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员、干部为什么要担当、为谁担当、怎样担当等重大问题，强调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文章指出，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进一步振奋精神、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文章，阐释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颜晓峰的文章，对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担重担难能力作出阐释。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本刊评论员文章，对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作出阐释。

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刊评论员文章，阐释如何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封丽霞的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出阐释。

尹弘的文章，阐释如何走出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西路子；刘烈宏的文章，对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作出阐释；黄汉权的文章，阐释如何着力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曹立、高帆、范欣三位专家的访谈，分析如何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联合课题组的文章，阐述闽宁两省区协作探索“海鱼陆养”模式的成效和启示。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文章，阐述齐鲁文化的赓续与传承。

傅小强的文章，分析当前全球地缘格局深度重塑的表现、原因与应对之策。

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习近平

一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个道理，我们都要牢记在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

（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

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

（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6年1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三

“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这个舞台足够大，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是“芝麻官”千钧担。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

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五

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

（2017年10月2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六

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求，也是从政本分。前不久，党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反响很好，要抓好落实。“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对不作为的干部，坚决果断调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

（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七

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八

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要践行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

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十一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

（2021年9月1日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二

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三

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022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2026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10日上午，习近平在东城区隆福寺街区新春市集考察时，同现场群众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十四

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2022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五

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作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2024年12月26日、27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十六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速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2025年8月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指示）

十七

党的自我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

（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十八

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正视困难矛盾、风险隐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要坚持党性原则，是非分明、敢于斗争，在重大问题、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

（2025年12月25日、26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重要论述的节录。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求是》杂志编辑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使命担当接力奋斗，团结带领人民铸就了今日的辉煌。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使命艰巨、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尤需发扬担当精神，迎难而上、奋发进取、善作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高度重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一文，收录了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既立足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深刻阐释“何为担当、为谁担当”的原则立场；又针对干部队伍实际，清晰指明“怎样担当、靠什么担当”的方法路径，为新时代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遵循。要结合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担当作为，在火热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过硬业绩。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正视困难矛盾、风险隐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2025年岁末，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提出殷切期望，谆谆嘱托中贯注的是始终如一的历史自觉、责重如山的使命担当。

勇于担当作为，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惧险难、奋力前行。面对极端残酷的外部环境和强大凶狠的敌人，以舍生取义、救国救民的无畏担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实干担当，敢于拼搏、敢于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面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艰巨任务，以发愤图强、开拓创新的奋进担当，敢破敢立、敢闯敢试，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毅然扛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千钧重担，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面对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面对党内一度出现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强大魄力祛疴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深厚情怀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行之惟艰，担当者成。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主动精神、“以身许党、夙夜在公”的勤勉笃行，为全党树立了勇于担当、不懈奋斗的光辉典范。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本次学习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旨在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新华社发 钟睿/编制

在习近平总书记示范引领下，千千万万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抗击疫情、科技创新、抢险救灾、污染防治等一场场大战大考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8年脱贫攻坚中，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为大家，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脱贫征程，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使命担当。担当不仅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更渗透在经年累月的平凡日常中。每逢节假日，总有无数劳动者仍坚守在岗位上，以辛劳付出守护万家团圆，以默默奉献换得岁月安宁。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绝非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无数担当者、奋进者流血流汗拼出来、干出来的。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科技领域封锁打压、“脱钩断链”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显著增多。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高质量发展存在诸多卡点堵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尚有明显的瓶颈制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还有不少短板要补……形势严峻复杂、任务艰巨繁重，要开好局起好步，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必须靠各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振奋精神、团结奋斗、担当作为。

新征程需要什么样的担当、如何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切中肯綮、深刻精辟。在为什么要担当上，强调新时代我们肩负使命任务的艰巨性、面对风险挑战的严峻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前所未有，只有全党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为谁担当上，强调干部的权力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在什么是担当上，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在应该怎样担当上，强调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学习领会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就要更加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必须增强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靠实干立业、凭担当立身，做新时代的劲草、真金。

如何看待一些党员干部担当不力的问题？

时代呼唤担当，奋斗成就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纠治作风问题，通过思想引领、制度重塑、监督压责、严肃惩处、激励赋能等系统性举措，全面夯实思想根基，逐步健全制度体系，广大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显著增强，基层活力充分释放，呈现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势头。但也要清醒看到，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这种风气不可长，这种状态必须改，要求把情况搞清楚，把症结分析透，把对策想明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一是不愿担当的问题。本质是手握公权却不履职、不尽责、不担当。主要表现为在职责范围内该干的事不干，精神懈怠、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躺平心态，甘当“太平官”、“逍遥官”，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其政。比如，被戏称为“躺平虎”的某副省级干部将“守摊子”作为履职准则，懒政怠政，主动躺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在涉及地方发展的重大事项上消极应付，严重破坏一方政治生态与干事创业氛围。这类行为看似只是“混日子”、“无功亦无过”，实则是不思进取、失职渎职，既易导致政策悬空、工作落空，又会损害群众利益、侵蚀党群干群关系。

二是不敢担当的问题。本质是私字当头，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主要表现为面对矛盾难题心存顾虑，怕踩红线、怕出问题、怕被问责，担心“洗碗越多，摔碗越多”；面对急难险重任务，不愿吃苦受累，缺乏挺身而出、攻坚克难的勇气；面对歪风邪气和不良现象，不愿较真、不敢碰硬，甘当“老好人”、“墙头草”。比如，某省纪委书记长期从事纪检工作，对当地官商勾结、利益交织、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严峻生态心知肚明，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却畏惧退缩，对突出腐败问题视而不见、压案不查，放弃监督职责，最终底线失守，打开贪欲闸门。这类行为看似处事巧妙、稳妥慎重，实则是私心作怪、明哲保身，与新时代干部“五个敢于”的担当要求背道而驰，必然导致矛盾越积越多、问题愈发严重。

三是不善担当的问题。本质是能力不足、“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主要表现为对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习惯用老观念看问题、老套路作决策、老办法推工作，面对新矛盾新问题茫然无措；缺乏系统思维和统筹能力，面对艰巨繁重的高质量发展任务、防范化解风险要求等，抓不住重点、找不到方法，导致落实走样、执行跑偏。比如，某地为拓展文旅业态、推动经济发展，跟风实施古城文旅项目建设，但在推进过程中用行政思维代替市场逻辑，以主观判断取代科学论证，导致客流与招商均未达预期，连年亏损，财政资金与公共资源严重浪费。这类行为尽管初衷正当，也并无违法乱纪情形，却往往事与愿违、事倍功半、贻误大局。

四是乱担当乱作为的问题。本质是有权任性、履职失范、用权失序。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不按制度程序办事、拍脑袋盲目决策、违规审批监管，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选择性执法甚至弄虚作假等。比如，某市领导干部未经科学论证和充分征求意见，脱离实际提出广告牌匾“除国际国内连锁品牌，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等禁止性规定，并在执行中简单机械“一刀切”，对近两千家商户门头牌匾颜色强制进行变更，引发舆论风波，造成不良影响。这类行为看似决策果断、敢想敢干，实则盲目蛮干、违背规律，甚至违法乱纪，最终往往造成资源浪费，妨碍发展，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党员、干部担当不力，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要清醒看到，这些问题背后成因复杂，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思想认识方面，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缺失、思想境界不高、宗旨意识淡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存在偏差。履职本领方面，最突出的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真正学到手，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储备更新滞后，能力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任务要求。制度机制方面，选人用人还没能完全体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考核评价存在趋同化、主观化、虚置化问题，问责存在泛化、简单化倾向等。履职环境方面，发文开会加码、督查考核过多、台账留痕过度等形式主义问题尚未得到彻底根治，一些繁琐无谓的事务消磨了干部主动作为的积极性；同时，在监督执纪常态化、问责追责力度加大的管党治党环境下，有些干部把纪律约束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产生“不干事不出事”的消极心理。对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哪里薄弱就下功夫补哪里。

如何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新征程，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迫近、任务繁重；同时，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这些都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履职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素质能力跟不上、一遇到复杂局面就束手无策、心里发怵的“本领恐慌”问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学习，钻研党的创新理论，提高专业素养，增强实干本领，要求“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多向成功探索学习经验，多向人民群众学习智慧”。准确深刻的洞察、语重心长的叮嘱，为新征程党员、干部更加清醒认识自身差距、更好担当作为指明了方向。

树牢正确政绩观，解决好“为谁担当”的问题。干部愿不愿担当作为，政绩观是决定因素。教育引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切事，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多个重要会议上，总书记更是一再聚焦政绩观问题，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要看到，当前仍有一些干部政绩观扭曲错位，“短期政绩”、“材料政绩”、“数字政绩”等现象不容忽视。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在锤炼党性、加强党性修养这个基础性工程上下大功夫，切实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在破解具体矛盾、办好民生实事中，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同时，各级党组织要注重防微杜渐，及时有效防止和纠正政绩观方面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发扬斗争精神，解决好“勇担当”的问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斗争精神的生动概括。发扬斗争精神，就不能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要坚决反对当“好好先生”、“开明绅士”，还要在实践中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将斗争简单等同于“唱反调”，遇事习惯性挑刺儿，却提不出建设性方案；二是将敢斗争异化为盲打莽撞，把一味强硬当“本事”，脱离实际、不讲策略。斗争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也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要顾大局、有原则、讲方法，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时代各有不同，担当一脉相承。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事业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图片左上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谷文昌，右上为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杨善洲，左下（左二）为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右下为时代楷模、全国模范法官邹碧华。 新华社供图

提升履职本领，解决好“能担当”的问题。要加强学习，既及时跟进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法规“必修课”，又主动钻研前沿领域“新知课”，切实克服学习不上心、学用两张皮的毛病，真正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解题能力”。要注重围绕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避免“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的浮皮潦草，杜绝“摆拍打卡式”的作秀，俯下身子多察多听多问多思考，把实际情况摸实摸透，拿出解决问题的务实举措。要主动投身改革发展主战场、重大斗争最前沿、急难险重第一线，多接“烫手山芋”、多当“热锅上的蚂蚁”，在啃硬骨头中积累“怎么办”的管用经验，通过真刀真枪的实战，夯实担当作为的底气，提升干事成事的能力。

遵循规律要求，解决好“善担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要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把奋斗热情同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既要抓住时机、用好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也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拍脑袋决策”等主观臆断，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而急躁冒进，或因一时困难丧失信心。同时，正确认识遵规守纪与担当作为的关系，把按规律办事与按规矩做事紧密结合起来，在纪律规矩的边界内大胆探索、积极作为，不能因为想干事而突破底线、触碰红线，也不能因为有纪律约束而束手束脚、无所作为，真正实现既干净又干事、既有畏又有为。

如何为担当者撑腰鼓劲？

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担当，既需要主动作为的内生动力，也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关爱、制度的坚实托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各级党组织要以鲜明态度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激发干部担当作为构建起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激励效应不断显现，要进一步抓好落实、深化实践探索，最大限度释放制度效能。

鲜明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用人导向。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把担当者用起来，敢于担当就会蔚然成风。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全面考准考实干部政绩，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其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评先评奖、治庸治懒、问责追责等挂起钩来，把敢担当、有作为者真正用起来。对那些作风飘浮、消极懈怠，不愿负责、不敢碰硬的干部则该调整的调整、该处理的处理，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需要注意的是，要做好对“下”的干部的后续跟踪管理，不对其贴标签、边缘化，符合再“上”条件的当用则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

用好问责利器。没有问责，责任就会落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文件，对如何界定和处理不担当不作为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按照权责对等、权责一致的原则，坚持失责必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对待，决不含糊。要突出问责的警示震慑效应，做到“问责一人、教育一片、警示一批”，鞭策干部更好担当作为。不能以问责代替整改，一问了之，搞“一锤子买卖”，要既“敲痛处”又“开药方”，做好“后半篇文章”。同时，要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统筹做好追责问责和容错纠错工作，既防止问责乏力，也防止问责泛化，真正做到“该容的依规容，不该容的坚决不容”。

真情关爱干部。好干部是锻炼出来的，也是组织关心出来的。近年来，各地持续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关爱力度，但也存在一些不到位的现象，比如把关爱停留在搞程序式问候、过场式谈话上，或简化为发放物质补贴，或年节时热闹一阵、平时却少有过问。把关心关爱进一步落到实处，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特别是对奋战在条件艰苦地区和急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干部，在政策、待遇等方面予以必要的倾斜，对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予以大力褒奖；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干部的身心健康，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年度体检等制度，建立健全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机制。特别是要下大力气整治加重基层负担的突出问题，让基层干部从虚耗冗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精力深入群众、推动落实。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奔涌向前，奋进“十五五”的号角已然吹响，每一名党员、每一级干部都躬身入局、务实担当，冲在前、干在先，尽心尽力、奋发有为，我们的事业必将蒸蒸日上、势不可挡！

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中共中央组织部

选好人、用对人是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着力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内在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更好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将选好人、用对人放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来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阐明了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大胆用起来，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

深刻阐明了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的内涵标准。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此后又在不同场合提出“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五个自觉”、“五个过硬”等具体要求。强调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

深刻阐明了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部干事创业的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不能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正确把握事业发展需要和干部成长进步的关系，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强化分类考核，近距离接触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深刻阐明了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纪律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端正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匡正用人导向，净化用人风气，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使用人风气更加清朗，坚决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二

