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实体经济、怎样发展实体经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实体经济提供了根本遵循。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指出，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决不能脱实向虚。要通过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切实守牢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和命脉，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怎样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李乐成的文章，阐释如何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刘瑞明的文章，对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阐释；莫万贵的文章，对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作出阐释。

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本刊评论员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阐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本刊评论员文章，对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雷磊的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抓好法治监督工作作出阐释。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联合课题组的文章，阐述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有效路径。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刘冬梅、张辉、马源三位专家的访谈，探讨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王杰的文章，对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出阐释。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秦露的文章，阐释如何认识和把握好正确政绩观和科学舆情观的关系；闻华的文章，剖析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的危害与破解之道。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习近平

一

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我们学不了有的国家大搞虚拟经济那一套，而且搞虚拟经济本身就有很大隐患。我国有13亿多人口，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离开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给我们提供。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千万不能把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

（2016年12月14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

（2017年4月20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三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2018年1月30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2018年12月1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2019年9月17日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六

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2020年8月21日在安徽考察时的讲话）

七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2021年10月1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考察时，同企业职工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九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这是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2023年9月对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指示）

十一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

（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26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9日上午，习近平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十二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2025年4月30日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三

《建议》稿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2025年10月20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十四

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

（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五

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的节录。

怎样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怎样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求是》杂志编辑部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引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一文，收录了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实体经济、怎样发展实体经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体会尤为深刻。前些年，受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等因素影响，“脱实向虚”的倾向一度比较突出。总书记以高度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反复告诫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指引全党全国牢牢守住了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我国实体经济才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趋势性问题的扭转不等于深层矛盾的解决。比如，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部分领域“内卷式”竞争仍然突出；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深学细悟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就要结合这些现实问题进一步加深领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深刻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些重要论断，揭示的不仅是历史经验，更是大国经济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我国经济的根基和命脉所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依靠实体经济起家的。纺织业托举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汽车和先进装备制造撑起德国工业脊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构筑美国产业优势。它们具体路径各不相同，底层逻辑并无二致：都在本土完成了从关键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的完整发育过程。这个过程，创造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一国赖以强盛的技术能力、产业大军和创新体系。实体经济之所以是“立国之本”，道理就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稳居世界第一。创造这一奇迹的密码，就在于始终咬住实体经济不放松——靠实业立国、靠制造业起家，把发展的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026年3月23日，第11届上海国际机床展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全方位展示工业母机行业的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图为开幕当日参观者在一款转台式多工位柔性复合机床展品旁观看交流。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如果说历史规律揭示的是各国依靠实体经济走向强盛的共通之路，那么基本国情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小国可以依托单一产业或转口贸易立足，但14亿多人口的大国绝无可能。全球每年粮食贸易总量，尚不足以满足我国一年的消费量；我国每年的原油进口量，已占全球海运原油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仅面临价格波动、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更可能在极端条件下威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不是一道可以权衡取舍的选择题，而是由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必答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把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筑牢，就是守护14亿多人口大国生存发展的基石。

实体经济不仅关乎发展稳定、民生福祉，更是大国博弈的战略支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些国家全力遏制我国发展，对我国出口加征高额关税，对高科技产业围堵封锁，对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多领域多方面协同发力，归根到底拼的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硬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难以替代”四个字，标定了我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独特位势，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人的底气之源。把实体经济搞好了，我们就有了应对外部封堵打压的最大底牌，进而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实体经济分量如此之重，一旦出现偏离，后果就会格外严重。这里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其健康发展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但必须深刻认识到，金融的发展一旦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金空转套利，最终必然导致泡沫积聚、风险丛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殷鉴不远。一些国家多年来过度依赖金融业，制造业比重大幅下滑，产业空心化的恶果最终显现，不仅重创自身经济，更殃及全球。我们要深刻汲取教训，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坚决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要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的关键领域，让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共生共荣。唯其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才能行稳致远。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议》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向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实体经济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跃升的必由之路。走好这条路，要回答好四个关键问题。

一是保持合理比重，守住制造业基本盘。制造业直接关系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就业稳定、国防安全，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比重问题，早在2018年就指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随着经济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过去峰值逐步调整至当前25%左右的水平，这一变化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须高度警惕下降过快、降到过低的风险。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稳定在20%左右，构筑了较强的技术底蕴和体系化优势。日本、韩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也长期保持在20%以上的较高水平。相反，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尚未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在趋势性下滑并长期跌破20%后难以逆转，最终陷入产业空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局。正反两方面经验说明一个道理：制造业合理比重一旦失守，再想追回难比登天。必须坚决守住这条底线，确保制造业比重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不能有任何动摇。

二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加快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守住合理比重的底线，绝不是保护落后产能，而是要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实现质的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端化，主要解决的是价值链层次问题。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端芯片、核心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关键领域自主供给能力不足。必须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力量攻坚，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智能化，主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问题。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数据的采集、互联和贯通，智能化便是无源之水。关键在于“用起来”，以数字化为基础，让智能化真正走进车间、产线，着力打通工业软件适配、系统集成等落地环节中的堵点。绿色化，主要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绿色低碳是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新制高点，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博弈的必争之地，谁在绿色制造上先行一步，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

2026年5月8日至10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图为5月8日，观众在博览会上参观展出的虎鲸机器人模型。 新华社记者 谢晗/摄

三是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通道，让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制造业要真正“先进”起来，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持续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明确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4月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又进一步强调“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学习，分量格外重——“融合”讲的是方向，“打通”治的是痛点。方向明确了，为什么还要反复强调“打通”？就是因为中间还有梗阻。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3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少科研成果从立项之初就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大量专利为结题、评奖而设，沦为规模庞大的“沉睡专利”。与此同时，许多“卡脖子”问题在实验室已有突破，却因中试、工程化环节缺失而迟迟无法转化为产业能力。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通道，要抓住三个关键环节。科研评价是“指挥棒”，要进一步打破“四唯”桎梏，完善以创新质量、实际贡献、转化绩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从源头上引导科研力量面向经济主战场、贴近产业真需求。中试是“惊险一跃”，要把中试平台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布局一批高水平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真正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搭建稳固桥梁。企业是“核心载体”，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让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站前台、唱主角。

四是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形成梯次接续、有序更替的发展格局。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是只抓“高精尖”，而是有重点、有梯次、有接续。传统产业增加值、用工人数占全部制造业的80%左右，是稳增长稳就业的“压舱石”，绝不能一概当成落后产能简单退出，应保持历史耐心，区分情况、分类施策。对具备升级潜力的，通过技术改造、数字赋能等方式赋予其新生命力，让“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是培育新动能的主阵地，正处于技术突破和市场扩张窗口期，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未来产业是塑造长远优势的战略储备，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前瞻布局、厚植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统筹的关键在因地制宜。各地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主攻方向，各展所长、错位发展，坚决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布局。三类产业接续转化、梯次支撑，制造业才能形成全链条发力、协同推进的生动局面。

深入整治制造业“内卷式”竞争

整治制造业“内卷式”竞争，是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现实要求。当前，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的势头已经形成，但“进得来”不等于“配置得好”。如果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源涌入同质化赛道，低水平重复建设就难以避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明确部署。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就是要把有限的资源从低效配置中释放出来，真正配置到技术攻关、质量提升、效率变革的关键处。

制造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资源错配。突出表现为，大量要素涌入同一领域，在低水平上过度竞争，产业规模膨胀却无法实现质的跃升。产品同质化、重复建设、低价无序竞争、产能结构性过剩，行业陷入“低价格—低利润—低创新”的恶性循环。利润被摊薄，企业无力投入研发，只能在同质化“红海”里搏杀。以光伏行业为例，全产业链产能超过1100吉瓦，全球年新增装机需求约600吉瓦，产能近两倍于需求，全行业持续深度亏损；再看汽车行业，2025年降价车型涉及上百款，行业利润率从2017年的8%降至4.1%，“增产不增利”成为常态。过度投资催肥了规模，却耗尽了利润。资源进来了，却挤向了同一条通道，这正是“大而不强”的典型症候，也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集中体现。

“内卷式”竞争之所以顽固，根源不在单一主体。从政府行为看，一些地方仍以GDP增速、财政收入为主要导向，通过低价供地、违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人为压低行业进入成本，扭曲市场信号——这是“内卷”的重要源头性诱因。从市场机制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短板，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尚未根除，要素跨区域流动不畅，落后产能难以顺畅退出，行业陷入“只进不出”、供需失衡的困局——这是“内卷”的体制性症结。从企业行为看，部分企业同质化竞争倾向突出，一些行业技术路线趋同，加上“最低价中标”等导向推波助澜，竞争极易滑向价格战——这是“内卷”的微观表现。有企业家坦言：不卷价格就出局，不是想卷，是被逼着卷。产业一旦陷进这个死结，创新的种子就逐渐失去土壤。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以制度创新推动竞争提质升级。政府行为规范了，市场机制理顺了，企业才能从低价无序竞争转向价值竞争。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分割，坚决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推动落后产能依法依规有序退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优势企业获得与其竞争力相匹配的资源。以政绩考核改革矫正政府行为，推动考核重心向发展质量、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等“质”的指标倾斜，让地方政府的激励与高质量发展对齐，从源头上遏制同质化招商冲动。以评价机制改革匡正竞争行为，扭转“唯价格论”倾向，建立以技术、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评价机制，让优质优价成为市场共识，引导资源向创新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集中。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底线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这一重要论断，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升到战略高度。其深意在于，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一旦被“卡脖子”，整个产业的命门就捏在别人手里，唯有自主可控，方能筑牢产业安全的坚实底盘。

形势变了，布局逻辑也必须变。过去，我国发展水平低，在产业分工上同别人的互补性多于竞争性，按效率优先原则在全球配置资源，是立足于当时发展实际的最优选择。但今天，不少领域已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领跑”，同别人的竞争性显著上升。进入核心地带，别人不会拱手让出跑道，封堵遏制只会越来越紧。当技术封锁和“脱钩断链”成为常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今年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氦气断供、芯片涨价，再次警示我们，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能建立在单一通道和单一来源的基础上。一些核心技术攻关即使周期长、投入大，也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一些关键领域宁可短期成本高一些，也要建立备份方案和替代来源。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考验。一方面，高端受阻——关键设备进口受限，先进制程突破遇阻，我国产业升级在关键节点上屡遭遏制。以高端芯片为例，短板不仅在设计能力上，更在光刻机、高纯度材料、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一个环节卡住，整个链条就转不动。另一方面，低端分流——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叠加部分国家推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部分后发国家转移，国内一些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压缩。高端上不去、低端留不住，这种两头承压的局面持续下去，就有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在统筹推进补链、强链、建链。补链，重在堵漏洞，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要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等“卡脖子”重灾区，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实现自主可控。强链，重在锻长板，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升质效，着力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形成完整且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建立关键产业备份体系，在粮食、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夯实储备与替代能力，增强发展韧性。建链，重在抢赛道，解决“赢不赢”的问题。要依托产业门类齐全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瞄准主攻方向集中突破，尽快占据产业链关键环节，构筑先发优势。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建链不能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必须立足自身技术积累和市场需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知易行难，重在落实。要拿出“钉钉子”的劲头，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守牢夯实，以实体经济之“实”托举中国式现代化之“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李乐成

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都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战略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

一、着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前提和基础。从我国发展实践看，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2006年制造业比重达到32%的峰值，随后占比逐渐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总体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7万亿元，制造业比重为24.7%，趋于稳定并保持在合理区间。

辩证地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比重下降既符合客观规律，也与内外部形势复杂变化、价格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经验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占比上升趋势变缓进而出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位置，美国、日本等都经历了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的阶段。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经历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乃至出现产业空心化，教训非常深刻。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制造业比重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不能任其持续下滑，否则将埋下产业安全隐患，削弱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研究表明，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是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积极主动应对风险挑战、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紧迫需要。要深刻认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意义，切实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项重大任务抓好抓到位。

一方面，科学认识把握制造业合理比重。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也不是比重越高越好，关键是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战略需要和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相匹配。“十五五”时期要紧扣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要求，综合考虑人口、技术、资源、环境等因素，科学界定合理的目标。既要重视数量上的合理，比重不能低，防止产业空心化，守住制造业根基；更要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质量效益的提升，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

另一方面，创新思路推动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要科学识变、准确应变、主动求变，创新思路、苦练内功。要正视我国工业生产规模已经很大、传统“低价、走量”规模扩张模式难以为继的现实，坚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需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顺应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通过科技引领、数字赋能、质量筑基、文化铸魂、品牌增值，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通过服务要素投入，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投资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要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着力解决卡点堵点问题，强化资本、土地、人才、数据、算力等要素保障，降低综合成本。良好的环境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营造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制造业的社会氛围，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创造。

二、全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创新，就是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围绕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强筋壮骨”上狠下功夫，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4月28日，2026通用航空动力产业共创行动大会在上海举行，集中推介AES100、AES20、AEP100等18款通用航空动力产品和相关运营服务方案。AES100发动机是我国第一型严格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主创新研制的1000千瓦级先进民用涡轴发动机，具有安全性高、经济性好、维护便捷、环境适应性广等特点。图为大会展出的AES100发动机。 中新社发 孙自法/摄

“十四五”以来，我国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大创新成果加速涌现。比如，“嫦娥”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交付运营，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集成电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发展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但也要清醒看到，与世界制造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牢固，在科技项目立项、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中参与度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偏低。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根本路径。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两者相互交叉、互融共促。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的周期显著缩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重塑科研范式和产业变革的底层逻辑，加速各领域创新突破，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于全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链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需要重点把握好三点。

一是强化产业需求导向。创新的目的是创造价值。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打通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卡点堵点，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围绕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部署攻关任务，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载体建设，促进原创技术加快走向中试、实现规模化应用。

二是加强底层技术、“根技术”攻关。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掌握底层技术、“根技术”日益成为提升竞争能力、获取长期优势的关键。我国制造业部分领域已进入世界前列甚至是“无人区”，越来越需要基础性、源头性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充分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组织企业聚焦源头技术和底层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筑牢产业发展的技术底座。

三是优化完善产业创新生态。良好的创新生态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要健全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标准引领作用，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加强标准预研，推动传统产业标准升级，深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建设。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壮大科技型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

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从国际对比看，我国制造业优势日益显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产业体系更加完备。2012—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9.4%提高到17.1%、从28%提高到36.8%，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新能源汽车、高铁、通信设备、电力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领域形成全产业链优势；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持续降低。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规模大、体系全、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产业体系，显著增强了我国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026年3月，由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中复神鹰自主研发的SYT80（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在江苏连云港正式下线量产，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百吨级量产的国家。图为2026年3月19日，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碳纤维生产线上查看原丝，确认丝道位置。 人民图片 王健民/摄

国际经验表明，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可能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上还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技术产业占比仍然较低，反映到市场上表现为中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同时还要看到，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纷纷推进“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为承接产业转移而出现同质化竞争，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双重挤压。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和变革大趋势，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制高点，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重点，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一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主战场，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等特征。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决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要强化源头技术供给，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二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实体经济，深刻改变制造业生产模式和经济形态，成为驱动产业升级、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关键变量。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促进智能产业化、产业智能化。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加快制造业数智化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差异很大，也各具特色，产业发展不可能“齐步走”。要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布局中合理分工、优化发展，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

