋予关中文化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爱国主义新内涵。《东方欲晓》、《华山图》等“长安画派”作品，让关中文化联结起传统与生活。《创业史》、《保卫延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著作，在中国文坛形成“文学陕军”新气象。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新时代，陕西聚焦“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神木石峁遗址、宝鸡周原遗址、富平长春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解读中华文明提供了关键实证。关中革命纪念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等建成开放。《延河》杂志首倡“新大众文艺”，《西北岁月》、《长空之王》、《人生之路》、《生命册》、《一路生花》、《主角》、《从西安到瓜达尔港》等精品力作吹响新时代号角。位于张载故里的横渠书院与近30所大学共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全省新建180多个“城市书房”和“阅读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五级全覆盖。文旅深度融合迈出坚实步伐，实景舞剧《长恨歌》累计创收超20亿元，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吸引游客年均突破200万人次。在西安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助力古老丝绸之路焕发勃勃生机。新征程上，陕西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肩负起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时代重任，以守正创新激活关中文化的强大基因，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贡献更大力量。

如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如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周 勇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传播学揭示新闻传播与舆论演化规律，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支撑。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把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深刻变革，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任务，亟须建构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打破西方话语垄断、赋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

传播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地内嵌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交流的基础上促进人的联结，进而促成共识与秩序，由此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自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事业开启以来，新闻在推动人的关系建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对客观世界的选择性再现，构建出新闻世界，影响着人的主观世界。整体而言，新闻传播从零散的信息传递，随生产力、媒介技术和社会信息需求的发展，逐步演变为系统化、专业化、全球化的社会活动与行业形态。必须看到，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同时又是观念的产物，在传播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因而以人类社会新闻与信息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回溯历史，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算起，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逾百年，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后全面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也有超过40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确立逻辑起点，重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生产，形成了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支柱的知识图谱，并在各专门领域垂直深耕，组成了系统的学科阵列，呈现出多元性、实践性、自主性的发展特征。但也要看到，作为现代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科诞生于西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依然面临不少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2025年5月10日，第五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图为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供图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诞生之初参考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至今仍受到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影响。实际上，西方新闻传播学科是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为基源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新闻观，背后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们竭力掩盖新闻的阶级性、党派性、倾向性，标榜“客观报道”、“政治中立”等新闻理念，宣扬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并将这套意识形态以“普世”名义行销全球，这使得打破它们所设定的框架，以另一种不同方式构建新闻学叙事变得特别不易。一些学者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为迎合西方标准而弱化“以我为主”的学术自主，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一种统揽全局的立场观点方法，降格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使其面临成为被表面尊崇实则割裂的“特区”、“飞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破解对西方话语依赖、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迫切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是源于社会实践、重视经验积累的学科，其学科特质决定了知识体系中存在很多以“添砖加瓦”方式积累形成的“知识碎片”。由于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未被统合成具有明确逻辑的完整体系，因此这一学科长期受到如幽灵般的“新闻无学”的指责。特别是在这个“万物皆媒”的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积极主动地在人文学科内部进而到相关理工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产生理论成果，以其广泛的学科包容性将大量非新闻传播业的现象与实践纳入研究范畴，然而在试图包罗万象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专业性价值被稀释的问题。这使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研究出现了失焦，大量微观、琐细乃至象牙塔内想当然的研究议题分散了对学科核心问题的关怀。有学者举例，媒介物质性研究把媒介无限泛化，而我们要研究的媒体是有相对的含义和概念的，泛化了研究主体就等于失去了学科核心；平台和平台经济研究用的方法、理论、概念多数是其他学科的，相比之下，经济学、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扎实。新闻传播学如果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却忙于种其他学科的“地”，很难发挥出自身优势，也很难提炼出具有学科特点的核心概念。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重塑学科主体性、避免学科空壳化的迫切需要。

值得关注的是，在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的新媒体技术冲击下，如何丰富发展主要面向大众传播而形成的知识概念以适应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业结构性变革的新要求？这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主要都是围绕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得来的。工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体系。这种向内的研究方向在一定历史时期当然有其应然性和必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使研究被局限在狭窄的理论空间和知识话语之内，进而无法在更为基础、更为深广的话语平台和理论平面上进行知识的拓展与创新。特别是在当今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闻传播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随着新闻传播格局的多元化，以大众传播为前提的理论很难解释今天纷繁复杂的媒介融合现象，比如面对包括人机传播等在内的新兴实践样态时解释乏力。与此同时，区别于新闻传播学科诞生发展初期与业界紧密结合的情形，当下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身份区隔存在扩大的趋势，学术研究与业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隔阂，使得学术成果难以及时对新闻传播实践发挥有效指导，学术研究存在“空转”隐忧。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能更好地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

