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1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文章深刻阐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并作出系统部署，为前瞻布局和发展我国未来产业提供了科学指引。文章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着力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和要求，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未来产业何以塑造产业发展未来》，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阴和俊的文章，阐释如何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张军的文章，对以源头创新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作出阐释；刘振中的文章，谈对发展未来产业的认识和思考。

平台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本刊评论员文章，阐释如何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华为“韬定律”揭示了什么？景平的文章，对中国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胡健的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科学立法的重要论述作出阐释。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联合调研组的文章，阐述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好促进科技创新。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干春松的文章，对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作出阐释。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于5月21日至22日在深圳举行，杨永恒的文章，综述对论坛研讨情况的观察与思考。

“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沈湘平、赵雷、成进、李志伟四位专家的访谈，探讨如何持续有效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青原的文章，剖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特征、成因和严重危害。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卜宪群的文章，介绍我国古代的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郭康伟的文章，对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就是政绩作出阐释。

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习近平

今天进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主要是总结近年来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世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进行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同时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也不少。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2026年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9日上午，习近平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考察。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下面，我强调几点。

第一，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方向明，才能路子正、步履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确保取得明显进展。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要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积极稳步推进。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国一盘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要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中央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应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形成百花竞放、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

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对科技变化趋势不掌握、对新兴领域情况不了解，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是不行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1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未来产业何以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未来产业何以塑造产业发展未来

《求是》杂志编辑部

从用意念操控机械臂的脑机接口技术，到街头跑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从用稻米“种”出救命人血白蛋白的生物制药工厂，到不断刷新运行纪录的“人造太阳”……这些一度只存在于实验室、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未来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未来产业已成为决定全球经济版图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是我们的战略必争领域。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2026年1月30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政治局的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未来产业这一主题，再次彰显了党中央对发展未来产业的高度重视。《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深刻阐明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对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要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讲话，着力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未来产业有多重要

发展未来产业，立足的是现在，着眼的是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论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深入理解把握。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孕育出一批重塑竞争格局的新产业，深刻影响大国兴衰进程。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壮大了纺织、钢铁、铁路等产业，使英国率先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以电力和内燃机为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孕育了化工、汽车、石油等产业集群，德国、美国、日本等当时的后发国家藉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半导体、软件、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兴产业，美国凭借在这些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巩固了领先地位。历次工业革命用事实证明：抓住机遇的国家，都是依靠及早谋划和长期积累，实现了从基础原理突破到关键技术迭代、从实验室样品到规模化生产、从单个企业萌芽到全产业链集群的跨越。其深刻启示就在于，谁能率先培育和发展起代表未来方向的新产业，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掌握主动。

历史规律如此，现实亦然。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出台专项规划和相关支持政策。比如，美国在2019年就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报告并制定详尽计划，明确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产业；欧盟发布《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旨在提高欧洲六大战略性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日本以“社会5.0”为愿景，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等领域布局。它们共同的目的，就是力求抢占产业先机、赢得发展优势。在这个前沿技术加速迭代、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关键时期，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就会获得显著的“先发优势”，否则就可能会面临“一步慢、步步慢”的困境，在竞争中陷入被动。“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党中央之所以要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其现实紧迫性就在这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求解高斯玻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图为2026年4月10日拍摄的“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局部。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

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辛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起步晚、底子薄的条件下，在5G、新能源汽车等诸多领域迎头赶上甚至“弯道超车”，把“昨天”的未来产业变成了“今天”的支柱产业。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主攻方向

发展未来产业，不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必须明确方向、找准重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这些领域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只有深入认识这些领域的发展态势、产业生态与前景路径，才能更好把握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在“十五五”时期取得明显进展。

为什么把这六大未来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这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准确研判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变革规律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而慎重的抉择。从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看，这六大产业均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处于技术突破的关键节点。据相关研究，目前核聚变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脑机接口处于发展萌芽期，氢能、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人形机器人处于成长期，量子通信、新型医药制造等已进入扩展期。我国选择的这六大产业梯次分布，兼顾了短期突破与中长期发展。从国家战略需求看，这六大产业涵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健康等领域，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等特点，同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保证能源安全、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等战略目标高度契合，承载着维护国家安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使命。从产业变革规律看，这六大产业的发展不仅自身在未来能够形成一批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塑造发展新动能，而且具有强大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效应，能够有效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

3月29日，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重大成果专场发布会举行。图为北京大学团队发布面向6G全频段无线通信的首款超宽带光电融合芯片。 视觉中国供图

发展六大未来产业能够解决哪些重大问题？这六大产业直指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中一些至为关键的卡点、堵点，无一不对应着未来发展的技术瓶颈、能源依赖、产业安全等现实难题。其发展和成熟，将从底层重塑生产方式、能源结构、信息交互模式等，从而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等问题提供基础和条件。量子科技是基于量子力学原理进行信息处理、测量和传输的前沿技术，主要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三大领域，对于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提升基础科研能力和效率、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生物制造是以生物组织或生物体（如酶、微生物、动植物细胞）为“工厂”，通过生物转化过程，规模化生产化学品、材料和药物等产品的绿色制造模式，对于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粮食安全等挑战，重塑材料、化工和医药产业格局具有重要价值。氢能和核聚变能代表了能源领域转型的两个重要方向，氢能是当下能源转型与工业脱碳的重要抓手，核聚变能则是未来的“终极能源解决方案”，可控核聚变一旦突破，将彻底改变世界能源乃至地缘政治格局。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沉浸式游戏、特种作业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具身智能的典型载体是人形机器人，旨在让AI突破虚拟世界的边界，真正进入物理世界执行复杂任务，将给制造业、服务业、家庭生活乃至太空探索等领域带来深刻变革。第六代移动通信（6G）是面向2030年及以后商用的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与5G相比，将在速率、时延、连接密度等关键指标上实现数量级的提升，并引入通信感知一体化、空天地一体化、内生智能等新能力，赋能千行百业。

生态是催生创新、集聚产业的土壤，形成良好的创新和产业生态对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六大未来产业的一些领域，我国已初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比如，在具身智能领域，我国已出现机器人产业集群，在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上占优，拥有完备的制造供应链和丰富的工业及消费应用场景，更易形成规模效应。又比如，在氢能领域，我国氢能产业已初具规模，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稳步推进，2025年氢气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同时也要看到，未来产业的产业生态尚不完善，我国这六大产业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尚未取得根本突破、人才短缺、长期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其核心考验在于，能否把“从0到1”的原创突破、“从1到10”的工程化放大、“从10到100”的规模化应用打造成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基于此，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创新体制机制，把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场景落地、金融支撑、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等贯通起来推进，力争率先建成比较完整的创新和产业生态，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话语权。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如何精准发力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培育发展未来产业部署了“加强统筹谋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健全治理体系”等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顶层设计到创新驱动，从主体激活到生态营造再到制度保障，这些重要部署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要立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在加强统筹谋划上，要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谋篇布局。未来产业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发展方向众多，技术路径尚未明晰，若无精准研判和统筹谋划，既有可能因路线选择或布局不当而错失发展机遇，也容易因各地一哄而上、盲目跟风而陷入重复建设。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准发展方向、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把握发展节奏、强化产业协同等重要要求，保证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健全技术预见机制，分门别类编制好专项规划，明确各细分领域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积极稳妥推进。要依托地方产业基础和创新资源，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025年12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实施“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脑机接口临床手术，帮助一名高位截瘫美术教师实现自主进食与绘画创作。图为12月21日拍摄的脑机接口手术现场。 新华社记者 周密/摄

在科技创新上，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未来产业源于前沿技术的突破，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比如，在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存在瓶颈制约；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紧，等等。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的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采用“揭榜挂帅”等机制尽快突破“卡脖子”难题。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作用，加强基础共性技术供给，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上，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产业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承载者，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企业成长势头强劲，宇树科技、深度求索等硬核企业加速突围。同时也要看到，仍有不少科技企业面临资源分散、人才短缺、产学研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方面作出针对性部署。一是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二是要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既当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又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力军。三是要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在政策环境上，要做好支持和服务，营造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的沃土。未来产业普遍具有培育周期长、技术迭代快、市场风险高等特征，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一般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单靠市场自发力量往往难以跨越“死亡之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通过优化和完善政策、做好人才工作等方式，以更大力度、更精准举措为未来产业成长撑腰鼓劲。在金融支持方面，要引导耐心资本投入未来产业，推广“拨投结合”、“先投后股”等投资模式，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应用场景方面，要围绕原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打造示范场景，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在人才方面，要坚持培养、引进、使用并举，造就一批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让更多“创新先锋”成为激活未来产业的核心密码。

在产业治理上，要加强政策协同，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诸多主体，涵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没有健全的治理体系，产业发展就可能失序。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精准划定“红线”和“底线”，允许“试错”，既防范技术失控等风险，又为创新留足探索空间。未来产业需要国际社会创新合作、携手前行。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

发展未来产业，才能赢得产业未来。我们要深入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阴和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6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强化产业协同、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健全治理体系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推动未来产业快速发展

未来产业的根子在科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产业变革，孕育出一批事关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未来产业，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引发大国兴衰更替。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不同的是，这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

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非线性互动更加频繁，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创造的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正在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在提升科研效率、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将为未来产业开辟颠覆性技术路径与全新发展空间。

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正在催生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人工智能多路线并进、加速迭代，正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通专融合迈进，智能体成为新的重要方向，具身智能有望成为打通物理实体人工智能的突破口，推动人形机器人等加速产业化。量子科技已进入科技攻关、工程应用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的关键期，有望在通信、计算、精密测量等领域带来重大技术变革和颠覆性创新应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生物技术进入精准调控时代，基因编辑、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学等将给生物医药、生物化工、生物农业带来全新变革，推动万亿规模的生物经济持续发展。脑机接口技术正沿着脑读取与脑输入两大方向稳步演进，产业化应用显著提速，进入快速增长新阶段。前沿技术之间加速渗透融合，正引领多技术群多点突破、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链式变革，不断催生新的产业方向。

科技创新进入高度复杂化系统化新阶段，高度协同的研发组织模式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活动的范围与形式日趋扩大和多样，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显著提升，越来越依靠先进的大型科学装置和设备，越来越需要成建制有组织的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科技领军企业不断涌现，持续强化前沿领域研发布局，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科研院所与高校等创新资源，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全链条，成为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枢纽，既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图为2025年11月23日，在第22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现场，长鑫存储以“双芯共振，5力全开”为主题，展示了最新DDR5系列产品以及最高速率10667Mbps、最高颗粒容量16Gb的最新LPDDR5X移动端内存。 中新社发 郭海鹏/摄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谁能更快实现更多的“从0到1”科技突破，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N”的产业嬗变，谁就能全面掌控未来产业发展和战略竞争的主导权。当前，世界主要大国高度重视前沿科技领域战略部署，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我们必须以“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紧迫感，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未来产业竞争力。

二、我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具备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特别是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推动我国科技实力实现质的跃升，未来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为未来产业发展从源头上提供了丰厚技术储备和强劲内在动力。目前，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支撑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演进，5G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飞行，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产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CR450动车组巩固扩大高铁技术世界领跑优势，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特高压输变电世界领先，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首位。2025年，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之首。

近年来，在科技创新牵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下，我国未来产业呈现出活力涌动、蓬勃发展态势，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量子通信领域，我国已占据全球半数以上技术专利，并成功构建300公里级全连接量子直接通信网络；人形机器人技术专利累计申请量位列全球首位，率先在规模化量产和商业化落地方面取得突破；侵入式脑机接口进入临床试验；第六代移动通信从技术积累逐步迈向产业化准备阶段。但要认识到，当今未来产业发展与以往产业竞争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场从单点技术、单个产品商业化竞速转向生态化体系化竞赛的全方位竞争。这就需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从源头上打破产业发展的边界与瓶颈，前瞻性预判产业变革趋势，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

2025年6月18日，在广西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园，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量产工业版人形机器人“Walker S1”正式下线。与传统机械臂相比，工业版人形机器人凭借其类人形态、灵活关节及强大的智能决策能力，能快速适应复杂多变的产线需求，实现“一机多能”的跨场景作业。图为当日，在该产业园，首台广西制造的工业版人形机器人正式亮相。 新华社发 黎寒池/摄

综合各方面因素看，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具有独特优势。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彰显出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优势力量，系统性地攻坚克难、破解难题。新时代以来，正是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一次次实现从无到有的创新突破，破解一个个关键技术瓶颈，在众多科技领域实现重点跨越，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等就是成功范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我国推动科技创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活动、发展未来产业的坚强制度保障。

二是科技创新体系优势。近年来，全球创新版图加速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和能力已成为国际科技、经济、产业竞争的关键。新时代以来，通过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健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国家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能力持续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2025年有525家中国企业（不含港澳台）进入全球工业研发投入2000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一批关键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崛起。日益健全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我国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三是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主战场，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应用场景和市场反馈。我国已具备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韧性足，新技术、新产品能快速找到应用场景，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四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超大规模且结构多元的国内市场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和广阔发展空间。我国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1.8亿户经营主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持续增加，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发展未来产业的巨大市场潜力将加速释放。

五是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近年来，通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理工科毕业生队伍，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超过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人才红利为我国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丰沛的智力支持和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未来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在看到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等短板仍然明显，制约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未来产业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围绕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协同力量进行科技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未来产业加快发展。

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取得一批能够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面对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突出问题，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全面提升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科技策源力。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落地应用。

强化战略前沿领域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未来产业成长根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要统筹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快推动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科技和产业发展，加强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趋势研判，及时组织实施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深入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企业具有连接科技、市场、产业的天然属性，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单元和创新创造的主力军，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面对我国高水平科技领军企业不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创新。培育壮大一批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各类型企业。加快完善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鼓励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优化科技创新政策供给和精准支持，营造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需要政府做好服务，精准提供政策支持。要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持续推进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等建设，打造一批未来产业重大应用场景。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建设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着力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政策，强化科技法治、科技伦理、科研诚信、科技安全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的“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监管方式。

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因地制宜推动未来产业错位发展。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要强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加强对区域科技创新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引导各地锻造科技长板和优势产业。进一步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功能，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鼓励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经济大省先行先试，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上加快突破、当好示范。

作者：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

以源头创新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

以源头创新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

张 军

发展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未来产业竞争本质是原始创新能力竞争，不仅在于“赛道多寡”，更在于“源头强弱”。发展未来产业，关键在于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持续的源头创新滋养产业发展未来。

一

纵观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历程，基础研究始终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孕育生成的源头活水。从工业革命时期动力科学的发展，到电磁学突破催生电气革命；从半导体物理奠定现代信息产业基础，到分子生物学取得进展推动现代生物产业兴起，再到算法和计算科学突破支撑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重大产业代际跃迁，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持续孕育和原创性突破的不断涌现。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优势，不取决于短期内铺开了多少应用场景、形成了多少产业概念，而取决于能不能持续提出新问题、发现新原理、开辟新方向，以原创性突破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具有显著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不同于成熟产业，其难点不在于简单扩大规模，而在于关键核心技术仍在演进、底层创新支撑尚不稳固。正因如此，未来产业最容易出现“看得见赛道、看不清源头”的问题：产业规划可以较快成形，应用场景可以加快铺开，资本和项目也可以迅速集聚，但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底层科学问题、关键技术路线和工程化路径，却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加以探索和验证。没有“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就不可能有“从1到10”的技术迭代，更难形成“从10到100”的产业跃迁。可以说，基础研究的水平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度、广度和韧性，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厚度和后劲。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围绕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领域加快布局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从我国发展实践看，载人航天、先进核能、高速铁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发展，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基础科学问题持续攻关，形成了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仍面临原创性理论支撑不足、关键核心技术薄弱等问题；一些产业领域虽然热度较高、应用场景活跃，但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产业主导力的原创性成果仍然偏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二