四、有效提高行业治理水平

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深，全球产业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制造业发展面临的老问题与新挑战相互交织，提高行业治理水平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绕不过的坎。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不论是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都出现了“内卷式”竞争问题。这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抑制社会创新活力，成为阻碍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当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取得积极成效，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持续改善，但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问题依然突出。此外，行业治理中还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短板与隐忧。比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但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供给不足，法律法规存在空白与模糊地带‌，监管模式与创新需求不匹配，政策支持体系有待系统优化‌。比如，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由于技术标准不健全、交易制度不完善、产权界定不清晰，面临采集多流转少、有资源无资产的现实困境。

抓制造业必须抓治理。要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运用好规则、政策、标准等多种手段，强化市场化思维、法治化理念，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建设良好产业生态为目标，持续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提高行业治理水平，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制造强国建设目标，深刻把握技术和产业发展重大趋势，聚焦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经营主体动力与活力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行业领域面临的风险问题，加快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不断为制造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二是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先进制造业、电信、道路机动车等重点领域立法，抓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储备，推动不同层级的法规制度立改废释，补齐法规制度空缺，健全法规体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强化行业自律。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功能作用，积极融入制造强国建设大局，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规范，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维护良好行业秩序。引导制造业企业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过硬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作者：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刘瑞明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征与演进规律，坚定不移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道路，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根基。

一、深刻认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定位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大工业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能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先进制造业居于产业体系的枢纽位置，具有强关联效应与要素整合能力，能够向上拉动高端材料、精密仪器、能源动力等基础产业技术迭代，向下牵引研发设计、运维服务、供应链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作为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主要应用场域和生成载体，先进制造业还可以通过要素重组催生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驱动产业体系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放眼全球，今天的产业竞争已从单一企业、产品竞争，演变为全球价值链位势与规则主导权的体系化竞争，谁掌控核心技术、关键环节和标准话语权，谁就能主导国际分工收益的分配格局。美国颁布《芯片和科学法案》强化本土半导体制造，德国推出“工业4.0”绑定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日本实施“社会5.0”推动制造与社会服务融合，都是要在先进制造业的“主战场”上争取战略主动，在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抢占价值链制高点。对于我国来说，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无疑是应对外部风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底线要求。

2026年4月28日，中船广船国际联合中船贸易为韩国HMM航运建造的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PCTC）“格罗唯视 领航”轮在广州南沙命名交付。该船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纪录，标志着我国高端船舶制造能力实现新突破。图为当日拍摄的刚交付的运输船。 新华社记者 吴鲁/摄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键时期。历史反复证明，后发经济体有可能依靠技术引进实现快速发展，但迈向高收入阶段必须实现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先进制造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活动最密集、创新成果最丰富、创新应用最活跃的领域，凭借其对上下游产业远超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效率提升效应，已经成为带动全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跃迁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关口，必须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引擎”和“硬支撑”，牵引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实现质的跃升。

二、准确把握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先进制造业并非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延续，而是以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牵引、以生产方式根本性变革为标志、以价值链位势整体跃升为目标的系统性重构。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整体呈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大特征。

智能化是鲜明技术特征。创新理论表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新组合不断取代旧组合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重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关系，推动制造系统向自感知、自决策、自优化的智能形态演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2026年一季度，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5.1个百分点。

绿色化是核心价值特征。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环保必然增加企业成本、牺牲竞争力，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实践给出了相反的答案。2026年4月，国内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节能高效绿色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了“绿色溢价”的信任票。根据竞争力理论，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激励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这在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绿色化转型表面上是成本约束，实质上是价值重塑，通过将生态成本内部化，倒逼企业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而在节能降碳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融合化是突出模式特征。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制造业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正加快催生服务型制造新业态。目前，全国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汇聚了2200多个国家级创新载体，主导和参与2100多项国际标准，集中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服务型制造已经广泛落地于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消费品等行业，形成了信息增值服务、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模式。

总结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历程及特征，可以得出制造业演进升级的几个规律。一是制造业比重稳定。制造业占比在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趋于稳定，保留下来的往往是关系国计民生、占据价值链高端、契合技术前沿的先进制造业。这一规律表明，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所有制造环节，而在于推动制造业向先进方向升级。二是集群技术先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形成，主要依赖技术领先性和先发性，而非单纯的生产规模扩张。这启示我们，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是提升技术策源能力和创新能级。三是融合深度演化。进入智能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升级为数据、算力与算法驱动下的全价值链深度融合，形成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数实融合的新型价值网络。四是制造范式转换。智能制造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推动企业生产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企业形态从生产型企业转向生产服务型企业。

三、清醒认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矛盾挑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突出矛盾与深层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发展短板。

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瓶颈。这是制约产业自主可控最为紧迫的问题。我国在关键元器件、关键原材料、核心软件系统以及关键工艺装备等领域存在短板。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基础研究薄弱。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达7.08%，虽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10%—15%的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基础研究到关键工艺的技术转化链条不畅，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交流与联合攻关机制，共性技术研发合作多停留在项目层面的短期交易上，未能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框架。

要素供给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这既是影响产业升级的中长期问题，也是当前的突出矛盾。人才供给方面，先进制造业作为数据密集、信息密集、知识密集相叠加的产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需求旺盛。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将达450万人。然而，传统教育模式“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影响仍然较深，产学研用相对脱节，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时滞。人才供给是限制先进制造业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重要瓶颈。金融支撑方面，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先进制造业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存在明显错配。2025年四季度末，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4%，但企业以短期负债维持长期投入的现象仍然普遍，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难以有效分担长周期创新的风险。此外，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创新企业仍面临较高的融资门槛，亟待构建与产业特征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产业组织协同性不强并存。这是制约整体效能释放的结构性问题。区域分布上，先进制造业高度集聚于少数省市，华东、中南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东北、西北地区发展明显滞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这种区域不平衡容易导致产业要素空间错配，扩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产业组织上，部分集群“集而不群”问题突出，企业在地理上扎堆而未形成基于技术互补和产品配套的深度耦合。当前不少集群上下游联动不足，部分核心企业对基础性、共性技术研发的投入意愿偏低，对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尚未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加之行政区划壁垒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产业协同，进而影响先进制造业集群在技术策源能力上的整体提升。

绿色转型任务艰巨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叠加。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稳就业、稳增长的基本盘。当前，部分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微薄与绿色转型投入压力大相互叠加的困境。我国工业领域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70%左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占工业总排放的80%左右。而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和零碳工厂建设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中小企业转型面临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多重约束。如何在保持传统产业稳定运行的同时推进绿色化转型，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四、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扣“创新驱动—方向引领—生态构建—要素保障—空间统筹”全链条，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整体合力。

2026年5月3日，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完成掘进任务，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太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图为当日拍摄的海太长江隧道内部。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把强化自主创新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加快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卡脖子”领域，深入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全链条推进科技攻关。立足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确定性强、协调性强的创新领域，集中资源、协同攻关。在不确定性强、分散性强的创新领域，赋予企业充分的创新自主权，鼓励自由探索、分散试错。稳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为技术突破筑牢科学根基。完善成果转化体系，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坚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在突破创新瓶颈的基础上，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相互赋能、协同推进，共同构成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系统路径。智能化方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设计仿真、工艺优化、质量检测、设备运维等关键环节的规模化应用，构建从基础级到领航级的智能工厂梯次培育体系，适度超前布局算力网络等智能化基础设施。绿色化方面，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全链条思路推进绿色化改造，加快零碳工厂和零碳园区建设，完善绿色制造评价标准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硬约束转化为企业主动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融合化方面，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企业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优化等整体解决方案转变，加快补齐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增值空间。

在集群生态构建和要素保障中筑牢发展根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产业升级过程，集群生态是组织载体，人才与金融是核心要素，三者共同构成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善“一群多链、聚链成群”的集群培育机制，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骨干、省级集群为基础，建立跨行政区集群联合建设机制，打造产业、科技、金融、人才高水平协同的发展生态。要强化人才支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强化金融支撑。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常态化实施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绿色通道”，引导银行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专属信贷产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与先进制造业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相适配的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

在区域统筹和传统产业改造中拓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纵深。我国制造业体量大、门类全、区域差异显著，发展先进制造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不能忽略传统产业和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深化区域产业合作，合理规划各地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中的任务与协同关系，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要将传统产业改造纳入先进制造业发展大局。坚持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工艺升级、管理创新等多种路径，使其在持续更新迭代中不断增强生命力和竞争力。此外，要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集中力量加快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产业转化。通过传统产业“发新芽”、新兴产业“长成林”、未来产业“扎下根”，实现产业体系的有序更替和整体跃升，筑牢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莫万贵

近年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大幅提升。总量性矛盾已得到明显缓解，结构性改善也在持续推进。从融资规模看，近5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年均增长9.2%，持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的强劲支持；从融资成本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自2020年以来累计下降约1.5个百分点，目前已处于历史低位；从融资结构看，截至2025年末，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达到108.8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在“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均超过20%。

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是否已达到理想状态？如将观察视角切换到微观层面，就会发现在一些领域金融服务跟不上形势变化，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融资难问题。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大国之间的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转型需要中长期、多元化的资金支持；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需要股权、债权、保险等多层次、接力式的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从贸易主导转向产业链全球布局，需要匹配跨境金融服务能力，而现有金融供给在多个维度上呈现结构性不适配，仍难以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

比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制造、基础化工等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虽然不少企业技术装备相对陈旧、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但它们是整个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底”。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具有更高成长预期和资本回报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对需要大量中长期资金支持的传统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数智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重视不够。一些银行信贷偏好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对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长期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足。对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体制机制也不完善，针对传统产业低碳改造的专属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标准和风险缓释机制相对缺乏。

比如，普惠金融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金融资源在企业和区域分布不平衡，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仍明显低于大型企业，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能源基地、生态屏障等战略腹地的金融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明显。金融服务不充分，大量中小企业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融资，但以短期、小额、抵押类贷款为主，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偏低。相关研究表明，许多中小企业目前得到的金融支持仍然停留在“保生存”层面，而真正实现向“促发展”转变，需要金融体系提供更加多元、灵活、可持续的资金支持。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授信模式、考核激励等方面尚未能完全适应这一需求。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保险、担保、风险补偿等机制仍不完善，金融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比如，科技金融供求存在结构性错位问题。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天然需要追求长期回报的耐心资本支持。但我国的融资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占据主导地位，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存在内在局限。为增加创投资本供给，地方政府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在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募资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但受制于短期考核压力和刚性风险约束，这些资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重后端、轻前端，重成熟、轻初创”倾向。结果是，处于概念验证、研发攻关、市场探索阶段的早期科创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而中后端项目则资金过度拥挤，甚至出现估值泡沫和“明股实债”现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些金融机构缺乏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专业团队，难以对科创企业的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创新价值进行准确评估。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银行倾向于回归传统的抵押授信逻辑，这与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性形成根本矛盾。

比如，跨境金融服务难以匹配企业“走出去”的新需求。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其金融需求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本土金融机构资源调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机构在跨境融资、全球资金管理、海外金融合规上的服务能力仍有较大差距，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投融资、计价、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上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金融规则对接与跨境数据流动等制度安排相对滞后。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如果主要依赖美元融资，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对冲成本，而寻求人民币融资又面临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不足、产品供给有限等约束。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型往往难以识别和评估海外资产，技术专利、海外客户关系、本地化运营能力等“软信息”无法被有效纳入授信决策框架。此外，金融衍生品创新滞后、使用门槛偏高，也导致不少中小企业对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风险“不会管、没法管”。

2026年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当季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6万亿元，信贷投放节奏更趋均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这些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卡点堵点问题，表明当前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适配不足，其中有着深层原因。

一是金融机构的定位差异化不足与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差异化定位不够清晰，业务边界存在重叠，导致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大型银行下沉服务时往往“掐尖”，优先获取优质客户，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而中小银行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与大型银行在相同客户群体上竞争，真正需要差异化服务的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主体，反而处于被忽视的“夹心层”。此外，普惠信贷尽职免责制度在操作层面存在正负面清单界定模糊、标准不细、执行尺度不一等问题，以及部分基层信贷人员“不敢贷、不愿贷”现象，内部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因素也放大了这一问题。

二是资本市场深度不足与耐心资本供给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功能相对薄弱。尽管这一格局在改变，但发生根本性扭转仍需时间。从存量角度看，耐心资本的退出再配置机制不畅，首次公开募股（IPO）仍是创投资本退出的主要渠道，而并购重组、股权转让、基金份额转让等多元退出渠道发展不足，意味着资本周转效率受限，进而影响其持续投入的意愿。从增量角度看，保险资金、养老金、产业资本等长期资金进入股权市场的制度保障和配套激励存在短板。长周期考核要求、差异化风险评估等关键制度安排尚不健全，导致“长钱”难以真正“长投”。耐心资本的供给不足，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资金需求之间形成期限错配。

三是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承压。当前，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市场压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的存量风险有待化解，普惠金融领域“扩面降价”与不良风险上升之间的平衡难度大，绿色金融领域社会效益向商业收益转化的路径不够顺畅。银行业“内卷式”竞争导致净息差持续收窄，长期看会削弱银行依靠利润补充资本的能力。这也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能否在政策目标与商业逻辑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发展绩效与自身稳健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是信用信息基础设施联通性存在短板。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充分信息。信息越充分，风险定价越精准，金融服务覆盖面越广。而目前跨部门信息共享仍存在“淤堵”现象，“数据孤岛”导致金融机构过度依赖传统抵押担保物，而动产融资又受制于估值难、管理难、变现难等问题，难以有效开展。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尝试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画像，其有效性和可靠性仍待检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客观上拉大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技术鸿沟。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何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关键在于改善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这就需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导向，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错位竞争，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

推动金融机构错位发展。持续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大型机构进一步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政策性机构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中小金融机构立足本地特色化发展。优化金融资源布局结构，破除对所有制、规模、行业的偏好，引导金融资源向传统制造业、县域农村及中西部等薄弱领域倾斜。构建多元适配的金融产品体系，更好满足民生领域金融需求，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拓展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三农”覆盖面。提升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摆脱抵质押信贷依赖，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进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股权和债券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债券发行、交易和管理制度，提高市场化定价能力，为各类主体提供稳定的中长期直接融资渠道。加大风险资本与长期资金供给。推动创投、政府引导基金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弱化短期收益约束，实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破解“短资长用”问题。提升存量耐心资本效率、拓宽增量来源。打通“募投管退”循环，发展份额转让、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并购重组等多元退出渠道，有序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匹配优质项目。

增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兼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发展的关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快构建商业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合理稳定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拓宽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渠道，强化资本约束与风险防控，提高信贷增长可持续性。健全金融机构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探索破产清算等市场化退出方式，依法有序释放金融机构风险，加大拨备计提和不良资产处置，平衡金融支持力度、风险防控水平与机构可持续发展，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行稳致远。

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供给。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中资金融机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开发更加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金融衍生品的门槛和成本。加快推进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优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建立完善与东道国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配套保障。加强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赋能，加快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持续做强基础征信服务，拓展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覆盖范围，发挥市场化征信机构优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动态企业评估模型，健全科创、绿色、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化定价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动产融资制度，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配套机制，破解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难题。强化金融、财政、产业政策协同，立足项目公益属性合理搭建收益平衡、风险共担机制，提升社会效益突出项目的市场化可持续融资能力。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