一切学术的演进与发展，都既植根于自身学术史的深厚积淀，又锚定于现实发展需要的强劲牵引。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基于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发展起来的，加快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从中汲取丰厚营养。

汲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厚营养。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受到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被列宁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马克思、恩格斯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在报刊领域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看作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强调党报党刊应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提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的报刊有机运动理论、“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的报刊内在规律理论；等等。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党报的党性原则，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1901年，列宁在其创办的《火星报》上发表题为《从何着手？》的社论，提出了“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这些理论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从中汲取营养，能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本清源、筑牢基石。

汲取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丰厚营养。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以后，各界人士开凿出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承袭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清议”传统，开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之风。尤以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最负盛名，文中提出的“去塞求通”等观点、“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等论述，后来被吸收到我国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1919年更名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旨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拉开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帷幕。此后，新闻学的著作、报刊、论文集不断涌现。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系统阐述了新闻学理论，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的“报纸六职务”；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系统研究了新闻采访学，在内勤编辑更受重视的背景下明确了“外交记者”的地位；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系统梳理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确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框架。这三本中国新闻学“史、论、业务”领域“开山之作”的出现，开始构筑起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此外，任白涛等也通过学术研究和办报实践，极大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视野。这些研究强调新闻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还反映出我国学者将西方新闻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的不懈努力，为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汲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厚营养。经过百余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套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正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学习共产国际与苏俄办报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办报实践，形成了我国最初的无产阶级办报思想。1922年，李大钊同志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等定义，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事业的演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同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对党报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比如，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思想；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强调了“政治家办报”的重要思想；等等。这些重要观点，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启特色鲜明的中国化进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面对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要求，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思想中心”说，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进一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多项主题采访活动。图为2025年9月12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成员在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观看人形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科学回答关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表述，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书记用“五个事关”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地位作用，“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用“48个字”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用“四个牢牢坚持”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等。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转化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将更加有力地引领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

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根基，打破西方理论范式路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兼具理论深度、实践解释力与国际对话力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一定程度上“悬空化”的问题，将其置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国家社会发展实践中，回应、解释、解决当前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为学科建设划定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与价值取向，是区别于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质所在，更是学科实现自主发展的核心根基。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需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深度融入学科理论建构、概念提炼与研究实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洞悉时代变化，回应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包括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核心实践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破解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依附困境，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百余年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炼理论素材和标识性概念，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的理论范式与知识图谱。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守正创新，将其融入智能传播、平台治理等新兴研究领域，赋予其时代内涵与实践活力，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学科体系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载体，是连接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实践应用的重要桥梁。加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厘清学科发展脉络，界定学科内涵与学科范围，加强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分支之间的协调统一。推动跨学科融合发展，整合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外部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回应计算传播、媒介与社会治理等交叉领域的重大问题，同时也要明确学科的研究边界与创新空间，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现代新闻传播学科生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实践单位协同创新，建立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机制，让学科研究紧密对接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完善学科教材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兼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本土实践能力与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向隅而立的自话自说，而是要以产出中国知识、提供全球方案、彰显世界意义为目的，通过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化传播与创新发展。一方面，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开展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梳理西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挖掘其在媒介技术、受众研究等领域的理论贡献，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实践进行批判性吸收与改造，避免简单的理论移植与概念套用。另一方面，主动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各国学界的双向互动，将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鲜活经验与理论成果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学术话语，向世界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媒介制度与治理方案。在合作交流中，聚焦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共性难题，如数字鸿沟、跨文化交流等，与国际学界开展联合研究，既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权，又让自主知识体系在全球视野中得到检验与完善。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从《太平年》看历史剧创作生产

从《太平年》看历史剧创作生产

董 涛

近日，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热播。该剧以五代十国时期为宏大背景，通过吴越王钱弘俶与宋太祖赵匡胤推动“纳土归宋”的故事，紧扣“和平和统一”主题，深度呈现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引发广大观众对历史文化、家国情怀、民族统一的共鸣。在国内热播的同时，该剧在国际发行方面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热度持续升温。可以说，《太平年》在主题表达、创作方法、制作传播等方面为当下历史剧创作生产提供了有益经验，成为近期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历史题材剧通常分为历史题材正剧和历史题材传奇剧。历史题材正剧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历史人物回溯历史深处，讲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兼顾“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还原”。历史题材传奇剧以历史真实为背景，或写实或虚构历史人物，艺术想象主要情节，于历史语境中观照现实，视角更加多元，人物更加多样，在创作上更加灵活。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涌现出一大批广受好评的精品历史剧。比如，《琅琊榜》以诗意叙事为载体，在虚实之间承托古典风骨，让东方美学意蕴自然浸润大众审美。《风起陇西》将谍战的精密逻辑植入三国背景，跳出“三国叙事”的传统框架，演变为一曲关于信念与牺牲的史诗。《梦华录》借宋代市井风华，细腻摹写女性自主与情感选择的现代命题，实现了传统女性形象的当代性转化。《天下长河》依托黄河治理的史实背景，展现治河事业的艰难伟大及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云襄传》则以智计博弈为主轴，深层探问人性底线，呼应当代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这些精品力作已然昭示，历史题材电视剧集已超越表层的故事讲述，演进为联结集体记忆与时代精神、传承文化基因与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载体。

