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阐述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科学指引。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深入把握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怎样把“十五五”蓝图化为现实》，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郑栅洁的文章，阐释如何准确把握和高质量实施“十五五”规划；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的文章，对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作出阐释；杜飞轮的文章，阐释怎样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本刊评论员文章，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塑造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莫纪宏的文章，学习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访谈，分析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判下阶段经济走势。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赛迪研究院联合课题组的文章，调研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阐述如何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钟哲的文章，对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作出阐释。

嵇先白、翟东升的文章，剖析美式“科工复合体”的特征及其影响。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扎实开展，李毅的文章，阐释如何从世界观层面认识和把握政绩观；张超超的文章，结合石家庄近年来治理“烂尾楼”的实践阐述如何做到“新官理旧账”。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26年1月20日）

习近平

党中央举办这次研讨班，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下面，我讲3个问题。

一、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我国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这一系列五年规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2026年1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一是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二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分阶段部署一批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按期完成，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各方面建设。

三是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我们党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始终高度重视战略问题。五年规划属于中期规划，是对长远战略的分步落实，也是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四是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能够在把握方向、明确奋斗目标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由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作决策，制定规划建议和重大政策性文件；坚持从实际出发，统筹国内和国际，兼顾需要和可能、当前和长远，在全面吃透情况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政策措施；坚持全国一盘棋，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等位规划相互协调，各级各类规划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使规划广泛汇集经验智慧，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坚持规划法定原则，定了就抓落实，不随意更改、不折腾。

对于我们的这个政治优势，党内外有普遍共识，国际社会也广泛赞誉。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二、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这次研讨班，就是要通过集中学习和研讨，使大家对全会精神有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

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面临形势、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断章取义。

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特别是《建议》作出的重大判断、提出的创新举措，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要真正理解透彻，不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不同的举措，在适用范围、进度要求、实施手段上有差异，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

围绕全会文件起草和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我多次提出要求，特别是就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大问题讲了不少意见。这里，我再就4个问题谈些认识。

2026年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第一，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建议》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是对形势的总体判断。影响形势的因素是多重的，而且往往十分复杂。我们分析形势，既要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要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比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以加速突破之势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促进了多方面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潜在隐患，对我们用好机遇抓发展和加强治理避风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又比如，我国人口总体上已经由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要求我们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完善。这些因素既有各自的变化轨迹和特点，又相互紧密关联，我们要及时捕捉、精准研判，以便对形势的把握始终居于主动。

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目的在于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充满信心，在战术上精心运筹、趋利避害，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建议》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向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五五”刚刚开局，大家都在谋划推进，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既不能无视短板，也不能过于超前、造成浪费。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对此，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

202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23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同企业员工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三，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建议》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找准政策发力点，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如何更好推动国内大循环多节点、多链条联通国际循环，助力我国成为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和强大引擎，就需要深入研究。再比如，这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新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如何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如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第四，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五年规划之所以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道理正在于此。

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是重点。这些年，我多次强调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建议》关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和政策举措都是实打实的，要全面落实。

促进社会发展，必须抓好社会治理。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治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变化，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法治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当前，国家和地方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正在加紧编制。我多次讲，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科学编制规划，务必贯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事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这些年，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规划编制中存在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层层加码、急躁冒进，简单“外包”、粗制滥造等问题，务必防止和纠正。

三、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党要在这方面狠下功夫。

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当前，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一些干部素质能力跟不上，出现“本领恐慌”，特别是一遇到复杂局面就束手无策、心里发怵。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学习。首要的是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提高政治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丰富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要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多向成功探索学习经验，多向人民群众学习智慧，不断在实践中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

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要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要在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实践中锤炼、考验、识别干部，着力培养选拔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优秀干部。对那些遇到矛盾就绕道、碰到难题就低头、见到风险就缩身、关键时刻不亮剑的干部，在是非曲直面前模棱两可、当老好人的干部，决不能重用。

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腐败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发展环境，必须严厉惩治。这些年反腐败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决不能心慈手软。要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

怎样把“十五五”蓝图化为现实

怎样把“十五五”蓝图化为现实

《求是》杂志编辑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绘就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十五五”已全面开局。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颁布实施，各地区各部门正抓紧编制地方和专项规划、有序衔接国家规划体系，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启动建设。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我们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不折不扣落实好全会精神、实施好“十五五”规划，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如何认识和发挥五年规划的优势？

“十五五”规划纲要，7万余字，确定了20项主要指标、16方面重大战略任务、109项重大工程项目。这是我国第15个五年规划（计划）纲要。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70余年一以贯之、持续推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深层逻辑，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的：“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断，把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提升到制度优势的高度来认识，打开了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广阔视角。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五年规划的优势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这“四个有利于”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揭示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何以成为“中国之治”的独特密码。“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在“四个有利于”中居于首要位置。五年规划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显著标志。五年规划分阶段部署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按期完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体现了着眼未来谋划当下的战略清醒。五年规划分步落实长远目标，保障我国在变局中始终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是一张蓝图绘到底战略定力的生动写照。五年规划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持续推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图为闭幕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坚持”对其主要方面作出深刻总结：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由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作决策，才能确保规划稳定连续并有效实施。“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基本方法，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才能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符合规律、切实可行。“坚持全国一盘棋”是重要原则，着眼全局、找准定位，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才能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是内在要求，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才能凝聚最大共识、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坚持规划法定原则”是有力保障，定了就抓落实、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动，才能确保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断、不因局部利益而走样。这“五个坚持”与“四个有利于”是有机统一的，从实践经验到制度优势，把我们党对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胜势提供了重要遵循。

事实和成就最有说服力。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再到“十四五”时期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接续实施的五年规划，推动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国际社会对此也广泛认同，认为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对长期发展任务的战略定力和耐心，超越了西方政治的短期功利逻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极具价值的治国理政启示”，“‘一张蓝图绘到底’生动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治理智慧”；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称赞，中国五年规划“提供了清晰、连贯的战略指引，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别人看得清，我们更要用得好。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不断增强五年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和执行力、落实力，使其在新征程上释放更大效能。

如何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全会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十分丰富，不狠下一番功夫，是学不到手的。全会闭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作出阐述，对抓好贯彻落实提出要求。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刻、准确”的要求，为我们进一步领会和把握“十五五”战略部署指明了方向。

如何做到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全会精神，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全会深刻阐述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面临形势、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等，是一个内在统一、系统集成的整体。学习领会时不能只见“具体”不见“整体”，更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要坚持系统观念，在通观全局中把握其相互联系，才能在落实中纲举目张，避免跑偏走样。

怎样做到深刻？就是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全会作出的重大判断、提出的创新举措，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学习领会时不能止步于记住几个新提法、新指标，而是要追问每一项部署背后的战略考量，真正理解透彻、落实到位。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琢磨“怎么干”，才能把全会战略部署学懂弄通，避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准确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精准把握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举措，性质和指向各有不同：有的是刚性要求，必须不折不扣落实；有的是底线红线，坚决不能触碰；有的需要各地进行探索，要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大胆闯、大胆试。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不同举措的适用范围、进度要求、实施手段，才能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学习领会全会战略部署，要掌握方法、吃透内容，特别是要突出重点、抓住要害。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对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作出阐述。我们要深入领会把握、抓好贯彻落实。

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方面，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关于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总体判断，既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全会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判断，延续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大判断，意味着形势之变，变在广度、深度、速度都超出以往——机遇不再是可以稳定把握的确定性机遇，而是与风险深度交织、充满变数的机遇；挑战也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挑战，而是系统性、复合性、突发性的挑战。比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压力加大。近年来，美国将我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加征高额关税到出口管制，从“实体清单”到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破坏交流合作，打压遏制不断升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再比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这既是我国参与定义赛道的历史性窗口，也要应对好规则冲突、伦理挑战、安全风险等新课题。又比如，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深度转型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通道，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形成约束，但人口综合红利仍然具有明显优势。外部压力、科技变量、人口约束……这些新变化既有各自的轨迹和特点，又相互紧密关联，机遇中潜藏着风险，挑战里孕育着新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充满信心，在战术上精心运筹、趋利避害”。战略定力，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2026年3月20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上海出坞，全面转入码头调试阶段。该邮轮计划于今年5月中旬出海试航，11月交付后从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观历史，凡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经历过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强大的产业体系，现代化就缺乏坚实基础，抵御风险、参与国际竞争也就失去了战略依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扭住先进制造业这个重点，发挥其骨干作用。历史上，英国率先掌握蒸汽动力等先进制造技术，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德国以化工、电气等新兴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构筑起全球竞争优势；美国则将半导体与信息技术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先进制造能力，巩固了其全球领先地位。它们的路径不同，但共同特征很明显：都在关键变革期占据了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这启示我们必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份厚实的家底，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坚实基础。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大”不意味着“强”，“全”不等于“精”。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2026年4月26日，2026（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迎来首个专业观众日，38万平方米的总展览面积、1451台展出车辆，其中181台首发车、71台概念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图为当日拍摄的车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此后又多次作出深刻阐述，并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加以部署。回望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从国内大循环地位不断巩固，到国内国际双循环质量稳步提升，从沉着应对美国在关税等方面的持续施压，到今年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博弈中保持主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布局和先手棋，使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回旋空间得到了根本性提升，发展根基更加扎实。这雄辩地证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战略远见，是我们在复杂变局中赢得主动的根本保证。立足当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项工作还要继续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有条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消费端，要统筹破解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堵点卡点，着力补齐短板，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投资端，要切实提高投资效益，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同时要深刻认识到，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一重要论断，抓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些国家的历史教训对我们也是深刻的警示：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积累，最终陷入发展停滞。“十五五”规划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导向贯穿全篇，着力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认识到，改善民生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引擎”。破解民生痛点，往往就是培育产业增长点；回应群众期盼，常常就是开辟发展新赛道。从“治已病”到“治未病”，大健康产业蓬勃兴起；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银发经济加速成长。正如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同时，面对“十五五”时期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重点领域还有不少风险隐患的形势，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如何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规划落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对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进一步加强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领会、抓好落实，不断提高现代化建设能力，切实把“十五五”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

要在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上下功夫，深入钻研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切实增强实干本领。“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当前，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倘若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一遇到复杂局面就束手无策、心里发怵，何以抓住机遇、开创新局？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路径依赖”，面对新任务第一反应是翻出过去的“成功案例”生搬硬套，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还没学会，工作就容易陷入被动。能力跟不上，首先是学习问题。党的创新理论是奋进新征程的根本遵循，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提高政治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丰富专业知识，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要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上下功夫，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政绩观关乎发展成效。“十五五”目标任务艰巨繁重，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扛得住、落得实。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仍存在问题。比如，有的好大喜功，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有的急功近利，重“显绩”轻“潜绩”；有的弄虚作假，搞“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有的推脱责任，新官不理旧账；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十五五”规划落实的大敌，必须坚决纠治。按照党中央部署，当前全党正在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茬接着一茬干，在苦干实干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要在弘扬斗争精神上下功夫，勇于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善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落实“十五五”规划，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破除地方保护要得罪人，化解转型阵痛要碰硬，应对外部打压要过险滩。这些“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无不是规划执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破除它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唯有敢作敢为又善作善成，方能在顽强斗争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要在筑牢拒腐防变防线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始终廉洁自律，守住纪法底线。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些年反腐败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污染政治生态，破坏发展环境，必须严厉惩治；强调必须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决不能心慈手软。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只会越来越严，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公正用权、廉洁用权，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唯有以自身廉、自身正、自身硬的底气挺直腰杆、担当作为，方能为“十五五”规划落地落实提供坚强保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十五五”蓝图化为现实，关键靠实干。要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谋划，一步一个脚印前进，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以高质量实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以高质量实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郑栅洁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对全会精神有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十五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精神，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可行的施工图。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好《纲要》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把准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深刻阐述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四个有利于”的独特优势，系统总结了“五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治国理政智慧，上升为重要规律性认识。要结合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十五五”发展需要重点突出的四个方面导向。

更加注重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推动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按照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其中“十五五”作为承前启后的五年，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夯实基础”，就是必须聚焦对发展和安全具有基础性影响的大事难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破除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使发展根基更稳、韧性更强。“全面发力”，就是必须聚焦推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2035年标志性目标，加快取得实质性突破，确保如期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第一步。

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进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只有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塑造新的比较优势和内生动力，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发生历史性交汇，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深刻重塑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也为我国形成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历史机遇。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动摇，将其贯穿“十五五”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努力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推进路径上，突出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以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增强动力活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是“十五五”规划的一项重大任务。3月12日，2026首届上海商业航天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图为展览会开幕当日拍摄的一款卫星测控数传一体化专用芯片。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更加注重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增减分化特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艰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多元。同时，面对有效需求制约经济循环、供强需弱等问题，需要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破解制约居民消费扩大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在基层医疗服务、优质教育扩容等领域，实施一批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更加注重综合平衡的系统观念。“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需要破解更多深层次矛盾，必须强化跨领域目标指标的综合平衡、任务举措的系统集成、项目布局的衔接匹配，统筹好三个方面的重大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的同时，更加主动运筹国际空间、自觉在全球格局中谋划发展，特别是适应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上升，强化进口和出口平衡、货物和服务贸易并重、吸引外资和境外投资统筹，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统筹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加强粮食、能源等基础性资源保障和新兴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同时将安全发展要求全面融入产业、科技、数智化、开放等各领域任务中。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同时，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紧抓投资和消费结合点，以投资加力增效打通提振消费堵点、以消费扩容提质牵引投资方向优化，增强扩内需政策综合效应，推动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深入理解“十五五”发展的目标指标

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对制定和实施好五年规划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明确了“十五五”发展的七个方面目标，《纲要》逐项进行了深化细化，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个方面设置20项主要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8项，预期性指标12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工程，沿江高铁西起成都、东至上海，正分段加速成型。成渝中线高铁是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2026年3月30日拍摄的成渝中线高铁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指标设置坚持长短结合、守正创新。一方面，将五年阶段性目标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贯通起来，支撑现代化战略的接续落实。另一方面，针对需要压茬推进的重点任务保留了14项“十四五”指标，坚持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数量最多、占比超过1/3，并根据相关领域突出矛盾变化，新设或调整6项指标。其中，围绕精准优化民生服务，新设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指标，以更好满足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需求；将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指标调整为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引导精准有效满足托育服务需求；将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调整为医护人员数，这包括执业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反映提高医生质量和补齐护理人员短板的迫切需要。围绕以更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调整为细颗粒物（PM2.5）浓度降低，聚焦群众感受强烈的大气污染物；将地表水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调整为优良水体比例，进一步体现水生态改善的要求。