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

王东明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和部署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强调“这是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工会要牵头抓好贯彻落实”。2017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会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推动各有关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思想引领扎实有效，全国总工会创设“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成立“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浙江、湖北等地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法，“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强音越来越响亮。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许振超被授予“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马毛姐、艾爱国、黄宝妹3名产业工人党员被授予“七一勋章”，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54.1%。技能素质普遍提升，“十四五”期间国家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200多万人次，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工会培育选树各级各类工匠人才超过7.3万人‌。职业发展更有奔头，探索建立“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十四五”期间累计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400多万人次，评聘特级技师、首席技师6000多人次。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推动企业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2025年签订技能人才薪酬激励集体合同8.7万份、覆盖851.4万人，1.7万家企业对技术工人实施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和股权激励等，有力助推产业工人“以技提薪”。建功立业更有舞台，构建以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项目为龙头的多层级、多行业、广覆盖的竞赛体系，“十四五”期间工会组织超过2亿人次产业工人参与竞赛，2023年以来组织超过3000万名产业工人参与“五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广大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由衷感慨“我们产业工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产业工人，充分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图为2026年4月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境内，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在甘肃—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施工现场作业（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郑贤列/摄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版图深度调整，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一场系统性重构。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我国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顶尖科技人才，也需要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与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新要求相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差距和短板，主要是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尚不完善，职业发展通道还不够畅通，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制度还不够健全，社会认同度、职业认同感还不高，等等。这些制约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2025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政策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加强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是工会组织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也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任务。当前，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敌对势力对我国打压遏制持续向劳动领域延伸，加紧同我们争夺人心、争夺阵地、争夺群众，形势十分复杂。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产业工人队伍构成和思想状况也越来越复杂。比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在面对生活压力和职业发展困惑时，容易受到网络舆论、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进而产生思想波动与心理焦虑。新形势下，加强对产业工人的思想政治引领须臾不可放松。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把广大产业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产业工人中落地生根，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产业工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激励广大产业工人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聚焦青年产业工人尤其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树立积极心态、坚定发展信心。坚决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确保工人阶级始终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激励产业工人建功立业，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产业工人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的直接实践者，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工人的高质量劳动创造。比如，在新材料领域，产业工人与研发团队协同攻关，能够突破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卡脖子”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产业工人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者，更是优化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的积极实践是智能制造落地与升级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工会开展了各种建功立业和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组织动员广大产业工人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也要看到，当前的劳动和技能竞赛以传统产业为主，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覆盖相对不足；职工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部分技术成果面临“不愿用”、“不善用”、“没处用”的难题；发挥劳模工匠作用的平台载体仍不够多，激励措施手段还有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必须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时代主题，组织动员广大产业工人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推动竞赛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向新产业新业态拓展，让更多行业企业、职工群众参与和受益。广泛开展“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加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和推广，完善创新成果转化与激励机制，推动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涌流。深化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深入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发挥劳模工匠创新攻关、传承技能、培养人才、弘扬精神作用，带动身边更多产业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近年来，各地立足产业发展优势，推动职教院校紧扣地方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以产教融合精准培育技能型人才。图为2025年2月25日，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在指导学生提升器件加工精度。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完善技能形成体系，加快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当前，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但从供给端看，技能人才长期数量不足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初级技能人才多、高技能人才少，单一型技能人才多、复合型技能人才少，短期速成的技能人才多、系统培养的技能人才少；从需求端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需求缺口一直居高不下，重点领域技能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常年保持在2以上。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劳动者队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

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必须加快推动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健全产业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大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深入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引导产业工人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帮助一线产业工人实现学历技能双提升。健全落实产业工人“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完善企业内部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打破产业工人成长“天花板”。推动企业建立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横向贯通的长效机制，搭建产业工人职业发展“立交桥”。

近年来，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长时间久站久坐、就餐时间不固定等职业特点，各级工会组织了有针对性的体检活动，并建立和完善更新个人健康档案。图为2025年9月9日，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健康体检活动。 人民图片 王泸州/摄

维护产业工人合法权益，不断增进产业工人福祉。近年来，产业工人权益保障在得到持续改善和加强的同时，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从就业看，人工智能带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又有替代效应。比如，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无人车间”、“黑灯工厂”迅速增多，“机器换人”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低学历、低技能、大龄劳动者带来‌冲击。从收入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不高，产业工人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与管理层及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差距。企业调岗、降薪、断保、裁员等纠纷数量呈增长趋势，劳动争议案件高位运行，产业工人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共同富裕道路上，如何稳步增进广大产业工人福祉，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必答题”。

必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产业工人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产业工人。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产业工人就业的影响，深入开展工会就业服务行动，助力产业工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坚持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推动企业深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健全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创新创造、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让产业工人的付出与回报相匹配、技能与收入相挂钩。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多元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产业工人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完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增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合力。这些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已经形成党委领导、工会牵头、各方参与、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各方统筹推进改革的力度持续增强。但客观地说，还需进一步加强工作合力。比如，一些行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对技能培训参与度不深，对产业工人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依然突出；有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性、系统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政策协调、项目协作等方面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工会缺少统筹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必要资源和有力抓手，对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存在畏难情绪；等等。

工会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健全各级组织推进机构，完善统筹协调、培训交流、分类指导、典型带动、督促检查、社会宣传等工作机制。积极争取人大、政府及社会各方面支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立法，强化政策保障、资源协同，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激发企业参与改革的内生动力，深入实施企业深化改革助推计划，强化国有企业政治责任，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和支持产（行）业内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推动改革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健全社会支持体系，推动主流媒体加大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浓厚氛围。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求是》杂志评论员

基础研究今天为何如此重要？习近平总书记4月30日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给出答案：“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拥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在多个重要场合论形势、讲对策、鼓干劲，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要求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力度，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努力多出“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实践要求，为扎实推进基础研究、筑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基础研究现状如何？看投入，从2012年到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7.08%，实现量级与结构双重突破。看队伍，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全时当量达59.7万人年，高被引科学家占全世界的1/5，一批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崭露头角。看设施，一批国之重器建成运行，为基础研究提供一流硬件支撑。看成果，从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到“人造太阳”创造“亿度千秒”世界纪录，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惊艳世界。今日中国已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极，基础研究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但同时也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还存在不小差距：部分领域布局前瞻性不足，重大原创成果不多，多元长期稳定投入机制还不完善，顶尖人才仍有较大缺口，支撑基础研究的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仍然不够，等等。

如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谁能在基础研究上抢占先机，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码布局基础研究，密集推出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少数国家在科技领域不断对我国围堵打压，而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子”问题，根子就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对中国来说，不进则退、非进不可，要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并从优化系统布局、壮大人才队伍、加强支持保障、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既饱含着一以贯之对加强基础研究的深邃思考，又是针对我国当前最突出的短板弱项提出的破解之策。我们要把基础研究放到事关科技命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在更突出位置，倾力抓、持续抓，不断抓出新成效。

要在优化系统布局上加力发力。基础研究周期长、难度高、不确定性大，必须加强谋划、有的放矢，才能集中资源力量、提高研究质效。要坚持“四个面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在研究力量上加强布局，既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的引领作用，又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同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重大项目，形成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在学科体系上加强布局，强化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多领域前沿探索筑牢学科底座。

要在壮大人才队伍上加力发力。基础研究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特别是顶尖人才和后备力量不足，制约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要加强顶尖人才培养引进，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构建长周期、贯通式培养机制，最大限度促进不同阶段拔尖人才可持续发展；同时制定更积极的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要支持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破除论资排辈束缚，给予他们更多课题倾斜、资源保障、关心关爱，大胆放手让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要确保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加强科普宣传，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投身科学，让基础研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要在加强支持保障上加力发力。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十年不鸣”的沉潜，才能换来“一鸣惊人”的超越。只有提供更好的支持保障，才能助力基础研究跑出“加速度”。在投入保障上，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加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在条件保障上，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端科研仪器等自主可控，加紧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在机制保障上，坚决“破四唯”，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科研管理方式改革，让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在生态保障上，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

要在拓展国际合作上加力发力。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加强基础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开放合作才是正道。从嫦娥六号月背采样任务搭载国际科学载荷，到外籍航天员入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始终以开放合作的实际行动，为人类科技进步贡献力量。面向未来，要继续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碰撞交融中汇聚全球智慧，共同推动基础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曾循着别人的足迹追赶，但伟大的远征终须踏入前所未至的“无人区”。在基础研究这条道路上，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豪情，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更足的干劲，不断开辟基础研究新境界，在全球科技浪潮中标注更多属于中国的创新航标。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求是》杂志评论员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没有发达自然科学的民族往往被动挨打，一个没有坚实哲学社会科学根基的民族则难以行之久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进取、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不断深入，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话语创新稳步推进，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一大批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的学术成果竞相涌现，国际学术影响力日益彰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我们的学术理论构建还相对滞后于实践，没有充分将自身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学术话语优势。还要看到，西方凭借长期形成的文化霸权，构建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而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学术的自主自强，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国家的昌盛。关键是要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优势、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路径是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须臾不可动摇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沉厚重的“根脉”。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到学术研究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学术资源，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概念、理论、传统来促进中国学问的丰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旗帜。要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牵引和首要任务，善于将蕴含其中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转化为研究命题、知识话语、学术理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面向中国田野、成就中国学问。闭门造车、向壁虚构，是不可能有前途和出路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强化学术研究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核心概念，有效改变学术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要坚持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增强智库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支撑。要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努力形成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格局。推进学术体系创新，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健全符合学术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瘴痼疾。加强话语体系构建，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范畴，不断增强我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影响力。

学术繁荣从来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搞“关门主义”，而是要放眼世界，广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在深化交流中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无论是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源，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模型或前沿方法手段，只要对研究中国问题有帮助，都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拒斥，关键是要在学术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防止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传声筒”。要坚持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中超越，使国外有益学术成果有效服务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良好学术生态的滋养。要尊重思想创造、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大胆探索、平等讨论，积极改进学风文风，营造健康活跃的学术空气，引导专家学者在学术争鸣和实践检验中形成中国学派、打造中国流派。近年来，大众学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悄然兴起，要加强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把握好大众学术和专业学术之间的关系，推动大众学术健康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研究成果，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不断攀登学术高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伟大事业。让我们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国学术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好展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监督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监督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监督论述

雷 磊

法者，治之端也；监者，法之盾也。法治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原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总结我们党治权监督经验，对法治监督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不断完善，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握法治监督的法理逻辑、历史经验、现实要求，对加快完善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强化法治监督效能，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治监督，即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等，依法对法律制定、执行、适用、遵守等活动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进行监督。从法理层面认识法治监督，需要把握权力与法治的关系、法治监督的功能与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法治监督的性质与原则等基本要义。

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法治使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社会中权力异化为统治阶级特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回归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任务。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深刻揭示权力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权力是法治的规制对象，法治是权力运行的轨道，通过明确权力边界、规范运行程序、设定责任后果实现依法治权。

制约和监督公权力，是法治监督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指出“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公权力的属性决定了监督的必然性。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天然具有公共性，其行使应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同时，公权力也具有权力的天然属性，表现为扩张性和强制性，能支配社会资源、约束公民行为。确保公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就必须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若缺乏制约和监督，公权力极易突破边界，异化变质，滋生腐败。

在法治运行中，法治监督集中体现了法治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的意义和价值。法治监督通过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等环节的监视、约束、控制、检查、督促，维护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实现其保障功能；通过制约平衡机制，使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得到补偿，收集、审查、掌握有关违法违纪行为信息，反映法治运行的状态、方式、效果，调节法律行为与立法目的之间的偏差和距离，传播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进而实现救济、反馈、评判、协调、预防等功能。以法治监督规范和调整各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职责关系，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保障法治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防止法治实施过程中产生“破窗效应”，使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能够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监督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下的法治监督有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牢牢掌控在资产阶级和资本寡头手中，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监督模式以权力制衡为外在表象，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分配的工具，其运行逻辑是大资本家和垄断财阀操控权力来谋求私利。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法治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以民主、法治、公开、依法独立、效率等为原则，依法对法治活动的制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各方面，就包括坚持党对法治监督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法治轨道上不断通过党内监督和自我革命，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监督权最终属于人民，通过依法设置法治监督机构、依法任命法治监督人员、依法进行法治监督活动，不断推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

纵观中国法制史，治权监督的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我们党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的客观选择。

中国古代就有重监督、严治吏的传统，构建了以监察制度为核心的权力制约体系，形成礼法并用的治理理念。西周《吕刑》中“五过之疵”的规定已具备了监察法规的性质，春秋战国时期御史、史官承担监察、记事之责。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兼掌监察百官、纠举不法，地方设直属中央的监御史，建立起中央垂直领导的监察体制。汉朝中央设御史府（台），设刺史巡查地方，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监察格局。唐朝完善御史台制度并设台院、殿院、察院，监察范围覆盖行政、司法、财政等领域，继承并发展“以卑察尊、以小制大”的监督机制。宋朝强化监察独立性，御史由皇帝直接任命，提升监督权威性。明朝形成科道并立体制，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百司，都察院监察御史分巡地方。清朝科道合一，统一于都察院，形成更严密的监察网络，制定中国古代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台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重视治吏、强调权力制约、注重监察制衡等治理理念，为法治监督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权力监督，将法治监督作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监督司法权行使，保障司法民主。设立监察委员会、审计机构，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严肃查处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行为，维护革命纪律与人民利益。创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审判与调解结合、司法便民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人民监督司法树立典范。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明确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职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院），建立人民监察制度。1954年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为法治监督奠定宪法基础。改革开放后，法治监督制度化取得重大进展。1982年宪法巩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确立审计监督制度。建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制度，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对行政和司法行为的监督。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逐步建立巡视制度，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相互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监督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法治监督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组建各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合宪性审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共收到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2309件，对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均依法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纠正。党内监督不断强化，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内容、方式，实现党内监督无死角、全覆盖。行政监督效能持续提升，推进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实现行政执法监督全覆盖，整合行政复议职责，全面深化政务公开。司法监督日益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落实，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加强对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环节的法治监督，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监督刑事立案1.7万件、监督撤案4.4万件，提出民事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1.1万件，立案办理公益诉讼13.6万件，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8.2万件。审计监督成果显著，群众监督渠道畅通，比如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受理量达2580.2万件，诉求解决率达97.3%。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曝光违法违纪行为，推动问题整改。经过多年努力，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力的监督体系已经形成并有效运转，对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不断加强，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三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历史与实践经验，给出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法治监督将人民监督、党内监督等以制度化、法治化方式固定下来，是党继续团结带领人民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当前，法治监督方面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制度供给方面，监察法规制度的系统完备性有待提高，有些制度性规范过于原则化，具体量化标准不够细致，存在“牛栏关猫”、弹性过大问题；制度规范间存在相互脱节、衔接和协调配合不紧密问题。机制运转方面，监督协同性有待增强，各监督主体之间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结果反馈的配合机制不够畅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象仍然存在，监督合力不足；机制平衡性不足，存在为监督而监督现象。能力建设方面，监督效果还需提升，部分监督手段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不强，存在“柔性监督”、“纸面整改”等现象；监督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仍不高，基层监督力量较薄弱；科技赋能不够充分，智能化、精准化程度不高，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动态化的监督仍存短板。继续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必须不断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电子存证、全程留痕、实时监督、智能分析等领域深入应用，法治监督质效持续提升。图为2026年1月30日，浙江杭州临安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检察监督开展研讨。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坚持党对法治监督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法治领域各项权力得到依法正确行使。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严格执法、检法公正司法、监察专责监督、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督协同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成果共用、联动问责机制，提升监督合力。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聚焦关键少数，规范权力运行流程，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推动监督力量下沉、触角前移、效能提高。