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历来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突出政治把关，始终将政治标准贯穿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各方面。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两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制定3轮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都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特别是2019年修订的条例把政治标准这一导向更加鲜明地制度化、具体化，在人选的标准条件上突出政治要求，在考察识别上突出政治素质，在审核把关上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第一种情形。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把政治素质考察作为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干部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的考察识别。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探索正反向测评、建立干部政治素质档案等方式，加强日常了解，深入调研谈话，注重考察干部在重大斗争、关键时刻的政治表现，强化分析研判，使政治素质考察具体起来、鲜活起来、落得下来。加强政治监督，开展政治体检，把伪忠诚、假忠诚的两面人及时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突出实践锻炼，让干部在急难险重一线历练成长。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2018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2019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有关具体措施的通知》，强调干部工作要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坚持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并重，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对干部资源的调配，把优秀干部放到改革发展稳定主战场、重大任务重大斗争最前沿、联系服务群众第一线任职挂职、援派帮扶，放到艰苦复杂地方、关键吃劲岗位磨炼。广大干部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在真刀真枪的考验中练就了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从加强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等七个方面作出整体性部署、制度性安排。 孙彤/制图

突出实绩导向，通过科学考核激发干部干劲动力。干部考核是干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表现和工作实绩，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基本依据。2019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和实际成效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2020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照党中央要求，坚决纠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等偏向，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按照精细化差异化要求，体现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实行分级分类考核，切实把干部考准考实，把考核结果用好用活，充分发挥了干部考核在推动干部攻坚克难中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

突出管理监督，以严格要求、奖优惩劣激励干部争先创优。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贯彻到干部队伍建设中，进一步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匡正用人风气，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集中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裸官”、违规因私出国（境）、违规兼职、档案造假等“老大难”问题，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并转入常态化管理，防范和整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严格执行“凡提四必”，深化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和巡视审计整改等多项举措，不断扎紧织密管权治吏的笼子。同时，积极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工作，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作为、有成绩、有贡献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嘉奖、记功、授予称号，给予物质奖励。考核优秀、政绩突出的领导干部，同等条件下注意优先使用或优先晋升职级，有力推动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突出组织担当，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干部越为事业担当，组织越要为干部担当；组织越担当，干部就越有底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然会触及许多深层次利益矛盾，必然会触碰一些问题、面临一些风险。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也更加需要组织当好坚强后盾，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支持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精准科学实施函询、问责，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鼓励引导广大干部敢闯敢拼、善作善成。

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科学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落实“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需要广大干部挺膺担当、奋勇争先。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导激励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汇聚起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磅礴力量。

第一，强化政治引领。政治标准是硬杠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我们选用的干部必须是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的干部。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固本培元，完善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计划，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教育培训规律，分级分类施策，不断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实效性。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培训，引导和推动广大干部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

第二，精准科学选配。用干部是为了干好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事业发展需要配班子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要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大力选拔任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着眼事业需要，着力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突出基层和实践导向，精准选配专业素养好、学习适应能力强的干部，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增强识人察人的洞察力、穿透力、鉴别力。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老中青梯次配备，充分考虑人选成熟度和岗位匹配度，统筹做好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严明组织人事纪律，加强选人用人监督，深化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以坚决果断措施匡正用人风气。

近年来，各地加强干部实践锻炼，组织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一线担当作为，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服务群众本领。图为2025年12月29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支书助农直播间”活动中，党支部书记直播销售当地土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人民图片 杨青/摄

第三，优化政绩考核。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让作风飘浮、哗众取宠的干部无以表功、受到贬责。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优化考核内容，精准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改进考核方式，区分不同岗位职责，区分集体贡献和个人努力，对干部业绩作出全面客观评价。扩大群众参与，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说，深入了解群众的真实评价。有效甄别统计造假、“数字政绩”，督促引导领导干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保持任职稳定的有关制度规定，指导做好党政正职变动交接工作，引导领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四，推动能上能下。当前干部队伍精神状态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干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使用起来，把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调整下去，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让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要严格执行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经常分析研判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履职表现，及时发现和坚决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坚持原则、动真碰硬、敢抓敢管，对那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层层加码、乱铺摊子的，对那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要及时调整、严肃处理，该“下”的坚决“下”。加强干部“下”后的教育管理，准确把握有关政策规定，综合考虑问责情形、受处理处分情况和本人表现等，对影响期满、表现好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合理使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第五，坚持严管厚爱。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要全面落实加强新时代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以政治监督为统领，强化干部日常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不断前移监督关口、完善监督链条，把严的要求体现到干部管理各方面各环节。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真情关爱干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对基层干部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干部，要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在政策、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积极稳妥推进干部澄清正名工作，及时查核不实举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等行为，保护干部积极性。

风正好扬帆，奋楫向前行。当前，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领导干部要提高担重担难能力

领导干部要提高担重担难能力

颜晓峰

敢于担当作为是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和从政本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总书记的重要要求，鲜明指出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努力方向。领导干部要把担重、担难作为检验自身担当成色的重要标尺，在敢挑重担、勇克难关上见高下、看境界，在提高担重、担难能力上下功夫、见实效。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毛泽东同志指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担重，就是担起重大责任、重要任务、关键工作，勇于挑大梁、作贡献；担难，就是危难关头不退缩、尖锐矛盾不回避、难题险情不推诿，不仅指挥在前，而且冲锋在前。能不能担重、担难，折射出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精神，显示出领导干部担当能力的水准，体现出领导干部的胸怀、勇气。“为官避事平生耻”，避重事避难事绝非为官之道，而是为官之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障碍、铺平道路，确保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目标任务，必须跨越很多关口、破解许多难题。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伴随严峻挑战。从国际看，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冲击；少数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对我国实施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从国内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卡点堵点，“内卷式”竞争等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提振；部分地区可用财力紧张，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和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仍在增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仍存在短板弱项；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担重担、敢于攻难关，聚焦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拿出真招实策，全力以赴、攻坚拔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但从现实情况看，仍有一些领导干部的能力与事业发展需要不匹配、不适应：有的固守过时的做法套路，习惯于沿用原有的思路办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不愿转变观念、突破创新；有的畏难避责、求稳怕乱，面对亟须蹚出一条新路的目标任务，既不敢拍板更不敢攻坚，一味推诿扯皮、停滞不前，贻误破题解难的最佳时机；有的缺乏斗争精神，面对利益格局调整、体制机制障碍，不敢动真碰硬，导致不少好的政策举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落地；等等。“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担重、担难的能力和水平，以苦干实干攻克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表现突出、贡献重大、精神感人的杰出典型。他们的事迹，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深厚情怀。图为2021年2月25日，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在会后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是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提高政治能力，要求领导干部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很多工作，表面看是具体问题、局部问题、业务问题，实质是攸关长远、整体和大局的政治问题。比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意味着要打破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服从全局。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时刻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精准识别各类政治隐患，有效抵御各种政治风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

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比如，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要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跟风和低水平同质化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求领导干部既尊重规律，不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又敢于突破、勇于争先，加快补齐短板、固牢底板、锻造长板，以创新驱动激活发展新动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坚决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高效配置，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账、拖欠企业账款等重点难点问题，建设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再比如，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领导干部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提升改革攻坚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要在“十五五”时期落地见效，许多是难啃的硬骨头。面对改革难点痛点，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思路不清晰、能力有差距等问题，有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似面面俱到，实则重点不明、靶心分散；有的抓改革劲头有所松懈，工作流于形式，迟迟不能在关键问题上突破。提升改革攻坚能力，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以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为提领，加强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发挥制度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紧紧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此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做到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就把改革指向哪里。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在抓落实上投入更多精力、拿出更多办法，坚决防止和克服改革中的形式主义，不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推动改革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取得新突破新成效。要坚持改革依靠人民，加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充分吸收社会诉求、群众智慧、基层经验，使改革的过程成为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过程。

增强斗争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身处的岗位职责各有不同，但都要面对大大小小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应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难以真正担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任的。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在斗争中练出一身靠得住、扛得起的真功夫。要把准斗争方向，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面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歪风邪气敢于斗争。要做到见事早、行动快，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洞察先机、趋利避害。斗争是一门艺术，必须注重策略方法。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斗争中破解堵点、化解风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一个个难题变成一个个实绩，在攻坚克难中打开发展新局面。

作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求是》杂志评论员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价值航标，关系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发展观，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任务重、改革攻坚难、民生期盼高。能否如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能否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踏实干事创业。比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优化结构、转换动力、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但有的党员、干部却热衷于整大场面、拉大摊子，甚至依然把“两高”项目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使一时的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因地制宜，但有的党员、干部却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盲目跟风“高大上”项目，结果成了烂尾项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全国一盘棋，但有的党员、干部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搞地方保护主义，人为设置关卡壁垒；改革攻坚需要瞄着问题去，但有的党员、干部遇到矛盾问题绕着走，一方面新官不理旧账，另一方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不管不顾，向后任甩锅；等等。凡此种种，都是错误政绩观作祟，必然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发展方向跑偏，影响现代化建设成色。开展这次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破除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错误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关乎事业发展，还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员、干部政绩观端正，才会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从而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使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但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忽视长远发展和群众实际需求，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不仅浪费宝贵资源，更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开展这次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得更牢，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绩实效凝聚民心民力、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校正政绩观，也有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进一步拧紧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但“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产生，往往与政绩观扭曲密切相关。比如，有的党员、干部正是为了在短期内制造显绩，才热衷于“垒大户”、“造盆景”、“装门面”；有的是为显示“能干”，才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还有的把政绩异化为升迁资本、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才会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等。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利于从源头上净化政治生态，铲除风腐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开展这次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锤炼党性修养，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筑牢抵制歪风邪气的堤坝，为奋进新征程荡涤污泥浊水、营造清朗政风。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这次学习教育的总要求，凝练概括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是衡量政绩观正确与否的标尺，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将之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创造政绩必须始终立足于为公、为“大我”，而非为私、为“小我”。要心怀“国之大者”，看淡个人得失，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就是造福人民。党员、干部应经常问问自己：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人民希望我们干的？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更多可感可及的具体举措，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持续用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

要使政绩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为官一任、施政一方，如持卷作答，唯有认真审题、科学破题、精准答题，方能交出合格答卷。党员、干部绝不能仅凭个人主观臆断或片面经验就“拍脑袋”决策，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而盲目决策、仓促上马项目，应当尊重客观规律，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入山问樵、入水问渔”，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考虑周全，把各种潜在的风险预估到位，确保决策符合实际情况、顺应发展大势。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面对新征程新任务，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不能等靠观望，更不能当“躺平式”干部。对长期任务，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

山海寻梦不觉远，前路迢迢阔步行。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一定能在新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辉煌篇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求是》杂志评论员

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密集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推动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当前，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形成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强大合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为什么要重视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经济社会体系是一个普遍联系、多维多元的复杂系统。经济运行镶嵌于社会整体之中，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际等诸多领域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不仅受经济政策影响，也受各种非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特别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既要考虑总量问题，也要考虑质量问题，同时还要注重生态保护、发展安全、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等问题。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既有各自侧重又相互影响，政策不一致容易造成“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比如，有的政策“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甚至相互掣肘、彼此打架；有的政策局部合理，但叠加后反而产生负面效应；有的地方或部门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有的在政策执行中存在“一刀切”或层层加码的现象。凡此种种，导致一些初衷好的政策也产生相反的作用，不仅消解政策应有的效果，也干扰市场预期，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要确保各类政策在目标、工具、时机、力度和节奏等方面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避免政策冲突与效应抵消，释放最大的政策效能，这也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少老问题、新挑战。一方面，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正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向国内传导。另一方面，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企业增利、居民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风险隐患仍较多。经济运行面临的环境越复杂，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越会明显上升，经济工作中两难多难、需统筹兼顾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对政策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只有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向市场释放明确且一贯的信号，才能营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从而真正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政策一致性的意识和能力，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主动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配合，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送到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手中，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各类政策之间会存在各种关联性和耦合性，这就需要以系统观念谋划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政策初衷、目标取向、功能定位，确保各项政策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加强政策目标协同，确定目标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加强政策措施协同，注重系统集成、相互补位，防止各行其是。把握好政策实施的时机、力度、节奏，使政策效果符合预期。

强化各类经济政策的协同配合。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有着直接影响，由于不同的政策在政策目标、传导机制、作用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有时需要不同政策同向发力，强化政策效果，有时要求政策之间相互补位，缓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宏观调控要达到预期目标，首先就要强化各类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发挥政策合力。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统筹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类政策的总量匹配、结构平衡和节奏契合，提高二者在调控力度、时机等方面的协调程度，保持调控节奏和基调的一致性。同时，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等政策协同以及与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增强政策整体效应。

增强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非经济政策是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尽管看似与经济政策关联较弱，但却能通过影响生产要素供给、营商环境、社会发展信心等途径，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比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有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普惠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能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内需潜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能够强化预期管理。而像有的地方存在的“一刀切”的环保政策、个别行业的过度监管、“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等行为，则会对经营主体预期造成负面影响。可以说，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不是经济部门“一家事”，而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田”。各地区各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前，要以是否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判断标准，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这个大局出发，综合考量、全局评估，防止各管一摊、相互掣肘，实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完善的体制机制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要保障。当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要进一步完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在重大政策发布或调整前进行跨部门讨论和评估，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政导致政策冲突。完善全流程评估机制，事前评估政策可行性与协同性，事中监测政策执行进度与效果偏差，事后对政策效果及时评估，不一致的要及时调整或暂停执行。推动部门和地方完善评估制度，促进政策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当前尤其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确保相关方面在执行党中央政策时的目标一致性，进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道路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道路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道路论述