随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一些领域逐渐呈现出“产业热、源头弱”的现实问题。究其根源，不只是产业端与科研端衔接不畅，更在于相关基础研究仍存在前瞻性布局不足、原创性积累不够、长期稳定支持不强等问题短板，基础研究、工程验证、产业演进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贯通的创新链条，由此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科学发现支撑产业发展不足。未来产业的源头往往来自尚未完全成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探索，但在实际工作中，最容易被看见、被考核、被呈现的，往往是园区建设、项目落地、企业引进和场景开放。一些地方布局未来产业，首先考虑的是“赛道有没有热度”、“项目能不能落地”、“产业园能否尽快成形”，对于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关键技术路线、底层能力支撑，关注得不够多、研究得不够深。比如，一些地方围绕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合成生物等方向密集出台规划、挂牌平台、布局园区，短时间内确实形成了较高关注度，但“产业跑得快、科学跟得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灵巧操作等底层能力仍存在不少难题，脑机接口的大脑认知机理、神经信号解析等关键科学问题也尚未真正突破。产业概念可以很快“热”起来，科学突破却需要长期坐“冷板凳”。如果科学问题研究滞后于产业演进，看似抢占了赛道，实则可能只是停留在应用跟随层面；看似形成了声势，实则缺乏支撑产业持续健康生长的根系。

长期积淀支撑技术应用不足。未来产业很多关键技术从实验突破走向稳定应用，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理论深化、工艺优化、可靠性验证和产业配套完善，而不是有了实验室成果就能自然形成产业，也不是有了样机样品就具备了市场竞争力。事实上，许多前沿成果并非卡在“能不能做出来”，而是卡在“能不能做得稳、做得大、做得可持续”。比如，一些高端芯片已经能够完成样片试制，但距离规模化量产，仍需在工艺成熟度、良率控制等方面不断提升；低空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复杂环境感知、自主飞行控制、空域协同等相关研究需长期深化；一些先进材料、生物制造领域，在中试放大、工艺稳定、规模化制备阶段也面临新的技术瓶颈。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领域更关注阶段性成果和快速转化，对长期稳定积累和共性基础能力建设重视不够；一些研究布局容易随着市场热度和资本风向频繁调整，科研资源“追热点”现象仍然存在，致使有的领域看似进展很快，但真正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并未同步形成。同时，从“论文成果”到“产业能力”之间，还存在较长的转化周期和较高的转化门槛，致使很多成果看得见前景、走不出实验室，一些技术做得出样品、做不成产业，导致未来产业发展面临最现实、最艰难的转化鸿沟。

交叉协同支撑系统创新不足。未来产业很多前沿方向的突破，越来越不是单一学科、单项技术的线性推进，而是多学科深度交叉、多主体协同攻关形成系统性创新能力。但当前部分领域基础研究仍存在各自为战的倾向，学科之间“物理拼接”多、深度融合少，一些交叉研究更多停留在方向叠加、项目组合和短期合作层面，尚未真正形成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协同攻关的组织模式。例如，量子科技不仅需要基础理论突破，还需要材料、器件、算法、精密制造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也高度依赖计算科学、化学工程、智能制造等交叉支撑。与此同时，一些科研平台和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不足，跨学科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和成果评价机制不健全，科研评价和资源配置方式还较多沿用传统学科逻辑，对长期交叉协同研究支持不够，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系统创新能力。未来产业竞争，很大程度上比拼的是复杂系统创新能力和跨领域协同能力，如果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融合，就难以形成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突破。

三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具有人才集聚、学科交叉、自由探索和持续创新等综合优势，在未来产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使命任务。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围绕未来产业持续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向、开辟新范式，在孕育重大科学发现、推动学科深度交叉、强化长期创新积累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更加注重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强化源头创新供给。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把服务国家未来产业布局与强化基础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主动从产业演进趋势中凝练重大科学问题，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挖掘基础研究方向，真正把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贯通起来。要避免简单围绕“热点赛道”做跟随式布局，更加注重从底层机理、关键原理和核心科学问题入手，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研究布局，推动更多研究从应用牵引向问题牵引、源头牵引深化。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前沿方向，不仅要参与技术突破，更要努力成为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的重要孕育者。

更加注重围绕长期能力建设夯实创新积累根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更加重视长期稳定支持和持续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长期探索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潜心开展“十年磨一剑”式研究，防止以短周期成果替代长期能力积累。更加注重基础理论、共性技术、基础工艺、实验平台、中试验证等关键环节建设，推动科研工作从“重论文”向“重体系能力建设”转变。针对未来产业发展中成果转化难题，既要重视实验室成果突破，也要重视概念验证、工程化放大和长期迭代能力建设，推动更多原创性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更加注重围绕深度交叉融合提升系统创新能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学科门类最齐全、创新资源最集聚的创新主体，更应在推动交叉融合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要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和组织壁垒，推动学科交叉从项目拼接向深度融合转变，从短期合作向长期协同深化，围绕重大科学问题构建跨学科协同攻关体系，着力完善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探索更加灵活开放的科研组织方式，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验证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加快完善交叉研究评价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更加重视复合型、交叉型、战略型人才培养，营造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认识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科学认识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刘振中

发展未来产业，不仅是为当下计，更是为未来谋。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产业发展史一再昭示，谁能穿越短期迷雾、洞察长期大势，谁就能在产业变革的黎明前抢占先机、赢得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未来产业的战略价值，为我国扎实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各地在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上热情高涨，但同时在发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认知与路径上的偏差。比如，多地跟风热点争相建设航天产业园或卫星星座，功能定位高度重叠，大多集中于卫星制造、发射等前端环节，对数据应用、特色服务等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不足；有的地方则脱离本地实际和市场条件盲目规划氢能产业园，扎堆氢燃料电池汽车整车制造，而上游绿色制氢、中游储运等更核心、更需长期培育的瓶颈环节却被忽视。还有一些地方虽在发展未来产业上具备良好的科研基础条件，但因技术路线不确定、回报周期长而迟疑观望，未能及早布局创新生态，错失新的发展机遇。此外，传统监管模式跟不上未来产业发展需要，比如，作物领域基因编辑产品（品种）研发和上市仍需按照转基因管理规定进行申报和审批，审批周期可能长达数年，影响投资方持续投资未来产业的信心。归根结底，培育未来产业不能简单复制发展传统产业的固有思维和路径，必须准确把握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内在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行稳致远。

什么是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既非凭空而来的“神秘事物”，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想象，其本质在于“引领未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正处于孕育萌发或产业化初期的前沿领域，正是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它们代表着技术突破与产业变革的前进方向，是科技革命与社会需求协同演化的产物，是可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定义未来发展形态的关键力量。认识未来产业，不能只看其“新”，更要察其“势”。随着技术迭代和场景拓展，商业航天、未来材料、细胞与基因治疗、原子级制造等更多细分领域，也有望成长为未来产业的新增长点。

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具有根本不同的鲜明特征，这是我们科学认识其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技术具有颠覆性，不同于“先有市场机会、再进行技术开发”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未来产业往往在前沿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催生广阔市场需求，也就是说，技术“推力”明显大于市场“拉力”；组织具有变革性，未来产业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重构传统工业发展路线和产业架构，进而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关联具有复杂性，未来产业自诞生起就携带多技术、多领域融合的基因，通常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能够牵引开辟多片经济蓝海；路径具有不确定性，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尚未收敛，不会一蹴而就，必须经历时间检验；政策具有依赖性，未来产业具有长期战略性，其成功离不开一整套能够容忍失败、支持调整、鼓励持续投入的制度环境；规则具有引领性，未来产业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先手，谁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谁就能在标准制定中掌握主动权。

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有其内在演进规律。从技术突破到市场应用，犹如一粒“种子”成长为一片“森林”，既不同于成熟产业的线性扩张，也有别于新兴产业的规模化推广。第一，从技术萌芽到产业落地，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原理验证—中试熟化—场景验证—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必须尊重科学探索和产业孕育的客观周期，不能急功近利，不可操之过急。第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未来产业涉及学科交叉、技术融合，单一资源禀赋难以构成决定性优势，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早期就深度耦合，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第三，从政府引导到市场主导，需要把握好政策介入的节奏和力度。培育初期，政府前瞻布局和投入至关重要；成长阶段，则要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第四，从技术领先到规则引领，必须同步推进标准制定和制度建设。未来产业的竞争，根本是技术路线主导权和产业生态定义权的竞争，必须在技术研发之初就布局标准研制。

尤为重要的是，未来产业并非独立于现有产业体系之外的“孤岛”。它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传统产业是未来产业成长的坚实根基，为其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完备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新兴产业则是培育未来产业的重要载体，部分领域可随技术持续突破演变为未来产业。换言之，未来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前沿技术研发能力，也取决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配套能力。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集中资源大力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却因技术路线单一、缺乏与现有产业体系协同而进展迟缓；美国部分前沿领域虽技术领先，但因创新资源过度极化、产业链生态不健全而难以形成规模化竞争力。这些教训深刻警示我们，不能孤立看待、片面理解未来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如果脱离了产业协同就难以行稳致远。

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技术创新看，一批“含新量”高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6G通信技术已完成第一阶段技术试验，攒下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家底”；脑机接口完成国内首例超百通道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植入，在侵入式技术路线上实现高带宽人机交互的关键突破；国内首个突破1000量子比特规模、唯一可长时间稳定运行的实用化专用量子计算机在中关村论坛亮相。从产业规模看，一批应用前景广的未来产业初露锋芒，例如，生物制造产业产值规模已接近1.1万亿元，发酵产能占全球70%以上；人形机器人全球销量占比超80%。从制度安排看，国家层面各部委围绕各大未来产业系统布局，地方层面全国20余个省份出台相关规划，建设超6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长期资本、创新人才、科技平台等要素加快集聚，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超万亿元，发酵产能占全球70%以上，一批有竞争力的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逐步成长壮大。图为2025年12月1日，在湖南省常德市津市高新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发酵实验室，工作人员在进行菌种发酵实验。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未来产业发展还面临诸多突出的实践难题，且背后潜藏着深层次矛盾。一是技术路线布局单一，应对不确定性能力不足。部分领域盲目押注单一技术路径，缺乏多元探索和动态调整机制，难以适应未来产业路径不确定性的特征。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急于形成显示度、追求“短平快”成效的政绩导向，与未来产业需要长期试错、多元探索的内在规律形成冲突，导致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倾向于“押宝式”投入而非“赛马式”布局。二是技术转化“最后一公里”仍未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不深。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脱节严重，中试平台建设滞后，科研评价体系仍偏重论文发表、忽视成果转化，与未来产业需要的生态依赖性要求不相适应。深层症结在于产学研协同机制不健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不愿转、不敢转、不能转”的机制没有突破，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牵引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商业模式不成熟，要素保障适配性不够。未来产业高度依赖数据、技术、知识、产权等新型要素，现有体制机制规则空间封闭、要素边界固化、产权流通不畅，难以支撑新要素高效配置。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紧缺，一些金融机构“短周期、快回报”导向与未来产业“长周期、高风险”特征形成结构性错配，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未能充分激活。根源在于人才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金融支持政策与产业发展错位，国有资本创投容错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四是监管体系滞后，协同治理能力不足。监管规则与技术发展、场景应用不同步，对新业态、新模式有的“管得过死”扼杀创新活力，有的“放而不管”积累风险隐患。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不健全，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平台资源难以共享，地方之间“抢风口”大于“强协作”，严重制约着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

得未来产业者，得未来。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事关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产业根基。放眼当今世界，我们决不能错失未来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进而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失之交臂。当前，未来产业尚处于产业最初形态，既具有无限可能性，也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目前，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遇到的实践难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折射出的是部门和地方政绩导向与长期战略的冲突，反映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面向“十五五”，我们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聚焦突出矛盾问题，以改革创新破局，推动未来产业健康发展、稳步壮大。

第一，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在不确定性中培育确定性。未来产业技术路线尚未定型，单一押注风险极高，必须分类施策、多元探索。针对量子通信、生物制造等确定性较强、技术方向清晰的领域，采取超常规举措，集中资源开展定向攻关，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针对氢能、核聚变能等确定性较弱、路线多元的领域，布局多条技术创新路径，鼓励不同主体开展原创性探索。建立技术路线动态评估机制，对潜力路线加大科研经费支持，对低可行性路线及时止损，实现“多元探索、优中选优”。

第二，打造典型应用场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通道。应用场景是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连接技术与市场的重要桥梁。要紧扣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部署，精准建设一批国家级场景应用示范项目。例如，在工业领域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应用，在医疗领域拓展脑机接口普惠应用，在能源领域打造“光伏+绿氢”示范工程，在数字领域开展6G通信技术场景试点。健全“技术突破—场景验证—标准完善”联动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开放场景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培育可行商业模式，激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未来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要聚焦“由谁来投、怎么持续投、失败了谁买单”等关键问题，建立未来产业增长投入和风险分担机制，构建适配的商业模式与要素保障体系。资金端，设立国家级未来产业发展基金，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建立国有资本创投尽职免责机制；商业端，鼓励脑机接口、6G通信、生物制造等领域探索多元化盈利模式；风险端，推广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同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市场活力。

第四，完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发展制度环境。立足未来产业前沿性、不确定性特点，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效便捷准入机制，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例如，在国家高新区、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广“沙盒监管”和负面清单管理，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适度试错探索。健全动态监管机制，根据技术演进和场景拓展及时优化监管规则。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推动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重大平台开放共享，形成全国一盘棋发展格局。

作者：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求是》杂志评论员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段时间来，平台经济发展中出现大数据“杀熟”、“内卷式”竞争、“幽灵外卖”、个别企业暴力抗法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应。如何推动平台经济在正确轨道上发展，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监管，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健全平台经济治理机制，有效激发平台经济的创新创造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发展，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比如，在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强调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在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总书记强调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在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这些重要论述，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些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扩大需求、创新发展、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平台经济也不例外。平台经济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特征，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容易出现寡头市场甚至一家独大的垄断市场结构，进而引起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侵害消费者和平台从业者利益。现实中像强制“二选一”、算法歧视、补贴战、价格战、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一涨再涨的抽成比例等问题，正是有的平台企业凭借在技术、数据、流量、用户等方面的市场优势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此外，一些平台企业热衷于扩大规模、流量，忽视科技创新、服务品质升级、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这些乱象与隐患，不仅损害平台经济自身可持续发展，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涉及数千万网络经营主体、众多灵活就业人员和用户。能不能发展好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面对平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挑战，我国不断健全平台经济治理机制，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工作仍处于探索中，还不能完全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推动平台经济发展迈上新高度。

创新是平台经济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平台经济走向更广阔空间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平台企业的创新主要还是商业模式创新，较少涉及硬科技领域。平台企业尤其是头部平台企业集聚了大量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资源，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完善政策支持，引导平台企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突破。推动平台企业在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积极开展创新，加速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平台企业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走出去”，增强国际化发展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有效的监管措施。我国平台经济出现的诸多乱象，也跟我国平台经济监管模式和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匹配平台经济自身特征有关。要遵循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在监管理念、体系、模式等方面改革创新，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平台企业规范经营、有序竞争、提升质量，促进各方主体互利共赢。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完善监管，持续提升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法治化水平，依法打击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行为。加强平台企业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健全完善平台经济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加强跨区域跨层级监管联动，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

平台企业是市场经营者，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管理职能。平台经济生态好不好，关键在于平台企业。广大平台企业要扛起主体责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持平台算法向上向善，摒弃“流量至上”短视行为，努力与平台内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消费者等相关主体实现互利共赢，切实维护平台良好生态。要讲正气、走正道，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自觉性。要不断拓展国际视野，敢于在国际大舞台上打拼，带动更多中国制造、中国服务走出国门，努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华为“韬定律”揭示了什么

华为“韬定律”揭示了什么

景 平

近日，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韬（τ）定律”，提出用“时间缩微”替代传统“几何缩微”的思路，为后摩尔时代的半导体行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创新发展路径。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六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是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又一代表性成果。

