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至2025年3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等重要问题，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供了科学指导。文章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文章强调，党员、干部要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广大青年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孩子们要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文章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落实好建设书香社会的各项要求，推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文章，阐释如何把全民阅读工作做深做实；邬书林的文章，对抓好全民阅读这个基本文化建设作出阐释；刘希娅的文章，结合重庆谢家湾学校的实践阐释以书香校园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刊评论员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林华的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抓好法治实施作出阐释。

许昆林的文章，阐述辽宁如何以更大决心和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张杰军、孙海生、蔡晨曦、刘俭四位专家的访谈，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陈一新的文章，阐释如何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安全能力。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联合调研组的文章，阐述如何更好发挥行政监督在破解执法突出问题方面的作用。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李勇刚的文章，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出阐释。

陈文鑫的文章，分析美以伊冲突背后的美国霸权困境。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扎实开展，张忠军的文章，阐释怎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闻华的文章，剖析“权力茧房”的危害与破解之道；熊文景的文章，分析“太平官”的危害及根源、提出对策建议。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习近平

一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二

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25年3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三

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四

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

谈到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记者布里廖夫专访时的谈话）

六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2014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七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23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考察时，走进教室同师生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八

广大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网络阅读具有方便、即时等特点，是现代阅读的重要方式，大家要合理利用。同时，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虚假失真，有的缺乏知识含量，因此要特别注意取舍，以免使学习时间碎片化，以免因接受不良信息而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九

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

（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十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一

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2019年3月1日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二

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2019年8月21日在甘肃考察时的讲话）

十三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2019年9月8日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

十四

向书本学习，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同志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日理万机，但仍见缝插针读书，理发时也读，还幽默地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咱们互不干扰。”我们要发扬这种“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屑学习，不能借口工作太忙、放松学习，不能为了装点门面、应付学习。抓好学习，有一个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去学，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2021年9月1日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十五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2022年4月23日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

十六

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七

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

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2025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民盟、民进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至2025年3月期间有关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重要论述的节录。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求是》杂志编辑部

阅读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是一个民族精神涵育和文脉传承的基本途径。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对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引领全民阅读积厚成势、兴化成风，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不断浇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文，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至2025年3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阐明读书学习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对建设书香社会、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全民阅读提供了科学指导。今天，身处重大变革时代，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空前提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和深远考量，推动全民阅读迈向更高水平，让阅读的阳光照亮每一处角落、每一个人。

今天，为什么要更加强调读书

读书连着知识与人、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命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强调的：“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书籍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通过阅读经典、理解经典、转化经典，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时间的河流中“活起来”、“火起来”。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古籍整理工程、经典进校园等活动，本质上就是以阅读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阅读是超越个人经验局限、进入广阔思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阅读，可以温润心灵、开阔视野、启迪思想，是干好工作、履行好职责使命的基础。人的认知能力、思维水平、审美趣味乃至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正所谓“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阅读又是凝聚共识、构建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当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人们共读同一本书、共享同一种思想资源时，无疑更容易相互理解与沟通。阅读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书籍是低成本的知识载体，一本好书可以让偏远地区的孩子接触前沿思想和知识，打破地域与资源的限制，获得成长进步。

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绵延不绝，与一代代中国人崇尚读书的悠久传统密不可分。自古以来，“诗书传家”、“书香门第”、“至乐无如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等观念深入人心，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牛角挂书等故事脍炙人口。中国古代教育以经典诵读为核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成为士人修身立命的根本。书院制度的兴盛，使读书从个体行为扩展为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野”，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两汉经学昌盛，再到宋明理学兴起，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广泛阅读实践。这种重学尚读的传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养分，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基因。放眼世界亦如此，西谚有云，读书对于智慧，就像体操之于身体，莎士比亚认为“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毛姆则把阅读比作“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借助进步书籍、报刊的广泛传播，使大众接受先进思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阅读，通过立法保障、教育引导、全民活动等方式，让人们重温与书作伴的时光。比如法国政府2021年提出将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一项“国家伟大事业”，旨在提升全民阅读素养。

今天，行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快速迭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无论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大力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气，充分发挥阅读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然而，在当下快节奏、数字化的生活中，也有人信奉“读书不如当网红”，有人宣称“低学历也能出人头地，高学历也可能生活不易”，一些人刻意夸大极端个例、制造对立，“读书无用”的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其根源，就在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作祟。的确，读书的“好处”也许不会立竿见影、即刻“变现”，也不会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功利，但一定会在人生的“长跑”中持续“兑现”，如雨露般潜移默化地滋养生命。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取得成就的人学历不高，但不等于他们不重视读书学习。更普遍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人正是通过不断读书学习取得进步。古今中外，那些成大事者，无一不是把读书刻进骨子里的人。阅读力决定适应力，影响创造力。当前，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各种新经济形态和新领域新职业新岗位不断涌现，对知识和人才的要求更高、更迫切。只有大量阅读，不断提升能力、充盈内心、澡雪精神，才能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人生价值。

“读书无用论”还与“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读书”的错误认识有关。当前，大数据与算法推荐、短视频平台、集合类资讯平台、社交媒体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获取知识前所未有地便捷高效，但并不能代替读书。读书是有目标、有思考、有反馈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过程，是实现知识内化和人格完善的自我塑造。心理学研究表明，深度阅读能够有效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认为有了人工智能，就不用读书学习、深入思考，甘做思想上的懒汉，其危害不言而喻。现在，一些人被算法的“精准投喂”困在“信息茧房”，眼界和能力逐渐退化；一些人沉迷于碎片化、浅表化阅读，难以形成系统深刻的理解认知。须知，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人类对问题的思考、对精神的追寻、对真理的探求，从来都离不开平心静气的阅读。

党员干部要勤读书、读好书

党员、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切实发挥榜样作用，可以更好激发全民阅读的积极性。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员、干部带头读书的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多读书、读好书”，“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我们党历来重视读书学习。从延安时期为了克服“本领恐慌”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到“进京赶考”前选编12种“干部必读”；从改革开放后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读书学习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员、干部健康成长、提高素质、增强本领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读书当成“最大的爱好”，在陕北插队时“到处找书、看书”，不惜步行30里去借《浮士德》，在梁家河窑洞的煤油灯下通读过3遍《资本论》；在福建宁德，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扛着自己的书带大家一起学、一起读；在浙江，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头凤》，增进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重温《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翻看《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并表示“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在各种讲话中引经据典，外交场合谈起各国文学作品如数家珍……总书记身体力行，从大量阅读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智慧，为推动全党读书学习树立了典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许多新问题新课题，同时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昨天的知识未必能解释今天的现实，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认认真真读书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党员、干部应当读哪些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领导干部“围绕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那些与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的书来读”。一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多读、精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广泛阅读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各类书籍。比如，介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智能制造技术等前沿科技的书，探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书，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书，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的书，等等。

党员、干部应当怎样读书？书山有路，读书有法，但归结起来还是要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现在，党员、干部工作繁忙，但决不能拿“没时间、没精力”当不读书的“挡箭牌”。越是工作繁重，越要警惕“埋头式”干事的事务主义，多问问“今天读书了吗？”多想想“最近有什么思考收获？”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挤”就是善于把各种零碎时间利用起来读书学习，“钻”就是反复深入思考研究。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读有所思、思有所得、得而能用。

培养阅读习惯要从青少年抓起

青少年处于养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从小埋下读书的种子、培养阅读兴趣和能力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青少年阅读，在多个场合讲述过小时候就从小人书中知道了“岳母刺字”的故事、15岁时读马列著作等经历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和深远影响。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寄语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教导广大青年“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谆谆嘱托、殷殷期盼，对青少年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青少年最热衷探索未知和新鲜事物，对阅读有着天然的兴趣。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0至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6.6%，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1.65本，每天阅读纸质图书36.30分钟，高于2023年的35.69分钟。但也要看到，青少年阅读的内容多与“应试”有关，自主阅读习惯也不乐观。图书市场上，各类教辅备受追捧，课外读物却乏人问津。一些高校图书馆借阅量逐年下降，一些大学生不愿读书读经典的问题令人忧虑。培养青少年阅读习惯、阅读能力，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家庭是阅读的起点，家庭环境、父母行为深深影响着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现在，很多家长在幼儿教育时期追求孩子认字、识数以及各种所谓智力开发，上学后奔波于各种兴趣班、辅导班，“刷题”占据了大量时间，却把阅读习惯的培养晾在一边。这种功利性教育不仅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还会给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带来困扰。“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拥有一种精神家园。”而这个家园，是由一本本书籍垒砌起来的。家长们应当认识阅读对于孩子涵养品格、发展心智的长期价值，把阅读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同时要言传身教作榜样，当好孩子阅读的陪伴者和引路人。

教育导向对孩子的阅读行为具有“指挥棒”作用。一段时期以来，应试教育成为提高学习成绩的不二法门，阅读在教育体系中有意无意被边缘化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比如，高考语文命题不断释放出重视阅读积累的信号，其他学科也更加注重对阅读能力的考查。同时，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孩子们有了更多阅读的时间和精力。要鲜明树立鼓励阅读的教育导向，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加强阅读辅导，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在师生共读、书香氤氲的校园中让孩子们静心阅读、健康成长。

向青少年推荐阅读书目、提供阅读指导十分重要。现在，图书市场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有的内容注水、知识错讹、编校质量堪忧，有的甚至隐含不正确的价值导向，加之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鱼龙混杂，极易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要适应青少年阅读特点和身心成长规律推广阶梯阅读，开展阅读指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让孩子们在经典阅读中与先贤对话、在童话故事中放飞想象、在科学读物中探索未知，使阅读成为生命的锚、成长的根。

提升全社会阅读服务和保障水平

阅读是基本的文化权益，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需要相应的文化资源、设施和服务等来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强调要“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更好服务和保障人民阅读权益作出思想指引、阐明实践路径。

这些年，“全民阅读”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自2014年起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大会已连续举办多届。2025年10月，国务院批准自2026年起，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今年4月20日至26日将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开幕启动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主题即为“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特别是2025年1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在为公民提供优质阅读内容、加大全民阅读推广力度、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强化全民阅读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活动的高度重视，意味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入“法治保障”新阶段，必将对文化强国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无论是阅读资源配置，还是实际阅读量，我国全民阅读水平依然有不小提升空间。比如，2024年末，公共图书馆藏量人均只有1.07册（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阅读资源还不平衡，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阅读保障还不够有力。这些短板，影响着书香社会建设和人民精神富足的成色，必须各尽其责、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全社会阅读服务和保障水平。

全民阅读需要有大批好书可读，出版物供给质量关系阅读质量。如今各类读物琳琅满目，但也存在总量多、精品少、跟风出版等问题。统计显示，2019年至2023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年销量小于5本的图书平均占比达34.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比则高达43.8%。2023年销量小于10本的品种数超过百万种，相比整个零售市场237.4万的动销品种数，近一半图书积压在仓库，甚至面临报废、化浆的命运。要把资源和力量集中在有价值、有效益的精品生产上，更加注重选题策划和编辑把关，提高出版物的思想水准、文化含量和出版质量。当前，手机阅读、听书等数字化阅读渐成主流，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6.7亿，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6%。要加强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打造便捷可及的数字阅读平台和智能化阅读场景。图书价格乱象直接影响精品图书生产，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有效治理网上图书价格无序竞争，构建出版社、电商、读者多方共赢的好生态。

实体书店是人们亲近阅读的重要场所。图为2025年7月25日，在广西南宁市一家新华书店的少儿多功能阅读活动区，小朋友和家长看书学习。 新华社发 喻湘泉/摄

全民阅读还需要便捷普惠的阅读空间。近年来城市书房、社区书屋等新型阅读空间深入街道社区，人们阅读更加便捷。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已经全部免费向读者开放。但同时也存在设施使用率不高、阅读资源供给的精准性、有效性不足等问题。要盘活用好各类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职工书屋等阅读场所，加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慧图书馆体系，让阅读渗透社会肌理、融入人们生活。实体书店是图书零售环节的重要渠道，是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家园，“逛书店”曾是很多人的精神享受。现在，很多实体书店在电商洪流和数字浪潮冲击下，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要支持实体书店坚守本位、融合经营、创新发展，挖掘更多潜在读者、消费者，使其成为联结图书、读者和文化的精神纽带。

阅读的“全民化”，离不开阅读资源和服务的“均等化”。当前，我国全民阅读设施分布并不平衡，图书馆、实体书店多集中在城市，乡村的阅读设施和资源较为匮乏。有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比农村居民高出18.4个百分点。要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阅读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更好服务乡村阅读。对待阅读障碍者等群体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目前，我国还有不小规模的阅读障碍群体，其中有1700多万视障人士。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3.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9%，他们有着不一样的阅读特征和阅读期待。要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充分考虑老年人阅读需求和特点，提供适老阅读内容，优化适老服务标准，为老年人提供阅读便利。

开卷有益，开卷有责。当读书真正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时代风尚，当城乡间书香飘溢、校园里书声琅琅、家庭中温馨共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一定会更加厚重深邃。

把全民阅读工作做深做实

把全民阅读工作做深做实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讲究开卷有益。从“凿壁偷光”到“囊萤映雪”，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是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如果说阅读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全民阅读则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和创新动力。一个崇尚阅读的民族，才能自信自强、生生不息；一个热爱阅读的国家，才会人才辈出、活力迸发。

习近平总书记热爱读书，率先垂范，一贯强调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他曾表示，“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他多次对党员、干部强调“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在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他勉励青年“通过读书学习升华气质，以学养人、治心养性”，寄语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强调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深刻阐述阅读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的成长进步的重要作用，从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高度强调阅读的重要意义，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既是顶层引领，也是殷殷嘱托，彰显着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贯穿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深远考量，寄托着构筑中华民族厚重深邃精神世界的深切希望，引领全民阅读积厚成势、兴化成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神州大地书香浓郁，全民阅读工作已从单一性、自发性、短期活动向多层次、系统性、持续推进转变。

法治根基夯实筑牢，常态长效的工作格局正在形成。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将全民阅读纳入本地发展战略，从规划设计、资源配置、活动组织、服务推广等方面予以大力保障，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细化措施，以持续常态、高效高质工作机制，推动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2025年1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布，对加大全民阅读推广力度、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强化全民阅读保障措施作出了相应规定，以立法形式，把全民阅读工作已有的做法、经验、模式等转化为制度安排，将有力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科学化，为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阅读活动蓬勃开展，书香四溢的浓厚氛围正在形成。近年来，以“书香中国”为总体品牌，全国各地积极开展阅读活动，“书香江苏”、“书香河南”、“书香荆楚”、“书香赣鄱”、“书香陇原”等一大批区域阅读活动各具特色、各有风格，“一地一特色”品牌活动形成阅读接力，华夏大地书香弥漫。中宣部主办全民阅读大会，广泛凝聚共识，带动各地各部门积极创新，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2025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准自2026年起，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更激发了全社会阅读热情，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纷纷策划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展现文化底蕴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全民阅读的群众参与度、辐射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022年以来，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浙江杭州、云南昆明、山西太原连续举办4届，成为扩大全民阅读影响、激发人民群众阅读兴趣、引领社会读书风尚的重要活动和平台。图为2025年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数字阅读论坛暨第十一届数字阅读年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阅读设施初具规模，处处可读的服务网络正在形成。各地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农家（职工）书屋等全民阅读设施不断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积极拓展阅读功能，城市书吧等新型阅读空间不断涌现，在公园绿地、交通枢纽等处，阅读场所随处可见。目前全国已有2692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城市新型阅读空间逾4万个，各级各类全民阅读基础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内容资源和设备不断升级，阅读服务触角不断延伸，为阅读提供了更多便利。

