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1日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文章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文章提出“五个更加注重”的发展思路，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文章部署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这篇重要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为新征程上开创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走有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中共自然资源部党组的文章，对坚定不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阐释；冯飞的文章，阐释海南如何向海洋要生产力、求增长点；赵昕的文章，对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作出阐释。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本刊评论员文章，对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更好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阐释。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评论员文章，对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进一步提振社会信心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李洪雷的文章，学习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价值的重要论述。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李智勇的文章，阐释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闻华的文章，对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问题进行剖析。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杨志勇、钱诚、冯志轩三位专家的访谈，探讨如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的文章，调研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的文章，对赓续传承吴越文化作出阐释。

陈满琪的文章，剖析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对引导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作出阐释。

唐志超的文章，评析美以伊冲突的历史背景、深层动因及可能走向。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

我国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历史悠久，先秦时期就有“煮海为盐”的生产活动，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兴盛，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洋经济进入加快发展期。我对海洋经济发展一直高度关注，在福建工作时提出建设“海上福建”，念好“山海经”；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到沿海地区考察，都强调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2024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达到10.5万亿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我国攻克了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建成“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国之重器，海洋渔业、海上风电等产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日照港亲切慰问港口科技工作者、运营人员、航运人员。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大的思路上，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更加注重高效协同，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增强协同发展合力；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海洋未来产业，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更加注重人海和谐，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形成人海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和平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具体工作上，要重点抓好6个方面。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制定出台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编制“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加大产业、科技、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

第二，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推动建设海洋和极地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

2024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15日下午，习近平在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考察时，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三，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开展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推进重点海域油气勘探开发，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规模化开发潮汐能等海洋能。开展“蓝色种业”创新行动，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生物制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推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数字海洋”建设，发展“蓝色金融”，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支持重点港口绿色化、数智化转型。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第五，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推进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制定差异化用海标准规范，积极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

第六，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国际港口联盟建设，完善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机制。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1日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走有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

走有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

《求是》杂志编辑部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1.8万余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余公里岛屿岸线组成的海岸蜿蜒绵亘，山河湖海、江湾滩岛纵横交错，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浩瀚辽阔。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是大自然给予中华民族的宝贵馈赠，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部署，指引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1日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历程和成就，鲜明提出“五个更加注重”的发展思路，系统部署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为新征程上开创海洋经济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等作出的部署，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发展海洋经济为何如此重要？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源泉，是资源的宝库、交通的要道，蓝色大海孕育着无限机遇和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这些重要论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经略海洋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

向海而兴，是强国崛起的普遍现象。纵观近现代世界大国兴衰史，海洋始终是撬动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强国发展的一个明显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比如，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通过航海探索开启大航海时代，率先突破地理界限，将贸易触角延伸至全球；17世纪，荷兰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海上运输，赢得“海上马车夫”之称，称霸欧洲贸易；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纷纷通过发展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运输和贸易通道，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世界近现代史深刻昭示：大国崛起无不以经略海洋为先导，无不以强大的海洋经济为支撑，现代化强国必然是海洋强国。

我国已具备建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的能力，攻克了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上图为2024年5月7日在首航试验中的我国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新华社发 丁子羽/摄）。中图为2025年12月19日在上海交付的中国首艘应用国产殷瓦钢的大型LNG船“远海绿洲”号（中船沪东中华 张良/摄）。下图为2025年4月6日靠泊青岛国际邮轮母港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人类生存的地球，表面近71%被海洋覆盖，但人类经济活动长期以来却高度集中在约29%的陆地上。随着陆地资源日趋紧张、开发空间日益拥挤、环境承载渐近极限，海洋作为沟通陆地重要通道和尚未充分开发的地理单元，其战略价值空前凸显。海洋经济的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配置全球资源的广度。当前，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版图和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制高点，各国竞相围绕可持续利用海洋布局谋划、加紧动作。以更大力度走向海洋、更加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成为突破陆域瓶颈、拓展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唯有深耕海洋经济，才能在有限陆地之外开辟无限蓝海，为大国发展拓展出全新疆域。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海洋经济涉及众多高科技领域，能带动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海洋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万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1万多亿元，海洋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改造，新兴产业动能不断集聚，助力我国从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海洋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海上风电、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多个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随着海洋科技发展，海洋中蕴含的丰富的渔业、盐业、石油、矿产、风能、潮汐能等资源和能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可以说，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只有进一步释放蓝色动能，才能为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航道上稳健前行提供澎湃而持久的支撑。

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保障。我国拥有遍布全球的海洋利益，权属争议主要来自海上，外部威胁也主要来自海洋方向，维护国家安全和权益，必须夯实海洋经济这个硬实力。比如，全球货物贸易量80%以上都通过海洋运输完成，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运量由海运承担，拥有足以保障通道安全的远洋力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航运船队、能够应对突发风险的港口枢纽体系等，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底气才能更足。比如，海洋资源丰富，推进海洋能利用、海水淡化，发展海洋渔业、养殖业等，有利于更好保障食物供给、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又比如，深海蕴藏着对未来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的钴、镍、稀土等战略矿产，而这些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规则尚在博弈之中，如果没有自主可控的深海勘探能力，一旦国际供应链生变，就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从近海到深远海，从被动适应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经济越发达，国家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回旋余地就越大，发展的自主性就更稳。

总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拓展发展空间、培育新增长极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举措。发展海洋经济，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战略账”、“长远账”。面向未来，我们要切实增强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如何理解海洋经济发展的大思路？

“走向深蓝，我们的底气在哪里？”“耕海牧渔，如何更可持续、更富生机？”“与海为伴，如何保护碧海蓝天、水清沙净？”这些来自社会各界对海洋的关切之问，映射出在建设海洋强国新征程上，人们对海洋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深切期待。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海洋经济发展大势，明确提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的思路，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这“五个更加注重”是对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海洋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新时代海洋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提供了科学指引。

为什么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破解“大而不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海洋科技“大国重器”不断技术迭代、逐梦深蓝，提升了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科技成色和底气。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海洋科技仍存在明显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装备依赖进口、海洋基础研究缺乏原创性理论突破、跨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创新协同与成果转化率不高等。海洋经济的竞争本质是科技竞争，没有科技的突破和支撑，只能“望洋兴叹”。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就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完善产学研用协同体系，推动海洋科技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跨越，特别是在深海探测、海洋工程、蓝色生物、海洋能源开发等战略必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让科技引擎迸发出强劲动力。

高效协同，旨在解决什么问题？海洋经济是一个涵盖渔业、航运、能源、生物医药等的复杂系统，具有跨区域、跨产业、跨部门的显著特点，其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要素间的高效协同。以往发展中形成的分割与壁垒，已成为制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海洋经济整体效能提升的突出瓶颈。比如，一些地区陆海之间存在“转化断层”、“需求隔离”等问题，导致出现陆地科技难下海、海洋需求难上传的困境。比如，海洋治理存在权责错配问题，“海洋污染、根源在陆”虽已成共识，但“上游排污、下游治海”的困局依然存在。再比如，“区域壁垒”引发港口建设、临港产业布局等方面出现同质化竞争问题。更加注重高效协同，就要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增强协同发展合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从分散低效向集聚高效的格局跃升，形成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

深远海养殖是在深水远岸通过大型现代化渔业装备进行规模化高效养殖的生产方式，为打造“蓝色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辟了全新疆域。图为2025年7月12日拍摄的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定海湾“百台万吨”深远海养殖平台。 连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杨柳州/摄

产业更新，“新”在何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海洋传统产业占比较大且附加值较低，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偏小、产业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未来产业系统性、前瞻性谋划不足，深海采矿、深海空间站、海上低空经济、海洋数字孪生等领域仍处于概念研究和试点探索阶段。如果固守传统赛道、依赖原有发展模式，就无法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才能以“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的双轮驱动，增强海洋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传统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压舱石”，绝不能简单摒弃，而是要推动其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动力源”，要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海洋经济注入新动能；未来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新蓝海”，要以前瞻性布局抢占发展制高点，在深海探测、极地科考、海底碳封存等前沿领域超前谋划，努力开辟新空间、储备新优势。

人海和谐的新格局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海和谐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过去一段时间，粗放的开发方式给海洋生态带来了沉重负担。由于近海捕捞强度过大，部分海域渔业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陆源污染直排入海，导致近岸海域水质下降，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频发。更加注重人海和谐，就要深刻认识到“保护也是生产力”，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推动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如何在合作共赢中走向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与生俱来的广阔性、包容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决定了海洋治理命运与共的鲜明特质。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科技、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治理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与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际海洋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单边主义与地区冲突导致国际航运受阻、海洋权益争端时有升温、部分海域过度捕捞、一些国家在海洋科技与治理能力上存在短板等，制约了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进程。更加注重合作共赢，就要通过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完善规则体系；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海洋科技联合攻关与产业优势互补；通过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与生态保护，为海洋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公平、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何处着力？

如何按照“五个更加注重”的思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部署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即“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从顶层设计到创新驱动，从产业升级到生态保护，从区域协同到全球合作，这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明确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有力的政策支持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阶段，做好统筹规划、总体布局，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要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细化目标指标、任务政策、工程项目等，编制好、实施好海洋领域相关专项规划。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要发挥政策协同作用，加大产业、科技、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增强要素供给，鼓励引导社会资本通过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方式，积极参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从万里碧波之上的极地破冰船、大洋科考船，到万米水下的“奋斗者”号、“海斗一号”，科技创新为我们逐梦海洋提供了坚强依托。“十五五”时期，我国依然面临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等挑战，必须持续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推动海洋和极地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聚焦海水淡化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新一代海洋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科技的基底在人才，要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让越来越多的“海洋创客”、“深海工匠”成为激活蓝色经济引擎的密码。

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我国拥有全部15个主要海洋产业，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的1/3，海洋药物研发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海洋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不足，标准制定、检验检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不完善等明显短板。要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筑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推进重点海域油气勘探开发，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规模化开发潮汐能等海洋能。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技术为支撑，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海洋”。

海湾是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我国有数百个大小海湾，渤海湾、杭州湾、北部湾等都是沿海经济活动密集、海洋文化积淀丰厚、生态价值珍贵的重要空间载体。当前，部分海湾开发保护存在港口群内部分工模糊、海铁联运“最后一公里”衔接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区域海洋经济整体效能的释放。要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坚持“一湾一策、错位发展”，优化海湾开发保护整体格局。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提升港口绿色化、数智化水平，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港口群。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提供有效支撑。

良好生态是海洋的瑰宝，要统筹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让这片蓝色家园永葆生机。注重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完善重点海域治理目标，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推进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制定差异化用海标准规范，细化海域海岛和岸线用途管制规则，积极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政策实施。全面推进海洋碳储量调查和碳汇监测，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丰富利用“蓝碳”优势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路径。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共建繁荣之海的有效途径。海洋是一个整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保护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要在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合作观的基础上，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合作，积极搭建海洋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平台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港口联盟建设，完善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机制，打造更多双赢多赢共赢的合作项目，推动各国共享海洋资源、共谋海洋繁荣。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赢得了海洋，谁就赢得了未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当前海洋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蓝色支撑”。

坚定不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自然资源部党组

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统筹谋划、系统部署，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

海洋是国家发展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春秋时期就萌生出原始的海权意识，齐国被称为“海王之国”，推行“唯官山海为可耳”的治国主张。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序开发海洋。改革开放后，我国依托海洋、面向世界，迅速构建起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的良好局面，海洋经济进入加快发展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海洋事业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怎样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顶层设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空间布局、生态保护、全球治理等方面，对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引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海洋强国建设的家底更厚、成色更足。“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连续迈上9万亿元、10万亿元、11万亿元三个台阶，占国内生产总值约8%。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加速推进，全国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32.39万公顷，新增海洋原油产量占到全国增量的七成，海水淡化工程规模近300万吨/日，海洋能装备技术进入世界第一方阵，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品类约占全球的28%，船舶、海工装备、海上风电、海洋渔业等产业规模居世界首位。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崂山、汉江实验室全面运行，全球最大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建成入列，全球首座10万吨海上石油平台“深海一号”投入使用，“蛟龙”号、“奋斗者”号协同完成我国首次北极载人深潜。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显著，全国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稳定在35%以上，实施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妈祖”系列预警报模型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海洋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我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首批签署国和缔约国，与多个国家联合开展南北极科学考察，“厦门实践”经验为促进人海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时代以来，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提质增效。2024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先进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建成入列，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投身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图为“梦想”号。 自然资源部供图

我国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持续发力，已成为稳增长、扩内需、促开放的重要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把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战略擘画，充分体现了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洞察、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对世界潮流的深邃认识，为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方向。

二

当前，全球海洋发展格局深刻调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客观分析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点，指出我国由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要站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入分析、综合研判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蓝色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发展新引擎和竞争新赛道，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能源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沿海国家竞相出台蓝色经济战略，强化海洋经济治理，加大海洋高技术产业投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加速重构，深海采矿、公海保护区、南极环境管理等规则的制定正处于关键窗口期，少数国家试图凭借技术优势和话语霸权主导新规则制定，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兴海洋国家围绕海洋治理主导权之争更趋激烈。《BBNJ协定》正式生效，开启全球海洋治理新篇章，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蓝色碳汇、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等治理议题正持续深化。

海上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海洋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影响安全发展的因素更加复杂，我国面临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挑战日益加剧。少数大国企图鼓动挑唆我国周边国家“以海制华”，通过设置技术壁垒、贸易关卡和规则门槛，打压我国海洋科技和海洋产业发展，用岛链紧固、通道封锁、军事介入等方式不断挤压我国海洋发展空间。

同时，我国在海洋科技、海洋产业、海洋经济治理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亟须系统梳理、精准破解。

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偏弱。一些高端仪器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自给率相对较低，深水、绿色、安全等海洋高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够高，高质量成果供给及转化应用的配套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许多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不足以有效驱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有待强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的合力尚需加强。

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传统产业大而不强，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等有待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增速较快但规模尚小，现代海事商事等海洋高端服务业处于起步阶段；陆海产业联动仍显不足，引导陆地优势产业“下海”的力度不够，沿海城市一定程度存在海洋产业布局趋同、竞争同质的现象，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海洋产业集群和产业链龙头企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全产业链分工合作体系有待加快建立。

海洋经济治理手段仍待丰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近岸浅滩开发过度与深远海开发不足并存，资源开发利用层次和效率不高。海洋基础调查与立体观测能力相对薄弱，海洋资源家底亟须进一步摸清、摸细。政策工具体系支撑不足，海洋金融产品较为单一，社会资本参与不足，投融资风险补偿和共担机制需要完善。协同治理能力仍需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完善，陆海统筹、山海协作、江海联动的一体化格局有待深化。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能力与发达国家比尚有差距，全民海洋意识和海洋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

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国，事关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人海和谐发展、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立足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直面短板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和海洋强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我国经济社会越向高质量发展，越要面向海洋、向海图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对进一步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部署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重点任务，指引我们科学谋划、聚力攻坚，着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规模居世界首位，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绿色动力。图为2025年7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湾海域，海上风电机组迎风旋转，源源不断输送绿色能源。 人民图片 林利军/摄