中国人有没有自主创新能力？这在过去不少人心中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也正因此，近几年来，有的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对我国进行围堵封锁，对华为等科技企业进行疯狂打压。他们以为，离开了外国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韬定律”的提出，则再次说明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封锁挡不住我们前行的脚步，越是打压、越是封锁，越能坚定中国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立足完整的产业链条、丰富的应用场景、广阔的市场空间、扎实的人才储备等优势，坚持开放合作，我国必将涌现更多“韬定律”式的中国创造。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创新从来没有捷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的。越是重大的、原始的创新，越需要坚持“长期主义”，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长期以来，华为坚持自主研发、前瞻布局，持续投入架构设计、工艺适配、软硬件协同等关键领域，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3820亿元，研发强度稳居全球科技企业前列。正是这种长期耕耘科技创新的耐心和韧劲，才使华为在遭遇外部各种打压制裁时能够突破技术封锁，持续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回顾过去六年，这一路走来困难重重，这种苦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华为有关负责人的一席话引人深思。当前，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创新“无人区”，前面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要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持续用力，从根本上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5月25日，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韬（τ）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视觉中国供图

企业是最活跃、最贴近市场的创新力量，天然连接科技、市场、产业，能够最直接地响应市场需求，灵敏地把握科技创新的前沿风向。无论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发展，还是此次“韬定律”的提出，都印证了这条科技创新的普遍规律：企业是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体。华为站在技术前沿，对产业及技术变革了如指掌，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迅速，在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产业发展反哺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这是其一系列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内在原因。放眼全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阵地，一批由企业主导研发的标志性成果接连问世，众多科技领军企业进入全球研发第一梯队，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中国创造的滚滚洪流。当前，我们要想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就必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国家战略引领和政策支持作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各类创新资源持续向企业集聚，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协同演绎的“交响乐”。唯有良好的创新生态，才能让各类创新主体聚沙成塔，让创新要素奔涌成河。当前的国际科技竞争，不仅是企业之间的比拼，更是生态之间的较量。“韬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半导体产业迈出了自主发展的关键一步。未来，在“韬定律”引领下，我国半导体产业要真正蹚出一条自主化发展之路，还需要持续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道，锚定设备攻坚、工艺优化、产业链适配等关键环节久久为功，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正如“韬定律”的突破是全产业链协同攻关的成果一样，当前要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出更多“韬定律”式的创新成果，同样需要在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各类经营主体之间在战略、技术、标准、市场等方面的沟通协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协同创新的社会氛围，着力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企业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成功跨越技术攻关的“死亡谷”，绽放出创新创造的精彩生命。

从“新三样”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绿色力量，到DeepSeek等开源模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普遍应用，当前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创新成果惠及世界、造福人类。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不仅为破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痛点提供了新方案，也为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展望未来，走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打造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

打造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

胡昌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业转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4月召开的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跨地区产业协作和优化布局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同年9月，总书记视察甘肃时要求我们“主动服务和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跨省域合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和平台体系”。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符合甘肃实际的承接产业转移新路径，着力打造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产业转移，旨在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为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为中西部地区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条件，形成东部地区“腾笼换鸟”与中西部地区“筑巢引凤”的良性互动，有效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产业转移，有利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有效增强能源供应、物资储备、重要产业备份能力，拓展发展和安全战略纵深，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范化解外部风险挑战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既能够补齐发展短板、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又能够充分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潜能，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稳定就业民生基本盘。

甘肃承接产业转移的历程，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增强自身实力的生动实践。从“一五”时期重点项目布局，到“三线”建设阶段工业内迁，再到新时代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甘肃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逐步形成了以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推动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群众就业增收的重要路径，立足国家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产业承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打造错位承接体系。甘肃地处亚欧大陆桥中间区段，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重要节点，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十分优越，镍、铂、钯等13种矿产资源储量位居全国第一，风光新能源可开发量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五位，煤炭、石油、天然气、黄金储量排在全国前列。要素成本相对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工业电价保持低位运行，以数据、算力、绿电为代表的新型要素融入“东数西算”枢纽，要素组合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甘肃深刻把握自身比较优势，明确省内各区域主导产业与承接重点，培育壮大兰白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河西走廊新兴产业和有色冶金产业、陇东电子信息和能源化工产业、南部绿色生态产业特色区域，构建形成“一核三带、多点支撑”的产业承接布局。全省规上工业企业从“十三五”末的183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3290多家；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100万千瓦，相当于3.5个三峡水电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甘肃枢纽节点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引进企业600多家，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算力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

近年来，甘肃围绕构建“风光火储氢”多能互补、“发输储用造”协同推进的全产业链条，精准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图为2025年10月2日拍摄的位于酒泉市的全球首个“双塔一机”光热储能电站项目。 甘肃省委宣传部供图 徐佳顺/摄

通过深化区域协作，提升产业承接质效。甘肃坚持把跨区域合作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抓手，健全完善省际产业转移统筹协调与项目服务机制，深化与山东、天津等对口帮扶省市合作，常态化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中部重点区域，与工信部联合举办承接产业转移活动，全力打通跨区域产业协作堵点，推动产业转移从“单向承接”向“协同联动”转变。2023年至2025年，甘肃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签约项目7876个，到位资金1.53万亿元，年均增长31.7%。从浙江承接的总投资410亿元的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刷新了甘肃单体工业项目投资纪录。

通过精准有序承接，增强链群集聚效应。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甘肃在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拥有39个，石化、钢铁、有色、装备制造等产业优势明显，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我们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聚焦14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领导分区域包抓、产业链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创新“甘速投”数智招商系统，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营商环境专门机构和监测评价体系。过去5年，甘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到3.04万亿元、年均增长26.4%，营商环境评价14项一级指标中的11项、57项二级指标中的46项在全国靠前。目前，全省重点产业链产值达2.18万亿元，创建金白兰武有色金属、宝汉天工业母机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14个省级集群，“手撕镍”、“无氧铜”等353项技术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重离子治癌系统成为“国之重器”，全球首座钍基熔盐实验堆建成运行，成功实现钍铀核燃料转换。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感承接产业转移任重道远，既面临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矛盾，也面临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新挑战，需要在正视解决问题基础上扎实推进。从全国层面看，推动产业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跨区域合作机制不够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制度仍不完善，政务服务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升，等等。对中西部地区来说，还存在产业配套体系不够完善，科技创新资源供给不足，用工结构失衡、融资渠道不畅、综合承载能力偏弱，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产业用地供给偏紧等问题。就甘肃而言，问题挑战主要有：一是产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条偏短、产业结构偏重的问题依然突出，对产业承接和引育造成一定制约；二是高能级创新平台数量不足，产学研用融合程度不深，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不高，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支撑不够有力；三是土地、水资源等指标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临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综合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四是部分干部视野不广、思路不宽，缺乏对产业转移新形势、新任务的前瞻性研判，主动承接、精准承接的意识和能力不足。这都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省情实际、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扬优势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承接产业转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统筹发力、久久为功。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造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提升产业承接质效。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让“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坚持政府引导，就是明确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承接方向和支持政策，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产业转移的“生命线”工程，从政务服务、法治保障、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软环境”，到交通路网、用电用能、产业配套等“硬支撑”全面发力，不断提升产业承接能力和全周期服务水平。坚持市场主导，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与市场运行逻辑，让市场信号成为产业转移的“指挥棒”，让企业自主决定转移布局，实现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我们将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建强甘肃招商引资服务平台，用好东西部协作、央地合作、省内统筹联动各类机制，创新招商理念、优化招商模式，积极探索“飞地经济”发展路径，健全产业项目跨区域流转、利益共享等配套机制，不断拓展产业承接发展空间。扎实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畅通要素自由流动渠道，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向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集聚。

处理好有序承接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产业承接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在承接中吸收、在吸收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必须坚持“引进来”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持续破解产业链条短、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不断增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将纵深推进强科技行动，充分发挥甘肃科技招商联盟“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产业链缺失环节和企业重大技术需求，引进更多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企业，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健全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入推进“科技入陇”行动，加快引进科技服务企业，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引导承接企业与本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实现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培育一批创新人才。深入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健全“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支持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平台，推动产业承接从要素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打造更多“甘肃制造”、“甘肃创造”、“甘肃设计”。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发展绿色生产力。甘肃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保护是底线、红线，产业承接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产业转移全过程各环节。我们将结合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严把产业准入关口，做到“有所接、有所不接”。加大承接地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完善绿色产业政策体系，强化要素保障与园区承载能力，提升污染防治水平，引导转移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工艺换代，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和清洁生产模式，提高产业“含绿量”。部署开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新能源+”行动，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探索实施绿电聚合、源网荷储、绿电直供、智能微电网等绿电算力协同创新模式，加快零碳园区、低碳园区建设，形成绿电支撑园区、园区促进消纳的良性循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推动共建共享发展。承接产业转移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必须把产业承接与就业增收、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起来，让承接产业转移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立足甘肃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引进产业项目，鼓励承接企业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动力就业，针对劳动力素质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动富余劳动力由数量型向技能型转化，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承接产业与民生配套同步提升，围绕产业园区建设，完善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园区生活环境，解决企业员工和周边群众的后顾之忧，以产业承接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科学立法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科学立法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科学立法论述

胡 健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坚持科学立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学立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部署一系列重大立法项目、听取重大立法事项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立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力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的生动实践。

一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立法是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既是法治建设的源头环节，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依托。立法的性质和定位蕴含“科学”的要求，一部法能不能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关键要看能不能准确反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和内在规律，是不是符合法律自身发展规律。

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通过法的立、改、废、释、纂，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备发达，尤其是私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被恩格斯誉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成为古罗马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在我国历史上，法家、儒家等都对立什么样的法有过深刻论述，认为法应当具有权威性、适应性、稳定性，公开发布、明白易知、平等适用；应当合乎礼治、德主刑辅，以民为本、不偏不倚，宽猛相济、繁简适宜，成为以良法促善治等立法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在历代立法实践中，《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成文法典，蕴含精湛成熟、历久弥新的立法思想、理念和技术，积累了系统的立法范式与制度范本。这些立法理念和实践对中华法系产生深远影响，积淀了深邃的治理智慧，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文明，为中华文明延续和兴盛注入法制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立足我国国情，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法制。马克思对立法科学性有深刻论述：“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提出著名的“搞宪法就是搞科学”论断，要求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对每一个条文细致推敲、认真打磨，为科学立法作出重要示范。正因如此，我国宪法跳出了一切旧宪法的窠臼，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宪法和国家机构组织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巩固了新生政权，实现和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法制根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生动展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体现了科学立法精神，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努力，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有法可依。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任务已经结束，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仍是一项长期、繁重、艰巨的任务。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和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关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目标定位，对“良法”、“科学立法”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深刻阐述为什么要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如何加强党对立法的领导，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出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对法典编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引领新时代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积累宝贵经验。在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立法数量大幅增加、质量显著提高，立法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立法体制机制更加顺畅高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11件，包括宪法1件、宪法相关法56件、民法商法24件、行政法75件、经济法71件、社会法31件、生态环境法36件、刑法7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0件，行政法规600余件，监察法规2件，地方性法规15700余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立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法治与政治、法治与民主、法治与改革、法治与道德等重大关系，深入回答为谁立法、由谁立法，立什么法、怎么立法等重大问题，丰富了立法的价值内涵、明确了立法的发展方向、完善了立法的体制机制、拓展了立法的实践空间。

强调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引领立法政治属性不断增强。立法是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承担着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使命，是党的执政权的重要体现，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注重通过立法修法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从法律上制度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立法制度不断完善，党中央部署、研究、推进了一系列事关国家治理全局的重大立法。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张领/摄

强调坚持立法为民，将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贯穿立法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新时代的立法实践，一方面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制定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社会救助法等，完善特殊群体保护。另一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比如，自2015年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12年审议重要法律案，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途径更加畅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设立6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各地设立7800多个联系点，极大拓展了基层群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

强调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凸显宪法作为国家一切法律法规总依据、总源头的统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宪法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既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又通过立法保证宪法实施取得重要进展。宪法有75处明确规定应当制定法律的均已制定出台，同时持续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常态化开展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工作，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

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通过主动研究改革举措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制定、修改、解释、废止有关法律，将改革和法治有机统一起来。比如，针对同一改革需求采取“打包修改”方式，新时代以来25次打包修改法律155件。立改废释条件暂不成熟而实践又迫切需要的，通过法定程序授权先行先试，实践检验成熟可行的再上升为法律规定。新时代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119件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就有50余件。经过持续努力，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更好衔接，立法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得到积极发挥，改革穿透力不断增强。

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推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调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新时代立法工作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比如，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作出设立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台湾光复纪念日等决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反食品浪费法将勤俭节约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建立综合治理餐饮浪费长效机制，取得良好效果。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更好倾听人民呼声、体现人民意志。图为2025年7月9日，广东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意见征集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供图

强调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推动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至关重要。”立法是源头环节，必须坚持法治统一，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应当协调有序。近年来，针对立法“放水”等问题，立法权力边界进一步明确，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切实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备案审查推动修改废止规范性文件2.6万余件，通过新时代首次法律清理工作对139件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提出处理意见，解决法律体系内部不和谐、不统一、不适应的问题，切实维护法治统一。

三

“十五五”时期，立法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求看，人民群众对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平可预期、正义看得见的良法善治有更高期待，亟待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填补空白区、补强薄弱点；从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需求看，迫切需要运用法治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升我国制度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就要求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化立法领域改革，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以科学立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重点领域立法须持续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面广量大，必须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要落实立法规划计划，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加快涉及重大体制调整、重大制度改革、有关方面反映问题突出的法律修改，补齐法律制度短板弱项。比如，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围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围绕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等；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围绕美丽中国建设，修改水法、可再生能源法，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贯彻实施。

新兴领域立法须积极推进。当前，新兴领域立法面临技术更新迭代快、涉及领域和部门多、统筹发展和安全难度大、治理方式和监管模式新等难题，相关法律制度客观上存在时间差、空白区。科学推进新兴领域立法，应当深刻把握“有益、安全、公平”的大方向大前提，坚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系统观念，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法治保障，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数据、自动驾驶、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领域法律制度，依法促进新兴领域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发挥地方立法探索性功能、“试验田”作用，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实际，积极有序推进新兴领域立法，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

涉外领域立法须继续完善。随着大国之间地缘竞争、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持续加大，我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遇到的跨国纠纷和法律问题将更多更复杂。我国涉外领域立法还存在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比如，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的法律工具箱需要进一步充实；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亟待健全；一些法律法规比较原则，配套规定出台不够及时，影响有效识别和阻断各类外部风险的成效。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我国涉外执法、司法活动提供法律依据。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及时将有效举措和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法治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根据立法规划计划，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注重在相关法律中完善涉外规定。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

深度调研 |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深度调研

知识产权司法如何更好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联合调研组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地位更加凸显。国际知识产权治理格局亦面临深刻变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法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纷纷调整司法体制以适应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亦不失时机启动了相关改革：经党中央批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正式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建立起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和垄断上诉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理。在多年实践中，知识产权司法服务科技创新成效如何？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司法一线现场走访、座谈交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在保护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

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探索创新审理方式，总结提炼裁判规则，积极为知识产权纠纷定分止争，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行为规则。2019年至2025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一审案件126593件，知识产权法庭共审结相关二审案件23069件。

针对裁判标准不一、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提高审判质效，为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与稳定预期。过去，涉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的一审一般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指定的50家左右中级人民法院（含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二审上诉至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不尽统一、判赔额整体较低，影响科技创新主体对成果保护的信心和预期。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从体制上克服了由管辖地域差异带来的裁判尺度差异，让裁判规则可重复验证，确保创新成果的判赔金额只因价值而定，不因地域有别。针对判赔额度偏低问题，知识产权法庭杜绝侵权损害赔偿确定的“通用化模板”和“差不多逻辑”，通过科学合理评估权利人的损害结果来确定赔偿数额，已有74案获超1000万元高额赔偿，合计金额超52亿元；59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合计超20亿元。