阅读保障精准发力，人人参与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针对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和特点，各地各部门加大分众化阅读引导，加强特殊群体阅读保障，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边远地区阅读活动。《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书香飘万家”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先后印发，引导帮助孩子们爱读、乐读；《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工作举措，为老年人阅读创造良好条件；《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等细化具体措施，大力保障残障人群阅读权益；“点亮阅读微心愿”、“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持续举办，助力农村地区阅读，人民群众阅读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在全民阅读工作推动下，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不断攀升，阅读人口显著增加，城乡阅读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4年的78.6%上升至2024年的82.1%。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民阅读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国民阅读在阅读数量、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等方面仍待进一步提升。例如，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还未能很好结合，丰富厚重的阅读风气仍需培育；少年儿童阅读习惯有待引导培养，2024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6.6%，对比国际上先进国家还有差距，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共同努力，为少年儿童创造更好阅读环境；城市务工人员的阅读环境和条件需要改善，残障人士阅读内容和服务不尽完善，阅读保障仍待加强；西部地区和乡村阅读基础设施比较欠缺、阅读资源相对匮乏，实体书店在全民阅读中的功能与作用尚待进一步发挥；等等。这些都表明，全民阅读工作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仍有距离，与建设书香社会目标还不相适应。

有书香的民族才有未来，重视和善于阅读的民族才有希望。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阅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更加需要培养阅读习惯、增强阅读能力、提高阅读质量，这关乎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关乎整个民族和国家创新力创造力的培育。必须持续强化全民阅读工作，引导推动广大人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沛的文化滋养。

一以贯之做好阅读引领。精心组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阅读学习，引导广大群众体悟思想力量、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的阅读，持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通过读书增强精神力量，提升道德修养。强化受众意识和效果导向，不断探索主题阅读活动的新载体新方式，优化主题阅读活动的传播形式，增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源源不断提供优质内容。着力提高出版品质，加强导向把关、内容把握、质量把控，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用精品出版物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品位。丰富出版产品的内容、载体和形式，优化出版结构，通过实施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重点出版工程等，源源不断为全民阅读提供优质资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阅读需求。加强优秀出版物评选推荐，发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引领示范作用，加强评论推介，让更多好书直达读者。

久久为功优化阅读推广。阅读爱好因人而异，阅读兴趣千差万别。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必须深入研究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人群的阅读需求和特点，找准、贴近读者的兴趣点、关注点，有针对性开展分众化阅读推广。将推动青少年阅读作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少年儿童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积极开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校园阅读，培育阅读家风，建设书香校园，鼓励帮助青少年快乐阅读，健康成长。抓好党员、干部读书活动，发挥党员、干部示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通过持续开展分众化、精准化的阅读推广，让阅读真正融入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

持之以恒加大阅读保障。持续优化阅读设施配置，整合文化服务资源，改进阅读场所条件，支持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开辟公共阅读空间，建设嵌入生活场景的阅读驿站、文化长廊，为不同人群创造更好阅读条件。重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阅读需求，引导鼓励学校、社会阅读推广机构等进行定期阅读指导和服务。支持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推动在民族地区开展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阅读活动，保障民族地区群众的阅读需求。切实加强面向残障人士等群体的阅读服务，积极利用盲文出版物、有声读物等阅读资源，提供高品质阅读内容和高水平阅读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保障。

绵绵用力涵育读书风尚。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读者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感受阅读的魅力，体悟阅读的美好。精心组织实施“全民阅读活动周”，办好全民阅读大会，放大全民阅读活动叠加效应，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支持各地立足本地特色，挖掘区域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品牌阅读活动，培育巩固“书香中国”品牌。大力推动阅读活动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使全民阅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全社会阅读风气日益浓厚。

扎扎实实提升工作效能。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细化条例提出的各项任务措施，加强全民阅读工作的统筹协调，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常态化全民阅读工作机制，建设覆盖城乡、实用便利、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网络，构建全民覆盖、普惠高效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开展公民阅读状况调查，完善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绩效评估机制，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及有关方面依法严格履职，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高质量推动全民阅读工作。

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锚定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全民阅读工作使命光荣、大有可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不断将全民阅读工作引向深入，让全民阅读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最深厚的文化底色、最持久的精神力量。

抓好全民阅读这个基本文化建设

抓好全民阅读这个基本文化建设

邬书林

书香润世，文脉兴邦。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全面推进，对文化建设与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阅读承担着知识传播、价值引领、道德培养的重要功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作出重要部署。要深刻把握全民阅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意义，全面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全民阅读赋能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民阅读，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全民阅读”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当前，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广泛开展，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各项工作呈现出蓬勃生机和崭新态势。阅读定位从“文化倡导”向“战略支撑”升级，阅读需求从“有书读”向“读好书”跃升，阅读形式从“纸质阅读”向“线上线下融合”拓展，阅读保障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为全民阅读持续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养成良好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还需要付出持续的艰苦努力。我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时间不长，基础条件比较薄弱，当前又面临人工智能快速进步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亟待研究破解。

如何提升人均年图书阅读量，夯实全民阅读根基？人均年图书阅读量是衡量全民阅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参与阅读。当前，我国人均年图书阅读量不高、阅读结构性矛盾突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9本。这与2021年美国的12.6本、北欧国家的近15本相比差距较大。手机阅读和听书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深入我国成年国民的生活，但人们阅读的娱乐化、消遣化倾向明显，阅读较多集中在网络资讯、娱乐信息等轻量化内容上，缺乏对经典著作的深度研读，习惯于被动接收信息，难以实现知识的有效积累。

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时代呼唤阅读，人民需要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应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重要作用，大力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气，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加强阅读引领，开展好各种读书活动，引导人们读古今中外第一流的书，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增强人文素养。完善优质读物推荐机制，聚焦主流价值、优秀文化和实用知识，为群众筛选好书、推荐精品，让优质精神文化产品浸润全民心灵、培育社会风尚。

新时代以来，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为书香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图为2025年11月举办的深圳“图书馆之城”阶梯换书大会。 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顺应技术变革，推动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加速迭代，深刻重构阅读生态。技术变革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前景，也产生许多值得关注的未知影响。机遇显而易见：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及数字阅读平台让“随身图书馆”触手可及；智慧图书馆、线上阅读活动推动优质阅读资源跨区域流动，有效破解城乡、区域不均衡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实现个性化阅读推荐；AI阅读助手、有声读物等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新媒体传播形式让阅读推广更接地气。然而，技术异化的问题同样严峻：算法推荐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使用户视野日益窄化；AI生成内容泛滥，部分自媒体利用AI生成低俗、虚假内容博眼球、追流量，误导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数字阅读的碎片化、浅表化特征消解了阅读的深度，多数读者习惯于快速浏览，出现“读了很多却什么也没记住”的现象；新媒体平台的流量逻辑让部分读者倾向于功利性阅读，盲目追求“有用”，反而难以体会阅读的真正趣味。

在数字化时代，越是工具高效，越需阅读深潜；越是信息纷繁，越要思接千载，让深度阅读成为立身、立业、立德的根基。应努力形成这样一种良性格局：既要善用人工智能等工具，帮助读者省时省力地快速获取信息、把握概貌；更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清醒认识到，真正健全的知识体系、完善的认知结构与持续的创新能力，离不开沉浸式的深度阅读。应正确处理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关系，坚持“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完善AI生成内容管理规范，建立信息甄别和优质内容筛选机制；优化算法推荐逻辑，推动其向推荐优质内容、拓宽认知视野转变；加强数字阅读引导，开展数字阅读能力培训，提升读者的信息甄别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营造深度阅读氛围，引导读者从“碎片化浏览”向“深度化阅读”转变。面对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要坚持扬长避短、善用其利，在稳步提升传统阅读质量、筑牢深度思考根基的前提下，紧紧抓住技术进步带来的战略机遇，积极创新阅读形态、拓展服务边界，走出一条坚守本来与面向未来相统一、技术赋能与人文底蕴相交融的全民阅读发展道路。

如何着眼长远发展，抓好青少年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时期是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掌握阅读方法、提升阅读水平的重要阶段，直接关乎全民阅读事业后继有人和民族精神代际传承。当前我国青少年阅读态势不容乐观，一项针对3—15岁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的调研显示，孩子的年阅读量整体偏低，四成左右的孩子年阅读量在0—5本，一成左右的孩子平时几乎不阅读。阅读结构失衡，不少青少年的阅读集中在卡通读物、网络小说等快餐式读物，对中华经典、中外名著、科普书籍涉猎不足。在应试教育导向下，学校、家长过度关注考试分数，将阅读异化为应试工具。短视频、手机游戏等数字化娱乐冲击强烈，超过八成的孩子反馈自己在阅读方面存在困扰，半数不知道怎么选适合自己的书。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面临优质阅读资源的结构性匮乏，城乡青少年阅读差距明显。

破解青少年阅读问题，应遵循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推行分级阅读指导，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让青少年在快乐阅读中感受文字与文化之美。各级学校应把阅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书香校园，完善通识教育，引导青少年学子在经典研读中厚植家国情怀、拓宽视野格局。加强对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深化学龄前阅读启蒙、青少年阅读心理等领域研究，推动阅读学与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入探究阅读的脑科学机制、心理学规律和教育学原理，提升阅读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同时，可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阅读起跑线”计划等有益经验，将青少年阅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总体部署，构建家庭启蒙、学校引导、社会支持协同发力的阅读机制。

如何坚持精品引领，提供优质阅读内容供给？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关键要有好书可读。经过几代人努力，我国在中华古籍整理、世界名著引进上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确保了古今中外经典在我国出版与阅读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前更紧迫的课题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先进思想、科技、文化成果有效转化为出版精品。比如，在政治读物方面，如何把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出版好、传播好，使其入脑入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如何依托中国发展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切实占领思想与学术的制高点？面对科技创新大潮，如何创办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推出高水平学术著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何推出更多动人心弦的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如何积极营造有利于出版精品问世的社会环境，有效打击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科学管理并坚决制止妨碍图书出版良性运行的高定价、低折扣等违背出版规律的乱象？回答好这些时代课题，才能以出版精品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提升出版品质，方能涵养阅读之源。应做强做优党的创新理论读物出版，推动研究阐释与大众传播深度融合；加强古籍整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创作出版，推出更多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精品力作，赓续中华文脉；紧跟时代需求，繁荣科普、少儿、职业教育等领域出版物创作出版，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阅读需求；加大原创精品扶持力度，完善原创出版激励机制，培育优秀创作出版人才；建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出版评价体系，净化出版市场，规范出版秩序，加强图书出版、数字阅读内容审核监管，严厉打击低俗、盗版、虚假内容，营造清朗的阅读空间。

如何健全长效机制，构建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公共阅读设施是全民阅读的主要场所，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骨干支撑。新时代以来，我国持续加大阅读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取得了多方面显著成就。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线下线上、遍及城乡、数量庞大的阅读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取得的显著成效。然而，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公共阅读设施的经费保障仍需加强、运行机制仍需改善。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要求相比，制度保障仍存在明显短板，经费保障不稳定。我国人均公共阅读设施拥有量、公共阅读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与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层农村阅读经费保障薄弱，部分农家书屋后续运维乏力，书籍更新慢、设施老化。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公共阅读设施管理运营专业化水平不高，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匮乏，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宽。这些都是推动全民阅读持续发展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建立健全推动全民阅读的长效机制，才能让阅读更好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构筑起阅读无处不在的书香社会。应进一步完善全民阅读制度体系，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为契机，加快完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全民阅读工作方案，将全民阅读工作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加大财政对全民阅读工作的投入力度，重点向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等倾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捐赠、设立阅读基金等方式，形成政府投入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格局。进一步健全阅读推广人制度，加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校教师、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培训，培育专业化、社会化的阅读推广队伍。建立健全全民阅读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开展国民阅读调查，科学评估全民阅读发展水平。

阅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永久的功课，文化强国建设呼唤书香浸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主动应对技术变革，以更实举措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工作，让阅读成为自觉的生活追求，让书香厚植文化强国建设根基，让阅读的力量滋养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作者：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以书香校园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以书香校园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刘希娅

阅读是青少年启智增慧、涵养品格的有效途径，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基础。2026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校在书香校园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重庆谢家湾学校多年来将“让阅读成为孩子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办学追求，在时间管理、空间布局、阅读引导、生态营造等方面持续探索。立足谢家湾学校探索实践，思考当前青少年阅读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因应之策，能够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把阅读时间还给孩子

在谢家湾学校，最先唤醒校园的往往不是上课铃声，而是阅览室、树荫下、走廊转角处此起彼伏的翻书声。早上提前到校的孩子们，一进学校就熟门熟路地走向就近的阅读区。即便是在中午操场跑跳嬉闹的环境中，也总有孩子旁若无人地捧着书本。这种随时随处可见的阅读场景，源自学校在课程节律与时间管理中的刻意“留白”。谢家湾学校坚持将阅读时间纳入课程与课后服务安排，严格控制机械性、重复性作业总量，保障学生每天拥有足够的自主阅读时段。当阅读不再被挤压进学业的“碎片缝隙”，才会从被动任务转为内在需求。

当前教育生态中，自主阅读时间被学业压力悄然挤占，仍是不少中小学校面临的普遍性难题。随着年级升高，不少学生的时间安排日趋饱和，“刷题”、“补课”、“应试训练”不断侵蚀原本属于课外阅读的时间。许多孩子在小学一、二年级尚是手不释卷的“小书虫”，到了高年级却逐渐放下书本，一句“没时间”成为最无奈也最真实的写照。更为严峻的是，在升学焦虑传导下，有的教育者不自觉地将阅读窄化为“提分工具”，将经典名著拆解为考点摘要，将整本书阅读视为阅读理解题训练。长此以往，学生不仅失去了从容阅读的时间，更丧失了主动阅读的内驱力。

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重构阅读的时间逻辑。教育的智慧不在于把每一分钟“填满”，而在于为孩子的自我成长“留白”。学校应以刚性制度保证阅读时间，将自主阅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必修模块；在作业设计与考试评价中坚决摒弃“以考代读”的路径依赖，推动阅读从“附加项”回归“基础项”。当教育卸下“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的包袱，将阅读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阅读才会在适当“留白”中自然发生、从容生长。

让书籍随处可及

在谢家湾学校，阅读空间从来不是藏在校园深处、仅供参观的“文化摆设”，而是被置于人流最密集、学生最易抵达的核心区域。小学部的“朵朵读吧”、初中部的“红梅书吧”打破传统阅览室的封闭格局，采用开放式布局、暖色调家具与柔性照明，营造出如家一般松弛舒适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教学楼开放式学习区、改造后的学生生活馆全天候开放，学生随时可以推门而入、取书落座、自由交流。更重要的是，馆藏建设坚持“师生共荐、专班审核、动态流转”机制，书目不仅覆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广泛纳入科学前沿、艺术哲学等多元领域的精品图书。小学低年级以绘本、童话点燃想象，中高年级引入跨学科读物与整本书阅读，初中阶段侧重思想随笔、人物传记与历史读物。阅读空间不再是冷冰冰的“藏书楼”，而是孩子们愿意驻足、乐于翻阅、习惯交流的“文化乐园”。