封丽霞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在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法治道路是管总的。总书记关于法治道路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走什么路、为什么走、如何走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其中民本理念、慎刑思想、恤刑原则等，彰显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每一次尝试都伴有对法治的深刻觉醒和艰难探索，不少人曾试图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和实践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治道路，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大量法律法令，创造“马锡五审判方式”等。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定“五四宪法”和选举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确立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针，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道路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走什么路、为什么走、如何走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图为近年来出版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权威文本和重要辅助读物。 孙彤/制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鲜明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编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纲要等，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显著提高，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突出实践价值，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德法共治，是这条道路的独特内在肌理。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由什么力量来领导法治建设，是法治道路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资本主义法治是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全体人民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国际国内环境越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以来，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持续推进，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又为法治更好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根本制度基础。法治道路的探索与拓展，始终以制度为依托，并发挥着保障制度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一方面，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了立法的主体、程序与原则，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法治价值取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等，决定了基层治理法治化、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具体模式。另一方面，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也是通过法治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过程，比如，以立法将制度成果固定下来，以执法、司法保障制度有效运行，以法治领域改革破解制度运行中的堵点难点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制度支撑。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法治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关系法治道路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强调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新时代法治中国实践致力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同时，坚持法律法规体现道德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引领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是适合我们的唯一正确的法治道路。在道路问题上认识必须彻底、态度必须坚决。

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制度根基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等核心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国家安全立法从个别法律规范逐渐发展形成法律制度体系，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从发展动能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随意干预，又为政府依法调控、监管市场提供明确依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起稳定有序框架，推动创新活力与发展秩序相互促进。从治理效能看，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多元化，诉讼、调解、仲裁等方式有机衔接，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营造了和谐稳定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维护等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有效运行，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不断提升，民生福祉得到更好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在目标时间内实现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就要从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坚持和拓展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既立足当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法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也借鉴了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当然，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绝不能“全盘西化”、“全面移植”，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照抄照搬西方法治模本，脱离本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与现实国情，结果水土不服、难扎根基，非但无法保障稳定与发展，反而加剧社会撕裂、阻碍现代化进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应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需求，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世界上的各类法治成果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教授

走出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西路子

走出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西路子

尹 弘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是需要优先补上的最大短板。农业产业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农业农村发展念兹在兹，三次考察江西都专程看农业、进农村、访农户，对农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嘱咐我们“推进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拓展完善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西路子，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迈出坚实步伐。

赣鄱大地是一块天赐的农耕宝地，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江南粮仓”，存有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遗址、春秋战国时期最大规模的粮仓等，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农业发展的深厚根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是全国从未间断输出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产品大省，江西农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环境条件优越，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水网密布，无霜期长，天蓝地绿水清，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二，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适宜条件；农业资源丰富，鄱阳湖平原、赣抚平原、吉泰盆地等土壤肥沃，拥有全国第一大淡水湖，可利用的水面、荒山、荒坡等资源较多；特色农产品种类繁多，赣南脐橙、广昌白莲、泰和乌鸡等品牌享誉国内外。

近年来，江西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主抓手，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全面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推动农业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一是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2025年早稻生产6项指标居全国第一，菜果茶、肉蛋奶等“菜篮子”农产品供应充裕。二是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企业占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38.5%，营收超10亿元的企业达111家，培育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农业产业体系持续升级。三是品牌效应更加凸显，7个品牌入围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数量居全国第五，名特优新农产品430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四是农民增收渠道有力拓展，1147家省级龙头企业带动农户385万户，年户均增收约5600元，工农业联动效应日益凸显，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这些都是我们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坚实底盘，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强劲动能支撑。

江西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图为2025年10月10日，宜春市上高县新界埠镇洲上村村民开镰收割晚稻，确保颗粒归仓。 江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陈旗海/摄

与传统粗放、松散的农业生产相比，农业产业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聚力种养、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实行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和企业化发展模式，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实践中，我们清醒认识到，与现代化大产业的要求相比，江西的农业产业化还存在一些差距短板、问题挑战，主要是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产业综合竞争力还不强，产业链条总体偏短，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多，农业特色品牌还不响，科技创新支撑不够有力。这些痛点是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我们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目标，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江西而言，补齐“三农”发展短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产业振兴，关键靠农业产业化。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持续在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上狠下功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牢记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坚决巩固粮食主产区地位。农业的首要功能是粮食生产，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当前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加之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压力增大。江西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必须坚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看待粮食安全问题，把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没有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就无从谈起。江西中低产田面积占比大，占用与保护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必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实行“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完善占补平衡管理，大力整治乱占、破坏耕地等违法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江西粮食复种指数达1.39、居全国第二，耕地利用率接近“天花板”，依靠扩大面积增产的空间十分有限，必须把提高大面积单产作为主攻方向。要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加力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合理有序规范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打造一批大面积、可持续的吨粮片和高产片，推动粮食单产和产能迈上新台阶。

让农民有收益、有钱赚，种粮才有积极性。当前，种粮生产成本“地板”抬升和收益价格“天花板”封顶双重挤压，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经济效益偏低的问题叠加，“谁来种地”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要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探索稻渔综合种养、稻经轮作等经营方式，创新和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加快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保障好农民种粮收益，充分调动种粮积极性。

做强精深加工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农业如果只是停留在种养阶段，永远都是传统农业，只能处于价值链低端。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必须摆脱靠资源禀赋“卖原料”的局面，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加快向高质高效农业迈进。一直以来，江西农业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种养端，这些年我们通过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有力提升了农业发展效益，但客观来说，产业链后端仍然不强，特别是精深加工滞后、高附加值产品较少。要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强化市场导向、资本带动，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推进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持续拓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

龙头企业集成资本、技术、人才等多重要素，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一个强有力的龙头企业往往能够带活一个产业。江西农业龙头企业还不多，引领带动能力不足，明显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要牢牢牵住龙头企业这个“牛鼻子”，一手抓招商引资、招大引强，一手抓本土培育、扶优培强，深入实施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着力培育一批年营收超亿元、超十亿元的龙头企业。一方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瞄准国内外农业产业化发展高地，扎实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着力引进一批带动产业上下游发展的头部企业。另一方面，围绕重点产业、关键领域、优势产区，推动现有骨干企业实施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有针对性地扶持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构建龙头企业多层次发展梯队。

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产业链拉得越长、做得越强，集聚效应越高，产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也就越大。要进一步把特色产业集群做强做大，抓好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重点发展食品产业，加紧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持续壮大稻米、油料、果蔬、生猪、家禽、水产等主导产业链。同时，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园，集聚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主体，合理布局生产加工、科研、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引导更多精深加工企业向园区集聚，推动特色产业链式发展、集群成势。

发展农业产业化，关键要跟着市场走。只有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农业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江西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的渠道还不畅通，这是导致“优质不优价”的重要原因。要坚持以市场牵引农业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毗邻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闽三角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多元化营销网络，精准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引导农业企业线上对接优质电商销售平台，线下进驻高端商超餐饮平台，积极推进直播带货、直采直供、赣品出海，全面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子。加快建设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培育壮大一批有实力的供应链企业，优化冷链物流设施布局与运行网络，重点发展冷链运输和产销两端集配，不断打通产供销运循环堵点。

赣南脐橙作为赣南老区百万果农的“致富果”，连续11年蝉联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水果类榜首。图为2025年11月16日，在赣州市信丰县的江西虔城溢香果业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台由本地企业研发的脐橙分选设备正高效运转，智能分选脐橙。 赣南日报记者 刘青/摄

擦亮绿色生态金字招牌，持续提升江西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江西山好水好，孕育出众多优质农产品，但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问题，很多优质农产品市场影响力一直不大，品牌效益还不够强。必须以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为引领，紧紧依托绿色生态优势，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推动农产品实现价值跃升，“叫好”又“叫座”。

品牌就是竞争力，也是附加值。近年来，江西深入实施“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战略，初步构建了“全域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三级品牌体系，但品牌整合管理还有差距，营销策划能力不强，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并不多，尤其缺少具有显著优势的头部品牌。要聚焦“赣鄱正品”全域品牌创建，健全标准体系、管理体系、运营体系，加强区域公用品牌推广，联动打造一批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做大做强赣南脐橙、庐山云雾茶等区域特色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方式，加强与京东、阿里等平台营销策划合作，充分挖掘提炼品牌核心价值，努力把产品优势变为品牌优势，让“赣鄱正品”叫响全国、走向世界。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有机等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也持续攀升。有好品质，才有好品牌，才有好销路。江西作为全国首个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必须坚决打好绿色生态牌，加强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建设，提升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能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积极构建品质标准核心指标，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优质农产品选品中心，强化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让好品质成为江西农业的强底气。

强化科技创新根本动力，充分激发农业产业化发展潜能。科技创新贯穿产业全链条，从根本上推动农业发展理念和产业形态的转变，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变量。毋庸讳言，江西农业科创能力偏弱，农业领域高层次创新平台较少，缺乏国家级大院大所，农业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不够。要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充分发挥省农科院和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作用，引导龙头企业与大院大所共建科创平台，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开展联合技术攻关，积极布局农业机器人、替代蛋白等领域，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芯片”。江西是种业大省，被誉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的一面旗帜”，南繁杂交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近年来牵头研制并发布首款国产甘蓝型油菜“中芯油1号”和水稻“中芯稻1号”固相基因芯片，但离种业强省还有差距，存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供种保障能力欠缺、种业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充分发挥既有创新资源优势，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深入实施“赣种强芯”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培育一批种业领军企业，加大育种研发投入，大力推进育种创新，集中攻关农业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种源，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农机作为现代农业的“脊梁”，正处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的关键时期。江西诞生了新中国第一辆轮式拖拉机，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也有很大的农机需求，尤其是适用于江西丘陵山区的农机还比较紧缺。要加快农机装备研产推用一体化发展，强化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制造和推广，重点开发适宜丘陵山区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农机装备。大力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快补上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业机械等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短板，积极发展智慧农业，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设施化水平。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涉及的环节多、要素多，不仅是对干部能力的检验，更是对作风的考验。我们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扑下身子狠抓各项政策落实。学好用好农业产业化的相关知识，系统把握涉农方针政策、市场环境、法律法规，懂农时、知农事，不说外行话、不干外行事，遵循科学规律，讲究方式方法，躬身实践探索，努力造就更多农业领域的行家里手。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群众感情，注重保障农民利益，统筹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统筹好乡村振兴与产业融合发展，加快让产业旺起来、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奋力走出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江西路子。

作者：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以高水平数据基础设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以高水平数据基础设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刘烈宏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加快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既是我国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瓶颈、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能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锚定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加快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布局，打通数据流通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促进数据应用开发，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为什么要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其价值释放路径已从牵引企业内部业务贯通、智改数转，扩展到了跨领域、跨层级、跨地域的普惠网联、价值共创阶段。相较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数据具有高流动、非消耗、可融合等特质，在赋能产业跃升、实现效率倍增的同时，也承载着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公共安全等多重属性。这一内在张力，决定了数据要素在释放显著正外部性的同时，也隐含着不可忽视的负外部性。实践证明，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离不开各方互信、安全可控的基础设施支撑。因此，构建协同联动、规模流通、高效利用、规范可信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不仅是打破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不可能三角”的关键抓手，还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破解数据流通瓶颈的关键举措。

从数据要素价值发展定位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是以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目标，面向社会提供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加工、流通、利用、运营、安全服务的一类新型基础设施，是集成硬件、软件、模型算法、标准规范、机制设计等在内的有机整体。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看，我国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存在技术路线较多、建设标准不统一、基础设施难互联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的释放。为破解上述难题，亟须构建横向联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打造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塑造数据价值的共创新空间，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夯实基础。

从赢得国际竞争力角度看，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支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确立战略优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建设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形成一批核心标准与技术，培育出众多科技巨头企业。目前，数字经济进入数据驱动的深化阶段，这为我国在数据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全新战略机遇。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在数据领域核心技术掌控、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与美国等先发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有利于形成供数、用数、治数等各类主体汇聚的产业生态；有利于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切实把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转化为数据创新优势和国家竞争力。

作为公共算力新型基础设施，智算中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随着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大模型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我国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目前已建和正在建设的智算中心超250个。图为2025年8月24日拍摄的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的东数西算（贵州）智算中心。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从解决发展实际问题出发看，“找数用数难”、“跨域加工难”、“规模流通难”已成为数据领域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和痛点。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可以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可信赖的流通环境，打消数据被滥用转卖的担忧，消除数据来源不明的顾虑，为数据“供得出”铺路；可以促进各类设施互联互通互操作，打破“数据孤岛”，为数据“流得动”架桥；可以打造数据价值共创的新空间，服务千行百业真实业务场景，赋能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为数据“用得好”筑基；可以推动数据安全防护由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由边界安全向内生安全、由封闭环境保护向开放环境保护转变，形成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动态安全防护能力，为数据“保安全”护航。