针对无序竞争现象，加大惩治力度，营造良好竞争秩序和公平市场环境。“内卷式”竞争、市场分割扰乱市场秩序，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专利碰瓷等不诚信诉讼行为给科技创新主体带来很多无谓摩擦。对这类现象，知识产权司法重拳出击。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审结垄断实体案件212件，在69案中认定构成垄断，涉及医药、通信、电商、教育、建筑等诸多领域。审理两大电商企业“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引导双方共促消费。在全球行业头部企业间涉“光学镜头”专利无效系列案中，通过有效释明应如何正确申请相关领域发明专利，促成两企业主动撤回起诉并认可行政审查决定。在露某美公司诉宇某科技公司专利侵权案中，露某美公司在一审认定宇某科技公司不构成侵权、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仍然在二审中请求先行判决宇某科技公司赔偿8000万元，给对方当事人施加额外的诉讼压力，但在庭审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其诉请确定为500元，意在规避主张高额赔偿诉请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二审判决书直言不讳谴责露某美公司行为“可谓既精心算计，又反复无常”，驳回其上诉并判令其全额赔偿宇某科技公司反诉主张的经济损失，还无辜被诉者以清白，让恶意诉讼者付出代价。

为明确和统一裁判规则，强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梳理典型案例并向社会公布。图为2026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加大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专题指导性案例。 新华社发 胥立鑫/摄

针对企业陷于诉累而导致创新成本增加等困扰，坚持实质解纷，推动产业创新。对科技型企业和科研人才而言，时间和精力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如果他们身负诉累、心感煎熬，必然导致有意创新却无暇投入。同时，诉讼双方往往是同行竞争对手或产业链上下游等关系，长年累月的诉讼纠缠不利于产业创新发展，造成对现实生产力的浪费甚至破坏。对此，知识产权法庭通过调解、和解推动实质解纷，以“一案之结”促成“多案之解”，帮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创造上，积极推动“诉讼之际”转为“合作之机”。北京某协会起诉某建设公司，认为其在工程项目施工中使用的技术侵犯了自己的专利权。知识产权法庭全面了解双方实际诉求和情况，清晰说明本案的诉讼风险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针对争议最大的侵权认定问题，创新提出“事后许可”的解决方案，即由建设公司向协会支付专利使用费，获得该专利的合法使用权，既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工程停工造成的损失，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还达成了后续商业合作。7年多来，知识产权法庭民事二审实体案件整体调撤率超过37%，而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与创新型国家地位不匹配问题，坚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技创新拓展全球资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面临的涉外法治问题也日益复杂，国际上曾长期存在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司法公信力的质疑。知识产权法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累计受理涉外国当事人案件超2600件，审结超2100件。“DAKS系统”技术秘密侵权案、“轮胎成型机”专利权属案、“恩扎卢胺”专利无效案、“CETP抑制剂”专利授权案、“司美格鲁肽”专利无效案等诸多案件审结后，外方当事人纷纷表示，知识产权法庭的裁判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公正、透明、非歧视的司法环境，增强了外国企业投身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企业选择到中国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涉外案件年均增长18.7%。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调研组说：“从制度建设到落地实施，中国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企业专心创新创造、保持长期投入吃下定心丸。”知识产权法庭还注重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司法之声，坚决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发展利益，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则标准。在审理涉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Wi-Fi6”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依法作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首例具有“反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支持专利权利人正当维权，推动中外当事人就涉及境内外6家法院的16起诉讼达成一揽子和解，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当前知识产权司法面临哪些问题

从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实践，调研组看到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司法改革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科技发展的坚实步伐和显著成绩。同时，调研也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和挑战。

新兴领域法律适用亟须应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技迅猛发展，对法律适用提出一系列新需求。面对这些无例可循的新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不仅要解决复杂侵权行为样态定性、技术事实查明、停止侵权责任履行方式、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遏制滥用权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新型疑难问题，而且面临着与科技创新动态的“时间差”、对科技创新实践的“理解差”、对科技创新价值的“计算差”等带来的挑战。以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为例，目前涉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越来越多，但专利整体质量良莠不齐，业界对相关专利权保护亦存在不同看法。如何区分真正的原始创新成果和一般的发明创造，避免不适当地扩张专利权保护范围，防止“假创新”碰瓷“真创新”？如何着眼防范化解风险和激励科技创新两方面需要，实现既保稳定又促发展？什么样的裁判方式真正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行业发展实践，真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些都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服务对外开放能力尚需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在护航科技创新主体、创新成果“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尤其是相关涉外诉讼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和短板，运用相关国际规则的本领还不够强，涉外案件审理效率不够高。比如，我国一直实行专利侵权程序与专利无效程序“二元分立”，即在专利侵权程序中，被诉侵权人质疑专利权效力时，需另行启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并申请中止专利侵权程序，这种“双边作战”让本应“一案两审、一年左右即可解决”的纠纷变成“两案五审、三五年也未必有定论”，且导致专利侵权裁判结果“翻烧饼”问题突出。再如，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涉外诉讼制度，但因司法文书涉外送达方式有限，向域外当事人送达仍难以顺利进行。又如，实践中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比例极低，但大量案件当事人通过提起管辖权异议乃至进一步提起上诉变相拖延案件审判，极大拉长了纠纷解决周期。总的来看，当前涉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效率问题尤为突出，一定程度上消耗着逐步积累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司法保护组织基础有待优化。我国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以来，实现了对原有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重大改革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运行中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四个不相适应”：一是大量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飞跃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与我国四级两审制的基本诉讼制度不相适应；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二审案件，与其重在审判监督指导的职能定位不相适应；三是对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裁判案件不服只能向本院申请再审，与我国整体审级监督制度不相适应；四是知识产权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人财物保障与承担的繁重任务、重大使命不相适应。此外，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专业门槛高、培养周期长，全国法院仍普遍存在专利审判人才特别是涉外专利审判人才数量不足、队伍不稳、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力量，知识产权司法应立足法治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能力、提高质效，更好保护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才能真保护创新、保护真创新。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司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4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基本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33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业务部门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体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目前，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法治需求为牵引，着力解决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司法体制机制，理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与基本诉讼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的关系，明确各级知识产权审判组织的职能定位，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业化水平。

新兴科技领域的“事”与“势”，都是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必须关注的对象。在新兴领域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而法律尚无明确规则的“空窗期”，迫切需要通过公正司法制止侵犯他人科技成果等不法行为。这就要求，一方面，审慎对待每一件“史无前例”之“事”，及时总结经验，明确和统一裁判规则，强化典型案例示范作用，给市场和社会树立正确导向、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准确把握科技创新、行业发展之“势”，不断学习研究、更新观念，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积极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探索新兴领域治理方式，促推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发展。

2025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开宣判“NP01154”玉米新品种侵权上诉案。本案综合考虑侵权规模、侵权时间、侵权故意等因素，确定适用惩罚性赔偿，最终判赔金额超5300万元，是目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侵权判赔金额最高的案件，传递了切实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鲜明导向。图为庭审现场。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供图

把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起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面对涉外送达难、滥用管辖异议、程序“二元分立”和“禁诉令”、“反禁诉令”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法律规范、完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等方式推动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要整治到底、震慑到位。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研究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归属与行使制度，实施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形成有力制约手段。服务保障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知识产权司法必须更好承担起推动国际合作任务，坚持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着力将中国打造为国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优选地。同时，优化跨境司法协作安排，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依法保障我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关键在人才。针对当前突出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人才不足问题，各级法院既要坚持“苦练内功”，加大人才引进和定向重点培养，又要重视“纵横交互”，完善法院与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锻炼和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上下交流培养等机制，让人才培养贯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前端与诉讼后端、一审与二审。扩大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实现技术领域全覆盖，不断健全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基础，以专家辅助、专家陪审、技术鉴定、技术咨询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司法机关协同合作，推动理论研究与一线实践相互结合、彼此促进，培养一批熟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和国际政治、对外经贸等涉外领域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钟 言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必然包括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公正司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党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崇高的价值理念，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如果失掉公平正义，就无法实现公正合理、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公平正义是法的重要价值，体现了法的目的和存在根据。一方面，公平正义是评价法律的核心标准，是法治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法应当与公正相一致，包括把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融入规范和制度中，划分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收益与负担，确定行为法律后果并作出裁决，予以保护或矫正。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司法权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无法靠一般渠道和方式解决时，就需要依靠司法途径来消除侵害、救济权利、解决纠纷、惩治不法。恢复、救济已经受到损害的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根本要求与期盼，也是司法公信、司法权威的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及综合配套改革，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行立案登记制，设立巡回法庭，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和产权司法保护，依法纠正张氏叔侄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废止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严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完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国家赔偿制度，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两高”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赞成率持续攀升、屡创新高，我国成为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破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而与之相应的公正司法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还有差距，司法裁断是非、定分止争的功能还有待充分发挥。比如，有的群众报案、起诉符合条件却遭遇推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有罪必究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实现；有的案件“一案结、多案生”，陷入程序空转，甚至久侦不结、久审不结、久诉不结，长期“挂案”；有的司法人员手握重器而不自重，搞趋利性办案、违规异地办案，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生效裁判“执行难”，来之不易的胜诉权益难以兑现为实实在在的胜诉成果；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仅出现在少数案件、个别地方，但在新媒体时代一旦爆发出来，会被迅速放大、广泛传播，出现碎片化解读、情绪化渲染和恶意拼接等，损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对法治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因此，必须把公正司法摆在更突出、更重要位置，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公正司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权益。一个社会是不是公正，归根结底要由人民来评判。人民首先看的就是自身权益有没有得到及时有效保障，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没有人主持公道、有没有地方伸张正义。平安是人民群众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对故意杀人、涉黑涉恶、拐卖儿童等侵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侵害未成年人等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违法犯罪，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民生无小事，对涉及医患纠纷、养老服务、工伤赔偿、欠薪欠账、交通事故、房屋买卖、物业纠纷等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案件，应当依法快调、快办、快审、快执，为民分忧、为民解难。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要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严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和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质证等执业权利，严格规范强制医疗、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的适用，严厉惩治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守住防范冤错案件底线，确保还无罪之人清白、有罪之人依法受到应有惩罚。

以公正司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才能促进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获得平等司法地位、享有平等司法权利、受到平等司法保护、得到平等司法救济，是各类经营主体对公正司法最期盼的，也是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重要保障。针对经营主体最关注的产权保护和企业家权益保护问题，应当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合法利益的行为同责同罪同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等，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特别是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要排除各种干扰、依法办案。针对与经营主体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招标投标、特许经营等案件，依法认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依法否定排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条款，公正解决投资收益分配、责任风险分担等问题，推动破除各类“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强制低价销售、掠夺性定价、虚假宣传、恶意诉讼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规制企业“以大欺小”行为，避免“厚此薄彼”，在司法层面遏制各种无序竞争、“内卷式”竞争，让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活”起来。针对毁约背信、逃避债务、制假售假、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弘扬“有约必守”、保护“货真价实”，推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强化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是确保其维护公平正义的关键举措。司法权是可以进行生杀予夺的强力权力，关乎人民群众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必须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否则缺乏制约的权力就可能滑向滥用和腐败，导致一系列社会不公。司法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避免、惩治司法权的任性行使，筑牢社会公正的“堤坝”。要进一步落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制约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充分发挥审判监督、检察监督的重要作用，依法通过行政诉讼、行政检察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和救济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突出问题，比如，刑事立案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刑事侦查中取证违法、侦查措施违法、强制措施违法，民事、行政案件长期未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刑罚执行中违规“捎买带”等，加大监督力度，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权力寻租的机会，防止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司法活动摧毁九十九次公正司法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但同时，“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以公正司法引领社会公正、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内在逻辑。如果司法不公平，人民群众就会对通过正当渠道维护权益失去信任和信心，就会靠找关系、上访甚至聚众闹事等极端行为解决问题，导致社会关系对立，放大社会不公、冲击正义底线。公正司法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实现，让人民群众相信公平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就能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要聚焦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插手、过问案件等问题，加大司法腐败惩治力度，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坚持并彰显法不容情、法不阿贵精神。聚焦一些司法人员机械办案、就案办案，只管程序到位、结案了事等问题，加强释法说理、推进实质性化解争议，努力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透情理，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针对一些群众对司法认同感不足、信任度不够的问题，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创新司法公开形式，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渠道，完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全高效便民、智慧精准的司法服务体系，引领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文化中国 |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文化中国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干春松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哲学注重实际的基本立场，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的思想旨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思想方法，进而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高度提炼。“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用来赞誉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严谨治学态度。“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主张知与行本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植根中华文明沃土，共同体现中华民族崇实务实的哲学传统。

回溯中华文明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崇实务实的思想倾向。殷商覆灭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惟命不于常”，殷商人对至上神——“上帝”的信仰并不能阻止商周易代，统治者的德行才是天命发生迁移的最终依据，由此周人逐渐将关注重心转向现实世界。《尚书·泰誓》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天意与民意的关联性。周人虽然在形式上继续保留了天的意志，但在内容上却视天意的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中的民意。在这种认识下，天退隐于人后，人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西周远神近人的思想取向，成为此后中国注重实际、求真务实哲学传统的重要源头。

春秋末期至战国，诸侯崛起、百家争鸣，崇实务实传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得到体现。儒家立足现实社会，追求推己及人、兼济天下。《论语》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人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现出重人事、远鬼神、贵现世的鲜明立场。《中庸》提出“道不远人”，强调道不应离开人的日用常行。《易传》提出“人道”概念，认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立足人的现实，以德行树立人道。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节用”、“节葬”、“非乐”，注重民生实利、务实节俭。法家更是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子》指出“明主举实事，去无用”，“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主张以变法强国为目标，弃空谈、尚实功、重法治，奖掖农耕军功。受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重视社会现实的思潮影响，各诸侯国普遍强调以人事为本，追求富国强兵。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实事求是”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则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发扬光大，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左图为宋刻本《汉书》，右图为清光绪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崇实务实传统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汉初强调因时制宜、务实施政，尤其重视总结吸取秦亡教训，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轻苛法等政策。随着国力复苏，进而提倡仁政。地方官吏以劝农、救灾、平盗贼、理赋税为重，民生安定、社会有序成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反映出汉代重农务实的政风。隋唐时期，开明统治者尤其重视民情。《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所言：“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表现出对民情的体察和对自我欲望的克制。正是由于君臣重视民生疾苦，唐朝才能先后开创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铸就盛世辉煌。

宋明时期，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和佛老“虚无寂灭之教”的思想冲击，思想家们更加强调崇实务实。其中，程朱陆王的理学思想和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是主要代表。面对佛道两家以“空”、“无”为宗的思想立场，程朱理学将“理”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依据，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实处”、“安顿处”，提出“万理皆实”的实理论。在心性论上，理学家们反对佛教“自性本空”的观点，肯定“吾儒以性为实”、“性是实理”的实性论以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实心论。在道德修养上，理学家们主张“在人情、物理、事势上”切实用功，要求人们“在事上磨”，“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提倡格物致知、经世济民。陈亮、叶适代表的事功学派明确反对“谈性命而辟功利”，主张以变通求事功，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追求义理和功利的统一。

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应服务于现实社会治理，再次掀起崇实务实的社会思潮。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批判理学末流只管讲学、不顾现实的虚浮学风导致明朝覆灭，主张博通经史以救国救民，大倡通经致用之实学。顾炎武批评，“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这种背景下，乾嘉考据学派上承汉代学风，强调回归经典，反对空疏、重视实证，由训诂而通义理，推动清代学风为之一变。晚清以降，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国人不能认识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要性的现实，提出“知难行易”，认为确立革命的意识和坚定革命的意志尤为重要，从而将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与近代寻求独立富强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体现了中国哲学重现实、重实际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实践、学术旨趣、道德修养，构成了中华文明基本的实践立场和价值范式。