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监督。健全立法监督工作机制，强化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政府立法规划、计划及重要法规草案的实质性审查监督，健全监督程序链条，对立项、起草、审议、修改等全过程加强规范制约。完善监督监察法律规范体系，与时俱进修订完善监察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细化监督程序、标准、责任等制度依据，增强监督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加强执法、司法监督，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加大违法执法行为纠错问责力度，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司法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健全类案强制检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强化检察机关对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环节监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充分发挥监督制度效能，提升监督能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执法、监察、司法工作的监督。国家监察是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体推进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加强对监察权运行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加大对制度执行不力、违反制度规定行为的问责力度，维护监督权威。完善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制度，推动“治未病”的预防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持续加强监督能力建设，选拔任用政治素质高、法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充实监督队伍，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监督专业性、精准性、有效性。

完善群众监督反馈机制。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要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人民监督制度体系，进一步落实好《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依法分类处理机制，推动信访监督救济保障落实到位。对群众举报投诉的问题，及时受理、认真核查、依法处理、限期反馈，保障群众监督权利。健全群众监督激励机制，完善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平台，推动形成统一高效的民意收集、处理、反馈闭环系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应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司法公开，细化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创新公开方式，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深度调研 |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深度调研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这无法靠简单“堆资源”实现，必须依靠制度变革破除市场准入、退出障碍，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只有从体制根源上打破要素资源流动的梗阻，才能破解国内大循环不畅、产业“内卷式”竞争、城乡区域差距、收入分配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结构性发展潜力。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场触及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改的是要素配置，动的是利益格局，破的是发展瓶颈。202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举措，这项改革进展如何？成效怎样？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我们带着问题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

一、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基本现状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97.5%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要素市场的改革发展明显滞后，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为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3月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搭建起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四梁八柱”；2021年12月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明确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施工图”。2025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确定北京城市副中心等10个基础好、带动力强的地区开展综合改革试点，要求改革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资源环境等领域同步推进，并探索算力、空域、频谱轨道等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与价值实现路径，标志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从“单兵突进”转向“系统集成”。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探索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效。

2026年4月26日，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安徽省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科交会以“科技打头阵 创新赢未来”为主题，旨在搭建科技成果、技术需求、科技金融、科技人才、科技招商“五大对接”服务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人民图片 周啸勤/摄

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升。调研发现，各地围绕打破行政壁垒和路径依赖，在产业用地市场化、人才社会性流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持续发力，促进了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土地要素方面，多地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允许带指标出让土地，实现了从“项目等地”到“地等项目”的转变；浙江“亩均论英雄”改革将亩均税收、亩均营业收入、研发经费占比纳入评价体系，2017—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从25.5万元提高到37.9万元。劳动力要素方面，长株潭都市圈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让户籍跟着人走，有效打破了人才流动的行政壁垒。资本要素方面，苏州聚焦数字金融，成为全国数字金融创新高地，数字人民币交易额位居全国前列；深圳构建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全链条资本支持体系，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深化跨境理财通机制，让耐心资本浇灌创新幼苗。

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破局。调研发现，新型要素正加速从“沉睡资源”转变为“活性资产”，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数据、技术、碳汇，这些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素，正在变成可交易、可定价的财富。数据要素方面，北京率先构建“一区三中心”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落地首个获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案例，推动数据在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深度融合，其经验是“数据流动起来，比黄金更珍贵”。技术要素方面，合肥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引导技术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率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产权为激励的技术要素配置新路径，其经验是“成果醒了，转化就不难”。绿色资源要素方面，浙江湖州全市23个“两山合作社”，收储林地90多万亩，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近200亿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6亿元；衢州率先建立碳账户，贷款余额突破1200亿元，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实现全行业覆盖，其经验是“绿水青山有了定价，转化就有了通道”。

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土地要素方面，针对“人口流出地土地闲置、人口流入地指标短缺”问题，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启动后首年，完成入市719宗，成交金额185.2亿元。调研中，一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指标流动的背后，是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涌动。”资本要素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沪深北交易所制度标准统一；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持续扩容；全国35家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统一监管框架；统一征信系统覆盖11.6亿自然人和1.4亿户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显著改善。数据和技术要素方面，全国建成50余家数据交易所，形成“北上广深+区域枢纽”的交易网络格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全部建成；15家国家级技术交易平台实现信息互联，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6万亿元，较“十三五”末翻番；创新资源进一步开放共享，全国统一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入网仪器超14.1万台（套），服务企业超10万家。

二、充分认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持续提升，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破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性成效显著。但同时，市场化程度不深、城乡二元壁垒、改革协同联动不足、系统集成偏弱等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掣肘，制约了要素配置效能的整体跃升。

重点要素领域市场化配置改革力度有待加强。一是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低。调研发现，最大痛点是农村的“沉睡资产”醒不来、城市的“紧缺指标”补不上。农村土地入市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农村宅基地仅有约11.74%进行了使用权流转，大量低效利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能转化为乡村发展要素；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标准地”制度，缺乏跟随产业发展变化对标准指标进行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二是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保障不足。城乡劳动力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仍存差别；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社保体系等主要针对传统就业形态，导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但保障不能跟着走”。三是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扩张较快，而市场化运营机制和退出渠道建设相对滞后；区域性股权市场活跃度不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依然狭窄；信用评价体系和增信新机制还不成熟，银行传统风控难以量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价值，从“看抵押”转向“看技术”仍处在探索阶段。四是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仍存在安全与效率两难问题。部分科研单位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宁可让科技成果“沉睡”，也不愿引入市场力量丰富转化方式；一些地方将数据安全等同于“静态管控”，限制使用场景反而加剧“数据孤岛”。五是要素市场需求培育不足。2024年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全球第一，但转让率明显偏低，反映出技术要素需求活力明显不足。数据要素交易也存在类似问题，企业用数能力不足是明显短板，但多地政策仍聚焦以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来提升供数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体系培育不足，未能有效发挥撮合供需两侧要素交易的功能，导致供给侧建了很多“超市”而需求侧不知道“买什么”。

城乡要素顺畅流动面临结构性障碍。多地调研发现，“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仍未根本扭转，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仍存。一是城乡“同地不同权”现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国家、集体、个人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缺乏统一规范，农民和村集体获得感不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尚未在金融机构普遍开展，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责”的目标仍有差距。二是户籍“玻璃门”现象。有地方同志反映，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全落地，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动力不足。尽管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已基本取消落户限制，但农业转移人口“进得了城，落不了户；落得了户，享受不了同等待遇”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居住证持有者在公共服务享受方面与户籍人口仍存在明显差异，典型如农民工跨城乡跨地区流动就业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繁琐。三是金融“抽水”现象。一些地方资金“离农”趋势明显，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普遍偏低，大量农村存款通过银行等渠道“抽水”流向城市；农村产业项目普遍存在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不确定性大等特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面临“不敢投、不愿投”的困境，甚至个别地方出现“圈地、经营不善、跑路”等风险。

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协同性、整体性、集成性不足。随着调研深入，我们越发感觉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最难啃的骨头”，是因为这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和整套制度创新相协同。土地改了、劳动力不动，或者资本放了、技术不接，各改各的，就形不成合力，要素价值就难以实现根本性提升。一是单一要素领域改革“单打独斗”情况较为普遍，多要素协同增效的高阶目标还远未实现。如存量土地盘活未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深度结合，土地和资本要素在流动性提升方面未能有效互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少，技术和资本要素结合不够。二是要素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的融合也不充分。如劳动力流动与公共服务供给未形成联动机制；数据与产业链融合度低，一些地方的数据应用场景与实体经济结合不足，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挥不充分。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协调不够。如一些地方早先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领域形成差异化的地方实践，国家文件出台后又面临依据文件内容对原有授权运营管理体系、授权模式等进行调整，增加了制度适应成本；地方保护主义及其衍生的“隐性壁垒”、市场监管的“碎片化”以及执法尺度不一等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数据交易所等建设出现“城市争夺战”苗头，一些邻近城市争抢交易所落地机会，而非基于区域协作共同布局交易所，造成资源浪费。

三、因地制宜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有效路径

综合来看，相较于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受认知理念局限、体制机制惯性、利益格局固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影响，几大要素分属不同部门归口管理，条块分割与地方竞争相互叠加，使得改革的系统集成面临现实挑战。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当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能指望“一招鲜”，需要的是“组合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以系统性思维谋篇布局，以精准化举措靶向发力，在重点领域寻求制度突破。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承担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流通交易以及数据产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通的重要平台。图为2026年5月12日拍摄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张琳/摄

突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差异性。调研发现，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机械套用商品市场改革模式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根据各类要素不同的特点属性和市场化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改革策略。在土地要素领域，要做好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工作，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健全工业用地“标准地”指标体系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发展新需求进行标准更新；将“标准地”与“亩均论英雄”评价体系充分结合，提高工业用地效率。在劳动力要素领域，要逐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全面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保范围。在资本要素领域，要重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鼓励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建设市场化运营机制和退出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小微企业在“新三板”、“新四板”挂牌；加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增信机制，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得性。在技术要素领域，要加快推动建立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灵活运用“订单式”研发以及“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机制，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问题。在数据要素领域，要全面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打破“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积极推动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规范数据要素场内场外交易活动，探索构建公平与高效、激励与规范相结合的数据要素价值分配机制。在资源环境要素领域，要积极培育碳排放权等资源要素交易市场，厘清资源环境要素公共性与价值化之间的关系，合理设定资源环境要素投向市场的配额量与配额方式，实现环境保护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

有效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整体性和协调性。调研发现，当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存在紧盯要素供给侧、忽视需求侧的明显倾向，不少地方科研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但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错位，导致技术要素转化频频遇阻。要在优化要素供给的同时加强需求培育，解决“供”得热闹、“需”却冷清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由政府牵头建立要素赋能场景创新机制，定期发布场景创新需求清单、机会清单，带动多元主体基于场景进行要素开发利用；挖掘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典型案例，对案例进行推广，调动多元主体对要素价值挖掘和创新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数据要素×”大赛经验，根据各类要素特点和不同要素协同发展需要，打造相关赛事，发掘更多有助于要素优化配置的可行方案。要着力促进供需动态平衡，统筹要素流通平台管理，促进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要素流通平台间加强信息交互、业务协同，同时培育壮大服务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专业化服务人员和机构，助力要素供需两端高效对接。另外，还要注重加强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应用，探索“REITs+”存量产业园区资产业务，同步提升土地利用和资金流转效率；推动高质量数据集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实现促进数据要素应用、推动前沿技术发展、提升劳动力效能等多重成效。持续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注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产业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等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协同性。摒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倾向，坚持“一盘棋”谋划、“一条龙”推进，形成更大的改革合力。

优化行政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协同性。调研发现，改革实践中有的地方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曾出现“打包”出让政务数据资源特许经营权和数字资产等情况，有的地方则往往以行政规划替代市场调节，在公共数据开放等领域仍然存在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未能建立有效的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要发挥好行政引导作用，进一步细化明确科技成果“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数据要素“三权”（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以及资源环境要素“三权”（所有权、使用权、交易权）的确权制度和操作规范，促进各类主体依法依规开展新型要素流通交易活动。适度引导新型要素向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区域、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合理流动，增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健全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市场风险机制的内在约束与激励功能为杠杆，调动要素市场各类参与主体自发提高要素流通交易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推动行政引导与市场主导有机结合，运用权责清单等政策工具，科学划定政府和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边界，并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使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同时，持续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以市场真实反馈推进要素领域政策优化与政府职能转变，在法治框架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对要素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

调研手记：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表面看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技术性调整，实质上是触及发展动力转换与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刻变革。在物质短缺、资本稀缺的快速工业化阶段，政府主导要素资源配置，能够短时间集中力量突破瓶颈、培育产业，这一路径有其历史合理性。随着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快速追赶转向高质量发展，要素配置的权力必须逐步交还给市场，这是对发展阶段和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推进深层次改革往往会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牵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金融体系对国有部门的偏好、科研院所对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并非主要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长期形成的工作惯性使然。推进改革，既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也要有能够补偿利益损失、分担改革成本、激励主动作为的制度方案。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的尽职免责、“沙盒”试点等，不仅是制度层面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的解决方案，更在推动政府角色从资源配置者向市场秩序维护者、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这是必须完成的一跃。

执笔：郭斐然 曾铮 刘方

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前沿与竞争格局

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前沿与竞争格局

余晓晖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工智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要求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前沿和竞争格局，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是打造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举。

一、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人工智能技术构想由来已久，在近70载的跌宕起伏中，已历经逻辑推理、专家系统、深度学习等重要阶段。缘于算法、数据、算力全链条突破，近年来人工智能各方面能力快速提升，在部分领域达到“类人”甚至“超人”的水平。可以说，此轮人工智能发展在速度、社会渗透力与跨界带动作用上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正从“被动训练”向“自主进化”方向演进，迭代速度快速提升。在发展初期，人工智能模型参数小、算力更新慢，迭代周期以年为单位，经典的目标检测模型升级跨度为两年。随着算法框架的不断优化和算力的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实现指数级跃升。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统计，2024年以来，顶尖模型的迭代周期已从数月压缩至数周，模型参数从百万级、亿级飙升至万亿级，推理与训练能力持续大幅提升。这种极速迭代的节奏，彻底重构了行业竞争格局。国内头部科技企业与科研团队的技术追赶速度显著加快，往往能在1—2个迭代周期内完成关键技术的追平与超越，这正是本轮人工智能革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变革的重要特征。

二是智能原生成为“AI+”新内核，赋能应用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在生产生活中将扮演“共生伙伴”的重要角色，进而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模式、重塑产业分工体系、优化经济运行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工业为例，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催生大量对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场景化应用需求，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用武之地”。两者“双向奔赴”，既推动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也通过工业场景的大规模深度应用和高质量数据沉淀反哺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创新，加速人工智能新的“智能涌现”。人工智能正在通过“原生”方式重构企业战略规划、运行架构、业务流程和产品服务，使少数人管理监督成百上千的智能体，完成原来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团队的工作，不断催生“一人企业”等颠覆式的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智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我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资源，人工智能与工业、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深度融合，涌现出大量探索性应用。图为2026年4月14日拍摄的人形机器人“精灵 G2”在龙旗科技南昌平板制造工厂，以3C精密制造产线“正式员工”身份，完成高速流水线精密上下料、人机协同全流程作业。 智元机器人供图 毛颖旻/摄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维度重构人类生产生活，但双刃剑属性日益凸显。从智能眼镜实时翻译、数字人提供咨询服务，到工业领域人形机器人进厂“实习”，从事装配、搬运、分拣、巡检劳动，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转向“会干活”，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人工智能不仅正在重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深刻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放眼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与区域多边机制的核心议题，联合国、金砖、东盟、上合等国际组织均通过发布领导人宣言或联合声明，凝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共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治理问题不容忽视。今年年初风靡全球的智能体应用“小龙虾”，在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暴露出可能存在的权限边界模糊、敏感信息泄露、易遭受提示词注入以及供应链投毒攻击等问题，并进一步加剧了就业替代等社会性担忧。