当前不少中小学校的阅读空间建设，仍存在“重硬件投入、轻内涵运营”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随着教育经费保障力度加大，许多学校阅读空间面貌焕然一新，但“建而不用、用而不活”的现象依然突出。一方面，图书采购与学生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部分书目版本陈旧、题材单一，缺乏针对青少年心理特征的分级分类指导。另一方面，僵化的管理模式制约使用效能，有的图书馆开放时间与管理员作息完全绑定，学生真正有时间阅读的时段反而大门紧闭；有的图书馆检索效率低下、借阅流程繁琐，无形中抬高了阅读门槛。少数学校甚至将阅读空间停留在“可展示、可考核”的表层，缺乏将图书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活动资源的系统设计，导致阅读空间徒有其表，难以真正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最是书香能致远。重庆谢家湾学校始终致力于将阅读融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不仅设有“朵朵读吧”、“红梅书吧”等集中阅读空间，还在庭院、生活馆、教学楼等处设置随时随地可读的阅读区域，并通过“小梅花数智平台”开展数字阅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书目推荐。图为谢家湾学校学生在万象花园阅读《汤姆·索亚历险记》。 重庆谢家湾学校供图

让阅读空间真正“活起来”，需要进一步推动从“空间建设”向“内容深耕”转变。学校应建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动态选书机制，赋予学生在书目推荐、空间布置、活动策划中的话语权，让阅读空间成为师生共建共享的“精神文化空间”。在管理层面，需打破行政化作息限制，推行弹性开放、自助借阅、学生志愿者参与运营等灵活模式，最大限度降低阅读的物理与心理门槛。

让阅读深下去、慢下来

在谢家湾学校开放式学习区，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学生或围坐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人生选择，或在花费数周查阅文献、比对观点、梳理逻辑后，举办一场关于“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的辩论赛。一场辩论赛的现场发言或许仅数千字，但背后的阅读量往往接近10万字。这种以真实问题驱动阅读、以深度输出倒逼输入的方式，让阅读不再是孤立的文本浏览，而是思想碰撞、逻辑建构与价值澄清的过程。同时，谢家湾学校引入数智平台记录学生的阅读轨迹与偏好，提供个性化书目推荐，并对电子设备的访问时长、内容边界实行严格管理，防止技术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入口。在纸质阅读与数字资源的平衡中，学校努力为学生守住专注沉思的空间，让深度阅读成为克服信息碎片化的精神锚点。

阅读是青少年获取知识、启迪智慧的重要来源。图为2025年6月20日，海南省定安县翰林镇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上童话阅读课。老师们将经典童话融入教学，通过角色扮演、互动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们的阅读热情。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直面现实，数字时代为青少年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海量信息也对阅读专注力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挑战。短视频、碎片化资讯、通用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重塑新一代人的认知习惯。不少学生面对一部经典名著，第一反应是打开网络平台搜索“三分钟讲透”，误将信息摘要等同于文本理解。算法推荐机制下的“投喂式”阅读，看似提升了获取效率，实则剥夺了学生对复杂文本耐心揣摩、反复咀嚼的机会。长期沉浸于跳跃、零散、感官刺激强烈的轻量化信息流中，青少年的注意力会持续下降，难以适应长篇文本的逻辑推演与深度思辨。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当外部信息不断替代内在思考，青少年主动梳理知识脉络、进行批判性思考、构建系统认知的能力将被逐渐削弱。深度阅读所培育的独立思考力、价值辨别力与情感共情力，恰恰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核心素养。

应对这一时代课题，需要在书香校园建设中承担起守护专注力与思维深度的教育责任。学校应明确区分“信息检索”与“阅读成长”的本质差异，引导学生在数字洪流中保持清醒的认知边界。课程设计上，需强化“慢阅读”训练，通过整本书精读、主题研读、跨文本比较等方式，培养学生长时间聚焦、层层剥茧的思维耐力；教学实践中，应鼓励以项目式学习、辩论演讲、研究报告等输出型任务驱动深度输入，让学生在真实表达中体验阅读的思维张力。当学生们在慢慢读、反复想、大胆辩的过程中，养成“延迟满足”的阅读心智，数字时代的技术红利将会进一步转化为阅读教育的有效助力。

共同涵育氤氲书香

书香校园建设离不开学校、家庭与社会同向发力。在谢家湾学校，教师被定位为阅读生态的“第一示范者”，学校定期组织教师间关于教育经典、认知科学、人文社科专著的共读研讨。当教师手不释卷、言必有据，其潜移默化的示范影响远胜于空洞说教。在家庭端，学校在社区设立了专门的“谢老师聊天室”，每周六由一至两名教师走进聊天室，开展阅读推广、咨询辅导。同时，学校主动对接区域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站、出版社等，推动图书资源互通、阅读活动共建。通过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方联动，打造良性循环的阅读生态圈。

当前三方协同推进阅读，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比如，家校共育存在“行动脱节”。许多学校的家校沟通仍停留在作业布置、成绩通报与纪律管理等事务性层面，缺乏针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常态化专业对话。大量家长虽具陪伴意愿，却因缺乏科学指导，不自觉地将亲子阅读异化为“阅读打卡任务”，使家庭阅读沦为学校作业的延伸。又如，学校与社会优质文化资源的对接仍显松散。尽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但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社区书房、实体书店等社会空间之间，尚未建立起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资源互通机制，未能深度嵌入学校课程体系与日常教学链条。若不从治理层面破解各自为战的困局，书香校园建设极易陷入“学校干、家长看、社会缺位”的结构性尴尬。

破解三方协同难题，需各方提高认识、明晰定位、共同努力。学校应主动担当“枢纽”角色，推动阅读向家庭和社会延伸。对于家庭，应将家长从“配合者”转化为“共读者”。学校可通过开设家长阅读学堂、发布亲子共读指南等方式，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选书与陪伴方法，让家庭成为书香校园的自然延伸。对于社会资源，应将“单向对接”变为“机制融合”，探索建立区域性的图书资源共享联盟，推动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览室实现通借通还；建立“阅读导师库”，让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学校阅读课程建设。当学校、家庭、社会在阅读价值上达成高度共识，在资源配置上实现深度耦合，阅读教育就从“孤岛”走向了“大陆”。

建设书香校园，表面上看是改善阅读环境，本质上是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当琅琅书声成为校园最动人的旋律，当手不释卷成为孩子最自然的生活习惯，青少年的精神底色必将更加丰盈，中华文脉也必将在书香氤氲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

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求是》杂志评论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举行的全国性大会，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凝聚了力量。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握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是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4%；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在50%左右。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科技创新的“催化剂”、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稳就业稳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经验也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面向“十五五”，我们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增强推动服务业发展的紧迫性和主动性，统筹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以更有力务实的举措推动服务业发展迈向新高度。

注重需求牵引，深挖服务业发展潜能。服务业的本质是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支撑保障，突出需求牵引是释放服务业潜能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加快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消费趋势日益增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等服务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同时，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虽然我国在生产制造环节具有明显优势，但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质量检测、品牌营销等环节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生产性服务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据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百万亿元，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着力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水平。

深化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为什么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能级质效都还不够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比如不同地区服务准入标准不统一、部分领域服务标准缺失、新业态新模式监管体系不完善等，亟须通过改革的办法破除发展障碍，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发展活力。要把握服务业发展规律，创新思路办法，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统筹发展和监管，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基础制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推进服务领域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清理不合理的服务业经营主体准入限制。深化服务业监管改革，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

强化科技赋能，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许多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各类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正是科技赋能的结果，科技创新已成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引擎。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利用先进技术赋能服务业，大力推动高附加值、创新型服务业发展。要加强数智服务，支持数智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层面广泛应用，丰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应用场景。融合化是服务业助推产业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促进“服务+制造”融合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培育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适应服务业各领域交叉渗透、交互作用、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推进科技、信息、文化、体育、养老、家政、商贸等服务业融合互促发展，加快培育数字创意、特色文旅、智慧健康养老、法律科技等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坚持开放合作，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坚持开放合作，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能吸引全球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各种要素向我国聚集，推动国内服务业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高竞争力，也能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要加快培育服务贸易数字化新动能，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品牌是企业的市场标识，我国服务业品牌数量多，但国际知名品牌偏少，品牌培育总体上还比较滞后。要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奋进“十五五”，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定能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加澎湃动力。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实施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实施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实施论述

林 华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对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至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实际，把握社会主义法治规律，对法治实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

法治实施，是法律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体运用的过程，包括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等环节。我们党高度重视通过法治实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进法治实施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强调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辅相成，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强调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抓好法治实施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为法治实施全过程各环节指明正确方向。

这些年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法治实施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法治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法治大事。坚持依宪治国，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宪法实施和监督取得重大成效。编纂和实施民法典，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张清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推进司法责任制、员额制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废止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依法纠正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显著提高。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以案释法”，将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有效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护航全党全国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破坏法治的现象。比如，部分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选择性执法、粗放执法、运动式执法仍时有发生，执法不作为问题仍存在，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动保障等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存在脱节，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止步于行政执法环节，出现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情况；司法公信力还需提升，一些案件办理质量不高，存在证据运用、法律适用不够精准问题，“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风险隐患未完全根除，群众对一些司法行为仍有质疑；权力干预现象尚未杜绝，有的地方以“发展大局”、“维护稳定”为名突破法律底线，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的错误观念在局部还有市场；法治实施协同性不足，执法、司法、普法等环节衔接不够顺畅，跨部门、跨领域执行难问题仍未解决；部分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依法维权能力不足；法治监督主体分散，协同监督不足，纠错问责机制刚性不够，发现问题难、追责问责难；等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不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些都对更好发挥法治的保障促进作用、加强法治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也对执法司法质量、法律正确有效实施有了更多期待。必须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真正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法治长城。

二

宪法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法治实施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进一步推动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化法规化，才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我们党登上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了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克服了一切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遵行，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要坚定法治自信，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要求不断提高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2020年，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更加有力法治保障。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宪法，充分发挥宪法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重要作用的一次成功实践。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原则、精神贯彻到立法中，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比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和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立法工作，均对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研究，阐释草案实施宪法情况，区分不同情况作出适当处理。加强宪法解释，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每年发布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披露典型案例，推动解决涉罪人员近亲属“连坐”、涉罪人员权利限制等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推动将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要进一步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加强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违宪行为。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

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必须在贯彻实施好宪法的基础上，推进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各环节共同发力、协同配合。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是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只有使法治实施更好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互促进，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才能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支撑。

保证法律有效实施，严格执法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解决“不规范”问题，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解决“不严格”问题，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对“不透明”问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推行阳光执法；对“不文明”问题，要杜绝暴力执法、过激执法，充分考虑执法对象切身感受，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必须树立正确法治理念，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实施要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法治经济，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就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消除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经营主体的利益关系，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通过公正裁判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努力以高质量司法守护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图为2025年4月22日，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在一艘渔船上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供图

公正司法是法治实施效果的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活动，可能给当事人及其企业、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必须贯彻平等保护。比如，落实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高效处理各类商事纠纷，严肃追责问责民事纠纷刑事化、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偏向性司法等行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司法，为当事人便利参加诉讼提供智能化、数字化、一体化保障。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问题，要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全民守法是加强法治实施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要靠上访、信访，找门路、托关系，甚至要靠聚众闹事等极端行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比如，衡量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要看经营主体是否具有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如果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等违法事见怪不怪，偷工减料、质次价高的亏心事屡见不鲜，市场秩序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就无从谈起，更遑论信用经济。要引导各类经营主体把守法经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鼓励企业家主动做诚信守法的表率，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全民普法和守法工作，要作为长期基础性工作继续走深走实，紧跟时代、创新方式，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加强以青少年、领导干部为重点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推动法治有效实施，必须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只有不断完善法治监督体系，才能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法治得到正确有效实施。要加强党对法治监督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快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强化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坚决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加强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监督管理，加大对违法和不当行政、司法行为的纠错力度，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的机会。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拓宽人民监督渠道。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需要人来执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再完备的法律体系也难以变为法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首先要把专门队伍建设好，不断推进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实绩导向，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教育、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满腔热忱投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国际传播中心执行秘书长、教授

以更大决心和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以更大决心和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许昆林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对辽宁而言，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只有建设好投资、营商等软环境，才能有效遏制资本、人才流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内容，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举全省之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看到辽宁响鼓重锤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纷纷对辽宁投下信任票，对深耕辽宁更有底气，对辽宁未来更有信心。实践证明，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再怎么重视、再怎么抓都不为过。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自我革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全省各地都在铆足劲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仍存在不少痛点、堵点，还有一些已解决问题出现反弹回潮。

服务意识不强，“官本位”思想突出。有的干部热衷于当官，喜欢摆官架子，权力观扭曲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对如何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思考少、行动差，把精力放在造声势、争排名、博眼球上，而不是放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提升服务质效上。比如，海城市购买“百强县”榜单进位，既没有带来产业提质升级，也没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种重“面子”轻“里子”的行为，不但劳民伤财、造成资源浪费，更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预期。

吃拿卡要，以权谋私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干部滥用权力、雁过拔毛，对违规占用企业和群众财物习以为常，徇私枉法、“蝇贪蚁腐”问题边清边冒，有的把公权当私器，利用审批评审权力索要收受贿赂，企业和群众深受其害。比如，省城乡和住房建设厅驻政务大厅一名工作人员，窗口接件时对送钱的当天转办，不送的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故意刁难，8年收取好处费1600余万元，把手中的“小权”用到极致。吃拿卡要刮的是民脂民膏，以权谋私干的是黑心勾当，严重污染政治生态，极大破坏营商环境。

不讲诚信，承诺不兑现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地区和部门不讲信用、不守承诺、不按制度办事、不按政策落实等问题仍然突出，政府机关拖欠企业账款、长期不认账等现象仍然较多，有的即便认账也拖着不还，还钱还要看脸熟，离打造履约践诺的信用环境差距较大。比如，锦州市凌河区一家环卫企业，因政府失信长期拖欠作业费，经营陷入困境，不仅员工工资难以发放，还直接影响到环卫服务的质量。政府诚信是企业诚信、社会诚信的标杆，一旦政府失信，将严重侵蚀经营主体信心，也会给一个地区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所导致的后果需要全社会买单。

违规执法司法，侵害合法权益问题仍未杜绝。有的地区和部门钓鱼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等问题较为突出，多头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给企业带来较大负担。辽宁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渔船倾覆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执法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沦为违规渔船的“保护伞”，暴露出渔业安全生产监管中的漏洞。还有一些干部枉法裁判、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涉企案件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久办不结，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既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企业和群众利益，也违背了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原则，法治环境遭到践踏。

行政效能不高，办事还存在拖拖拉拉现象。有的地区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数据融通共享、审批服务协同不够，网上服务事项不全、信息系统连接不畅、数据共享程度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企业和群众仍然“多次跑、多头跑”。一些部门在涉企服务中推诿扯皮、“踢皮球”，审批事项繁杂，对企业和群众合理诉求消极应付，“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辽宁查处的一名干部在忏悔时讲道，为了捞取好处，故意把简单事项复杂化，给他送钱才能办，这是典型的人为设置流程障碍、故意拖延刮油水行为，极大损害政府形象。

市场意识缺乏，工作中仍存在急功近利、短视行为。一些干部遇到矛盾和问题，往往直接采取行政手段去处理，动辄限制管制“一刀切”，而不是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解决。有的不会创造条件吸引社会投资，不善于发挥市场力量，身子在市场经济时代，脑子还是计划经济思维。制定政策缺乏针对性，依赖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使招商引资异化为比地价低、拼补贴多、争优惠大。