推动塑造了崇实黜虚、讲求实干的政治传统。在历史上，崇实务实的思想理念要求统治者敬鬼远神而关注人事、力戒奢华而崇尚实政。从历史经验看，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治世时期，执政者往往能做到崇本息末、务实戒虚、体恤民情，从而实现政治清明、百姓安康、社会安定；反之，统治阶层越是崇尚浮华、追求享乐、笃信鬼神方术，越易导致政浮于事、吏治涣散、民生凋敝。汉文帝“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以实际行动劝课农桑、培根固本，“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不尚虚饰、为天下先，使汉初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奠定了西汉长期稳定的基础；雍正帝以务实精神整顿吏治，对朝廷官员提出“屏弃虚文，敦尚实政”、“实心任事”的要求，整肃吏治、革除积弊，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国力得以提升。相反，秦朝统治者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不堪命，最终导致民怨沸腾、起义四起，二世而亡；晚明时期崇尚空谈义理，疏于实务理政，国力日渐损耗，最终走向覆灭。这些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给后世留下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使崇实务实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主流共识。

促进形成了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实事求是最初就是指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代表着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学术在整体上都追求严谨求实的治学原则。《论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自认为有能力阐释夏、殷之礼，但杞、宋两国留存的文献匮乏，因而无法佐证核验，体现了讲求实证的治学态度。他教导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夫之提倡言必称实、言必有征，认为“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理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清代考据学更是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钱大昕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阮元表示“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考据学家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形成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此外，崇实务实传统还树立了学以致用的经世取向，使中国传统学术充满强烈的现实关怀。

引领涵育了知行一体、真诚无妄的人格修养。关于人格修养问题，中国哲学主要是在知行框架中加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修养集中体现在知和行这两个方面，而崇实务实传统则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的认识，产生了知行一体、真诚无妄的人格理想。中国哲学普遍认为行是知的归宿，认知只有最终落实到行为上才是修养的实现。早在《尚书》中，古人就提出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认为与单纯获得知识相比，由知识落实到行为才是艰难的。《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同样将笃行作为治学思辨的落点。宋明理学家们普遍重视知行讨论。王阳明针对“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的流弊，系统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强调知与行在本体上不可分割，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必须统一，倡导知行一体的人格境界。知行一体要求人们立身行事必须言行一致，做到真实真诚。一个人只有实践“诚”，做到“真实无妄”，“诚于中，形于外”，才能真实不虚假地实现自己的本性。

三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求学经历与“实事求是”这条古训密切相关，他进入的第一个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然穷变则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综合了实事求是的本义和新意。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经典著作中，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和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以此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指出，“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上图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堂，讲堂前檐悬有“实事求是”匾（湖南大学融媒体中心供图）；下图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俯拍图（视觉中国供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系统阐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要求领导干部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工作全过程，自觉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率，“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务实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自觉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中汲取有益营养，坚定实干兴邦的信念，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与务实作风，培养脚踏实地的厚重品格，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智慧转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

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观察

杨永恒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于5月21日至22日在广东深圳举行。本届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共设1个主论坛和11个平行分论坛。平行分论坛聚焦人文经济学、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繁荣文艺创作、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出版融合发展、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明乡风建设、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共建数智人文湾区等议题展开。本届论坛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搭建高端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凝聚发展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汇聚起奋进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磅礴合力。

文脉传承高扬文化主体性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特别体现在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信和坚守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如何从文明演进的历史纵深中赓续中华文脉，是本届论坛的热议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通过比较四大原生文明，阐明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突出特性和独特的演进路径，强调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是坚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应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

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基因与血脉的重要载体，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认为，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东亚地区文化与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的卓越见证，要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加大对聚落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力度，推行系统性全面保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通过分享广州全域保护、福州三坊七巷精细修复等案例，强调要推进整体保护、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在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为城市发展注入灵魂与动力。来自安徽歙县与云南巍山的基层代表，分享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实现“双赢”的县域实践，提供了文脉活化的生动样本。

冷门绝学是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基础。从古文字学到敦煌壁画，从满文档案数字化到西夏文献研究，与会嘉宾分享发展经验和前沿成果，共探冷门绝学传承发展路径。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黄德宽指出，用人工智能技术拼合甲骨，比人拼合更快更准，能够在数万片甲骨中快速锁定碎片并完成拼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介绍科技赋能石窟寺保护与研究的实践经验，展现数字技术为文物保护带来的新可能。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强调，写作必须背靠传统，才能面向世界，文艺创作者不仅要书写当下的喜怒哀乐，更要触摸那些支撑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的精神脊梁。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若清认为，纵观世界电影史，凡能在全球产生持续影响的电影体系，无不深耕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国电影要建立文化自信，必须回到中华文明这个精神原乡寻根汲养。近期，一部温暖现实主义电影佳作《给阿嬷的情书》打动了无数观众，赢得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小制作催生的大作品，成为论坛上热议的焦点。该片导演蓝鸿春分享创作理念时谈道，“纯粹、真实有温度的本土故事，永远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5月21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图为论坛现场。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数智赋能激活文化创造一池春水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科技则是创新创造的关键引擎。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深刻重塑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参会者普遍认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是对现代传播规律和当前媒体环境深刻变化的精准把握，更是对未来媒体发展方向的有力指引，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加快主流媒体数智化转型，全面提升内容生产、舆论引导、网络传播和用户服务水平。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文化业态，也深刻变革着当代文艺发展格局。“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今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表示，互联网提供了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特殊契机，敞开一个巨大的文艺场域，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正在被充分调动起来，色彩斑斓的时代生活正在从各个层面获得展示。外卖骑手、诗人王计兵表示，文学创作根植于人间烟火，基层生活是文化创作的丰厚沃土，普通人同样可以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文化建设需在坚守主流价值与顺应时代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本届论坛对数智赋能文化建设展开了难能可贵的“冷”思考，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导向引领技术引擎，成为与会人员的共同心声。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改变文化生态，但不改变文化的内核，更不能改变向善向美的价值取向，我们必须坚守主流文化的立场，让人工智能传递主流价值，坚守人文底色，厚植家国情怀。一些嘉宾还谈道，语料是人工智能能力的基础、成长的养料，主流媒体要践行职责使命，大力倡导价值向善，积极提供清洁语料，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在数字时代坚守人的主体性，是本次论坛专家学者的一个高度共识。技术的力量越强劲，越要珍惜、爱护、发扬文化中人的因素，使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创造永远成为文化的核心要素，而不被技术所替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眼中，AI是数据与计算的产物，永远无法拥有生命意识与情感体验，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是直觉、领悟、想象力和精神追求，这正是AI时代人的价值核心和创造力源泉。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等学者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必须让算法回归工具，让“人”回归目的。

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

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涵育人文。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互相融合、双向赋能的内在机理，把我们党对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与会专家认为，人文经济学是具有重大原创性意义的标识性概念之一，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扎实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阐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指出，“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人文特征，即文化与经济一体两面、相互融合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文化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苏超”火爆出圈、博物馆“花式整活”、“国潮”产品叫好叫座……这些精彩纷呈的鲜活实践、创新场景，正是文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周建新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文化产业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人文账，只有两本账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LABUBU（拉布布）等IP在全球市场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也带来了巨大流量。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副总裁陈晓芸认为，新的文化需求正成为年轻人消费决策中的核心变量，潮流文化要以年轻化的方式完成本地化表达，不能只靠短期爆款，而要靠建设长期IP能力。

文化强国的根基，离不开乡土的滋润。一段时间以来，“村BA”、“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活动，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指出，数字时代文明乡风建设要顺势而为，用好轻量化、接地气的传播方式，整合短视频、直播、本地视频等平台，打造乡村文化传播的矩阵。

文化创造，核心在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指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急于求成的心态，真正的好作品离不开长期沉淀与反复打磨，创作者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表示，文艺创作者要“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守住亲身阅读、思考与实践的根本。作家马伯庸强调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无论技术如何变革，扎根生活、秉持长期主义，永远是精品的基石”。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文化人才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用发表了多少、出版了多少、获了多少奖作为评价标准，要给予文化人才更宽松、更宽容的环境，建立更加长期主义的评价体系。

文明互鉴彰显大国风范与担当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在与本届论坛同期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参与全球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范本。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微短剧海外应用投放超过300款，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初，《弥渡山歌》手势舞在全球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突破60亿，引发全球网友争相翻跳。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建议，要围绕内容源头，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多形态开发，不断提升智能化生产能力和全球化运营能力。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寻求中外共通的文化表达方式，又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促进民心相通。电影《镖人》作为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的传统武侠故事，成功跨越地域界限，赢得全球观众认可。导演、编剧俞白眉表示，文化出海不仅要寻求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更要表达我们最独特的地方。地域文化是维系和连接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桥梁和精神纽带，尤其对于增进海外华裔新生代的中华文化认同至关重要。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表示，岭南文化的深层内核是儒家伦理和华夏的典章规矩，这是海外岭南人深厚家国情怀的文化根源，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传播，都在“全息地”反映国家的总体形象。

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文化发展，同时也引发了道德、伦理、隐私、规范等新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话题。我国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前列，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构建数智时代人类文明等方面责无旁贷。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指出，中国主导的开源模型正向世界提供极其宝贵的国际科技公共产品，必将对世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与会专家表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健全人机协同管理机制，积极宣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助力提升人工智能治理水平。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本届论坛从中华文脉的传承赓续，到数智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国际人文交流的深化拓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激荡、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鲜明图景，堪称一场“文化大餐”、“思想盛宴”。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创新

孙茂松

知识生产与两个关键环节密不可分：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好的知识是好的传播的动力源，而好的传播又能通过知识的“教化”作用，在人们利用所学解决各类问题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催生更多好的知识。古往今来，上述过程“环复转运，终始无端”，不断丰富着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知识的生产与拓展，长期带有少数“智者”留下的鲜明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智者群”的数量会渐次扩大，但在整个人群里相对来说仍是少数。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互联网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普罗大众可以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知识的生产作出贡献。知识传播模式的演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从文字产生前以语音为知识载体的口口相传，数千年前以泥板、莎草纸、羊皮卷、甲骨、竹简、绢帛等为载体的文本手抄，到1000多年前尤其是数百年来以纸张为载体的图书印刷，百余年来以广播、电影、电视为载体的模拟及数字内容生产，再到近30年来以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为载体的跨模态数字内容生产，知识生产以其范式持续更替所引发的巨大能量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纵观历史，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还是模拟和数字通信、互联网等，无一不是当时的重大科技发明。科技的一次次重大进步，促成了知识生产的一次次范式创新。

近年来勃兴的以语言大模型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会促成知识生产的又一次范式变革。与此前所有知识生产范式中人类始终是唯一主体不同，这次破天荒地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主体”——机器。传播模式中所关涉的主体，现在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并且两者相互杂糅，构成了异常复杂的多重关系。众所周知，语言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机器能做到这一点，是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局面。向量表征、自注意力机制、强化学习、思维链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加之大参数、大数据、大算力的强力加持，以及复杂系统涌现机理的“玄妙”作用，诸多要素的风云际会造就了这一奇迹。语言大模型在基本学会人类语言的同时，还将海量语料中蕴含的万千世界知识及逻辑推理能力，以参数化的形式整合到模型中。《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表示：“人类文化基于语言。而因为人工智能已经破解了语言，它现在可以开始创造文化。”事态的发展似乎正在印证这个判断。今年年初，被称为“龙虾”的OpenClaw开源智能体框架火爆全球，其核心驱动正是语言大模型优良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语言大模型可以说是OpenClaw的“大脑”，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可用来构建并运行各类“技能”，以完成包括知识生产在内的各种任务。这为人工智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要看到，语言大模型远非完美。本质上它是概率模型，在语言理解上，不能保证如人类一般精准可靠；在语言生成上，会出现“与生俱来”的“幻觉”现象，即生成虚假信息。换言之，OpenClaw的“大脑”时不时会犯糊涂，更麻烦的是，何时犯糊涂、犯怎样的糊涂，很难预料。其结果是当我们将“动作”的权力赋予OpenClaw时，它不能保证不出错，就好像在“瓷器店里捉老鼠”，即使非常小心，打碎一两件瓷器也在所难免，也就是说，OpenClaw天然存在安全隐患。此外，训练语言大模型使用的互联网语料中，往往掺杂人类的各种偏见与谬见，致使模型也存在偏见与谬见。一项随机抽样调研显示，截至2026年3月，互联网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数量与人类撰写的文章数量基本相当。尽管这个调研比较初步，存在采样规模过小等不足，但还是能从侧面反映出一种现象：现如今互联网上的文章不少是机器写的，我们却可能浑然不觉，无意识地受其影响。这个进程尚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如果不予以必要治理，今后会愈演愈烈，甚至会涉及意识形态安全、责任伦理、学术不端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进行知识生产时，从真实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角度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里面还会生发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例如，语言大模型是通过海量文本训练出来的，可谓汇总、融通了所有人的知识，性能顶尖的大模型可望得到最广泛人群的青睐和使用，于是乎它仿佛成了唯一的“智者”，在“人人为模型，模型为人人”的闭环迭代中，互联网时代“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反而有可能退回到过去印刷时代与电视时代“1对多”的传播模式，只不过此时的“1”已变成了机器，而不再是人了。此外，语言大模型会倾向于生成概率意义上“共识”较大的内容，而易忽视具个性禀赋的内容，导致知识生产出现某种平庸化、同质化倾向。有研究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升个体创造力，却降低了“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这个似乎有些矛盾的结论，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知识生产创新中面临的此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第一，在知识生产与传播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毋庸置疑，在这个进程中人始终应占据主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但绝不能“反客为主”，人是当然的主体和核心。第二，在人机共存的基本条件下，如何更积极地发挥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加速知识发现与整合，以及无时不在、无远弗届的知识传播，如何在此基础上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与世俱进？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知识生产门槛，如何以此为契机更好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与专家知识生产形成互补？

总的来看，语言大模型乃至生成式多模态大模型的快速发展，给知识生产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技术迭代引发的深刻变革，应始终高扬人的主体性，在人与机器协同中探索知识生产的创新之路，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加速器。

作者：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教授

求是专访 | 持续有效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求是专访

持续有效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求是》杂志记者 周昭成 许文嫣

编者按：校园文化对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这是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和教育强国的战略需要，也是应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实需要。围绕如何认识和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本刊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湘平、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赵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成进、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志伟进行了专访。

记者：培育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在培养时代新人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请谈谈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赵雷：文化具有养心志、育情操的重要作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涵养学生精神气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意义重大。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隐形课堂”。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把理想信念、道德品质、法治素养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管理各方面各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建设教育强国的“精神引擎”。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灵魂，通过办学理念体系、办学实践体系等不同层面的协同，使学校育人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推动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如期实现。三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成长沃土”。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能涵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且能激发学生求知成才的内驱力，锤炼学生担当奋斗的精神品质，加速其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时代大任的栋梁之材。

沈湘平：文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到底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凸显和强调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和文以育人的重要意义。文化内蕴的这种本质性功能，在校园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借用著名学者冯友兰关于“某种人”和“人”的说法，学校的专业教育更多是为了使学生成为掌握特定技能的“某种人”，而校园文化建设则重在使学生成为道德高尚、心智健全的“人”。在此意义上，校园文化建设是让学生在文化熏习中“学以成人”的灵魂工程。通过文化的浸润、感染、熏陶，夯实学生的文化底蕴，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

成进：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言，学校是培养时代新人的“价值熔炉”，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着将主流价值系统性、创造性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的重要作用。这一融入过程，并非简单的理论灌输或口号宣传，而是通过文化的力量，将宏大的国家叙事、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学生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自觉。它能够从价值观层面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学业与职业等的关系，从而生动有力地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理想信念坚定、奋斗底色鲜亮的后备力量。同时，对教育自身发展和育人使命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优化育人生态、提升育人质量的综合载体。育人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全方位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能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

记者：校园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机文化体系。请谈谈校园文化主要包括哪些层面，新时代校园文化的内涵有何变化。