以创新驱动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是塑造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关键。要统筹建设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持续推动海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谋划实施深海、极地等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强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推进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引导国有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下海”，加快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涉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加快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大学和海洋学科，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着力培养一批海洋领域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以高效协同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合力。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近岸、远洋、深海、极地一体谋划，才能提升海洋经济整体效能。要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发展蓝图，明确主要发展目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等。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箱，制定系列支持政策文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海洋经济发展，探索通过产业基金、股权合作等方式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的投入。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深度融入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统筹推动海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优化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布局，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海洋城市，“一省一策”支持海洋强省建设，健全完善沿海省份联动发展协调机制，引导支持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推动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持续扩能增效。

以产业更新推动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海洋经济要素高效配置，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施海洋综合调查，掌握海洋资源环境家底。利用绿色、数智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海洋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全链条竞争力与产业附加值，持续推进海洋油气增储上产，积极拓展深远海养殖。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推进百兆瓦级潮流能重点工程建设，提升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规模，实施“蓝色药库”工程，发展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锚定海洋未来产业新赛道，前瞻布局深海产业、海洋数字经济等，完善“1+N”海洋数据资源布局。加快现代海洋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现代海事商事等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促进海洋文化和旅游业品质升级，发展“蓝色金融”。

以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形成人海良性互动新格局。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人海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持续加强空间规划管控，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利用，在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一张图”中统筹配置海域海岛资源。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一海多用”综合开发与复合利用模式，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强化海岸线分类保护和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系统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施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健全多元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推进海洋碳汇交易。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提升海洋预警预报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海水倒灌等极端突发海洋灾害监测预警。

以合作共赢促进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依托多元主体的互利合作与利益协调。要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制定，务实推进《BBNJ协定》履约，推动协定秘书处落户中国。深化双多边海洋合作，完善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机制，建实用好共建合作平台，围绕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生态保护等方面实施更多“小而美”项目。进一步提升全球滨海论坛、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等国际影响力，支持联合国海委会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等建设发展，加强海洋观测数据和知识产品供给。提升全民海洋文化素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弘扬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向海洋要生产力和增长点

向海洋要生产力和增长点

冯 飞

发展海洋经济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海南是陆地小省，却是海洋大省，海洋始终是海南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潜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发展海洋经济寄予厚望，要求我们“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抓好海洋开发，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建设海洋强省”。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是海南服务国家经略南海、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也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必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走好向海图强之路。

一

海南姓“海”，因海而生、向海而兴，既有耕海牧渔、凭风远航的历史基因，也有走向深海大洋、建设海洋强省的现实基础。从资源禀赋、地理方位、发展基础、政策支持等各方面看，海南发展海洋经济可谓优势显著、大有可为。

海南是我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每一块蓝色国土都是宝藏，每一片云飞浪卷都是机遇。从资源上看，海南本岛1900多公里海岸线犹如一条“珍珠项链”，海上油气资源、渔业资源、深海生物基因资源以及海上风能、波浪能、温差能等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全国绝大部分深海在海南，平均水深1200多米、最深处5500多米，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珊瑚礁、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是发展生态旅游和蓝碳经济的宝贵财富。从区位上看，如果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这两个当今世界最活跃市场的双向循环看作一个“8字形”，那么海南就处在这个“8字形”的战略交汇点上，是我国连接东南沿海、东南亚的区域航运枢纽。“中国洋浦港”登记在册国际船舶已达85艘，国际船舶总吨位保持全国第二。我们以洋浦港为关键“点”，既高效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又同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共建姊妹港，同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秘鲁钱凯港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织起一张通江达海的洲际航运“网”，形成“点”、“网”结合和多港联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海洋经济的新边疆在深海，制高点在科技。近年来，我们一手抓传统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向岸上走、向深远海走、向休闲渔业走”，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兴海”转变；一手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海洋油气及化工、海洋新能源、深海装备、海洋生物制造等产业加快发展，“十四五”时期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6%，2025年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35.9%。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凭借距离千米水深海域仅160多公里的天然优势，科考船朝发夕至，直抵深海作业区，是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海南省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等重大项目建设带动深海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崖州湾落地生产，目前崖州湾科技城已集聚1200余家涉海科技企业，初步形成深海装备产业集群。“深海一号”二期项目超深水大气田全面投产，是国内产量最大的海上气田。

近年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海洋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已集聚1200余家涉海科技企业，初步形成深海装备产业集群。图为2025年10月30日在崖州湾科技城拍摄的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近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打开了新天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全岛封关运作后，“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由21%提高至74%，按最高15%税率征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等政策持续优化，在发展海洋石油化工、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海南）落地崖州湾；中国东盟（海南）邮轮旅游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列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实成果。高效决策的体制机制越来越顺，海南省人民政府与自然资源部建立部省共同推进海南海洋强省建设合作机制，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成立省委海洋委，并组建省海洋厅、海洋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研究院、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形成完整的职能支撑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实施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和“净海”出让模式，用海用岛要素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开发利用，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特别是对海南发展海洋经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总书记在2013年4月考察海南时指出，“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指示海南“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2022年4月考察海南时提出“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重要要求；2024年12月，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对海南的海洋强省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海南抢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奋力开展海洋强省建设，推动海洋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海南的海洋经济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海南海洋经济发展虽然势头良好、前景广阔，但与总书记的殷切期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必须激扬“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在破解难题中向前进，在开拓创新中开新局。

“强于天下者必胜于海，衰于天下者必弱于海。”放眼全球，海洋早已超越传统地理空间属性，成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依托，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将海洋科技与开发纳入国家战略，在深海能源资源勘探、水下智能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展开全方位角逐，技术壁垒与产业垄断趋势明显，我国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上面临“卡脖子”风险。同时，在海洋防灾减灾、生态保护、科学考察等领域也存在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把握主动，发展好海洋经济，维护好海洋权益，是海南必须答好的时代答卷。

无垠碧海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全国看，随着海洋强国建设向纵深推进，沿海省份纷纷加快海洋经济布局，经略海洋从单一领域的突破转向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全链条、全要素、全维度的系统性跃升。海南建省晚、基础弱、底子薄，虽是海洋资源大省，却不是海洋经济强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不到3%；深海科技产业仍处于“成型”阶段，贡献率不足10%，与海南的海洋资源禀赋优势和海南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战略定位还不相匹配。

聚焦到我们自身，海南亟须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发展动力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尚不充分，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尚未深度进入海洋经济主战场，涉海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不足，多元投入、竞相发展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海洋经济发展的市场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从产业结构看，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等传统产业比重较大，新兴海洋产业规模效应不够显著，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高科技相关制造业贡献不足。从科技支撑看，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游研发环节专利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新引进的科研机构多聚焦深海前沿科技领域，“沿途下蛋”机制不健全，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合作还不充分，呈现“有核无链”现象。

综合来看，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既面临外部挑战，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是发展中必然遇到的课题，同时也反映出海南海洋经济实现更大突破的潜力所在、空间所在。海南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正视差距、直面问题，有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不断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

三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一个陆地强国，也是一个海洋强国，是一个陆海兼修的现代化强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海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前沿阵地、战略依托与核心枢纽。“十五五”时期是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基垒台、积厚成势的关键窗口期，是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向海图强战略优势加速释放的历史机遇期，海洋经济是最有可能实现突破发展的。海南必须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海洋生产力，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在全面分析海南发展海洋经济的独特优势与坚实基础、深入剖析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确立了海南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即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聚集地和海洋国际合作高地，力争到203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再造一个“海上海南”。

加快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把海洋科技的“命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科技创新推动和应用场景拉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勇闯深海无人区。首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整体推进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实施科考码头及岸基科研设施技术化改造，加大深海油气等矿产和生物资源勘探开发力度，让“蓝色宝藏”服务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其次，搭建创新平台体系。深海科技创新难度大、投入高、周期长，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高能级创新载体，系统整合相关科研资源。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争取更多大科学装置和深海科技重大专项布局海南。加快推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构建“一场多址多功能”体系，开辟以场带产、深海制造新赛道。积极推进与自然资源部共建深海领域研究机构，整合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等多层级海洋科研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产业化应用有机衔接。再次，强化创新要素保障。依托崖州湾科技城，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机制，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深海领域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吸引更多涉海创新型企业在海南孵化、成长、壮大，让市场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近年来，海南持续开展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创造了单体修复面积最大、累计种植数量最多等多项全国纪录。截至2025年底，海南通过系统性工程累计新增珊瑚礁修复面积27.8公顷。图为2025年6月8日，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三亚大东海举行，50名专业持证潜水员潜入大东海海域开展珊瑚移植公益行动。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摄

加快打造现代海洋产业聚集地。产业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海南海洋产业的主要问题是链条较短，高附加值环节不多，产业层次不高。当前我们正高起点、战略性构建“6+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海洋经济迈向价值链高端。在做强六大主导产业上下功夫：海洋油气产业上，重点是加快海底油气管廊建设和气田增储上产；海洋新能源产业上，重点是拓展“海上风电+光伏+深海养殖”、“海上风电+制氢”等立体化发展模式，打造海上综合能源平台，让海上风车转出绿色发展新动能；深海装备产业上，重点是发展水下采油树、无人自主潜水器等装备关键小件，构建“深海智造”产业集群；海洋渔业产业上，重点是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拓展休闲渔业、精深加工等多元业态，让“蓝色粮仓”既丰实又可持续；海洋旅游业上，重点是发展邮轮游艇游、海洋体育旅游等业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海洋现代服务业上，重点是推动保税燃油加注、内外贸同船、沿海捎带等政策落地见效，发展船舶、航线等航运要素现货交易及信息服务。在布局四大未来产业上下功夫：做强海洋生物医药、功能性食品、生物制品、生物材料等产业链；聚焦深远海资源探测、海洋工程作业、海洋生态保护等场景需求，研发适配复杂海洋环境的水下智能装备；发挥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和国际光缆链路优势，加快建设海底智算中心，打造人工智能海洋大模型；推进量子技术与船舶通信、海上应急保障等场景深度融合，深化海洋量子应用。在建好两大保障基地上下功夫：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加快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高地。国际合作开发海洋是大势所趋。海南把海洋作为画好“同心圆”、架好“友谊桥”的重要纽带，加快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与蓝色经济合作。让蓝色伙伴越来越多。高质量举办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等国际品牌活动，持续构建海上务实合作平台，提升全球海洋治理参与度，加强在海洋环保、海洋渔业、交通运输、海洋文化等多领域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海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关键枢纽和核心节点。让规则对接越来越畅。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在海洋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绿色航运标准、海洋碳汇核算等领域打通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市场融合的制度通道，常态化开展面向全球的精准招商与应用场景对接，不断提升海南在全球海洋经济格局中的制度影响力与资源配置能力。让公共服务越来越好。立足区位优势、平台优势，在海洋观测预报、生态保护、防灾减灾、航行安全、科研科考、人道救援等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积极引进国际海洋事务机构落户，扎实做好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海南）运行维护工作，深度参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实际行动推动海洋合作共赢。

作者：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赵 昕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5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站在“十五五”规划新的发展起点上，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举措。

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必然拥有强大的海洋经济实力。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陆地资源瓶颈凸显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双重挑战，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海洋资源的巨大战略价值和经济潜力。全球沿海国家纷纷将海洋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海洋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进入21世纪，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规模化与多元化并重的新阶段。在此进程中，海洋不仅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愈加显著，更深度嵌入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与对外开放战略，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空间。海洋经济已成为各国重点关注和发展的领域，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强化战略布局，提升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初，全球海洋经济自1995年以来增长2.5倍。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高地。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海岸线总长度约3.2万公里，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拥有海洋生物2.8万多种，经勘探证实的近海含油气盆地石油地质资源量约239亿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约800亿吨油当量。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我国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战略资源根基。广袤的海洋不仅是我国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更是我国参与全球要素配置、实现科技突围、拓展经济增量的核心竞争场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海洋战略利益深远，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禀赋优势突出，但“大而不强”的特征依然明显，亟须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从海洋经济大国迈向海洋经济强国，是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深入推进和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跃迁。海洋经济规模持续攀升，202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0.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8%。区域发展布局不断优化，三大海洋经济圈特色鲜明，“北部海洋经济圈”依托科技优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东部海洋经济圈”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南部海洋经济圈”聚焦深远海，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我国已成为海洋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海洋产业实力稳步增强，新兴业态加速涌现，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海洋船舶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一；海水淡化工程建设能力全球领先。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深海勇士”号、“蛟龙”号等深潜装备不断刷新纪录，“瞰海”、“飞鱼—1.0”等多个海洋AI大模型相继问世。“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等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斐然。

2025年6月25日，位于南海水域的“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项目全面投产，标志着我国最大海上气田建成。图为2025年4月拍摄的“深海一号”能源站。 新华社发 中国海油供图

新时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正在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韧性、创新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呈现出“向深、向远、向绿、向智”的强劲发展态势。海洋产业空间从近岸向深远海加速延伸，深远海将成为拓展我国海洋经济空间的重要战略疆域。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将催生出更多海洋经济新模式与新业态，加快完善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拓展，我国有望以更高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分工，推动海洋经济不断走向深海大洋与广阔世界。

综合各方面因素看，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正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仍处在产业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瓶颈与挑战。由于海洋资源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我国海洋经济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显著特征。这在有效保障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和海洋资源安全的同时，也客观上构筑了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壁垒，导致市场机制在海洋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与市场活力受到一定抑制。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洋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滞后，制约着海洋传统产业的“存量变革”与新兴产业的“增量崛起”。一方面，近海养殖等传统海洋产业长期依赖廉价资源与低环境成本维持规模扩张，“大而不强”、“量增质弱”等问题有待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源要素价格未能充分体现其稀缺性和生态环境外部性，市场信号失真，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推进转型升级的市场倒逼机制。另一方面，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高层次专业人才集聚以及长期稳定的应用场景支撑，但在实践中用海用地、资金投入、数据共享等关键要素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加之缺乏成熟的市场需求牵引与完善的配套产业体系支撑，导致新兴产业链条普遍偏短、结构不全，难以形成自主扩张的规模效应。以波浪能、潮流能为代表的新型海洋能产业发展为例，这类产业初期投入大、成本高，在市场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很难吸引到大规模投资，目前其发展仍停留在示范项目层面，真正实现商业化运营的项目十分有限。

二是产学研用链条衔接不畅，海洋创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尚未彻底畅通。从创新源头供给端来看，我国海洋科技起步较晚，受基础工业积累不足及部分关键技术外部封锁等影响，海洋领域原创性和高附加值科研成果不足。在现行体制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方向多集中于前沿探索，而企业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难以有效传递到研发源头，导致海洋科研与海洋产业之间呈现“两张皮”的现象。同时，海洋科技项目的高投入、长周期与高风险特征，使其风险收益结构与社会资本的风险偏好形成结构性错配。受有限理性与风险规避机制的驱动，社会资本往往采取观望或退出策略，进而加剧了海洋创新链条中“实验室—市场”环节的断裂风险。此外，涉海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科技领军型企业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与配套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不足，制约了海洋经济创新合力的形成。

三是空间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脆弱性交织，海洋生态治理模式多元化发展刻不容缓。在港口开发、临港产业集聚、滨海城镇空间拓展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等多重用海诉求约束下，近岸海域空间资源日趋紧张，“僧多粥少”式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沿海区域尚未从根本上摆脱“重开发、轻保护”的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向海要地”的惯性思维未能实现实质性扭转，违法违规围填海行为时有发生。与此同时，海洋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其污染往往具有隐蔽性，传统的行政监管手段难以有效遏制隐性化、动态化的生态损害行为，监管体系效能亟待系统提升。更为关键的是，覆盖全海域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处于建构初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践落地仍显迟滞，难以形成“保护即收益、破坏即代价”的内生激励机制。