指标值确定坚持积极有为、科学可行。充分考虑发展潜力、支撑条件和风险防范等因素，《纲要》实事求是地提出2030年目标值。其中，经济增速目标设置采用定性表述蕴含定量要求的方式，明确“十五五”时期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与“十四五”规划目标一脉相承，在量的合理增长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质的导向，引导各方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居民就业增收提供支撑。同时，“翻一番”蕴含着对未来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的稳定预期，顺应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打好基础”要求在“十五五”时期实际工作中积极争取更好结果，为“十六五”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置为4.5%—5%，也是与五年目标充分衔接的。“十五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设定为17%，按此测算到2030年能够实现比2005年降低65%以上的目标，体现了积极稳妥、理性务实的导向。经济增长、研发投入、碳排放等不同领域指标也进行了平衡匹配，确保相互衔接。

三、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

《纲要》聚焦解决突出矛盾问题，提出了16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在专栏中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支撑规划落地。根据相关任务的内在联系，总体可分为五个大的板块。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的必然选择。《纲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以数智化转型为重要突破，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统部署。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重在固本升级，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守牢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基本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在积厚成势，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支柱性先导性产业。服务业重在扩能提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基础研发经费比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项目、平台、数据、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要抢抓数智化发展机遇，推进算力资源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普惠化发展，加强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围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系统部署。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消费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更大力度发展服务消费。投资方面，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重点支持“两重”项目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产投资。抓住激励约束机制这一关键，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要联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注重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和监管体系，注重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出口特别是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注重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和利益保护体系。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统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和改善民生。五年规划既是“国事”也是“家事”。《纲要》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出一批民生实事。要优化“一老一小”服务。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加强生育支持激励，完善普惠托育体系。完善养老服务网络，系统推进机构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和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重点加强高龄失智老年人照护。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针对学龄人口“排浪式”变化带来的入学压力，将普通高中建设和优质本科扩容作为重点。要多渠道促进就业增收。“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目标，由此前的“基本同步”调整为“同步”，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纲要》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通过新建和改扩建“两高”工业项目实施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等举措，推动工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碳排放量逐步达峰。要以更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大气污染方面强化细颗粒物（PM2.5）控制，进一步消除重污染天气，水污染方面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土壤污染方面强化源头防控，同时针对新问题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

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纲要》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系统部署提升经济和社会韧性。其中，夯实经济安全是基础。要聚焦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保障，加强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中长期油气增储上产、新一轮找矿突破等战略行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确保原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要聚焦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加强源头防控、预判预警、早期纠正，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会同有关方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实施，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确保党中央部署落地见效。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重要部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需要研究把握产业体系整体跃升面临的新趋势、遇到的新问题和具体思路举措。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演进呈现的趋势性特点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产业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升级，产业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跃升，产业综合实力从“大而不强”走向“既大且强”，产业体系正经历着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处于强筋壮骨、整体跃升的重要关口。

高端化成为产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因素倒逼各行各业转变经营策略，即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价值创造、从产量比拼转向品质竞争，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向高端化迈进、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攀升。在研发端，从应用技术攻关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延伸；在生产端，从简单加工组装向精密制造、智能生产跃升；在服务端，从售后维修向供应链管理、数字服务等高价值环节拓展。这一进程，有效提升了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领域重大成果密集涌现，高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取得新突破，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领跑全球，在研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1/3，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前十，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

智能化成为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重塑产业发展范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引擎。工业互联网将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管理系统全面联网，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实时映射和交互控制。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寻找规律、预测趋势、优化参数，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制造精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在改变知识生产、产品设计、内容创作的模式，显著降低创新门槛。智能化更深层的影响是改变了产业运行的基本逻辑，即赋予产业以自学习、自推理、自决策、自优化的能力，使其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智驱动、从事后响应转向事前感知、从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加速实现从“自动”向“智动”的大跨越。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约占全球60%，国产大模型迅速崛起并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具身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整体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

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的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近期在北京开幕。论坛年会期间，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现场集中展示350多家单位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高端医疗器械等前沿科技领域的560余项技术、产品，体现北京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新成果。图为2026年3月25日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上拍摄的视频生成大模型Seedance 2.0演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绿色化成为产业转型的鲜明底色。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已从产业发展的外部约束变为内在要求，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别于传统产业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不是简单在现有产业体系上叠加环保要求，而是对生产函数、技术路线、消费模式等的全面重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可持续、环境可承载相统一。在能源层面，从化石能源为主逐步转向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并重，再到清洁能源为主、化石能源为辅，最终由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工艺层面，从高耗能、高排放向低耗能、低排放乃至零排放转型，绿色技术正在改写传统工艺的极限。在材料层面，从高碳、难降解的传统材料转向低碳、生物基、高性能轻量化材料。在循环层面，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近年来，我国在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绿色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体系、全球最大碳市场，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经济社会绿色化转型进程加快。

融合化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当前，在新技术引领推动下，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交叉融合不断深化，新的产业形态大量涌现。这不是简单的“物理拼接”，而是不同技术、不同产业、不同要素之间的“化学反应”，能够产生“1+1＞2”的集成效应。从技术层面看，生物、信息、材料、能源等前沿技术交叉渗透，催生了合成生物学、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柔性电子等全新技术方向。从产业层面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为其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服务；服务业也吸收工业化的效率基因和智能化的技术红利，产生数字金融、智慧物流、远程教育等新业态。从要素层面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相互交织，形成多链融合、协同演进的资源配置方式。融合化的本质在于打破了传统的产业分立逻辑，使价值创造从单一环节向全产业链拓展延伸。近年来，我国“制造+服务”等新业态快速崛起，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生机勃勃，“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18%，产业融合正在为产业创新开辟广阔空间。

集群化成为产业组织的高级生态。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组织形态正在深刻变化，从传统的企业集中和地理邻近，进化为创新要素、生产网络、服务机构、制度环境等高度协同的产业生态系统。集群化的优势在于，从简单依托上下游配套带来的成本优势和规模效应，转变为更多依靠知识溢出、技术合作、人才流动、风险资本、共性技术平台、专业服务等“软环境”来创造价值。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不再是单纯竞争或交易关系，而是演变为复杂竞合关系和共生关系，这大大降低创新成本、分散创新风险、加速知识扩散。随着交通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呈现出“全球本地化”特征，生产环节实现全球分散和网络化协作，创新资源和高端服务强化区域集中。近年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稳居全球创新集群排行榜前十，广大中西部地区也纷纷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遍地开花的“雁阵格局”。

二、我国产业体系转型发展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产业转型发展中老问题尚存、新挑战也不少。

产业基础存在短板，部分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2025年有130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但一些产业“大而不强”的特征仍较明显，一些产品技术含量和品牌溢价不高，相当部分的利润以专利费、关键零部件采购费、品牌授权费等形式流向发达国家。价值创造能力不足的背后是产业基础存在短板，底层技术和基础研究薄弱，“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仍然较少；以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为代表的“工业五基”高精尖产品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等等。深层根源在于，长期“追赶型”创新模式形成了科研资源配置偏向周期短、见效快的应用开发的路径依赖，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虽连年增加，但与发达经济体仍有明显差距，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牢、研发投入强度偏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够畅通，相关的科研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融资支持方式、风险分担机制、技术转移体系等有待完善。

产业结构不够均衡，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待提升。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也存在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较快，从2011年的40%降至2025年的25%左右，这符合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但也要防止占比下降过快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风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与制造业紧密联系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知识产权、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供给明显不足。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劳动生产率低，部分重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深层根源在于，受长期以来“重速度轻结构、重规模轻质量”的思维惯性影响，一些传统制造企业在要素成本上升制约下被迫外迁，新兴高端制造业的培育尚未形成足够规模，服务业一些领域开放度和竞争性不足制约了服务供给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突出影响农业生产力跃升。

产业环境有待优化，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整治还需加力。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使这一优势未能充分发挥。比如，一些地方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市场准入限制等隐性手段保护本地企业、排斥外来产品和服务，或通过返还奖补等方式阻碍本地企业自主迁移；区域间产业布局存在一定同质化，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盲目上马新能源汽车、光伏、集成电路等“热门”产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利用率不足；一些经营主体出于抢市场、降成本等考虑实施“拼价格”策略，致使行业平均利润下降，加剧产业低端锁定和国际经贸摩擦风险；等等。深层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和经营主体对新旧动能关系存在“喜新厌旧”的片面性模糊认识，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时存在一定本位主义，考核体系较多关注短期可量化指标，亟待完善坚持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

产业治理存在滞后，制度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适配不足。近年来，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但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亟待健全。比如，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引发的伦理问题和就业风险凸显，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还缺乏更多可操作性的规则指引；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产权界定和交易规则还不健全，客观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潜能；一些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权利保障尚不充分，涉企执法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一些跨部门协同机制还不够顺畅，存在不同程度“信息孤岛”、“政策孤岛”现象，导致“合成谬误”、“分解谬误”易发；等等。深层根源在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多是触及深层利益格局和体制架构的“硬骨头”，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认知和监管能力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尚在推进中。

产业安全风险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带来短期压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近年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风险隐患。比如，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严重冲击，其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停摆”数年；一些国家对我国高技术领域实施“长臂管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封锁、规则壁垒、人才交流限制等全方位打压，想方设法将我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一些发达经济体推进“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实施所谓“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一些新兴经济体凭借成本优势大力吸引产业转移，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双重挤压”；地缘冲突多发易发，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受阻，对全球能源市场、金融市场、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等等。深层根源在于，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加深、政策内顾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国际秩序礼崩乐坏，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

三、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需要把握的思路举措和着力重点

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大势、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要关系，在平衡中谋突破、在协同中求跃升。

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的定位和布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突破一批重大基础技术、工艺和产品，推进先进材料、跨尺度制造等创新应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培育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深化自主技术成果多场景应用、大规模推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链主”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025年，国家药监局全年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4087件，其中创新药76个，创历史新高。近期，首款丁肝治疗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在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开出全球首张处方。这款由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李文辉教授团队主导研发的原创药物，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首个单抗药物。该药物实现了从病毒靶点机制发现到新药创制的全链条自主研发，成为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清华大学供图

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统筹并举，保持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稳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传统产业，需要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以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能简单贴上“低端”标签一关了之，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稳定制造业比重，更好发挥其吸纳就业、稳定供应链的作用。对新兴产业，需要巩固壮大已形成一定优势的产业，加快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化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支柱产业。对未来产业，要前瞻研判发展趋势和技术路线，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前沿领域持续投入。整体上，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远近结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协同共进的梯次发展格局。

坚持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双向发力，畅通国内产业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产业发展过程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紧密相连，推动产业升级需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供给侧，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高质量领域流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建设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国家水网、平急两用基础设施等；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其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需求侧，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培育壮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增长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优化、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打造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实践证明，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一大优势，政府作用体现在战略引导、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政策支持、安全保障等方面；但政府也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编制实施好“十五五”相关产业专项规划，聚焦重点产业，明确发展目标、主攻方向、技术路线、产业布局、实施路径、序时进度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产业政策和制度供给，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耐心资本培育、知识产权保护、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等，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激发产业创新的活力与动力。

坚持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兼顾并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统筹开放与安全，在斗争中维护安全、增进权益，谋求合作、争取共赢”。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竞争力。既高质量“引进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良好生态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要素；又高水平“走出去”，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设置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等。另一方面，要筑牢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体推进“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增强国际大循环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能力；强化科技、金融、粮食、能源资源等领域安全保障，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维护我国海外利益。

执笔：王检贵 曲江

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杜飞轮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找准政策发力点，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这一重要论述提出了经济循环的优化方向和评价标准，把提升质量和效率摆在突出位置，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循环、如何优化经济循环等重大问题，丰富了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规律性认识，为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从低向高跃迁，经济的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供需关系和生态约束都会出现重大变化，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愈加突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的增量投入，经济结构相对简单，产业间关联度不高，短缺经济特征较为明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有较高容忍度。此时，即便存在物流成本高、市场分割、供需错配等问题，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覆盖或稀释循环低效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传统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趋于递减，迫使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更趋复杂，产业间关联度明显升高，有效需求和供需适配问题凸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容忍度趋于下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此时，若不能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和体制机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任由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在低水平徘徊，必然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诱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

历史上一些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于没有及时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而陷入停滞和倒退，教训十分深刻。比如，非洲少数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长期依赖资源要素驱动，虽曾短暂实现经济起飞，但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经济循环低效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乏力，至今仍困在低收入国家行列。拉美部分国家错失工业化关键窗口期，未能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叠加贸易保护、债务违约和恶性通胀，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在“停滞—危机—改革—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螺旋式下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个别发达经济体以债务扩张替代效率提升，或以公共支出驱动消费循环，掩盖了生产端长期积弱的问题，加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制造业空心化加剧、高福利陷阱问题突出，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无法持续提升，导致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可见，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长期课题。

2026年4月13日至18日，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展会汇聚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个品牌参展，前沿消费精品与服务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图为4月17日，在展会免税与高端精品展区，人们在张雪机车前驻足拍照。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循环本质上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运动过程。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高低，关键看四个环节的衔接是否高效，市场机制的运行是否有效。其中，生产环节应形成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高度适应性与前瞻引领力，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夯实，科技创新牵引作用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显著增强；分配环节应实现生产能力优势向有效需求的充分转化，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流通环节应实现要素配置优化与供需精准高效衔接，全社会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战略通道更加安全可控，商品要素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环节应实现消费与投资相协同，消费升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持续彰显。总之，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必须以经济循环畅通为基础，不断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革故鼎新、高效转化、韧性提升，形成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的螺旋式上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一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显著增强。2012—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91%，成为主动力和稳定锚。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6.1%。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常年快于全部投资。二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1%提升至2025年的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三是城乡区域循环更趋协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至2025年的67.89%，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9倍收窄至2.3倍。四是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超六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1.9%。五是畅通循环的机制保障更加有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推进，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加强。我国已具备持续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独特优势。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支撑起产业链供应链强大韧性。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为推动经济循环向新向优奠定坚实基础。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公路网和世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为经济循环提供了超大网络底座。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能够凝聚起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挑战。