这些都充分证明，营商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辽宁在省、市两级均设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发现—核查—整改—反馈”闭环管理机制，直查直办、挂牌督办、速查快办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形成了有力震慑，企业和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新变化。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营商环境实现大突破，“十五五”时期才能有大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应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向沉疴积弊亮剑，重拳整治顽瘴痼疾，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完善政策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推动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企业决定去哪里投资经营，政策环境是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政策红利是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在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政策落实上下功夫，让承诺的红利真到账、快到账。因地制宜优化政策，对现有惠企政策进行梳理、整合和归类，及时调整修订经营主体获得感不强、满意度不高和效果不明显的政策，广泛征求经营主体意见，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注重政策集成、协同配套、务实管用，持续推出具有地方特色、针对性强的政策包，让经营主体可感可及。高效精准落实政策，不断提高政策享受便利性，着力解决政策堵点卡点问题，强化政策落实的穿透力，清理优化流程过于烦琐的政策，大力推广“免申即享”，为企业提供找得到、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为进一步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转变，辽宁省出台《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积极谋划开展营商环境成效跟踪评价和经营主体感受度评价，推动全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辽宁省沈阳市以12345热线为依托，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有力有效解决经营主体、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图为2025年10月10日拍摄的沈阳市12345热线效能监察平台。 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供图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把企业当“自己人”，就要先给“公平入场券”。市场准入是企业参与竞争的起点。如果准入环节存在壁垒或隐性限制，公平竞争就无从谈起。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靠关系、讲人情等歪风邪气坚决说不，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统筹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增强对人才、资本、数据等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拿出更多硬招实招做好降本增效这篇文章。绘好产业链图谱，着力解决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问题，帮助上下游企业共享资源、对接配套，积极撮合行业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精准指导企业研发转化应用，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重塑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活用足政府投资基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辽宁设立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签约17个、意向投资7亿元项目，将进一步优化辽宁产业布局，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效便利是一流营商环境的基本要求。营商环境的竞争，本质上是服务质效的竞争。必须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的立场思考，把企业和群众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效，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强化数字赋能增效，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高“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水平，探索“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推动更多业务掌上办、网上办、随身办，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探索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拓展，持续推行“不见面审批”，提高窗口办理效率，简单事项立等可取、一站办结。2025年底，辽宁公开披露一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一名外地群众购房4年半后才办好居住证。以此极端个例为突破口，在全省迅速铺开居住证改革，办理时间从过去的7日到15日压缩至分钟级，同时举一反三，持续扩大省级政务服务“立等可取”事项覆盖面，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实践证明，营商环境不是抽象的，直接体现为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具体感受。只要多站在企业和群众立场优化服务，把每一件“小事”办实、实事办好、好事办快，就一定能让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公平正义是法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如果连公正都维护不了，就会丧失企业和群众的信任，这比任何损害都严重。必须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和责任体系建设，坚决整治运动式执法、趋利性执法、钓鱼执法等乱象，规范涉企执法自由裁量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持续开展规范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扫码入企”检查，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防止重复、多头检查。徙木立信才能取信于人。聚焦企业痛点和民生难点，辽宁在全省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清欠工程款等行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重塑营商环境。有企业家感慨：“辽宁抓住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广大投资者、经营者的心。”必须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全面推进信用代证制度，强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践诺专项整治，着力纠治失信失诺等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把诚信政府的形象立起来，大力营造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诚信社会环境。

人文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一次文博展、一场足球赛能够带火一座城，“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花园城市能够让人流连忘返，解决好“马路拉链”、停车难等民生问题能够改善城市形象，这些都是营商环境。必须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和功能品质，持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加大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以精准化、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企业提供保障，尽心竭力解决企业后顾之忧。辽宁实行了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以解题思维帮助企业破堵点、育场景、找市场，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这种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的精准服务，能够有力帮助企业化解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以暖心服务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近期，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辽宁实地考察、洽谈合作，有企业家第一次走过山海关，就决定在辽宁投资，坦言“这种‘把心放到肚子里的踏实感’，是决定在这里投资的重要前提，有信心在这里实现价值，也愿与辽宁共同成长”。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引导各行各业强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珠三角制造业的“破”与“立”

珠三角制造业的“破”与“立”

谢 泓

最近几年，每当驱车行进在深中通道，一个问题常在我脑海中萦绕：珠江东西两岸，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制造底子，为何呈现截然不同的产业图景？为何一边很多企业被困在原地，另一边不少企业却能跑出全新赛道？或许，这不是地理的沟壑，而是思维的分野。

走进许多新建工厂，会有一种时光的错位感。流水线上，工人们熟练地组装着“新款”产品。所谓“新款”，不过是外壳从圆改成方，颜色从白换成灰。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他们花了三个月“研发”的成果。我问，有没有想过把这种加热技术用到别的地方？他愣了一下，好像我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这便是过去几十年里太多企业活成的样子：为“器”所困。

《道德经》里有句话“朴散则为器”，意思是木头被劈开、被雕琢，就成了有固定形状的器具；而《论语》中的“君子不器”，则告诫人不要像器具那样，把自己限定在单一的形状和功能里。这两句话今天读来仍醍醐灌顶。

过去，我们制造企业太擅长把自己焊死在某个产品形态上：我就是做电饭煲的，我就是做风扇的。技术创新被死死框在既定轨道里，只能沿着“外观微调、功能叠加”的方向小步快跑。在需求旺盛、技术平稳发展的年代，这种稳健的打法没有问题；可一旦技术加速迭代、市场快速变化，供过于求的潮水漫上来时，这种微调式创新就成了一种“内卷”。

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醒过来了。它们不再问“我是做什么产品的”，而是问“我能解决什么场景下的问题”。在深圳龙华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过一个从事汽车移动电池相关业务的创业者。他之前在一家手机厂做电池管理系统，离职创业后，把手机电池快充与快放技术“拆”出来，放在电风筒里，变成无线电吹风机，放在越野车里，成为世界最大的越野车备用电池制造商，最近又将电池放在大卡车里，作为大卡车空调及生活备用电池，希望用电池新技术让全国几千万个卡车司机工作与生活更加舒适。他的办公室像个玩具房，桌上散落着各种半成品，电池、传感器、柔性屏、蓝牙模块，像一堆五彩斑斓的积木。“这些东西单独看，都不新鲜”，他随手拿起一块电池，“但你要去想，今天哪个人群，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想清楚了，把这些积木重新搭一遍，新产品就出来了。”同样的电机，装进电饭煲，毛利率20%；装进监控摄像头，毛利率40%。工艺没变，变的只是它被安放的位置，一个在旧场景里徘徊，一个在新场景里突围。

无场景，不创新。过去，逻辑是反过来的：先有产品，再去找卖点。于是电饭煲越做越“聪明”，可用户根本不需要它聪明到能发朋友圈。创新脱离了真实场景，就成了自娱自乐。而现在，技术可以被打散、被重组、被重新定义，一切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终点。摄像头不只是手机的配件，它可以是无人机的“眼睛”，可以是智能安防的“探头”，也可以是某家初创公司做老年人行动检测的“传感器”。许多制造企业没有抛弃制造，而是在制造的基础上，向微笑曲线（产业链中研发、品牌两端附加值更高）的两端延伸。不再单纯卖一台电饭煲，而是输出一套家庭膳食解决方案；不再是卖一台空调，而是交付一套室内空气管理系统；不再是卖一组家电，而是构建一个家庭健康服务平台。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凭借技术优势与全链条服务，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抢抓产业机遇，创新服务模式，主动前移服务端口，持续加快关键电子元器件国产替代。图为2026年3月16日，在深圳市大鹏新区，一家从事电子元器件研发制造的科技公司的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 广东省委宣传部供图 刘钢/摄

我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数量庞大、家底薄弱的中小企业，没有雄厚的研发预算，也没有奢侈的试错空间，他们成功破局的钥匙在哪里？一个答案是：不盲目追求从“0到1”的原创技术，而是借助科技服务业，推动旧产业驶入新赛道。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建设基于产业集群的对标创新中心。这个中心做什么？简单说，就是把全球高端技术“拆开看、反向学、跨界比、重新组”，让先进技术从神坛上走下来，方便整个行业落地应用。单家企业拆解产品，往往只盯着自己的技术短板；而集群层面的拆解中心，价值要大得多——它积累的是产业技术数据，培育的是通用创新能力，为整个产业升级提供底层支撑。我们调研过这样一个产业，建起了对标拆解实验室、中试线、检测平台、数字孪生工坊等一系列创新载体，结果是集群内的企业不必再从零开始摸索，而是站在对标分析的肩膀上，做改进型创新，企业创新的成本降了，研发的门槛低了。随着低水平重复研发、低端同质化竞争的泥潭被一步步填平，头部引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也渐渐成形。数字化科技服务和新兴应用场景成了产业变革的新“吸引子”，牵引着我国制造企业打破旧有模式，自发地重组出一套全新的产业秩序。

人工智能（AI）是珠三角中小企业在转型实践中得出的另一个答案。如果说对标创新中心是“拆解过去”，那么人工智能正在做的就是“重构未来”。人们对企业数字化比较熟悉，顶层设计、分步实施、逐级落地。这套模式严谨，但也笨重迟缓，有时蓝图还没画完，市场已经变了。AI则更像一把手术刀，不追求全局完美，只认准场景突破。让工厂里最熟悉生产痛点的车间主任、质检员、仓库管理员用低代码、零代码的方式，开发属于自己的AI智能体：可以是专门检测瑕疵的视觉模型，可以是预测设备故障的小工具，也可以是优化排产的小助手。这是AI在制造业大规模渗透的真实路径。事实上，它打开了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借助AI，传统产业可以把自身的产业逻辑彻底梳理一遍，然后用新的逻辑重新组装。电饭煲、风扇、灯具、五金……几乎所有产业，都值得在AI的赋能下“再做一遍”。过去我们谈对标，是拿别人的产品拆开看、照着学；现在有了AI，我们可以系统性地积累、整理、分析产业数据，进而知道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在哪里，行业趋势的每一次调整是什么，用户需求的每一句话里藏着怎样的机会。在规模庞大的制造体系和日趋完善的创新生态之上，AI正在帮我们实现一种新的技术与资源的高效整合。智能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新优势不在别处，就藏在每一间工厂、每一条产线、每一次“把数据喂给AI”的日常动作里。

回望来路，现代制造业大致迈过四个台阶：基于设备的制造，基于研发的制造，基于品牌的制造，基于标准的制造。前两个台阶，我们走得很稳，甚至走到了极致，成为全世界最会“造东西”的国家。可后两个台阶——品牌与标准的话语权，还未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多企业精于回答“如何造”，如何降本、如何提速、如何把良率再拉高一个点。可当被问起“为何造”，便迷茫了。这个“为何”，不是产品，是场景；不是功能，是意义；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

今天，一切正在发生变化。我国传统制造业在“破”与“立”之间，开始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做出更有创新性的产品，二是讲清楚产品背后的价值。这一过程，也是传统制造企业重构叙事体系的过程，企业需要用新的市场语言定义融合产品的场景价值，实现“创新产品+价值叙事”的双重突破。我们不再甘心只做世界工厂，也在努力成为全球创新和文化潮流的参与者。一批企业打造的品牌，正走在这场转变的前面。它们要抓住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即文化精神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在物质丰裕之后，对自身文化身份、审美主张、生活哲学与处世之道的集体性再发现、再阐释。更直白地说，当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以后，开始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觉得什么美？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把这些思考融入产品和品牌，就是从一个只会“生产东西”的工厂，升级为一个能“创造意义”的工厂。

所以，中国制造业往高处走，不是照着老地图找路，而是在已有的制造能力、市场规模和创新基础之上，再补上文化和品牌这一课。从回答“如何造”到回答“为何造”，从拼成本到拼价值，从卖产品到卖意义，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抵达的下一站。

作者：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求是专访 |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如何深入推进

求是专访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如何深入推进

《求是》杂志记者 蔡春玲

编者按：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举措，旨在加快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让更多优秀人才心无旁骛、潜心钻研，释放创新活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破了什么、立了什么，遇到哪些难题、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科学技术部九司副司长张杰军，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海生，中国科学院人才与人事局副局长蔡晨曦，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刘俭。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文件中提出的改革举措主要针对的症结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杰军：文件举措主要围绕破“四唯”，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改革，创新人才评价方式，推动确立用人单位评价主体地位。2022年，科技部牵头出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在总结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科技人才评价中仍然存在的四个“不到位”突出问题，即人才评价“破四唯”后“立新标”不到位、评价方式创新不到位、评价改革联动不到位、用人单位评价制度建设不到位，进一步提出改革基本原则和试点任务，选取部分单位和地方进行改革试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健全了分类评价标准。试点单位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类型的特点，在人才引进、岗位管理、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评价活动中，细化评价标准，实现“干什么评什么”。试点单位在职称评审中不再数论文、数项目、数奖项，取消学历、海外经历等门槛要求，采取代表作评价，注重评价成果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职称评审指标中增加了种子存活率、深入一线开展实验时间等体现农业科研特点的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在评价临床医生的指标中增加了病历、重大诊疗指南等内容。二是创新了评价方式。试点单位采取国际小同行评价、团队评价、委托方评价、用户评价、市场评价等多种方式，更准确反映不同科研活动类型的价值和贡献。科学合理设定评价周期，90%以上的中央试点单位对基础研究人才或青年人才实行5—10年长周期考核。三是评用结合更加紧密。很多试点单位增设了工程科技、技术推广等岗位类型，用好人才评价结果，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孙海生：山东省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重点集中在破“四唯”，让评价导向从“虚名”转向“实绩”；制定人才评价分类标准，让不同类型的人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推进多元协同改革，促使政府部门从“裁判员”更多转向“制度供给者”和“服务者”。经过几年试点，我们体会到，“分类”是基石，摒弃“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做法，实行多元评价方式，逐渐建立完善针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授权”是关键，充分向试点单位下放机构设置、人才招聘、职称评审、薪酬分配、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五权”，激发基层单位的改革活力和主体责任。“联动”是保障，让改革与项目评审、机构评估、收入分配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相关改革紧密联动，推动组织、科技、教育、人社、工信、卫健等主管部门协同发力，形成政策合力。

蔡晨曦：经过持续改革，中国科学院过去比较单一的评价模式得到根本改变，“重创新能力、重成果质量、重实际贡献”成为科研人员共识。按照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科技支撑保障等不同科研活动类型对科研人员进行分类，建立了“一类人才一套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推行一系列“怎么用”的机制，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引导更多科研人员聚焦主责主业，投身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构建适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评价体系，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研人员在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倾斜，是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图为2026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局域场调控智能红外探测团队，在开展多场调控下的红外探测器件局域场调控电子运动行为表征的实验。 中国科学院供图

刘俭：结合自身特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更多考虑的是从“评价”转向“治理”，通过“使命驱动”来“立新标”，让评价真正回归“国家需要什么、高校能贡献什么、人才创造了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改革实现了“四个重塑”：重塑评价标准，注重分类、分层；重塑评价方式，确立“干什么评什么”的鲜明导向；重塑资源配置，将评价结果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重塑管理体系，完善学校定规则、学院定细则的二级管理体系。同时，在青年人才评价上，更加注重成长性和潜力，分阶段选拔评价，以评助长，实现人才成长与学校发展使命深度适配，筑牢了人才梯队根基。