二、如何把握高水平构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中的几对关系？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数字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特别是近3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保持10%以上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5G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千兆宽带用户达2.4亿户，算力总规模位于全球第二。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是进一步夯实数字中国发展基础的关键落子。在实践中，需要统筹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高质量供给与多场景需求、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布局与运营优化等重要关系，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稳中提质。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正处于起步建设阶段，坚持国家所需与地方所能结合，实现全国“一盘棋”与地方“先行先试”良性互动，有助于将顶层设计的引领性与实践创新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塑造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崭新格局。在顶层设计层面，要明确数据基础设施的概念、发展愿景和建设目标，体系化设计关键任务、技术路线与制度框架，指导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协同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在实践探索层面，要充分激发基层首创活力，结合千姿百态的应用场景需求积极探索，挖掘和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和典型实践，将成功经验标准化、制度化，以基层实践助力顶层设计落地。

坚持高质量供给与多场景需求动态适配均衡。供给与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应用需求，数据供给就无从实现；没有高质量数据供给，各行各业的用数需求就无法满足。在供给侧，要通过建设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整合多源数据，形成全面覆盖、动态更新的全国数据“一本账”，支撑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在需求侧，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面向产业发展前沿和技术攻关需求，优先布局新领域新赛道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和跨区域跨领域综合场景，做好场景开放、中试验证、商业模式探索，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协同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坚持数据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共进。从技术发展规律看，重大技术突破通过持续迭代与应用深化，最终推动基础设施体系的升级重构。当前，围绕不同的数据开发利用场景，我国涌现出一批数据技术及应用，如可用不可见的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可溯可审计的区块链技术，支持数据资源交互、价值共创的可信数据空间，支持多场景数据流通利用的数场，支持数据广泛连接的数联网，支持数据标准化加工生产的数据元件，等等。但从高水平发展要求看，我国在数据开发利用上尚存在计算效率低、资源消耗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还不足以支撑数据的大规模安全流通，亟须通过标准化建设与协同攻关构建支撑数据要素市场高效配置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坚持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与运营优化双向发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是互为支撑、动态演进的有机整体，如同生命体的诞生与成长，既要确保“生得好”，更要实现“长得壮”、“活得久”。在建设环节，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要以行业、区域数据基础设施为主体，以企业数据基础设施为重要组成，通过财政直接投资、专项债券融资、社会资本参与等投融资方式，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便捷交付，推动数据要素从资源到资产的价值转化跃升。在运营环节，要遵循市场规律，明确建设、运营、监督等各类主体责任，探索可持续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和激励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收费定价机制，利用价格杠杆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实现从资源连通向价值创造的深度跨越。

三、从哪些方面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面对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将通过顶层设计锚定战略方向，通过项目牵引落实重点布局，通过标准引领夯实互联底座，通过试点探索突破实践瓶颈，通过生态协同凝聚发展合力，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国际空间，着力构建符合市场规律的现代化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努力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技术和物质保障。

优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谋篇布局。《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明确了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思路：2024—2026年，利用2—3年左右时间，支持部分地方、行业、领域广泛开展各种技术路线试点试验，同步完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计；2027—2028年，建成支撑数据规模化流通、互联互通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实现全国大中型城市基本覆盖；到2029年，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基本建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体制机制，确保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面向“十五五”，要加快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规划，以促进数据高效流通利用为主线，协同推进云网数算协同发展，梯次布局行业、区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行业、区域、企业各类数据基础设施一体衔接、互信互认。

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重大项目建设是实现数据基础设施战略布局和高效运营的有力抓手，对整合资源、引导投入、形成示范具有关键推动作用。要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资金补助额度和比例，重点扶持一批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带动地方、行业协同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便捷高效、自主安全、国际领先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规划布局、资金安排、课题研究等方面加强协同，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统筹推进机制。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加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共建的发展格局。

强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标准研制。当前，数据标准化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体系架构不完善、跨领域协同不足等问题，亟须发挥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平台纽带作用，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出并持续完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标准体系框架，形成覆盖全面、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的标准体系，为实现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高效流通提供技术指导。建设维度上，重点制定技术架构、总体要求、接口规范等工程建设标准，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运营维度上，研究制定流程规范、计量计费、绩效管理等运营管理标准，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的效率和透明度。安全维度上，研究制定监测预警、态势感知、应急响应等安全保护标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以“重塑算力 破界而生”为主题的数字基础设施科技展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展会展示前沿创新成果、高科技产品等，为国内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人士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图为2025年12月11日，工作人员在展台上介绍展示的控制系统展品。 新华社记者 潘旭/摄

深化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探索。目前，数场、可信数据空间等多条技术路线仍处于并行探索阶段，尚未融合收敛，距离数据基础设施规模化部署、系统化应用还有较大差距，要通过试点先行、以试促建，打通数据基础设施的“任督二脉”，实现全国范围的协同联动。要科学衔接两批试点，保持连续性与创新性，检验技术的成熟性、场景的实效性、标准的适用性、制度的匹配性。要组织先行先试工作成果成效评估，开展典型案例评选，梳理凝练其中可复制、可推广的共性解决方案与创新模式，及时将经过评估验证有效的政策举措和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应用。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数据流通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成果转化，强化成果推广，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推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形成发展合力，加快构建政府主导、行业协同、企业参与的开放创新生态共同体。要壮大数据基础设施服务商力量，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数据产品开发、技术服务和管理，促进技术交流、资源共享与成果转化，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市场生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黏合剂”、产业联盟“连接器”、专业智库“思想库”的多元赋能作用，形成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强大合力。

拓展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在全球数字治理格局加速重构背景下，加快推进数据基础设施领域国际合作，是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选择。要因地制宜推进合作，发挥地方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平台，推进数据基础设施、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算力设施等方面国际合作。积极支持地方、企业创新数据跨境模式，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数字化场景需要，发挥技术经验优势，推进数字化转型合作，打造“实数融合”新标杆。支持自贸区用好用足负面清单，发展特色数据产业，助力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机构的标准化工作，推动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为全球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加强数字经济相关学科体系建设，探索多双边共建人才培训交流基地，为多双边教育和科研机构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条件，搭建长期合作的“连心桥”。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

着力破解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着力破解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黄汉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稳步前行、向新向优，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在市场建设、科技创新、动能转换、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还存在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障碍与我国经济发展如影随形，是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体现和结果。“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内外部环境，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有利于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问题是经济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体现，当前集中表现为供强需弱的阶段性失衡，凸显短期经济运行波动与内需支撑不足的阶段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外多重压力与冲击使得周期性问题更趋复杂。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波动风险。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费信心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在短期内对消费、投资、财政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收缩效应和挑战。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阶段性缺口和衔接卡点堵点。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外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这些外部影响都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稳定造成周期性扰动。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使得“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加，对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从供需结构看，供给体系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响应不够及时，面对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需求，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质化供给过剩并存，供需结构适配性不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规模体量和带动效应尚需进一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观念、资金、人才等多重约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压力，部分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待增强。从城乡区域结构看，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明显，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仍不完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有待加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稳步提升，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十五五”时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春节假期9天，全国国内出游5.9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34.83亿元，假日游客人数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展现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为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注入强劲动力。图为2026年2月16日，游客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 浦超/摄

体制性问题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和制度性梗阻，当前集中表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能很好适应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场活力、创新动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完善，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经营主体发展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执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领域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增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与越位并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需持续深化，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居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等要求，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这些体制性问题是制约高质量发展、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突出梗阻，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形成了体制性障碍固化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加剧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反向制约体制改革深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体制性问题是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等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领域流动受到制约，进而使供需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结构性失衡的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当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需求波动时，经济运行容易出现周期性下行压力。例如，由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经济下行、外需收缩时，国内经济便容易出现周期性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结构性问题是连接体制性与周期性问题的关键纽带。结构性矛盾不仅源于体制性障碍，其自身的演化也会放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例如，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体制性原因，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步，导致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既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动的影响。反过来看，周期性波动又会反向制约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部分地区和部门可能会优先保增长、稳就业，放缓结构性调整的节奏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从而在有的领域形成“周期性问题累积—结构性调整放缓—体制改革延后”的负向循环。

此外，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嵌套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可能会被短期的增长红利所掩盖；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各类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相互叠加放大。总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非简单的发展表象，而是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显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在一些领域尚未完全相适应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既要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更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承载着筑牢发展根基、破解深层次矛盾、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使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内部制约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准确把握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交织演化规律，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通过宏观调控平滑周期性波动，通过结构调整化解深层次失衡，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稳住经济大盘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基本保障，也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经济基本盘，就难以发挥我国现有的发展优势，也就难以为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创造空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转型和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空间。首先，保持宏观政策的延续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统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有力有效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统筹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再次，切实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评估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持续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同时，还要加强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坚持在化解风险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缓释风险，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5年12月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华社发 宋博/制图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大力支持服务消费，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其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两重”项目投资和建设，按照空间、人口、产业、服务等层面变化，调整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此外，以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强化国内大循环，做大免税经济，拓展入境消费，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价格治理机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其次，加快推动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配套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次，加快推动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优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相关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动有利于内外规则衔接互认的改革，积极推进与扩大自主开放、贸易创新发展以及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相适应的国内改革，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进落实“准入又准营”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求是专访 | 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求是专访

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三条就是“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不仅是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必然举措，也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本刊记者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曹立、复旦大学教授高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范欣进行了专访。

记者：“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主要指向经济秩序，要求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看，怎么理解“放得活”与“管得好”之间的关系？

曹立：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聚焦“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核心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高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不断调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我国经济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健全，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升，但仍然存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问题。面向“十五五”，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确保经济活动既生机勃勃又健康有序。

范欣：“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认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各具特点、各有所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缺一不可。“放”的目的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放得活”，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管”针对的是破坏市场秩序、扰乱市场预期等行为，本质是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管得好”，就是要把该政府管的事管好、管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放得活”与“管得好”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注意“一放就乱”，也要防止“一管就死”，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放得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范欣：“放”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放得活”的内涵从过去侧重于破障松绑、放开搞活向更加注重系统赋能、质效提升转变。

一是领域更加纵深，聚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得活”不再是解决要素“有没有流动、能不能流动”等基础性问题，而是重点聚焦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着力破除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支撑。

二是导向更加精准，锚定服务创新驱动与结构优化。“放得活”不再是普惠式、无差别放权，而是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发展迫切需求，通过完善创新激励与保护机制、优化投融资体制、扩大制度型开放等举措，精准引导要素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坚实支撑。

三是机制更加系统，聚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放得活”打破了单个领域、单个环节的局限，更强调系统性、整体性推进，重点解决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四是保障更加健全，凸显法治化、制度化、体系化。“放得活”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和健全的市场制度之上，注重全流程规范与监管协同，通过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将各项措施固化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活而不乱、放而有序的动态平衡。

高帆：需要明确的是，“放”不是放任自流、一放了之，而是要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例如，对于国资国企来说，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持续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要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

涉企行政执法，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政府，关系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预期的稳定。图为2025年5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一字之变有何深意？如何在“好”字上做文章？

曹立：“管得住”侧重于风险防控，追求的是秩序与稳定，体现出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管得好”则是在“管得住”的基础上，更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率与活力，目标是实现活力与秩序的协同共赢。从“管得住”到“管得好”，看似一字之差，实则是对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和行为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职能定位看，“管得好”意味着政府角色定位从侧重审批、限制的管理者向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这要求政府不能只满足于“不出事”的逻辑，而是要积极作为，向“干成事、干好事”转变，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主动为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释放活力扫清体制机制障碍。

从治理行为看，“管得好”意味着政府经济治理行为从依赖行政指令向依靠法治规范转变。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市场活力迸发的基础。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带头尊崇法治、遵守规则，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监管行为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从治理方式看，“管得好”意味着经济治理方式从事前审批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常态化治理跃升。这要求政府要避免“一刀切”的简单粗放治理方式，通过分类施策、精准识别重点领域风险，实现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双向提升。例如，对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为创新发展留足空间；对于金融、能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要强化风险监测，提高监管的精准性。

高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从“管得好”看，“管”不是捆住手脚、设卡管死，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要把法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要求政府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既要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也要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例如，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医药等领域，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一些领域恶意低价倾销等现象，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更好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波动。

记者：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请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堵点，谈谈政府如何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间寻求平衡？

高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政府作用具有主动性，市场作用具有自发性，关键在于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只有在自身职责领域内更好发挥作用，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所为，就是要聚焦经营主体和市场自身难以解决的制度性、基础性问题，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政府有所不为，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不能当“甩手掌柜”，也不能把“看得见的手”伸得过远、管得过多，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

范欣：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还存在不少阻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例如，市场制度规则尚需完善、标准规范尚不统一，要素流动仍受隐性壁垒制约，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不够强；跨区域、跨部门监管协同存在短板，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依然存在等。这些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既有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根源主要在于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不清。因此，政府寻求“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平衡，本质上是在复杂发展局面下，精准界定政府履职边界、系统优化治理效能、推动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实践过程。

曹立：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政府必须明确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辩证统一，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做到精准有为，聚焦市场失灵领域与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领域主动作为。加强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供给，筑牢市场经济运行根基。加大对“卡脖子”技术的协同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市场监管与风险预警的智能化水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另一方面，做到精准不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持续清理各类隐性壁垒，真正让“非禁即入”原则普遍落地生根，为企业自主经营、创新探索留出充足空间。

2025年9月24日，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提质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民洽会旨在搭建高能级产融对接平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图为开幕当日，与会嘉宾步入民洽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记者：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范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背后不仅有短期冲击因素，也反映出资源配置和动能转换中的深层制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工作重点任务，明确提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拓展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等举措，既着眼当下、解决问题，又利长远、稳预期，有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有效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曹立：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关键是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政府和市场高效协同配置资源的强大合力。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把经营主体感受度和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二是健全权力监督与评估反馈机制，涉及经营主体活动的政策措施出台前，必须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和合法性审核。三是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对拟出台和已实施政策进行连续性、可预期性审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更好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