尽管近年来我国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成效显著，形成了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但也要看到，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仍需在经济循环提质增效上补短板、强弱项。这方面的短板弱项突出表现为：供给体系的引领性适配性不足，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占比较低，大量传统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无法满足部分消费升级需求；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特别是居民消费不振，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要素资源向更高效领域流动依然存在卡点堵点，也难以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内卷式”竞争和区域“小循环”仍不同程度存在，导致部分领域竞争失序，削弱市场机制功能。

更进一步看，上述短板弱项深刻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各方面体制机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缺乏深度融合，部分领域的科技创新领先未及时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发挥不充分。收入分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矛盾制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生产要素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不少制度障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配置仍存在行政干预、使用低效、身份歧视等问题，部分要素的配置空间尚未全面打开。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上仍有短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压力过大，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强烈，消费预期偏弱。此外，由于政绩观偏差、监管能力滞后、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有的领域管理不到位，隐性壁垒未彻底破除；一些地方偏重短期、看重显绩、只盯一隅，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领域信用激励惩戒作用发挥尚不充分，内外贸规则规制与标准认证衔接不够顺畅，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我国正处于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提升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是必须打赢的关键仗。上述短板弱项既反映了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也是未来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潜力和方向所在。“十五五”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加力提升国内循环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和国际循环的主导权，实现内外联动、供需互促、循环升级。

促进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有机结合。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最直接的牵引力，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来源并影响着循环规模，分配决定生产成果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配置，直接影响消费能力和再生产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协调配合，既不能顾此失彼、单兵突进，更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应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强化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落地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等数字基础设施，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稳定支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国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为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撑。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134.2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图为2025年12月17日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平陆运河青年枢纽。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加快形成更加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以价格机制保证供给满足需求，在分工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产品及服务在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交换。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加高效、主体日益活跃、竞争井然有序。应紧紧围绕“五统一、一开放”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体系。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监管模式法治化、信用化、智慧化升级。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畅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渠道，拓展数据、空天、频谱轨道、深海等要素配置空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合理高效。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积极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创新是壮大实体经济、支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引领和有效赋能，同时以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落地场景和利润反哺。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多重压力，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构建需求牵引型创新机制，通过重大工程示范、发展中试平台、首购首用等政策，推动人工智能的系统化规模化深度化应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针对制造业存在的能力短板，尤其是初级产品供给大幅波动、逆全球化“脱钩”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给产业安全带来的较大不确定性，应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高质量、差异化、绿色低碳的供给精准匹配并引领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禀赋各异，但都有各自发展定位，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承担着不同功能。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各地差异化发展，立足自身禀赋更好发挥自身功能。应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引导各地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自身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强区域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健全与之相匹配的财税、统计与考核等制度，坚决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引导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发展，着力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支持创新资源富集地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推动沿海地区提升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推动形成各展所长、梯次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发展重心放在提升质量和效益上，正确处理好显绩和潜绩、长期和短期、全局和一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避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坚决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上马，把有限的资源用到补强循环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上来。

以扩大开放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绝不意味着通过封闭的国内经济循环来保障经济安全和经济韧性。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作为稳固的基本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应加快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尤其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围绕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以更大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以更大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求是》杂志评论员

区域协调发展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经济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今年全国两会后，在“十五五”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就选择河北雄安，亲自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领悟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不断塑造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长期以来，统筹区域发展、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是我们党推动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一以贯之推进实施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开创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针对我国区域发展新变化，先后主持召开多场有关区域发展的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新形势下如何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主持召开有关区域发展的系列座谈会上，既有对雄安新区一地的发展谋划，也有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考量；既围绕东北、中部、西部不同区域板块作出系统部署，也为京津冀、长三角等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指明方向；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探路、引领示范的排头兵，也高度重视守牢安全底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区。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下，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点到面，信号更加鲜明，思路更加清晰，举措更加务实有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区域发展功能定位更为合理，区域优势互补更有成效，区域发展活力日益充沛。2020—2024年，东部与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1.68下降到1.65，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稳步提升。但也要看到，当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比如，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仍然较大，部分关键产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地域分布过于集中，行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等。还要看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我国国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发展基础等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差距始终存在。评判一个区域是否协调发展，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论英雄，还要看基本公共服务是不是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是不是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是不是大体相当。我们要立足发展实际，遵循经济规律，有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整体和重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确保不同地区的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强化系统观念，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不同的政策出发点，也有不同的目标任务以及与之配套的政策举措。从战略推进和实施的方向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眼全国一盘棋，重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区域重大战略旨在通过打造“增长极”与“经济带”，强化经济效率的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国土空间禀赋，明确了开发与保护的边界；新型城镇化战略聚焦城乡关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要准确把握不同战略的目标意图，强化系统观念，充分挖掘多重政策、功能叠加带来的红利，推动四大区域战略协同联动、深度融合、功能互补，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

立足特色优势，走好差异化特色化路子。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担的主体功能也不一样，发展不可能按照一种模式、一种路径。比如，生态功能强的地区，就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各地区要依据自身的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条件，坚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要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其他地区要根据实际增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破除资源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区域之间能否实现更高水平的联动发展，关键在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当前地区之间同质化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市场分割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各地区要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找准自身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要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加强城市群一体化和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处于交汇地带的跨区域联结型地区要打破行政壁垒，充分发挥枢纽节点作用，形成更大协同发展效应。

深化改革攻坚，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平衡不同区域主体利益、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根本上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攻坚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不健全、跨行政区域合作程度不深、区际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然较为明显。要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机制，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完善流域上下游、资源输出地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要强化法规与监管机制建设，确保区域协调发展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涉外法治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涉外法治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论述

莫纪宏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对涉外法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思想引领。

一

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到不断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涉外法治建设主要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和基本外交政策展开。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废止了旧中国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法律原则。制定涉及对外贸易、外国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新中国的涉外经济活动提供基本法律依据。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新中国对外关系原则，规定对国外华侨以及在华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新中国获得了应有的重要国际法地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涉外法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涉外法治实践相对有限。

改革开放揭开了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新篇章。1979年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来又出台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为吸引外资营造制度环境。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外国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境内的合法权益，为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根本法依据。随着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2001年11月11日，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法律文件。我国积极主动肩负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加强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涉外立法，涉外法治建设适应改革开放需要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涉外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深化和快速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增长的涉外法治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从“涉外法律工作”到“涉外法治工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涉外法治的认识不断深化。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为什么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等重大问题，为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谋篇布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我国加快涉外立法步伐，先后制定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家情报法、反外国制裁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等含涉外条款的法律。加强涉外执法和司法能力建设，加大对涉外领域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提升涉外司法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法治声音。

二

“十五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塑造于我有利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等现实需要，都对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迫切任务。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是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从原来国内法治中涉外管辖的“应当管辖”、“有权管辖”，向我国法域外适用的“能够适用”、“有效适用”拓展，同时，吸收国际法治和外国法治中有用、有利因素。但我国涉外法治工作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法律法规比较原则、笼统，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涉外执法司法水平还有待提高。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推动国内法治体系和涉外法治体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持续完善涉外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面临的涉外法治问题也日益复杂。例如，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经济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我国相关制度多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效力层级低、系统性不足，虽在部分领域提出规则主张，但对国际规则制定进程影响有限。在实施层面，具备新兴领域专业知识与涉外法律服务能力的律师、仲裁员等人才稀缺，在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经贸规则衔接互认、跨部门涉外执法协同联动、涉外司法审判国际公信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综合来看，我们应对国际经贸斗争、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只有持续建设涉外法治体系、提高涉外法治能力，才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更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保障和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也迫切需要筑牢法治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制裁与反制裁、干预与反干预、“长臂管辖”与反“长臂管辖”等斗争激烈。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一方面频频出台包含“次级制裁”的单边制裁法案，强力打压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和外国高技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一方面处心积虑构筑“小院高墙”，制定众多专门性法律，对本国技术采取更严密保护措施，破坏全球合作。对此，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等专门法律已构建法律反击框架，但在跨境证据获取、资产追踪冻结、对企业精准合规指引等执行层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必须充实应对各方面挑战的法律工具箱，构筑能有效识别和阻断各类外部风险的法治“防火墙”，保障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企业和公民权益。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我国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涉外法治工作的根本目的，不仅包括“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还包括“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看到，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多边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我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为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俱进贡献智慧和力量。还要看到，当前我国涉外法治工作水平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匹配，如何提出能够凝聚国际共识的中国方案并推动其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是对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大考验。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既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三

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推进涉外法治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

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夯实涉外法治工作基础。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需要，首先要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用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例如，紧密跟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激烈博弈进展，主动、及时开展国内相关立法与修法工作，推动形成既符合国际实践发展方向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方案。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律法规，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涉外执法司法活动提供法律依据。既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当前立法制度、规则，及时出台涉外工作所急需的“小快灵”法律；也善于长远谋划，提高预判力，进一步探索完善与涉外立法特点相适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图为2026年1月6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法务区，公益律师在回答企业工作人员有关涉外法律的问题。 人民图片 孙凯芳/摄

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是提升涉外法治能力和水平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涉外案件大幅增长，“十四五”期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约12.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案范围从传统的国际货物买卖、投资、运输、对外工程承包等领域，向跨境电商、电子单证、跨境破产、离岸金融等新领域加速拓展。同时，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和数字贸易的兴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服务贸易纠纷，以及与之相关的跨境支付、运输、保险纠纷持续增多。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要提升涉外执法水平，坚持公正、公平、透明原则，加强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执法能力，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涉外司法质量，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锻造涉外法治实战能力，对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持续细化实施机制，建立跨部门快速会商、任务清单交办、分级联动执行的响应机制，加强跨境调查取证、资产追踪冻结等技术能力建设，确保迅速、精准、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与企业的合法权益。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公正高效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和国际争端，推进引渡、遣返、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移管等司法协助领域国际合作。

以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用规则说话、靠规则行事，是涉外法治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走向世界，遇到的跨国纠纷和法律问题也更多更复杂，既面临国际法律文化差异、交易结构复杂、参与主体多元等法务实践难题，也面对西方国家以国内法名义对我国公民、法人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等风险挑战。要甄别纠纷性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治等多种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应对。加强涉外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公民更加自觉地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提高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优化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供给，针对涉外法律服务网络覆盖不足、支持相对有限等问题，打造“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协同的法律服务体系，鼓励国内大型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走出去。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等机制，实施好新修订的仲裁法，着力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大力推动仲裁在涉外经济场景中应用，推动我国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仲裁机构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帮助企业、公民运用法治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支撑。近年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同快速增长的需求仍不相匹配，比如，能够熟练办理涉外法律业务、能够在政府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独立办理业务的律师数量还远远不够；兼具法学、科技、外语、国际贸易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学科定位不够清晰，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伦理、深海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实务教学相对滞后等问题。要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逐步构建以法学为基础，以金融、人工智能、国际政治等专业领域为支撑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面向涉外实务工作者开展继续教育培训，提高涉外诉讼、涉外仲裁、涉外法律谈判等重要技能，健全人才引进、选拔、使用、管理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涉外法治工作队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林克庆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实体经济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有机整体。在这一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地位特殊、作用关键，既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主体板块，也是串联产业全链条、赋能实体经济、驱动创新升级、链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注入强劲动力。

一、生产性服务业独特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生产性服务业从生产活动中分化而来，是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部门，长期依附于制造业、处于辅助地位。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格局正在深刻改变。从广东、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2026年“新春第一会”来看，各地纷纷把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摆在突出位置，强调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打造现代服务业强省。生产性服务业从幕后走到台前、从配套支撑转到引领带动，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与我国经济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具有独特战略价值。

从产业特征看，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力量。产业升级的核心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转变发展方式。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现代物流、金融法律、检验检测等领域，以知识、技术、数据、人才为核心要素，具有知识密集度高、创新活跃度高、专业协同度高等基本特征，是集聚新质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这一特征决定了它能够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数据赋能、人力资本提升的创新驱动轨道，有效破解产业升级中的瓶颈，起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赋智、赋值的效果。实践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供给能力，可以影响一个地区制造业的成色。比如，广东近年来利用区域创新能力领先优势，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全链条支撑体系，建成以企业为主导的众创空间1050家、孵化器1066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7.7万家，推动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摆脱传统规模化扩张路径，实现了以技术创新、品牌升级为核心的创新驱动转型，为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产业升级的生动案例。

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枢纽，具有强大的工具价值。2025年11月21日至23日，以“万物互联 智能领航”为主题的2025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湖北武汉举办。图为2025年11月21日拍摄的观众在大会展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摄

从发展趋势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而生产性服务业则是现代服务业的“压舱石”和“顶梁柱”，其扩能提质直接关系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现代化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80.8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57.7%，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超40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过半、占GDP比重三成左右，呈现总量扩大、质效提升、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稳定就业、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支柱。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通常越高，像欧盟和美国均在40%以上。我国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前提下，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适当提升，不仅可以更好发挥经济增长极作用，还可以有效推动三大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让整个产业体系更均衡、更高效、更具韧性。

从体系功能看，生产性服务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全产业链效率的关键纽带。对国家来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跨区域、跨行业、多主体联动的复杂系统，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为根本属性，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具有强大的工具价值。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具备突出的资源整合与网络联结能力，能够打破地域壁垒与行业分割，促进要素有序流动、产业合理分工，有效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发展格局。“东数西算”重大工程就是典型代表，其依托算力服务、数据服务、网络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区域统筹，既实现了西部清洁能源优势与东部算力需求的精准匹配，又推动了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协同联动。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催生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从加工制造向“制造+服务”、“产品+方案”转型。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本身融合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引发了服务供给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如工业互联网通过AI大模型与实时数据交互，能够实现产业链供需智能匹配、资源全局优化，让物流、金融、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研判、前瞻赋能”，从根本上提升了全产业链运行效率。