记者：关于四个“不到位”的问题，经过改革试点，还有哪些方面仍然“不到位”？原因是什么？

张杰军：经过对试点工作的评估，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到位的方面。一是人才分类评价改革举措落实落地还存在差距。一些基层科研单位仍然过于重视论文、项目数量等量化指标，评价中重数量轻质量、重国外期刊轻国内期刊等问题仍然存在。二是人才评价“新标”仍需持续探索。用人主体反映，离开论文、职称、奖项、“帽子”等旧标后，“创新能力”、“实际贡献”等“新标”以什么标准体现，如何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立得住”的“新标”，仍需持续探索和总结。对于基础研究类人才创新潜力的评价，从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非共识研究的人才评价等仍需加大探索力度。三是人才评价与相关改革协同不够。机构评估、项目评审仍存在对论文、奖项、人才“帽子”等数量指标的关联。

究其原因，一方面，科研人员分布单位类型多样，各行业、各学科和各类创新活动各有特点，难以提出一套适用于各类科技人才的统一评价标准，需要用人单位在国家统筹部署下结合自身情况深化落实。另一方面，科技人才评价改革需要与机构评估、项目评审等改革联动。调研发现，国内外各类机构评估和排名等外部“指挥棒”深度影响单位内部人才评价，很多单位仍将各类人才“帽子”与薪酬待遇、资源配置等过度挂钩，导致评价的唯论文、唯数量、“唯帽子”倾向仍然存在。

蔡晨曦：从中国科学院的试点情况看，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评价标准精准度不足。部分科研人员同时从事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研究，现有“单一类型”评价框架难以衡量其多元贡献，根源是这类科研活动的“交叉性”与分类评价活动划分的边界存在矛盾。另外，工程技术与技术支撑人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其技术成果难以量化，但评审专家仍存在“重论文、轻实效”惯性。二是团队与个人评价协同机制不健全。长期以课题组为单元的评价模式根深蒂固，团队贡献量化分解复杂，且外部项目评审、人才计划申报仍以个人成果为主。三是用人单位深化改革动力不足。部分研究所科研任务统筹能力有限，同时面临外部统一评价标准挤压和自主权受限的问题，影响了深化改革的能力与底气。

刘俭：随着改革深入推进，更好营造创新环境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更精准识别未显性化的原始创新潜质，给予“显性成果”与“隐性潜质”同等合理的评价；如何构建一个兼具“宽容失败”与“追求成功”的科研环境，既真正允许失败、为探索者兜底，又促进更多高水平研究获得成功；如何平衡“任务导向”与“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目标，从政策层面为科学家缓解短期考核压力，心无旁骛仰望星空。这些都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攻坚领域。

记者：向下“授权”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在扩大单位评价自主权的同时，确保评价的公平性、稳定性、专业性？在实践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孙海生：“放权”不等于“放任”。山东省在探索中形成了“授权、赋能、立规、监督”的闭环。一是精准“授权”，明确权责边界，即下放哪些权、下放给谁、用于何种目的。二是系统“赋能”，用人单位拿到自主权，必须具备“接得住、用得好”的能力。为此，山东从国家部委和省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聘请了16名人才管理专家，组成全省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各试点单位推进改革提供跟踪评估和咨询论证等服务。三是严格“立规”，做到评价有章可循，确保程序公平公正。四是有效“监督”，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对改革走样、评价不公的单位进行跟进督导。从经验上看，成功的改革都是将政策要求与自身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让更多用人单位准确把握改革核心要义，感受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非常重要。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试点初期，少数试点单位对分类评价改革定位把握得不够精准，习惯在面上提出相关举措，没有及时紧扣所承担的改革试点任务提出有针对性、易操作的改革举措。这提醒我们，用人单位要准确把握分类评价导向，积极探索本行业、本单位人才到底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加快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突出主责主业的人才评价体系。

蔡晨曦：通过机制设计让自主权在规范框架内有效落地是一条必要途径。确保公平性最重要的是各级管理运行机制“高效协同、权责清晰”。上级部门划定“跑道”，确保改革方向一致，防止自主权异化为“乱作为”。用人单位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流程和标准，严格执行利益回避制度，引入多元评价主体，建立评价结果的公示和申诉机制，让人才评价“有据可依、符合规律”。各单位要通过建章立制将改革成果融入日常管理。确保专业性最关键的是评价过程“分类精准、方式合理”，强化同行评议的核心地位，让“懂行的人”评“行内的事”。从经验教训看，下放自主权必须与加强能力建设同步才能确保改革效果，必须与强化监督机制同步才能防止评价程序不规范、评审专家“固定化”、与“帽子”隐性挂钩等问题。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请问在科技人才评价层面，下一步改革应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张杰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贯穿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流动、激励等各环节，评价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评什么”，科研人员就会重点“干什么”。“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意味着改革重点从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向各项改革联动延伸，人才评价改革的系统性、联动性增强了。下一步改革应在四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加强机构评估与人才评价的协同。规范相关机构评价与排名，不将人才“帽子”数量层次和论文、专利、奖项等量化指标作为直接依据，避免将机构评价指标层层分解为科研人员考核指标。二是完善科研项目评审的人才评价。在各类科研项目申报评审中，不把人才称号和科研成果数量作为限制性条件，不看学历、不看职称、不看出身，重点考察完成任务的思路和潜质。支持中青年领军人才担纲领衔，强化在重大科技任务实践中培养战略科学家、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三是完善人才组织实施方式。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注重从科技任务和科技创新平台等科研实践中遴选发现优秀人才。四是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薪酬分配政策。实行“以岗定薪”，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避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作为北京大学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实行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体制机制。在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中，研究院建立完善了代表作评价、小同行评价、长周期考核评价等管理制度，让各类科研人员都能心无旁骛，潜心研究。图为2025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植物免疫识别和抗病机制实验室研究团队的科研人员，在试验田开展小麦苗期性状调查与数据记录工作。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供图

孙海生：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应立足自身优势、特点、发展需求，从多个维度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一是加强改革系统联动。推动相关部门聚焦“立新标”改革定位，加强工作协同，进一步制定出台支持本行业、本领域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举措。加强人才评价改革与项目评审、机构评估改革联动，聚焦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核心标准，同步修订人才、项目、机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二是细化人才分类标准。在国家改革试点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推动用人单位构建更加精准、精细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在省级人才计划、科技项目、重大平台评审中，积极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探索“市场认定、政府认账”等评价机制，更加注重对人才的能力与潜质考察。三是强化评价结果使用。统筹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健全以岗聘才、以绩定薪机制，对承担国家和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科研人才，在人才工程、薪酬激励、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解决重大难题、取得重大突破、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人才，建立完善职称评审、岗位晋升的直通车机制。

蔡晨曦：应继续在构建科学精准的评价体系上下功夫。针对“大兵团”科技攻关需求，继续深化团队与个人协同评价机制，既科学衡量团队整体绩效，又合理识别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避免“平均主义”或过度凸显个人。针对跨领域、跨类型人才评价困境，继续完善“多栖人才”多轨评价方式，确保多元贡献得到全面客观认可。支持各领域研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代表作”清单和评价指南，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探索建立基于创新全过程数据的“数字画像”评价模型，让评价更客观、更精准。

刘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进一步突出国家使命驱动在评价中的核心地位。构建适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评价体系，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卡脖子”难题的科技人才，在国家级人才计划推荐和校内资源配置中给予明确倾斜。建立基础研究评价特区，聚焦原始创新，构建体现原创导向的评价标准，引导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潜心研究，更多领军人才勇闯“无人区”、抢占“制高点”。同时，界定好“探索性失败”与“无所作为”的边界，重点考察创新潜质，敢于支持那些目前尚无重大成果但具有潜力的“蓝海”方向。

记者：谢谢各位接受采访。

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安全能力

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安全能力

陈一新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解答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夯实国家安全保障。

一

能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国家兴衰、历史走向。没有发展作为支撑的安全，必然难以长久；没有安全作为保障的发展，必然不可持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强调二者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深刻阐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目标任务，强调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深刻阐明实践要求，强调要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坚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我国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新形势，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维护国家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推进，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图为2026年“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海报。 国家安全部新闻办供图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要求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推进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放松，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必须强化底线思维，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举措落实得更周密一些，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强化内外统筹，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夯实发展根基，筑牢内部安全防线抵御外部风险传导，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循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着力构建内外联动的发展和安全格局。强化协同联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发力，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作用，加强跨部门跨地方跨机制协调，完善动员社会多方参与的国家安全治理机制，加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推动各方力量有机衔接、联动集成，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安全根基、筑牢安全屏障。

二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全球性挑战交织联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面对外部挑战，必须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反封锁斗争，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家安全环境。

当前，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从国际力量对比看，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政治经济版图正在改变。个别国家出于霸权思维和战略焦虑，重拾武装入侵、资源掠夺、领土瓜分、政治操控等帝国主义手段，对别国大搞“极限式施压”、“霸凌式交易”、“胁迫式外交”。从国际安全形势看，世界愈发动荡，地缘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严重破坏全球安全稳定，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现实威胁，一些外部势力以经贸霸凌掏空台湾、以天价军售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妄图“倚外谋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个别国家利用涉藏、涉疆、涉港问题炮制虚假叙事、加码对华制裁，境外分裂势力活动频繁。从全球治理格局看，多边主义、国际法、联合国权威面临挑战，个别国家无视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治，谋求“本国优先”、大搞单边霸凌，动辄“毁约退群”、对国际组织“撤资断供”，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多边协作能力遭到削弱。部分国家将支恐用恐作为重要策略，一些恐怖势力借势在动荡地区趁乱坐大，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已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超过95%恐袭发生在我海外利益集中地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从全球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赤字扩大，个别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世界主要力量围绕稀土等战略矿产、海峡等战略通道、石油等战略能源展开激烈争夺，全球能源资源危机、战略通道威胁、金融冲击风险不断加剧。为抢占发展先机和战略高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对华间谍窃密呈现态势升级、活动领域拓展、渗透渠道增多、窃密技术翻新等特征。从思想文化领域看，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刻没有放松，目标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近些年渗透颠覆活动出现新特征新变化。从世界科技演变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大国科技较量进入最激烈、最吃劲、最关键的“短兵相接期”。美以伊冲突中情报智能融合、决策智能辅助、目标智能识别、实战智能支持、认知智能塑造的深度应用，让世界看到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形态乃至人类文明形态的巨大影响，高技术领域日益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

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迫切需要我们更加精准应对不同风险，在激烈复杂斗争中掌握主动。必须深入开展反颠覆斗争，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对我策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等各类渗透颠覆活动，严防其他领域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对外筑起捍卫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对内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条件，有力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深入开展反霸权斗争，反对一切单边行径和强权霸凌，有力反击外部势力极端遏制打压，坚决反制个别国家打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无理行径，促进大国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全面加强涉藏、涉疆反分裂斗争，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深入开展反恐怖斗争，从源头防范遏制恐袭威胁，严防境外恐怖主义活动向境内延伸，严防暴恐极端思想向境内渗透倒灌，健全海外利益集中地区涉我恐袭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应急处置和防范保卫，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公民、组织、机构安全和正当权益。深入开展反间谍斗争，依法打击各类间谍窃密、投敌“喂料”活动，深挖“钉子”、内奸，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加强新兴领域风险防控，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更加精准保护合法、打击非法。深入开展反封锁斗争，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聚焦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问题，加强前沿科技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开展“国之重器”专项保护，预警防范境外窃取我关键资源和核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三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重大且艰巨的防范化解风险任务，必须着眼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需求，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立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突出实战实用导向，加快提升保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提升风险预警防控能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风险防控作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风险预警防范控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此，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强化风险态势感知，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风险隐患，实现重大方向、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风险态势感知全覆盖。强化风险分析评估，围绕国家安全风险分类开展动态性、阶段性、长远性研究，既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防范“灰犀牛”事件。强化风险防控保障，完善政策保障、资源保障、装备保障，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提升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行动能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推动国家安全工作由事后反应、被动应对向事先预警、快速反应、主动塑造的方向转变，必须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要以更大力度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以更大力度加强国家安全前瞻防范，完善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以更大力度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加强安全领域政策沟通，促进政府间对话合作，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凝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合力。

国家安全干部队伍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力量。图为国安干警正在进行案情研讨。 国家安全部新闻办供图

提升战略问题研究能力。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国家安全领域涉及安邦定国之策、大国博弈之谋，还有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登高望远、常观大势、善谋全局，才能做到战略上判断得准确、谋划得科学，从而赢得主动。要完善战略研究工作体系，优化方式方法，打造国家安全领域世界一流智库。增强战略透视能力，强化长期跟踪积累，全面掌握涉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潜在风险、背景情况和最新动态。增强战略研判能力，组建实战性研究团队，准确推演形势变化和事态演进趋势。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健全谋题、领题、结题机制，主动适时提出管长远管方向的对策建议。

提升国安工程支撑能力。国家安全机关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力量，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国安铁军，要系统推进“八大工程”。深化国安理论创新工程，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构建“学研用创”相结合机制，加强对国安改革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总结和升华。深化国安体制改革工程，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全面优化国家安全机关垂直管理体制机制，全面建强适应重大斗争需要的实战体制。深化国安科技赋能工程，大力推动以人工智能牵引“网数智”迭代发展，一体打造前瞻性科技布局、旗舰性科技工程、体系性科技力量，加快用先进科技武装国家安全工作。深化国安涉外工作工程，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安新型保障工程，打造与垂直管理相匹配、与斗争需求相适应的国安新型保障体系，统筹抓好国家安全机关重点领域五年发展规划编制和落实，服务保障打赢重大斗争。深化国安法治建设工程，持续完善国安法律制度、执法司法、学法普法、法治研究、法治保障体系，更好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力量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深化国安铁军锻造工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纪律作风建设为保证，以能力建设为驱动，引领新时代国安队伍筑牢“红”的根基、提升“专”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深化国安文化建设工程，全面提升国安精神凝聚力、国安声音穿透力、国安英模感召力、国安展陈教育力、国安故事感染力，充分展现国家安全机关神秘、神奇、神圣的独有风貌，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

作者：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

建设造福人民的法治化网络空间

建设造福人民的法治化网络空间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网络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网络执法深入推进，网络司法全面深化，网络法治宣传教育迈上新台阶，网络生态总体向上向好。同时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对缩小不同群体互联网接入与应用能力差距、加强网络空间乱象治理、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等问题仍然呼声强烈，网络空间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国际规则博弈激烈复杂。面对网络空间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网络生态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仍需提升，网络立法、法治实施等环节还存在短板，法治在网络空间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有待更好发挥。

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对加强网络生态治理作出重要论述，指出网络生态治理“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强调抓网络生态治理必须“坚持法治护航”，要求“统筹推进网络领域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为加强网络法治工作、建设造福人民的法治化网络空间提供了科学指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立足人民群众殷切期盼与网络空间发展趋势，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加快形成适应互联网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网络法治体系。

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加强网络立法既是网络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新时代以来，回应人民群众呼声，网络立法加快推进，网络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已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80余部。但相较于信息技术、网信事业的快速发展，网络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与人民群众期待仍存在差距，面向新技术新应用规范发展、新型网络暴力治理等新情况新问题的立法还不够及时、到位。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为建设法治化网络空间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护航网信领域高质量发展，是网络立法的重要任务。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用为例，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同比增长3.53亿人，普及率达到42.8%。截至目前，累计超过75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部分国产大模型产品在千亿级参数规模、多模态能力等方面实现突破，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多个领域的智能应用生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用井喷式发展的背景下，相关立法及时出台，有效对接了新技术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制度需求。当前，社会各界对通过更加全面的网络立法保障新兴领域发展的呼声仍十分迫切，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中的参与度和获益度仍存在明显落差。因此，要不断健全促进和保障信息化发展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网络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立法，努力做到信息化发展到哪里、网络立法就覆盖到哪里，以法治护航网信领域科技创新、自立自强。

