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深刻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互为支撑的基本逻辑，明确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重点任务。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文章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这篇重要文章，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高效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文章，阐释“十五五”时期如何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侯建国的文章，阐释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实践要求；杨振斌、丁奎岭的文章，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阐释。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这一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本刊评论员文章，对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作出阐释。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专栏，刊发刘大伟的文章，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作出阐释。“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刘奕的访谈，探讨如何认识和破解生活性服务业的卡点堵点。“深度调研”专栏，刊发本刊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的文章，阐述我国产科教融合面临的挑战和深化产科教融合的路径。“文化中国”专栏，刊发周建波的文章，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作出阐释。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习近平

一

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外国看中国的潜力所在，就是看这个。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集聚创新人才。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二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2013年9月30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25年11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8日上午，习近平在广州察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三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话，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一个智力资源大国，我国13亿多人大脑中蕴藏的智慧资源是最可宝贵的。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四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021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五

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

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但还存在不少问题。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立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创新实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才，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要研究编制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人才发展规划，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021年9月27日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六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七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我们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2023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2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23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考察时，走进教室同师生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八

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要明确“破四唯”后怎么“立”的评价方式和标准，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要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坚持科学监督与诚信教育相结合，纵深推进科研作风学风治理，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要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2023年2月2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九

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供人才支撑。要系统分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

要把推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效、保障激励兼顾的薪酬制度，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创造活力。

（2023年7月11日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十一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二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构筑人才竞争优势。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2024年6月24日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十三

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决定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

（2024年7月15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十四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大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校企科研合作，增强协同、搭建平台、打通堵点，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早发现、早培养，强化工程硕博士培养。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2024年9月9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十五

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牢牢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主动。

（2024年10月2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十六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

（2025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十七

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2025年4月30日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6年4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十八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

（2026年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十九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节录。

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求是》杂志编辑部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紧密联系、互为支撑，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统筹一体推进，才能产生倍增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文，收录了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阐明了教育科技人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基本逻辑，明确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怎样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在量子科技、核聚变、人工智能等领域一大批创新成果“井喷式”涌现，极大坚定了人们的信心和底气，也增强了世界各国加码中国的信心和预期。成就何以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求，将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前瞻性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强调，“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在本质属性、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等方面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彰显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意义。

近代以后，成功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无一不是建立在教育兴盛、科技发展、人才集聚基础之上的。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对我国来说，要有效应对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能源资源环境约束等重大挑战，实现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根本在于高水平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队伍。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章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到“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相关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中央作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前15年，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强大支撑引领作用。“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优势、加快破除瓶颈制约，特别是要解决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竞争“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科技领军人才偏少等问题，必须推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一体发力，筑牢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断涌现，以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契合科技发展和企业需要为特色，正成为加速高等教育创新效能跃升的新力量。上图为2025年6月28日拍摄的位于浙江杭州的西湖大学云谷校区（视觉中国供图）；下图为2025年7月3日拍摄的位于福建福州的福耀科技大学（人民图片 邹训永/摄）。

当前，科学研究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科技创新交叉、融合、渗透的特征更加明显，亟须构建“要素无界流动、环节深度咬合”的复合创新生态，将教育科技人才有机嵌入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和产业化各环节、全过程，实现互相融通、高效闭环。传统的教育模式已难以跟上知识爆炸式更新和技术集中涌现速度，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也无法有效满足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人才，单抓哪一个都力量有限，只有将三者作为同一个创新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加速知识创造、更新、传授、应用的良性循环，才能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有效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必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当前，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正以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速度和冲击力重塑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世界各国围绕科技、人才、教育的竞争日益白热化。比如，美国2022年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将教育置于科技创新的核心位置，加大基础研究和商业化应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科技、供应链与产业基础明确纳入大国竞争框架；欧盟实施“地平线欧洲”计划，并于2025年提出“地平线欧洲2028—2034”的基本规划，旨在推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提升欧洲的全球科技竞争力；等等。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部分前沿科技创新领域已形成先发优势，科技人才队伍规模优势持续巩固，结构优化成效显著，但总体上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顶尖科技人才还不够多。我们要如期实现从教育科技人才大国向强国的跃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必须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结合起来，锻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体系化优势。