当前，全球海洋经济格局加速演进，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战略领域。面向“十五五”，要聚焦关键环节补短板、强根基，坚持以科技创新破局，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向赋能作用，推动海洋经济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跃升，持续增强海洋经济内生动力与全球竞争力。

以有为政府为牵引，释放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打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引擎，以制度供给撬动海洋经济发展活力。立足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需求，围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海洋产业政策体系与资源配置机制，引导重大项目、关键资源和创新要素向海洋领域聚集。持续优化陆海统筹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推动陆域功能区块与海洋主体功能区的精准衔接，实现产业布局与资源禀赋的深度匹配。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引导资金、人才等要素向沿海及深远海有序流动，在陆海功能互补中释放“空间生产力”。加快完善海洋生态治理框架，以数智化手段推进关键海域监管流程再造，提升海洋生态治理效能。重点是健全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可量化、可交易的生态产品核算体系，并通过海域使用权抵押、生态补偿等市场化机制，使“保护生态者得利”成为现实。

以有效市场为导向，激发海洋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激发海洋经济活力，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将能够依靠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的领域交还给市场，让价格信号与竞争机制在更广阔的涉海空间内主导资源配置，实现效益与效率的最大化。一方面，以产权制度夯实海洋市场运行基础。加快构建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产权市场化流转机制，推动海洋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向市场决定转型。以价格信号引导要素优化配置，以市场竞争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效率，破除海洋要素流动壁垒。另一方面，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打破传统涉海学科壁垒，健全海洋人才流动与市场化激励机制，促进复合型、交叉型涉海人才在科研机构、企业与产业之间顺畅流动。加快完善海洋数据确权、流通与交易制度，推动海洋数据资源规范化开发与共享，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引导更多耐心资本投向海洋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等长周期领域。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强化海洋经济创新策源动能。向海图强，科技为要；挺进深蓝，创新先行。应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将科技势能持续转化为海洋产业发展动能，为实现海洋经济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当务之急是聚力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深海探测装备、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等前沿领域，优化海洋基础研究的战略性与前瞻性布局，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进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一批具有技术引领力的海洋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推广“揭榜挂帅”等协同创新攻关机制，引导龙头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关键瓶颈开展联合攻关。同时，着力畅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推动成果管理、技术交易与产业需求对接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完善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体系，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使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让创新“盆景”成长为产业“风景”，不断放大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

港口联通陆海、面向世界，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依托。上海洋山港四期建成国内首个港口级仿真测试平台，构建起码头“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了新工艺、新算法在上线前的虚拟验证。图为2025年3月25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新华社发

以海湾经济为依托，汇聚海洋产业协同动能。海湾地区是海洋资源要素集聚和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激发海洋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平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重点任务时提出，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以“粤港澳”、“渤海湾”、“杭州湾”等核心湾区为先导，以港产城深度融合打破空间割裂，摒弃“就港论港”的粗放扩张模式，推动港口建设、高端航运服务、临港产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实现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产城共生共荣。紧紧围绕打造现代海洋产业集群目标，以差异化定位打破沿海各地同质化发展的困局，以“一群一策”扭转海洋产业碎片化布局，引导海洋要素向链式协同演进。聚焦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深远海养殖等关键赛道，通过精准规划培育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力的“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专精特新企业嵌入关键环节，构建“头雁领航、群雁协同”的高能级海洋产业生态圈。

以“蓝色伙伴关系”为纽带，拓展海洋国际合作动能。海洋是连接全球市场、技术、信息与文化的重要纽带，激发海洋经济新动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海洋全球治理，积极争取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权益。深度参与深海极地开发、海洋生态治理、海洋碳汇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我国海洋科技与产业优势向全球治理效能转化，增强我国在国际海洋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海洋产业“走出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保障。同时，要深化国际务实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海洋经济发展范围。我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致力于通过互联互通打破发展壁垒，在推动蓝色经济繁荣与海洋文化交融中增进各方福祉。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共建国家在海洋科技创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蓝色伙伴关系”为纽带，织密面向全球的海洋合作伙伴网络，形成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海洋经济开放合作格局。

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求是》杂志评论员

春潮涌，千帆竞。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国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等，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等。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代表委员们不负重托，集思广益，共商国是，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心声紧密融合，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伟力。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看望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谋发展、谈改革、问民生、促团结，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今年工作、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波谲云诡，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对我国发展影响加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支撑发展的独特优势更加彰显，但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锚定目标任务，把各项部署转化为自觉行动，更好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确保“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落实。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要求，提出20项主要目标指标，突出4方面重大战略任务，提出109项重大工程，进一步细化明确定量要求和具体工作部署，是未来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健全规划纲要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强化规划体系建设，对部署的重点任务进行延伸细化，加强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衔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具体部署，既与规划纲要目标指标、任务举措相协同，又为后期更好发展打牢基础，要强化年度计划与政策协同，做好年度计划对规划纲要实施的滚动支撑。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确保如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破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在创新驱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劲支撑。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92万亿元，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7.1%；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10。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不断拓展人类认知新边界，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群体跃升态势，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各国围绕前沿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更为紧迫。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基础研究和高端技术短板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面临堵点卡点，“内卷式”竞争有向新兴产业传导之势。要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加快构建从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到应用验证的完整链条，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打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超前布局和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统筹“开创新局面”。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夯实法治之基。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三部法律，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实现制度有机整合、集成升华，以系统保护更好守护“绿水青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刚性力量；国家发展规划法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约束，筑牢“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法治基础。三部法律各有侧重、协同发力，进一步夯实了改革发展的制度基石。要自觉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落实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着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凝心聚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越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新时代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也要看到，当前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的热衷于打造“可视”政绩，贪大求快，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导致高负债和“半拉子”工程；有的奉行“少干事、不出事”，不愿担当负责，引起人民群众不满，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支撑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乘势而上，时不我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以奋进“十五五”的磅礴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步步扎实迈进！

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

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

《求是》杂志评论员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强调要加强预期管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下市场预期受到频繁扰动问题，党中央把稳预期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及时部署一揽子政策举措，打好政策“组合拳”，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有力稳定社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稳中向好。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从繁华都市到村庄巷陌，处处升腾着浓浓的文化味、科技味、人情味，生动展现出市场活力迸发、人民信心满满、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的新图景。

预期是微观主体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研判。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预期进行的。预期稳、信心强，消费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才会活跃，经济发展动力才会更充沛。当前，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市场预期偏弱问题仍然明显。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导致一些具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及处在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受到影响，生产投资意愿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房地产等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导致企业增利、居民增收面临一些困难，居民消费信心和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加上国内外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谬论，也对一些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产生误导，影响了宏观调控效能和经济稳定运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面对当前市场预期偏弱带来的影响，必须更加注重预期管理与引导，努力实现稳预期、强信心与稳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预期管理是一项综合性强的工作，体现宏观经济治理水平，需要处理好主观和客观、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等各方面关系，把握好政策制定实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近年来，我国预期管理机制不断健全，预期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实践需要相比，预期管理水平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对预期管理不够重视，有的不熟悉经济运行规律和预期管理工作规律，政策沟通机制不完善，政策宣传解读不够，等等。这容易给宏观经济治理造成被动局面。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预期管理越来越重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做好稳预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着力提高预期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促进社会预期稳定向好，推动形成应对风险挑战、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合力。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居民和企业良好的社会预期根本上来源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十五五”规划纲要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作出了重要部署，涵盖促消费、扩投资、增收入、稳就业等关系居民和企业切身利益的政策举措，释放了巨大的政策红利。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避免“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要高度关注形势变化，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当前尤其要高度重视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问题，加大对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众政策扶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以重点领域预期改善带动社会预期向好。重点领域关联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牵一发而动全身。稳定和改善重点领域的预期是做好预期管理的关键抓手。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突出短板，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破除阻碍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难点痛点，同时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居民财富的重要来源，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准确把握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更有力更精准的举措持续稳定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是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加强政策沟通和解读阐释，提高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水平。市场经济条件下，及时准确、全面客观、清晰连贯的信息能够有效减少预期偏差，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片面的、虚假的信息则容易造成预期恐慌，误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完善政府与各类经营主体的沟通交流机制，做好政策的主动精准送达，让市场充分了解和用好政策。主流媒体作为党中央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宣传阵地，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新经济宣传话语和方式，有效开展热点问题引导，理性辨析各种声音，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强化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积极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知。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深度交融，国际舆论对我国社会预期的形成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反华势力出于各种原因，极力散播不同变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和“威胁论”等错误论调。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回击这些错误叙事逻辑，不仅影响全球市场、外企外资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期，也会倒灌到国内，影响各方面的预期。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强化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善于主动设置议题，讲好中国故事，及时回击“中国经济见顶”、“中国产能过剩”、“外资撤离中国”等错误论调，努力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正确认知，让“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的共识深入人心。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价值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价值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价值论述

李洪雷

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和现代社会的基石，其生命力与感召力离不开所承载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价值的重要论述，强调人民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在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保障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一

各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不同，对法治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法治理念与法治实践。中华法系在数千年发展中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法治价值理念。“民为邦本”将民众利益作为国家的根基，“德法合治”推动道德教化与法律规范相融相济，“法不阿贵”反映平等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智慧，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瑰宝，是滋养当代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

古希腊是西方法治价值理念的重要源头。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确立起法律至上理念，将公平正义视作法律的核心追求。古罗马从《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构建起以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为原则的罗马法体系，成为西方法治文明传承的重要制度载体。近代资本主义法治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旗帜，在反封建、反神权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一定进步意义。但资本主义法治价值始终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法律条文上的平等掩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实质不公；民主法治表象的背后，是法律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保障资本利益的本质属性；所谓的自由，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非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法律的阶级本质与发展规律，明确法律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列宁进一步强调法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超越了资本主义法治的形式正义，为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土地革命时期，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人民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早期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形成民主立法、公正司法、依法执政的初步理念，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方面重要制度，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的名称，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深深根植于人民之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民有民治民享”但实质上“以金钱资本为中心”有根本不同。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新要求提供了法治保障。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把公平正义视作法治的生命线，从人民立场出发正确处理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安全与发展等关系，不断增强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法律法规，持续深化执法、司法为民实践，不断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二

为了谁、依靠谁，构成法治价值的逻辑原点，决定法治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法治保障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念，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新时代以来，在解决人民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突出问题上，法治之力不断强化。保障人权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法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保障人权，要求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我国各项法律法规更加全面反映人民意愿，执法、司法部门依法查处、追责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体现了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法治领域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人民不仅是法治建设成果的受益者，更是法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新时代以来，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法律并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发展，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感召广大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人民至上，必然要求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公平正义的期待。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法治实践中一度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不仅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对法治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推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依法纠正聂树斌案等重大冤假错案，发展完善法律援助、立案登记制、检察公益诉讼等制度，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和要求。

同时，在法治实践中还要处理好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安全与发展等关系。关于自由与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自由与秩序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关系，强调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法治秩序的目的在于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稳定的法治秩序是个人享有自由与权利的前提与边界。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是一个典型例证，既确立民事活动基本规范、构建稳定社会秩序，同时通过周密保护人格权、财产权等为个体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关于安全与发展，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法治既通过设立规范防线与稳定机制筑牢安全底线，又提供制度工具释放发展活力。关于公平与效率，总书记深刻指出，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才能真正发挥好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要求把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公平为效率提供可持续支撑，例如，通过法律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效率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创造条件，高效运行的法律制度能够使权益保障更加及时，避免“迟来的正义”。

三

美好的价值理念要通过实践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人民至上价值追求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之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法治价值通过具体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实践得以落实和彰显。

良法是法治价值理念的制度载体，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维护和实现人民权益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新时代以来，承载法治价值目标、坚持惩恶扬善的良法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孝亲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转化为法律规范，英雄烈士保护法明令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当前，立法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要从实际出发，使法律适应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尽可能考虑到各个地域、各个群体的差异，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立法，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议题要依法依程序充分听取民意，发挥良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善治为良法注入运行活力，通过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法治实施，推动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的治理目标和为民利民的价值追求。例如，“电梯劝烟案”的判决肯定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行为，“昆山反杀案”的判决生动诠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这些司法实践既妥善解决了具体纠纷，又清晰传递出法治鼓励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导向，将抽象法治精神转化为具体社会治理实践。随着人民群众权利观念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法律”、“讨说法”越来越多。必须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关系群众权益的问题，通过一次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个个公正司法案件，让法治价值从文本变为现实。

法治价值追求不能只写在法条上，而要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体现在社会文化中。新时代以来，我们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不断提升。要针对我国人情积习厚重、重情理轻规则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况，加强培育人们的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营造全社会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研究员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李智勇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与作风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是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坐标。它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党性初心，折射的是公仆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这些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立党为公”这一我们党执政的本质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核心在于能不能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性坚强，则政绩观端正，就能够形成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的思想自觉，干事创业也能立足于为公、为大我，而非为私、为小我；党性不纯，政绩观必然扭曲，就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守初心使命、矢志担当作为，坚持当“老百姓的官”。但也要清醒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忘了为民的初心，只剩下为己的私心，一门心思琢磨怎么给自己“贴金”、怎么替个人“造势”、怎么为升迁“铺路”；有的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等等。这些政绩观走偏问题，根子在于对个人名誉、地位、利益看得过重，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党性修养，把公心挺在前面，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不折不扣而又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

二

政绩观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党员、干部政绩观端正，才会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做到造福人民，从而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使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路线方针政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采取有力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当前，各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但也要看到，有的把民生实事办成了“政绩秀”，追求“短平快”，忽视实际效果和可持续性；有的重“显绩”轻“潜绩”，热衷于修马路、建广场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如教育质量提升、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等基础工作缺乏耐心和投入；有的甚至把民生项目当成“唐僧肉”，搞利益输送，导致惠民政策“缩水走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等。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执政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时刻校准政绩观的准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发展观，进而对发展决策、发展成效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正确政绩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能否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检验政绩观端正与否的实践标尺。只有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决策，才能使各项政策精准有效、务实管用，从而真正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反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急功近利、大干快上，必然贻误事业发展、透支发展潜力，最终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比如，有的不顾本地实际和产业基础，看到别处成功模式就简单复制，盲目跟风上马“高大上”项目，导致效益不达预期，甚至留下债务高企、生态被破坏等后遗症；有的决策闭门造车、缺乏民主论证，不听取专家意见、不征求群众和经营主体诉求，与真实需求错位，造成公共资源低效配置甚至浪费；有的拍脑袋定指标、压任务，不考虑客观条件与执行难度，导致基层疲于应付、弄虚作假，既加重基层负担，又扭曲发展导向；等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艰巨繁重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必须坚决纠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盲目蛮干、大干快上，搞“政绩工程”等突出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

四

政绩观关乎党的作风。政绩观对头，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才能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从思想根源上破解作风顽疾，引领党员、干部真抓实干的关键所在。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什么时候政绩观树得正，党的作风就实，各项工作就能扎扎实实推进；什么时候政绩观出现偏差，就会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催生弄虚作假、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等不正之风，甚至引发腐败问题，破坏党的纪律和规矩，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各项工作在抓落实上取得新成效、展现新气象。但也要看到，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仍然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有的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就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有的“新官不理旧账”，政策缺乏连续性稳定性，损害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预期与信心；有的搞“选择性落实”，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打折扣、搞变通，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越是事业发展关键时期，越需要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用实际行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作者：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向政绩观错位说“不”