作为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类型，历史剧既是一道跨越时空的对话长廊，让今人与古人得以在精神层面彼此叩问、相互启迪；也是一座无形的情感祠堂，使英雄气概、民族精神在影像中得以传扬，进而增进文化认同。然而，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历史剧创作成绩与隐忧并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在守正创新中打造标杆之作。

以正确历史观引领创作。历史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静态文本，而是在持续解读与对话中，动态生成集体认同的意义场域，要警惕有些历史剧创作导向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当前部分历史题材作品为博眼球、逐流量，肆意涂改史实、颠倒黑白，甚至出现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叙事倾向。比如，有的作品热衷于展现宫闱秘事、权谋逻辑，用宫廷秘史替代家国叙事，解构宏大历史进程，将历史剧拍成“宫斗戏”、“职场戏”，庸俗化呈现历史；有的剧集对历史上公认的暴君、奸佞、侵略者予以同情美化，过度渲染人性的幽暗面；等等。这些创作行为，本质上源于历史观认知的错位，既想借助历史题材和内容赢得观众和市场，又回避承担传播历史真相、弘扬历史精神的文化责任，最终消解的不仅是历史真相，更是集体记忆认同的价值根基。历史记忆是民族的根，历史剧创作应尊重敬畏历史。面对五代十国纷繁离乱的历史，《太平年》编导演不仅做足了案头功夫，还联手权威历史专家全程参与创作、把关内容，确保剧作对历史态势、典章制度、时代精神的把握不偏离史学界基本共识，为创作奠定可信的史实基石。同时，历史剧创作应主动承载主流价值观，从浩繁典籍与历史素材中萃取那些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挖掘与当代社会相通的精神品格，通过气韵生动的镜头语言和情景交融的讲述，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度思考，润物无声地引导观众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涌现出一大批广受好评的精品历史剧。这些精品力作已然昭示，历史题材电视剧集已超越表层的故事讲述，演进为联结集体记忆与时代精神、传承文化基因与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载体。 出品方供图

平衡史实选择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原则。所谓“大事”，特指关涉历史走向、核心人物评价及时代本质特征的关键内容，对此必须保持敬畏与克制，其艺术加工应致力于深化历史逻辑、丰富历史内涵，而非颠覆历史事实。而“小事不拘”应严格限定于史载不详的日常情境、人物关系的合理想象及情感世界的细腻填充，其创作必须符合历史语境下的人情事理与美学风格，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肆意虚构。这就要求创作者既要如考古学家般严谨，坚守历史发展的核心逻辑与关键事实；又要如小说家般灵动，在史实缝隙中挖掘叙事空间。《太平年》在深入研究历史本质基础上，塑造了钱弘俶、赵匡胤等鲜活人物形象，实现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然而，当前一些历史剧存在亵渎经典、“魔改”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等不良倾向。比如，有的作品为追求“人性复杂”或制造戏剧冲突，将历史人物进行解构；有的作品存在服饰与化妆“穿越”、道具与陈设“混搭”、建筑与空间“错置”以及生活习俗与名物“张冠李戴”等细节纰漏或违背常识现象，掏空了历史质感。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应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对历史事件的缝隙和历史人物的成长进行既符合历史逻辑性、人物合理性，又不偏离历史走向的艺术加工，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故事细节丰富感人、引发共鸣，绝不搞那种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新编”、“戏说”。

避免机械化生产与套路化创作。历史剧创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经过长期的史料积累与研究，才能把握历史的精神气质。当速成逻辑与套路化创作侵袭历史题材创作领域，流水线式的量产只会制造同质化的文化快餐，无法孕育跨越时间的经典作品，其深层次根源在于工匠精神的缺失——部分创作者急于求成，忽视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对剧本的打磨、对制作的精益求精，最终导致作品缺乏文化质感与精神内涵。秉持“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一辈子”的创作初心，《太平年》剧组拒绝机械复制、坚守工匠精神，前置研究与剧本打磨的“慢时间”投入，将精品意识贯穿创作全程。比如开机前，该剧创作团队参考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最大限度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这种考据并非炫技，而是为了构建让观众“沉浸式信服”的文化底座。历史剧创作应注重制作环节的“在地化”匠心打磨，对服饰、场景、方言等制作细节精益求精，这不仅是视觉奇观的呈现，更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地域特色，是传递历史质感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当前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可用于史料检索、视觉预览、效率提升等辅助性工作，但绝不能替代创作者的核心创造。唯有将技术纳入人的创作意志之下，以“十年磨一剑”的沉潜之心，将思想、情感、技艺熔铸于作品之中，才能让历史题材作品从喧嚣的流量池中脱颖而出，成为可流传的文化碑石。