从比较优势看，生产性服务业是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引擎。长期以来，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制造业的规模体量、成本控制和完整配套能力，这一优势支撑我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但随着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传统比较优势的带动效应逐步减弱，我们长期面临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质升级，能够充分放大我国超大规模完整工业体系的既有优势，通过高端服务的全链条嵌入，实现从单点规模优势向全链条体系化优势的升级，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位势。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也是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赛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数据，2025年全球商业服务贸易量增长5.3%，显著高于货物贸易增速；2025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30879.5亿元、同比增长6.6%，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2.75万亿元，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增长点。由此可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其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有利于更好巩固和升级我国产业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二、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规模大幅跃升、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代要求、国际先进水平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仍存在明显短板弱项，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广而不精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正处在转型升级、向上突破的关键阶段。

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引发了服务供给模式的革命性变革。2025年12月4日，2025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场景创新大会在深圳龙岗举行，人形机器人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超级场景机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清单》，该清单汇聚大湾区150余项优质场景合作需求，覆盖应急、文旅、建筑、教育、医疗、交通等20多个领域，为相关企业提供明确的市场切入点和丰富的实践舞台，预计带动市场价值超过5亿元。 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摄

高端供给存在明显短板，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呈现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鲜明特征。在基础物流、常规设备维护、一般性检验检测等传统领域，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水平不高，服务质效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工业软件、核心研发设计、精密检验检测、高端供应链管理、国际专业咨询等“卡脖子”环节，本土供给能力依然薄弱，大量高端服务依赖进口，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技术、复合型、全链条服务的迫切需求。同时，产学研用融合不够深入，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生产性服务企业多为轻资产属性，传统融资模式适配性不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技术升级。

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凸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有堵点。从全国范围看，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东强西弱、核心城市群强、其他地区弱”的明显分化格局，特别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较大，高端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高度集聚，高端服务供给能力领先全国；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受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资源不足、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等因素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服务供给多集中在传统低端领域，难以对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有效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领域仍存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现象，检验检测、法律服务、会计审计等领域的资质认定全国互认仍有障碍，要素跨区域流动仍存在制度性壁垒，违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导向，制约了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协同和整体优化。

供需结构性错配突出，与产业升级需求的适配性不强。随着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对研发设计、数字赋能、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运维等高附加值、定制化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但当前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仍以低技术、低附加值、单一环节的服务为主，定制化、场景化、一体化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这种供需错配的矛盾，还体现在大中小企业的服务覆盖不均衡上。大型制造企业大多构建了内部服务体系，市场化外包需求释放不足，既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空间拓展，也难以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降本增效；而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对专业化、低成本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十分迫切，但市场上适配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进一步影响了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提升。同时，重制造、轻服务的传统观念仍有一定市场，部分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认知不足，服务外包意愿不强，也制约了行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产业融合深度不够，新兴领域渗透与国际化水平偏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仍存在融而不深、合而不畅的“两张皮”问题，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只能提供单点式、碎片化的配套服务，难以提供贯穿产业链全流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等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仍处在培育发展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化效应。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度、支撑力明显不足，“研发设计—中试转化—检验检测—产业化运维”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尚未健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总体不高，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状态虽持续改善，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仍有逆差，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本土龙头企业数量偏少，与我国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也制约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更高层次跃升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必须精准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工作，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走出一条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专业化与价值链同步攀升的发展新路。

坚持创新引领，以技术突破提升核心服务能力。创新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破解高端供给短板的核心抓手。要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探索搭建国家级技术服务与中试转化平台，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全面推行揭榜挂帅、先用后付费等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完善服务技术标准与结果互认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的数字化、可追溯、可评价，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要优化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集聚，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创新实验室和产业研究院，在广东、江苏、浙江等制造业集聚区布局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站点项目，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群。

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25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为全球初创企业和人才探索开拓中国市场提供创新资源与合作机遇。图为2025年11月9日拍摄的第八届进博会创新孵化专区展览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摄

坚持协同联动，以区域统筹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提升全产业链效率的必然要求。要加强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在相关规划或行动方案中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功能定位与发展重点，推动东部地区聚焦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地；中西部地区补齐配套短板，重点发展与本地主导产业适配的生产性服务业；东北地区立足老工业基地转型需求，强化专业服务供给，形成东部引领、中西部跟进、东北振兴的梯度发展、优势互补格局。要全面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规定，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全面推进资质资格认定全国互认、技术标准区域协同、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让优质服务在全国范围内顺畅流转、高效配置。要深化区域协作示范，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打造世界级生产性服务业高地，推广珠三角优质服务资源向粤东粤西粤北辐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等经验，以点带面提升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要完善差异化支持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产业基金配置，增强中西部及老工业基地的服务承载能力与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服务资源高效共享。

坚持需求导向，以精准供给提升服务业、制造业融合质效。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服务质效的核心标准。要建立产业需求精准捕捉、快速响应机制，围绕重点产业链构建需求数据库与短板清单，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从“被动配套”转向“主动赋能”，从提供单一环节服务转向提供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面提升服务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要围绕生产环节价值提升，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环节与生产制造全过程无缝衔接，破解融合发展“两张皮”问题。要搭建高效供需对接平台，完善服务质量评价与信用体系，用好用足政府采购、服务券、税收抵扣等政策工具，重点扩大对中小制造企业的服务覆盖，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协同发展、价值共创，让专业化生产性服务真正惠及各类市场主体。

坚持开放提升，以领域拓展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新兴服务领域，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更高层级跃进的重要路径。要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人工智能、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建立场景赋能清单，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随链入场、共创解题”，全面提升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撑能力。要建强共享型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数据要素确权、流通、交易机制，建设一批检验检测、中试转化、数字赋能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服务获取门槛。要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引入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服务资源，提升本土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要强化人才与金融支撑，建立“产业博士后—服务架构师—技术经理人”梯度人才培养体系，创新适配轻资产服务企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引导资本向高技术生产性服务领域流动，为打造高端专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源头活水。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求是专访 | 怎么看“十五五”开局首季经济成绩单

求是专访

怎么看“十五五”开局首季经济成绩单

——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求是》杂志记者 陈有勇 魏佳朔

编者按：近期，202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出炉，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GDP同比增长5.0%，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总体改善，市场价格温和回升，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对此，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进行了专访，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解读经济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研判下阶段经济走势。

记者：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也是全年经济的风向标，请问如何看待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言人：“十五五”开局首个季度的经济形势，社会各方面都高度关注。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深刻复杂演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面对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经济顶住压力明显回升，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十五五”首季实现良好开局。

经济增速回升，“韧”的特性尤为明显。一季度，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国内结构持续调整、上年基数较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实现了5.0%的增长，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供需两侧均有改善，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加快1.1、0.7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季度增速为近5年最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在复杂环境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强大韧性的最好写照。

经济顶压前行，“稳”的态势难能可贵。一季度，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特别是3月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影响加大，经济平稳运行难度上升。我国因时因势主动应对外部变化，发挥存量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通过稳产、多元化进口等确保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及时开展价格临时调控，有效保障了经济运行和民生需求。对比来看，一些国家由于油气供给短缺，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稳定。中国经济之“稳”与国际局势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凸显了“稳”字的分量。

经济焕新升级，“新”的动能加快成长。一季度，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9.4%、25.7%。新能源产业增势良好，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40.8%、30.1%。新经济新动能日益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我国经济向新、向智、向绿转型的特征更加明显。

加大民生领域投资，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今年一季度，各地聚力惠民生、补短板，民生投入不断加码。图为2026年2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骆马湖水源工程水上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沉管作业。 人民图片 陈少帅/摄

经济提质增效，“优”的成色更加彰显。我国加力调结构、促开放、惠民生，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成色更优。产业、城乡、区域结构优化，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4、1.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23，同比缩小0.04。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扩大，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加速释放，自贸试验区扩容至23个。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有待化解，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加力巩固。

记者：在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速回升，开局良好，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投资出现了积极变化，增速由负转正。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看待一季度的投资表现？

新闻发言人：投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优化供给结构、促进民生改善的关键之举。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增长1.7%，在稳经济、优结构、增动能、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季度投资出现积极变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支撑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十五五”开局首季，各方面深入挖掘有效投资潜力，下达提前批、第一批“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加力提效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设。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比上年全年加快8.3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作用明显。

其次，产业转型升级活力释放，带动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蓬勃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持续扩大。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比上年全年加快3.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5.2%、12.3%。科技含量较高的新领域，如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发力，推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3.9%。

再次，惠民生补短板持续发力，推动民生投入不断加码。一季度，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同比均增长9.0%，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速。城市更新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5.7%，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5.9%。这些投入既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投资潜力依然巨大。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也推动新的投资需求产生。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投资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着力推动投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益改善。

记者：提振消费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请问如何看待一季度的消费运行情况？今年国家统计局新发布了“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一季度的网上零售情况怎么样？

新闻发言人：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抓住假日消费、春日消费等热点，开展多样化促消费活动，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消费市场总体改善。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具体来看，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商品消费稳中有升。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单位中，近八成类别商品零售额实现增长，增长面比上年四季度提高11.1个百分点。粮油食品等基础生活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作用继续显现，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0.8%、9.3%。

二是服务消费较快增长。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比商品零售额增速高3.3个百分点。受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带动，文体休闲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买商品”到“享服务”，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升级释放，对体验式、品质化消费日益青睐，服务消费逐渐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三是网上消费、智能消费发展向好。今年发布的消费相关指标中有一项重要变化，首次发布“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指标，同时停发“网上零售额”指标。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既包含商品消费也包含服务消费，能更全面反映网络消费的整体情况。一季度，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0%，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智能产品消费向好，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接近1倍，智能手机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接近30%。这些新型消费的快速发展，不仅更高效对接了消费者需求，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记者：价格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也是反映供求关系最灵敏的信号。当前中东局势复杂变化，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但从国内的情况看，我国价格温和上涨、总体比较平稳。如何看待一季度的价格数据？这是不是经济循环改善的积极信号？

新闻发言人：今年2月底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中东地缘冲突对国际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较大冲击，全球通胀压力加大。但是，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商品和服务供给充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较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成效显著，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措施有力，保障了物价平稳运行。同时，新动能茁壮成长、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等带动了国内供求关系改善，支撑了价格温和回升。

从消费价格看，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扩大；其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1.2%。3月份CPI同比上涨1.0%，其中核心CPI上涨1.1%，近几个月同比涨幅总体稳定在1%以上，延续温和上涨态势。CPI温和回升得益于国内消费需求稳步扩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一定改善，也反映了重点行业产能治理扎实推进、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的积极成果。比如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内卷式”竞争防治工作不断落实见效，一季度扣除能源价格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2.5%，涨幅比上年全年扩大1.4个百分点，其中燃油小汽车、新能源小汽车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年全年有所收窄。

从生产价格看，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6%，降幅比上年四季度收窄1.5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由上月下降0.9%转为上涨0.5%，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同比下降态势。PPI由降转涨，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内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新动能带动作用增强和市场竞争秩序优化，释放了经济运行改善的积极信号。比如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速，“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3月份光纤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6.1%、18.7%。PPI回升有利于改善企业效益和预期，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微观基础。

综合来看，中东地缘冲突导致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对国内物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总体有限、可控。一季度我国价格温和回升，主要原因还是国内供求关系改善，这有利于经济向好发展。

今年以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消费、春日消费等成为服务消费热点。图为2026年3月29日，游客在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金坡景区游览观景。 新华社发 范晖/摄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4.5%—5%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主要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看待下阶段的经济走势？

新闻发言人：展望下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动能疲弱，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处于增长动能转换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和增收难度加大，等等。这给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一定压力，但这些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能够克服和解决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我国制度有优势、市场有潜力、创新有活力、政策有保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是有基础、有支撑、有条件的。

从发展态势看，一季度经济良好开局为全年发展奠定较好基础。当前我国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有效推动经济增速回升，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牵引带动作用持续发挥。同时在市场供求关系改善等因素带动下，物价呈现积极变化，企业效益逐步改善，客货周转量、发用电量等实物量指标稳定增长，积极因素累积增多。这些成果展现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特点，增强了各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也为全年向好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从动能转换看，茁壮成长的新动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这些年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和长期发展的积累沉淀正在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成效，我国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发生积极而显著的变化，新动能成长壮大，日益挑起大梁。从调研情况看，不少新兴产业订单充足、发展前景看好。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推进，新动能壮大将继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从政策环境看，有力有效的宏观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不断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下阶段，“两重”建设扎实推进，“两新”政策优化实施，“十五五”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加快，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等作用发挥，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内需潜能。同时，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贸易市场多元化、信贷信保支持、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扩容升级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有助于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从发展空间看，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扩大战略纵深。今年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推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优化市场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重要作用，也促进国内需求稳步扩大。当前，各部门加力推进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落实，扩内需、促增收、推创新等重点领域改革举措将不断优化实施，“十五五”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也将陆续落地，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领域加快发展，将继续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

深度调研

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赛迪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近年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渗透进人类生产生活的肌理，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创新范式以及社会治理逻辑。当前，我国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梯队，正处在从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关键机遇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究竟“家底”如何，发展势头怎样，还有哪些短板弱项？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人工智能绝非单一技术的线性迭代，亦非某个产业的局部升级，而是对经济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的全局性、颠覆性重构。衡量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态势，必须破除传统的技术评估与产业分析框架，从技术能力、产业规模、要素支撑、融合应用等维度进行综合研判，方能窥见这场深刻变革的全貌与走向。

从技术能力看，以开源引领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群体突破，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锻造新标准。在一家实验室调研时我们看到，研究团队引入人工智能自我批评机制，无需人工干预，模型经过多轮自我博弈后，复杂编程解题正确率大幅提升。人工智能实现了从“能听会看”到“能思考、能推理、能规划”，再到“掌握如何学习”的进阶。整体上，我国在模型性能、训练效率、多模态融合等关键指标上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持续收窄，部分领域已实现并跑、领跑，形成了一条开源引领、生态共荣的独特技术路线。2025年，我国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达17.1%。据近期统计，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来自中国。DeepSeek—V4大模型性能比肩国际顶尖模型，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价格低至GPT—5.5大模型的1%以下。其更深层意义在于打破了少数科技巨头的技术垄断，让全球数百万开发者可以基于中国开源模型进行二次开发。开源不仅是让利，也是借力聚力，随着知识在开放共享中加速流动与溢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开放生态中持续锻造自我进化能力。