深度调研

闽宁协作“海鱼陆养”的探索和启示

联合调研组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提出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指导原则，闽宁协作进入常态化、机制化阶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30年来，闽宁协作深入发展，协作机制持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典范，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树立了标杆。在闽宁协作30周年之际，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成立联合调研组，从“网红”大黄鱼着手，在闽宁两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探寻一条鱼如何从福建“游”到宁夏，茫茫戈壁滩怎样变身“海洋牧场”，闽宁协作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转变、由扶贫协作向全面合作转变。

一条鱼从福建“游”到宁夏

大黄鱼是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兼具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海中金条”和“国鱼”之称。全国约85%的大黄鱼产自福建，尤以宁德最为集中。2024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宁德的大黄鱼是如何与宁夏的盐碱滩联系起来的？我们就此采访了福建省水产饲料研究会的陈启发同志。他曾在宁夏水产研究所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福建，恰逢当地在大黄鱼低盐度驯养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敏锐地意识到“大黄鱼落户贺兰山下或许能成”。一条鱼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这个构想如何能变为现实？2022年，一场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的接力攻坚拉开了帷幕。

让大黄鱼适应盐碱水是第一关。宁夏缺乏天然海水，传统外塘养殖耗水多、周期短、占地大，难以满足海水鱼生长需求。2022年，福建高校与宁夏企业共同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多代选育提升大黄鱼耐盐碱性，精准调控钾、钙、镁等离子比例，模拟适合大黄鱼生长的“人造海水”，逐步构建起“种质创新—水质改良—智能化养殖”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并应用到宁夏盐碱地池塘。引入的第一、二批大黄鱼鱼苗，养殖成活率分别实现51%、67%。这一技术突破不仅为大黄鱼“落户”戈壁滩创造了技术条件，而且为实现“鱼水分离”式的现代化养殖提供了新路径。

接下来面临的难题是苗种供应问题。闽宁两地相距2000多公里，第一批从宁德发出的大黄鱼鱼苗在半途就大量死亡，供应成本极高，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长距离运输中水体易恶化，氨氮积累、溶氧下降导致苗种中毒缺氧；二是运输震动、环境突变等引发苗种强烈应激反应；三是鱼苗需要带水运输，途中还需持续供氧、控温，进一步推高了运输成本。技术团队用了一年多时间针对长途运输问题研究对策，量身定做出一套“黑科技”：精准调控停饵时长，以减少代谢废物；结合阶段性应激训练，提升苗种耐受力；运输前投喂免疫增强剂，强化苗种抗逆能力；集成高效增氧、温和控温、水质稳定剂及缓冲防震等多环节工艺，优化运输容器内外环境，实现全程不换水。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实现了小规格苗种运输成活率由不足50%提升至超过90%，大规格苗种亦达到70%—80%，成功打通了从宁德到宁夏的“海鱼西输”通道。

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图为2025年3月21日，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整洁的民居和屋顶分布式光伏、集养殖和种植于一体的产业园区遥相呼应，展现出一派产业、生活、生态和谐交融的发展景象。 人民图片 袁宏彦/摄

大黄鱼不同于对虾、青蟹等水产品，对水质、水温、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很容易“水土不服”。能否成功“落户”宁夏，不仅要看技术能否突破，还要看先进技术能否用得好、留得住、传得开。长期以来，宁夏当地水产养殖户的养殖理念和养殖模式较为单一落后，相关技术积累不足，而只有完成先进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才能实现大黄鱼的大规模养殖。闽宁两地创造性地采用“福建出技术、宁夏建载体”、“技术带土移植”的协作模式，由福建团队派驻技术人员长期驻点宁夏贺兰县养殖基地，开展水质调控、养殖操作、病害防控等“手把手”实操培训，长周期、系统性培育本土技术人才，推动新技术大范围快速应用。同时拓展协作领域，配合宁夏水产研究所引进马口鱼等淡水品种进行养殖示范，在技术指导上实现了从海水鱼到淡水鱼养殖的全面覆盖。

大黄鱼在宁夏的规模化养殖，进一步带动石斑鱼、大西洋鲑等高附加值品种的引进，让宁夏从“西北鱼仓”升级为内陆“海洋牧场”，对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品牌溢价、协作模式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是“海鱼陆养”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打造戈壁滩上的“海洋牧场”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大黄鱼“西迁”为缩影的“海鱼陆养”模式，不仅是单一物种的迁徙，而且突破了传统渔业对海洋的绝对依赖，是现代农业在空间格局上的一次重塑。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30年来闽宁协作的孕育推动。从20世纪90年代福建渔业技术向宁夏转移，到2014年南美白对虾“落户”盐碱地、产量跃居西北第一，到2024年大黄鱼在贺兰山下实现规模化养殖、“海鱼陆养”模式走向成熟，如今宁夏的青蟹、斑节对虾、香鱼等海鲜年产量达2000多吨，水产苗种数量在西北地区占比超过40%，年养殖品种超过50个。宁夏成为西北五省区中水产品种最为丰富、单产最高的渔业主产区，80%的水产品供应我国中西部地区。“把大海搬进戈壁”、“向盐碱地要食物”等构想变成现实，曾被视为“农业禁区”的茫茫戈壁化作鱼虾蟹贝跳动游弋的内陆“海洋牧场”。我们深刻体会到，兼具技术上可行性、经济上盈利性和模式上灵活性的“海鱼陆养”，背后是一整套相互关联、彼此契合、层层嵌套的问题系统：如何实现从技术落地到产业落地，如何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展产业领域构建起“海洋渔业+”的产业聚落，如何推动“海鱼陆养”与盐碱地治理、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等实现系统耦合，进而形成相互支撑、共同升级、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良好生态，等等。只有弄明白这一系列问题是如何破解的，才能搞清楚“海鱼陆养”模式是如何形成发展并造福一方的。

近年来，我国养殖量最大的珍贵海洋鱼类大黄鱼，依托闽宁协作机制跨越千里山河、突破重重阻碍，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游”到位于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在宁夏贺兰山下成功“落户”。图为2026年1月22日，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沙埕镇一家大黄鱼育苗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查看鱼苗长势。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以科技攻关打造现代化水产养殖示范基地。2000年前后，福建“人字形”温棚技术已趋于成熟，并开始在虾农中广泛使用，而这一时期宁夏养殖户还在盐碱地里尝试挖土塘搞养殖。一位宁夏养殖户告诉我们：“最开始养殖对虾的时候，没法控水、控温、控疾病，技术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养一塘死一塘，把人愁得呀！”借助闽宁协作机制，两地围绕解决宁夏水产养殖技术难题，组织开展“多类型水质健康养殖技术集成示范推广”项目。随着一口口露天虾塘变身设施化养殖车间，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等曾经陌生的专业词汇逐渐成为养殖户的日常用语，大黄鱼、斑节对虾、青蟹、花鲈、大西洋鲑、海参等都成为养殖“可选项”，而且伴随“海鲜家族”不断壮大，技术更新迭代速度也在加快。在大黄鱼“落户”过程中，技术团队攻克了智能温控、水质调节、自动投料、循环水养殖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尾水100%循环利用、养殖不换水，不仅能够保证水质稳定，减少疾病发生，而且大幅提升了养殖业水资源利用率和养殖成功率。

以产业升级建设高效生态水产产业集群。“没有闽宁合作，就没有‘陆产海鲜’。”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我们这样介绍。闽宁两地在水产种业、水产养殖、水产品品牌、市场销路及产业园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带动了宁夏渔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宁德师范学院等院校以及福建相关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养殖+加工+观光”产业集群，年产鱼虾等海鲜超过500吨。调研还发现，闽宁两地通过不断推动产业链延伸与跨界融合，正持续创造新的增长点。比如，向精深加工纵向拓展，开发鱼干、鱼罐头等即食产品。与文旅经济横向融合，结合宁夏葡萄酒产业优势，打造集“海鱼+葡萄酒”特色餐饮体验、“内陆钓海鱼”观光渔业以及教育研学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宁夏稻渔空间生态观光园推出巨幅稻田画、稻田捉鱼等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综合收入破亿元，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体验的价值升级。

以品质特色开拓西北地区陆产海鲜大市场。西北地区深处内陆，鲜活海产品严重依赖长途运输，导致市场上的鲜活海产品价格不菲且品质不够稳定。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追求更高品质生活，西北地区消费者对鲜活海产品的需求量持续攀升，形成了市场供给与消费体验的双重缺口。在此背景下，“海鱼陆养”模式日益展现出独特的经济社会价值。经过闽宁双方科研团队系统性勘察与技术测试，在宁夏等地利用盐碱水质进行海水鱼类淡化养殖，让陆产海鲜既保留了海洋赋予的鲜甜本味，又在独特的盐碱水质中沉淀出一种别样的醇厚与紧实。陆产海鲜的这种味道不仅征服了宁夏人的味蕾，更点燃了整个西北市场的热情。“宁夏味道”的陆产海鲜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叩开高端市场的大门，持续带动当地水产养殖业结构升级，为农民就业增收致富开拓出了新的门路。

以生态优先构建盐碱地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宁夏内陆盐碱地总面积逾240万亩，如何治理利用“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的盐碱地，是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闽宁两地秉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在“海鱼陆养”模式中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科研人员通过“三池两坝”等生态治理技术，把净化后的养殖尾水用于改良盐碱土壤，因地制宜开展“以渔治碱降盐”，有效提升土壤肥力，让盐碱地这一“生态负担”转化为老百姓的“绿色资产”。两地还探索出“稻鱼共作”、“鱼菜共生”等综合种养模式，养殖尾水灌溉稻田或者蔬菜，既解决了水产养殖的水质恶化问题，又减少了农业种植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这种模式可实现节水30%以上，渔业综合效益更加凸显。目前，贺兰县正在打造的万亩零碳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园，将实现养殖尾水100%循环利用，年节水量预计超过622万立方米，昔日的盐碱地正快速蜕变为“鱼米之乡”。

“海鱼陆养”的启示和思考

从大黄鱼跨越上千公里“游”到戈壁滩，到形成造福一方的规模化“海鱼陆养”模式，这是闽宁两地根据群众所需、两省区所能孕育出的科技之花、产业之果，是敢闯敢试的福建人与坚韧质朴的宁夏人共同书写的“山海情”，也是30年来对“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闽宁协作工作机制不懈坚持、持续深化的生动诠释。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各个方面，涵盖土地、技术、资金、信息等关键要素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政策衔接、产业对接、人员互动等各方面问题的协调解决和协作机制的实践创新。从1996年闽宁两省区正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至今，两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当年开创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持久推进联席会议制度，打破地理空间阻隔与行政区域界限，共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协商制定帮扶举措，督促协商成果落地见效。从打第一口井窖、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到实施“移民吊庄”工程、发展闽宁镇，再到打造闽宁扶贫产业园、助力宁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协作目标从“解近渴”转向“谋长远”，协作关系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参与”，将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由宏伟目标转化为持之以恒的扎实行动，不断取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产业建设是关键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协作、激活造血动能。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推动东西部协作、培育西部地区发展动能的核心载体。但产业建设不能止于“单点帮扶”，而应主动延伸产业链条，在产业培育、技术适配等关键环节联合攻关，推动发达地区技术市场与欠发达地区资源场景有机结合，实现东部帮带强能力、西部借力兴产业、群众参与富口袋的良性循环。30年来，闽宁两省区秉持“宁夏所需、福建所能”，将共建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产业协作从“送项目”向“育生态”升级，协作内容从农副产品加工，拓展到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大黄鱼“西迁”为代表的“海鱼陆养”模式就是产业带动的范例。两地不是止步于品种养殖的浅层合作，也并非简单转移生产资源，而是将福建在海洋经济领域积累的技术、资本、市场渠道等优势要素，与宁夏独特的盐碱地、光照等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结合，大大增强了当地产业发展的韧性与后劲，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在2025年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推介暨招商签约会上，双方集中签约57个合作项目，涵盖算力科技、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总投资超过22亿元，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从传统产业向技术赋能、价值提升的更高层次迈进，培育面向未来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市场主导是核心机制，必须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市场效益是检验产业能否持续造血的关键机制，也是检验协作成果成色的“试金石”。东西部协作不能靠政府一手包办，政府应更多发挥战略引领、政策支持、环境营造和补位作用，而将资源配置、技术路径、运营模式等交由市场决定。以“海鱼陆养”模式为例。一方面，政府发挥了“扶上马、送一程”的关键作用，将“海鱼陆养”项目纳入协作重点规划，统筹协调政策、土地、资本、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供给，各级政府通过共建科研平台、组织技术攻关、制定标准规范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公共服务，4年累计投入资金600万元支持“海鱼陆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市场扮演了“唱主角、跑全程”的角色，大到项目识别、技术落地等合作方式，小到养什么鱼、产品销往何处等运营决策，都由经营主体基于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福建的技术型企业、养殖企业携带专利技术和成熟模式西进，在宁夏寻求成果转化与新市场空间，形成“沿海研发、内陆养殖、全国销售”的协同链条。宁夏本土企业敏锐捕捉西北高品质水产市场空白机遇，积极投资设施建设与运营，依托品牌运营和电商渠道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优价畅销，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循环。闽宁协作机制下，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实现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对口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