总的来看，此轮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线性发展模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四个内在发展规律，承载着技术革新的全新逻辑。

一是规模扩张与效率突破形成持续张力。整体上看，高投入、高收益的规模定律仍在生效，但模型性能随投入规模增长发生边际收益递减，效率创新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如DeepSeek采用开源模式工程化创新，实现了低成本媲美顶尖模型的效果。同时，效率突破带来的算力成本下降也引发一个悖论：主流模型推理词元输出成本在过去三年下降99%，成本的极度收敛反而刺激了更广泛的使用场景和更高的收入产出，形成技术迭代推动应用普及的正向循环。

二是全栈软硬件协同是竞争力的真正来源。不同于芯片、汽车等传统硬件产业，人工智能的竞争力形成于“算法—框架—芯片—系统”的整体协同，生态黏性不依赖单一产品，一旦形成体系优势极难被单点突破所撼动。近段时间，DeepSeek、阿里巴巴、OpenAI、谷歌等全球头部厂商竞争焦点已从单纯的追求模型极致性能逐步过渡为软硬件全栈基础设施能力的比拼，各方正在加紧构建从算力、模型到应用的全栈协同体系，实现系统收益最大化。

三是“模数共振”是推动人工智能能力迭代的关键。大模型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核心逻辑，集中体现为数据、模型、应用三者的深度耦合、同频共振，即“模数共振”。其中，高质量数据是模数共振的基础支撑，高效能模型是模数共振的驱动引擎，高价值应用是模数共振的落地载体，加快构建“高质量数据—高效能模型—高价值应用”协同发展新格局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是治理能力与产业实力相互支撑。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来说，治理能力与产业实力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安全治理体系，既是人工智能赋能国民经济千行百业的重要依托，也是一国深度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将产业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基本前提。产业实力为治理能力提供实践场景和技术底气，治理能力则为产业发展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二者相互支撑，共同塑造一个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综合竞争力。

二、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路线尚未固化，是加快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窗口，但这一窗口正随着头部国家持续加大投入而不断收窄。生态一旦形成将产生强烈的锁定效应，后来者突破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因此，谁能在这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谁就将在未来全球产业格局中掌握主动权。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了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同时，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我们必须全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进展与差距，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要求正视差距、加倍努力。

我国算力总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软硬件生态不足制约着效能的充分释放。从规模指标看，我国具备了支撑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的硬件基础。截至今年一季度，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188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智算中心建设持续提速，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为人工智能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从产业链条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算力产业体系。国内厂商围绕芯片、软件栈、服务器、网络、存储、集群等算力产业链上下游展开布局，涌现出一体机、超节点、智能终端等一批多样化的算力部署方案，满足不同业务场景的研发和应用需求。但从效能角度看，规模优势尚未转化为真实竞争力。国内智能芯片与主流软件框架之间的兼容适配问题仍悬而未决，多家芯片厂商各守一套软件栈，形成了“生态割裂”，开发者在国产芯片上部署大模型，往往需要投入大量额外的适配工作。

我国大模型研发追赶势头强劲，但原始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一定差距。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2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测试发现，我国大模型与国外一流模型在基础能力上已基本持平，并在中文场景中具有明显优势。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在效率优先路线上展现出真实的国际竞争力，开源下载量跃居全球前列，充分证明我国在工程化创新方面具备相当实力。然而也要清醒看到，工程化落地能力强并不等同于原始创新能力强。我国模型在复杂推理、工具使用等领域与世界一流模型仍有差距，且前沿模型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仍处于追赶阶段。与此同时，产业界与科学界的深度融合仍显不足，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链条还不顺畅，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周期偏长、转化率偏低，持续突破的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水平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供给与产业快速扩张的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

近日，随着DeepSeek—V4预览版发布，华为昇腾人工智能芯片因与其实现深度适配而受到市场关注。本次通过双方芯模技术紧密协同，实现昇腾超节点全系列产品支持DeepSeek—V4系列模型。图为2026年5月10日，一家人工智能展馆展示华为昇腾910（Ascend 910）系列人工智能芯片。 视觉中国 龙巍/摄

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但场景数据飞轮尚未真正转动起来。目前，工业、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已涌现出大量探索性应用，概念验证项目数量可观，这是我国独特的战略优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场景落地沉淀数据—数据训练优化模型—模型升级拓展场景—场景扩容富集数据”闭环迭代的良性循环尚未完全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仍需健全，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的数据壁垒与“数据孤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破解，场景数据的权属界定、流通交易、安全治理等制度规则仍需完善，部分领域数据质量不高、标准化程度不足、开放共享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不利于大模型等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迭代升级，也影响了人工智能应用从“可用”向“好用”、“易用”的深度跨越。

我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初步形成，仍需主动作为提升治理能力与全球规则制定话语权。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治理工作，已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等系列政策法规，初步建立了覆盖个人信息保护、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网络与数据安全等关键问题的治理框架，并积极参与联合国、G20、金砖等多边机制的相关议题讨论，治理探索走在全球前列。但也应认识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治理面临两方面挑战。从国内看，治理能力与产业发展速度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人工智能幻觉、偏差等技术风险尚无成熟解决方案，算法模型的准确性、可解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制约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工业控制、金融决策等高风险行业的深度落地。从国际看，美国依托技术与生态优势输出标准、强化全球主导，欧盟通过严格合规监管争取人工智能规则制定权，对我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构成现实挑战。

三、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路线的竞争格局仍有重大变数，但效率优先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重要路线之一，我国在工程化创新和应用场景上积累的比较优势，恰恰与这一方向高度契合。机遇千载难逢，窗口稍纵即逝。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把战略判断转化为持续的产业竞争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当前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协同推进。

处理好规模与效能的关系，推动我国从“算力大国”向“算力强国”发展。我国算力总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规模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进一步引导各地统筹布局智算中心建设，推动万卡级及以上智算集群向枢纽节点集聚，深化算力与电力、网络的协同规划，提升绿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占比，降低整体能耗强度，增强算力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营能力。要面向应用场景推动算力的精准供给，针对大模型训练、推理、科学计算等不同负载特征，优化算力资源的调度与配置，避免“大水漫灌”式的粗放供给，实现算力资源与应用需求的高效匹配。要加快推进算力互联网络建设，推动东西部算力协同互补，降低算力使用门槛，使中小企业也能便捷获取高质量算力资源，搭建智能化转型的普惠基础设施。

处理好追赶与创新的关系，在效率路线上打造自主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工程化创新实力已得到国际验证，但要在规模定律持续演进的过程中保持长期竞争力，需在坚持效率优先战略方向的同时，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建设。要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渠道，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框架体系研究，强化对基础模型架构创新、训练算法优化、原生多模态融合等前沿方向的支持；推进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对非Transformer模型架构、智能体自主进化、可解释性与对齐等新型方向保持战略储备，防止在单一路线上形成路径依赖。要构建以企业和高校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科学界与产业界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链条，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评价机制，形成无缝协作的创新生态。要加大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校企联合培养，推动产教融合，壮大既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持续突破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处理好单点突破与整体协同的关系，以软硬件生态建设打造系统性竞争优势。人工智能竞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点技术的突破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产业格局的，是能否形成软硬件深度协同的完整生态体系。例如，英伟达在人工智能时代建立起难以撼动的市场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图形处理器（GPU）、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软件栈与PyTorch等主流框架共同构成了一个开发者高度依赖的完整生态，芯片、框架、工具链、应用层彼此深度适配，形成了“越用越优”的生态正循环，使后来者即便在单点硬件上实现超越，也难以动摇其整体生态优势。这一规律对我国具有深刻启示：补齐软硬件协同短板，不能依赖单点突破，必须系统推进“算法—框架—芯片—系统”全链条的协同对接，打破各家芯片厂商各守一套软件栈的碎片化格局，推动开发者能够在国产软硬件体系上高效构建各类应用。要鼓励芯片厂商与大模型研发团队开展早期深度的协同设计，使硬件特性与模型架构相互适配。

处理好技术与产业的关系，推动应用落地从“样板间”走向规模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是技术的单向输出，而是技术能力与产业需求双向适配、相互塑造的过程。要培育壮大专业化的行业应用服务提供商，让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懂行业知识的“中间力量”承担起供需对接的桥梁职能。工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最具战略价值的主战场，已涌现出一批有说服力的实践案例：在质量检测环节，视觉大模型将漏检率大幅压缩，实现全流程在线检测；在工艺优化环节，大模型通过对海量历史生产数据的学习，持续输出最优工艺参数组合，将产品良率提升至人工经验难以企及的水平；在设备运维环节，预测性维护模型将计划外停机时间显著缩短，有效降低生产中断损失。这些实践的共同规律是：人工智能以数据为纽带，将工程师积累数十年的隐性经验转化为可复用、可迭代的显性知识，成为工厂持续改善的“数字参谋”。要推动龙头企业率先开展深度应用，再通过供应链带动机制向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扩散，同时打通跨企业、跨机构的数据流通壁垒，使丰富的应用场景真正转化为驱动模型持续进化的数据飞轮。

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治理与发展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应从提升产业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安全治理的战略价值。要健全完善人工智能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与伦理准则体系，为技术创新破除枷锁、扫除障碍，为产业落地应用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推动可信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切实提升算法模型的准确性、鲁棒性和可解释性，将“用得不放心”转化为“用得放心”。要加快建立覆盖大模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体系，完善针对幻觉率、抗攻击性、可控性等安全能力的标准化测试方案，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转变。治理能力本身就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立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才能为高价值行业应用打开广阔空间。

打造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立足国内优势，与南方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经验与应用方案，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协调统一。健全人工智能开源机制，加快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支持以“技术开源+生态共建”推广通用模型，以“本地化拓展+普惠赋能”开拓全球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技术供给。加强政府引导与产业协同，推动硬件、算法、应用、解决方案等全链条服务出海，让全球共享发展红利。推动落实《“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依托联合国、中国—东盟、金砖、“一带一路”等双多边机制，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建设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加快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秉持“普惠包容、智能向善”理念，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实践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求是专访 | 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求是专访

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当前，人工智能正全方位渗透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核心驱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作出重要部署。围绕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话题，本刊记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冬梅、北京大学教授张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源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新形态，我国正在通过人工智能赋能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智能经济？发展智能经济具有怎样的战略考量？

刘冬梅：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力和算法等为重要生产工具，以智能化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和消费业态为基本特征，通过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实现经济活动智能化、网络化和自进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智能经济通过智能化手段重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重塑产业形态乃至生态，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张辉：从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看，智能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不仅是概念内涵的更迭，更是发展逻辑的跃迁。回顾历史，农业经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核心要素，工业经济以资本和能源为驱动，信息经济依托信息流动与互联，数字经济则在此基础上将数据确立为关键生产要素，完成了从信息化到网络化的全面渗透，为更高阶的经济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智能经济的产生，主要根植于三重必备条件的成熟：一是数据资源呈爆发式增长，信息密度的攀升超出人脑处理极限，呼唤新的分析工具；二是算力与算法取得革命性突破，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算法模型持续迭代升级，让海量数据实时处理与自主决策成为可能；三是产业界亟须从连接信息迈向理解并预判信息，以应对高度复杂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经济发展内生需求与技术迭代积累的双重驱动，经济形态从数据驱动向智能驱动实现跨越式升级。因此，智能经济的出现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数字经济由“连接”走向“智能”、由“赋能”走向“重构”的质变跃升。

马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纷纷加码布局人工智能，智能经济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赛道。一方面，这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发展智能经济，关键在于牢牢掌握底层技术、数据资源与应用生态的发展主动权。我国必须下好先手棋，在人工智能战略上形成从技术到治理的全面布局，方能在激烈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增长新动能的根本力量。目前，我国智算芯片、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同时带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6G等未来产业加速演进。人工智能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既牵引有效投资，又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

2026年4月28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在福建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放，现场设置数智惠民、数智技术、数智基础、数智赋能等板块以及低空经济等特色展。图为参观者在算力底座展示区参观。 中新社记者 吕明/摄

记者：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既是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主动布局。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相比，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带来哪些新机遇？

刘冬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新”，集中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颠覆性变革上。在劳动者层面，具备智能技术应用素养的劳动者成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脑与智算深度绑定的“人机协同”可能成为新型劳动模式的标配。在劳动资料层面，生产工具由传统的机械化、自动化装备，跃升为具备强大自主学习与推理能力的智能体大模型。在劳动对象层面，基于互联网的海量数据和物理场景的专有数据，成为可被深度加工的新型生产资料。在组织模式层面，生产组织不再局限于单一生产主体内部的线性流程，而是依托智能技术实现跨主体、跨领域、跨区域的网络化协同，生产流程的精准化、实时化、自主化水平大幅提升。

马源：具体来看，智能经济新形态之“新”，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技术体系新。人工智能从小模型迈向大模型，从单模态走向跨模态，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演进，技术的持续突破正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二是基础设施新。大模型的训练与部署对算力提出极高要求，亟须适度超前布局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并同步带动能源、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的优化布局和扩容升级。三是生产方式新。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制造业正从传统的自动化流水线转向由人工智能赋能的柔性化、协同化生产模式，能够更高效地满足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四是工作任务新。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工作任务，例如数据治理、模型训练、系统测试、算法部署、运维调优和伦理治理等，也衍生出不少新就业岗位。五是人机关系新。机器不仅继续承担体力劳动，更开始分担复杂的脑力任务，逐步从工具转变为人类的工作伙伴，推动传统的“人人协作”模式向“人机协同”的新形态演进。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依靠认知能力驱动，为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的增量空间。比如，大模型产业加速崛起。具备多模态理解、复杂推理与智能体能力的新一代大模型，正深度嵌入手机、电脑等终端，催生出一批智能原生企业。又如，智能算力产业快速扩张。截至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188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显示出人工智能应用爆发对基础设施的强力牵引，为算力产业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再如，具身智能产业成为投融资热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具身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融资超700亿元，未来有望向工业制造、生活服务等场景持续拓展，重塑人机交互的产业生态。此外，人工智能赋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截至2025年底，我国重点行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人工智能应用在金融、制造业等领域加速落地，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提质增效潜力。

记者：当前，我国智能经济正处在技术突破向规模化应用转换的关键时期，发展态势总体较好。我国发展智能经济具备哪些优势和条件？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张辉：谈到发展智能经济的优势，我们就不能只看技术本身，更要看到支撑技术生长的土壤。一是场景与市场深度耦合。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叠加工业、农业、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海量复杂场景，构成了全球最具活力的“天然试验场”，让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二是基础设施坚实。5G基站、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全球领先，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型基础设施正加速布局，为技术低成本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海量数据资源持续供给。我国在过去的数字化浪潮中沉淀了极其庞大、高密度的政务、产业与消费数据，为智能经济迭代升级提供了充沛“燃料”。四是制度优势凸显。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政策文件，构建起覆盖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基础设施、安全治理的全链条政策体系，为智能经济发展谋划了稳定清晰的政策路径，让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在“干中学、用中创”中形成良性循环。