赵雷：校园文化是师生在长期教育教学和校园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积淀并传承的文化形态。一般来说，可以分为4个层面：一是精神文化，它涵盖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传统、校训校风等，是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二是制度文化，它涵盖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是校园文化的制度载体。三是行为文化，它涵盖了领导管理、教师教学科研、学生学习实践等各方面行为表现及活动样态，是校园文化的行为体现。四是物质文化，它涵盖了学校的建筑景观（如人文建筑、水体景观）、文化标识（如校训石、名人雕塑）、宣传阵地（如校史馆、博物馆）等，是校园文化的物质依托。

沈湘平：时代的发展拓展了校园文化的内涵。新时代校园文化在内涵上更加凸显培养时代新人的价值目标，更加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加聚焦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开展。其中最显著的变量，莫过于互联网。它不仅推动了校园文化形成线下线上深度交融的育人新场景，更突破了有形校园的物理边界，实现了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广泛联通：一方面，社会文化通过网络渠道对校园文化产生即时性、全方位影响；另一方面，校园文化也借助网络载体走出校园、辐射社会，以数字方式融入社会文化领域，形成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双向互动、同频共振的新格局。

记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力量根基，能使学生产生情感共鸣、凝聚价值共识、汇聚精神力量。请谈谈如何推动其进校园，充分发挥对校园文化的涵育作用。

成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能够砥砺学生的坚毅品格、树立其崇高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提供丰厚道德滋养，三者共同构筑起培养时代新人的坚实文化根基。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此作出明确部署、提出具体要求，并已取得显著成效。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图为西安交通大学大型原创话剧《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剧照。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西安交通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勉励广大师生把西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2026年4月，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再次强调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这些年来，我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不断以西迁精神赋能校园文化建设。开设“大课堂”，将西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邀请西迁老教授走进课堂，以亲历者身份讲述鲜活的西迁故事；建好“大师资”，围绕西迁精神加强学术研究，组建跨学科、分层次研究梯队，编写出版多部西迁类图书；搭建“大平台”，打造西迁精神育人第二课堂，开展“致敬西迁”学生调研走访等文化建设活动，创作大型原创话剧《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等文艺作品。当学生从聆听者变为对话者、从接受者变为研究者、从学习者变为传播者，西迁精神便深度融入校园文化、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

李志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很广，举凡物质、制度、技艺、民俗都是其中一角，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可一旦盯住其中一角，又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将局部或某种物质、制度、技艺、民俗当作文化本身，而忽略了它们的内核，这是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存在的问题之一。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是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图为2025年9月26日，北京景山学校体育节上，学生演绎千人排球操。 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供图

面对这一问题，该如何应对？北京景山学校里的一副对联“点画涵情性，诗书育栋梁”启发了我们的思考。以书法课为例，练书法不仅仅是为了写好字，更是为了陶冶情操。好的书法作品有疏密、虚实、疾徐的对比，但整体却严谨和谐，这不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精神的体现吗？每个学校开设的课程可以多元，但都应服务于“传道”，让学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就可以在课程开发等多方面发力。应做好全科有机融入，语文课、历史课融入道德理念和规范；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结合古代科技史、工匠精神；美术课、体育课分别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同时，应结合学段及地域特点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小学重在激趣，可以通过绘制二十四节气绘本等趣味活动开展；初中可以让学生走进老字号，开展项目式学习；高中可以开设“古都胜迹”研究课程，带领学生进行景观鉴赏。这样，二十四节气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念、建筑景观中的“虚实相生”美学，就自然进入学生内心了。

记者：书香是一种氛围，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很重要的就是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请谈谈如何打造书香校园，培育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文化。

沈湘平：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然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加快，存在急功近利、浮躁浮夸、泛娱乐化的现象。受此影响，一些学生没心思读书、没时间读书、读不到好书，打造书香校园面临严峻挑战。

我认为，一方面，应讲清楚“为何要读”的道理。结合学生实际，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在信息、知识似乎唾手可得的今天，读书尤其是读纸质书反而更加重要。它不仅是增长知识的过程，更是与自我进行深度对话，培养专注度、思辨能力和精神定力不可替代的路径。阅读特别是深度阅读固然无法获得像刷短视频那样的快感，但它是涵养心智、塑造人格、成为更好自我的漫长修行，是人生成长的“刚需”。另一方面，要为学生腾出读书的“时空”。在保障固定的阅读课时间基础上，减少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时间读书。同时，在班级里设置图书角，在走廊上安装借阅柜，在校园中安置朗读亭，创设充足的无电子干扰的沉浸式读书空间，让学生随手可得书籍、随处可见读书提示，以便静下心来读书。

李志伟：当前，随着书香校园建设不断推进，校园读书氛围越来越好，但仍有一些学生阅读兴趣不足，其背后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需要关注。一是面对浩瀚的书海不知如何下手，也就是如何“选好书”、“读好书”的问题。我国每年新版图书、重印图书数不胜数，但从中选取既适合学生年龄阶段又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优质图书并不容易。特别是中小学生处于身心发展重要时期，模仿能力强、辨别能力弱，如果接触到带有暴力恐怖、色情低俗、教唆犯罪、宣扬自杀等内容的图书，可能造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提供阅读指导，带领学生学习图书分类法及图书检索技巧，掌握“选好书”的能力；多为学生推荐好书，即那些在内容、语言、写作技法等方面都值得反复品味、咀嚼，经过了时间和一代代读者检验的书，形成“读好书”的取向。北京景山学校开发了“书香景山·一核三维”阅读课程，结合学段特点，配合国家教材，分级分类开列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必读选读书目，兼顾基础性、拓展性和挑战性，努力让学生读有所思、学以致用。二是经典阅读有难度，也就是如何“会读书”、“善读书”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师资培养入手，联动专家学者，先让教师掌握不同类型文体的系统阅读方法，然后指导学生科学选择书目，提升阅读效率，探究文本义理，真正让学生愿意读、读得懂。此外，还可以探究人工智能赋能整本书教学，让教师引导学生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探索进行自主的深度阅读。

记者：当前，校园文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网络空间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场域、价值形塑主战场等。请谈谈新形势下如何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赵雷：新一代青少年学生自主意识突出，拒绝被动说教，渴望平等对话；个体特征鲜明，不盲从、不迎合，重视自我体验和自我评价；受互联网影响明显，其信息获取、社交、学习高度依赖网络。与之相应，校园文化建设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和问题。一是校园文化被简化为活动、宣传等，对其育人内涵的挖掘不够，陷入“重形式、轻内涵”的工具化困境。二是校园文化高度相似，内容同质化，如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团展演、主题教育等，缺乏基于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地域文化的原创性、差异化内容体系。三是主流文化表达存在重宏大叙事、轻个体叙事，自上而下灌输多、平等对话少，与网络亚文化、流行文化之间的对话不足等问题，难以实现对青少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效引领。四是校园文化建设分散在团委、学工、宣传等多部门，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呈现“碎片化”特征。

新形势下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核心是打造适配学生成长发展特点和需求的校园文化体系。应回归育人本位，从活动导向转向育人导向，从景观建设转向文化生态建设，深入挖掘、系统提炼校园文化各类载体的育人内涵，形成可阐释、可传承、可感知的价值引领性文化体系。重视体验感知，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学生可感可及的校园场景和可学可做的具体行为。推动场景融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校园文化阵地，推出贴近学生的优质数字校园文化内容，提升数字校园文化育人能力，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加强顶层设计，在学校层面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破解条块分割，推动其从部门工作上升为全校战略工程。

成进：新形势下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要探索主流价值与青少年话语表达的深度融合。弥合宏大叙事与学生个体感知的割裂，如用数字艺术再现党史关键场景、在科创竞赛中嵌入“卡脖子”技术攻坚的思政叙事等，使价值引领自然融入学生思想和学术成长。二要探索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有机融合。善用VR、AR等新技术，主动建设数字校园文化新场域，将校史馆、博物馆等转化为可沉浸、可交互的数字空间，让学生感受前沿科技与校园文化的融合。三要探索文化传承与时代命题的创造性融合。既深入扎根历史文脉、民族根脉，更主动回应算法伦理、科技向善等前沿议题，同时强化互联网思维，通过创作兼具思想性和青春气息的数字产品，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表达和青春化阐释。

记者：感谢各位接受采访。

新时代如何推动儿童文学繁荣发展

新时代如何推动儿童文学繁荣发展

纳 杨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文学兼具认知启蒙、道德涵育、审美陶冶、情感安顿等多重功能，是塑造精神底色、奠基人格发展、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它以贴近童心的叙事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着真善美，帮助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稻草人》、《寄小读者》、《没头脑和不高兴》、《小兵张嘎》、《黑猫警长》、《草房子》等各个时期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陪伴我国几代人度过金色童年，成为儿时的美好记忆。

新时代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取得长足进展。题材体裁不断拓展，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社会万象与童年生活尽收笔下。比如，《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传递万物和谐之美，《外婆变成了麻猫》以童话展现祖辈亲情，《方一禾，快跑》刻画生活重压下少年的顽强斗志，这些作品透射出强烈的儿童生活在场感，兼具审美与教育价值。主题创作热潮奔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乡村振兴、航空航天、重大考古发现等新时代成就化作动人故事进入孩子阅读世界，红色题材作品保持高位产出，传承革命精神，引导少年儿童锻造坚强品格。图画书创作生机勃发，原创图画书年度荣誉作品与图画书时代奖近10年连续推出140余部风格多样、类型丰富的优秀原创图画书，蔡皋于今年4月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创作梯队不断壮大，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力旺盛，许多知名作家活跃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青年作家和少年写作者持续涌现。

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在充分肯定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生产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就内容主旨而言，个别作品内容粗鄙、情节荒谬、格调低俗。有的兜售功利主义、贩卖焦虑内卷，甚至夹杂厚黑谋略、速成成功学、性别歧视、血腥暴力、隐晦色情等内容，传递偏激、扭曲的价值观。就艺术品质而言，一些作品粗制滥造，缺乏艺术感染力。有的忽略读者真实需求，以“想象中的儿童”取代真实的儿童，塑造的人物不接地气；有的叙事平淡、意蕴空乏，固守陈旧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自说自话；有的概念化严重，只见枝干不见花叶，故事细节单薄刻板，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实根基。就题材形式而言，同质化和重复创作现象依然突出，一些作品盲目跟风炒作，情节内容大同小异，人物形象千人一面，或是重复采访描写同一人物，以流水线方式产出，陷入套路化写作和自我重复怪圈。就作品门类而言，存在“两个发展不均衡”现象，即小说和童话发展势头良好，儿童诗、幼儿文学相对滞后；适龄读者集中在小学阶段尤其是10岁左右读者群体，适合6岁以下幼儿和初高中年龄段读者的优秀作品相对较少，呈现“两头小中间大”态势。

剖析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从创作主体看，原创能力明显不足。少年儿童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多角度阅读需求的整体，对儿童文学不同门类、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创作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诗歌创作既考验作者对语言的感悟力和创造力，更要求具备与孩子心灵对话的能力；为尚未识字的幼儿创作，既要会讲故事，又要有说“婴语”的能力；为初高中年龄段孩子创作，还需要以成年人的智慧和眼界，抓住他们的关切点解疑释惑。但有的作家往往闭门造车，不下功夫去观察生活、了解孩子，陷入为写而写、空对空的自我封闭循环。从创作环境看，过度商业化和浮躁的社会心态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冲击不容小觑。相比那些简单拼凑、流水线生产的图书，作家花费大量心血创作的作品往往在数量、价格上缺乏竞争力，不利于形成打磨精品的创作氛围。从出版环节看，一些出版社不重视原创，更倾向于复制已被验证的“短平快”畅销模式；图书市场打折比拼、杀价倾销等无序竞争，使少儿出版生态受到很大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致使小读者难以接触到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

繁荣发展儿童文学是文学界的事，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儿童文学创作者应心怀敬畏之心，深入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探寻研究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情感、困惑和梦想，综合运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将丰富的生活、深刻的哲理转化为契合儿童思维特征和情感心理的审美形式，让作品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结合连环画等带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文学艺术形态，创作出更多展现中式美学和中国智慧的作品。儿童文学研究者要发挥好文学评论激浊扬清、引导创作的作用。出版机构应加强选题论证、严格内容把关，摒弃流量至上、功利短视的经营思维，健全内部审核流程，组建教育、心理、文学、德育等多领域专家审核队伍，杜绝不良价值观、成人化负面内容上架。监管部门应加大童书市场巡查抽检力度，严厉打击盗版图书、劣质书籍，为繁荣发展儿童文学营造良好生态。广大家长应树立理性从容的阅读观，挑书时亲自翻阅甄别，帮孩子守住内容关品质关，平时多陪伴孩子品读经典，与孩子共赴一场文学之旅。

儿童文学为孩子提供精神食粮，是“雕塑春天的事业”。今日之少年儿童的模样，将是明日之中国的模样。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研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期待各方齐心协力，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共同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播种希望。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从《给阿嬷的情书》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

从《给阿嬷的情书》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

邓光辉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当潮汕方言的吟诵声在影院中徐徐响起，《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国情书，在观众心中激起深沉共鸣，迅速火遍大江南北。这部以侨批文化为内核的温暖现实主义影片，票房很快超过10亿元，成为小制作催生大作品的典范。它用朴素真挚的情感力量证明：在算法与流量的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依然拥有蓬勃生命力。

新时代以来，我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作品不再一味追求全景式的描述，而是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我不是药神》将镜头对准患病群体的挣扎与自救，《人生大事》探讨普通劳动者对生命尊严的守护，这些作品没有刻意渲染苦难，而是通过柴米油盐、人来人往中的真实生活肌理，让时代的印记从生活的缝隙里自然流露。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很多创作者能够更便捷地捕捉和呈现现实，用更生动、更纯粹的电影语言刻画人物内心。比如，《小小的我》以平和温厚的视角观照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在细微处勾勒人物的困顿与挣扎，于日常中彰显生命的尊严与坚韧；《守岛人》以平凡的生活细节叠加出不平凡的英雄业绩，带给观众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书写了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英雄史诗。

然而，成绩斐然的背后，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当前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最突出的问题，是同质化与套路化泛滥。影视流水线上批量产出的作品重复着相似的叙事模式：普通人的逆袭故事遵循着压抑—爆发—和解的固定公式，家庭伦理题材困在误会—冲突—团圆的情节套路，就连所谓的“生活细节”也成了可复制粘贴的惯用桥段。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医院走廊的抱头痛哭、工地现场的尘土飞扬，这些被反复消费的现实符号正在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当创作沦为对日常碎片的无序堆砌，当剧情在相似的冲突中反复打转，作品便成了寡淡无味的生活流水账。打破这一困局，要求创作者必须回归“深入生活”的创作原点，真正沉潜到现实的土壤中，不是作为旁观者记录，而是作为参与者深入体验和感受。《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将创作理念归结为“从心而发、真听、真看、真感受”，剧本在剪辑完成前始终处于动态修改状态，启用全员素人演员以求本真还原人物状态。这种求真求实的原则应当成为行业共识。