改革创新是内在动力，必须打破思维定势、拓宽协作领域。闽宁协作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持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在“海鱼陆养”模式探索实践中，面对苗种运输损耗大、水质环境调控难、本地繁育技术空白、专业人才长期短缺等重重困难，双方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有力破除“内陆不能养海鱼”的传统观念，在盐碱地上“无中生有”地培育出高附加值特色产业。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拓展协作内涵，从单一产业帮扶到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从基础设施援建到碳汇交易、算力科技、跨境电商、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不断优化产业分工和合作方式。闽宁协作打破了“将西部地区定位于产业链价值链下游”的思维惯性，走出了“产业转移就是东部落后产能西迁”的认知误区，基于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国内供需结构变化和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进行前瞻布局，在清洁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探索两地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协同研发与产业链共建新模式，在西部试点布局未来产业的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和规模化应用场景，不仅将东部地区的技术、资本、市场优势转化为西部地区的产业能级、人才队伍和市场竞争力，更让西部从产业承接地跃升为创新发源地。

双向赋能是重要方法，必须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富裕。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实践。30年来，闽宁协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短期单向帮扶模式，发展到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功能互补、双向赋能”的长效协作格局。对宁夏而言，协作带来了跨越式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广阔市场。在福建的技术支持下，宁夏试种了福红李、益生菌西红柿、台湾长果桑、福建冰菜等30多个新品种，形成了“南果北种”新模式。截至2025年底，闽宁共建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66家，实现产值超94亿元，彰显“协作赋能、以园兴产”的倍增效应。对福建而言，协作同样带来了丰厚回报。福建企业在宁夏建立了鲈鱼苗种标准化生产线，获得稳定优质的西北特色产品供给与市场机遇，还利用当地光照优势推动螺旋藻规模化生产和出口，不断开辟成本更优的新场景，拓展了福建渔业发展新空间。“闽数宁算”依托宁夏绿电优势，大幅降低福建企业的算力使用成本。闽宁协作的成功实践证明，东西部协作的关键在于将东部的技术、市场、机制优势与西部的资源、空间、政策优势相结合，充分释放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进而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后富可以致富、后富促进先富的合作共赢发展新路径。

执笔：郭斐然 陈帅 蓝伟彬 侯亚景

文化中国 | 齐鲁文化：千年赓续与时代绽放

文化中国

齐鲁文化：千年赓续与时代绽放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泰山巍峨，黄河奔涌，大海浩渺，这片被誉为有“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记忆。从海岱之间的文明曙光到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孔孟之乡的礼乐弦歌，齐鲁文化以其宏阔的历史纵深和博大的思想内涵，为中华文脉的延绵赓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2024年5月考察山东时再次强调，山东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传承赓续，绽放新的光彩。

一

齐鲁文化发端于古老的东夷文化，后与周文化融合而成。在周代以前的数千年发展历程中，齐鲁大地以兼容并蓄的胸襟为华夏文明提供了从礼乐文化到制度框架的深层次思想资源。

海岱之间，文明肇始。从沂源猿人的远古足迹到跋山遗址群的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从赵家徐姚遗址的火焰余烬到后李文化规模可观的原始聚落，从北辛文化的农耕萌芽到大汶口文化的礼制曙光，再到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绝技艺，海岱地区以连绵不断的文化赓续，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与连续发展。其中，以焦家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的城墙壕沟与精美玉器，为“礼出东方”提供了实物证明；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周代城址的“三城叠压”奇观，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演进的生动缩影。这片沃土不仅孕育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诞生了光照千秋的人文始祖。古东夷族的先祖少昊以百鸟命名各种官职，谱写了凤鸟图腾的华章。有穷氏首领后羿射日的传说，凝结了先民征服自然灾害的英雄气概。奄国地望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祭祀场所与制度被后来的鲁国保留、继承。深厚的文明积淀，为齐鲁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

西周初年，太公封齐和周公封鲁，东夷文化开始与周文化在此交流融合。齐国受东夷文化影响较深，施政崇尚“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奋发有为，使周礼与东夷风俗相交融，依托鱼盐之利发展工商之业，逐渐崛起为“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的东方大国，其文化充满了海洋文明的灵动与革新。鲁国受周文化影响较深，力行周礼，推行德政，以礼乐教化、宗法制度和民生改善为核心，使鲁国成为礼乐文明的传承高地，形成“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特质，其文化彰显出农耕文明的厚重与守成。二者虽有差异但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齐文化的务实达变为儒学发展注入经世致用的活力，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为稷下百家争鸣提供深厚的人文根基。齐、鲁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交汇融合，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战国时期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

西拥泰山，东临沧海，海岱之间，是为齐鲁。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区域。左上图为大汶口文化的红陶兽形壶，距今约6000—4400年，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独特代表；右上图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距今约4400—3800年，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特点；左下图为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鲁国大玉璧，是战国时期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右下图为战国时期齐国国子鼎，“国”氏为齐国望族，鼎内“国子”铭文表明“国”氏地位崇高。 山东省委宣传部供图

二

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官学下移，中华文明进入“诸子时代”，齐鲁大地正是这一伟大思想变革的重要舞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新说迭出，各擅胜场。

齐鲁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地域，关键在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诞生于齐鲁。孔子一生追慕周公，志于尧舜，他兼容虞夏商周，综合创造，提出守正创新的礼制主张，同时继承周代重民崇德的文化传统，提出“为仁由己”、“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他整理六经，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尤为重要的是，孔子将齐文化中的“仁”俗加以改造提升，与鲁国制度化的“礼”相结合，熔铸为仁礼合一的核心思想。这既是齐鲁文化融合的结晶，也是夷夏文化交融的硕果。著名学者柳诒徵言：“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

孔子身后，孔门弟子星散天下，共同致力于儒学传播。“儒风洙泗长”，战国中期，邹鲁之地诞生了“亚圣”孟子。孟子力倡“性善”，主张人应该立足本心，扩充善端，成为仁人君子。孟子因人之仁心，而主仁政之实现。“民贵君轻”、“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政治理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对“以人为中心”政治原则的维护。这一认识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此后皇皇史册、千秋评说，凡是暴民虐民者，无一不被史笔讥刺、人心厌弃。荀子虽为赵人，却长期居于齐国，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并终老于今山东兰陵。他言性恶，重礼义教化，兼采众长而坚守儒道，“隆礼重法”的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孔子开创、孟子弘扬、荀子拓展，三位大师前后辉映，构筑起儒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齐鲁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地域，关键在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思想诞生于齐鲁。两千多年来，孔子以学立身，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并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图为孔庙大成殿，左下图为孔林至圣林门，右下图为孔府大门。 山东省委宣传部供图

诸子百家半出齐鲁。除儒家外，阴阳家代表邹衍、邹奭是齐国人，道家的重要支派黄老学派形成发展于齐国，号称“齐法家”的管仲学派是法家的重要分支，名家学者如公孙龙子、尹文子、田巴等都是代表人物。齐国兵学甲天下，先秦时期的六大兵书，有四部出自齐国兵家，即《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至威宣时期，齐都临淄发展为“车毂击，人肩摩”的东方大都会，并建有稷下学宫，这座历时约一百五十年的学术圣地汇聚孟子、荀子、邹衍等千余名学者，集政治智库和学术中心于一体，成为先秦思想体系化的核心场域。黄老之学在此融合道法，阴阳家始倡“五德终始”、“大九州”，名家辩术臻于精妙，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被冯友兰认为“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的《管子》更是庞大富博，其政治思想“以人为本”，礼法并行，经济上农业与工商并重、富民为先，继承了齐文化务实达变、革新开放的传统。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海纳百川的宏大气象、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使齐鲁成为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思想高地之一。

三

如果说先秦是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奠基期，那么秦汉以后则是齐鲁文化不断传承发展、取得新成就的两千多年。从秦始皇东巡，到齐鲁世族永嘉南迁，从李白、杜甫登岱顶而高歌，到蒲松龄、孔尚任写就悲欢离合，一条绵延两千余载的文化长河，始终在孔孟之乡奔涌不息。这弦歌不辍的奇迹，不仅是齐鲁大地的荣光，更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壮丽缩影。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整合的关键时期，齐鲁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深厚的思想底蕴，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理论资源和思想文化基础。秦始皇三巡齐鲁，封禅泰山，祭祀八主，将东方滨海信仰纳入国家祭祀体系。汉兴，齐鲁大地再绽思想华章。伏生传授《尚书》，后人誉为“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齐相曹参汲取齐地黄老之学的思想精髓，倡导“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将稷下学宫“与民休息”、“刑德相养”的智慧带到长安，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根基。东汉何休将公羊学推向“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论高峰，为后世变法图强埋下思想火种。经学巨擘郑玄，则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使齐学之闳放与鲁学之醇正交汇融合，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烽烟中，齐鲁士人以玄学思辨、文学华章续写中华智慧，守护文明星火，促成中华文明的深度整合。琅琊诸葛亮辅佐刘备开创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贞和勤勉精神烛照千古。少年王弼注《周易》、《老子》，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智慧熔铸为玄学清风，终成一代宗师。“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徐幹、刘桢皆出于齐鲁，他们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西晋文学家左思十年写就《三都赋》，“名满天下，一时洛阳纸贵”。高平王叔和撰《脉经》，首定二十四脉规范，奠基中医诊断学。益都贾思勰作《齐民要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系统总结北方耕作技艺，洵为农学巨著，泽被千秋。郑道昭主持刊刻的云峰刻石笔力雄浑如岱岳擎天，与王羲之《兰亭序》辉映南北。刘勰栖身定林，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构建起体大思精的华夏文论殿堂。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将齐鲁重教传统化为家族训导，被后世誉为“家训鼻祖”。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等世族南迁，使北地雄浑与南国清丽在碰撞中交融，为隋唐大一统储备了丰厚的文化基因。

唐宋时期，齐鲁文脉，璀璨夺目，映照出中华文化的浩瀚星海。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唐初，房玄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秦叔宝义薄云天，勇力绝人。北宋时期，徂徕先生石介倡儒家道统，振士人气节；赵明诚夫妇合纂《金石录》，考订精审、跋尾隽永，开金石学之先河。词坛双璧辉映千古：李易安低吟“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婉约深致；辛幼安高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豪情贯虹。靖康之难后，衍圣公孔端友南迁衢州，形成孔氏“南宗”，为理学兴盛奠定基础。元好问沉醉于明湖烟波，将齐鲁山水的温润灵秀化为笔底清音；赵孟頫绘就《鹊华秋色图》，将齐鲁山河升华为跨越时空的艺术永恒。

元代以降，齐鲁文脉守正出新，经世精神愈显光华。东平王祯编纂《农书》，首次系统论述广义农业生产知识，构建中国农学传统体系。张养浩怀古散曲名震天下，其廉洁奉公、为民谏言，“禀天地正大之气，学圣贤正大之学，蕴之而为道义，发之而为文章”。明代边贡、李攀龙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深得古人风骨。戚继光《纪效新书》融兵韬于实战，《练兵实纪》彰显忠勇爱国担当。蒲松龄《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开志怪新境；孔尚任《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余古韵悠长。清代的经学考据亦蔚为大观：张尔岐、孔广森、郝懿行潜心经术，承乾嘉朴学之精魂，续齐鲁“通经致用”之学脉。

近代以来，齐鲁大地在血火淬炼中铸就了鲜亮的红色文化，其精神脉络与山河同辉，与时代共振。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全国重要创始地之一。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精神于此磅礴而生。红嫂以乳汁救伤员，乳娘舍亲儿护革命后代，马石山十勇士铸就胶东军民铁血忠魂，独轮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丰碑。“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深刻诠释了党与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本质联系。从蒙山沂水到黄河之滨，齐鲁红色文化以忠诚为魂、以人民为本、以奋斗为旗，在历史长河中奔涌不息，为民族复兴注入不竭的山东力量。

在千年的传承中，齐鲁文化以从未断裂的文化序列印证连续性，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精神彰显创新性，以“大一统”的思想传统维护统一性，以“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体现包容性，以“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诠释和平性，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空中始终高标独立、光耀千秋。大力弘扬齐鲁文化，当承其“经世致用”之实学精神，融汇古今；扬其“海纳百川”之开放气度，对话世界；守其“仁爱忠勇”之价值追求，滋养心灵。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持续强化孔子研究院、齐鲁文化研究院、管子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学术根基，深耕《文史哲》、《泰山学刊》等学术期刊，形成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研究矩阵”。深入实施“山东文脉”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工程、《齐鲁文库》大型文献编纂工程，推进“海岱考古”，沂水跋山遗址、赵家徐姚遗址、章丘焦家遗址等一批考古项目取得重大发现，儒家文化、齐文化、泰山文化、古代科技文化、沂蒙精神等五大文化片区建设高标准推进，在守护文明印记中筑牢文化根基。统筹推进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全环境立德树人工程，“厚道山东人”形象更加闪亮，“山东好品”、“山东手造”频频出圈，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和“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绽放古韵新颜。“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成果丰硕，《生万物》、《我们的河山》等鲁剧精品迭出，群众性小剧小戏创作展演异彩纷呈，齐鲁文化活力魅力竞相绽放。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全球圈粉，“齐鲁访学驻研计划”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让齐鲁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以文载道讲好中国故事山东篇。

岱青海蓝，文脉绵长；齐鲁大地，日新其德。新时代新征程，山东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决扛起文化大省担当，在守正中赓续文脉，在创新中开拓境界，在对话中彰显价值，让文化的力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让文化繁荣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齐鲁新篇章。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范雨素