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历史题材电视剧集不仅需要优质的创作内核，更需要高效的传播路径。当前部分作品之所以难以“破圈”，核心原因在于传播观念的错位——或将作品视为“播出即完结”的静态产品，而非可持续互动、衍生与再阐释的动态传播过程；或把作品的局部细节进行放大过度炒作，导致传播效能偏离，难以实现跨圈层、跨文化的影响力突破。构建动态传播生态，需从国内传播与海外传播两个维度协同发力。在国内传播层面，应超越常规预告片、话题炒作的模式，主动策划知识共生型话题，推动观众从“被动观看”向“主动参与”转变。这不仅能提升作品的话题热度，更能让观众在知识互动中深化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构建起创作者、学者与观众的知识共同体，让历史文化借助作品实现广泛传播。在海外传播层面，应突破语言与文化隔阂，进行精准的文化转码与叙事调整，找到历史精神与人类共通情感的接口。简单的字幕翻译远不足以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突破，需针对不同海外市场的文化背景、审美需求，进行叙事焦点的微调与文化注释的嵌入，让中国历史故事真正走进海外观众的内心，为跨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剧为媒，可以传文脉。历史剧作为回望历史、启迪当下的重要文化载体，在传承历史文化、增进民族记忆、展示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始终观照时代发展，坚守正确历史观、秉持工匠精神、创新传播方式，坚持“内容为王、质量为上”，创作推出更多兼具历史厚度、时代温度与艺术高度的精品力作，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

作者：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怎么看全球产业格局之变

怎么看全球产业格局之变

刘振中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版图深度调整，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一场系统性重构。这一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推行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加剧了全球经贸体系的不确定性，迫使许多国家重新审视并调整其产业布局，纷纷推动产业本土化以规避外部风险，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战略性竞赛日趋白热化。深入剖析当前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核心特征、深层动因，进而制定精准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

当前产业格局重构，绝非局部环节的调整，而是涵盖空间布局、价值结构、技术迭代、组织模式的多维度变革，其本质是对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调整，呈现出四大鲜明特征。

空间之变：从全球一体化到区域化与“1+N”多点布局。传统“哪里成本低就布局哪里”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在日益凸显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突发性供应链中断风险面前，其脆弱性暴露无遗。一些国家推动所谓“去风险”，大搞“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产业布局策略采取“1+N”多点布局，即企业在保留一个主要生产基地的同时，在其他地区建立多个备用或互补的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增强供应链韧性。这一转变在贸易数据上得到清晰印证。2017—2024年，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从21.6%降至13.4%；同期墨西哥从12.3%升至14.4%，越南从2.1%升至4.3%，均提升2个百分点以上，区域化、近岸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的实际行动也遵循此逻辑，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20强的企业中，14家已在欧洲、北美、东南亚完成多生产基地布局；汽车制造商纷纷在智利、澳大利亚等资源国投资设厂，以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这种多点布局的策略，使得全球生产网络复杂度显著上升。

结构之变：从传统制造主导到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与同质化竞争。全球产业的价值创造来源与各国竞争优势正经历深刻调整。一方面，服务业与绿色产业成为价值提升的核心引擎。以传统制造环节为核心的线性分工模式正在被解构，研发、设计、软件、供应链管理、售后运维等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已深度嵌入并主导整个产业价值链。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强大内生动力，催生出庞大的绿色产业体系。以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为例，其出口额从2020年的2844亿元猛增至2025年的1.28万亿元，5年间出口规模增长3.5倍，成为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出现同质化竞争与“体系化”比拼。美欧大力推动“再工业化”和产业回流，导致各大经济板块产业链出现较高程度的同质化竞争。我国凭借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独特优势，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高度集成且反应敏捷的产业配套网络。这种“一站式”的完备产业生态，展现出难以替代的系统性竞争力。

2025年7月16日至2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30余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在智能汽车链展区集中展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关键技术和产品。图为7月19日，参观者在观看展出的辅助驾驶芯片产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技术之变：从单极溢出到多极创新。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从集中走向分散，形成多极爆发的新局面，技术迭代路径与竞争形态变革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的竞争逻辑。从创新分布看，多极格局已然形成，美国主导人工智能基础架构、高端半导体制造，欧盟领跑绿色技术、工业软件，日韩深耕精密制造与新材料，中国在5G通信、新能源电池、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形成相对优势。从竞争形态看，美欧技术遏制从针对个别企业的“定点封锁”，升级为覆盖前沿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高端制造工艺的“关联封锁”网络，构建全方位技术壁垒，试图切断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迭代、传播的链路。这种技术封锁打破了传统的技术扩散模式，倒逼其他国家不得不放弃“引进技术、模仿创新”的路径，转而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开展自主研发。