与套路化相伴而生的，往往是叙事能力的不足和主题表达得不够自然。一些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却可能因“主题先行”的创作惯性，未能充分展现出真实、多样的生活面貌。特别是有的作品将“如实反映”异化为机械的现实搬运，把人物矮化为生硬的说教工具，忽视生活、艺术的复杂性。改进这一偏失，需要推进现实主义美学与类型叙事、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是对生活的真实再现，更要从中国古典美学、地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给阿嬷的情书》接续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以“哀而不伤”的情感节奏呈现人物内心，在木棉花与青橄榄的意象营造中寄托游子乡愁。这种对抒情传统的当代转化，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应尊重类型叙事的规律，在悬念设置、节奏把控、高潮铺垫等方面精进技艺，让思想的表达依托于动人的故事，让价值的传递蕴含于鲜活的形象。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电影创作同现实生活的疏离，以及体察现实、思考现实的定力不足。近年来，尽管有《第二十条》等佳作涌现，但一些影片与现实仍有不少差距，与人民大众真实的生命体验缺乏直接、内在的情感联结。这种缺位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市场逻辑主导下的“短平快”审美趋向，资本运作对创作决策的深度介入，流量经济对艺术判断的不良侵蚀，都在挤压着创作者沉潜生活、精心打磨的创作空间。一些创作者在与算法生产、数据决策的博弈中，逐渐偏离了扎根人民的初心，习惯于从热钱风口中寻找灵感，用新闻素材拼接代替深入田野调查，以话题热度置换艺术深度。扭转这一态势，要求创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扎根田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磨出”电影佳作。同时，推动电影生态重构，建立中小成本影片常态化展映机制，完善分线发行等新型发行模式，为真诚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组织、引导、服务的制度保障。

与创作疏离现实相表里的，是角色塑造工具化和叙事过度依赖爆点编排。一些商业电影将人物变为情节的提线木偶，只服务于情节发展而忽视观众的观感体验；在爆点、爽点、泪点、笑点的精心算计下，人物丧失自主性，再真实的事件也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创作逻辑的根源，在于对“什么是好故事”的误解——把情绪的强烈刺激等同于艺术的感染力，把情节的曲折离奇等同于叙事的吸引力。然而，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恰恰需要适当“留白”，做到“大悲大喜藏于日常”，以克制的深情给予观众充分的想象和代入空间。《给阿嬷的情书》中，淑柔得知木生去世的确切消息后走去洗橄榄，南枝在木棉花丛中凝视遐思——这些情感高峰时刻被转化为动人的生活细节，以隐忍克制的方式将情感推向极致，反而获得更持久的艺术张力。创作一部好的现实主义电影，需要电影工作者尊重艺术规律，有精准的选题、扎实的剧本、敬畏观众的态度。当创作者真正“从心而发”，才能在银幕上呈现出足以跨越地域、代际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共通情感。

《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样本。它告诉我们：愈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创作愈需返回生活的源头；愈是在流量逻辑盛行的环境中，真诚愈显珍贵。这种真诚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真正回归——回到生活现场，回到人物内心，回到艺术本体。这或许正是《给阿嬷的情书》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启示。

作者：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认清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现实威胁

认清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现实威胁

青 原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等人经过艰苦较量，用铁证坐实了日本战犯的罪行，将其钉上历史耻辱柱。8年之后的1954年，面对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将日本打造成“反共东方前哨阵地”与“远东兵工厂”的现实，梅汝璈即写作《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新阶段》一文，明确警示：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是对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80年后的今天，日本更是沿着梅汝璈担忧的这一方向狂奔。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加速向军事化方向转型，其动作之频、性质之重、走向之危险，远超战后任何一个时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从危险苗头变成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其蔓延成势。

一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并非完全有别于传统军国主义的新事物，而是传统军国主义在当代政治社会条件下的适应性变体。其以军事崇拜为核心、以对外扩张为指向的精神内核在当代日本不仅延续未变，反而以更具隐蔽性、迷惑性的方式卷土重来，其潜在危害较传统军国主义更甚。

二战胜利后，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宪章》、东京审判和和平宪法为基础，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改造，根本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精神上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内和平思潮的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尚不敢公然出场。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界要人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淡化和歪曲侵略罪行，历史修正主义逐步由暗转明、由边缘走向主流。进入新世纪，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殖民统治、为战犯翻案的言论在日本政界和舆论场愈发肆无忌惮，被战后体制压制的军国主义历史观，重新获得登堂入室的空间。历史观持续松动，对军事的公开崇拜与对外扩张的躁动便随之抬头、逐步显现。在人事安排与制度上，自卫队社会地位空前提升，退役高级将领纷纷出任首相安保辅佐官、靖国神社宫司、军工企业高级顾问等要职，使“军人思维”向政治、宗教、经济各领域深度渗透。在产业政策上，防卫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产业，武器出口由战后长期禁区变为政府着力推动的方向，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的取向愈发公开化。在政治仪式上，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也是当代右翼势力向民众灌输“皇国史观”的政治装置，在执政集团的精心运作下，从国会议员到内阁阁僚再到首相本人，参拜行为已由所谓个人信仰嬗变为政治必修课。在制度符号上，日本政府近期计划恢复“大将”、“大佐”等旧帝国时期的军衔称谓，旨在重新接续被战后体制切断的“皇军”精神残余，以仪式化方式为军事崇拜重新确立合法性。可以说，日本右翼当政势力对军事扩张的推崇已深入骨髓，甚至催生出自卫队现役官员携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这样的极端事件。

1945年7月26日，中国、英国、美国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图为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波茨坦公告》（中文抄本，第1页）。 新华社发（图片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当前，“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渗入日本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层面，深刻改变着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走向。其新特征，在统治架构、扩张路径、话语体系等层面尤为突出。

统治架构更加集团化、程序化。传统军国主义是“天皇—军部—财阀”三位一体的统治架构，军部以统帅权独立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依托，与财阀形成捆绑，直接挟制内阁、操纵国策。“新型军国主义”则将统治架构演变为“右翼政治家—安保官僚—军工资本”的组合。其中，右翼政治家集团主导政治决策中枢，安保官僚把持政策制定实施的专业渠道，军工资本则提供产业动力与利益绑定。三者相互勾连，形成政策与利益闭环，并通过议会立法、内阁决议、安保文件等所谓“合法化”、“民主化”路径推进扩军修宪议程。军国主义的统治意志由此完成了从依托军事强权向合法程序运行的根本转向。

扩张路径呈现依附化、迂回化。传统军国主义凭借单边武力对外征服，以“大东亚共荣”等旗号公开侵略邻国，呈现为强权对外、自主扩张的路径。受制于战后体制，“新型军国主义”无力重走单边扩张的老路，转而选择了一条依附式扩张路径，即依托美日同盟体系，在美国战略保护伞之下逐步推进重新武装、对外干预和地区扩张。这一路径表面上是“美主日从”，实质上日本以同盟为杠杆，反向拉拢裹挟美国为其地区野心撑腰，是依附强国打压邻国逻辑的同盟化版本。依附式扩张既规避了战后秩序的直接约束，又让日本的军事冒险有了大国同盟可供倚仗，其危险程度不容低估。

话语体系更具迷惑性、欺骗性。传统军国主义打出的是“八纮一宇（意为征服八方、归于一统）”、“大东亚共荣”等扩张旗号，侵略本质昭然若揭。“新型军国主义”则改用“民主自由”、“规则秩序”、“国家正常化”等当代话语进行包装，以“发展反击能力”掩饰进攻意图，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美化海外用兵，使日本的军事战略在合法合规的外衣之下，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进攻”。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惯于以所谓“存亡危机”叙事为军事突破制造借口。历史上从“满蒙危机”到“国家存亡”，无不沿用“先制造危机、再以危机推动扩张”的叙事模板，这一手法在今天“实现自身安全保障”、“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等话语包装下再度复活。

二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显现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政治、社会、国际等多重因素长期交织、共振的结果，不断蓄积的危险势能正在当下集中释放。

历史清算不彻底，是军国主义遗毒延续至今并以“新型军国主义”形态复归的深层祸根。冷战爆发中断了本应彻底推进的对日战争罪责清算进程。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盟军总部收押的百余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最终被起诉的仅28人，只有7人被处绞刑，被判无期徒刑者至1958年均陆续获释，而战争最高责任者却未被追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对日政策从压制急转为扶植，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转为利用其军事潜力，大批战犯得以重返政坛、军界和商界。历史清算未竟，使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毒、制度残余与势力网络得以保存并潜伏于日本政治社会之中。一旦国内外条件出现有利其复归的变化，这一长期被压制的力量便被迅速激活、加速集结。

保守政治的代际传承，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关键因素。从岸信介到中曾根康弘，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日本战后保守政治始终贯穿着“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执念，其家族谱系与政治师承大多可上溯至战前统治集团。其中，安倍晋三作为战后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政客之一，其右倾化政治遗产经由师徒传承延续至今。高市的极右思想正是在长期追随安倍的过程中形成并固化。作为保守派议员，她常年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修宪进程、涉台立场、安保政策等议题上与安倍一脉相承，且较以往保守政客更为激进。2025年10月，长期以“安倍继承者”自居的高市上台，标志着这一传承链条进入更加极端的新阶段。2026年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代际传承所累积的政治势能由此充分释放，日本政治结构的右倾化、极端化显著加深。

经济长期低迷与社会深层困境的累积，是“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产业空心化、少子老龄化加剧，政府债务高企，社会信心严重受挫。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日本右翼势力没有选择深化区域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反而执意将内部矛盾外部化，以军事扩张谋求存在感。他们因循“国强必霸”逻辑，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进一步将发展军工、出口武器作为新的增长点，防卫产业快速扩张，反过来推动军事预算与扩张政策持续加码，这与战前军国主义“以战养战”的产业军事化路径如出一辙。经济社会困境本身并不必然通向军国主义，真正使其滋长的，是日本右翼政客以军国主义思维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这也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生长的深层土壤。

美国长期对日扶植纵容，是“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的外部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为维系亚太战略布局，长期推动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角色，逐步默许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反击能力，推动驻日美军同自卫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并支持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使日本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利用美国的战略需要，主动搭便车，把外部安全合作的“每一处缝隙”都转化为自身军事突破的契机，从在西南方向密集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到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乃至谋求“核共享”，一路把美日同盟从战后初期的防御性安排拉向自身军事扩张的轨道，“新型军国主义”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一步步坐实。

三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坐大成势，危害绝不限于一国一域。从中日关系到亚洲和平，从国际秩序到日本自身，都将受到深远而严重的冲击，给中日关系长远走向、亚洲和平大局、战后国际秩序稳定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严重危险。

就中日关系而言，危害最为直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战略高度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作出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重大政治决定。中国人民以宽广的胸怀同日本人民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贸、人文、地方往来等领域形成广泛而紧密的相互联系。然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却将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涉台、涉海、历史等事关中日关系重大问题上反复挑衅。这不仅辜负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善意，也极大冲击了两国数十年积累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更使中日关系赖以维系的民间互信陷入严重倒退。

就亚洲和平而言，危害涉及面更广。二战结束以来，亚洲国家通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实现了从战后重建到经济腾飞的历史性跨越，亚洲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引擎之一。这一格局，既建立在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相关国家通过艰难协调形成的政治互信之上。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环境的直接受益者，本应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义务。然而，“新型军国主义”势力肆意扩军备战、对外挑衅及挑动域外大国搞阵营对抗，正在动摇东亚维系数十年的战略平衡，加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刺激地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近代以来，日本曾长期扮演东亚动荡策源地的角色，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今天，如不及时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势头，这一历史有可能重演。这是亚洲国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严肃判断，也是当前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

就战后国际秩序而言，危害直击根基。二战结束之时，国际社会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对日本作出“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产业”等明确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既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也是战后国际秩序在亚太地区的法理基础。然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以“国家正常化”为名，系统性突破上述制度安排。对内，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议程。和平宪法虽是日本国内法，却是战后国际制度安排在国内法层面的落实，其第九条所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持续推动的“再军事化”进程，实质是在国内法层面拆解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根本约束，动摇亚太和平的制度根基。对外，日本将台湾问题强行纳入“存亡危机事态”框架，以国内法架空国际法义务，严重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割占的土地，也是战后通过国际法律安排明确归还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史与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因此，日本种种行径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颠覆性挑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全面冲击。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抬头，不断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事力量，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图为2026年5月3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修改宪法、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等危险政策。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就日本自身而言，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历史经验表明，军国主义带来的最终代价，首先会由日本人民承担。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使大量日本平民付出生命，这一结果是日本长期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必然后果。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和平宪法体制下国家资源向民生与发展领域的倾斜。今天，“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推动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挤压民生与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强化防卫力量”为名为战争冒险开辟空间。这一路径表面上是为日本谋取所谓“大国地位”，实质上是把日本再次拖入军事冒险的危险轨道。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日的日本唯有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方能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如若执意重蹈覆辙，不仅无法自保，反而会把国家再度推向深渊，而盲目冒险的所有苦果，最终依然要由日本人民来承担。

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势头，既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亚洲各国守护地区和平的共同利益，更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与持久和平的共同关切。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80年前，中国人民在东京审判上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道，对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正义裁决。80年后，只要国际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坚定立场，任何使军国主义改头换面、重新登场的图谋都将被历史正义所阻挡。

我国古代的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

我国古代的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

卜宪群

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汉代就出现了“政绩”一词，东汉蔡茂在广汉太守任上纠案外戚宾客枉法，不畏权势，史载“有政绩称”。对蔡茂政治行为和从政业绩的评价，就是一种政绩观念。我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政绩观念，积累了多层次政绩考核机制的有益经验。正确政绩观念与有效政绩考核相互促进、协同发力，对推动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考察我国古代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对于新时代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

文献记载，我国早期国家时期已经出现重视“勤”、“信”、“德”、“绩”等与政绩有关的观念，禹因治水功绩和拥有“德”的品格而继位，而夏的灭亡则是因为“德衰”。夏商时期神权政治色彩浓厚，统治者将政绩与天命、神意紧密联系。在总结夏商灭亡教训的基础上，西周统治阶级既宣扬天命，又意识到“天命靡常”而主张“敬德保民”，不仅强调诸侯与官员要维护周王室和遵守等级秩序的政绩观念，也开始重视民本的政绩评价，“正（政）德”一词在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中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国家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贵族等级分封制逐渐被郡县官僚制取代。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治理需要，尚贤重能的政绩观念迅速发展，诸子百家也围绕各种政绩观念的优劣展开深入讨论。尽管民本与为政以德的政绩观念在这一时期获得广泛认同，但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法家政绩主张最终占据主流。法家将功劳、效益等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核心标准，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政绩观念在维护政权稳定上的重要意义。汉高祖至文景时期，将黄老思想作为官员为政与政绩考核的指导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节俭戒奢、安民富民，对“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将指导官僚队伍的政绩观念与国家政治思想高度统一起来。汉初以黄老思想为内核的政绩观念，破除了战国、秦以来法家政绩主张中的弊端，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积累了财富，造就了“文景之治”，史称“德至盛也”。黄老一派的政绩主张虽在汉初社会稳定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其所内蕴的“无为”特征，不能适应汉代大一统国家形成后的长久治理需要。汉武帝时期，这种政绩观念的调整势在必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中的众多理念被吸收到政治实践中。这一时期，积极进取的官员受到奖掖，践行儒家思想的士人受到重用，碌碌无为者遭到排斥。至汉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最终定型，成为评价政绩的重要遵循。此后历代相承，虽有损益，但以儒法合治、德主刑辅为主流的政绩观念基本未变。

如何看待政绩、如何考评政绩，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左图为宋刻元修本《后汉书》，记载东汉蔡茂“有政绩称”，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政绩”一词的较早出处。右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提到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政绩考核制度。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政绩观念出现“清谈化”和“品行化”转向，政绩考核从秦汉的“以事功见高下”滑向“以门品定优劣”，门阀世族掌控选举，官员政绩与官员考核擢拔严重脱节。唐代完善科举制度，以经义策问考察士人之政见与治术，政绩考核讲求德绩并重、以德为先。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和武人乱政的教训，宋太祖确立“重文轻武”国策，政绩评价大幅向文治倾斜，考核内容更侧重于财政盈缩、民生休戚、河渠兴修、文化教育等，呈现出浓厚的“内向化”与“民生化”色彩。明清之际，考据学兴起，学者于古籍中发掘为政之道，传统政绩观念的理论形态虽日益完备，但也趋向保守。历史表明，政绩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层政治需要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治理认识的深化而不断调整。这一流变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王朝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理解与因应。