编者按：近年来，新大众文艺成为新时代文艺繁荣中的喜人风景，被称为“素人作家”的范雨素就是涌现出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之一。谁是范雨素？范雨素是如何从一名育儿嫂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范雨素又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这篇自述，以质朴的表达、真挚的情感，让我们走近范雨素，走近蓬勃发展中的新大众文艺。

一

我是一个进城务工的普通农村妇女，从小就喜欢读书，七八岁时，一边放牛割草，一边想方设法找小说看。我看过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读了《鲁滨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等名著。那些书籍呈现出广阔的精神世界，给了我离开故乡的勇气。

后来，我靠做育儿嫂抚养两个女儿，即使在忙碌生活的缝隙里，也没有放弃阅读。2014年秋天，我参加了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学习。年少时的梦想在这一刻“成真”，我见到了许多北京高校的老师、作家和杂志编辑，他们每周六都来上课。在志愿者老师的鼓励下，我尝试着拿起笔创作，暗下“我要读，我要学，我要写”的决心。

2017年，我发表了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第一句就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2023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久别重逢》，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里面既有我的家族故事，也有穿越中外的命运轮回。去年春天，我们文学小组的诗集《大口呼吸春天》出版，广受好评，里面收录有我写家政女工想念孩子的诗歌《树下的娃娃》，“城里的妈妈/抱着谁家的娃娃/村里的娃娃/在树下想着妈妈/风儿轻轻吹，花儿静静地开/村里的娃娃，在树下等着妈妈”。这首诗被朋友谱成了好听的歌曲，成为家政姐妹聚会时经常演唱的曲子。

文学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避难所，而是打开人生新境界的方舟。看一本书，就是跟随作者神游一个元宇宙。如果看了一千本书，那就是神游了一千个世界。文学创作给人勇气，既可以把人带进一种想象中的生活，又赋予人自信。

二

一花一世界。名人大家像牡丹一样绚烂夺目，普通农民工创作者小如苔花，也要绽放，同样芬芳四溢。

六岁时，我看到一张蔚蓝色的地球照片。那是人类从太空中俯瞰地球的视角，地球这么大，又这么小。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以十个字感慨如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这些匆匆过客，该为此时此地留下些什么呢？文学使人可以随时时空平移，一本书就是宇宙的一架飞碟。当我们和文学为伴时，可以不怨不尤，生命也长出“隐形的翅膀”，在多重文学世界中选择自己的生活，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生命中的超级英雄。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2017年之前，因为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我必须为了生存打拼。当年因写了一篇爆款文章《我是范雨素》，我出名了。闲下来时，我开始思索为什么而活着。作家余华《活着》中的福贵，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也曾经这样活着，是一种被动式活着。而文学创作让我从被动活着转换成主动活着，平凡的生活有了诗和远方。

在天空嘶鸣的大雁，是古往今来诗词里的主角。从范仲淹的“衡阳雁去无留意”，到元好问的“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再到伟人毛泽东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诸多文豪都曾用笔墨勾画引吭高歌的大雁形象。人发出了声音，就像雁过留声，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想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创作的意义——发出生命的呐喊，分享心灵的体悟，用真诚的书写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向上、向善。

三

我有一双灵活的手，这使我能劳动。我也用这双劳动的手记录生活、记录命运，进行文学创作。“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创作，是劳动的一种延伸，是创造价值的另一种形式。

创作需要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有探索的兴趣。印度诗人泰戈尔写道，“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必须有所热爱，才能激活内在生命力。作家汪曾祺认为，小说里边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索”。如果经过长久思索，就能把葡萄果实变成葡萄美酒。

我在文学小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勤劳苦干的劳动者，也是喜欢文学的创作者，我们经常交流，相互鼓励，是文学让我们彼此看见，照亮了我们生命的光亮。我也参加过北京老舍文学院的基层作家培训班，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喜欢文学的普通人，更有信心和胆量从事创作。

一本书就是一个人、一个朋友。当我读完万卷书、走完万里路后，我亦不是我，而是一个统率着千军万马的将领。在这千军万马中，能找到保护自己的盾，能找到向命运抗争的矛，能找到乘风破浪的帆。我们的创作不仅可以兴观群怨，抒发个人的生命感悟，更需要时时叩问创作的意义在哪里、是什么？这使我想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一段话：“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文学，能重构千军万马，照见山河众生。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说：“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这是文学的心理机制，我们在读书创作中跟着先贤大家，有了对生命的共情。

我读过唐代诗人岑参的《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读过白居易的《观刈麦》，“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还有杜甫的《又呈吴郎》，“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我到现在一直记得作家杨绛的散文《老王》里的最后一句话，“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篇篇的作品、一本本的书，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读书创作使我们感悟生命之高贵，获得精神之升华。

苔花一样普通平凡的我，最终在文学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绚丽画卷。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

怎么看全球地缘格局之变

怎么看全球地缘格局之变

傅小强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地缘格局呈现诸多新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叠加科技革命发展，导致全球地缘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美国霸权失据和国际思潮纷乱，使得全球地缘格局更趋无序化碎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国际社会越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地缘变局，坚定不移以中国之治助力世界和平发展，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围绕新的权力与规则进行战略调整、展开激烈博弈，推动全球地缘格局深度重塑，也让世界进入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历史新阶段。

地缘力量对比与布局加速重构，“一超”弱化与多强分化并行演进。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随着各国发展差异扩大出现根本性变化，构成全球地缘格局演变的主线。一方面，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单极霸权难以为继。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已由20世纪60年代高峰期的40%左右降至近年来的26%左右，产业结构失衡、联邦债务沉重等问题动摇其国力根基。本届美国政府执政以来，单边色彩、进攻色彩更浓，但软实力严重受损；其同盟体系内部裂痕扩大，议程主导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发展路径分化，力量格局更显多元。欧盟经济和安全困境加深，日本对美战略依附难改。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卓然壮大，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成功续写两大奇迹，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俄罗斯虽受西方制裁，但依托能源等优势展现出强大战略韧性；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积极谋势，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格局走势的重要力量。

地缘阵营互动分化重组，战略较量与战略自主同步凸显。全球地缘互动复杂演变，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持续挑动阵营对抗，许多国家战略自主倾向上升，对抗与自主并存成为全球地缘格局变化的突出态势。“对抗”是重要特点，为维护岌岌可危的霸权和打压新兴力量的崛起，部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博弈加剧，博弈场域从欧洲、亚太等传统重点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乌克兰危机延宕难止，美欧立场分歧加大，欧俄对抗深化固化。美国拉拢地区盟友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推高亚太地区安全风险，同时调整自身全球战略，对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和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自主”是突出趋势，更多国家面对霸权霸道霸凌走向战略觉醒、寻求战略自主，对打破传统阵营对抗、推动多极化进程、完善全球治理的诉求更加突出。

在动荡变革世界中，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正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谱写人类发展的历史新篇。图为2025年11月21日拍摄的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现场，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迈向现代化：共同愿景与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地缘政治竞逐更加激烈，战略通道与关键矿产等资源之争日益升温。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与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变化，地缘要冲、关键通道、关键矿产等成为国际博弈热点。重要地理支点和枢纽历来是全球地缘政治的重中之重。美国瞄准稀土等矿产资源富集、扼守北极航道的丹麦格陵兰岛，盯上被视为具有潜在军事意义的澳大利亚达尔文深水港，软硬兼施加大攻势，甚至不惜践踏别国主权。关键通道是全球贸易与能源运输的生命线，2023年红海航道危机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凸显战略通道的极端重要性。近来，美国试图强取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等行动，预示新一轮通道争夺战全面打响。锂、钴、镍以及稀土等关键矿产是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动力源，获取关键矿产是推动有关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围绕关键矿产不断挑起地缘政治纷争，图谋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

地缘战略博弈大幅延展，新疆域成为各国必争必保的战略前沿。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影响全球权力格局未来走向，成为国际地缘博弈新前沿。深海蕴含丰富的矿产、生物资源以及能源，日益受到各国战略重视。当前，深海采矿技术突破和规则空窗期开始引发资源分配争议，一些国家蠢蠢欲动试探国际制度底线。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围绕北极航道控制权的博弈难解难分，极地与深海领域的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外空是现代军事与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意图通过“星链”计划抢占先机，挑动太空轨道资源“抢位战”，导致国际太空权益博弈加剧。网络空间是全球地缘互动的新舞台，网络生态治理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越来越多国家加大投入增强网络攻防能力，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网络空间地缘政治化趋势走强。

二

全球地缘格局之变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一环，根源在于经济、科技、国际秩序和文化思潮等深层因素的复杂作用。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放大国际矛盾。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位徘徊，虽缓慢复苏但内生动力不足，世界发展失衡问题依然突出，高风险与不确定性交织，牵动全球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低增长刺激众多国家战略焦虑上升，关于利益空间、发展空间、战略空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速蔓延，发展议题泛政治化、经济活动工具化、贸易政策武器化等对抗性举动增多，全球信任赤字扩大、战略环境更趋复杂，各种矛盾旧者未解、新者又来。低增长加剧全球不平等和不稳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矛盾、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脆弱性问题，乃至发达国家各自内部的阶层对立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之争都在上升，不同矛盾累积叠加，形成许多新的动荡源。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遭遇严重冲击，经贸争端的安全意涵被显著放大，各类地缘冲突同频共振，全球地缘格局在经济震荡中重塑。

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激化国际竞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支撑作用、赋能作用愈发彰显，深度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世界各国前途命运。长期以来，科技霸权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也是支撑美国其他霸权的基础。为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大搞垄断打压、技术封锁，以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推动“科技地缘政治”时代加速到来。科技霸权国家及其盟友与新兴技术国家之间的技术遏压与反遏压斗争范围不断扩大、烈度日益升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际高端人才等在全球地缘互动中的战略价值随之更加凸显，相关博弈趋于白热化。科技革命还促使全球权力结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新变化，科技领域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治理主动权成为全球地缘博弈新的重要内容。

霸权国家衰落、失据，冲击国际秩序。长期以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演进受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深度影响。在美国制度性霸权的影响下，既有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利益偏好，全球地缘互动亦受到美国霸权政策的全方位影响。近年来，美国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国内矛盾积重难返，转而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下强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以最大化谋求“本国优先”、榨取更多实利，以“退群”、“毁约”之举寻求摆脱多边机制、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美国从秩序维护者转变为规则破坏者，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使全球治理机制受损、治理进程失序。在美国破坏性政策影响下，部分国家自保、自守心态更加突出，还有一些国家试图趁乱谋利，国际规则与规范的作用弱化，全球地缘互动陷入更大无序状态，全球地缘格局调整重组加快。

文化思潮纷乱激荡，加剧国际冲突。全球地缘格局的演变不仅源于实力之变、秩序之变，更在于文化之变、思潮之变。当前，国际思潮态势的复杂多元前所未有，数十年来西方所着力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衰退之势明显，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蔓延，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的身份冲突和文化冲突持续向国际层面外溢。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激进思潮跨境、跨界、跨域合流联动，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强大力量，催生更多地缘冲突。民粹主义等思潮升温激发更多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战略不安全感明显上升，对外政策的封闭性、排他性更为突出，国际对话与合作的空间遭到严重压缩，全球地缘互动中的冲突对抗一面持续凸显。

三

全球地缘变局风起云涌、错综复杂，深刻影响我国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正气充盈、乾坤朗朗；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既需在危机中育新机，以行稳致远的发展应对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更要于变局中开新局，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正确主张和务实行动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

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应着眼更好应对全球地缘形势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自主可控、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强化经济产业韧性更好应对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活跃科研创新生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合作，推动中国经济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新路径。

筑牢安全基石，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发展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对全球地缘格局之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严打各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阻断外部地缘风险向国内的联动传导和衍生扩散。严守意识形态阵地，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坚决抵御防范各种错误思潮。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旗帜鲜明反对个别国家搞“本国优先”、“实力至上”，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更有效地应对个别国家操弄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挑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团结振兴，持续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地缘格局深刻变动，催生“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回答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应以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窠臼和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走向深入。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和非洲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和非洲发展之路

徐秀丽 李小云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自20世纪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普遍将现代化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但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成效并不理想，债务危机、经济停滞与社会冲突交织叠加，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0年《经济学人》曾以“没有希望的大陆”概括当时非洲整体发展困境。尽管这一判断带有明显偏见，却也折射出非洲在工业化推进、国家治理与民生改善层面面临的现实压力。

新世纪以来，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部分非洲国家在经济增长、减贫与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埃塞俄比亚200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平均达10.3%，卢旺达贫困发生率从2005—2006年的56.7%下降至2016—2017年的38.2%。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2023年非洲内部贸易额已达1922亿美元，占非洲贸易总额约14.9%，较2022年的13.6%有明显提升。但这些局部成功的案例并未改变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总体滞后的面貌。按世界银行2024—2025年最新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仍在45%左右高位徘徊，而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已降至约10%。根据人类发展指数最新数据，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2.5岁，明显低于全球约73.4岁的预期寿命。在粮食安全方面，2024年非洲饥饿人口比例超过20%，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笔者认为，当前非洲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至少面临以下三重挑战。