组织之变：从市场主导到国家介入与规则重塑。全球产业组织形态与规则体系正同步发生深刻变革，呈现“国家力量深度介入”与“规则壁垒”双重特征，两者相互强化，共同重塑全球产业分工逻辑。在组织形态层面，“国家力量”角色空前强化，跨国公司虽仍是重要载体，但其布局日益受母国产业政策和地缘战略的深刻影响。美欧通过大规模补贴、立法限制、“长臂管辖”等手段，直接干预产业布局，推动形成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由国家战略支撑的产业生态竞争模式。在规则层面，传统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框架持续弱化，差异化、排他性规则体系加速确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主要载体，截至2024年底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已达378个，较2010年增加102个，其中多数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领域设置针对性条款，并通过碳边境税、数字协议、溯源要求等非关税壁垒，将价值观、环保标准等嵌入贸易规则，割裂全球协同效率。组织与规则的联动变革，标志着全球产业竞争已上升为国家主导的生态体系与规则体系之争，实质是各国围绕体制优势、资源动员能力和规则制定权展开的综合博弈。

二

全球产业格局的上述系统性变革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力量格局变迁、生产力发展阶段演进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集中显现与阶段性激化。过去30年，跨国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全球产业分工失衡——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00年的12.7%降至2025年的8%，为20年来最低。当经济效率的提升无法掩盖产业结构失衡、社会利益分化等深层次问题时，民粹主义势力便将本国产业衰退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不公”。于是，推动制造业回流、构筑“小院高墙”，成为一些国家转嫁国内矛盾、谋求政治私利的政策选择。这种政策转向并非短期行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阶段性自我调整。从历史规律看，每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之后，都会出现阶段性的逆流与调整，本次全球产业格局从分散到集聚、从自由到干预的转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生产力跃迁与协同效率差异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的出现，让传统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兴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各国的产业优势得以重新排序，不再是过去“谁先发展、谁就一直领先”的格局。数字技术的普及模糊了制造与服务的边界，使数据、算法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催生“产品即服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制造，而是向研发、服务、运营等全链条延伸，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绿色技术的进步与产业化，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转化为可商业化的技术路径与市场规则，使“绿色”成为新的成本要素与价值标识。二者共同推动全球产业实现从制造主导向服务化、绿色化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同时，美欧推行联合盟友的产业布局存在规则差异、利益分歧，协同成本高，而我国在本国统一市场、统一规则下布局产业，无跨境壁垒、产业协同性强，在国际产业同质化竞争中能形成难以替代的体系化优势。这种由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组织效率带来的协同效率差异，既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也直接导致相关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加速变化，推动全球产业格局与分工深度重构。

科技变革与技术封锁加剧产业技术多极化竞争。技术领先已不再仅仅是经济优势的来源，更是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基石。从生产力发展底层逻辑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门槛显著降低，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积累。从技术博弈看，“关联封锁”等遏制手段强行阻断了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再创新的传统路径，迫使其不得不转向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前沿技术，各国只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市场特点与历史积累，在特定领域构筑“创新高地”，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的洗牌。

国家介入与规则博弈成为维护产业利益的核心手段。随着全球产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已经难以保障产业安全、巩固产业优势，国家介入和规则制定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产业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比如气候变化、关键技术攻关、供应链韧性等领域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私人资本出于短期盈利的考虑，不愿投入过多资源，国家不得不通过产业政策、战略投资进行干预，补足私人资本短期逐利导致的战略性投入不足，使产业组织从市场主导转向“国家战略+市场机制”双轮驱动。另一方面，当后发国家科技水平通过既定规则体系逼近技术前沿时，传统主导国为维护自身优势，将竞争重心从市场效率转向规则制定权争夺，通过将价值观、劳工标准、碳核算等非传统议题嵌入经贸规则，把自身阶段性优势“规则化”、“合法化”，构筑歧视性壁垒。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全球经济竞争锁定于自身主导的规则框架之内，护持既有优势，延缓实力对比变迁对自身地位的侵蚀。

三

面对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我国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走出一条增强韧性、提升能级、引领合作的主动应变之路。