马源：作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智能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一国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当前，我国发展智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除了技术仍需创新和追赶外，更重要的是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错配。

从供给侧看，首先就是高质量数据稀缺。我们常说的海量数据优势，不等于真正能被高质量标注、跨主体流通、合法合规用于训练的数据。此外，数据确权、流通、定价等制度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其次是智能算力相对紧张，跟不上爆发式增长的推理与训练需要。再次是大模型技术尚不成熟，存在“模型幻觉”（模型会生成看似合理但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内容）或“模型投毒”（通过恶意数据干扰训练，导致算法输出偏差）等风险，暴露出可信数据源和算法治理的薄弱之处。

从需求侧看，企业客户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降本增效的意愿强烈，但对模型的真实能力、数据安全风险、投入产出比等还有顾虑。同时，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数字化基础不一，缺乏既懂人工智能又懂自身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面对智能技术时常常陷入“想用却不敢用、不会用、用不起”的困境。

刘冬梅：更深层次观察，智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错配，本质上是系统如何完善的问题。这意味着，智能经济所面临的发展短板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技术、制度、产业、治理等多重问题的交织。从技术上看，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让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先进制造设备的获取门槛持续抬高，我国在算法、大模型、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短板，自主可控能力有待加强。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存在堵点，智能技术的商业化路径仍在探索，部分领域技术与场景的衔接尚未打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和成熟模式并未真正形成。从治理上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各领域渗透，算法伦理、数据安全、就业结构变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现有治理体系滞后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适配性不足。此外，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博弈同样不容忽视。经贸摩擦、技术竞争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挑战，直接影响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端要素、国际市场和规则空间。

近年来，多地坚持以技术革新驱动产业发展，持续加大生产设备升级和研发技术创新投入，稳步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图为2026年3月16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一家公司的未来工厂，工人在智能化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发 谭云俸/摄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作出了系统部署，勾勒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把握哪些实践要求？

马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加速迭代，在发展思路上需要确保方向不偏、节奏不乱。一是坚持技术突破与应用落地并重，既要支持原创性、基础性技术攻关，又要推动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加快转化。二是坚持分类施策与精准引导并举，区分政府治理、企业转型、公众需求三类主体的诉求及面临的制度障碍，提供差异化支持。三是坚持重点突破与梯次推进并行，尊重技术进步规律，顺应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阶段性规律，重点从基础扎实、潜力较大的领域入手，避免不顾条件的一哄而上、遍地开花，警惕同质化竞争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四是坚持需求牵引与供给创造协同，立足模型能力实际情况，防止脱离技术现实的供需错配。五是坚持发展、治理与安全统筹，在试点中识别风险、克服制度短板，加快构建适配智能经济的制度框架。

张辉：智能经济不是算力、算法、数据、应用、治理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环节相互定义、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能只看规模，而要前瞻性研判对应用端和治理端的传导效应。例如，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和算电协同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必须与数据流通利用机制同步设计，否则算力建好了，高质量数据供不出、流不动，效能就会大打折扣。

在产业生态培育方面，不能孤立地攻关技术瓶颈。芯片、算法、大模型的突破，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和高质量数据集真正运转起来。只有把智能经济从“少数巨头的游戏”拉进“中小企业的工具箱”，才能催生一个更扁平、更有活力的市场，而不是加剧智能经济时代的垄断。

在应用落地与行业规范方面，要坚持系统谋划。智能终端和智能体的推广，离不开伦理、安全、监管等规则体系的同步健全。只有让发展、治理、安全在同一个系统框架下协同推进，智能经济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被激活，而不是在野蛮生长和过度管制之间反复震荡。

记者：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前，需要重点从哪些方面深化改革，让生产关系更好适应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发展？

张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往的科技革命，本质上都是人类利用工具延伸自身能力，生产关系的核心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分配。而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体不仅能替代人完成具体工作，更能深度参与到决策、协作、价值创造等关键核心环节，形成人类与智能体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新关系。因此，智能经济新形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系统性重构的同时，必然要求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刘冬梅：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必须着力破除制约智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智能经济新形态聚集。

首先，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探索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产权确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与安全治理的基础制度体系。着力打破利益固化的“信息孤岛”，破解“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顽疾，推动数据资源向资产、资本转化，为智能经济发展夯实要素基础。

其次，加大耐心资本对智能经济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深化金融与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智能创投耐心资本。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完善智能经济核心产业投融资的风险分担和退出机制，为智能经济创新创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活水。

再次，加快建立适应智能经济发展的产业监管框架。有序放宽智能经济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与市场壁垒，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创新监管模式，允许新技术、新模式在一定领域、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

最后，稳步调整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前瞻性建立人机协同的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新职业标准与技能认证体系。探索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让数据贡献者、算法开发者能够合理分享智能经济增值收益。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采访。

把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把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廉 思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青年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青年就业状况，反复强调要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稳岗扩岗、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困难帮扶等一揽子政策举措，推动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就业结构逐步优化，成长成才通道更加宽广。也要看到，由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新技术变革带来岗位迭代加快等原因，部分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有所减弱；同时，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加上部分青年择业心态变化等因素影响，青年就业压力仍处高位。面对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必须把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最大努力帮助青年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一、加强就业观引导，树立择业新观念

青年如何看待劳动、认识职业，如何把握个人理想与现实条件、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促进青年就业，首先要引导青年树立理性平实、积极进取、着眼长远的就业观。当前，青年群体在择业观念上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有的过于看重职业光环和社会声望，把少数单位、少数行业、少数城市视为唯一选择，导致择业视野收窄、竞争过度集中；有的过于追求“一步到位”，对薪酬待遇、工作环境、职业稳定性和成长空间形成叠加期待，一旦现实与想象存在落差，便迟迟不愿就业；有的过于看重短期职业回报，忽视工作本身带来的岗位历练、经验沉淀与长远成长；还有的把一时的就业不理想放大为人生整体性失败，在过度比较中加剧焦虑，不断抬高择业门槛；等等。这些心态容易使青年自我设限，从而出现不就业或“慢就业”、“缓就业”等现象。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就业观，不是要求青年降低标准、放弃追求、“服从现实”，而是帮助他们以更成熟长远的眼光理解劳动价值、体悟工作意义、把握发展机会。劳动不仅是获取收入、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能力形成、人格塑造和社会融入的必经之路。对青年而言，通过工作进入真实的生产和服务场景，在承担责任、解决问题、与人协作的过程中不断形成职业能力、积累社会认知、校准自我定位，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一课。把就业理解为个体不断成长的过程，青年更能在面对现实落差时保持韧性和耐心，增强行动意愿。

当今时代，职业迭代加快、业态边界不断调整，终身从事单一职业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面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市场，要引导青年形成动态发展的职业意识，不必把职业选择当成“一锤子买卖”，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调整、持续进阶的过程。新时代的快速发展为青年施展才干提供了广阔舞台，一些岗位并非没有前景，只是社会关注度不高；许多赛道并非回报不够，只是成长周期更长。要引导青年跳出固有认知，看到不同职业的价值意义与发展空间。无论是进入新兴领域深耕，还是扎根基层一线服务，只要契合自身特点、顺应社会需要，都能实现个人价值，收获成长发展。

毕业季临近，各地通过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等系列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保租房毕业季进校园”活动于2026年4月至7月持续走进上海高校，通过供需对接、政策宣讲、在线预订、一站式办理等方式，更好满足高校毕业生在沪安居、就业的需求。图为4月15日在复旦大学的首场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加强就业观引导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贯穿青年成长全过程。学校要把生涯教育纳入人才培养过程，帮助青年尽早建立自我认知和对职业世界的正确理解。家庭应尊重青年的择业选择，以更包容的心态支持子女尝试不同方向，避免施加过度压力，帮助青年卸下心理包袱，大胆求职。社会则应避免对少数职业路径的过度追捧，多关注普通岗位、基层岗位、新兴岗位的青年成长历程，形成理性多元的职业评价体系，涵养包容进取的就业氛围，引导青年从容择业、踏实成长。

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挑战，提升技术适应能力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加速突破之势催生新的生产、生活、工作方式，既为青年拓宽就业新赛道，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技能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那些具有高度重复性、流程可编码的工作岗位正被快速替代，不少传统上由青年群体从事的入门级、基础性岗位加速减少。与此同时，能力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机器在信息处理、文本生成、图像识别、数据分析等方面本领越来越强，青年仅凭学历背景、知识储备或文本记忆、简单执行等基础能力，已难以形成自身竞争力，需要掌握更高阶的创新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人机协作能力。此外，人工智能对不同青年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衡。那些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实践机会较少的青年，可能在技术变革中处于被动。若缺乏有效引导，技术红利可能集中到少数人身上，难以转化为广大青年共享的发展机会。

技术变革是大势所趋，回避不了也无法阻挡，必须主动适应、顺势而为，帮助青年提升技术适应能力。一方面，加快重塑青年能力培养体系。教育不仅要教授知识，更要注重提升青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逻辑思维、沟通表达、组织协调、团队合作、跨界整合等综合素养。要把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青年培养全过程，让青年不仅会用技术工具，更能理解其基本逻辑、应用边界和伦理约束，在技术变化中保持主体地位、优化学习方式、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为青年创造更多与新技术融合的实践场景，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协同、项目训练和实习实训，使其在真实场景中理解技术变革、提升应用能力。特别需注意的是，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和实践从少数专业、少数院校向广泛青年群体扩展、向职业院校和欠发达地区下沉，避免数字能力成为少数人的“专属资本”。

加强就业保护和制度规范，是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重要一环。当前，平台化、数字化、算法化管理方式正在影响劳动过程，青年在新就业形态中面临考核压力加大、劳动边界模糊、数据监控强化等问题。要加强对平台用工、算法设计等方面的监管治理，加强劳动权益保护，使技术应用更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维护劳动尊严。对因技术替代而面临岗位调整、技能贬值和职业中断风险的青年，要及时提供转岗培训、就业辅导和社会支持，帮助其平稳过渡。

三、破除隐性门槛，营造公平清朗就业环境

对青年而言，就业的意义不仅是获得一份工作，还在于通过相对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形成对规则制度的信任和笃定奋斗的底气。如今，在公开招聘制度的普遍推行下，就业公平性明显提升，但一些隐性门槛仍然存在。比如，有的招聘仍“唯名校论”、“唯学历论”、卡“第一学历”，还有的设置不合理的性别、年龄、地域限制等。这些门槛与岗位所需能力并不完全对应，使得招聘的“能力导向”被“标签导向”替代，损害就业公平，让不少青年产生挫败感，消解奋斗动力。

破除隐性门槛，必须从制度层面筑牢公平底线。要进一步健全公平就业的制度体系，反对就业歧视，强化对招聘全过程的规范治理，特别是加强对校招平台、网络招聘平台、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等的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让规则真正“长牙带刺”，让公平就业从一般性要求转化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治理实践。同时，加强对重点青年群体的精准帮扶。劳动者禀赋条件的差异客观存在，追求就业公平不是无视这些差异，而是通过健全制度保障，努力缩小不同起点所带来的差距。特别是对于女性、家庭经济困难、残障、欠发达地区等的青年群体，应在职业指导、实习见习、技能培训、法律援助、权益维护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帮助他们补齐就业竞争中的短板，避免因起点劣势陷入就业困境。

破除隐性门槛，必须从观念入手，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身份偏见。用人单位要树立更加理性公平的选才观，通过岗位画像、结构化面试、过程性考察等方式，推动用人评价回到岗位需求本身，回到能力、潜力和适配性本身。特别是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大型平台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应在规范招聘程序、提高评价科学性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全社会要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氛围，尊重多样劳动、承认多元能力、支持多路径成才，让每一位踏实奋斗的青年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都能凭借自身能力打开职业发展的大门。

四、破解供需错配，让人才与岗位更精准适配

当前就业市场上，一边是高校毕业生总量创新高，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青年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供需错配，已成为制约青年就业的突出问题，这背后是教育供给、产业变迁、区域结构、信息流动和制度安排相互错位的结果。

从供给侧看，教育供给向就业能力的转化仍存在一定滞后。部分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与产业发展趋势、岗位能力要求之间衔接不紧密，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技术进步和产业迭代速度加快，造成知识体系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时差”。一些教育环节依然重知识传授、轻实践训练，重结果评价、轻过程锻炼，导致部分青年学历虽高，却在进入工作场景后面临适应期较长、岗位转换能力不足、问题解决能力不强等现实困难。从需求侧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养老托育等领域，正形成吸纳青年就业的新空间。但由于相关岗位具有一定专业门槛，且在地域分布、职业认知和社会评价等方面仍不均衡，造成有的岗位人才扎堆竞争、有的岗位却招不到人的现象并存。从市场运行机制看，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供需错配。很多青年并未充分掌握行业趋势、岗位变化、区域机会和技能需求等信息，其择业判断易受社交媒体热度、熟人经验和短期市场波动影响，出现择业目标过度集中、岗位筛选标准过于单一等情况，错失不少合适的就业机会。同时，部分中小企业、县域平台、基层单位、创新型企业虽然存在迫切用工需求，但由于招聘渠道覆盖有限、职业吸引力表达不充分等，难以及时有效触达目标群体，使原本可能形成的供需对接未能实现。

破解供需错配，关键在于打通人才培养、产业需求和就业服务之间的衔接堵点，推动供给侧改革适配需求侧变化，构建更顺畅的供需对接机制。一是加快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方向和产业升级趋势，动态优化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增强人才培养的现实针对性和发展适应性。特别要重视实践、应用和可迁移能力的培养，推动课堂教学、实训实践、职业体验、项目训练和创新活动有机贯通，使青年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有效转化知识。二是加快构建更加顺畅的教育、产业与就业联动机制。进一步推动校企协同育人、产教深度融合、学徒制培养、实习见习制度建设等，使青年在学习阶段就能了解岗位需求、接触真实场景、形成职业认知。加强对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人才需求预测和发布，提高教育体系和青年个体对未来趋势的把握能力。三是优化区域就业布局，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改善住房保障、增强职业发展支持、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方式，增强更多地区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承接力，推动青年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四是持续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精准性和市场信息透明度，完善岗位信息发布、行业趋势分析、职业能力测评、就业指导咨询、区域机会推介等服务体系，推动教育、人力资源、行业组织、企业平台等多方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增强岗位需求、技能要求、薪酬水平和职业发展路径的透明度，帮助青年更清晰认识自身能力、找准职业方向，也帮助用人单位更快找到适配的青年人才。

作者：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文化中国 |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文化中国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王 杰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是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命题，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中道思维。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的辩证智慧、中正之德、和合之道等，对党员、干部加强修养、应对挑战、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礼记·中庸》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对这一思维方法的集中阐释。后世认为，“中”是不偏不倚、适度适中的状态，“和”则是践行“中”的境界与结果。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历经数千年先民实践与哲理升华，逐步成为内涵丰富、影响广泛的思维方法。