第一，殖民主义打断了非洲本土社会的自主演进进程，造成发展路径的断裂与畸形延伸。被殖民前，非洲不同区域已在各自生态与贸易网络中形成多样化生产结构与社会分工体系，并不断累积本土的技术知识与组织形态。但殖民扩张通过强制性贸易重组与生产结构改变，使既有的自主发展轨道被外力截断。这种断裂首先发生在农业与土地制度层面，殖民政权为满足宗主国工业与消费需求，在多个地区强制推进单一经济作物体系。东非的坦噶尼喀被划定为剑麻种植基地，西非一些地区被规划为花生种植带，加纳被塑造成可可生产核心区，刚果盆地则成为橡胶与象牙的大规模采集之所。其后果是塑造了“高产商业部门”与“低产小农部门”长期并存的格局。该格局又进一步内化为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二元结构。前者依托港口、铁路与殖民金融体系运转，获得土地、技术、资本与基础设施优先配置。后者承担劳动力供给与粮食生产功能，却缺乏制度与技术投入。由于二元结构之间缺少产业链连接与技术外溢，面向外部宗主国的高产技术并未转化为国内生产部门普遍的发展能力，反而固化为结构性分割。这种分割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并未自然消解，而是以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等形式被重新包装。许多国家继续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参与全球市场，产业升级难以推进，国家经济受外部需求变化冲击反复震荡，非洲国家看似融入经济全球化，实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

第二，殖民遗产造成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长期失衡，国家整合能力难以形成一致性。如果说生产结构被改变带来的是经济层面的断裂，那么殖民遗产带给非洲国家更深层的断裂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重建之间缺乏贯通。独立后，围绕矿区、种植园与港口的殖民制度被整体继承下来，由此导致非洲国家政权独立并未同步带来社会组织方式与国家认同结构的重塑，政治叙事强调民族解放与国家主权，但社会基层仍然沿着族群、宗教与地方网络运行，国家目标难以转化为跨区域的共同实践。与之相伴，精英认知逐渐分化并固化为不同路径，政治精英偏重宏观规划与制度移植，商业精英深度嵌入外向经济体系，社会精英更多在国际组织与社会组织网络中成长，三者在发展路径、制度优先序与资源配置逻辑上难以形成一致共识，国家发展战略因此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撑。这种分化在基层实践中尤为具体。以坦桑尼亚一些农业项目为例，节水灌溉、种子改良、农机推广与气候适应技术往往由不同外部体系并行推动，不同项目有不同评估指标、资金周期与实施规则，村庄发展被切割为多个“项目单元”，国家部门更多承担协调与报备角色，而非主导规划与政策落地。久而久之，基层治理形成对外部项目的依附，政策连续性难以维持，公共资源配置也难以形成战略聚焦，现代化便失去最核心的组织基础。

第三，发展议程、资金、制度供给外部化，发展动力难以内生化。在国家整合能力本就有限的背景下，外部干预的持续嵌入进一步强化了依附结构，使非洲现代化进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外部供给驱动型过程”。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发展议程设定权的外移。像社会性别、气候变化等议题通过国际项目进入非洲国家发展的政策优先序，从而模糊了本国的发展重点。二是非洲国家财政资金与政策执行严重依赖外部组织。非洲国家发展规划需要对接国际多边贷款条件，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农业推广等领域运行经费长期依赖国际项目支持，机构运转围绕争取援助项目展开，发展实践以完成资助指标为导向，项目结束即退出，经验难以沉淀为国家政策。三是制度供给外部驱动。在债务压力与贷款条件约束下，一些国家无奈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推进公共部门压缩与私有化改革，本应具有公共性的农业信贷、技术推广与公共收购体系被削弱，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非洲现代化的困境归根到底是发展理念与路径选择的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西方的现代化范式不断失效时，新兴国家鲜活的发展经验感召力正在不断增强。由于中非间曾经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面临共同的发展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日益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同样经历过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发展断裂。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基础几乎是空白，现代化起点极低。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通过持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确保国家长期发展愿景的坚定性和分步骤落实推进的务实性，从根本上建立起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技术能力。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通过制度安排引导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服务本国产业体系成长，通过技术扩散、人才培养与企业协作逐步积淀本国生产能力，从而使外部资源成为“能力生成机制”的一部分。进入新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突破，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不只在于“做了什么”，更在于“为什么能够持续做成”，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具有稳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能够有效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从而使发展目标能够在时间轴上保持连续推进，在空间结构上实现上下贯通。

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通过助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装备升级和产业链延伸，有效提升非洲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图为2025年3月25日，在马达加斯加马希齐镇，中国农业专家向当地稻农介绍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摄

当前，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根据笔者在坦桑尼亚近20年的基层合作实践感受，非洲国家“向东看”的意愿日益强烈。不少国家正通过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重塑、国家五年规划的启动，以及持续选派青年学生、高级技术和管理专家来中国留学与培训，期盼在借鉴中国经验中探索出一条适合非洲地区的有效现代化路径。在笔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非洲国家走出发展困境、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是确保发展自主性，以独立自主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意志，很容易形成对外部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在全球体系波动中反复中断。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自主性问题。对当下非洲而言，拥有发展自主性意味着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具备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经济韧性的能力。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自主发展能力的形成：第一，把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底座能力”作为跨周期目标，避免增长长期停留在依靠外部市场的少数大宗商品或单一部门上。第二，稳住财政与公共服务的基本盘，使政策不被国际资本流动周期频繁打断。第三，在区域一体化与国内市场培育中形成更稳定的需求与分工网络，把外部冲击的压力更多转化为内部结构调整的动力。当前，不断推进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就提供了这种“自主空间”，非洲区域市场整合正在从政治承诺走向制度化推进。

二是着力加强战略统筹，推动形成政治、经济与社会合力。现代化作为一项跨代际、跨区域、跨阶层的系统工程，如果缺乏稳定而连续的领导力量，就容易在政策更替、利益博弈与社会分化中反复摇摆。作为后发经济体，战略统筹能力建设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这样才可能在多元社会结构与多源外部项目并存的条件下，把国家目标、政策工具与社会动员拧成合力，减少碎片化，形成让发展战略具备可执行、可反馈、可纠偏的机制。非洲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之一，未来劳动力人口增长潜力巨大，但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则取决于教育、技能与就业创造。因此，战略统筹的未来着力点可以更具体、更务实。第一，把就业与产业政策放在更核心的位置，通过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城市服务业与制造业配套共同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第二，在国家规划体系内建立更稳定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把教育、技能、产业、金融与地方治理联动起来，避免“各做各的”。第三，强化可执行的政策反馈机制，让资源配置能随现实变化动态调整。这里的关键并非追求制度形式趋同，而是增强一种能把多元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把政策从文本推向行动的治理能力。

三是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对外合作激活内生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外部体系而孤立推进。当前，非洲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与产业链等关键行业一体化建设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和促进发展，都离不开与外部的深度合作。但外部合作若仅停留在“交付项目”与“援助”范畴，非洲国家就很难形成长期生产能力与发展韧性。如果能围绕本地电力供给、产业配套、运维体系与人才培养进行“嵌入式设计”，合作就更可能转化为内生增长动能。这就要求非洲国家要把引进资金、技术转化与本土制度建设等有效对接，避免项目结束即能力空心化。同时，要把融资结构与收益机制设计得更可持续，推动债务、现金流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闭环，降低外部利率与汇率波动带来的脆弱性。最后，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推动产业链协作与本地市场扩容，使外部贸易规则变化时仍能保持较强的内部回旋空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4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中也强调，非洲需强化区域市场、提升经济韧性，这与把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能力的逻辑高度一致。

总而言之，面向未来，非洲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复制既有经验与路径，而在于借鉴他国经验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强民富的信心，拓展了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中非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中非双方通过发展合作与文明互鉴不断深化互动，必将为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开辟新的实践空间。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让“两面人”无处遁形

让“两面人”无处遁形

王希鹏

所谓“两面人”，就是口头一套、行动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巧言令色、阳奉阴违、见风使舵的人。“两面人”是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也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祸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怎样才能把“两面人”及时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又该如何切实防范出现“两面人”？

从根本上说，“两面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实质上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这些人将政治身份视为谋取私利、攫取权力的工具，有的在公开场合振振有词表态“向党中央看齐就要时时看齐、处处看齐”，口口声声讲“两个维护”、“四个意识”，私下里却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在人前精心营造忠诚可靠人设，背地里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甚至甘当错误思潮的“吹鼓手”。还有的平日里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看似忧党忧国忧民，实际上只关心个人名利得失，一旦得不到满足，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

“两面人”隐蔽性和迷惑性强。他们平日里装得很正，甚至还有所谓的好口碑、好形象，实则是用精心包装的假象掩盖早已变质的灵魂。有的讲起理想信念来滔滔不绝，实际上认为共产主义理想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信誓旦旦要求讲党性、不搞派性，暗地里却热衷于编织各式各样的小圈子互通款曲、勾兑利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俨然一副与歪风邪气势不两立的模样，转身却大肆敛财、沉溺奢靡享乐。这些人把岗位当舞台、把群众当观众，藏得很深，识别起来难度很大。

“两面人”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不小。一方面，“两面人”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是典型的政治投机者。这些人关键时刻不仅顶不上去，一旦对自己不利便随时准备“跑路”，甚至还可能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两面人”奉行功利主义，干事出于私心而非公心，一事当前想得最多的是自己能捞到什么好处，而非能为党和人民做些什么。如果这样的人在党内有市场甚至大行其道，就会污染政治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这些曾经在党旗下宣过誓、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为什么变成了表里不一的“两面人”？这既有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权欲私心膨胀的原因，也有监督制约存在短板、制度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是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

一是思想根基扎得不牢。有的党员、干部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久而久之丢掉了党性原则。有的党员、干部加入党组织时动机就不纯，把入党、当干部视作获取政治身份、谋求个人升迁的“敲门砖”，对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坚守，一旦手握权力、受到诱惑，就会底线失守、行为失范，成为人前马列主义、人后阴谋诡计的“两面人”。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认真。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一些党组织不注意给炉子升温加火，党内政治生活走形式、走过场，既不能引导党员、干部自我省察，也不能有效进行教育和监督，为“两面人”乔装打扮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一些党员、干部缺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防身治病的意识和勇气，不能及时清扫思想上的灰尘、纠正行为上的偏差，反而沉湎于“表扬与自我表扬”，在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中迷失方向，逐渐蜕变为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三是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一些党组织开展政治素质考察的穿透力不够，对党员、干部“八小时内”的言行举止缺少细致分析，对“八小时外”的业余动态、兴趣爱好等不了解，不能及时察觉和纠正“两面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盲区，给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装腔作势留下可乘之机。有的追责问责机制不完善，日常监督与问题查处衔接不够紧密，对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等行为追责不及时、处置不严厉，难以形成有力震慑，客观上纵容了投机取巧的“两面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两面人”问题解决起来并非一朝一夕，必须强化思想淬炼、严格纪法约束、完善制度机制，打出一套既坚决清除又事先防范的“组合拳”。

从党员、干部来讲，必须把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解决好“总开关”问题，同时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泽身心，以正心诚意、怀德自重、知行合一校准言行，在持续的自我修炼和实践历练中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言行细节、日常及关键时刻表现、工作及生活作风等方面识别“两面人”。对那些表态快、落实慢，口号响、行动差等行为高度警惕、坚决防范。

对各级党组织来说，必须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强化杜绝“两面人”的制度保障。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让忠诚老实者受尊崇、让伪装者无市场。深入剖析“两面人”典型案例，通过党内通报、媒体曝光等形式揭露其伪装伎俩与蜕变轨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两面人”的政治危害与本质特征。以更加有力举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及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阻断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的通道。构建常态化、立体化的党内政治生态监测评估体系，从工作实绩、群众口碑、社会评价等多维度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表现进行交叉验证、综合分析，打通组织监督、纪检监察、巡视巡察、信访、审计等数据壁垒，形成全方位监督闭环。提高精准执纪水平，对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两面人”行为毫不手软、果断处理，让“两面人”在严密的监督网络与严肃的问责利器面前无处遁形。

作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研究员

统计图表：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最美铁路人”

“最美铁路人”

图为第七届“最美铁路人”发布仪式现场。 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供图

“最美铁路人”是我国铁路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他们用辛劳汗水守护列车飞驰，用倾情奉献温暖群众旅途，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在万里铁道线上书写了奋斗芳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和引导广大铁路干部职工积极投身交通强国建设，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开路先锋，2025年8月22日，中央宣传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第七届“最美铁路人”。

入选第七届“最美铁路人”的10名同志是：太原局集团公司大同电务段湖东移动车间通信工丁巧仁、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榆林营业部货装值班员王婷婷、济南局集团公司济南机务段动车二车间动车组司机孔祥配、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客运段高铁一车队“西子号”列车长车菲菲、广州局集团公司深圳车站深圳北站“迎春花”服务队队长李元、昆明局集团公司昆明车辆段检修车间车辆电工王超、兰州局集团公司兰州高铁基础设施段张掖西综合维修车间工长陈永红、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工务段西宁高铁路桥车间桥隧工马万里、中国中铁高新工业股份九桥工程公司电焊工王中美、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南宁东站派出所二级警长高明伟。

他们有的倾情坚守高寒山区保障铁路安全运行，有的积极投身铁路现代物流改革助力企业发展，有的矢志装备科技创新为中国铁路建设添砖加瓦，有的立足实际优化服务提高旅客出行品质，有的勇担国家重大任务、为铁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贡献智慧力量……他们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大蓝图”，在助力国家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在推动时代进步中展现“最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