二

政绩观念是国家政治对官员为政要求的反映，也是士人内心自觉的精神追求。以儒法合治、德主刑辅为主流的政绩观念历经数千年演进，深刻影响着历代官员的履职取向。

为政以德。“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和“养民”是政德的核心。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家范文子提出“政德既成，又听于民”，强调为政者要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将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的当政者比喻为北极星，受众星拱卫。汉代以后出现“德政碑”，是朝廷为表彰官员政绩或民众为感念官员政绩所立的丰碑。总之，为政以德是我国古代政绩观念的统领，反映了国家对官员政绩的总体要求，也体现了官员对政绩的认识。但应看到，为政以德并不是只强调德、放弃法，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才是完整内涵。

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众置于政治价值的最高位阶。这些理念倡导为政者决策应当以民为本，施政要反映民众愿望和要求。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绩观念的重要内容。历代保护小农经济的各种措施，如调整土地分配、调节赋税制度以及打击豪强、劝民农桑等，都是民本政绩观念在国家治理上的具体体现。

廉能并重。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皆与吏治清浊休戚相关。吏治腐败，则民怨沸腾、国本动摇；吏治清明，则政通人和、四海安定。廉洁奉公是我国古代政绩观念的核心要义。“廉者，政之本也”，清廉是立身从政应当具备的道德操守，实干则是履职尽责的成事之基。我国古代政绩观念历来崇尚廉以修身、能以理政，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周礼》提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六廉”思想，并用以考察官员治绩。善、能、敬、正、法、辨均代表“能”，但每字前都加以“廉”，说明从政履职需把“廉”放在第一位，既要清正操守，又能断事处事。这种“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的政绩观念，是历代为官理政与官吏考核的重要思想渊源。

廉洁奉公是我国古代政绩观念的重要内容。202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清风万里——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览，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时期廉洁思想演进脉络，生动诠释廉洁文化对社会风尚的陶染化育，立体呈现中华民族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的价值理念。图为观众参观周敦颐《爱莲说》拓片。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供图 林子昂/摄

公私分明。《韩非子》有言，“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公私之辨，关乎为政者的行为边界。古之所谓“公”，既指国家社稷之整体利益，亦指政治事务之正当程序，更含公正无私之道德品格。西汉贾谊《治安策》提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恪守践行的从政准则。秦汉以后，为政者更是将“公”放在“廉”之前，凝练出“公廉”理念，用以称颂那些秉公履职、洁身自好的贤臣良吏。我国古代“公”的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廉洁观、权力观、事业观、是非观、义利观等多重内容。秉持公心、坚守公廉，为传统政绩观念的塑造确立了价值内核，也为历代官员提供了为政引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三

政绩观念的落地施行，须有相应的政绩考核机制作为配套。《尚书》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记载。《周礼》更是系统构建了一套考核体系，从内容、方法到结果皆有详尽设计，其中以“六廉”考核群吏的思想最为经典。春秋战国以降，随着官僚制取代世官制，政绩考核制度日趋完善并延续传承，成为评价官员政绩、实施奖惩任免、整饬吏治政风的重要依据。

法规完备，体系周全。自战国秦汉始，上计制是官吏考核的重要方式，即将地方官员政绩记录于“计簿”并上报中央以接受考核，魏晋大体延续这一制度。唐代确立“四善二十七最”政绩考核体系，明确所有官员必须遵守的共同道德标准及针对不同岗位官员的具体考核标准。宋代沿袭唐代，简化形成“四善三最”、“四善四最”等考核标准。明代以考满、考察（大计）两种方法考核官吏，清代基本延续。历代虽考核时限各有差异，但均明确划定固定考评周期，同时出台专项考核法令，如汉有“上计律”，西晋有“五条课郡县法”等，明确界定考核内容、实施流程与权责范围，让考事有法可依。在职能架构上，历代还专设负责考核的部门、机构、人员。如西汉由丞相、御史二府统筹考绩，东汉权归尚书台；曹魏以后，尚书台下的吏部逐渐成为主要考课机构；隋唐确立三省六部制，吏部下设考功司，由考功郎中专门负责考核事宜。总体而言，我国古代考核体系层级清晰、覆盖广泛，实行分级考评，从朝廷重臣到基层小吏，划分不同考评主体，明确中央朝廷和地方衙门的考核权责，权责划分井然有序。《汉书》就记载了汉宣帝亲政后“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的考课制度。许多时候，被考核官吏需当面述职应答，考评结果依规公示宣读。

重德尚能，德才兼备。我国古代政绩考核既考评官员的个人品行，也核验其政治素养和政令执行力。历代本着以德为先的选人原则，把德的考核放在首位。如周代要“考其德行道艺”；汉代将“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行作为重要准则；西晋考核强调“正身”；唐代确立“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的“四善”标准；宋代磨勘也以“四善”为首。重德不仅是对官员个人品德的重视，更包含了对官员执行中央政令能力的检查。重德，绝不意味着轻能，考核对能的要求始终严格。秦汉时期的上计制要求各级官府在年终将所辖境内的户口、垦田、钱谷、盗贼情况等政务数据，以“计簿”形式逐级汇总到郡国，由郡国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评判地方官吏治理成效、划分考评等级。唐代更是制定差异化的专项考核标准，如“选司之最”以“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准，“法官之最”以“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务，“学官之最”以“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要，实现了定岗定标、精准考能。“明主治吏不治民”，我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加强考核，如明代张居正改革推行“考成法”，就是为了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

考绩殿最，奖优黜劣。“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我国古代注重将考核结果与官吏奖惩紧密结合。考核优秀者给予升迁、增秩、赐爵、赏金，考核不合格、贪赃枉法者则要接受问责、降级、免官甚至被处以刑罚。汉代丞相统领百官考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汉宣帝十分重视考核，地方高级官吏治理有效、考核优秀者，以诏书形式勉励，增秩、加爵、赐金。唐代考核分为九等，考核在中上以上等级的，每晋升一等，增加一季俸禄；考核在中中等级的，不增不减；考核在中下以下等级的，每降低一等，削减一季俸禄。那些“职事粗理，善最不闻”、“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背公向私，职务废阙”、“居官饰诈，贪浊有状”的官员，都属于中下及以下等级，要受到各种处罚甚至解任。明初朱元璋不仅重视考核，更重视对考核结果的处置。洪武十八年，吏部对县级以上4117名官吏进行考核，认为称职者只占十分之一，平常者占十分之七，不称职者占十分之一，贪污昏庸者占十分之一。朱元璋下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其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

巡视监督，严督实查。我国古代还十分重视对政绩考核过程的监督监察。汉代考核的“计簿”存放在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目的是要让御史大夫“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此外，刺史制度是汉代考察治绩、监察地方的重要抓手，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巡视所辖郡国。刺史的核心职责之一便是“省察治状，黜陟能否”，如“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唐代考核过程中，不仅中书、门下两省要派出监考使等监督，朝廷还要派出巡察使，访察京内、京外官吏善恶，上报吏部考功司，防止各地上报尚书省的考核材料失实。明清官吏考核，四品以上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则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负责，目的是保障考核的权威性与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百姓口碑与民间舆论，也是评判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官员入仕前，朝廷便注重参考其在乡里的舆论评价，称之为乡论。为官后，民众对官员的为政评价，更是影响其升迁贬谪的重要因素。汉代朱邑担任乡官时“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后屡次升迁至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去世后乡民“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历代民众还以歌谣的形式歌颂清官廉吏，鞭挞贪污腐败者，为考核官员政绩提供了民情佐证。

对待古代政绩观念，须秉持科学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其历史局限。古代政绩观念主要服务于君主专制制度和皇权统治，政绩考核以维护王朝稳定、保障赋税征收为首要目的，考虑百姓福祉仍然是为了“治民”、“牧民”、“防民”；政绩考核中的长官意志、官官相护、流于形式、考核失实、宽严不公、考语空泛、唯凭年资，以及官员自身对政绩认识错位所导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政绩上的弄虚作假等等，也是许多时期吏治荒废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汲取其中的有益思想养分。古代政绩观念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为政以德强调的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以民为本彰显的民生关怀和民本观念，廉能并重追求的职业操守和行政效能，公私分明倡导的大公无私和正义精神，在激励官吏忠于职守、勤勉为政、廉洁奉公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挖掘我国古代政绩观念与政绩考核的智慧，批判扬弃、推陈出新，对于我们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必将有所裨益。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就是政绩

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就是政绩

郭康伟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便清晰阐明好事实事的概念，并强调办好事实事不能“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作为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路走来，深刻感受到只有始终把为民放在心上、把实干落在脚下，踏踏实实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才能答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张考卷。

宝坻位于天津市北部，是一个远郊涉农区，乡村人口占比约65%，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很重。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保持在5%以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我想分享三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第一个是书桌的故事。教育曾是宝坻群众最揪心的事。五年前，全区普通高中录取率不到60%。家长们愁得睡不着，我们更坐不住。我曾经接待部分家长，他们那充满焦虑和期盼的眼神，一度让我没有勇气对视。我反问自己：群众的要求很过分吗？真的高不可及吗？答案是否定的。

经过深入研判，我们认为，财政再紧，不能紧教育，不能亏孩子。给教育做加法，真金白银加大教育投入，再难也要干。有人说我们脑子“不灵光”，这件事没有人逼着我们去做，只要随大流也能过得去。我们顶住各种压力持续投入，自2021年以来教育支出始终位居全市前列，高一学位累计增加2000余个，普通高中录取比例目前提高到近75%。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做好基层工作的初心和原点，要始终把群众的“揪心事”当作“心上事”，真正办好做实。

第二个是病床的故事。这些年，区内一家三级医院“省吃俭用”积累下一些资金，但就如何使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用于添置高端设备，不仅资金回笼快，而且可以迅速提升名气。我们深入调研发现，宝坻现阶段高端诊疗受众范围并不大，群众就医主要集中在“一老一小”群体。但受条件所限，区里中老年人看病、孩子看病很多都往天津市区或北京城区跑，看一次病一般早上5点多就要出门，一去至少需要一天，费神、费力、费钱，群众很不方便。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高端”和“普惠”之间作出取舍。最终，我们暂缓购置高端设备，选择投入资金，优化改造医院的硬件设施环境，增设中老年、儿科特色门诊和病区，并引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和天津市儿童医院的实体化医疗资源。这两家医院安排固定的医师和护士长团队在宝坻日常坐诊、专家定期在宝坻出门诊，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转诊到医院本部的绿色通道，目前运行效果和群众反映很好，基本实现小病就地治、大病及时转院。这件事让我们认准了一个理：政绩不能光看面上的收入，更要看群众暖不暖心；群众的烦心事，再难也要解决，宁可暂时少些“高大上、高精尖”，也要贴合群众的实际痛点，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担当与温度。

图为2026年5月18日，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一中的学生在操场上活动，该校配备有现代化教学设备，可提供高中学位3000个。 天津市宝坻区教育局供图

第三个是家门口的故事。在宝坻，农村主路基本都提升了，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村庄的支路特别是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些胡同和小街道还存在狭窄破损、坑洼不平的情况，村民出门很不方便。城区有四个低洼片区，雨水稍大就会大面积积水，影响多条道路通行。部分集中供热的村庄热源不稳定，一遇极寒天气，老百姓在家还得穿棉袄、裹棉被。有人提出，这些事不是一天两天了，涉及资金量不小，可以等一等，慢慢来。但我们认识到，路不通，群众的心里就堵着；水排不掉，大家的怨气就积着；屋不暖和，老百姓的心就热不起来。群众身边无小事。群众身边事直接影响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能早干起来就早干、能多干一点是一点，就算再难、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针对农村土路问题，我们先后累计投入约2亿元，完成54个村道路提升，并建立日常管护机制。2023年，宝坻被评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为解决好内涝问题，我们把易积水点位治理纳入20项民生实事项目并向群众公示，多方筹措资金系统改造地下管网、新建排水泵站。去年汛期，宝坻的四个片区均经受住了考验，历史性实现“雨停路干”。我们精打细算，多方寻求支持、统筹调度资源，完成55个村、1.3万户群众的热源集中切改，有效解决了“供暖不暖”这一老问题。路平了、水退了、屋暖了，听到老百姓的一句“党和政府是真办实事”，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目前，我们的工作仍存在不小差距。比如，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历史欠账，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还有提升空间，等等。我们将始终紧盯民生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努力让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作者：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委副书记、区长

警惕“不出错”也“不出彩”

编辑同志：

在基层调研时，常听到一种“心得”：“现在规矩严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错，安安稳稳到退休。”这种心态在一些干部中颇有市场。他们做事谨小慎微，凡事按部就班，工作绝不出格，也不想出彩。这种状态看似是“守规矩”，实则是“软逃避”，值得高度警惕。

“不出错”当然是底线，但不能只满足于“不出错”。现实中，有的干部把“不出错”当成护身符。任务来了，先看有没有风险；决策之前，先想会不会追责。于是，该拍板的不敢拍板，该推进的不敢推进，该创新的不敢创新，宁可把事拖黄，也不让自己“沾灰”。如果干部都像这样占着位子、混着日子，只想“守摊子”、不愿“闯路子”，那事业发展就会“原地踏步”。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不是“守摊者”的温床。党员、干部既要葆有“想干”的初心，摒弃畏首畏尾的消极心态，敢闯敢试；也要提升“会干”的能力，在实践中增胆略、长才干，善作善成。组织上则应鲜明树立重实绩重实干的导向，对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大胆使用、撑腰鼓劲，对长期“混日子”的坚决调整。

中共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委组织部 颜敏

“接位”更要“接力”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将有大批领导干部带着党和人民群众的殷殷重托，走上重要岗位，为事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新官”们年富力强，都铆足了劲儿，准备在任期内攻坚克难、大展宏图。需要提醒的是，越是想有所作为，就越要警惕操之过急、求成心切，急于另起炉灶，盲目到处“点火”，陷入“政绩冲动”陷阱。

面对新单位和新岗位，“接位”者要有“接力”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找准打开局面的突破口、破解矛盾的着力点。一要摸实情，精准施策不盲干。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二要聚民智，众人拾柴火焰高。传承“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实客观获取“第一手材料”，真正把群众关心的问题收集上来，不断开阔工作视野、完善工作思路。三要守定力，打好基础利长远。充分认识保持工作系统性、延续性的重要性，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本着对实践、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干出上级肯定、组织认可、群众满意的成绩。（摘自《江淮》2026年第4期）

统计图表：2026年1—4月国民经济重点领域主要指标情况

极地考察站青年突击队

极地考察站青年突击队

图为极地考察站青年突击队成员（部分）在南极内陆合影。 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供图

极地考察站青年突击队是专门从事极地考察站建设、运行、管理、调查的专业化青年队伍，作为我国极地考察事业前沿一线的中坚力量，团队成员常年深入南、北两极执行国家任务，在极地工程建设、调查监测、技术创新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极地考察站青年突击队共有25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共19人，占比为76%，成员专业背景涵盖建筑、机械、电气、通信、生物生态、实验室运维等不同领域，负责南极5站、北极2站共7个国家极地考察站的业务工作。多年来，团队足迹遍布南、北两极，主要成员多次率队抵达我国极地考察从未触及过的南极大陆“新区域”。

在我国第5座南极考察站——秦岭站的建设过程中，该团队克服环境条件极端恶劣、技术难度大、物资运输受限等多重挑战，圆满完成选址论证、技术攻关、建设实施等一系列任务，全程主导并保障了秦岭站的顺利建成与投入运行。2024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表示热烈祝贺，贺信指出，“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勇斗极寒、坚忍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南极秦岭站的建成，将为我国和全世界科学工作者持续探索自然奥秘、勇攀科学高峰提供有力保障。”

该团队还长期致力于极地考察核心装备的国产化工作，始终把考察站核心装备完全自主可控作为目标，克服了我国在极地装备研制领域起步晚、基础弱的不利条件，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央国企，成功研制了适用于极地环境的特种载具、工程机械、建筑模块等一系列国产化极地装备。

该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称号，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重要嘱托的青年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