中华民族对“中”的追求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重要聚落便多以中心位置布局，体现出先民对居中、适中的朴素认同，是中道思维的早期雏形。进入文明社会后，这一认同逐步上升为哲学思想与治理原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共同印证了这一历程。《尚书·酒诰》明确提出“作稽中德”，意思是言行举止应符合中正之德，将“中”作为一种德行标准。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揭示了上古圣王致力“求中”、“得中”。《论语·尧曰》记述尧禅位于舜时的叮嘱“允执其中”，明确将“执中”作为维系政权的重要准则。儒家相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法，主张通过把握中正之道实现治世和谐，被后世视为尧舜禹一脉相承的治世智慧。周代礼乐制度则以秩序、节度、和谐为旨归，是社会层面中道思维的制度化展开。《周易》强调“中行”、“中正”，以居中得位为吉，彰显对适度、合宜、均衡的推崇；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事物对立依存、互济共生的辩证规律。

春秋时期，孔子将“中”提升为最高道德原则，首创“中庸”范畴，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并以“过犹不及”点明“中庸”的精髓要义：既反对过度，也反对不及，追求恰如其分的合理状态。《礼记·中庸》进一步阐述中道思维的哲学内涵与实践方法，提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同时强调“时中”的概念，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并非一成不变的标准，而是要因时制宜、权变合宜。道家与之呼应，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平衡观，以“冲气以为和”说明万物在冲突交融中达成和谐状态。从上古治国实践的“执中”传统，到《周易》的辩证思维奠基，再到孔老诸子从德性、天道等多重维度对中道的理论凝练，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重整体、重平衡、重变通的辩证思维品格。

“执两用中”源于《中庸》中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守中致和”则与《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相呼应，强调达致中和则天地秩序井然、万物生生不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图为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使中道思维从诸子学说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实践。汉初崇尚黄老，主张清静无为、宽简惠民，本身就是对秦代严刑峻法的纠偏，体现了“去甚，去奢，去泰”的中道取向。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以“天人感应”理论重构儒家义理，提出“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将中道与天道运行相贯通，为汉代政治实践提供了宇宙论依据。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地位提升，此后《礼记》经戴圣纂辑、郑玄作注，其中《中庸》等篇成为阐发中道思维的经典文献。汉宣帝主张德教与刑罚并用、怀柔与裁制相济，正是典型的执两用中的治国方略。这一时期，中道思维成为贯穿行政、司法、教化、民生的整体性治理原则。

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行激荡，中道思维在多元对话中实现理论拓展。魏晋玄学围绕“本末”、“一多”、“动静”等展开思辨，玄学家王弼提出“执一统众”等命题，从本体层面深化中华民族对“中”的理解。佛教传入后，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中论》，以“八不中道”破斥边见，主张“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佛教学者将佛家中道与儒家中道、道家中道相融通，极大拓展了中道思维的思辨深度。唐代政治实践鲜明体现中道智慧，唐太宗注重“宽猛相济”、“文武并用”。这一时期，经学家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系统疏解《礼记·中庸》；文学家韩愈初步勾勒出自尧舜禹至孔孟的儒家传道脉络；思想家李翱撰写吸收佛道心性思想的《复性书》，为宋明理学系统阐发中道思维作了重要铺垫。

宋元明清时期，中道思维呈现理学体系化与实学经世化双重走向。所谓体系化，表现为理学家将中庸、中和纳入理气心性的整体哲学框架；所谓经世化，则体现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强调执中必须有权、用中必须务实。周敦颐以太极阴阳论中和，张载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天人一体的和谐追求，二程以“中者天下之正道”确立其普遍规范意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将《中庸》升格为“四书”之一，以《四书章句集注》使之成为后世数百年主流意识形态与教育核心。他释“中”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使中道既具形上高度，又具日常践行的可能性。陆王心学则将中道向内收摄，王阳明提出“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转化为良知自然发用。明清实学兴起后，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思想，反对把中庸变成僵死教条；顾炎武以博学笃行、经世致用体现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治学与治世之道；戴震主张在人情物理中求理，使中道更具现实关怀。这一时期，中道思维亦在诸多社会实践领域得到系统展开。

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道思维进入反思与创新探索阶段。晚清“中体西用”思潮，是近代语境下寻求中道的一种尝试。康有为注《中庸》，将其与进化论、改制思想结合。五四时期，“中庸”一度被简单等同于折中调和而受到批判，但也促使后人更加严格地区分辩证中道与庸俗调和。现代新儒家致力返本开新，梁漱溟以“调和持中”概括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冯友兰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中华哲学精神传统，贺麟将其与辩证法对观，推动“中庸”的现代哲学阐释。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不仅是中华哲学核心命题，更内蕴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与生存智慧，贯通治国理政、修身立德，构成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范式与实践准则。

从为政之道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与理想境界。这一思维方法要求统治者超越个人好恶与朋党私利，以公正、公心把握政道。《吕氏春秋》提出“公则天下平矣”，认为“公”是去除偏私、达致中道的政治伦理基础。历代王朝在其鼎盛时期，无不注重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改革发展与维持稳定、开源节流与轻徭薄赋等重大关系中寻求动态平衡。汉初“休养生息”、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明初“仁宣之治”，其政策背后都体现了对社会承受力与王朝长远利益的中道考量。反之，背离中道，或严刑峻法如秦二世而亡，或纲纪废弛如汉末割据，皆易导致治理失败。这一政治传统启示着历代统治阶层，唯有坚持中道思维，方能实现长治久安。

从治学之道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是传统文化辩证思维与方法论的典范形态。执两用中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一种辩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要求学者在探究事物时，须先把握其对立面之两端，进而超越二元对立，寻求更为圆融的中道。这种思维方法使中国传统学术避免了极端化的认知陷阱，形成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气质。汉代经学训诂与义理共存，宋明程朱理学由外而内“格物穷理”、陆王心学由内而外“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清代朴学考据与义理并行，以及历史上努力调和今古文之争、和合朱陆的诸多学术探索，皆体现了这一思维方法的深层影响。守中致和则进一步将中道思维延伸至学术目的与价值追求层面。“中”为不偏不倚的立场，“和”为多元共生的境界。在此思维方法引导下，中国传统治学始终强调学问与人格的统一、知识与德性的融合，将学术探究纳入修身齐家的整体框架，使学问不止于知识积累，更指向人格完善。这种治学取向造就了中国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学术担当，使学术研究始终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维方法亦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派的整体观与系统观，体现为在多元张力中寻求整体和合的学术追求。这使中国传统学术在文史哲不分家的格局中，形成独特的知识谱系与解释传统。

中华民族对“中”的追求源远流长。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的北京中轴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其选址、格局、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展现了“中”、“和”等哲学思想。2024年，“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为北京中轴线航拍图。 马文晓/摄

从修身之道看，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是塑造传统人格与中道伦理的重要准则。《中庸》明确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能否持守中道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如“文质彬彬”、“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处处体现着不走极端、包容平和的中道之美。儒家提倡的“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更是对君子持守中道德行的具体要求。这种价值追求并非儒家独有：老子主张“上善若水”，以水柔弱不争、处下利物为中德；庄子笔下的“真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墨家“兼相爱”以破“别相恶”，亦体现了一种超越亲疏贵贱的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这种中道伦理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性格。一方面塑造了“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取向，涵养了包容大度的民族胸怀；另一方面培育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真正的中道并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以“守正”为前提，在坚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创新，在稳定与革新之间保持健康的张力。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不是停留于历史典籍的静态陈列，而是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文明基因，历经数千年实践淬炼，至今仍闪耀着思想光芒，为我们应对当代复杂治理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方法指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自觉从这一思维方法中汲取有益营养，涵养“执两”的眼光，提升系统诊断矛盾的能力；体悟“用中”的方法，提升精准决策施策的能力；葆有“守中”的定力，提升坚守原则把握方向的能力；追求“致和”的境界，提升统筹全局促进和合的能力，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智慧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广更深入

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广更深入

曲莹璞

国际传播工作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事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中央主要媒体、国家英文日报和国际传播主力军，中国日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致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积极向国际社会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宣介中国改革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积极贡献力量。

一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交织，全球治理失衡失序，舆论战、认知战持续升级；个别西方国家无视国际规则，在重大国际议题上长期实行双重标准，公信力持续下滑；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提升在国际舞台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呼声愈加高涨，国际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从对中国的认知看，“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可靠的伙伴”、“中国正变得‘酷’起来”等正面评价持续增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稳步上升，越来越多境外人士来华参访，中外网友在线“对账”，更多外国民众“看见中国”、“读懂中国”并乐于“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与此同时，西方舆论场针对中国的抹黑、打压、歪曲从未停止，很多关于中国发展成就的客观叙事与真实解读，依然难以有效触达西方普通民众。从技术变革维度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千模大战”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正从“认知工具”向“行动工具”进化，加速国际传播技术底座革新和应用场景创新。利用人工智能精准分析受众偏好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日益升级为国际传播主战场。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打破舒适圈，努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2025年9月20日，中国日报推出八联版，以丝绸之路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为题，充分借鉴传统技法，采取现代设计风格，将千年艺术遗产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相结合，在古今交融中彰显中华文化魅力与现代化建设成就。该版面在第47届世界新闻设计大赛中获评卓越奖。 中国日报社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作为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窗口，中国日报肩负独特使命。要深刻认识到“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主动设置议题、创新叙事方式，持续提高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场的能力水平，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努力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广、更深入。深刻把握技术变革对媒体格局、传播生态的颠覆性影响，在确保技术应用安全、可靠、可控的前提下，在严把政治方向、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优化传播方式，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让中国声音不仅传得开、覆盖广，更能立得住、叫得响、留得下。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金钥匙”。要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思想资源，不断提升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国际化表达的水平；同时善于把理论话语转化融入多元场景，以短、实、新、深、活的融媒体产品，让中国理论更加可亲可知可感。中国日报坚持做精做深习近平总书记思想和形象的对外宣介，深入实施“领航工程”，整合社内社外资源，着力展现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紧跟总书记国内外足迹，结合重大节点重要议程，做强“第一频道”、“第一账号”，持续在总书记到访国出版好、传播好《高访专刊》，增强“核心观”、“研习路”、“暖风习习”、“向阳而生”、“思想的味道”等融媒栏目的全球知名度。积极推进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机构的常态化合作，以及与各地国际传播中心的联动，通过“媒体+智库”、“央媒+地方”的叠加效应，更好向世界展现总书记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文化的力量可以跨越国界、直抵人心。善用文化同世界对话，以文载道、以文传声，能在润物无声中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如何出新出彩传播好中华文化，中国日报一直在探索。我们注重创造性转化，加强与学术界合作，打造“文明中国”、“文化前沿”等专栏专题专刊专版，更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出来；注重故事化讲述，通过“向·往中国”、“璀璨非遗”、“一城一味”等融媒专栏，以鲜活人物、生动细节和细腻笔触，展现“烟火气”、“文化味”、“潮流范”交织的中华文化；注重创新性呈现，综合运用各种数智技术、报道载体、传播样态，做强数字员工元曦“中华文明探源者”IP以及中华文化英文知识库等平台，为全球受众提供可沉浸、可交互、可分享的文化体验。

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是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必然要求。如何在交流中传播中国声音、在交锋中争取话语主动？要以立为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等重大议题以及涉藏、涉疆、涉台、涉港等重点议题，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打好持久战、主动仗，积极推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国际上获得更广泛认同。要立破结合，建强海外舆情分析研判机制与重大舆情快速反应机制，针对外界攻击抹黑敢于亮剑、敢于碰硬，打好保卫战、遭遇战，统筹发挥起底工作室、视觉队伍、全球人脉等资源力量，用客观事实回击污蔑歪曲，以科学分析回应关切疑虑，刺破西方舆论“信息茧房”，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新时代中国。

三

时代变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不进则退。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支撑。近年来，中国日报锚定构建世界一流新型国际传媒集团的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系统性变革，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比如，受众思维尚未树牢，仍需在紧贴受众感受、优化受众体验、实现“双向奔赴”上加大力度。技术赋能尚不深入，还需在深化数智技术与采编流程融合上下功夫。再如，渠道布局尚存短板，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建设不均衡，适配不同社交平台调性的精准传播水平还需再提高；同时，对全球南方受众的覆盖和触达相对偏弱，还需进一步打通“全球流量”的进场通道。

直面这些不足，我们将以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为牵引，聚焦“深度融合、数智驱动、生态运营”，加快推进内容一体化生产、技术一体化支撑、经营一体化统筹，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大国外宣重器。一是以频道制改革为牵引，重塑全媒体生产机制和传播体系。进一步打通报纸、网站、新媒体及子报子刊等全社资源，实现整军团、整建制向移动互联网转移。完善“项目团队+工作室”工作机制，畅通部门、渠道、平台、人员之间的资源流动。完善采编与技术紧密联动的常态化机制，拓展新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多元应用场景。建立完善统一数据中台，筑牢服务采编、管理等业务的数字底座。加快推进采编全流程智能化重构，实现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二是以强化发展新媒体、重点打造国际版为路径，建强覆盖全球的全媒体体系。目前，中国日报客户端全球下载量超4500万，保持“中国第一、国际一流”地位；脸谱账号粉丝数持续保持全球媒体第二位，X、图享、优兔等账号粉丝数和帖均互动量等主要指标位居中央媒体前列。我们要继续建强自主可控传播平台，优化客户端建设运营，分众化、个性化运营海内外社交媒体主账号和垂类账号，推进多语种和特色账号矩阵建设。提升精准化传播能力，强化差异化传播，不断提升对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效能。积极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孵化、建设和运营更多细分领域，比如智能体、数字博物馆、云展厅等新平台，触达更广泛、更多元的全球受众。三是以拓展“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为突破口，赋能“大外宣”格局建设。积极联动部委、地方、媒体、智库、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更好实现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相互借重、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同频共振。支持国际传播重点基地建设，助力各地打造多语种国际服务门户和传播矩阵。重点建好“向·往中国”对外智慧服务平台，让境外人士来华在华旅行、购物、求学更便利，不断拓展“好感传递”。巩固拓展海外主流媒体“朋友圈”，高质量办好新时代大讲堂等品牌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对话沟通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对照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中国日报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短板。比如，知外及外能力需要不断提高，在深耕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有待加强，针对性讲好中国故事的“全球语感”仍需锤炼；全媒体考核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在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的进程中，创新活力有待加速释放；仍需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全球知华友华力量，不断提高借嘴说话、借筒传声的力度。

围绕构建一支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我们将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着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国际传播铁军。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政治能力提升教育，引导人才队伍铸牢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强化实战练兵，让人才在新闻采编一线、国际舆论斗争前沿经风雨、见世面、磨意志、长才干。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领域，加强数智赋能淬炼全媒尖兵。大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提升知外及外能力，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圈层、不同群体受众开展精准传播。激发人才活力，必须发挥好绩效评价“指挥棒”作用，坚持正能量、高质量和大流量相统一，加快重塑采编体系绩效考评机制，并将作品绩效与多层次奖励相贯通，向影响力突出的作品和优秀人才倾斜，加快形成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更加主动有为地用好国际知华友华力量。不断深化与海外政商学界高端人士、智库、高校、文化机构等的机制化、常态化联系，着力扩大多元、开放、互通、协作的国际传播“朋友圈”，集纳放大全球“好声音”。在巩固中国日报现有约1500位高端撰稿人队伍的基础上，加大对全球南方的人脉拓展，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覆盖多元、专业适配的高端撰稿人体系。聚焦“数字原住民”群体，进一步发挥中国日报牵头建立的“一带一路”语言教育文化组织联盟等平台作用，全力打造中外“Z世代”交流平台，促进全球青年深度对话，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作者：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政绩观和舆情观