从产业规模看，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实现了非线性爆发，万亿蓝海背后的价值溢出效应明显。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已达7575.8亿美元，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这1.2万亿元的含金量，不光在于数字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增长逻辑。传统产业遵循要素线性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铁律，而人工智能打破了这一魔咒，技术突破与应用扩散相互强化，形成了“越用越强”的正反馈循环。调研发现，北京作为创新策源地，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一批打磨成熟的算法模型，如同“数字技术泵”，向河北的工厂、天津的港口、内蒙古的牧场源源不断输送智力动能；上海以“模塑申城”为抓手，通过“模速空间”构建生态引力场；深圳瞄准产业落地，致力于构建高度集聚、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企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工智能产业明显带有“投入一元，撬动数元”的乘数效应，万亿规模的背后是一条从底层算力到上层应用、从核心算法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它催生的是新服务、新分工与新市场。

2026年4月24日，深度求索公司正式发布全新系列模型DeepSeek—V4预览版，并同步开源。该模型采用MoE架构，原生支持100万词元的超长上下文。模型在智能体能力、世界知识和推理性能上均实现国内与开源领域领先。 视觉中国供图

从要素支撑看，我国人工智能核心资源实现战略性跃迁，制度创新加速释放要素活性。人工智能竞争的后程，不只看模型跑得有多快，还取决于算力底座筑得有多实、数据活水流得有多畅。在这两大核心资源上，我国已建立起显著的规模优势。算力方面，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截至今年一季度，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188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数据方面，全国高质量数据集超10万个，总量超89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10倍。而且，制度优势也在逐渐显现。我们在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看到，针对企业手握资源“不愿开放、不敢开放、不会开放”的问题，这里建立的“监管沙盒”机制有效打破了僵局，允许企业在不转移数据所有权的前提下，进入受保护的“试验场”进行融合训练。一位企业技术负责人说：“以前用自己的小数据训练，模型越训越偏；现在沙盒里汇聚了10多个行业真实数据，准确率显著提升，数据越用越值钱。”

从融合应用看，我国人工智能加速向千行百业渗透，应用广度与融合深度构筑起全球竞争新优势。截至2025年底，我国重点行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一是渗透领域持续拓宽，应用覆盖国民经济绝大部分大类行业，并且在制造、医疗、交通、金融、能源等领域形成一批标杆应用。二是赋能能级显著提升，从辅助环节加速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管理等核心环节纵深推进。我们在山东一家重型装备制造企业看到，一套工业大模型系统全面接管从图纸解析、工艺规划到质量检测的全链条流程，过去多名资深工程师耗时数周的新品工艺设计，如今压缩至72小时以内，良品率提升5个百分点。三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制药、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融合新业态蓬勃生长，不断形成万亿级产业新赛道。调研中能够深切感受到，在这场全球智能竞赛中，谁的应用场景最丰富、融合程度最紧密、产业反馈最密集，谁就掌握了定义人工智能“怎么用、用在哪、用多深”的标准体系和应用范式，谁就掌握了智能时代的主动权。

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博弈日趋白热化，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正处于应用引领、基础追赶、生态突围的关键隘口。面对算力封锁、人才争夺等外部压力的持续加码，从高端芯片到基础算法，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我们依然存在不少“卡脖子”环节和卡点堵点。

国际竞争挤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空间。调研发现，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已从单一技术限制升级为系统性生态封锁。一是“硬”封锁持续加码。美国对华人工智能芯片销售管制力度不断加大，导致国内不少创新团队因“算力饥渴”被迫放缓大模型研发节奏。二是“软”生态构筑壁垒。英伟达公司的图形处理器（GPU）占据全球九成以上份额，其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生态经过10余年积累，已形成“硬件+软件+开发者社区”的闭环体系。我们在上海一家国产芯片企业了解到，尽管其硬件算力指标已接近国际主流水平，但客户最关心的却是“能不能兼容CUDA”。症结在于芯片替代不是简单的硬件换装，而是牵涉开发框架、算子库、调试工具、开发习惯等一整套技术栈的系统迁移。数百万开发者深度绑定CUDA生态，迁移成本高昂、适配周期漫长，国产替代即便性能达标，规模化应用仍面临障碍。三是规则话语权博弈激烈。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治理规范、数据跨境规则等多由西方国家主导。2025年初，DeepSeek大模型凭借技术突破震动全球市场，西方多个国家随即出台禁令或启动严格审查。现实警示我们，技术领先未必能得到市场准入，缺少话语权，产业出海就会受制于人。

大模型在专业场景面临可靠性危机。大模型在通用对话中表现惊艳，但一旦进入工业检测、医疗诊断、金融风控等对精度与可靠性要求严苛的领域，能力缺陷便凸显出来。一家制造企业向我们反馈，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因光线轻微变化便将良品误判为废品，废品反被放行，最终仍需人工重检。“演示时惊艳，产线上翻车”成为人工智能在许多企业落地时的真实写照。症结在于大模型在开放域任务中展现的泛化能力，并不能自然迁移至容错率趋近于零的专业场景，从“能说会道”到“能用可靠”，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工程化鸿沟。“幻觉”问题也不容忽视。通用场景下，这种错误或许只是瑕疵，但在医疗剂量、法律判决、金融风控等场景中，每一次“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都可能触发不可挽回的风险。这暴露了大模型的一项根本性缺陷：它本质上仍是模式匹配器而非逻辑推理器。如何从“会说话”走向“讲真话”，从“猜答案”走向“懂因果”，是产业向纵深发展必须跨越的门槛。

高质量数据集仍难满足模型发展需求。调研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数据“原油”丰富，但“炼化”能力不足。全球可用私有数据规模远远大于公开数据规模，但受制于数据标准不统一、授权机制不健全、合规边界不清晰等制度性障碍，大量高价值数据被困于“孤岛”。我国虽坐拥海量数据资源，但真正能用于大模型训练的数据却严重短缺。全球通用的50亿规模数据训练集中，中文语料占比仅为1.3%。此外，数据流通的梗阻，让我国数据规模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还有版权与法律风险正持续攀升。一家出海企业告诉我们，其视频生成模型被指控未经授权抓取海外平台视频用于训练，在境外遭遇集体诉讼。一旦数据主权和版权壁垒演变为新的贸易武器，就可能切断国内企业获取国际高质量数据资源的合法通道。

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商业闭环尚未打通。人工智能产业应用正站在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的十字路口，可持续商业模式尚在探索。一是产业链“齿轮错位”。算力层昂贵且与模型适配不足，模型层通用但行业定制化能力薄弱，应用层多为单点工具型产品且互不通信，算力、模型、应用三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啮合机制。二是企业盈利模式模糊。国内用户付费习惯尚未形成，大量应用公司只能依靠项目制一单一单维系，或依赖政府补贴“输血”。从“政策输血”到“市场造血”的转换，是产业能否走出培育期的关键。三是产品规模化复制艰难。一位工业人工智能创始人坦言：“三个工厂试点成功，但客户说换条产线，方案就废了。没法标准化，就没法规模化；没法规模化，就永远在烧钱。”“样板间”与“商品房”之间，差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可配置、可复制、可运维的标准化产品体系，前提又是产业链各环节形成标准化的对接接口。

三、加快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要打一场体系化协同战

人工智能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通用目的技术，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前沿技术都截然不同。其一，它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与生态锁定效应。底层芯片定义算力形态，中间框架决定开发范式，上层应用深度依赖前两者的接口标准——这一高度耦合的技术架构，使得先发者一旦在某层取得主导，便能上下渗透，将整个产业链锁死于自己的生态体系。其二，竞争已演变为环环相扣的体系化博弈。传统科技竞争聚焦单一技术，攻克即可突围；而人工智能的竞争是覆盖芯片、框架、数据、应用、规则的全维度竞赛，任何一维度的短板都可能成为整个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其三，扩散周期被极限压缩。电气革命用了一百年才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信息技术用了半个世纪才重塑商业形态；而人工智能正以瞬间涌现、瞬间渗透、瞬间改造的速度改写行业底层逻辑，先发优势转化为锁定优势的速度大大加快，留给追赶者的反应时间急剧收窄。在人工智能这场决定未来的全球竞赛中，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个技术点的“卡脖子”，而是从底层硬件到上层生态、从技术标准到治理规则的全栈式竞争。破解困局、争取主动，单点突围无济于事，必须打一场“全要素+全生态”的体系化协同战。既要让算力、数据、算法、场景等各类要素充分涌流，又要激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发者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更要以国家战略为统领，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整体合力。

近年来，河北作为全国算力产业布局的重要节点，以政策为引领、基建为基础、融合发展为目标、区域协同为路径，加速构建全国领先的算力产业生态，推动算力产业蓬勃发展。《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保持全国第一。图为2025年9月7日拍摄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秦淮大数据产业园。 人民图片 陈晓东/摄

强化核心技术攻坚，筑牢自主可控发展根基。核心技术攻坚必须将目标从单项指标的追赶，升级为以建生态为牵引的体系化作战。一是向基础原理扎根。源头创新若只在应用层、工程层发力，永远只能在别人的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必须将更多资源投向算法可解释性、因果推理、类脑计算等基础研究“无人区”，掌握定义技术路线的底层逻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路径依赖。二是靶向攻坚与规模化迭代并重。聚焦人工智能芯片、开发框架、基础软件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关键堵点。更重要的是，技术突破必须与市场应用形成闭环，只有将国产软硬件大规模投入真实训练场景，在规模化试错中持续迭代优化，才能用市场反馈反哺技术成熟度，逐步形成能够与先发者竞争的生态吸引力。

优化数据要素供给，打通高质量供给堵点。我国数据资源优势明显，但要解决好“可炼化”与“可流通”两大瓶颈。一是建设高质量“数据油田”。依托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优先在工业、医疗、金融等条件成熟的领域建立标准化数据集体系，同时加大数据合成与智能增强技术的研发投入。只有将原始数据加工为可直接用于模型训练的高质量数据，数据要素才能真正进入生产函数。二是以制度创新打通流通梗阻。围绕产权界定、收益分配、安全合规加快基础制度供给，推广“数据沙箱”、“监管沙盒”等创新模式，在确保所有权不变、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多源数据融合训练，让数据在流动中真正实现价值倍增。

加快规模应用推广，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应用场景是检验人工智能成色的最终战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不是没有好的试点，而是好的试点无法批量复制。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一是深度嵌入核心业务，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场景进入研发设计、生产调度、风险管控等高价值环节，以实质性降本增效撬动企业付费意愿。二是构建产业链协同啮合机制。推动算力商、模型商、行业用户深度耦合，形成算力按需供给、模型按需适配、场景快速落地的协同网络，以标准化接口打破“各管一摊”的局面。三是坚定推进产品化转型。从定制化项目制向可配置、可复制、可运维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跨越，以规模化摊薄研发与算力成本，驱动产业从烧钱循环进入盈利循环。

提升安全治理能力，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底线。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自主演化能力与泛化能力，使风险源从外部攻击延伸至模型自身的“基因缺陷”。安全治理须从静态的合规检查，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动态防护。一是建立分层分类的敏捷治理架构。对通用基础模型强调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对垂直应用场景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如对医疗、金融等高风险领域实施严格认证与鲁棒性评测，对其他低风险场景采取轻量监管，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精准平衡。二是强化技术内生安全屏障。加大算法可解释性、隐私计算、对抗训练等安全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常态化模型安全体检机制，用“技术防火墙”前置风险，让安全能力成为模型自身的“出厂设置”而非事后补丁。三是主动引领全球规则构建。推动我国在数据分级、算法备案、安全评测等领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国际治理方案，在多边框架中抢占规则塑造的主动权，避免被反向锁定。

强化多元协同保障，构建全要素全生态支撑体系。体系化破局需要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与要素支撑。资金层面，要培育真正适配创新的耐心资本。发挥国家基金引领作用，联动地方形成梯次布局的耐心资本矩阵，保障底层攻关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长周期投入。同步推广“算力券”等普惠工具，为中小企业参与创新降低门槛。人才层面，要着力锻造既懂算法逻辑又懂行业痛点的“两栖人才”。这类复合型人才无法在校园课堂上批量生产，必须通过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在真实产业场景中长期“浸泡”出来。加快构建具有规模效应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从顶尖科学家到规模化应用人才的梯次供给。开放合作层面，要坚持根植中国、网联世界。依托“一带一路”等机制，支持企业以开源协作、联合研发等方式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合规前提下突破非商业壁垒，在开放博弈中提升竞争力，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战略主动。

调研手记：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坐标下审视，人工智能的深远意义或许远超我们当下的认知边界。它不仅是技术的迭代、产业的升级，更是一场人类认知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的系统性重塑。当机器开始学会学习、学会推理、学会创造，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次对人类自身位置的再认识。调研一路走来，从“东数西算”编织的算力动脉，到“监管沙盒”激活的数据活水，从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开发者中掀起的生态浪潮，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与人类并肩作业，所见所闻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这意味着，在这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中，我们不再是迟到者、追赶者、补课者，而是同场竞技者，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引领者。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尚在混沌中博弈，我们的路径选择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可能——以开放替代封闭、以协同替代垄断、以赋能替代控制的智能文明新范式。多年之后，当人们回望这场人工智能变革的起跑时刻，或许会这样评价：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中国没有犹豫，没有缺席，而是大步迎了上去。

执笔：郭斐然 贾子君 王宇霞 舒予

文化中国 |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

文化中国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

钟 哲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蕴含着中华民族希圣希贤的人格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价值传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调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我们应深刻领悟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进一步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一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源出先秦经典，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君子应当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万物。明德弘道是对“明德”和“弘道”两个观念的组合，“明德”广泛出现在《周易》、《诗经》、《尚书》、《礼记》等经典文献中，“弘道”则出自《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德弘道中的“明”、“弘”均为动词，意思是要人们彰明道德、担当道义、弘扬正道。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共同表达了中华民族对道德的重视与推崇。