向政绩观错位说“不”

闻 华

政绩观可以说是干部从政的“定盘星”和“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刻指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树立方向和实践路径。拿这个标尺来衡量，哪些是真政绩、哪些是假政绩，就会泾渭分明、高下立判。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存在卯不对榫的跑偏。

比如重面子、轻里子，痴迷形象工程。个别干部热衷造“地标”，景观大道“赤路如龙蛇，不知几千丈”，亭台馆所“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面子光鲜亮丽。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养老托幼、看病上学，这些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长期看不到效果。比如重短期、轻长远，奉行急功近利。个别干部讲究“一向年光有限身”，追求政绩恨不得“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因此上项目短平快、搞治理一阵风，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人才培养这些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毫无兴趣，甚至只要能“医得眼前疮”，不惜“剜却心头肉”，为求快出政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眼前烧三把猛火，身后留一地鸡毛。比如重对上、轻对下，大搞行动双标。个别干部眼睛只往上看、脚步不往下走，对上级唯命是从、溜须拍马，满口“放心放心”；对群众漠不关心、推诿扯皮，屡讲“研究研究”。只肯应承“六龙回日之高标”，不肯解决“冲波逆折之回川”；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装模作样粉饰表演。比如重数字、轻实效，搞浮夸造假。个别干部片面唯GDP、唯指标、唯增速，虚报瞒报、“注水”包装，成绩讲得天花乱坠，问题藏得无影无踪。以上种种，都是政绩观错位之群像。

政绩观错位危害甚巨，它好比侵蚀党和国家事业肌体的“慢性病”，看似隐蔽和缓，却会持续侵蚀执政根基、损害群众利益。一是疏离党群关系。无论是搞“面子工程”还是异化的“对上负责”，显然都没有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脱离群众，违背民意，群众感受不到发展温度，必然透支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群众基础。二是扭曲发展路径。追求立竿见影、迅速出彩，不惜寅吃卯粮，必然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导致发展结构失衡、后劲不足。三是污染政治生态。追名逐利一旦成风，干部心思就会偏离实干担当，转向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甚至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长此以往，必然破坏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消解干部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最终损害党的形象和组织权威。

政绩观错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然而从根本上讲，还是党性问题、宗旨意识问题、责任担当问题。一些干部党性不强，世界观、事业观、权力观塌方，在诱惑面前随波逐流，在功利面前迷失本心。一些干部宗旨意识缺失，没有摆正“公仆”的位置，忘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的教导，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看得过重，“小算盘”常有、大格局全无，工作中不求效果“亮眼”只求报表“亮眼”、不求业绩“到位”只求镜头“到位”。一些干部责任担当不够，只愿意莺歌燕舞做“太平官”，却没有移愚公之山、填精卫之海的勇气和定力；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理解高质量发展内涵，不掌握科学治理方法，总之是本领跟不上新时代发展要求，所以只能因循守旧，依靠老思路、老办法追求表面成绩。当然，政绩观错位，有时候也能反向检测出有的考核存在机械化、形式化、一刀切的倾向，客观上出现重“显绩”轻“潜绩”、重数量轻质量、重材料轻实绩、重上级评价轻群众口碑等问题。

政绩观错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发展生态、伤害民心民意，必须靶向施治、多措并举。第一，思想上拧紧总开关。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硬任务，常态化开展党性锤炼、警示教育，从灵魂深处破除功利心、浮躁气，把为民造福刻进骨子里、落到行动上，真正让干部明白，政绩不在展板上、报表上，而在群众的口碑里、在发展的后劲里。第二，用人上树正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要坚持以实干论英雄、以实绩用干部，大力选拔那些默默无闻、踏实干事、为民造福的“老黄牛”，坚决淘汰那些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搞花架子的“花狐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撑腰、为实干者兜底，让躺平者没市场、作秀者没出路。第三，考核上校准指挥棒。与其一味抱怨基层干部“能力不足”、“有局限性”，不如回头检视和完善考核体系，脱虚向实，提高民生、生态、安全等“潜绩”权重，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材料报表、痕迹管理，推行实地核查、多方评议，干得实不实、好不好，最终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此外，还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全流程监督，严格规范决策程序，严控债务风险、项目风险、廉政风险，对盲目决策、形象工程、虚假政绩严肃问责，让干部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现在，各地区各部门正在落实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摒弃私心杂念、涤荡虚浮之风、坚守为民初心，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求是专访 | 如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求是专访

如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四条就是“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是对当前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围绕如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本刊记者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诚、武汉大学教授冯志轩进行了专访。

记者：“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体现了我国宏观政策取向的重要变化，是扩大内需、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请谈谈党中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具有怎样的背景和意义。

杨志勇：投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民生改善的关键手段。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作为投资的两种核心形态，有着各自特定的内涵。投资于物是指对实物资产进行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是指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比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凸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满足需要的能力。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机结合构成了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既取决于物的因素，也取决于人的因素。投资于物主要是改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投资于人则是提升劳动者这一最活跃要素的素质和能力，二者紧密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钱诚：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着力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科学指引。

从一般发展规律看，投资于物往往是一国在发展前期首先要做的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体系完善，还是城镇化进程推进，都离不开大规模、持续性的物质资本投入。这种以投资于物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具有回报率高、见效快等特点，符合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创造了被誉为“中国速度”的发展奇迹。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发展阶段转向，传统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更多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动能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需求拉动转换，亟须加大对人的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求我们既注重物质资本的优化配置与技术改造，也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深度积累与有效提升，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让更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更好就业增收，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体现。2025年，我国部署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提出从2025年到2027年底广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其中，聚焦高精尖产业与急需行业、就业重点群体等开展补贴性培训3000万人次以上。 新华社发 梁晨/制图

冯志轩：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既要避免重“物”轻“人”的片面性，也要避免重“人”轻“物”的片面性。一方面，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基础与载体，通过改善生产方式、提高产出效率，为人的能力提升提供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是提高投资于物效益的关键支撑，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健康素养和创新能力，提高物质资本利用效率，推动技术迭代和经济结构优化，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例如，“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更高品质城市生活；2025年建成通车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既是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成为当地撬动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面向“十五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让物的积累服务于人的能力跃升、人的发展反哺物的效能释放，充分发挥投资的杠杆作用，进而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

记者：我们提出的投资于人与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理论有什么本质区别？投资于人具有哪些鲜明特征？

钱诚：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经济学，其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多地将人视为服务于资本增值的手段，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与此相区别，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投资于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原创性概念，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是结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方面的统筹考量。投资于人，本质上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投入近100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资金更多、更直接地用到了老百姓身上，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000万人，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稳步实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11.3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是一份高含金量的民生成绩单，更是投资于人的生动注脚。

冯志轩：相较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对象看，以劳动者为核心对象，将人力资源持续转化为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提升、创新能力增强、职业技能提高等多个维度，兼具多元性与复杂性。例如，随着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加深，技能缺口与“数字鸿沟”会进一步扩大，需要在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提升上配置更多资源，避免人岗不匹配。从回报周期看，对人的投资是一个长期过程，效益不会立竿见影，没法用简单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但人力资本沉淀后，产生的回报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从社会效应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随着学习和经验积累而持续增长，能够更好适应技术变革与市场需求的变化，产生知识外溢、技术扩散、社会凝聚力提升等正面效应，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总之，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投资于人，投的是当下，着眼的是未来，不仅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构筑了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记者：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不意味着投资于物的地位下降。未来我国投资于物的空间和潜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志勇：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4.5%—5%。这一目标既考虑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又与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有利于引导各方面将精力集中到高质量发展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对投资于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对物的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等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投资质量有待提升，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少存量机器设备、基础设施、老旧小区、城区等有待更新升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也推动大量新的投资需求快速涌现。例如，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4%、9.2%，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8%、10.9%；初步测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已接近6万亿元，到2030年有望再翻一番或更多，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这些领域既是投资于物的重要体现，也是未来投资于物的重要方向。

总体来看，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可以在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持续投入，同时注重让物的投资更好服务于人的发展，推动投资于物朝着提质增效与结构优化的方向迈进。

冯志轩：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看，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投资于物要聚焦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领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和粮食一样，中国碗里必须装着中国粮，必须自力更生。”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贸合作面临更多政治、安全考量。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会产生外溢效应，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向国内传导，而实物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能够对冲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因此，未来投资于物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强化能源基地、粮食储备、应急物资、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投资，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重大工程是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设施之一，初雨调蓄池能够减轻城市管网压力，改善下游河道水质，降低城市内涝发生的频次和危害程度。图为2025年6月18日拍摄的上海虹莘排水泵站初雨调蓄管廊工程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记者：近年来，随着财政约束趋紧，在有限的财政空间内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成为政策制定中的关键问题。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角度，请谈谈如何处理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

杨志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政支出继续保持相当规模，要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都涉及财政资金的使用，在投资于物上多花资金，就意味着在投资于人上的资金减少。同时，财政资金是有限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就是要在财政支出安排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投资于物，要特别注意投资项目的效益问题，以不出现低效无效投资为底线，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评估要进一步提高科学性，防止评估走过场，要以可行性评估的效益与实际产生的效益尽可能一致为目标。投资于物，要在寻找新的投资领域上下功夫，同时对于传统投资领域，要进一步加强科学决策，尽可能提高投资效益。

投资于人，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样需要注意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但与具体项目投资的评估不同，投资于人更多注重社会效益，且社会效益的评估具有更大的难度。这意味着投资于人要有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至少做好两个层次的工作：一方面，在预算安排环节，要以优化财政资金资源配置格局为目标，让投资于人的不同领域的资金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强化财政资金流通的各层次各环节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特别是资金使用者在财政资金使用中的主体责任。

钱诚：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联动作用。一方面，政府在带动相关领域投资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民生领域和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鼓励企业既要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也要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只有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协同的投资格局，才能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如何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冯志轩：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明显，面临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挑战和困难。在实际工作中，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坚持实事求是，统筹需要和可能，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把有限的资金资源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也不能超越资源禀赋、财政资金的可承受范围。

钱诚：在实践中，地方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短期和长远的关系。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投资于物要避免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坚决杜绝无效投资、重复建设，不搞短平快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于人也要立足财政可负担、长期可持续，不搞脱离实际的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无论是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都要充分考虑地方财力、债务风险、人口结构、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不盲目拉高预期，把能够办、应该办的事情坚决办好，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统筹需要和可能，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平衡点。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从人民群众最关心、发展最迫切的领域入手，优先安排补短板、强弱项的项目，充分发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乘数效应。二要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对政策实施和资金投入进行充分论证和评估，对中长期任务科学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不追求一步到位，避免急功近利。三要坚持精准施策、适时适度，提高投资精准性和有效性，推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的技能、创新能力相适配，推动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需求、区域发展相协调。四要坚持守牢底线，稳定财政可持续性，合理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力度和节奏，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

深度调研

传统产业如何焕新升级：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湖北大学联合课题组

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转型升级，既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直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近年来，湖北省天门市纺织服装产业逆势崛起，形成了棉纺、化纤纺全赛道产业生态，服装电商交易额由2021年的7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700多亿元。传统产业如何跳出“低端锁定”实现要素集聚、全产业链协同？县域经济如何打破地域界限“串珠成链”、对接全球大市场？各地如何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天门市，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呈现新特征

湖北省天门市是全国闻名的“棉花之乡”，棉花年产量曾16次突破百万担，创全国县级市纪录。依靠丰厚的原棉资源，天门市孕育发展起了底蕴深厚的棉纺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沿海纺织业发展迅猛。同时，因交通不便、物流效率低、市场流通不畅等原因，天门大量纺织服装经营主体和技能人才流向东南沿海，天门纺织服装产业“起早赶晚集”，转型升级滞后，发展一度陷入瓶颈，2020年底千余家经营主体总产值仅百亿元。近年来，天门锚定打造纺织服装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破局、政策引领，用较短时间实现了从低端代工为主到“智造+智销”一体化的焕新升级。

调研发现，在天门，纺织服装这个“老产业”并不是传统印象里大规模、标准化业态的模样。我们走访的一批企业，既有柔性产线同步生产多种产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快速切换款式材质的敏捷制造企业；也有订单排满、大量吸纳农村中老年人“手工缝制”的家庭作坊。有的企业具有轻资产、平台化、数据驱动、流量变现的互联网产业特征，实现“设计—打版—检测—直播”一小时闭环；有的企业具有体验化、定制化、知识密集、设计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特征，与国际新锐设计师、艺术家推出联名款，面向全球客户隔空量体，即时生成服装版型。天门纺织服装产业既有过去传统纺织服装业的技术传承与时代印记，也有数智时代技术快速迭代、市场极大拓展、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天门市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连续3年举办服装电商产业大会，每年培训服装相关专业人才近3000名，推动形成返乡就业创业蓬勃发展态势。图为2025年6月28日，以“天门衣尚 智绘全球”为主题的2025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在天门市体育馆开幕。 湖北省天门市委宣传部供图

从要素流动看，乡情传承成为驱动要素集聚的独特纽带。天门曾经是人口流出大市。改革开放后，30多万拥有服装制衣相关技能的天门人，离开家乡到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做裁缝、开档口、办企业。这一趋势直到近些年发生转变。最近3年多时间，有10多万名天门外出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沿海产业结构调整、“东纺西移”趋势的推动，也有纺织服装市场从线下转向线上、打破地理空间限制的助力，更有技艺传承和浓烈乡情作为链接的独特纽带。调研发现，很多天门人从老一辈开始学习制衣，以制衣为主要生存手段，在30—40岁女性群体中，80%以上有过制衣相关工作经验，纺织服装的技艺传承几乎融入了每个天门人的血液，大量“创一代”、“服二代”踊跃投身服装行业。此外，大多数天门外出从业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仍然生活在天门，家乡始终是他们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和联系纽带。

从生产方式看，组织创新成为协作降本增效的基本保障。选择与产业发展现状高度适配的组织方式及生产模式，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天门服装企业没有一味走自动化生产、“黑灯工厂”的路子，大部分企业采用“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生产组织方式。园区总部负责规划布局、开发设计、质量把控，满足企业“一站式”运营需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体系；乡镇分厂利用存量设施承接标准化订单，实现区域产能协同联动，有力提升生产效率；农家车间整合闲置农房开办家庭作坊。我们调研的某服装企业在周边5个县市的乡镇开设了47家卫星工厂，园区总部根据销量实时调整生产计划，再将服装拆解为领口、袖口等标准化部件，分解到乡镇分厂、农家车间分工制作，最后集中组装，不仅让爆款产品量产周期缩短40%，降低了企业综合成本，还吸纳了大量就业，繁荣了地方经济。

从市场拓展看，电商平台成为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天门传统的商贸批发、零售门店等线下销售渠道以零散、低端分布为特征。调研发现，如今的天门拥有服装领域几乎所有电商新业态，电商平台注册店铺数量超1.3万家，在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建有海外仓，每天有超300万件服装从天门发往全国各地，有超80万件服装发往海外。我们走访的很多企业，听到见到最多的，都是与TEMU、TikTok Shop、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的紧密合作，直播间里的实时跨境订单，海外仓中整齐叠放的“天门制造”成衣，在这种“人人皆可直播、家家皆可外贸”的浓厚氛围中，“天门服装”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调研的一家从广州迁回天门的服装企业，企业创始人坦言，正是以跨境电商为媒，短短几年时间企业规模从10多人发展到2000余人，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一跃成为湖北省成长最快的头部服装供应企业。