政绩观和舆情观

秦 露

当前互联网条件下，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能力成为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基本功。然而，决定舆情处置水平的首要因素并不是操作层面的“术”，而是党性与政绩观层面的“道”，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具有科学的舆情观。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之所以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正是因为舆论是探察人心的“晴雨表”。虽然它以言论的形式存在，但真正需要引导的并不仅是言论本身，而是其背后所反映出的群众的价值立场、情感情绪，即民心。这就决定了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本质上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舆情处置并非就舆情处理舆情，而是通过处置舆情，更好地了解民意、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赢得民心。领导干部不能简单认为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工作只是宣传部门或者媒体的事情，或者仅仅把舆情当作要灭的“火”和需要应付的“麻烦事”，而是应当善于引导舆论，进一步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妥善处置舆情，让舆论成为实际工作的进军号、助推器。

当然，舆论本身就是多种信息的交集、多种声音的交汇、多种观念的交流，也是正谬、是非的交锋。社会生活有具体的事情，又有整体的面貌。微观组成宏观，但宏观不简单等于微观相加。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舆情多发频发，网上网下、事实与情绪、个体事件与社会热点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现实中，因舆情处置失当，导致舆论失焦、矛盾扩大、危机升级，进而使工作陷入被动的情况不在少数。舆情处置能力其实是一种执政能力，舆情观反映政绩观，需要正确认识民心、舆论与舆情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的主流是发展进步，基本面是正面的事物，是积极的因素，事业向前、人心向善，社会舆论总体积极向上。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许多热点难点问题，社会上还有不少丑恶现象，人民群众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人民群众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党和政府工作、反映意见呼声，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促进问题解决，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舆论场这些年的变迁表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共识，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在每一个具体的舆情事件中不会产生情感波动，或出现负面情绪。特别在互联网条件下，舆论传播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媒体泛化、受众分化、声音杂化，算法会在极短时间内将一些负面情绪放大和聚集，相当多的舆情是在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的推动引导下，群众瞬间集聚的某种情绪、态度和意见的表达。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愈发多元，有舆情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态度诚恳、妥善处置、改进工作。然而，面对舆情，有的领导干部装聋作哑、畏首畏尾、“甩锅”应对；有的把舆情处置简单等同于危机公关，只想着“删帖”、“删稿”，却不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的在处置舆情时态度冷漠、避重就轻，或是表态很美好、兑现遥遥无期，甚至只管网上声音、不处理网下问题，这些都是政绩观扭曲错位的表现。做好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干部应破除“官本位”思想，本着为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正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每一次舆情处置都看作是一次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力争在一次舆情处置中同时实现三个层面的目标：第一层是以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处置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与信任，从而赢得民心；第二层是从纷繁复杂的舆情中辨识出能够代表民意的真正的舆论，回应舆论场中合理的利益关切，起到解疑释惑、沟通民意的作用；第三层则是要能够精准巧妙地化解舆情，绝不给各种别有用心的炒作者留下舆情发酵甚至转化为线下行动的空间。在每一次舆情处置中，领导干部应以极大的耐心做好新闻发布、政策阐释、真相传递、解疑释惑等工作，将人民群众暂时的负面情绪疏导和化解掉，引导他们回归理性常态，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舆情发生在一时，但处理舆情的基础在平时，需要各级政府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2345接诉即办、舆情监测等机制，及时了解社会心理，化解潜在矛盾，将舆情解决在无形之中。图为2025年6月20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古城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办公，为群众化解纠纷。 视觉中国 曹红祖/摄

舆情发生在一时，但处理舆情的基础在平时，关键在于赢得群众信任。在现实中，有些专业领域知识门槛较高，群众不太了解情况，很容易被一些错误或似是而非的观念带偏，这就需要做好细致耐心、通俗易懂的解释工作。比如，发展核能是否安全、一些化工项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落地是否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等等。有的舆情是多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的集中爆发，需要各级政府在舆情研判上未雨绸缪，多做“治未病”的工作，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2345接诉即办、舆情监测等机制，及时了解社会心理，化解潜在矛盾，将舆情解决在无形之中。有的舆情产生是由于政府新政策出台，群众对这些新政策不熟悉、不理解或不习惯，从而议论纷纷甚至有所抱怨，这就需要政府不断改善新闻发布制度，将新闻发布工作从单纯的信息发布提升为“信息+信心”的双重发布，做好政策的预热、发布、解读和回应工作，以信息发布引导公众预期，在民意与政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这些润物无声的工作可能无法看到一时的效果，更难以辨别出是谁的政绩，却能够起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作用，成为化解舆情最好的“缓释胶囊”。现实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为了实现改革目标，需要在复杂格局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如果不改可能暂时风平浪静，改了反而容易招致群众一时的不理解，甚至引发舆情。领导干部绝不能存在“击鼓传花”式的侥幸心理，满足于只要风险不发生在自己任期内就可以，而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和担当精神，算大账、算长远账，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不计较个人功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舆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情民意的反映，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是处置好各种舆情的根本前提。领导干部应当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抓好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项事业，同时充分发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多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真实的想法，解决群众真实的困难。舆情发生之后，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处置好事情本身，及时准确地向群众传递事实真相，回应群众关切，疏导好公众情绪，做好“事情+感情”的双重处置，展现出主动解决问题的良好形象。互联网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他们对所有问题不可能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领导干部应当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及时吸纳，对困难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

舆情处置既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又要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以是否解决问题、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最终衡量标准。有的地方部门在舆情处置中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在信息发布中口径不一，甚至相互推诿扯皮，最后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整体公信力；有的地方媒体账号为了博眼球、挣流量，对本地负面消息保持沉默，却热衷于曝光炒作其他地区的负面消息；有的在宣传本地区发展成就与政绩时夸大其词，引起群众反感；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不是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考虑问题，而是片面考虑个人政绩或某个地区、单位的局部利益。全局观还体现在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舆论场的关系。当前，一些境外势力利用性别、环保与动物保护等议题试图在国内舆论场制造冲突、挑动对立，炒作热点舆情。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全局观，将每一次舆情处置视为与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争夺人心、最大限度团结和争取群众的机会，以系统观念妥善处置各种舆情。同时，应进一步增强国际视野和政治敏锐性，熟悉了解国际局势与国内外社会思潮动向、舆论斗争的新技术新手段等，做到知己知彼，更加科学精准地处置舆情。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

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

闻 华

什么是文牍主义？什么是繁琐哲学？简言之，文牍主义是指过度依赖文书流程而忽视实际效能的官僚作风，繁琐哲学是指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思维倾向和工作方式。两者如影随形、一体共生，文牍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繁琐哲学，繁琐哲学又常以文牍主义为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同共产党人党性原则和作风要求背道而驰，与正确政绩观格格不入，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反对。

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是一种古老顽疾。《隋书》中就有“老吏抱案死”的典故。明初，刑部主事茹太素呈上一篇长达17000字的奏疏，到16000余字尚未触及正题，朱元璋盛怒之下予以杖责，嗣后又颁布《建言格式》、《案牍减繁式》，直指公文繁冗、行政效率低下之弊。往事越千年，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地方文山会海虽屡经整治，仍陷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怪圈不能自拔；有的部门表格设计复杂且标准不一，重复填报之下产生大量“表哥”、“表姐”；有的机构借“规范管理”之名，层层办文、步步报审、处处留痕，将工作异化为机械繁琐的事务性循环；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工作刚刚部署、项目尚在襁褓，便要求呈报连篇累牍的总结报告；有的领导干部抓工作看似热火朝天，实则并未向前推进半步，被人戏称为“跑步机现象”。凡此种种，大体皆属“化简为繁”、舍本逐末，让很多干部不堪重负、身心俱疲。

没有人喜欢无实质意义的繁文缛节，但为何文牍主义、繁琐哲学屡禁不绝、难以根治？究其缘由，既是历史沉疴的惯性使然，也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考核方式不够科学、权责划分不够合理、干部能力不够适配等多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折射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变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层面存在的偏差。倘若深入解剖，不难发现其动力驱使植根于“规避责任—展示勤政”的双重算计。一些干部深知，创新与实干往往伴随不可预知的风险，相比之下，在形式和程序上做文章，显然是更安全的“护身符”。正是受到这种心态的支配，又叠加对问责泛化的隐忧，就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避责式作为”。一些干部还深知，上级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当自身能力平平又急于让工作被看见、被认可，那么用形式的精巧、虚假的繁忙来掩盖实绩的苍白、真实的平庸，以“表演式勤政”、“作秀式忙碌”来装点门面、媚上邀功，不啻为展现自身“履职尽责”的低成本捷径。这类避实就虚的“官场术”背后，实质是党性立场失守、宗旨意识淡化，把个人得失凌驾于党和人民事业之上，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在作祟。

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看似疥癣之疾，实为心腹大患，特别是与“消极躺平”等显而易见的问题相比，呈现“政治正确”的观感，裹上程序、规范的外衣，制造严谨、敬业的假象，迷惑性和危害性更大。首先，严重空耗公共资源，使干部困于文山会海与数字牢笼，疏离火热社会实践，脱离群众真实感受，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其次，迷信“程序即正义”，用对具体琐碎程序的机械执行来代替实质要害问题的解决，掩盖了真实矛盾、阻滞了急务要务、积累了潜在风险。更深层的危害在于，无形中助长了墨守成规、扼杀创新创造的扭曲价值导向，把干部的聪明才智导向毫无意义的内卷和浪费，使其关注避责“甩锅”远甚于攻坚克难、追求不出错远甚于干得好，把求稳怕乱当作天经地义，视创造性开展工作为畏途，长此以往将使干部队伍陷入暮气沉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出现退化，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放眼历史长河，“简”与“繁”的博弈较量之中往往蕴藏着大国兴衰的密码。从历史演进的逻辑看，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的盛行绝非简单的行政陋习，而是常与治理能力的衰退互为表里，成为系统僵化、组织“熵增”的典型症候。当一个国家的运行深陷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的泥淖，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应对危机的敏锐度就会钝化，长此以往就会弊病丛生、积重难返。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其治理困境和衰落过程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密切相关，“拜占庭式”一词在西方语义中至今仍有“繁琐复杂、效率低下”的涵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已远远超出作风建设的范畴，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曾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一个组织来说，最容易让人丧失警觉的老态病态，往往就潜伏在最司空见惯的繁琐僵化之中。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越是长期执政，越要以自我革命精神纠治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要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自觉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居敬行简、去繁从简，杜绝形形色色的瞎折腾、穷讲究、乱作为。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考核重心从“纸上”落到“地上”，坚决破除“材料出政绩”、“痕迹即成绩”等现象。要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机制，不仅廉洁上有问题的干部要下，那些热衷形式、碌碌无为、钻营取巧的庸官俗吏也要下得来、让得开，畅通实干者的上升渠道。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涵养“踱方步”的眼界和格局，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于抓落实促发展。要旗帜鲜明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环境。

毛泽东同志曾断言，“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中，还有无数“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容不得半点“虚功”、丝毫“繁琐”束缚干事创业手脚。让我们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同一切形式的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作不知疲倦的斗争。

坚决纠治数据造假背后的政绩观偏差 等2则

坚决纠治数据造假背后的政绩观偏差

李 靔

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科学决策的“指南针”。虚假数据制造出的“繁荣景象”，极易误导宏观决策，造成资源错配与财政空转，甚至可能贻误重要战略机遇，影响发展质量，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更值得警惕的是，造假之风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背道而驰，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挫伤实干者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数字政绩”表面是数据注了水，背后实际是政绩观错了位。少数干部把个人升迁置于发展大局、群众利益之上，错误地认为“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如果追求政绩只为个人“贴金”、为升迁“铺路”，必然会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热衷于用“漂亮”数据博取政治资本、换取个人前程。个别地方和单位“唯数字论英雄”，层层加码下达指标、摊派任务，倒逼基层干部在数据统计上动脑筋，以“层层注水”回应“层层加码”，用形式主义应付官僚主义。

真正的政绩，在于解决真问题、推动真发展、让群众得到真实惠。“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警惕“数字泡沫”，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坐标，坚决守住数据真实底线。（摘自《中国纪检监察》2026年第9期）

警惕“凡事上会”的懒政思维

甘茜倩

当前，在个别单位和干部中存在一种“会议依赖症”：本该个人决断的，偏要“上会研究”；职责清晰的工作，硬要“集体决策”；遇到矛盾难题，首先想到“提交讨论”。这种“凡事上会”的做法，看似讲规矩、重程序，实则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程序掩盖问题的懒政思维，是怕担责、不敢为的“软骨病”表现。

防止“个人责任集体化”。“凡事上会”现象的病根在于“权责不清”与“担当缺失”相互交织。必须从源头入手，双管齐下，既要划清“该谁干、谁能断”的硬杠杠，也要营造“敢于干、允许试”的软环境，使“上会”真正回归到研究重大问题的本位。

破除“以会代干”假把式。“凡事上会”更滋生一种极其危险的认知错位——开会就等于工作落实了。必须建立刚性约束和结果导向的工作机制，用“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这两把尺子，量出会议的真实“含金量”。

拒绝“陪会”空耗。一些会议要求大量与会议议题关联度不高的部门领导或人员“列席”、“陪会”，大量宝贵精力消耗在充当会议“听众”的过程中。要拿出刚性措施，坚决砍掉无实质内容的“凑数会”，严控会议规模时长，使干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摘自《四川党的建设》2026年第8期）

统计图表：2026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主要指标情况

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

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

图为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 “模速空间”供图

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创建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锚定“打造全球创新生态密度最高的孵化器”目标，构筑“上下楼即上下游”全链生态，带动全区集聚17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900余家大模型企业和95个备案大模型，总产值超千亿。

“模速空间”是全国首个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载体，也是上海全力竞速人工智能产业的生动缩影。2025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走进“模速空间”，同青年创新人才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大家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勉励大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宽广舞台上绽放绚丽的青春光彩”。

“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共有35人，35周岁以下青年共25人，占比为70%，过半成员具备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或大院大所工作背景，是一支懂产业、懂孵化、懂投资、懂创业，敢闯敢拼的青年铁军。创立3年来，“模速空间”生态社区已从最初的1.3万平方米发展到如今的超5万平方米，完成“三年三级跳”的跨越式发展，入驻企业300余家，年营收同比增长超12倍，上海超六成大模型在此备案落地。

该团队坚持从“漫灌式”服务转向“滴灌式”赋能，精准破解企业成长难题：联合头部供应商投入万卡算力集群，设立上海首个线下大模型合规指导服务中心，根据企业需求推出场景对接、出海服务等平台。为每家入驻企业提供“一对一跟踪走访+政策申报辅导+精准资源匹配”，倾力织密产业生态网，链接顶尖科研资源，搭建政企、校企、企企互通桥梁。累计举办700余场产业生态活动，触达社群超百万人次，无数科创梦想在这里碰撞、落地、绽放……

“模速空间”入选工信部全国首批“卓越级孵化器”，该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成为上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青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