畅通双循环发展格局，增强产业安全韧性。针对全球产业布局向区域集聚、被动多元转变的趋势，应将自身打造为全球产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供应链组织中心，实现国内产业循环与国际产业循环的高效联动。对内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依托超大规模市场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提升国家级重点产业集群能级，强化产业配套能力和协同效率，对冲外部布局收缩风险。对外实施“韧性出海”战略，构建海外产业投资服务体系，支持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关键矿产富集国家建设合作区。构建多元化的资源供应网络，破解西方“矿产盟友”的封锁，形成自主可控的跨境产业循环，降低外部风险。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打造全新质量优势，强化产业结构竞争力，赢得全球产业竞争主动权。推动生产性服务嵌入研发、制造、运维全链条，提升附加值。聚焦“新三样”等扩大绿色出口，加快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发挥完整工业体系优势，在高端制造领域持续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依托区域合作机制拓展多元化市场，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实施非线性创新突破，强化产业技术优势。聚焦基础创新与源头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卡脖子”领域设立未来产业探索基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坚芯片设计工具等关键技术，破解“技术封锁”。巩固技术应用优势，依托全球最大信息通信网络，拓展5G、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应用场景，形成“应用—迭代—创新”良性循环。争夺技术标准话语权，推动我国优势技术引领构建国际行业准则，破解“创新割据”下的标准壁垒。

推动组织创新与规则协同，提升体系化竞争能力。构建“战略引领、生态培育”的现代化产业推进机制，统筹资源动员与生态建设，推动龙头企业开放场景、带动“专精特新”配套，完善金融资本赋能机制，补足基础研究与关键环节短板。以制度型开放破解规则壁垒，在自贸试验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流动、碳足迹核算等高标准规则。坚定维护多边框架，坚定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扩大高标准自贸网络，反对排他性“小圈子”，推动绿色标准互认与产业链韧性合作，掌握规则博弈主动权。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新门罗主义”背后的霸权焦虑

“新门罗主义”背后的霸权焦虑

宗 平

2025年末，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将西半球界定为其核心利益区，并试图以军事干预、经济胁迫、政治操控等手段重塑地区霸权，这一外交转向被国际社会称为“新门罗主义”或“唐罗主义”。从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控制委总统夫妇，到公开威胁拉美多国，再到步步推进欲夺格陵兰岛，“新门罗主义”展现的霸道程度前所未有。很多评论指出，这一切激进行径背后，是美国对自身霸权加速衰落的深层焦虑。

美国长期沉浸于“山巅之城”的霸权迷梦，如今却难掩内外矛盾交织的现实窘境。从全球看，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相对优势持续收窄，而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非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反感与抵触，全球民众对美国好感度创下新低。从地区看，拉美国家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与域外国家合作蓬勃开展，对美依赖度持续降低。从美国国内看，政治极化、种族冲突、社会撕裂、债务危机、非法移民、毒品泛滥等积弊难解，近期因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暴力执法事件而引爆的全美抗议浪潮，正是长期累积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内外困境与霸权动摇催生了美国强烈的战略焦虑。祭出“门罗主义”以重新掌控拉美，并通过外交上的“强硬”转移国内矛盾，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试图以更强力的控制来抗拒不可逆转的变化。当“民主灯塔”的叙事无法维系，当“规则制定者”的身份难以服众，当“美国梦”的光环日益黯淡，美国正在丧失通过规则、价值观和盟友来领导世界的能力，只能重拾最原始的强权逻辑。正如有分析指出：这不是力量的展示，而是霸权的疲态。值得注意的是，“新门罗主义”看似是战略收缩，实则是“以退为进”，企图通过缓解美国在全球力量过度分散带来的压力，集中资源先巩固西半球这一传统“势力范围”，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为后续扩张积蓄力量，从而为其全球霸权“再出发”创造支点。

“新门罗主义”绝非传统“门罗主义”的历史复刻，而是呈现出更危险的新特征。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殖民，宣扬美洲独立。彼时的“门罗主义”更像“欧洲不得入内”的划界声明，底色是防御性的区域主义。1904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门罗主义”基础上提出“罗斯福推论”，美国开始自诩“国际警察”深度干涉拉美事务，使“门罗主义”彻底沦为霸权工具，但它尚且披着“保护者”的伪装，以“维持秩序”之名行干涉之实。

而今，“新门罗主义”彻底撕下“睦邻友好”的虚伪外衣，褪去所有道德粉饰，全然显露强权霸凌的本色。从目的看，毫不掩饰一切为了美国利益，要让地区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为美国意志所左右，让地区国家的领土、资源、航道等都为美国所用。从手段看，更加不遮掩地运用暴力和多种蛮横方式：政治层面干涉内政、操控选举、扶植亲美政权、策动政权颠覆；经济层面不仅动用关税、制裁等手段打压，更直接攫取战略资源，逼迫地区国家远离域外合作伙伴；军事层面威逼恫吓甚至直接入侵，将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演绎到极致。