源清则流清，健全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制度，让好生态成为网络空间新常态，是网络立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继出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法律保障不断加强。同时，在技术迭代与社会生活变迁的双重驱动下，网络生态的复杂性持续提升，“按键伤人”、“人肉搜索”等顽瘴痼疾仍难根除，自媒体、热搜、榜单等频现新问题。这就要求持续完善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制度，加快推动反网络暴力基础性立法，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健全网络平台、自媒体、多频道网络机构、智能信息服务、榜单服务等领域的治理制度，切实发挥法治在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领域顶层设计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制定修订，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法治屏障持续建强。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空间的安全挑战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不断涌现，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与传统安全隐患交织并存，要求网络安全的“防护边界”进一步延伸。筑牢网络安全法治防线，必须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推进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制定工作，切实保障网络空间安全发展。

二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时代以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网络执法力度不断加大，信息技术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设立，数字检察战略深入实施，各类网络乱象、网络违法犯罪受到有力打击，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当前，网络违法犯罪类型更加多样，部分老问题出现“新变种”，新的网络乱象时有发生，给网络执法、网络司法带来新挑战。应对互联网治理的新特点新变化，现有的执法、司法措施还不够丰富，网络执法、司法工作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网络执法、司法震慑还须持续增强。比如，利用技术手段攫取、滥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情况尚未根治，又出现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乱象，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网络执法、司法实践存在难甄别、难追溯、难界定、难追责等问题。再如，随着各种新技术应用门槛的不断降低，网络虚假信息“有图有声有真相”，“变声”、“换脸”等伪装欺诈行径花样翻新，对网络执法、司法的协同性、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

面对这些新问题新需求，必须建设更加高效的网络法治实施体系。推进网络执法工作协调机制建设，突出执法联动、加强信息通报、促进高效衔接，持续凝聚依法治网合力。依法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持续开展“清朗”、个人信息保护等专项行动，依法治理网络空间违法失德行为，推动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理念深入人心。聚焦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网络生活场景，依法维护各类群体网络合法权益，让网络执法更有温度、权益保护更有力度。深化网络信息技术赋能司法，推动智慧法院和数字检察建设，提供更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高效便捷、普惠共享的司法服务。持续创新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司法模式，构建有地域特色的新型互联网审判机制，积极稳妥探索网络治理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实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网络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

把互联网打造成造福社会、服务人民的新空间，离不开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近年来，全国网信系统积极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宣传解读国家重要法律和网络法律法规，打造“全国网络普法行”、“全国网信普法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中国网络法治三十年》等系列报告，网络传播量累计突破300亿次。各地网信部门结合互联网技术产业发展和历史人文特色深入开展网络普法，北京、天津、安徽等地开发“京小e”、“獬豸”、“庐小包”等人工智能普法工具，让网络普法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同时也要看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网络法治服务需求与优质供给之间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社会。网络主体日趋多元化、年轻化，不同群体特点各异，网络使用习惯大相径庭，对网络信息的关注点和接受度不尽相同。而我国网络普法的分众化、针对性还有待提高，存在普及载体、手段、方法吸引力不够强、触达率不够高，专业普法力量薄弱，部分互联网企业相关主体责任缺失，社会力量运用与协同不足等问题。

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从内容、手段、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网上宣传，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法治问题，宣传解读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用好新技术新手段，提高网络普法产品的实效性、趣味性、互动性，激发网民主动学法热情。抓住法律法规公布和实施等重点环节，充分利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数安中国行”等载体，发挥“E法同行”、“九五”普法等新品牌示范引领作用。完善分众化、精准化机制，加强重点对象网络法治宣传，打造精品法治课程并融入党员、干部培训体系，优化互联网从业人员普法教育，重点做好青少年网络法治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法治宣传与管网治网实践融合，在网络法治全过程中开展普法。

四

网络法治建设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通过网络走好群众路线，已经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之一，也是推进建设法治化网络空间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得益于网络法治意见征集、网络立法联系点建设、网络执法司法公开等工作持续深化，网民的关切和呼声推动法治实践不断拓展。同时也要看到，线上“键对键”和线下“面对面”相结合的交流互动还不充分，网民智慧转化为法治发展动力与成果的机制尚不完善。要系统谋划、全面推进网络法治工作，就必须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让互联网成为同群众交流沟通、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渠道。

深入了解民心民意，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法治化网络空间建设的期待要求。建立健全法治建设网上意见收集和研判机制，建设好中国网信网、“网信中国”等网络平台，增设网络立法联系点，搭建社情民意网络“直通车”，进一步发挥渠道阵地作用，扩大网络法治公众有序参与途径。深化开展网络法治“关键小事”调研，深入技术产业、行业组织、专家学者和网民用户等不同群体，认真倾听人民群众关于法治化网络空间建设的呼声。

切实把群众智慧融入法治实践，依靠群众建设良法善治的网络空间。认真分析与吸纳网民关于网络空间生产生活各项法律规范制定、实施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借助群众智慧解决网络司法难题，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高效审理。健全群众智慧转化机制，确保网民提出的法治建议有专人办理、跟踪问效。完善群众监督评价标准，以网络法治建设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深度调研 | ​以行政监督更好破解执法突出问题

深度调研

以行政监督更好破解执法突出问题

联合调研组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其质效如何，直接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色，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规范行政执法、破解执法突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执法权实施有效制约和监督。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复议，是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是专门针对行政执法权建立的监督机制，前者侧重对行政执法进行常态长效监督，后者侧重通过个案纠错倒逼类案规范，两者有机结合形成覆盖行政执法全过程的监督链条。近年来，行政监督在破解执法突出问题方面取得哪些成效、带来什么变化、目前存在哪些短板、下一步又该如何深化？带着这些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会同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组成调研组，深入多地基层一线，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展开调研。

一、行政监督在推动解决执法领域问题上取得哪些进展？

“以前一看到执法人员，心里就咯噔一下，现在不一样了。上次有个小问题，执法人员不是先开罚单，而是先指导我们怎么整改。如今执法不是为罚而管，而是为发展而管，为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管。”一位企业家的朴实话语，折射出执法理念的可喜转变。调研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一股清风正劲。各地区各部门聚焦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突出问题，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着力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取得明显成效。

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和集中的执法问题，开展重点纠治。“四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执法标准不统一等，是企业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聚焦这些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对违规执法行为严肃查处，形成有力震慑。特别是2025年3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开展纠治。截至2026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6.2万余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亿元；全国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34.1%，但问题发现率提高了19%，行政检查精准度和质效显著提升。同时，司法部积极协调解决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指导各地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适用“轻微不罚”、“首违不罚”。执法更有力度、更显温度，优化了营商环境、提振了发展信心。

针对执法主体不合法、事项不清晰、程序不规范、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持续规范改进。2025年，各地对15.5万个行政执法主体重新进行资格确认，清理不符合条件主体7000多个，调整或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更加规范。全面梳理40.4万项执法事项并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更加清晰。各地组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158.7万件，纠治程序不规范案件5689件，行政执法程序更加严格。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极畅通涉企行政复议申请渠道，依法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6.1万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针对行政执法中“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行政复议案件管辖体制分散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不断深化改革。“街头巷尾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以前手里没‘权’，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报，群众着急，我们也无奈。”一名执法人员的回忆，道出基层执法困境。为了让“看得见”的基层力量能握住“管得了”的执法利剑，各地积极探索将基层治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依法下放。同时，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将乡镇（街道）接不住、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项“物归原主”。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面，为改变“多头管辖”模式，除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国家安全机关和国务院部门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负责受理和审理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当前，地方行政复议机关已由3万多个精简到3000多个，既方便了群众，也有效集中了行政复议力量资源。

规范执法的行动愈加有力，制度笼子也越扎越牢。为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紧抓执法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力求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为解决执法随意、处罚畸轻畸重、类案不同罚等问题，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对只有原则性规定或者尺度模糊的处罚规定进行“定量定尺”、细化量化。为解决涉企检查过多过滥、随意性大的问题，出台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划定五个“严禁”、八个“不得”的红线。为加强和规范监督工作，出台国家层面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立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行政执法主体、人员、制度、程序、行为等全要素纳入监督，推动形成对行政执法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格局。

二、执法领域还存在哪些乱象和突出问题？

调研发现，一些行政执法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有待长效根治，仍需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效能，大力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执法乱作为现象还时有发生。一是不文明执法，例如某镇行政执法人员在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水果店进行执法时简单粗暴，将果篮扔上执法车，该行为被现场群众拍摄并上传至网络媒体，引发负面舆情；二是财政压力下利用执法进行“创收”的趋利性执法，例如某县消防救援大队向各乡镇（街道）下达行政处罚的“月度指标”，要求各街镇必须完成“行政处罚不少于2件、罚款金额不少于2000元”的任务；三是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执法，例如某县住建局在与某共享单车公司合作协议到期后，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扣押该公司800余辆共享电单车；等等。执法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任重道远，必须长抓不懈，久久为功。

执法人员理念认识和能力素质存在短板。各种执法乱象的存在，常常与执法人员法治思维与程序意识不强、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密切相关。调研发现，在基层特别是乡镇（街道），执法队伍专业不匹配、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十分突出，部分人员不善执法、不敢执法。例如，某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中，自2018年起就没有新人加入；某省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75%，难以有效承担一线执法任务。此外，执法人员“只干活不充电”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地方行政执法培训形式和内容陈旧，缺乏针对突发事件应对、信息化应用等现代执法必备技能的系统培训，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执法工作需求。

行政监督体系和能力建设亟须加强。一是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设不均衡，省级层面建设成效较明显，市县乡三级进展则相对缓慢。例如，某地13个县市中，仅1个县单独设立行政执法监督科；某县有45个执法主体、674名执法人员、年均案件4300宗，但仅有1名专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二是监督手段和方式需要进一步创新丰富，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监督了解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尚未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有效合力。三是行政复议工作人员“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滞后”问题突出。2025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总量达111.5万件，但行政复议人员不足1.5万人，其中从事行政复议工作不满3年人员占比近四成，很多地方达不到法定开展听证的4人标准。区县一级复议机构基本上是“一人多岗”，导致办案压力大，也影响审理质量。

行政执法体制和复议机制尚存梗阻。2025年，县级以下政府及部门执法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占全部复议案件的比例超过57%，凸显基层面临下沉的行政执法权“用不到、不好用、不敢用”的困境。从调研情况来看，有的地方下放乡镇（街道）的人员编制与事项数量不匹配，甚至存在市县一级截留编制、多年空编不招录补充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挪作他用等现象；有的地方执法协作机制运行不畅，“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在实践中变成了“乡镇吹哨、部门不到”；还有的地方县级执法部门存在“一放了之”、以简单考核代替日常指导监督的情况；等等。从行政复议体制看，当前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机构职责脱节问题仍较为普遍，导致复议机构办案权威性不足、协调难度大、易受行政干预。此外，行政复议“以案促治”的完整机制尚未形成，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的制发、跟踪督办、整改评估机制不健全，致使部分共性执法问题“屡纠屡犯”，一些地方对行政复议决定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影响行政复议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如何通过严格监督倒逼行政执法规范提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格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破解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突出问题，必须更好发挥行政执法监督作用，以严格监督倒逼规范执法。

在完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破解执法突出问题，既要立足当下见成效，更要着眼长远建机制。聚焦规范涉企执法，建立健全涉企执法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收集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问题线索，能纠正的尽快纠正，一时难以解决的明确整改措施、挂账督办；加大行政复议对涉企执法的监督力度，切实保障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聚焦处罚信息公示不规范、执法标准不统一、裁量适用不合理等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决定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跨部门执法协同机制，统一执法标准，加强部门间互认互通。聚焦“何为规范、是否规范、如何规范”等问题，加紧制定可量化、能对照、易操作的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指标体系，对全国行政执法主体开展常态化、滚动式达标评估，推动全面提升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在建强执法队伍上下功夫。执法人员的能力素质，是决定执法质效的关键。要把好入口关，加紧出台全国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健全执法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坚决杜绝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进行执法。把好能力素质关，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突出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引导执法人员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好责任关，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和复议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提高监督能力，督促执法部门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违法或实施不当执法活动的执法人员，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对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地方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以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传导压力、督促整改。把好保障关，充实乡镇（街道）执法力量，切实落实“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规定，优化执法队伍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专业背景，着力建设一支过硬的执法队伍。

在深化改革赋能上下功夫。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必须以改革增动力激活力。一方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法律关系相对简单、易发现、易处理、高频率的行政执法事项依法有序下放，避免基层执法“小马拉大车”。强化行业主管部门与综合执法部门、县级执法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的协同联动，完善基层发出信号、职能部门响应的协同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进一步整合行政复议资源，构建更加权威高效的行政复议体制。细化落实行政复议法，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加紧出台行政复议人员工作规范等。注重推动解决行政复议个案背后深层次的执法共性问题、行业管理问题、制度建设问题，以“个案办理”促“类案治理”，做到办理一案、规范一片、治理一域。

为积极营造诚信经营、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深入综合商场、农贸市场、家电专柜等场所，加大综合执法检查和监管力度，用实际行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图为2025年3月11日，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商场检查家电质量。 人民图片 赵启瑞/摄

在强化监督协同上下功夫。行政执法监督只有“长牙带刺”，紧紧咬住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关键环节，重拳出击，才能将执法权牢牢关进制度笼子。事前监督，注重源头防范。严格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全面清理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主体和人员，严防无权执法、无证执法；及时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行政执法事项，对缺乏法定依据或者依据发生变化的事项及时调整清理。事中监督，重在动态纠偏。加快建设全国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和数据资源库，实现“一键执法、一端归集、一屏监督、一体分析、一网指挥”；用好行政执法监督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合作机制，及时归纳分析企业和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跟踪诉求办理情况，监督纠正违法和不当执法行为。事后监督，重在改进提升。综合运用制发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或意见书、行政复议意见书以及向监察机关转交问题线索等措施，发挥纠错纠偏作用。加大对重大行政执法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重大案件转送、转办和督办工作机制。加强行政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司法监督等监督方式的协同配合，健全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机制，形成破解执法突出问题的监督合力。