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文明就出现重“德”的倾向。殷商覆灭的教训，引起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强烈忧患意识。在《尚书》的《康诰》、《召诰》篇中，周公提出“惟命不于常”的思想，认为天命无常，只有修德敬德、行善为民，才能保有天命；夏殷两代“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继殷商而获得天命。周人关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将原本不可知的天命与现实的人的德行关联在一起，赋予天命以明确的道德内涵。周人将道德引入政治，以道德解释商周易代的政权合法性，并以之规范自身政治实践，成为此后中国德治传统的重要源头。

春秋末期至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在反思西周礼乐和宗法制度流于虚文的基础上，推动道德从与政治社会浑融一体的状态中相对分离出来，产生明确深沉的道德意识。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典型代表。孔子贵仁，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与前人仅仅将仁作为诸多德目之一不同，孔子将仁视作超越个别具体德性的至德、全德，视作人能达到的最高德性和应遵守的最高道德原则，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君子的立身之本，须臾不可离，杀身不可夺。孔子以仁为贵的思想对西周以来的诸多德目加以总结和整合，使仁成为代表各种德性的统一体。这一思想既指向政治领域，又包括个人领域。关于前者，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继续发展了西周敬德保民的政治传统；关于后者，孔子提出“为仁由己”，认为“我欲仁，斯仁至矣”，将仁理解为个体普遍的道德本性。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提出“仁政”、“王道”、“以德服人”，将仁的原则贯通于政治实践，将德治与民本相结合，主张“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强调重视民生的保民传统下，进一步突出代表民意对政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把仁义礼智内在化，为道德寻求人心人性的内在基础，认为追求道德的实践就是复归本性的过程。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对“明德”和“弘道”两个观念的组合，“明德”广泛出现在经典文献中，如《礼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弘道”则出自《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左图为宋刻本《周易》，中图为宋刻本《纂图互注礼记》，右图为元刻本《论语集解》。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为了与这套新的国家体制相适应，秦汉王朝先后推崇法家、黄老之学，直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对策，才定儒学于一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办太学，正式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推崇仁义的道德取向。从汉到唐，国家不断推动道德的制度化和伦理化，使其从儒家一家之学向社会正统伦理转变。在伦理观念上，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在教育制度上，大力兴办太学和地方官学，士子入学读书，统一学习《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等经典。在选官制度上，两汉举孝廉，隋唐开科举，儒家经义和道德要求成为选士标准。在法律制度上，忠孝入律，礼法合一。通过国家力量的倡导和扶持，道德教化遍及高门草野，崇善慕善成为上到公卿大夫、下到乡曲百姓的普遍追求。

宋元明清时期，汉代建立的道德秩序与人伦规范虽然仍在延续，但是佛道二教的思想传播以及晚唐至五代的政治动荡使礼教传统遭到很大冲击。思想家们重新审视道德的哲学基础，并自觉建构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程朱理学主张“天即理也”，把“理”视作宇宙最高存在本体，而“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的社会道德原则，被认为是天理的呈现。他们主张“性即理也”，认为道德理性是人的本性，而它来自天命的赋予。这样程朱理学就把宇宙的客观规律、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统一于“理”。陆王心学反对将“理”视为外在客体性的权威，提出“心即理也”、“心外无理”等思想，认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不能在外在事物上寻求“理”，“理”内在于人心之中，人心才是“理”的根源，是道德法则的根源，这样就使人的道德主体意识进一步发展。无论理学还是心学，它们都一方面将道德从社会伦理规范上升为天理，认为道德原则与宇宙规律相贯通；另一方面将道德内化于人性和良知，重视道德自觉与内在自省，并最终形成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内容，以心性修养为重要基础的人格追求。

二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中华民族卓尔不群的精神风貌，积淀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品格。这一精神追求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深刻嵌入中华文明的政治架构、教化体系与人格理想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实践范式。

塑造了德为政本的政治传统。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开创了政不离德的德治传统。此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相继发展出“德政”、“仁政”理念，初步形成了德治思想的理论形态。汉代树立“以德化民”、“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将德治思想全面融入政治实践。两汉以后，历代王朝虽治乱交替，但德治始终是政治理想的核心。中华文明的德治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政治与道德两者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回溯历史，周人在观念上首次认识到道德是权力之外的一种强大力量，并将之引入政治生活，政治与道德实现初步结合。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深化了对政治与道德相结合的认识，不仅将德治作为保民的政治行为，还强调应当将礼乐教化作为治理的更高手段，将教化民众作为政治的重要内容，将强化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以上率下作为为政的重点方向。同时，他们将德治根据归于人性，使政治行为在根本上被理解为人的道德意识的外化，从更内在的层面建立起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极大丰富了德治的内涵。德为政本的传统使中国古代政治在价值层面超越了治理本身，道德成为执政的方式、原则和追求的目的，为政治注入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从历史经验看，古代凡是德治昌明的时期，往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生安康；反之，德治废弛易导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涵育了德润教化的文明底蕴。中华文明历来重视教化，强调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认为道德教化优于刑罚强制，能够从根本上塑造人心、淳化风俗；百姓仅仅服从于治理的社会是不完善的，百姓普遍接受教化、具有羞耻心和道义感，才是社会发展应该追求的方向。《礼记·大学》提出“止于至善”，清楚表明应当以求善作为社会发展的更高目的。《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明确将教育教化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在此影响下，历代都十分重视德礼教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成为治理理想。汉代兴办太学、地方官学，“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建立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推行教化。隋唐科举将儒家经义作为核心考核内容以及选士标准，唐代颁布官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为考试之准，引领社会风尚。宋明以后，士大夫阶层自觉地在民间开展教化，乡约、家规、族训等蓬勃发展，推动道德规范下沉民间，成为官方德礼教化体系的有益补充。这种德润教化的传统，强调对百姓加以引导，使他们内在认同而非仅仅服从于外在强制；强调百姓不仅仅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有发展自我精神人格的需求，从而进一步规范了民间秩序、增强了文化认同。

铸就了德以立人的内在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左传》记载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置于人生追求的最高位置。《礼记·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将彰明人内在本有的明德作为人生的最高纲领，因而人要努力的就不是向外穷索，而首先应当是自反自省。孔子强调人应当践行“为己”之学，做到“为仁由己”。孟子区分“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认为功名利禄不可求而得也，可求并且可得的只有人先天具有的德性，从而人能够自主的就是反求诸己，致力于自身人格的完善，实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种反身自求以实现变化气质、成为圣贤的思想，激励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陆九渊“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王阳明“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无一不表现出担当的精神和无私的情怀。这种德以立人、道济天下的品格追求，倡导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实现自我超越，在成就自我的同时成就他人与社会，直至今天依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

三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穿越历史长河而历久弥新，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应当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道德模范是一个社会崇德向善的醒目旗帜。2025年6月17日，德耀中华——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颁奖仪式共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敬业奉献”5个篇章，向观众讲述道德模范的故事。图为颁奖仪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这些年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为弘扬，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带来的价值冲突、网络时代信息碎片化对道德认知的冲击、社会流动加速对道德约束的弱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社会成员价值观扭曲，推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些领域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诈失信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公德意识淡薄，公共领域和空间中存在不文明行为。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侵蚀社会道德根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应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社会发展、日常生活，贯穿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中。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迈上新台阶。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从中华传统政德思想中汲取政德智慧和精神滋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道德建设中为全社会作出表率。明大德，就是要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以自身的道德力量感染亲属、带动群众，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兴起，多元文化思潮交织碰撞，青少年极易受到潜在影响，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长期教育，就难以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甚至可能走偏。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引导青少年善于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丰富面向青少年的优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润物无声影响塑造青少年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人格，培养造就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数字艺术：融科技之力，展艺术之美

数字艺术：融科技之力，展艺术之美

吕伟毅

数字艺术是以数字技术为创作媒介、以算法逻辑为生成机制、以交互体验为审美特征的新型艺术形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在这一战略部署中，数字艺术正成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赋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入把握数字艺术发展态势，推动数字艺术繁荣发展，对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艺术并非简单等同于“用电脑画画”或“屏幕上的影像”，而是以可交互性、可复制性和虚拟性为基本特征，涵盖数字电影、三维动画、数字绘画、网络艺术、多媒体艺术、虚拟仿真、数字设计、数字音乐等诸多类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数字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

推动创作模式由个体主导转向人机共生。传统艺术创作往往被视为艺术家个人技艺、经验与审美体悟的独特表达，数字技术打破了这一认知：算法可以生成图像、谱写音乐、撰写诗文，艺术家不再仅仅是灵感的“容器”，更成为算法的“协同者”与“策划者”。比如一些数字艺术装置以古代名画为灵感，融合计算机图形生成动画与交互式人工智能实时影像技术，观众敲击乐器，即可在弧形投影长卷上生成新的“人工智能古画”。机器负责学习与生成，人负责创意、判断与升华，技术与审美在反复磨合中达成统一。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人机之间不是替代，而是共生。

引领审美方式由静态观赏转向沉浸参与。传统美学建立在“静观”模式之上，而依托全息投影、投影球幕、实时交互等前沿技术，数字艺术构建出多感官交融的体验空间，将“观看”变为“置身”。比如一些交互式数字艺术作品融合传统山水画意境，通过情感计算技术捕捉观众情绪，实时生成与之共鸣的疗愈声景和水墨影像。观众跨越了画框的阻隔，成为作品肌理的一部分。在这种“生成性审美”中，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新的创作，每一场观看都是一次新的生成，审美经验从“接受”转变为“共创”。

驱动生产机制由分散式运作转向平台化协同。传统艺术生产多以个人工作室为单元，作品难以复制和复用。数字艺术则依托数智创作平台和数字资产库，大幅缩短从构思到呈现的创作生产周期。近年来，一些全国性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平台服务、支持数字艺术家及其作品，通过提供国家级区块链存证与智能侵权监测技术支持，成为探索人工智能数字艺术资产版权确权、交易流转可溯源、价值可流通的生动实践。同时，创作者还可以从资产库中调取、复用现成模型，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创意创造、叙事张力和情感表达。

融科技之力，展艺术之美。2026年4月21日，“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在天津博物馆拉开帷幕，该展以馆藏甲骨文物为核心载体，通过全场景沉浸式数字技术与多维度互动体验，为观众打造一场跨越时空的古文明盛宴。图为观众参观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 中新社记者 佟郁/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特别是具身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链条，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百花园中的靓丽新葩。从发展规模看，数字艺术已成为文化产业的强劲增长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68253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6.9个百分点。在这一增长格局中，数字电影、沉浸式展演、数字艺术展览等新业态贡献突出，正以强劲发展势头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从文化传承看，数字艺术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搬运工”，更是深具匠心的“转译者”。通过高清采集、三维建模、沉浸叙事等手段，静态的文物、古籍、遗址被唤醒为可交互、可体验的数字场景，打通历史与当下的经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与当代人的心灵同频共振。从国际传播看，相比于传统艺术，数字艺术更为直观生动，通过多维呈现、互动体验等方式将宏大深邃的中国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鲜活故事，正化身为新时代的“文化使者”，在潜移默化中增进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数字艺术发展呈现出长风破浪的蓬勃态势，但作为一种新兴样态，也亟待我们正视狂飙突进中伴生的阵痛与挑战。推动数字艺术发展是一项兼具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价值引领、内容建设、治理机制上打出“组合拳”，为数字艺术的繁荣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防止“重技术、轻内容”，把价值引领和内容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艺术非凡表现力的同时，也容易使创作者陷入技术特效迷思。当前，数字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唯技术论的跟风炒作、重“形”轻“神”等现象，片面追求视觉奇观，将技术指标凌驾于文化内涵之上，用感官的过度刺激遮盖心灵的深度触碰。这种“舍本逐末”既是流量焦虑在创作端的投射，也是尚未真正完成从“技术手段”向“艺术语言”转化的现实体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守正创新，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数字艺术越是向前发展，越要回到艺术本体，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正确价值导向贯穿创作、生产、传播全过程，融入内容表达、场景建构和算法逻辑之中，让向上向善的内容更容易被欣赏和接受，实现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艺术审美相统一。

破解“符号堆砌、文化空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近年来，国风国潮成为数字艺术的重要资源和鲜明标识，这是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体现。同时也要看到，一些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停留在表层符号嫁接和视觉元素拼贴上，对思想内核、文化语境和美学情境缺乏深入把握。数字艺术真正走深、走实，不在于简单调用几个传统元素，也绝非对厚重历史的泛娱乐化传播或轻量化包装，更不能止步于算法推荐机制下讨巧的“标签叠加”，而是在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审美追求和精神气韵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表达方式。应引导创作者沉下心来做好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原型研究等，推动创作从“表层嫁接”走向“深层融通”，从“使用文化资源”到“激发文化活力”。完善支持机制和评价机制，鼓励深耕传统文化题材、深挖中华美学资源，推动更多作品做到既有中国元素，更有中国气派、中国风骨。

克服“急功近利、原创不足”，把鼓励创新创造与提升治理效能统一起来。数字艺术更新快、传播快、迭代快，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越需要涵养定力、筑牢根基。当前，数字艺术创作存在追逐短期流量红利、盲目复制爆款、同质化内容泛滥等现象，无形中透支了广大受众的审美期待。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批量生成、快速分发更加便捷，如果缺少明确导向和有效规范，容易引发原创精神稀释、精品意识削弱、艺术辨识度消解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在创作端厚植创新创造的土壤，也要在制度端提供有力支撑。应围绕核心文化IP进行深度孵化与精耕细作，形成从前端孵化到后端转化的全链条支持机制，引导创作者从“追热点”转向“做作品”，从“拼流量”转向“立精品”。同时，应围绕数据安全、内容审核、版权保护、平台责任、算法治理等重点环节，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顺畅、保障有力的体制机制，让数字艺术在法治规范下迸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数字艺术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发展前景广阔，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以内容为魂、科技为翼、人才为基、治理为要，推动数字艺术持续健康发展，让这一新兴文化样态在传承赓续中华文脉中焕发旺盛活力，在服务人民中实现更大价值，在创新表达中讲好中国故事。愿数字艺术如一叶轻舟，载着中华文明的辉光，驶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美式“科工复合体”剖析