从产业生态看，人工智能赋能成为重构产业生态的核心引擎。天门纺织服装产业焕新“智变”，不是靠简单的加大投资、设备更新，而是通过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现设计、生产、供应链、销售全链条系统性重构。调研发现，有的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消费需求、精准定位设计方向，几秒钟就能生成多套款式方案，再通过3D试衣技术快速筛选，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有的企业构建柔性供应链，通过小批量多批次生产，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形成“小批量试产—数据验证—爆款复制”的新型生产模式，有效推动“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转变。有的企业构建与实体生产线完全同步的“云端工厂”，算法对全球订单需求实时解析与精准响应，将首单起订量降至50件、出货周期压缩至3天，订单交付周期由3天缩短至4个小时，打造全国领先的“即需即造”快速反应体系。借助人工智能，天门服装实现了用“数据说话”替代“经验判断”，用“柔性生产”替代“批量代工”，服装企业库存周转率平均提升至年均12次，较传统模式提高3倍，有效破解了传统服装业库存积压、资金周转慢、市场反应滞后等难题。

二、县域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破局之路

调研发现，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将区域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整体产业势能，通过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高效协同，支撑起从“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上游生产，到“电商营销—跨境物流”下游流通，再到大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而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短短几年时间，天门是如何让流出去的产业要素重新集聚回来并且做大做强的？抓住了什么机遇，解决了哪些问题，锚定怎样的目标，又是从何处突破，进而蹚出一条县域传统产业蝶变升级、系统性跃升的路子？

因势利导出政策，解决“人回得来”问题。面对曾经“人才东南飞”的困境，天门没有简单地拼土地、拼税收，而是精准把握沿海产业调整与世纪疫情后乡愁情感叠加的“窗口期”，以“归雁工程”为抓手，把30多万天门人在外积累的经验、技术、市场资源转化为推动家乡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从“六贴一惠”的创业扶持到“天服贷”的金融活水，从技能培训的精准滴灌到子女入学、安居维权的全周期服务，天门构建起“引得回、干得好”的人才生态系统。每年配套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全力帮助企业技改创新、招工用工、运营转型，吸引大规模从业者携订单、技术、管理经验回乡。面向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工人、返乡创业青年及中年转型群体，提供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跨境电商等技能培训，每年培训服装相关专业人才近3000名，推动形成返乡就业创业蓬勃发展态势。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的返乡，不仅是劳动力的回归，更是资本、技术、信息、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回流，形成了“人回村、厂回镇、业回市”的生动局面。

筑巢引凤建平台，解决“企业留得下”问题。产业重构不仅需要产业链条的完整，更需要产业空间上的高效协同。天门跳出“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园区建设模式，按照“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思路，构建起“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纺织服装产业布局。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总占地面积1610亩，已入驻企业260余家，整合面辅料供应、设计打版、加工生产、直播带货、智能仓储全流程，成为天门服装电商集聚发展的“主战场”；白马服装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近400家，涵盖产业链多个环节，形成了“楼上直播、楼下发货”的即时响应场景；依托九真、岳口、皂市等乡镇存量资源，打造九真服装电商产业园、岳口电商文创城、龙腾服装小镇等特色支点，承接标准化生产和配套服务，形成“总部入园区、分厂到乡镇、车间进农家”的三级协作体系。这种“一核三镇多支点”的布局，既发挥了园区的集聚效应，又激活了乡镇的要素潜力，让产业链条在空间上契合更紧、运转更畅。目前，全市纺织服装类经营主体突破1.3万家，其中服装类经营主体达6800多家，从业人员达16万人。

延链补链强配套，解决“当地能生产”问题。产业链的完整性、协同性，直接决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当地一位负责同志回忆，天门曾经深陷“有产业无链条、有产品无配套”的窘境，90%的面辅料依赖外购，一颗纽扣、一寸布料都要从浙江、广东调配，生产周期长达半个月。面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的“卡脖子”难题，天门没有止步于承接零散加工环节，而是以“无中生有”的决心向上游突围。2021年起，天门瞄准化纤纺织新赛道，规划建设化纤纺织产业园，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累计引进永昌、盛和、怡马、广纶、楚耀等28家企业入驻，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300亿元。永昌新材料从日本、德国引进国际领先设备，实现年产10万吨高性能锦纶长丝，填补了本地锦纶原料空白；三圆纺织依托永昌供应的锦纶丝，经大圆机编织产出高品质锦纶布，10余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年产能可达5万吨。2025年，锦煌、优美聚品两大绿色印染项目成功落户，补齐了染色、后整理的产业链关键环节。至此，天门构建起从“一根丝”（化纤原料）到“一匹布”（织造印染）再到“一件衣”（成衣制造）的本地化闭环，锦纶、氨纶、涤纶年产能达150万吨，形成了“千亩园区、百亿投资、百万产能”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天门市跳出“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园区建设模式，构建起“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纺织服装产业布局。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作为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布局的一“核”，总占地面积1610亩，已入驻企业260余家，整合面辅料供应、设计打版、加工生产、直播带货、智能仓储全流程，是天门服装电商集聚发展的“主战场”。图为2026年2月20日拍摄的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 湖北省天门市委宣传部供图

把握机遇拓市场，解决“全球销得旺”问题。产业升级的最终检验标尺是市场效益。天门精准把握从传统电商到直播电商再到跨境电商的迭代机遇，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型，通过与希音、TikTok Shop等主流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将销售端从传统批发零售拓展至国际市场，实现“一根网线卖全球”。针对中小微企业出海门槛高的问题，天门累计投入23.6亿元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加快海外仓全球布局，东盟、北美、日本、马来西亚等地海外仓相继投入运营，90%以上的服装企业可通过海外仓实现“破壁出海”。创新推出“跨境贸易服务直通车”机制，服务时效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针对电商销售退货率高的痛点，引导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供虚拟试穿体验等方式，缩小产品展示与实际穿着效果的差距，从源头降低退货率。目前，天门跨境电商日均出货超80万件，产品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百里棉乡”到“全球衣橱”，天门服装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三、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的启示和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已不再是选做题，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现实中，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如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怎样培育新质生产力”吃不透、把不准，有的盲目追“新”追“热”、一哄而上，有的不顾实际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有的在犹豫观望中错失时机，对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投入不足。天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产业要锚定自身长板，传统产业不是包袱，而是根基、富矿。当一根纱线被赋予数字基因、一件成衣承载文化叙事、一座县城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便成为动态演进的产业生命体，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焕发出新的发展生命力。天门传统产业的新质跃迁，关键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沉睡的要素、连接断裂的环节，让老产业长出新枝条、旧链条嵌入新基因，进而不断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在这里，新质生产力扎根于386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的智能化产线上，活跃于2700余家中小微企业的柔性快反车间，沉淀于每年新增1200项专利技术与工艺标准之中。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既要跳出“模式依赖”，也要摆脱“新兴崇拜”，在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锚定自身坐标，找准适合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对于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天门自上而下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从产业基础看，这是当地传统产业、支柱产业，20世纪中期即形成从纺纱、织布到成衣加工的产业链条。从区位优势看，江汉平原地处湖北中部、全国地理中心，货物辐射全国的物流距离相近，具备发展电商产业的天然优势。从劳动力队伍看，拥有10多万名“创一代”、“服二代”从业者群体，“创一代”积累传统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的丰富经验，“服二代”积极学习电商运营理念并投身实践。从社会认同看，当地普遍认同纺织服装产业是富民产业、长青产业，以从事该行业为荣。基于此，天门集中力量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优势做优、特色做特，既实现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的壮大，又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工厂上班、家门口就业”，形成“产业吸引人口—人口促进消费—消费繁荣城市”的良性循环。

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焕新。传统产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以科技创新打破“低端锁定”，不断孕育新质因素。近年来，纺织、机械、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普遍面临提质增效、开拓市场、节能降碳等多重压力。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深度融入传统产业，在助力传统产业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用户体验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天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机遇，将创新作为产业跃升的核心驱动力。与武汉纺织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构建“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院校上菜”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绿色印染技术突破与新材料研发。通过“传统产业+新兴技术+高端场景”的融合模式，广泛应用人工智能设计、数字孪生、物联网芯片、无人分拣等前沿技术，让生产线拥有“数字大脑”，让缝纫机连接“云端工厂”。创新链的深度嵌入，使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具备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特征，改写了产业的技术基因。

厚植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产业发展不是单打独斗，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是赢得竞争的“金钥匙”。对于县域经济而言，产业集群要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协作的功能性网络，不能唯大求全，要专精特新；不能唯高端形态，要生态互补；不能唯地理集中，要功能协同。天门坚持积极补链、错位发展，选择女装这一细分领域、电商这一销售渠道、三级协作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壮大、产业生态优化，构建“织造—面辅料—成衣加工—电商营销—跨境物流”的服装电商全链条产业体系，形成了“园区主导+多点协同”的发展格局，构建了“一核引领、多镇协同”的产业布局。此外，由于纺织服装生产环节对场地、人工成本敏感，对劳动力数量需求较大，而乡镇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具备显著优势，集成大量家庭手工作坊就成为生产环节的最优选择。纺织服装业的设计研发环节高度依赖高端专业人才与创新氛围，需要依托大城市人才集聚效应，天门纺织服装企业把设计研发中心设在广州、武汉等城市，产业链条辐射潜江、仙桃等县市，通过有效整合区域要素资源，构建“周边制造、天门网销”的联动发展机制，有力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执笔：郭斐然 刘建平 朱小梅 侯亚景

大力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大力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申长雨

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大力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对于贯通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战略路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通过连接创新和市场，发挥着推动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自17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起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推动其国家的创新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涌现出一大批核心专利、知名品牌、优质地理标志产品、高水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高价值知识产权，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特别是2023年国务院部署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三年专项行动以来，各部门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中小企业成长、科技金融赋能等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文件60余份，专利转化运用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首次完成对全国27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134.9万件存量专利的集中盘点和基本价值分析，形成可转化专利资源库。全国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累计达145.8万次，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转让许可达18.9万次，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0.1%，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17.2%，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在我国技术市场交易中，2025年全国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8万亿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8.0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3.38%。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市场导向不足、资源配给错位、创新成果闲置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还比较低，不少专利被束之高阁，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能力偏弱，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实际效果与社会期待仍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于部分专利申请主要是为了项目结题、资质认定或考核评价而提交，与产业应用相对脱节，缺乏转化前景，创新成果供需不匹配，可转化的高价值专利供给不足，导致“不能转”的问题；二是由于知识产权转化本身周期长，需要经历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品化到规模化生产等各个阶段，面临技术熟化、市场变化、资金回报等多方面的风险，不确定性较高，市场前景不明朗，使得科研人员从事技术推广和转化应用的动力不足，导致“不愿转”的问题；三是由于专利转化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不健全，科研人员担心创新成果定价不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不敢转”的问题；四是由于知识产权转化需要撮合交易、技术熟化和跟踪服务，对法律、技术、商务谈判等专业服务依赖性较强，创新主体不熟悉对接企业，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不强，导致“不会转”的问题；五是由于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服务机构服务水平不高，转化生态不利于有效产业化，导致“不便转”的问题。

专利转化运用连接创新和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2025年10月13日，以“专利转化运用赋能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在辽宁大连开幕。图为开幕当日，观众在交易会现场参观动车组列车模型。 人民图片 吕文正/摄

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各地创新发展水平、知识产权意识能力存在不均衡，各方协同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良好生态尚未形成。一方面，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差距。例如，目前欧盟的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8.4%，比我国高出5.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工作存在较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和广东省的发明专利有效量分别为173.4万件、91.6万件和89.9万件，合计约占全国总量的2/3。2025年，华东地区专利转让许可次数达到34.4万次，占全国总量的51.3%。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也给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立足国情、对标先进，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实矛盾，将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作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着力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良好生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推动知识产权产业化，牵引带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工作提质增效，大力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大力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需要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引领性作用。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权益分配机制，同时紧紧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强链护链等工作重点，探索建立了相关需求对接机制。今后，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改革，推动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能，助力打通束缚创新成果转化的深层次障碍。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超前布局和谋划未来产业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机制，抢占发展制高点，掌握竞争主动权。加快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开放协同、运行高效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生态，实现创新要素高效配置和创新主体深度协同，从根本上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破解“不敢转”、“不愿转”的问题，鼓励探索高校和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新模式，健全知识产权转化的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完善单位、科研人员和技术转移机构等权利义务对等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将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效益作为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的重要评价标准，让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专利转化过程中真正放下思想包袱、打消心理顾虑，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

切实打通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关键堵点。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也是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富矿”。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1.5万件。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大力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要进一步破解“不能转”、“不会转”、“不便转”的问题，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梳理盘活工作，健全市场导向的存量专利筛选评价、供需对接、推广应用、跟踪反馈机制。切实提高专利质量，健全以产业化前景评价为核心的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和授权后动态盘点入库工作机制，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转化专利资源库不断注入源头活水。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培育集技术转移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为一体的专门力量，强化对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运营人才的培养力度和激励措施。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产业链重点企业加强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创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育一批原创专利和高价值专利组合，助力企业高效获取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推动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学科技园、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等各类平台载体加强工作协同，在高价值专利培育、金融服务、技术供需对接等环节精准发力，提升知识产权转化率。

着力培育知识产权要素市场。活跃的知识产权要素市场和良好的知识产权服务生态，是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都在不断优化，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到4254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2979亿元，累计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超420亿元，知识产权保险业务累计为近4.2万家企业提供了1900多亿元的风险保障。面向未来，要加快建设高标准知识产权市场体系，优化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体系，推进实现技术合同登记与专利转让、许可登记备案信息共享。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作用，做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等基础工作，深化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加大知识产权融资信贷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做好知识产权证券化、保险等工作，推进多元化知识产权金融支持。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关键核心技术外流前提下，不断扩大知识产权贸易，鼓励海外专利权人、外商投资企业等在中国境内转化实施专利技术，畅通知识产权要素国际循环。探索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砖国家等开展专利推广应用和普惠共享，让创新创造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促进共同发展。

加力推进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专利转化运用的最终目的是使创新成果融入产业、实现价值。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2万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3.4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件，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为高效益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4%，连续6年保持增长态势。进一步推进专利产业化，要紧密贴合产业和企业需求，继续做大做强专利密集型产业，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促进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在国家重点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优选一批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专利审查、保护维权、专利导航、运营服务等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打造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样板。一体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重点领域专利池和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促进标准与专利的协同，着力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和风险防控，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强链增效作用。

加快形成知识产权便民利企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既离不开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也需要个性化、专业化的市场化服务。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公共服务模式，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519家，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围绕重点产业强链增效开展公共服务惠企对接行动，聚焦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提供政策咨询、检索分析、业务指导、能力培训等普惠性公共服务。优化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拓展各类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为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提供数据信息支撑。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构建丰富多样的对接渠道和应用场景，更好推动破解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难、中小企业技术获取难“两难”问题。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优化升级，培育一批专业性强、信誉度好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专家型人才，健全优质高效的综合服务体系，促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作者：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

文化中国 | 吴越文化润千秋

文化中国

吴越文化润千秋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千年前，五代吴越国王钱镠极富诗意的一封浪漫家书，向世人诉说着吴越文化的温润灵动与隽永悠长。从史前星火点亮文明曙光，至古越春秋积淀文化底色，经近代变革穿越风雷激荡，到当代发展再谱盛世新篇，吴越文化在汇聚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源源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时代活水与蓬勃生机。