文化中国 |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文化中国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李勇刚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贯穿其中的大一统传统是文明赓续、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九州共贯”的说法源自《汉书·王吉传》，强调整个中国疆域内部都要遵循统一的纲纪法度、秉持共同的文化认同，形成上下一体、内外同轨的治理格局，实现政治、文化与疆域等方面的统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多元一体”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费孝通正式提出，后来得到广泛运用。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强调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以“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传统，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不断深化拓展，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萌芽开始出现。《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划分九州，为“共贯”提供了初步的地理空间想象。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秦汉时期，初步确立了大一统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基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举措：以小篆为标准字体，打破地域文字壁垒；通过统一车轮间距实现道路通行的标准化，修建驰道、直道连通全国；统一度量衡，保障经济交流便捷有序；推行郡县制，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垂直管理体系。这些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肌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其制度遗产影响深远。汉朝一方面承袭秦朝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吸取其国祚短促之教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九州共贯”的长期持续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隋唐时期，建立了空前繁盛的大一统王朝，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文明气象更加博大。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此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和文化大交融，又为隋唐空前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权力划分为决策、审议、执行三个层次，形成相对合理的权力结构；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打破士族门阀的长期垄断，为不同地域、阶层的精英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相对公平的渠道。面对各个族群，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明政策让突厥、吐蕃、回纥等族人民心悦诚服，唐太宗则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此外，隋朝开凿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至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成为南北经济大动脉，更构建了漕运贯通、文化交融的统一网络，促进和支持了历史上多次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宋辽金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存在诸多并立政权，在共同的“中国”认同中推动边疆和中原的一体化进程。元朝结束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大一统格局。为管理辽阔疆域，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其行政区划打破“山川形便”的旧制，采用“犬牙交错”的原则，消解地方割据的地理基础。继起的明朝延续对东北、西藏、云南等地的行政管辖，并通过朝贡等制度与蒙古诸部、亦力把里等地方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清朝兴起后，通过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戡定西北，以及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实现“长城内外皆一家”，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为处理边疆地区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诸多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妥善处理各个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以后，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固有秩序濒临崩溃，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积极推进解决台湾问题，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同时，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二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大一统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仅成为古代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延续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未曾中断的重要基础。“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大一统”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开篇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儒何休注解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统”既代表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又意味着空间意义上的总揽。而通过层层递进的诠释，“大一统”的最终依据被归结为“元”。“元”并非单纯指“第一”，而是存在和价值的开端、统摄万物的本体。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共通的本原，那么世间秩序的本质就应当是“统一”而非“分裂”。正是“元”赋予“大一统”以超越具体王朝更迭的形上依据。回望历史，尽管一些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大一统传统以国家统一、文化同源为核心，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身份认同，有效抵御了分裂动荡，维系了疆域与文明的整体延续，让中华文明在朝代更迭与外部冲击中始终不曾中断，保持着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大一统传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老子认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韩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都强调“一统”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历代通过修筑驰道、开通运河、建立驿站系统，促进全国范围的物资流动和商贸往来；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使各地经济日益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政治方面，历代中央政府都注重权力、法令和制度的集中统一，以此有效调配资源、组织大型公共工程、抵御外侮，保障广阔疆域内的基本秩序与安全。思想文化方面，儒家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评判政治活动与社会行为正当性的价值标准，为不同地域的民众提供共享的价值体系。统一的汉字系统超越方言语音的差异，成为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的基本载体。社会方面，通过“编户齐民”把个体小农直接纳入国家户籍和赋役体系，为赋税、徭役、兵役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制度基础。族群关系方面，把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框架，各个族群通过迁徙、杂居、通婚、贸易等，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大一统传统塑造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撑。

大一统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差异、统合多元的特质。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论语》提出的“和而不同”主张和谐要以尊重差异为前提，《国语》记载的“和实生物”强调不同元素相互调和方能生成万物，《周易》则以阴阳互补共生的理念为“和合”提供了宇宙论根基。秉持和合思想，大一统体系承载、容纳了大量多元要素。自先秦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就呈现多元思想并存的状态，汉代开始虽然推崇儒家，但并不排斥其他思想流派。佛教从印度传入后，与儒道两家经过长期碰撞调适，最终形成三教合流、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在族群关系方面，对边疆地区“因俗而治”，在确保一统的前提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充分尊重各族风俗习惯和治理模式。大一统传统并非绝对排斥差异，而是体现为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又通过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兼容差异性，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

三

“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传统在塑造国家认同、维护疆域稳定、促进民族交融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有大量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破解。要坚持“两个结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从大一统传统中汲取统一、团结、包容、永续等思想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思想养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核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国家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国际国内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应大力增进民族团结，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应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作为通向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不断拓展两岸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使两岸同胞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搞“台独”分裂逆历史潮流，要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024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56个民族欢聚一堂，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华美乐章。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大一统传统促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应加强宣传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贯穿于各类主题宣传、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阐释，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讲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能够鲜明彰显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精品，深入开展民族民俗文化展演等活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可感可知可及，潜移默化地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础。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传承发展教研室主任

美以伊冲突背后的美国霸权困境

美以伊冲突背后的美国霸权困境

陈文鑫

自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中东乱局持续升级。美国本想复刻新年伊始打击委内瑞拉的模式，企图以一连串“低成本”的空袭行动实现既定目标。然而，这场冲突并未像美国预计的那样实现速战速决。在伊朗有效反击之下，美国战争成本不断抬升，并外溢至经济乃至地缘政治领域，引发民众不满，也令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与伊朗究竟有怎样的纠葛，现任美国政府为何执意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场冲突又将给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

伊朗地处中东这一关键地区，南控霍尔木兹海峡，北隔里海与俄罗斯等国相望，其石油储量约占世界10%，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外，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宗教及民族问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美国中东霸权格局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随着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对伊政策逐渐与美争霸护霸的全球战略深度绑定，历经扶植代理、全面遏制、接触制衡、极限施压，美伊关系从盟友到死敌，从亲密无间到刀兵相向。

二战期间，美国派军队开进伊朗，并对伊朗的石油资源提出诉求，这是美国干涉伊朗的起点。1951年，伊朗议会投票决定将被英国占有的石油资源国有化，试图重新掌控国家石油财富，引起美英的强烈不满。1953年，美英联手推翻主张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政权，扶植巴列维国王复辟。巴列维政权奉行极其亲美的外交路线，美伊关系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蜜月期随之开启。在此期间，伊朗积极协助美国在中东甚至中东之外维持霸权，美国反过来给予巴列维政权各种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原子为和平计划”向伊朗输出民用核技术；尼克松政府推出“中东双支柱政策”，将伊朗和沙特列为美国维护地区霸权的核心盟友，授权伊朗采购各种美制先进武器，使其成为美在海湾地区的“代理人”。美国政府还支持巴列维政权推动世俗化“白色革命”，但这一改革完全忽视伊朗国内宗教传统，改革实效与民众期望存在巨大差距，致使伊朗国内反美民意持续发酵。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实行坚决反美的政策，使美国在伊长达数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同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凸显了伊朗民众对美干涉伊内政的强烈不满，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两次遭到冲击、52名外交人员被押444天，营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在损失8名武装人员后遭挫败。这一事件也成为美伊关系的根本转折点，伊朗从美国的昔日盟友转变成一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产生非同寻常的威胁”的国家。美国因此于1980年4月7日正式宣布同伊朗断交，并对伊实施经济制裁。之后，随着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爆发，克林顿政府推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特点是强硬、施压、隔绝、封禁，具体表现为全面禁止美伊贸易与投资。“9·11”事件爆发后，虽然伊朗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支持美国反恐，但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仍将伊朗列为所谓的“邪恶轴心”之一。同年，伊朗核设施曝光，核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的核心。美国将破坏伊朗核计划与政权更迭目标绑定，推动国际社会实施多轮制裁，公开支持伊朗境内的反对派，试图彻底摧毁伊朗政权，美伊对抗进入意识形态与安全的深度对立。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1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美国和伊朗谈判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伊两国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达成停火本质上是美国政府面对愈发严峻的战场现实以及不断加剧的国内经济政治压力而作出的妥协。图为当日拍摄的美伊谈判新闻中心外景。 新华社发 王申/摄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缓解中东战略消耗、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使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对伊朗实施“接触+遏制”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释放善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开启美伊直接对话，打破两国高层数十年隔绝状态，为伊核问题谈判创造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加大对伊情报搜集和渗透力度，实施网络攻击以迟滞伊朗核技术开发进程，推动联合国与欧盟加码金融、石油制裁，挤压伊朗谈判空间。同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与伊朗围绕伊核问题展开谈判，并于2015年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大幅削减离心机、限制铀浓缩丰度并接受严格国际核查，换取西方分阶段解除制裁，实现核问题的制度化管控。奥巴马政府对伊政策的这一转向，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核限制，但这并不能解决美伊深层矛盾，双方在意识形态与地区霸权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之初就明确反对伊核协议，称其为“糟糕的不公平协议”，认为放宽制裁给了伊朗喘息之机，因此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新祭出所谓“最严单边制裁”，企图将伊朗石油出口打压至“零”，切断伊朗财政收入命脉。拜登政府虽试图重返伊核协议，但对伊在保留原有制裁的基础上追加新的制裁，并继续依靠以色列等地区盟友来遏制伊朗。双方互不信任持续加深，美伊谈判屡陷僵局。2025年，现任美国政府上台后，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施压。同年6月，美国政府宣称“成功打击”并“彻底清除”伊朗3处核设施，这标志着美伊进入直接军事对抗新阶段。

总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演变至今，与地缘政治、石油利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恩怨等密切相关，但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美国维持地区和全球霸权的需要。

二

2026年2月17日，伊朗与美国围绕核问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二轮正式谈判。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背景下，现任美国政府却执意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其动因何在？

这场冲突首先是美国维护石油美元体系、巩固自身金融霸权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与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于1974年达成协议：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武器供应与政治支持，作为交换，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并将出口石油获得的美元盈余用于购买美债。在欧佩克“领头羊”沙特的示范下，其他成员国很快跟进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形成石油—美元—美债循环。这一循环让美国得以低成本举债，长期维持巨额财政赤字，同时美元稳坐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然而，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石油美元体系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一方面，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东85%的原油销往亚洲，且非美元结算比例逐步升高。主要产油国持有美债规模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56.77%，石油美元体系出现结构性松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债呈“野蛮生长”之势，从2017年9月至2026年3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飙升至39万亿美元，预计未来数十年，债务利息支出将成为美国联邦预算中增速最快的项目，并且美债已经被三大评级机构都下调了信用评级。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一则可以向中东国家展示其保护安全的能力，夯实石油美元体系的军事之基；二则可以通过控制石油流通为石油美元体系“续命”，如果没有美元计价的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垄断地位，便不存在“石油美元”，进而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也会遭受质疑。此次美以伊冲突爆发后，美国领导人称其“最想做的就是夺取伊朗的石油”，凸显美国重振石油美元体系的意图。

这场冲突也是美国控制关键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重塑全球战略布局的需要。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对“低成本维霸”情有独钟。其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惯于从“成本—收益”思维出发作决策，强调聚焦核心国家利益，避免战略透支。在其看来，美国不需在全球广泛布局，只要控制住关键资源、关键战略要地和关键战略通道，就可以继续维持霸权。因此，现任美国政府多次宣称要强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强买格陵兰岛，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背后都是这一理念贯穿其中。伊朗拥有石油这一关键资源、地处关键战略要地，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战略通道，而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其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定为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落入敌人之手、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红海保持通航等。因此，打击伊朗、强化对中东的掌控是美国重塑全球战略布局、抢占大国博弈有利地位的重要一环。

这场冲突的爆发，也凸显了以色列对美国中东地区政策的影响力。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其地区利益的关键支点和维持地区霸权的前沿抓手。近年来，以色列始终将伊朗视为重大生存威胁，对伊朗的安全疑虑持续升高，格外警惕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核能力。而美国将伊朗视为中东霸权的主要挑战者，需要以色列协助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其把这场冲突包装为“消除迫在眉睫威胁”、“防止核扩散”的必要之举，意图力挺以色列并压制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阵线”，维护自身在中东的战略主导权。此外，以色列间接左右了美对伊政策。美国国内约有760多万犹太人，这批人总体来说社会地位高、经济实力强，对美政坛影响很大，其主要政治关切是解除伊核威胁、维护以色列安全，以致美国内多年来弥漫着遏制、威慑伊朗的论调，鲜有主张对话、和谈的声音，对伊强硬成为美主流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在这场冲突中通过犹太人在美的庞大游说网络，扮演了决定性“推手”角色，“裹挟”美国发动战争以彻底消除伊朗对其的威胁。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将美国推向战争轨道。当前美国霸权正处在式微阶段，收缩是战略理性，但石油美元焦虑、资源野心、盟友捆绑和国内政治冲动联合推动其走向扩张。两者之间的撕裂，是美国霸权困境的突出表现。

三

美以伊冲突持续一个月有余，近期美伊在巴基斯坦等国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战争走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打打停停、边打边谈或将成为冲突下一阶段基本特点。这场冲突，从意图速战速决变成事实上的久拖不决，已对美国造成多重反噬。

美以伊冲突影响远超美国预期，其国内政治极化与撕裂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家主流民调机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围绕总统开战权、军费支出等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不断扩大。共和党内部也争吵不休，“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铁杆支持者阵营出现严重分裂。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美国洛杉矶民众举行游行集会，抗议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新华社发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发动对伊战事，本意是“花小钱办大事”，以较低成本获取对关键资源、关键战略要地、关键战略通道的控制，以求更大经济利益。但美国政府对这场冲突成本的预估严重偏离实际，截至4月初，总成本已超过420亿美元。随着战事的延长，美国的战争投入持续增加。为支撑战争，五角大楼在开战后不久紧急申请2000亿美元追加预算，而白宫4月初对下一财年更提出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这必将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债规模。与上述短期开支相比，长期隐性成本更不容小觑。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姆斯警告称，眼前巨大支出最终都将被更为庞大的成本所掩盖，例如退伍军人福利以及因支付战争费用而承担的债务利息。在军费飙升的同时，物价上涨挤压美国家庭消费与购买力。过去一个月，美全国平均油价上涨了约30%，能源、化肥、食品等价格持续走高，陷入“滞胀陷阱”的概率大幅提升。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预测，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的概率已经升至48.6%。这场冲突没有修复美国霸权千疮百孔的经济之基，反而可能令其更加摇摇欲坠。

从外交层面看，这场冲突使美国盟友体系松动、霸权信誉崩塌。不同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时美国与众多盟友共同出兵，此次军事打击仅由美国联合以色列行动，并未与盟友协商。冲突爆发后，美多数盟友并不支持。英法德明确拒绝参与军事打击和护航行动，西班牙禁止美军使用其基地打击伊朗。美海湾盟友陷入两难，既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又不愿被卷入冲突，对美国的信任度显著下降。韩国等亚太盟友对美国为支撑中东战事抽调反导系统和兵力颇有微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伊丽莎白·桑德斯认为，对伊战事将进一步动摇盟友对美国战略可靠性的信心，最终将损害美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从战略层面看，冲突使美国战略资源透支，恐陷进退失据。根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美希望阻止敌对势力主导中东地区及其油气资源和相关运输要道，同时避免陷入在该地区付出巨大代价的“永久战争”。但从目前形势看，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美国既担心重蹈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覆辙，又难以接受目标无法实现的现实，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同时，战争未实现“摧毁伊朗核能力”、“政权更迭”的核心目标，反而刺激伊朗加速核计划，加剧更多国家的不安全感，推动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国已成一个掠夺性霸权。一贯的掠夺性霸权政策，会导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然后突然’下滑。”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美国作为大国，执着于谋求霸权、维护霸权，大搞颠覆渗透，动辄发动战争，结果是祸乱中东、反噬自身、贻害国际社会。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理应守公道、行正道，多为中东和平发展贡献正能量。中国始终主张，各方应尽快回到谈判桌，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为实现共同安全作出努力，早日还中东和平与稳定。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怎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

怎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

张忠军

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的关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正一致起来”。这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

对上负责，是对上级党组织负责，各级党组织都要对党中央负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意图，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提出的具体工作安排，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确保落地见效。

对下负责，是对人民群众负责。这里的“下”，既包括各级党组织的服务对象即广大群众，也包括下一层级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到对下负责，一方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另一方面要求上级党组织切实关心、支持和帮助下级工作，提供相应的人、财、物等保障，对下级开展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目标相同、有机统一的整体，其实质就在于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都是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民意、科学研判形势后作出的重要安排，是从整体层面、长远维度把握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集中体现。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项部署的推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对上负责需要确保这些利民的政策举措落到实处，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本质上就是坚守人民立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人民群众负责，也就是对下负责。做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最终是要实现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统一。

二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稳步推进，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立足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然而，也有一些党员、干部不能正确认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奉行“唯上”哲学。有的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把对上负责异化为只对上级领导干部个人负责，甚至唯上级主要领导的个人意愿马首是瞻，挖空心思迎合上级，变着花样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甚至干出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有的对群众的合理诉求和切身需要漠不关心、推诿扯皮，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视而不见、消极应付，甚至出现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况。