美式“科工复合体”剖析

嵇先白 翟东升

为维系科技主导地位、纾解霸权衰落压力，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达成战略契合、完成利益绑定，技术能力、产业资本与国家权力加速嵌合，催生出所谓“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下简称“科工复合体”）。科工复合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美国国内，还溢出国界对世界构成严峻挑战。

一

概念上，科工复合体承袭自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二战期间，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产生结构性关联，形成了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界人士、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直斥，国防工业与国家机器结成的利益集团极易对国家决策施加不当影响。时隔60余年，拜登在2025年初离任演说中沿用这一概念，对科工复合体在数字时代的崛起表达忧虑，指出其可能造成权力过度集中、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进而冲击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此番警示，使科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结构上，科工复合体由三大关键行为体耦合构成。大型科技企业构成其“技术核心”，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平台企业和苹果、英伟达、英特尔、特斯拉等高端制造企业。SpaceX、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等新兴防务科技企业，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paceX主攻航空航天领域，帕兰蒂尔精于大数据情报分析，安杜里尔则主要从事无人作战装备研发。上述各类科技企业依托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技术等领域拥有技术优势，掌控社交媒体、数据中心、海底光缆、卫星网络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集聚算力、数据与算法等战略资源，在科工复合体内承担技术供给与产业落地的职能。美国政府部门构成其“权力中枢”，主要涉及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及各类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这些部门掌握预算分配、装备采购、规则制定与行业监管等关键权限，既以国防订单为科技企业提供需求保障，又以政策工具调控技术演进方向，确保相关技术研发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风险投资机构、科研院所与智库网络共同构成其“支撑体系”：风险资本引导金融资源参与前沿科技创新布局；科研与智库机构则提供基础研究、战略研判与人才储备，为科工复合体构建话语与人才支撑。

机制上，三大关键行为体通过多重路径实现深度绑定。人员层面，政府高官、军方将领卸任后频繁进入科技企业与风投机构担任高管，企业管理者、风投合伙人也常被吸纳至政府部门与顾问委员会参与决策，形成身份交错、利益交织、决策共振的人际网络。资本层面，政府以国防预算、专项合同、战略科技计划等形式定向扶持特定企业；风险资本则先期孵化前沿科技企业，待技术与产品成熟后，借助政府订单实现规模化落地，进而完成资本增值套现，形成完整的利益闭环。议程层面，科研与智库机构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出席国会听证、炒作“大国技术竞争”等战略叙事，为政府扩大预算、企业获取订单、资本兑现收益制造舆论氛围，进一步强化各方利益绑定与认知协同。

俄乌冲突爆发后，科工复合体深度介入其中，如SpaceX的“星链”卫星系统为乌方的指挥通信、情报传输等提供重要支撑。图为当地时间2023年2月16日，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使用的“星链”卫星宽带系统天线。 视觉中国供图

诉求上，科工复合体有五大倾向。其一，推动产业政策回归。科工复合体摒弃传统自由市场理念，以制造业回流与关键产业重构为核心目标，着力塑造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二，主导塑造国际经贸规则。一方面极力鼓吹数字贸易便利化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其控制他国数字生态、攫取全球数据、扩大海外市场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壁垒，严格管控前沿技术外溢，以此牢牢锁定自身科技领先优势。其三，呼吁放宽高技术移民限制，核心目的是弥补本土理工科人才供给短板，争夺全球高端智力资源，遏制竞争对手的技术追赶步伐。其四，抵制技术的严格监管。明确反对前置审批、强制审计、安全审查等刚性制度约束，认为此类监管会拖慢技术向市场与战场转化的速率；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数据隐私保护等新兴领域，更倾向于行业自律而非政府强制规制，同时对反垄断监管举措持抵触态度。其五，深化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目标的深度融合，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出台出口管制、海外投资审查、技术限制等举措，强化军民技术协同转化，谋求将企业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优势。

二

科工复合体的扩张在美国国内呈现出利弊交织的总体态势，并引发一系列深层张力与矛盾。

在经济层面，科工复合体既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在无形中重构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制造升级与高端制造业回流为核心的一系列投资布局与配套政策设计，短期内加快了资本生成速率、提升了技术创新能级，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环节的主导地位。但是，这条以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增长路径，天然带有产业集聚与收入分化倾向。一方面，在政策倾斜与规模效应双重加持下，科技产业逐步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市场竞争格局从多元竞争转向寡头垄断，既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也削弱行业整体创新活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严重失衡。科工复合体帮助科技企业高管与风投合伙人聚敛巨额财富，而普通劳动者却深陷工资增速滞后、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双重困境，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受到侵蚀，加剧美国内在矛盾和经济失衡。

在政治层面，科工复合体强化美国国家战略动员能力，但也悄然改写美国政策的制定逻辑。借助大型科技企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美国政府得以在关键技术攻关和国家安全议题上，更集中、更高效地统筹调度资源，进而在国际竞争中维持一定主动性。然而，随着科工复合体势力持续扩张，美国政策议程明显向科技与安全领域倾斜，经济均衡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公共服务优化等民生议题被逐步边缘化。更为关键的是，公共权力与科技资本界限不断模糊，监管俘获问题日益突出。帕兰蒂尔便是典型案例。该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便与美国反恐需求深度绑定。其创始人彼得·蒂尔安插大量亲信入职现任美国政府核心部门：前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出任副国务卿；前情报主管格雷戈里·巴巴西亚出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首席信息官；前基金经理吉姆·奥尼尔先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后被提名执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首席幕僚长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则出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这一人事布局的结果是，近年来帕兰蒂尔所获得的政府合同呈现爆发式增长，带动其营收与估值同步攀升。此类做法也被其他科技与风投寡头竞相效仿，充分暴露出科技资本对美国政治的深度渗透与强力操控。

在社会层面，科工复合体推动的技术迭代与平台化发展，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持续削弱着社会整合能力。首先，部分科技精英秉持“技术加速主义”理念，将民主议事程序视为提升技术效率的障碍，主张以技术治理模式替代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这不仅弱化了既有的社会制衡机制，更从深层动摇了美国社会赖以运行的民主根基。其次，科工复合体旗下的科技巨头掌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为追逐流量收益与用户黏性，持续推送极端化、碎片化信息，催生普遍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壁效应，加剧公众认知割裂与立场对立。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借此快速扩散，侵蚀了公共讨论所必需的理性基础。部分科技企业还凭借算法与数据优势深度介入社会公共议题与选举活动，通过精准投放、算法操纵等方式干预舆论走向、影响选举进程，引发民众对选举公平性与透明度的广泛质疑。

三

科工复合体的影响已跨越国界，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插手地缘政治冲突、搅动他国治理秩序、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的“急先锋”。

在科工复合体影响下，美国推行出口管制、技术脱钩、产业回流、离岸调整与投资审查等一系列举措，打破全球供应链原有平衡。这不仅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推高产业链运行成本，也对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中小经济体造成显著冲击，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同时，科工复合体凭借技术壁垒与专利垄断，限制高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阻碍其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拉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全球发展失衡。上述行为削弱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协同效应，扰乱资本与技术的跨境有序流动，使各国企业在效率与安全、成本与合规之间陷入两难。

科工复合体深度介入国际安全冲突，通过武器装备与数字技术输出牟取暴利、扩张势力范围。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及美以伊冲突中，它们大肆收割“战争红利”，借机削弱地区国家实力，变相强化美国地缘优势，破坏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例如，谷歌、亚马逊与以色列政府联手推行的“尼姆布斯计划”，通过云服务为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技术支撑，加剧地区冲突烈度，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在乌克兰战场，帕兰蒂尔的“梅文”智能作战平台深度介入情报分析与目标锁定，SpaceX的“星链”卫星系统则为乌军提供指挥调度、后勤保障与战场实时情报传输。科工复合体在多个战场上拱火递刀、鼓动对抗，推动战事持续延宕，加剧地区安全风险与对抗氛围。

凭借对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科工复合体在多国青年抗议本国政府的浪潮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美国社交平台推动抗议行动实现去中心化动员与跨国联动，组织效率远超传统社会运动。在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等国青年对本国政府的抗议活动中，X、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关键动员枢纽，算法不断放大对立情绪，将零散不满催化为全国性抗议，剧烈冲击当事国治理秩序与社会稳定。德国、法国、巴西等国也曾就X涉嫌操纵算法传播、放大极端言论、干涉本国选举等问题展开调查，折射出国际社会对美国科工复合体干预他国内政的普遍警惕与担忧。

在国际科技秩序层面，科工复合体以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霸权为核心，全方位遏制潜在竞争对手。针对中国，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科技遏制策略，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运用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实体清单制裁等手段，试图封堵中国科技升级路径。为扩大围堵声势，还推动搭建“硅和平倡议”、“四方关键矿产倡议”、“芯片四方联盟”等排他性阵营，将跨国科技合作政治化、工具化，人为割裂全球创新协作网络，构筑针对特定国家的技术壁垒。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科工复合体则以“投资合作”为包装，通过资本布局、标准输出等方式，力图将全球南方纳入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体系，压制其自主创新能力，使其形成对美技术依附，进而巩固自身的全球霸权地位。

面向未来，国际社会要认清和抵制科工复合体的扩张及其负面溢出效应，以科技向善引领发展，以多边协作破解难题，才能更好让世界经济实现包容发展、地缘格局走出动荡、各国治理免受外部操控、全球科技秩序摆脱霸权垄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弥合产业失衡与技术鸿沟，实现普惠平衡；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安全，对冲地缘对抗风险；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价值霸权与制度强加；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体系变革，打破少数主体对技术规则与话语权的垄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科技合作、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共同福祉，才是顺应时代潮流、捍卫公平正义、促进人类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的人间正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从世界观看政绩观

从世界观看政绩观

李 毅

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政绩观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政治实践中的集中投射，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在这个意义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和规律层面，深入查找剖析政绩观偏差，在行动上予以坚决纠治。

一、防止发展不从长远看，坚持用历史的观点看政绩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一个过程的存在。在这其中必然贯穿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因此，发展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对历史负责，就要有历史眼光，既要注重当下，更要着眼未来；既要认识现在，也要了解过去。这是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党和国家事业是在不断发展中前进的，这要求我们的视野和格局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时一事上，必须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久久为功，始终保持事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如果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接力赛”，就需要我们以实际行动接好上一棒，跑好这一棒，传好下一棒。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别出心裁，工作刚起步就换方向、改思路，随意“翻烧饼”、“换赛道”，结果往往是在反复折腾中，不仅荒芜了既有的“田”，也没种好现有的“地”；有的不愿做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只盯着“短平快”项目，更愿意把政绩做成数据报表和汇报材料，给上级看、给媒体镜头看；有的热衷于整大场面、铺大摊子，盲目跟风上马“高大上”项目，结果却成了“烂尾工程”；有的仍停留在传统思维，习惯走“回头路”，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结果使一时的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有的既不“瞻前”也不“顾后”，遇到矛盾问题绕着走，一味向前任推脱责任，搞新官不理旧账，并对工作中的难题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向后任“甩锅”；等等。这些政绩观的“走偏”，必然带来发展方向的“跑偏”，既影响事业的成色，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做铺垫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这不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风格”，“千万不要‘空前绝后’，出现‘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手中的“接力棒”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不遗余力地拿稳这一棒、跑好这一程，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努力去做，短期内难见成效、但为长期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切实以真政绩、好政绩赢得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好评价。

二、防止不从人民立场看，坚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绩观不能偏离“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人民至上，就要学会为人民工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更是我们工作的标准和要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最”字的话语表达，表示其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彰显其根本性和至上的位置，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政绩的核心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民”既是一个集体概念，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需要将心比心，倾注感情。换句话说，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所在，更是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真挚感情所系。

针对“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成为AI时代创业新范式的情况，多地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创业指导、注册登记等全程帮办服务，助力OPC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图为2026年4月10日，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政务服务大厅OPC一站式服务站，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成立“一人公司”相关事项。 新华社发 蒯创/摄

这些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有的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基层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结果并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为了个人利益，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迷恋“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有的罔顾群众意愿，既不讲感情，也不讲方法，盲目蛮干硬干，看似“出政绩”，实则“留骂名”；有的对群众反映的饮水、就业、看病、上学等问题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等等。这些说到底是一些党员、干部的党性和立场出了问题，损害的是党群干群关系，侵蚀的是党的执政基础。

为民造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一件件具体的好事实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要时刻牢记，我们始终是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人民之外，更不是在人民之上，为民造福是本之所在，更是情理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多办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得民心的好事实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防止从本位主义出发不从全局看，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政绩

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坚持系统思维，就要充分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规律，善于处理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等关系，否则就容易陷于“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的泥潭。本位主义是指在处理全局与一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时只顾个人利益或本地区本部门小团体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的思想作风。归根到底，本位主义的实质是“私”，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披着“集体主义”的外衣，喊着“我又不是为自己”的论调，看似理直气壮，实则心里装的是“我的政绩”，而不是党和国家的事业。“私心”多了，必然导致工作落实的“变形”，进而影响全局工作成效。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只讲小集体、不讲大整体，只愿做自己责任边界内的事，不能很好地观照全局，甚至一意孤行、从不考虑全局利益；有的对党中央和上级决策部署搞选择性落实，对己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拖延或变通；有的片面强调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特殊性，不顾大局推行“土政策”‌，看似因地制宜，实则削弱了政策权威、损害了群众利益；有的缺乏协调对接，条块间各自为政，特别是在出现问题后相互推诿指责，难以形成合力；有的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搞地方保护主义，人为设置关卡壁垒；有的偏离良性竞争轨道，为了本地区本部门利益，采取各种手段搞“内卷式”竞争，实则损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出现了偏差，跳不出局部的“小我”，不能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