一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兼具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传统与特色。吴文化主要指太湖流域的文化，越文化主要指钱塘江流域的文化。二者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纷争中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据《越绝书》记载，“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秦统一中国以前，以夷越人为主创造的吴越文化，展现出水乡泽国的特色和精勤耕战的传统，构成了中华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韵悠远，文明渊薮。大约100万年前，浙江最早的古人类脚印落在了西苕溪畔。湖州长兴七里亭遗址、安吉上马坎遗址，用一件件手镐、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古人类遗存，实证了浙江百万年的人类史。大约10万年前，已有人类在建德一带居住。上山文化则用古老的炭化稻米，为“南稻北粟”这一支撑中华文化早期发展的独特农业结构提供了“万年级”实证。此后，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共同讲述着吴越先民舟楫渡生、搭建干栏式建筑防潮、挖井取水的生活智慧，勾勒出吴越地区从定居农业到社会结构日趋繁复的清晰轨迹，向世人展示了长三角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悠久厚重的文明历史。

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良渚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十分耀眼的那颗星。良渚古城遗址以其宏大的城址格局、复杂的水利系统、发达的稻作农业、等级分明的祭坛与墓葬制度，以及大量雕琢精细、纹饰神秘的玉器，展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和集政治、经济、文化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早期城市形态。这些遗存揭示了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进入具有国家雏形的复杂社会阶段，冲破了西方考古界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束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与同期中原文化持续整合演进相比，吴越地区发展相对平缓。直至吴、越立国建都，吴越文化展现出新的气象。其时，吴、越并立东南，两相争霸。“句践小城，山阴城也”，越国曾定都今浙江绍兴一带。吴国大败越国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攻灭吴国。勾践忍辱负重、逆境奋起的传奇经历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励志典故。清华简《越公其事》记录了勾践推行的“五政”，即好农、好信、好征人、好兵、敕民。这“五政”使“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之民乃皆闻越地之多食、政薄而好信，乃波往归之”，充分展现出古越文化特征，积淀成为吴越文化内涵。吴、越虽相继覆亡，但在长期争衡与交融中形成的尚武重谋、坚韧务实的精神气质，是后世地域认同与持续发展的精神纽带。

吴越文化源远流长，文物遗珍灿若星辰。上图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左下图为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右下图为北宋泥塑彩绘菩萨立像。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公元前222年，秦以吴越地置会稽郡，中央集权统治在此首次实现了制度性确立与深度整合，有力推动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适应中融合、转换中创新。秦至西汉的200余年间，吴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北方。自东汉中后期起，北方战乱不已，吴越文化因远离兵燹而得以持续发展。东汉时期，会稽思想家王充通过《论衡》等论著，展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拨开了两汉时期谶纬神学的迷雾，在中华文明史上刻下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烙印，奠定了“浙学”的批判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思想学术发展的脉络。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写道，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会稽史学家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编定的《越绝书》，史志并重，成为记录吴越地区早期历史文化的标识性文献。

二

东汉以后，中国历史出现了3次自北而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之重塑了吴越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气质。从王羲之、谢安等举行兰亭雅集，到白居易、苏轼描绘西湖风光，再到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记叙临安风华，吴越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融合南北、创新发展，由“粗”至“精”、由“俗”入“雅”，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谱系中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典范之一。

西晋“永嘉之乱”后，晋室“衣冠南渡”，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大量北方人士携经史典籍、礼乐制度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南迁，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吴越地区迎来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更新在东晋南渡士族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融合传统礼教与江南灵秀，形成了“江左风流”的独特气质，极大影响了后世文人的精神风貌。“书圣”王羲之邀集谢安、谢万、孙绰等名士聚于会稽兰亭，留下“曲水流觞”的千古佳话，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其子王献之“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又能“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父子并称“二王”，变吴越书风之古质浑朴为妍美秀逸，其书法规范与创新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任永嘉太守，将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呈现出如同实景而又超越实景的诗化“自然”，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新境界。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拓展了江南河运网络，实现了从涿郡到余杭的南北贯通，强化了吴越地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力推动南北经济整合、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隋书·地理志》就记录了当时江南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情景。唐朝时，“浙江”作为行政区名称出现。随着中国经济中心日趋南移，浙江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尤以杭州为中心，尽显“咽喉吴越，势雄江海”之繁华景象。曾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疏浚六井、兴修水利、筑堤西湖，留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深情告白。这一时期，浙江名人荟萃，“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四明狂客”贺知章、“苦吟诗囚”孟郊等各领风骚。据不完全统计，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400多位诗人都曾来浙东游历，用1500多首诗歌铺就了一条穿越千年的“浙东唐诗之路”，成为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离歌中，吴越国王钱镠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之策，其孙钱俶在面对继续割据还是顺应统一的艰难抉择时毅然“纳土归宋”，为后世吴越地区的繁华赢得了宝贵的“太平年”。吴越文化在此期间得以接续发展、兴盛绵延。钱氏统治期间的吴越国崇佛重文，净慈寺、理安寺、法喜寺及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成为“东南佛国”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钱氏家族以“忠孝节义”治家，一部《钱氏家训》超越了一族一姓之局限，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精神财富。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南宋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行在所”，浙江由此走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科技、艺术、教育高地。得益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名臣前期的治理基础，以及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纵横通航，吴越文化在南宋时期空前繁荣，其重要标志就是“浙学”的兴起。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批评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流弊，强调义利并举、经世致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浙东事功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对后世思想学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彼时浙江各地书院林立，讲学成风，思想活跃，学派涌现。在文学艺术领域，陆游被称为“爱国诗人”，刘松年、夏圭等“南宋四大家”开创了南宋院体画派，南宋官窑、龙泉窑等绚烂至极，其中龙泉窑独创的“粉青”与“梅子青”釉色堪称中国青瓷釉色顶峰之作。这一时期，吴越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元明清时期及至近代，江浙地区经济富庶，吴越文化更为兴盛繁荣，并开始向北方汩汩渗透。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还包含科技、哲学等元素。“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吴越地区在当时俨然是中华文明的一块高地。明代以来，浙商走向兴盛，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声名远播，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这也得益于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义利双行”主张的滋养。晚明特别是近代以后，西学东渐，吴越地区得风气之先，维新派、革命派知识分子多出江浙，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吴越地区作为文化重镇，持续推动学术传承与思想创新，涌现出宋濂、刘基、方孝孺、刘宗周、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一批思想大家，共同引领浙江乃至全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尤其明中后期，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学派盛极天下，其倡导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万物一体”，强调主体自觉与道德实践，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局限，对传统儒学具有重要理论贡献和发展创新。因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功绩，王阳明被后世公认为“真三不朽”人物，有“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影响最大的浙江思想家”之称。阳明后学更是遍及全国南北东西各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等派。明末清初，面对当局政治的腐败和“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黄宗羲猛烈批判专制皇权，政治上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法制上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哲学上提出“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传统思想学术史的经典之作；《明夷待访录》则融合儒家民本思想与早期民主意识，在清末民初被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文学艺术领域，浙江文人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浓郁的市民气息。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取材于富春江边的山村，以“南戏之祖”《琵琶记》和《白兔记》等为标志的南戏表达了人民要求安定团聚的生活愿望，凌濛初的“二拍”以白话小说生动勾勒市井百态，洪昇的《长生殿》则寄托了自身历经仕途跌宕与社会动荡后的深沉忧思。

及至近代，中国面临深刻民族危机与社会变革，浙人于沉痛反思中寻求出路，在被动调适中主动求变，成为近代思想转型的重要策源地。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倡导革命以开民智，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开辟传统学术治学的新境界，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推动教育革新。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志士为推翻帝制慷慨赴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饱含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思。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浙江涌现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鲁迅、冯雪峰、陈望道、邵飘萍、任光、郁达夫、茅盾、郑振铎、艾青、夏衍等文化旗手，以笔为枪，在文化领域发出唤醒国民的“呐喊”。这一时期，浙江还涌现出张元济、张宗祥、马一浮、钱玄同、范文澜、吴世昌、吴晗、徐志摩、戴望舒、柔石、夏丏尊、吴昌硕、潘天寿、丰子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大变局中留下深刻烙印。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多年来，浙江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高标准建成多个重大文化地标，推动文化大省迈向高水平文化强省。左上图为浙江美术馆，右上图为杭州国家版本馆，左下图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右下图为之江文化中心。 浙江省委宣传部供图

之江潮涌，一脉风华。近年来，浙江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部署实施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彩。扎实推进考古“启明星”计划，深化文明之源大遗址群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深化文化基因激活工程，绘制省域文化基因图谱。持续推进文化研究工程，累计出版研究成果4200余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中国古代绘画藏品12405件（套）。建成启用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重大文化地标，1.8万余家农村文化礼堂、1.6万余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成功举办杭州第19届亚运会、第4届亚残运会等重大赛事，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良渚论坛”等重要活动，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20年前，2006年5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深情寄语：“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新征程上，浙江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锚定建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溯源铸魂传播新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高地、人文经济新高地、社会文明新高地和国际文化交流新高地，深入推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戏剧艺术如何传承发展

新时代戏剧艺术如何传承发展

毛时安

中国戏剧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从宋元南戏到明清传奇，从徽班进京到地方戏百花齐放，这条河滋养着亿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舞台上，一桌二椅可铺展山河壮阔，三五步能丈量天地四方——这门古老艺术以其独特的写意美学，将民族记忆熔铸于方寸舞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戏剧事业发展，各类戏剧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近期，《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计划》）正式印发，如春风化雨浸润梨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戏剧传承与发展的双重命题，我们既需以历史眼光回望千年文脉，更需以现实视角审视发展瓶颈，以务实举措破解时代难题，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机。

剧本为魂：坚守艺术规律，筑牢戏剧创作根基

戏剧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是“角儿的艺术”，更是“剧本的艺术”。一出能够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的好戏，其核心必然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文学质感与艺术张力的好剧本。回望中国戏剧史，传统程派名剧《锁麟囊》既简约又舒张地展开人物悲欢离合，从特定人物情感心理出发精心设计“休恋逝水”的唱腔，变化翻飞的水袖至今令人叹服；现代戏《朝阳沟》自1958年诞生，六十余年演出近七千场，剧中十个人物鲜活生动，银环下山的三十九行唱词脍炙人口。这些作品之所以流传至今，核心就在于剧本蕴含的深刻文学力量——剧本，是一剧之魂。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剧本创作领域问题依然突出。有的陷入“主题先行”的误区，一味拔高主角英雄形象，人物扁平化、概念化、空洞化；有的语言粗糙，水词堆砌，对白缺乏心理性格依据，极大削弱了戏剧语言的文学美感；有的陷入“重形式、轻内容”的怪圈，不计成本追求奢靡豪华的舞台大制作，以光怪陆离的形式掩盖剧本的苍白浮泛。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对艺术规律的漠视——戏剧的力量，从来不在舞台的豪华与否，而在人物能否在观众心中立起来，情感能否在剧场里自然流动。

剧本创作的根本在于人，在于生活。脱离生活的创作，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创作者唯有真正沉下心来，走进市井街巷、田间地头，打捞那些带着生活露珠的鲜活素材，才能让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新编历史剧《廉吏于成龙》剧本创作预留空白，第二章结尾于成龙、康亲王、大臣勒春三人总共只有约一百字的对白，在舞台上经过导演二度设计、演员三度创造，呈现出极具戏曲魅力的斗酒场景——这种艺术张力的背后，正是创作者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刻理解。生活的底气，才是剧本的魂。

剧本的提升，在于敬畏文字。好的台词，既要入耳，更要入心。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唱段，哪一段不是千锤百炼？好台词，经得起观众走出剧场后，在夜深人静时的反复回味。剧本的成熟，还在于懂得留白。戏剧是综合艺术，好剧本要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演员的三度创造留下呼吸的缝隙。那些最动人的舞台时刻，往往不是满台的热闹，而是一个人、一盏灯、一段唱腔，在静谧中翻起情感的惊涛。

院团为体：分类施策，激活戏剧传承的载体活力

戏剧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院团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或高亢激昂、或婉转缠绵、或质朴醇厚，共同构成了中华戏剧的百花园。每一个剧种都保留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方言声腔，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具有“一个都不能少”的珍贵属性。比如福建泉州的梨园戏，扎根八闽大地八百余年，保存了宋元南戏的诸多剧作、唱腔和演出规制，堪称“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令人担忧的是，这百花园中，有些花正在凋零。据最近一次发布的《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报告》显示，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剧种没有国办院团，三分之一左右的剧种仅存一个国办院团。有的院团不顾自身传统，以“获奖”为目标创排剧目，对题材可行性、院团适配度、市场前景缺乏充分研究就仓促上马，导致不少作品无人问津；有的为求生存丢掉艺术本体，在市场中迷失自我。

破解院团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分类施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戏剧品种、不同戏曲剧种、不同院团实际情况，推行“一团一策”发展模式。代表性院团应扛起标杆大旗，在艺术上敢于“坚守”，在市场上学会“活泛”，打造经典剧目、培育顶尖人才；基层院团应立足本土，唱百姓听得懂的腔，演身边发生的事，走“小而精、小而特”的发展之路；对于濒危剧种院团，需以“抢救文物”的心态去守护，在创作指导、剧目移植、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不仅要给钱，更要给舞台、给人，守住文化火种。

院团自身也需努力。近年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不仅抢救演出了《陈三五娘》、《李亚仙》等老戏，更以原生态的梨园戏表演样式，创排了《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等在全国引起广泛好评的新剧目。这个一百多人的剧团，编导演音美人才完备，演员行当齐全，初步实现了良性循环。事实证明，政府扶持与院团自身努力相结合，“一团一策”方能落地见效。

人才为脉：薪火相传，夯实戏剧振兴的基石底座

戏剧的传承，归根结底是人的传承。戏剧人才成熟时间漫长，讲究师徒传承、口传心授，艺术的精髓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同一出《玉堂春》，“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唱腔，四大名旦梅程尚荀唱来，或雍容端庄、或蜿蜒曲折、或英姿挺秀、或青春活泼，各有迷人韵致。这份独特，正是人的创造力赋予艺术的灵魂。

当前，人才短缺已成最大隐忧。高水平编剧、导演严重匮乏，各剧种排演新戏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以致出现“空中飞人”式的编导。一些院团特别是一些大的院团急功近利，滋生“养事业不养人”的错误观念。如果院团都不培养人才，可用的人才从何而来？据统计，以折子戏为代表的昆曲传统戏数量正在逐代递减，“每一代人都在以一半的速度丢失着昆剧的传统剧目”。“艺随人走，人亡艺绝”——这八个字，道尽了戏剧传承的紧迫性。

戏剧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培养戏剧人才和观众，需从娃娃抓起，应把戏剧融入美育教育，组织学生进剧场、请艺术家进校园，让戏剧成为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图为2026年2月8日，在江苏泰州，戏曲老师指导学生练习戏曲基本动作。 人民图片 周社根/摄

人才培养，急不得也等不得。院校要打好底子，既教技艺，更育心灵；院团要提供舞台，让年轻人在摸爬滚打中成长。而最关键的一环，在于“传帮带”。京剧富连成社先后培养七百余名人才，其中不乏开宗立派的大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俞振飞和“传”字辈老艺人口传心授，在上海昆大班培养了一批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事实证明，“名家传戏”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应创造条件，让老艺术家和年轻人泡在一起、磨在一起，把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火候”和“劲头”，手把手传下去。