片面对下负责。有的打着对下负责旗号搞本位主义，只顾一域不管全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用“下有对策”软抵制“上有政策”，甚至不惜损害全局利益来满足局部、小团体或个人利益；有的看似规矩干事，但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破坏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的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擅自拔高标准、提不符合客观情况的目标，盲目向群众许下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最后留下后遗症，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对上糊弄，对下敷衍。有的糊里糊涂干事，既没吃透上情、也未摸清下情，搞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等因奉此，机械执行上级决定或命令，最终上级交办的工作没干好，群众也没有得到实惠；有的不动脑筋干事，一味坐等上级出主意、给意见、下指示，不推就不动，推一下就勉强动一点，缺乏主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贻误事业发展进程；有的对上对下各说一套、各做一套，对上醉心于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习惯于小题大做、上纲上线，邀功行赏时“舍我其谁”，担责扛事时“没我就行”，既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群众感情。

上述问题之所以产生，从主观上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不强，政绩观出现偏差，容易受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腐蚀，造成思想滑坡、行为失范，最终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要求相背离；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缺乏从政治上看问题、从大局着眼谋工作的能力，吃不准上级精神、把不住方向，机械照搬、不敢创新突破，用教条式执行掩盖能力短板。从客观上讲，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仍存在薄弱环节，制度闭环与刚性约束尚未完全形成；部分地方考核评价体系导向错位，过于看重短期成效、亮点工程打造，对群众口碑、政策落地实际成效、民生实事落实情况关注不足；同时，督查检查工作存在过多过滥、标准僵化、重痕迹轻实绩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形式轻实效、重包装轻实干的不良风气，加剧了工作偏差。

三

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关键看付诸实际行动的效果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既接好“天线”，又善铺“地线”，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能否正确对待组织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直接检验。在党组织面前，每一名共产党员都不能隐瞒自己、信口雌黄。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上级党组织作出的决定，必须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地执行；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应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能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

做好上下结合的文章，要求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各异，乡情民情、发展基础千差万别，党中央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作出的多为原则性、方向性部署，不可能细化到一地一域的具体情形。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绝不能照搬条文、机械套用，更不能只当“传声筒”、“搬运工”、“中转站”。必须牢牢立足本地实际，既要锚定政治方向不动摇，确保政令执行不偏航、不走样；又要因地制宜优化实施路径、创新落实举措，让宏观政策与基层实际精准适配，破解落地“水土不服”难题。对于实践中探索成型、群众认可度高、落地成效显著的新举措新做法，要及时梳理总结、提炼升华，为上级完善顶层设计、丰富政策体系输送“金点子”，不断为优化决策部署注入源头活水。

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还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担当和胆识。如果一心想着自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不上心、对群众的关切不理睬，便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既不把应担的责往上交，也不能把该扛的事向下推。要加强推动责任落实的督查检查力度，既不能把开会了当成落实了、布置了当作完成了，也不能以照顾群众的眼前利益为由，极力逃避和推卸责任，要做到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上来，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迅速贯彻下去。

选人用人导向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风向标。要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正确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对那些不能真正做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的，要坚决处理、果断调整。要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干部考核评价和职务职级晋升中，必须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为民造福的干部得到重用、受到褒奖，让政绩观不正、私心杂念作祟的干部受到惩戒。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破茧”方见天地宽

“破茧”方见天地宽

闻 华

蚕之作茧，吐丝自裹，本为化蝶之蛰伏，却常成自囚之樊笼。近年来，“信息茧房”一词频频见诸舆论场，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人们日益警觉于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强化的思维困境。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手握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时，不难发现一种更具复杂性和危险性的特殊“茧房”——它不仅关乎信息获取，更直接考验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深刻折射出政绩观的偏差与扭曲。

这种特殊的“茧房”，并非基于算法推送或个人偏好生成，而是政治生态、组织文化、个人修养和能力素质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普通的“信息茧房”相比，其形成机理更为复杂和隐蔽。深加考察，可以发现几种典型症候。

信息传递产生的“滤网效应”。对领导干部来说，下级汇报、部门简报等正式的信息获取渠道十分重要，但在现实中，信息自下而上流经每一层级时，都可能经过了“安全化”处理：成绩被夸大渲染，矛盾被软化回避，风险被淡化隐匿。这可能是出于“不添乱”的谨慎，也可能是出于“显政绩”的需要。长此以往，落到决策者案头的，常是一幅经过多重“美颜”而失真的图景。领导干部若过度依赖文书流程被动获取信息，而疏于主动俯身向下掌握鲜活实情，视野便容易被无形的“滤网”收窄。

不良生态滋生的“捧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此言道破为政之要。但现实中，部分领导干部基于扭曲的权力观，常将下属的附和吹捧当作自身“英明”的证明。这种心态会诱导下属只讲顺耳话、奉承话，进而在领导干部周围形成以阿谀奉承为主基调的“回音壁”。久而久之，领导干部所闻便与真实民情民意渐行渐远。《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揭示：围绕权力产生的“私”、“畏”、“有求”3种常见心态，足以使领导者接收的信息产生扭曲。

利益勾连筑成的“圈子壁垒”。“小圈子”是侵蚀党组织肌体的毒瘤，也构成最坚固、最狭隘的信息堡垒。在基于利益捆绑、人身依附形成的“小圈子”内部，常常存在着封闭、排外的信息共享与共谋机制。领导干部一旦深陷某个“小圈子”，其信息源便被严重窄化和“绑架”，所听所见无不带有特定立场和利益“滤镜”。这种派系色彩浓厚的信息垄断，往往与“捧杀文化”相互叠加，使决策严重偏离公共利益，演变为维护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能不配位导致的“认知固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个别领导干部到达一定位置后，容易产生自己是某领域“权威”的错觉，但实际上其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却未必真正提升。他们会本能排斥超出认知框架的信息，回避挑战固有思维的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蜷缩在自己熟悉的陈旧套路内，让思想在事务性忙碌中日渐“板结”。如同蹲坐井底却妄自尊大的蛙，每日仰观头顶那片被井口框定的天空，便以为风云变幻尽在眼中，不知井外有江河湖海、天外有星辰宇宙，自己所见的“全景”不过是现实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隅。

以上几种症候，时而单独作用、时而交织叠加，生成特殊的“茧房”，并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这种“茧房”既是不良政治生态与体制缺陷共同塑造的结果，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一些领导干部有意无意的自我营造，实质是权力异化诱发的自我封闭、自我僵化，其危害性、顽固性远甚于普通的“信息茧房”。它隔绝了批评与真相，滋长了虚荣与傲慢，使逆耳忠言日渐消弭，加速了曲意逢迎者对敢言直谏者的“逆淘汰”；它使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的牢笼里变成“聋子”和“瞎子”，在信息严重扭曲失真的环境中盲目施政，使决策沦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中楼阁，在执行中处处碰壁。更严重的是，当领导干部个人感知与群众真实感受“冰火两重天”时，掏空的是党和政府公信力，动摇的是党的执政根基。这种“茧房”之所以顽固难破，是因为破茧的能力和资源本就掌握在作茧者自己手中，但他们或沉迷于“茧房”内的舒适和掌控感，或受缚于思维定势和既得利益，往往失去挥刃破茧的意愿或力量。

打破“茧房”，关键在于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破心中之贼、除行为之惰、革制度之弊、补能力之短结合起来。应勇破“思想之茧”，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破除“权力即真理”、“位置即智慧”的迷思，摒弃“家长制”作风、“一言堂”做派，真诚倾听“带刺”的真话，保护讲真话的干部，让敢讲真话、愿讲真话蔚然成风；力破“行为之茧”，主动走出被层层包裹的认知舒适区，直插基层一线、深入矛盾前沿，经常与普通群众、基层干部、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努力掌握未经粉饰的一手素材，让下情、实情穿透信息壁垒；善破“体制之茧”，完善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机制，优化选人用人导向和干部政绩考核标准，让求真务实、秉公直言的干部得到重用，让弄虚作假、逢迎溜须的干部没有市场，让各种团团伙伙、人身依附受到惩戒，对长期沉溺于“茧房”，毒化政治生态、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恒破“能力之茧”，不仅要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提高甄别和萃取能力，还要持续拓展认知边界、突破思维壁垒，永葆思想活跃度和开放度，不断刷新认知图谱，避免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成为坐井观天的“现代桃花源中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茧房”就是那座隔绝真实、隔离人心的无形之“山”。各级领导干部要涵养“跳出庐山看庐山”的意识，主动走出“茧房”，倾听真实民声、感受时代脉搏，在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中汲取智慧。“破茧”过程难免伴随阵痛，但只有坚定做好这件难而正确的事，才无愧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莫让“太平官”一路太平

莫让“太平官”一路太平

熊文景

何谓“太平官”？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不思进取、为官不为，只顾自己“太平”，不顾事业兴衰、群众疾苦的官员。他们信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庸俗哲学，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把守摊子、混日子当作为官之道，其现实表现可谓五花八门：有的面对矛盾问题“踢皮球”，遇到棘手难题“打太极”，把“再等等看”当作挡箭牌；有的习惯于当“二传手”，文件转一转、会议开一开、责任推一推，工作落不到实处；更有甚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对歪风邪气听之任之、对违纪违法视而不见，甚至搞好人主义，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

“太平官”看似不贪不占、人畜无害，实则危害不小。一是贻误事业发展。当前，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击鼓催征、时不我待，需要的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开拓者，而不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守成者”。如果领导干部遇事推诿扯皮、久拖不决，就会导致许多好政策停留在纸面上、好项目搁置在规划中、好机遇流失在犹豫间，让发展的黄金期沦为等待的空窗期。二是损害党群关系。老百姓看干部，不仅听其言，更观其行。个别领导干部占着位子不干事，对民意冷眼旁观，在为群众服务上缺位失责，满足于形式主义地做样子与庸碌无为地混日子，影响很坏。当群众遇到困难求助无门、企业发展处处碰壁、民生痛点长期搁置，其所侵蚀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三是败坏政治生态。“太平官”的存在，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若干事者多干多错，混日子者却无为无过，甚至安享其位、稳获升迁，实干的导向便会迷失，担当的动力必将枯竭。久而久之，必将导致一个地方或单位干部队伍锐气尽失、人心涣散，政治生态暮气沉沉。

“太平官”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满足于做表面文章。他们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作祟，没有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缺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把个人得失置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把官位当作谋私利的工具，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也有一些干部认为“枪打出头鸟”，不愿做“出头椽子”，宁可墨守成规平庸度日，也不愿锐意进取担当尽责。还有一些干部是不敢担当、不会担当，“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本质是能力不足，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另外，在个别地方，选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陈旧观念尚未根除，甚至存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不良风气。这使得一些干部即便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也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与晋升，长此以往，奋斗热情被消磨，实干动力被削弱，遇事往往心存顾虑，怕担责任，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选择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作为与无视规律、盲目蛮干的乱作为，必须下大力气纠治，以此为契机把道理讲透、把规矩立严、把导向树正，让混日子的人坐不住，让想干事的人有奔头，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正确政绩观就是“基”。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明白政绩之真源于担当而非敷衍、太平之实成于干事而非逃避的道理，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从各级党组织来看，关键是要把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指挥棒”挥好、挥准。要真正沉到一线，把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识别出来大胆使用，为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同时，也要让那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人现出原形，对其严肃惩处，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规则。当然，严管之中也需厚爱。干事创业难免会有失误，不能求全责备，一有失误就加以责难。必须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划清“无心之失”与“明知故犯”的界限，分清“探索试错”与“违纪违法”的区别，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打消干部“洗碗越多，摔碗越多”的顾虑，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投身事业发展。营造崇尚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也至关重要。要大张旗鼓地表彰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毫不留情地曝光懒政怠政的反面案例；对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让干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干有方向，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呼唤着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勇担时代使命、展现全新作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绝不能让“太平官”一路太平，绝不能容忍庸碌无为者在岗位上尸位素餐。唯有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有为者更有位，才能激扬起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别把“旧账”当“包袱” 等2则

别把“旧账”当“包袱”

马琪智

为什么会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说到底，是少数领导干部心里打着个人得失的“小九九”：把旧账办好了，功劳多被视作是前任的政绩；一旦办砸了，责任反倒算在自己头上。索性一推了之、置身事外，便能乐得一身轻松。于是，遗留问题就像击鼓传花，传得越快越安全，至于花落谁家，那是后任的事，与自己无关。

“新官不理旧账”，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把个人得失置于群众利益之上。在人民群众心中，没有“前任账”与“现任账”之分，只记得政府“欠账”；不问该由谁负责，只盼问题早日解决。今天推给明天、这任推给下任，推来推去，推掉的是自己的麻烦，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力。

“理旧账”，就要不求一时的“显绩”，甘做利在长远的“潜绩”。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理旧账”，就不应给自己留“退路”，只为群众谋“出路”。宁可自己多担风险，不让群众寒心；宁可得罪少数人，不让群众失望。“理旧账”，就要不把问题“踢过去”，先为未来“铺平路”。要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担当，守护一方的长治久安；用当下的“减法”，积累发展的“加法”。（摘自《实践》2026年第4期）

选人用人警惕“三拍”干部

章伟华

近期中共中央组织部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坚决调整“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三拍”干部最具迷惑性的，是其“伪装性”——他们绝非脸谱化的“庸官懒官”，反而擅长“表演式担当”。拍脑袋决策时，摆出雷厉风行的姿态，看似敢闯敢试、魄力十足；拍胸脯表态时，言辞恳切、信誓旦旦，动辄许下“包票”，很容易给上级和群众留下“有激情、敢作为”的假象。

“三拍”干部的核心症结，在于政绩观扭曲、权力观错位、责任观缺失。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短期效应”和“个人利益”展开：决策时只求“轰动效应”，不顾实际条件、不察群众需求，拍脑袋定方案；表态时只求“口头红利”，不顾政策可行性、不虑后续影响，拍胸脯作承诺；一旦决策失误、问题暴露，便抛开责任、溜之大吉，拍屁股走人，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识别“三拍”干部，必须打破“表面印象”，坚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绩、考其责”，让“伪装者”无处遁形。整治“三拍”干部，关键要筑牢监督防线、健全追责机制，让“拍屁股”走不了人、“乱作为”付代价。此外，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实干干部澄清正名。（摘自《群众》2026年第6期）

统计图表：2025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情况

“最美高校毕业生”

“最美高校毕业生”

图为“最美高校毕业生”发布仪式现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供图

“最美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自高校毕业后，选择投身基层，用知识和爱心热情服务群众。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在全社会奏响了“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强音。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展现广大高校毕业生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风采，2026年2月10日，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高校毕业生”。

入选“最美高校毕业生”的9名同志是：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管委会南文营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伟肖；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通信技术研究室主任邢斯瑞；贵州省黔西南州供销社副社长，原望谟县乐旺镇党委书记、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恭利；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镇中心小学音乐教师李平；福建省屏南县一糯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桂敏；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冠华；云南省牟定县彝族刺绣协会会长金瑞瑞；湖北省秭归县农业农村局柑桔良种繁育中心主任曹立新；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焊工、特级技师曾正超。

他们有的扎根社区治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有的奔赴乡村振兴一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有的用“绣花”功夫传承民族文化，有的精益求精锤炼焊接技术，有的坚守三尺讲台、用音乐点亮乡村学生成长梦想，有的积极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建功西部、报效祖国……从基层一线，到广袤乡村，他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