真正的好政绩，是全面过硬、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对中央治理整顿使当地经济受影响想不通、有怨言的情况，明确强调，“闽东这个局部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当前宏观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如果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还是应该乐于承担的”。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求各级党员、干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广大党员、干部要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一地一域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真正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四、防止不从实际实效看，坚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基本观点。只有投身于实践，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把握规律，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干事创业，都要从实际出发，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求真务实的态度，以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搞“包装式”落实，把地方和部门的常规工作套在党中央决策事项名义下，实际上还是延续原来的套路和做法；有的搞“标签式”落实，对党中央决策的事项，每个方面都点到为止，看上去各方面都做了，但只是“蜻蜓点水”、“雨过地皮湿”，没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的搞“割据式”落实，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表面上是一整套体系，实际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不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有的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把“痕迹”当“政绩”，把小成绩吹成大功劳；有的图虚名轻实效，不顾当地财力和发展基础，盲目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结果留下巨额债务和一堆烂尾项目；有的搞层层加码，抱着数字递增越多工作就越有力的片面认识，给基层干部群众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负担，甚至不得已造假应付上级；等等。这些行为，既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也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看似一时“出彩”，实则留下极大包袱和严重隐患，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破坏的是当地发展环境，侵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经过调研发现正定虽是粮食“高产县”，但征购任务过高，群众负担很重，导致口粮不足、生活困难。他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他顶住压力，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积极争取政策调整，最终核减了高额粮食征购任务，缓解了群众的口粮紧张。敢于正视问题、反映实情、坚持真理、求真务实，始终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始终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坚决克服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造假、不浮夸、不折腾，不盲目蛮干、急躁冒进，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随意铺摊子。同时，增强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提高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始终坚持尊重规律、科学施策，做到责任在心、担当在肩，真正干出惠及人民、泽被后世，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治理“烂尾楼”也能出政绩

治理“烂尾楼”也能出政绩

张超超

能否做到“新官理旧账”，既是检验党性作风的“试金石”，也是衡量政绩观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尺。过去一个时期，石家庄在推进城中村、旧城改造项目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烂尾楼”。2021年，全市共摸排出“烂尾楼”项目44个，涉及房屋7.8万套、群众9.5万人。这些“烂尾楼”项目大部分已停工10年以上、个别项目甚至超过20年，购房群众掏空积蓄买了房，就是为了孩子结婚、子女入学、老人养老，但却迟迟等不来交房，群众不满情绪蔓延，因房地产遗留问题引发的上访一度占到全市信访总量的1/3，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同时，“烂尾楼”残缺破旧、场地杂乱，还存在墙体开裂、设施老化等问题，加之日常管护不到位，造成诸多安全隐患，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包袱”、损害城市形象的“疮疤”、影响社会稳定的“脓包”。理好“烂尾楼”这本历史旧账是群众所盼、发展所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出政绩。

通过深入调研和综合分析研判，造成石家庄如此大量“烂尾楼”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在主导土地一级市场开发上出现缺位。过去石家庄实行“土地一二级市场联动”，房地产开发建设准入门槛低，开发企业良莠不齐、蜂拥而入，形成长期依赖“高负债+长周期”开发模式，一旦资金链断裂就造成项目“烂尾”。二是职能部门监管缺失甚至个别干部违纪违法。针对开发企业的无序开发、未批先建、超规划建设、违法销售等问题，一些职能部门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一些领导干部与开发企业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在项目开发建设各环节“说情打招呼”，默许、纵容甚至包庇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滋生诸多问题，使得项目开发建设难以为继。三是一些干部面对问题不担当、不作为。“烂尾楼”项目遗留问题多、时间跨度长，问题错综复杂，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极大畏难情绪，认为这些旧账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费时费力，还可能“背锅”、得罪人，于是就推诿扯皮、击鼓传花，导致问题越拖越久、越拖越大。四是承接续建难度大。认真梳理这些“烂尾楼”项目，主要存在手续不全、资金链断裂、涉法涉诉等三类问题，多数项目是几类问题交错，产权关系、债权关系一团乱麻；同时，很多项目因时间久远，续建不符合现有规范，需要重新履行审批程序，时间成本、财务成本极高，二次招商续建和销售非常困难，导致“烂尾楼”项目治理难度增加、建设周期不断拉长。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依法依规处置”的工作思路，圆满完成44个“烂尾楼”项目治理。石家庄市桥西区祥云国际“烂尾楼”项目治理盘活后，建成大型商业综合体北国未来城。图为2026年4月4日拍摄的北国未来城外景。 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供图 王兆伟/摄

“烂尾楼”这本历史旧账，一头连着民心，一头系着发展。如果因为怕“背包袱”、难出“显绩”，就不愿提旧账、不敢理旧账，对“烂尾楼”问题置之不理，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民生痛点会逐渐变成发展堵点。近年来，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官理旧账”，实行市领导分包、专班化推进，确立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依法依规处置”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在统筹协调、政策供给、风险化解中的主导作用，激活市场机制，推动石家庄“烂尾楼”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依法依规惩治违法乱纪行为。“烂尾楼”背后的不法利益链条不解决，项目就无法重生。我们坚持正本清源，研究制定了“一个清零”、“两个不放过”、“三个清单”的政策，即对房地产开发商非法所得清零，对违法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放过、对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纪律责任不放过，建立容缺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严格依法调整规划、依法盘活项目、依法打击处置、依法追赃挽损，为“烂尾楼”项目整治后续工作开展扫清障碍。司法机关依法对16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转移资金、隐匿账簿、非法销售和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对52名涉案项目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法冻结查封资产6.52亿元、追缴资金42.04亿元；纪检监察机关问责处理违规违纪干部29人，形成了强力震慑。

坚持分类施策，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烂尾楼”成因复杂、形态各异，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逐一会诊开方。我们建立了“一事一议”工作机制，还原历史政策环境，精准界定问题症结。对原建设单位有自救意愿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简化规划和施工审批流程，积极协调对接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帮助企业筹措资金，让有条件的企业“自己站起来”，推动25个“烂尾楼”项目由原建设单位完成后续建设。对无意续建但仍有一定开发价值的，秉持“不配地、清产核算、货币解决、市场化推进”原则，通过破产重整、司法判决、项目转让等方式，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还给市场，特别是充分发挥国企的社会担当和示范作用，动员4家国有企业复工续建问题复杂的项目，引入7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接管，17个“烂尾楼”项目由其他企业承接了后续项目建设和资产盘活。对安全隐患严重、无法续建的2个“烂尾楼”项目，果断予以拆除，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一事一议”，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既守住底线、又留出空间，让每个“烂尾楼”项目都有各自的“解题钥匙”。截至2024年底，石家庄44个“烂尾楼”项目全部完成整治，同步加强了项目周边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圆了数万群众的安居梦。

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盘活一个项目、化解一批矛盾、造福一方百姓”。整治“烂尾楼”项目，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建起来”的复工难题，更有“如何活下去”的运营考验，必须统筹考虑建设与运营、投入与产出，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曾经备受瞩目的明星项目——祥云国际，总建筑面积高达237万平方米，因开发商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于2014年全面停工，成为全市体量最大、涉及面最广、处置难度最高的“烂尾楼”项目。如果仅仅实现复工续建而忽视后续运营，项目很可能从“建设烂尾”变为“运营烂尾”。对此，我们秉持全生命周期建设开发理念，把续建和招商摆在同等重要位置，积极开展招商洽谈，布局大型商业综合体北国未来城、希尔顿惠庭酒店，以及文体中心、儿童乐园等多元业态，成功盘活近40万平方米商业资产，有效激活了区域人气和活力。截至目前，祥云国际项目实现盈亏基本平衡，累计交付住宅、公寓等4000余套，北国未来城等商业经营良好，实现了项目价值的可持续释放。

坚持建章立制，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房地产乱象风险。我们巩固拓展44个“烂尾楼”项目整治成果，进一步梳理全市逾期项目交付情况，先后排查发现拆迁后5年以上未交付安置房的城中村改造项目20个、开工7年以上未竣工项目19个、逾期交付商品住房项目144个，目前整治已取得扎实成效。防止形成新的“烂尾”是底线，必须健全治本之策。根据整治过程中发现的土地使用、工程规划、建筑许可、房屋预售等漏洞，及时研究政策规定，建立行业规范，制定出台了《关于规范土地一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彻底断开土地市场中的一二级开发联动，强化对新建居住项目容积率的刚性管控，健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修订完善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系统治理“烂尾楼”，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石家庄2346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提升，415座公园游园、1015个球类场地、184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嵌于城市之中，宜居宜业水平显著提升，城市面貌焕然一新。2024年、2025年石家庄青年人才流入均超10万人，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排名由2021年的第40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34位，连续两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从“烂尾”到“新生”，治的是乱象、理的是制度、保的是民生、赢的是民心、检验的是政绩。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决心和力度理好旧账、扫除积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理好旧账，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统一，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才能有效治理“烂尾楼”。位于石家庄长安区的棉一、棉二纺织厂旧址，厂区搬迁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是典型的“工业锈带”。我们坚持规划先行，确立“纺织文化+音乐艺术”的经营定位，有效避免无序开发、超规划建设等问题，以市场化方式引入国内外知名商业品牌和前沿潮流业态，成功打造河北省首家非标商业文化艺术园区，日均客流量超2万人。我们深切认识到，坚持政府主导，不是政府要大包大揽，关键是政府要把准方向、搭建平台、创造条件，解决治理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事情；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法治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事情交给市场，充分激发内生动力。

理好旧账，必须处理好保民生与促发展的关系。治理“烂尾楼”不是一道“单选题”，既要解民生之困，也要图发展之效；既要算民生账，也要算经济账。一栋栋“烂尾楼”，破灭的是群众的安居梦，拖欠的是农民工工资和各种工程款，闲置的是宝贵土地资源，影响的是市场预期和信心。我们坚持把保民生和促发展统筹考虑，比如在祥云国际项目债权清偿环节，考虑到80%以上个人债权的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合理确定了“100万元以下的债权以现金方式清偿，100万元以上的债权以存量资产作价抵偿或待存量资产变现后清偿”的偿还方式，既优先保障了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的“血汗钱”，也为项目后续建设赢得了时间和空间。通过资产盘活、资金回笼、协商调解等多种方式，群众拿到了房子、领到了工钱，市场恢复了信心，项目从“失血”逐渐变为“造血”，实现了群众获得感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提升。

理好旧账，必须处理好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的关系。“烂尾楼”这些存量资源，是做优增量的潜在空间支撑。我们通过系统治理，让一大批地块恢复了价值功能，变“包袱”为“财富”，为城市发展打开了新空间。我们利用盘活存量释放的发展空间，大力实施城市更新重点片区、交通路网、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统筹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新图景逐步显现。实践证明，通过盘活存量释放增量空间，又通过做优增量带动存量调整，能够实现现有资源价值的最大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理好旧账，必须处理好干好当前与利于长远的关系。治理“烂尾楼”，表面是还历史的债，实质上是反思教训、为长远发展铺路。过去石家庄存在一些产业园区“插花式”建设问题，土地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条件差，想来的企业留不住、留下的企业发展不好。对此，我们攻克各种难题，高标准规划建设了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5个具有良好配套服务能力的低成本园区，既推动当前产业园区重拾生机、满足企业发展所需，也为未来项目落地、后续企业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我们牢固树立战略思维、系统思维，以治理“烂尾楼”为契机，完善制度机制，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让政绩既有当下成效，更有长远价值。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

“翻烧饼”翻不出真业绩 等2则

“翻烧饼”翻不出真业绩

刘 波

老百姓用“翻烧饼”形容某些领导干部的折腾劲，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随便‘翻烧饼’”，但现实工作中，随便“翻烧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有的干部“拍脑袋决策”，脚下不沾泥、心里没有数，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有的患上“政绩冲动症”，基础工作看不上，长远规划等不及，专挑“短平快”的项目博眼球；最要命的是“新官不理旧账”，前任种树，后任砍树，砍完再种新品种，美其名曰“开拓创新”。说到底，这些“翻烧饼”高手，心里装的根本不是事业、百姓，而是自己的“官帽子”。至于这片土地到底需要什么，老百姓到底期盼什么，则既没空想，也不想费心想。结果呢？“烧饼”翻得越欢，离民心越远，离真正的政绩越远！

政策规划“翻烧饼”是政绩观不正的突出表现，必须给“翻烧饼”的冲动泼泼冷水，让那些热衷于“翻烧饼”的干部付出代价。我们的事业是一场接力跑，不是百米冲刺，更不是翻饼比赛。与其在那里翻来覆去地折腾“烧饼”，不如沉下心来，多办几件让老百姓竖大拇指的实事、好事。少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多些“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这才是真本事，这才是真政绩！（摘自《当代广西》2026年第8期）

勿让问题清单“束之高阁”

张 丹

问题清单若止步于查摆的“仪式感”，沦为文件柜里的“陈列品”，非但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助长“以清单代替落实”的不实作风。要树牢做好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的责任意识。现实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将“查摆问题”等同于“解决问题”，问题清单越列越长，专题会议越开越密，实质性整改却迟迟不见行动。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作风，以形式上的认真掩盖了行动上的懈怠。必须从“查摆问题”转向“解决问题”，真正让问题清单成为攻坚克难的“任务书”、“施工图”。

锤炼把问题清单变为成效清单的实干本领。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对清单中的难点堵点、痛点焦点不回避、不遮掩、不退缩，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抓出实效。以“庖丁解牛”的智慧，对清单中的问题深入剖析、找准症结，细化整改措施。

健全以整改成效论得失的工作机制。健全问效机制，对真抓实干、整改到位、群众认可的，及时肯定鼓励；对整改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严肃追责问责。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推动形成“查摆—整改—巩固—提升”的工作闭环。拓宽群众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渠道，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出成效。（摘自《云岭先锋》2026年第3期）

统计图表：2026年1—3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

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

图为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现场。 全国妇联供图

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平凡而伟大，她们既坚持守护好温馨小家，又倾情奉献于社会大家，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的巾帼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妇女、支持妇女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妇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2026年3月8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先进事迹。

入选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的10名同志是：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臻；大连工业大学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雪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科技委常委张玉花；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冬香好妈妈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妇联主席张冬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新闻播音部副主任贺红梅；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韩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娇龙；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讲武城镇滏阳营小学教师陈玉文；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任萍萍。

她们中，有敢闯敢试的科研追梦人，在探索太空、开发海洋、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潜心钻研；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好干部，用智慧与汗水团结带领乡亲共圆“致富梦”；有热心公益的社会志愿者，以温情陪伴服务民生日常；有躬耕教坛的灵魂工程师，以赤诚之心浇灌桃李芬芳；有坚信笃行的新闻工作者，用心用情完成一次次重大报道……她们以奋斗成就最美、以坚守成就不凡，集中展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