同时，应为青年人才打开上升通道。近年来，江苏大胆使用青年剧作家，形成了生气勃勃的青年创作群体；福建继王仁杰、郑怀兴、周长赋等之后，扶植培养一批年轻剧作家，接续了闽派历史剧的传统。敢不敢让年轻人挑大梁？这考验的不仅是眼光，更是胸襟。只要给舞台、给信任，年轻人终会还你惊喜。

观众为基：培育市场，激发戏剧发展的内生动力

戏剧是演给人看的，没有观众，再好的戏也只是封存在档案里的符号。走进当下的剧场，常常看见台下白发苍苍一片。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的现象并非笑谈，观众老化流失、戏剧衰落甚至被边缘化，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年轻人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走进剧场？这个问题，问市场，更该问我们自己。

观众断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多元娱乐的冲击是外因，但内因在于，我们有没有拿出足够吸引年轻人的作品？有没有找到与年轻人对话的语态？如果台上演的总是老套路，讲的故事与年轻人的生活隔着一层，台下坐的也只能是怀旧的老年人。

培育观众，需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接触戏剧，不是要他们都成为演员，而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或许在多年后的某个夜晚，被一句唱腔、一段旋律悄然唤醒，于是他便成了剧场里那个专注的聆听者。应把戏剧融入美育教育，组织学生进剧场，请艺术家进校园，让戏剧成为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

培育观众，最终要靠好作品说话。观众是“用脚投票”的。戏好自然有人看，戏不好求人看也没用。要沉下心来打磨精品，让每一出戏都对得起观众的期待。当观众在剧场里被深深打动的那一刻，他就会成为戏剧的终身粉丝。同时，也要善用新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不是戏剧的敌人，而是通往年轻人的桥梁。直播、短视频、云端展演，都可以成为“引流”的方式。但线上终究是媒介，剧场才是归宿。要把那些在屏幕前驻足的人，最终请进剧场里，感受现场的魅力——那种演员与观众同呼吸、共心跳的瞬间，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久久为功：凝聚合力，守护千年文脉生生不息

戏剧振兴不是单一环节的突破，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协同共振。应尊重艺术规律，努力改进创作生产引导机制，给创作留出空间、给探索留出余地，减少指令性的干预，让艺术家能够“我手写我心”。优化资源配置，让资金流向真正的好作品，让评奖回归艺术本体，让评论敢于说真话。营造良好氛围，让更多人了解戏剧、关注戏剧，让走进剧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各地各部门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推动《计划》落地见效。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完善政策保障，聚焦行业痛点，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持精品创作、人才培养、惠民演出与濒危剧种保护；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健全评奖机制，引导资源向精品创作与持续演出集聚；完善版权保护，激发行业创新活力。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中国戏剧历经千年风雨，始终生生不息。发展戏剧事业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时间是“三年”，核心是“行动”。今天，推动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当更多年轻人循着丝竹之声走进剧场，当更多好戏在烟火人间久久传唱，当更多地方剧种在乡土民间延续根脉，那便是对千年文脉最好的致敬与续写。中国戏剧的百花园，必将迎来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

着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着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陈满琪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集中体现了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情绪、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它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国家战略的推进而动态调适，通过社会舆论、流行风尚、公众行为等多维形式呈现，深刻反映个人与社会之间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可谓观察社会发展态势的“晴雨表”、感知时代精神脉动的“风向标”。历史和实践反复表明，越是处在重大社会转型期或历史关键期，越容易产生社会实际问题，越容易带来社会心态问题，越需要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如何纾解一些民众相对消极的心态和情绪？如何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就要求客观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深入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塑造“此心安处”的社会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培育更为积极、更加健康的社会心态。

一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全要素的生动反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新一轮中国社会心态调查（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当前中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总体明显向上向好。数据显示，大多数民众认为当下社会“充满希望”，感受到“积极向上”，社会显现出“平静祥和”、“团结互助”、“自信昂扬”、“彼此信任”的精神风貌。广大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获得感总体增强，而且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反映出经济社会进步与个体需求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适配。尽管不同年份间存在小幅波动，但广大民众幸福感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认为生活大致符合自身理想。与之相伴的，是日益深厚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86.9%的民众表示经常为国家发展成就感到自豪。同时，广大民众在总体社会安全状况、人身安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及劳动安全方面的感知较高，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比例显著高于持“需小心提防”态度者，互信互助的社会氛围浓厚。一系列数据直观反映了广大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持续增强，生动诠释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民意基础。

在看到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呈现积极健康、向上向好主流态势的同时，也要看到相对消极的心态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两成左右的民众在特定情境下流露出负面情绪，甚至有少数民众在情绪表达中夹杂着压抑或戾气。比如，焦虑情绪问题在各个群体、各个年龄段都有所凸显。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图景中，民众以往习惯的按部就班的机制正在改变，知识技术指数级增长更新、工作要求日益提高、生活角色多重转换，导致一些民众担忧“被抛弃、赶不上、没未来”，“35岁危机”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浓缩反映。有些尚未在职场或人生关键节点站稳脚跟的，忧心自己“起步太晚”，被更年轻的竞争者取代、被快速迭代的行业淘汰。而有些看似“赶上了”的，又陷入更深的迷茫：职位或许稳定，却难见上升空间；生活看似有序，却不知未来去向何方。这样的焦虑情绪，让无处安适的内心世界、难以寄寓的情感思绪以及缺损流失的价值意义，成为部分民众的隐痛。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持续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用大量独家数据和实证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国宏观社会心态的现状与走势，已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心态变迁的重要研究报告。图为“社会心态蓝皮书”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供图

又比如，社会竞争意识日益增强，“零和博弈”思维有抬头之势。在调查中，55.9%的民众将生活比喻为“比赛”。基于这一认知，“奋斗内卷”与“佛系躺平”成为部分民众应对压力的两极策略，“小镇做题家”就是其典型代表。来自县城、乡镇或农村的寒门学子，压缩社交、放弃娱乐，全身心地刷题，靠着近乎苦行僧式的努力挤进“985”、“211”的校门，走向社会时却面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部分岗位需求缩减、学历“含金量”逐渐被稀释的现实。当昔日“只要拼命就能翻身”的信念撞上就业市场的“隐形天花板”，他们中一些人不免产生错位感，甚至从“拼命卷”转向“悄悄躺”。

再比如，面对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压力，社会部分群体发展信心有所波动。这种信心的波动，率先体现在就业选择与职业规划的调整上。从当前中国社会的就业状况来看，“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增多，部分高校毕业生选择“二战”、“三战”考研，甚至出现“全职儿女”等新形态。“考编热”持续处于高位，2026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实际参加人数283.1万人，参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4∶1。这些现象从侧面显示出社会就业信心的相对不足，也体现出部分民众对个人发展的预期趋于审慎。

二

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历史纵轴中审视，嵌入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横轴中考量，聚焦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如何具体作用于个体的心理体验与价值感知。总的来看，社会心态的变动并非孤立的情绪波动，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导致，其中发展逻辑转型、技术加速演进与个体主体性弱化三方面因素的叠加作用亟待重视。

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了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更多体现为生活品质的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持续优化和风险保障的稳步增强，而非过去粗放式增长阶段直观的数字回馈。这使部分民众对发展的心理预期与感知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源于“量”与“质”在心理感知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量”的增长具有显性、易感知的特点，能迅速激发积极情绪；“质”的提升则是隐性、缓慢、难察觉的，往往难以被民众即时体验，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心态变动的重要动因。当前，部分民众的心理感知仍停留在对“显性增长”的依赖上，习惯以收入增速、项目数量等传统指标衡量发展成效，忽视隐性但更具根本性的“质”的收益。因此，当“量”的增速放缓而“质”的红利尚未充分转化为可感福祉时，部分民众就会产生发展“停滞”或获得感“减弱”的印象，进而影响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前景的信心。这种心理失调，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内涵认识不足所致。

技术革新带来的加速感，形成对部分群体的心理冲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深刻改变社会运行节奏。技术革新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显著的时间压迫与心理异化风险。数据显示，近半数民众（47.1%）感受到信息接收量明显增加，43.1%的民众反映日常通信负担加重，44.1%的民众认为工作所需技能与知识更新频率显著提高，37.4%的民众体会到更强的时间压力，32.2%的民众表示加班时间有所延长。这些数据折射出技术革新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个体心理承载力构成现实挑战。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自动驾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落地，正加剧部分民众的就业焦虑。一些民众担忧自身技能被算法替代、岗位被机器取代，甚至在无形中内化“效率至上”、“工具理性”的技术逻辑，将人简化为系统运行的附属节点。比如，有的外卖骑手在算法调度下争分夺秒，为避免超时罚款闯红灯、逆行；有的网约车司机为维持高评分和高接单率，长时间连续驾驶，身心俱疲。这种从“劳动者”向“系统组件”转变的身份异化，不仅冲击了“劳动创造价值”、“工作成就自我”的传统职业伦理，更可能动摇个体对生命意义与自我价值的认同。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落差。如今，作为社会有机体基础单元的民众，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的叠加影响。这些压力不仅源于大国博弈带来的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对阶层下滑的担忧，以及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知识积累和传播模式的担忧等。这些结构性因素超出了个体有效掌控的范畴，使许多民众产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甚至存在个人与社会联结松动的风险。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还体现为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民众预期未来应享有的生活水平或发展机会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尤其在就业、教育、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表现突出。比如在教育领域，“双减”政策虽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有的家长陷入“不敢躺平、又卷不动”的焦虑循环。这也使一些民众更加关注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秩序。调查显示，公平感和信任感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三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既是亿万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内在需求，更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行稳致远的战略选择。要将社会心态置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营造更加和谐、包容、进取的社会氛围，让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此心安处”，实现社会心态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以良好社会心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心理根基。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社会心态治理具备“次生性”特征，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一位的、本体性的，解决心态问题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社会心态中消极负面倾向的产生，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差距密切相关。比如，民众在经济方面焦虑的减轻，有赖于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以及更加公平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建立；家长对子女教育焦虑的缓解，有赖于教育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均衡化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更加多样化。近年来，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个别“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仍需久久为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广大民众拥有稳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有别于治理对象为客观事物的治理理念、范式和工具，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心态治理的研究和实践，都应遵循治理对象的基本心理特征和规律。当前，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一些地方依托基层综治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企业等阵地设立心理服务站点，推动心理服务从“事后干预”向“源头预防”转变。这些站点不仅提供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心理测评等基础服务，更在日常运行中发挥着畅通群众诉求表达、识别社会情绪苗头、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功能。然而，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多部门协作机制不足、“筛查—处置—跟踪”链条断裂、专业服务资源分配失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滞后、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社会心态作为“众心之心”，背后是无数鲜活的个人和他们的情感，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回应民众的真实心理需求，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心理危机干预预案，才能有效防止负面情绪蔓延、阻断不良心态扩散，保障民众心理健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工作，反复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25年10月10日，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市举行，主题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图为当日，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的参会代表在活动上表演心理剧。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文化如水，可以滋润人心、抚慰心灵，帮助人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锚定价值坐标、守护精神恒常，从而减少焦虑、迷茫与无所依归的孤独感，在内心获得归属与安宁。中华民族素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重视通过谦和好礼、修己慎独、克己奉公、扶正扬善、仁爱忠恕等文化理念，滋养思想情操和道德情怀，构筑起独有的精神标识和民族血脉。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作用，用古代先贤之道、圣贤之教来完善人格、涤荡人心，从而寻求精神的充盈、生命的完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流思想价值和道德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发扬崇德向善、友爱和谐的社会风尚，倡导健康向上、理性包容的职场文化，着力祛除网络戾气、弘扬清朗新风，让温情和善意在日常交往中自然流淌。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征程上，更加关注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统筹物的“丰富”与人的“丰盈”，着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的进步、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民族的复兴就有了坚不可摧的心理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

怎么看全球贸易格局之变

怎么看全球贸易格局之变

蓝庆新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少数西方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加剧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经贸力量发展壮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经贸领域加速渗透融合，为国际经贸发展积聚新动能新活力，全球贸易格局在矛盾交织和动力转换的过程中发生深层次变化。针对全球贸易新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以中国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意义重大。

一

当前，经济全球化步入深度调整期，传统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反映在贸易推进范式、贸易发展重心、贸易竞争方式、贸易增长动力等方面的根本转变，呈现四大鲜明特征。

贸易推进范式从全球化扩张转向区域化收缩。以往全球贸易推进范式构建在成本效率优先的价值链全球化布局基础上，多边主义是总体趋向，而今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恶意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以致安全和韧性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优先选项，贸易推进范式逐步呈现区域化收缩趋势。一方面，贸易流向从全球分工转向区域内部循环。北美、东亚等区域内贸易占比扩大，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扩大了北美区域内贸易，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排名前两位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增长迅速，自2020年起东盟超过欧盟、美国连续6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政治立场、价值观因素渐成贸易准入重点。美国在盟国和所谓“友好国家”实施优惠贸易安排，对地缘政治对手实施“脱钩断链”，转口贸易、第三地带曲线贸易大量出现，导致全球贸易复杂度提升，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峻挑战。

贸易发展重心从发达国家主导转向“南北”均衡发展。以往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通过产业转移将低端制造布局在全球南方国家，同时大量消费全球南方国家制造的物美价廉产品，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全球贸易分工和最终消费体系。当前，这种模式已然发生改变，南方国家贸易地位上升，逐步与发达国家共同驱动全球贸易发展。从贸易份额来看，七国集团国家货物贸易全球占比已经从本世纪初45%以上持续下降到当前30%左右，新兴经济体占比从23%上升至42%。从贸易增速来看，全球南方国家贸易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尤其是出口增长迅速，2025年上半年出口增速5.2%，远超发达国家1.8%的增速。从贸易市场来看，过去全球80%的最终消费需求来自发达国家，现在新兴市场内部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超过57%的南方国家出口目的地是其他南方国家。发达国家“最终消费者”的垄断地位不断削弱，比如，2025年美国在中国进出口占比已从高峰时近20%降至8.8%，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上升至51.9%。

2025年，全球南方在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作为全球南方天然一员的中国，202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图为2025年12月14日拍摄的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杨素平/摄

贸易竞争方式从塑造比较优势转向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过去，凭借生产成本管控带来以商品物美价廉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制胜法宝。而今，除商品价格博弈外，以技术标准话语权为核心的规则规制博弈异军突起。少数西方国家在采用关税及反倾销反补贴税等传统竞争手段进行产业保护的同时，加大对规则的应用以谋求贸易竞争主导权。现任美国政府频繁动用“对等关税”，除了保护自身产业利益外，更多为了威逼竞争对手在数字技术、关键矿产以及国内贸易规则等方面作出让步。欧盟实施碳关税，迫使贸易对象国商品必须符合欧盟低碳标准，强化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规则主导权。

贸易增长动力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攀升驱动。原来靠资源禀赋进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货物贸易增长，逐步转向贸易服务化、绿色化和数字化带来的商品价值攀升驱动。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从跨境交付服务到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扩张迅速，2019—2024年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6.7%，显著高于全球货物贸易4.1%的年均增速，成为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数字化对贸易增长赋能明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商品研发、生产、管理及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快速提升了商品技术含量和市场反应效率。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数字贸易平台的兴起，催生了“去中介化”的跨境电商模式，成为驱动货物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以中国为例，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69.7%。绿色化创造全新贸易赛道。谁能提供绿色产品，谁就掌握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贸易发展权。全球绿色贸易2024年突破5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8%。