如何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是人才涌现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产业结构深刻变化，教育对推动科技创新、培育人才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明确要求“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阐明了教育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的作用，指明了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增强。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甚至改变教育形态与范式，特别是人工智能引领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对学生获取知识、习得能力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创新型、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成为社会急需。传统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已难以适应科技创新需要，高等教育在布局、类型、结构、层次上滞后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短板、领军人才不足，等等。有关调研显示，不少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反映，一些高校课程与行业主流技术存在脱节，应届毕业生最大短板在于技能实操、高阶工具应用及项目落地能力。这些问题制约着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方式探索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新路径。

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既是创新人才的蓄水池，也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高校每年输送超过1000万名毕业生，牵头获得了75%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55%以上的科技进步奖，已成为重大科技突破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同时，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还不够紧密，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存在供需错位。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划分和高校办学的基本框架，要以需求牵引优化学科专业类型结构，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发挥学科交叉的催化与倍增效应，加强有组织、跨学科科研攻关，催生原创涌现，培养创新人才。要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支持各地结合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化特色化布局高等教育，推动高等教育结构要素组合，有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基础教育是推动国民科学素养整体提升、培养创新精神的奠基工程，关乎每个孩子的未来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必须办强办优。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已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同时仍不同程度存在偏重知识灌输、忽视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尤其是创新能力评价、“重选拔、轻培养，重‘掐尖’、轻创新”等问题。要推进科创教育全域覆盖，通过生活化实验、跨学科项目等激发学生创新兴趣，重点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深入实施“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要面向产业需求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我国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开设的1400多个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了70%以上新增一线从业人员，但职业教育仍面临产教融合不深、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要紧跟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动向，及时将最新标准、技术和工艺等融入专业课程。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立产业导师制度，广泛引进大国工匠、技术能手入校任教。通过企业委托建设、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规划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场景中练就真本领。

怎样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近期，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韬（τ）定律”，为后摩尔时代的半导体行业发展指明了一条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负责人何庭波并非名校海归，而是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本土人才”。不独如此，近年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主要都是我国自主培养的人才完成的。事实证明，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中国科技发展就能“向上捅破天”。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供人才支撑”。这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进步主要依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跟随先进国家后面追赶的路径可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和试错成本，但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如今我国科技发展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一些领域进入“无人区”，个别国家更是对我国大搞技术封锁、科技脱钩，依托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多种工具，从芯片设备、基础软件、工业母机，到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层层设限。事实证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更多依靠自身力量，自主培养优秀人才，在战略性、前沿性领域培育和形成领先优势，真正把科技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正是基于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从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重大问题，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再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从“十三五”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十四五”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到“十五五”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不断系统性推进，取得丰硕成果。回头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动，正是党中央的前瞻性部署谋划，才使我国能以超常规措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自主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一家“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的新型研发机构，被誉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成立以来，在科技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的长期稳定支持下，该所“不唯论文、不设短期考核”，聚焦原创性基础研究，产出了多项世界级研究成果，孵化了百济神州、华辉安健等企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图为2026年6月12日，该所李文辉研究员（右二）指导青年科研人员开展研究。 张琳/摄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没有“天花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关统计显示，美国顶尖科学家数量约占全球的38.1%，我国约占5.37%，差距显著；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领域人才供给仍显不足，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高端人才缺口率超40%，预计2030年整体人才缺口将扩大至50万人以上，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滞后于产业转型发展需求。要在面向前沿布局重大科技任务时同步布局人才梯队建设，在围绕关键领域推进产业创新中同步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建立面向科技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动态培养机制，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物科技、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急需人才的针对性培养，探索重大科技任务“订单式”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深化科教协同育人，支持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加强国家实验室与高校博士生联合培养，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关起门来不可能做到，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深化交流合作。别人越是打压，我们越要以加强开放合作来应对，在开放交流中提升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际环境越复杂，我们越要敞开胸怀、打开大门，统筹开放和安全，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要进一步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在更高起点上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要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加强国际教育科研合作，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如何以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在“一体”，难在“一体”，根本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由原来的学习型、追赶型逐渐转变为并跑型、引领型，迫切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既点出了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又指明了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彰显了以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坚定决心。

以体制机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是一个在实践中因应调整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些年，我国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无论是“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还是“揭榜挂帅”、“赛马制”，都激活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一池春水”。但随着实践发展，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弱项。比如，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目标利益存在差异，难以形成创新合力；科技、教育、产业等主管部门“条块分割”与“碎片化治理”现象尚未根本扭转；人才流动还不同程度受户籍、编制、职称的限制；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人才供需错配、资源配置低效、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等，必须坚持全局观念，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不断健全完善教育科技人才协调联动的体制机制。