“新门罗主义”完全无视规则与道义，正在制造远超地区冲突的系统性风险，将世界推向更不稳定、更不安全的境地。一是推高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令拉美各国陷入“今天是委内瑞拉，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恐慌，引发强烈反弹，加剧地区对抗，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将域外大国视作防范对象的敌对政策，也极易导致冲突外溢，引发更大范围的博弈对抗，加剧全球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二是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美国通过关税壁垒、制裁大棒和资源攫取等手段破坏拉美经济，而拉美作为世界重要资源供应地和新兴市场，其动荡必然通过能源价格波动、贸易渠道传导等方式，引发全球经济连锁反应，增加市场不确定性。胁迫拉美与域外伙伴脱钩，更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解构全球治理体系。在“新门罗主义”视域下，国际规则不过是可以随意操纵的工具，“美国优先”才是最高准则。这种“强权即公理”的做法，必然摧毁国际社会对规则的信任，让多边贸易体制等全球治理成果面临解构风险，世界或将倒退至“丛林法则”的黑暗时代。

玩弄强权注定失道寡助。“新门罗主义”让世界更加看清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本质，进一步透支其国际信誉和影响力。从拉美多国联合反对美国干预，到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为公平正义发声，“新门罗主义”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抵制。不久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直言，世界正陷入“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的困局，谴责个别大国经济胁迫，并呼吁团结自卫，引发全场罕见起立鼓掌。这番话道出了各国在霸权下的生存困境，彰显了寻求战略自主的强烈愿望，也暴露出美国与盟友间持续扩大的裂痕。美国若不能正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仍抱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思维，只会在焦虑中越陷越深，在自我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时代潮流，浩荡向前。历史一再告诫人们：任何逆潮流而动的霸权行径，终将被时代浪潮所吞没。中国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旗帜鲜明反对霸权霸道霸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深化与各国互利合作，为世界提供稀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自主发展权利，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凝聚共识、贡献力量。国际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合作，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与世界和平稳定。

“老好人”做不得

“老好人”做不得

冀永义

岁末年初，各地各部门都在开展年度考核，每到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有“老好人”出来“表演”，搞平衡、打圆场，八面玲珑，四处卖好，谁都不得罪，只求表面和气，不敢坚持原则。“老好人”者，古已有之。《论语》讲“乡愿，德之贼也”，就是说那些不分是非、不得罪乡里的“好好先生”，其实是破坏道德的人。为什么孔子不赞成“老好人”，说他们是“德之贼”？因为“老好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败坏。表面上看，他们好像很有群众基础，然而，这种态度背后反映的却是掩盖矛盾、息事宁人的错误倾向，是非不分、爱憎不明，混淆了对错界限、模糊了善恶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党员干部中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老好人”。毛泽东同志曾为“老好人”画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习近平总书记也严肃批评过好人主义，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在现实工作生活中，“老好人”对人一团和气、言语逢迎，见谁都说好，专做“和事佬”；对事淡漠放任、纵容姑息，看破不说破，甘做“太平官”。即使在批评其他同志的时候，还是不肯亮出真刀真枪，讲意见躲躲闪闪，说不足虚与委蛇，迫不得已指出个把问题，又都是蜻蜓点水、雨过地皮湿，只肯脱掉大氅、展露疥癣之疾，不能剖开皮肉、坦呈心腹之患。我们党一贯坚持和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老好人”这里，变成了“轻描淡写、嘘寒问暖”！

做好人应该提倡，当无原则的“老好人”、奉行好人主义，则危害甚巨。好人主义将“好人”概念庸俗化，看似“左右逢源、皆大欢喜”，实则严重危害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它如同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让“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的心态挤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空间，使党内政治生活失去应有的锐度与张力，让自由主义、敷衍了事等不良风气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它好比党的纪律规矩的“软化剂”，在制度执行中搞所谓“弹性操作”、“灵活处理”，对违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破窗效应发酵，直接损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制度刚性权威。它恰似干部队伍建设的“拦路虎”，选人用人中抛开原则谈“平衡”、搞“照顾”，让踏实干事者寒心、投机取巧者得利，形成“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没区别”的负面导向，持续削弱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它更是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面对矛盾问题“绕道走”，遭遇风险挑战“往后缩”，导致积压的难题越来越多、潜在的隐患越藏越深，严重阻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最终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根本上讲，党员干部中的好人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对党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的背离。第一，它违背了对党忠诚的根本原则。党性要求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老好人”以“一团和气”为信条，对错误思潮和违纪行为不抵制、不斗争，奉行圆滑处世的市侩哲学，同乎流俗、随世沉浮，缺乏斗争精神，既是精致利己主义的表现，更是放弃政治责任、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第二，它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党性的灵魂所在，“老好人”刻意回避矛盾、掩盖问题，不愿讲真话、不敢报实情，消极应付工作，本质是党性原则弱化，缺乏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第三，它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老好人”为了维持“人缘”而不敢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甚至牺牲群众利益换取表面和谐，忘却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宗旨意识淡薄、党性修养缺失的活脱脱体现。

当然，我们说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党性不纯，更多是从个人角度来作分析。而假如某些地方或某些领域好人主义盛行的话，还要检讨这些地方和领域政治生态可能出了问题，使人不敢坚持原则、不敢笃定立场。