二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是原有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生巨变后的必然结果，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认知、力量对比、技术革命、生产力发展等驱动因素的相互影响、综合作用。

个别西方大国将经贸合作泛政治化，把贸易作为地缘博弈工具。美国将自身贸易逆差、失业、巨额联邦债务等痼疾，简单归咎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片面强调本国利益优先，泛化国家安全，以冷战思维将贸易政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以所谓“民主人权”价值观区分贸易阵营，对不接受美式价值观的国家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并进行贸易打压。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频挥关税大棒，意图迫使他国签署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贸易协定，倒逼产业回流美国，对无法回流的产业则利用差别关税压力迫使产业链从“非盟友国家”转向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逆全球化贸易政策压力下，跨国企业被迫改变原有贸易分工，在考量安全和韧性的前提下重构区域产供链，加大区域内采购规模，进而促使全球贸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展现出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强大力量。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发达国家占据高端生产能力、向外转移低端制造的传统贸易分工被实质性重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主要产能中心和技术迭代地，积累了规模强大、体系完备的贸易产业基础，形成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实力。部分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向中高技术制造升级，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蓬勃发展，与发达国家发展代差大大缩小。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南南合作机制，通过“金砖+”、“上合+”机制发挥集体行动力，主动设置全球经贸议题，强化产供链合作，提升国际贸易治理话语权，从而在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和贸易打压时仍能保持影响贸易格局变化的能力与韧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竞争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贸易竞争焦点从强化价格优势转向注重科技含量。原本商品竞争比拼的是利用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禀赋进行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降低。而今，技术变革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固有时滞不断缩短，大量贸易商品的竞争力由成本多少转为技术含量高低来决定，特别是随着数智技术对产业升级和能源转型的渗透融合能力不断加深，芯片、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海空天、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竞争趋于激烈，贸易竞争优势日益表现为高科技竞争优势。与技术相应的贸易规则成为维护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等标准规则，构成新型贸易壁垒，使得国际贸易竞争方式从产品成本博弈转为“技术—规则”双博弈。

全球生产力跃迁与气候环境治理共识，带来国际贸易新动能。生产力跃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数智融合渗透以及绿色价值导向，不断开辟贸易增长新空间。全球生产力跃迁体现为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增强，卖产品逐渐转变为卖“产品+服务”，贸易附加值更多体现在服务增值上。体现为数智化在各领域的融合与渗透，云计算、互联网、跨境支付打破贸易时空限制，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贸易供需精准对接，数字平台整合研发、制造、物流、金融、售后各环节，让全球企业、消费者形成信任链接，扩展了数字贸易参与主体。还体现在经济绿色化集约化，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治理要求下，全球绿色采购和消费越来越成为行动自觉，加之各国政府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鼓励绿色贸易，带动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成为重要增长点。

三

面对全球贸易变局，中国应主动担当、主动塑造，在变局中维护全球共同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坚持多边主义，以制度开放为依托、以贸易升级为动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与国情相契合、与大国担当相呼应的应对体系。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维护其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运转。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激活并探索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升级已有自贸协定，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标准规则互认、产贸合作深度耦合，稳固区域价值网络。持续向世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引领全球开放合作潮流、对冲脱钩封闭逆流，稳定提供高科技、高标准、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为全球贸易发展和供应链韧性注入中国力量。拓展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海关、检验检疫、跨境支付等领域的国际协同，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环境。

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贸易规则竞争话语权。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行先行先试，重点在知识产权保护、电子认证、政府采购、绿色低碳等领域，探索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和兼容。主动塑造国际贸易规则，在数字贸易便利化、跨境数据流动、绿色标准互认、产供链韧性、新能源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加强国际绿色低碳合作，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认证体系，推动贸易绿色低碳转型。在全球贸易规则竞争中积极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利益，促进特殊与差别待遇、公平发展空间等原则的适用性，提升发展中国家规则话语权，推动国际贸易治理更加公平公正。

推进贸易提质升级，强化贸易新动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落实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鼓励研发设计、咨询、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出口，扶持新能源、数字智能、生物医药、低碳环保、工程设计等领域的跨境服务外包发展，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培育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推动海外仓无人化、智能化改造，提升贸易效率。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贸易体系，推动高耗能产业低碳化改造与绿色产品贸易协同，巩固“新三样”出口，支持绿色氢能设备、海上风电模组以及生物基新材料等新兴绿色中间品的出口，拓展绿色贸易新优势。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美以伊冲突的深层动因及可能走向

美以伊冲突的深层动因及可能走向

唐志超

2026年2月28日，在伊美谈判取得进展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未经安理会授权，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蓄意挑起对伊朗的战争。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厘清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历史恩怨、此次冲突背后的深层动因、冲突对伊朗造成的影响及可能走向，对于我们更好把握百年变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相望，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其油气资源丰富，且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约占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五分之一，地缘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试图确立其在中东的霸权、控制中东石油。二战期间，伊朗遭美英苏三国占领，这是美国干涉伊朗的滥觞。伊朗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其内政外交均被美国控制，经济遭掠夺，文化被渗透。1978年至1979年，宗教人士霍梅尼领导以反独裁、反腐败、反美为主要诉求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革命成功后，伊朗在外交上奉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主张维护伊朗和伊斯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留52名人质长达444天，表达了伊朗民众对美国支持巴列维王朝并长期干涉伊朗内政的强烈不满和反抗。1980年4月7日，美国宣布同伊朗断交，并正式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包括石油禁运、驱逐在美生活的伊朗人、冻结伊朗政府资产和投资等，美伊成为死敌。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并公开指责伊朗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之一，双方矛盾持续加深。2017年以后，美国政府对伊政策更趋强硬，外交上打造地区反伊朗联盟，经济上极限施压，阻止伊朗石油出口，军事上加强威慑，炸死伊朗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在地区的重要盟友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2025年6月，美国空袭伊朗三处核设施，美伊矛盾急剧升级。

长期以来，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粗暴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径，引起广大伊斯兰国家与人民的极大愤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视以色列为“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在巴以问题上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反以抵抗运动。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发展、伊朗支持地区反以武装组织等问题，以色列与伊朗长期对抗。“9·11”事件后，以色列利用美国在中东推行反恐战争的机会，将伊朗定位为最大国家安全威胁，把推翻伊朗政权作为对伊政策的主要目标。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叙利亚，以色列对其进行了长时间持续空袭。2017年以来，随着伊朗核发展步伐加快，以色列针对伊核设施加大网络攻击，对伊核科学家实施暗杀行动。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由此引发美以与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线之间的持续冲突，如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7月暗杀在伊朗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伊朗则动员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并于2024年10月首次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空袭。双方冲突升级为直接军事冲突，由暗战转向明战。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的恩格拉布（革命）广场聚集举行示威活动，高呼反美和反以色列口号。 视觉中国供图

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随即予以还击，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和以色列进行打击。

二

此次美以对伊动武，其宣称的主要理由是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长期“支持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实际上，美以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原因在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以及美以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成了重要挑战。

在地缘政治上，伊朗与美以存在中东秩序主导权之争。伊朗是中东强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对外政策上强烈反对美国的中东霸权和以色列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为了对抗美以，伊朗利用政治议题和宗教身份积极打造势力范围，组建以自身为主导、以地区反美反以组织为主要成员，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东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美以对中东的霸权图谋。在地缘经济上，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全球能源贸易的“咽喉要道”，其区域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则把守另一条国际战略要道——红海航线和曼德海峡。而美国历来将确保中东石油安全稳定流入西方世界作为其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现任美国政府更加强调对中东战略通道和海湾能源资源的控制与攫取。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其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必须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落入“敌手”、必须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必须保障红海航行自由、必须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等。从大国竞争、地区霸权和经济利益出发，美国视伊朗为其中东核心利益的主要挑战来源，必欲除之而后快。

双方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在政治体制上，伊朗创建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以《古兰经》为国家最高法律，公私生活受宗教规范约束，权力集中于宗教领袖，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调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在意识形态上，伊朗奉行霍梅尼主义，认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对伊斯兰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构成严重侵蚀，主张抵制“西方腐朽文化”。伊朗在对外政策上强烈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干涉政策，同时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治理模式。美以在政治制度上视伊朗为“异类”、“威胁”，意识形态上视伊朗为“对手”、“挑战”。

在安全观和安全政策上，双方也严重对立。美以奉行绝对安全观，不能容忍伊朗拥有可能威胁其安全的军事能力和潜力。因此，美以视伊朗发展核能力为严重安全威胁。尽管伊朗一再声称其核计划是民用性质，专门颁布宗教法令宣布禁止发展核武器，但美以坚持认为伊朗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核武器，要求伊朗完全弃核或放弃浓缩铀，多次威胁以武力作为解决伊核问题的最后手段。针对伊朗将自身定位为“抵抗轴心”的领导者，在地区安全战略上采取前沿部署策略，培育地区代理人，在以色列周边构建以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为主要盟友的地区盟友体系的举动，美以视为“眼中钉”，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安全挑战。

三

此次军事冲突之前，伊朗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国内，伊朗由于长期被美国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美国对伊朗持续数十年的严厉经济制裁使伊朗石油生产和出口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导致伊经济接近崩溃边缘，民生日益困苦，民众抗议事件不时发生。在外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和武装连续遭到以色列重创，伊朗陷入地区抵抗阵线遭严重削弱、地区影响力下降等不利处境。内部虚弱和外部环境恶化，让美以看到了对伊朗动武、推动其政权更迭的可乘之机。

美以军事打击给伊朗经济民生造成重大损害。美以军事打击不限于政治和军事目标，还包括道路桥梁、港口、储油设施、炼油厂、海水淡化厂、医院、学校等经济和民生基础设施，其目的是试图摧毁伊朗保障民生的基本能力，进而瓦解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据伊朗官方统计，开战以来9天内伊朗31个省份153座城市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3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其中，3月1日美军对米纳布一所小学的袭击，造成175名女学生及教职员工死亡。3月7日以色列打击伊朗德黑兰等地多处储油设施，导致大量有毒物质向城市释放。伊朗表示这一袭击行为“破坏环境，严重威胁生命安全”，标志着冲突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这场战争使伊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货币里亚尔暴跌，物价持续飙升，通胀率高达45%，食品、药品、汽油和电池价格大幅上涨，面粉涨幅约986%，肉类涨幅约817%，瓶装水涨幅约650%，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进一步加深了民生困苦。

美以军事打击对伊朗政治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首先，伊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被杀害，危及政府领导和军事指挥链条。2月28日开战首日，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等核心领导人遭袭击身亡。美以试图通过“斩首行动”压垮伊朗领导层，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其次，攻击伊朗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破坏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开战以来，美以持续打击政治与军事目标，抹黑攻击伊朗政治体制，散布伊政治领导层内部分裂谣言，挑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政府正规军的关系，唆使伊朗军队哗变，意图使伊朗陷入动荡混乱。第三，试图制造分裂，危及伊朗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美以积极策动伊朗内乱，公开支持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参战，企图通过引入内战，制造民族分裂，给伊朗政府施压。第四，“颜色革命”与军事行动并举。美以在军事打击伊朗公共安全部队的同时，试图煽动民众搞“街头革命”，以实现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

多方分析认为，目前形势下，美以“速胜”预期落空后，冲突可能演变为长期消耗战。从美国方面看，中期选举临近，国际油价飙升推动其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美国政府将战争长期进行下去的决心不大。从伊朗方面看，拥有近9000万人口、千年文明古国的自信，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自尊自强以及国家体制的较强韧性，展开有力军事回击，如期成功选举产生新领袖，标志着美以希望借助军事打击快速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已基本不可能实现。从长远看，伊朗与美以矛盾进一步加深，冲突将趋向常态化。

此次冲突，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和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不可接受。冲突不仅对伊朗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还搅乱中东，危及世界和平。中东的历史反复告诉世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兵戎相见只会增添新的仇恨，酝酿新的危机。对此，中国态度鲜明，主张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主张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各国自主决定，策划“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不得人心；主张各方应回到谈判桌前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为实现共同安全作出努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莫让“待办”成“怠办” 等2则

莫让“待办”成“怠办”

冯 琴

工作中，“待办”相关表述高频出现：调研深度有待加强、工作作风有待改进、落实力度有待提升……这些看似谦逊的措辞，实则异化为一种“万能待办式”工作作风。表面上是承认问题存在，实则回避具体责任；看似表达改进意愿，实则拖延实际行动，导致待办事项年复一年出现，形成了“待办年年有、年年都一样”的怪圈。“待办”现象的滋生，本质上是用形式主义的语言套路掩盖官僚主义的行动惰性。部分干部政绩观错位，重表态轻落实，把说了等同于做了、说得好当作干得好，认为待办表态既能显示问题意识，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加之一些干部存在“本领恐慌”，缺乏破解难题的思路方法，于是用“待办”来掩饰能力不足。另外，责任链条不清晰，考核机制不健全，进一步助长形成了“待办即办结”的错误认知。破解“怠办”之弊，一是树牢为民办的政绩观，以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紧迫感，把有待变成有为。二是锻造马上办的真本领，让“马上办”办得精准、办得专业。三是立起限时办的硬标尺，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责任人，确保每个环节责任到人。（摘自河南省委《党的生活》2026年第1期上）

莫让开工即“完工”

郭光文

工地彩旗招展、气球飘飞，铳炮喧天、机器轰鸣；现场舞台高筑、龙腾狮跃，宾朋满座、观众云集……这曾是某县一个项目开工场景。可是3年过去了，这里除了留下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地之外，就是隔三岔五成群结队为拆迁遗留问题上访的人员。在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并非个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讲，还是政绩观出了问题。一些党员、干部，为了快出“政绩”，有的把“意向项目”说成是“签约项目”，有的把“签约项目”说成是“开工项目”，有的把“开工项目”说成是“完工项目”，有的把“完工项目”说成是“投产项目”。同时，为了在舆论上“扩大影响”，在开工场面上挖空心思造势，绞尽脑汁作秀。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派，助长了欺上瞒下和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造成了政绩观和诚信建设的变相扭曲，需要坚决加以制止。要树牢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好大喜功，以“作秀”代替“做事”，用“造势”代替“造福”。要克服变异的形式主义，不能以“时不我待、加快发展”为幌子，硬性规定“开工时间”；不能以“节约开支、防止浪费”为借口，强制实行“集中开工”；不能以“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为托词，随意更改项目规划。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做好项目审查、任务推进、督促检查等。（摘自《新湘评论》2026年第5期）

统计图表：《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主要指标

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

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

图为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现场。 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供图

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他们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集中展示了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凝聚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力量，2026年1月9日，在第六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向全社会发布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

张雷、连捷、任飞、金亮、冯晶、宋柳丰、崔辉、翁红华、宋清罡、万松、廖天红、闫明、谭建华、赵阳、旦知刀杰、陈少峻、居麦·阿卜力孜、林芳德、彭泽栋、易桂平等20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奋战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有的矢志以科技破解难题，用数智技术赋能警务实战；有的德法相伴、心系万家，倾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的扎根出入境边防检查一线，全力守卫国门安全；有的服务街巷社区百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在重大任务面前不畏艰辛、连续奋战，将热血与汗水挥洒在打击办案、社会治理、安全防范的最前沿，将新知识和新技术转化为赋能实战、提升战斗力的硬核支撑，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作出突出贡献。他们的感人事迹激励着全体公安民警勇毅前行、守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