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每位党员都有担当之勇、作为之力。近期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强调，严肃纠治履责上的好人主义。我们要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持续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斗争精神，认清好人主义党性不纯的本质，明白好人主义不是善良，而是对责任的回避、对问题的包庇，在讲求团结的同时做到“周而不比”，坚持真理不惜“面折权贵”。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完善规则、明确导向，对动真碰硬的干部坚决予以肯定支持，对那些只知“和稀泥”、“躲问题”的干部，坚决予以批评教育。同时，大力倡导“对事不对人”的沟通氛围，做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让所有党员干部在仗义执言时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免却后顾之忧，不再害怕“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如此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让好人主义渐渐遁迹、让清正之气蔚然成风，形成实事求是、开诚布公，不留情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政治氛围。

别拿“请示汇报”当锅甩 等2则

别拿“请示汇报”当锅甩

郭素娇

请示报告本是组织运行的重要环节，有助于上下沟通、科学决策。但当这一制度被过度运用甚至异化时，就偏离了初衷。“领导没发话，我们不能动”、“这事得等上面批示”、“流程还没走完”……现实中，有少数干部遇事第一反应不是分析解决，而是层层上报；面对群众诉求，不是主动回应，而是等待指示。通过一次次汇报将问题层层上交，让宝贵的时间在等待批示中流逝，最终把小问题拖成大矛盾。把“请示汇报”当锅甩的危害不容小觑。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如果长期处在“等指示、靠批复”的工作模式中，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逐渐退化，队伍的整体活力将受损。根治“请示依赖症”，需要干部主动担当，少一些“向上请示”的依赖，多一些“向前突破”的勇气，敢于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路径依赖，在攻坚克难中锤炼主动担当的硬脊梁。根治“请示依赖症”，也需要制度保障，要构建权责清晰的治理机制，明确各级岗位的职责边界和权力清单，让干部清楚知道“哪些必须请示、哪些可以自主”。此外，还要完善鼓励探索的容错机制，科学界定容错界限和适用情形，为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探索性失误提供制度保障，让干部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时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摘自《江淮》2026年第1期）

走访慰问不能“一走了之”

钟 鸣

最近，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走访慰问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有力举措，检视的是作风、衡量的是担当。然而现实中，一些走访慰问却变了味、失了真：有的寒暄话一讲、慰问品一放、镜头前一站，便匆匆转场，“访”不出实情、“问”不出症结，导致“慰问年年来、问题年年在”；有的习惯逢场作戏，当面“拍胸脯”保证、转身“拍屁股”走人，承诺沦为“空头支票”；有的满足于“看了多少户”、“发了多少物”，将走访慰问异化为装点门面的“秀场”……“一走了之”的背后，折射出少数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政绩观错位，把走访慰问视为“例行公事”、当作“额外负担”，重形式轻内容、重痕迹轻实效。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怀着敬畏之心叩开群众家门，推心置腹听“牢骚话”，感同身受读“微表情”。对于“关键小事”，当场回应、就地化解，弘扬马上就办的作风；对于疑难积案，拿出方案、承诺时限，展现一抓到底的决心；建立健全跟踪回访机制，变“一次性走访”为“常态化联系”，化“节日慰问”为“日常牵挂”，推动组织关怀春风化雨、浸润心田。（摘自《当代广西》2026年第2期）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农业、农村、农民”领域主要指标

“时代楷模”董亦军

“时代楷模”董亦军

图为2023年8月28日，董亦军同志（前右二）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地，对交通服务保障工作进行现场踏勘。 北京市公安局供图

董亦军同志是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宗旨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有力诠释了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矢志造福人民的政治本色，生动展现了勤政为民、务实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形象。

董亦军，男，汉族，1967年10月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总队长（局长）。他自觉强化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无论是作为普通民警还是担任领导职务，都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解决民忧，把一生献给了人民公安事业，为首都安全稳定、人民幸福安康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严守纪法、清正廉洁，坚持“我的警察生涯不能有一点瑕疵”，切实履行抓班子、带队伍、正风气的领导责任，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为首都公安干警作出了表率。因突发疾病，经医治无效，董亦军同志于2025年10月21日不幸去世，终年58岁。他曾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

“我愿作一把利剑，让罪恶见到我就胆战心惊。我愿作一颗石子，让共和国把我筑进钢铁长城。”——这首董亦军求学时期写下的诗句，映照了他的从警初心，也成为他的人生写照。他扎根一线36年，从西城分局的派出所到通州分局，再到交管总队，步履不停，务实笃行；他心系群众冷暖，把“12345”当民生温度计，以清廉坚守共产党人本色；他夙夜在公，恪尽职守，用一生践行“我愿作一颗石子”的铮铮誓言……2026年2月6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董亦军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