教育科技人才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决定了政策规划、政策对象、政策工具相互交织、密不可分，要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政策规划协同机制，确保目标取向协同一致、任务举措衔接配套。实践中，教育科技人才各部门制定政策规划时易从自身职能出发，导致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要强化战略规划、政策措施、资源配置、评价规范等方面的顶层设计、有效统筹、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提升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政策目标、工具、力度、周期的一致性和匹配度。加强教育科技人才重点任务一体凝练策划和协同组织实施，坚持出成果出人才并重，将学科专业调整、科研领域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将招生育人、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加强各类项目设施平台统筹布局和集聚发展。创新资源具有显著公共性，只有科学统筹布局使用，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但现实中还存在项目设施平台配置低效、共享机制不畅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不顾实际，争相布局创新平台、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导致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要强化跨部门、跨机构合作，推动产学研各类创新主体重大项目共担、平台机构共建、资源开放共享、优秀人才共育，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供需精准对接、要素顺畅流动、发展深度融合。强化设施平台育人功能，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科技成果更快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推动人才资源优势互补、高效利用。

人才评价是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指挥棒，“评什么”就会“干什么”。要深化评价激励改革，推动人才评价转向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当前，我国人才评价激励失衡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仍重论文、项目、专利、奖项等指标，一些企业对育人投入不足。要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改革，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加快建立规范与激励并重、收入与贡献匹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薪酬体系。进一步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中共中央组织部

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事业兴。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八个坚持”之一，是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保障。改革的关键，就在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增强人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十五五”时期，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必须加快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让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改什么、怎么改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阐明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必须破除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四唯”现象，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科技竞争优势。

深刻阐明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要增强系统观念，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深刻阐明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必须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为人才心无旁骛钻研业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图为《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单行本。 孙彤/制图

深刻阐明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人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精神为基础，形成协同育人模式。改进人才评价机制，避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推动人才“帽子”、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创新人才流动机制，打破户籍、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促进城乡、区域、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之间人才协调发展，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健全人才激励机制，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充分活跃起来。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政策文件和改革举措，广大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

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完善党管人才体制机制。2021年5月，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组织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印发，设专章对党的人才工作作出规定，明确了党管人才的体制机制。同年，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省市两级党委全部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一些地方和单位健全人才工作机构，增强人才工作力量。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完善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服务人才工作机制，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由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用人单位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不断健全。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对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选拔培养一大批具备创新潜质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生。开展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调动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推进培养过程。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

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对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持“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清理行动，深化院士制度改革，优化整合各类人才计划，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深入开展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试点，完成27个职称系列改革，建立技能人才“新八级工”制度，推行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评价贯通，人才评价改革持续向纵深迈进。

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减负，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党中央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为青年人才减负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用人单位，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对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从不低于20%提高至不低于50%，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完善符合科研规律、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开展经费“包干制”试点。连续开展三轮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让他们从填表、报销、应付检查等繁杂事务中抽离出来，聚力科研主业。

加强东中西部人才协作，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党中央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人才流动障碍，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推动东西部地区开展人才结对帮扶，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组织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援青，创新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方式，开展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科技特派团选派工作，大大促进了人才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交流和合作。同时，规范人才流动秩序，防止东部地区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稳定人才队伍。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

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人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的极端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这对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研究破解人才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久久为功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老问题，加快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要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高水平人才高地在科研管理、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大胆探索。图为2026年3月29日，参观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展示中心观看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宣传片。 中新社发 陈晓根/摄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放在一起专章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如何落实“三位一体”要求，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课题。要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高水平人才高地和有条件的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在科研管理、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大胆探索。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基地科学合理布局、协同发力，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

全面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实现“从0到1”突破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人才，是新形势下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的迫切任务。要把培养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和后备力量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加强关键领域国家学院建设，布局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改善基础研究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搭建跨界创新交流平台，吸引集聚具有纯粹科学兴趣的优秀青年人才学术思想深度碰撞，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

加快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是指挥棒，评价体系不合理是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一个突出问题。要联动推进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基础前沿研究突出原创导向，社会公益性研究突出需求导向，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评价突出市场导向，加快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避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巩固人才计划优化整合成果，明确各类人才计划支持期限，避免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

持续完善人才跨体制、跨区域合理有序流动机制。人才流动不畅和无序流动现象并存，是长期以来的老问题。要打破身份、学历、职称、年龄等限制，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推动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导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需求导向，统筹考虑就业、医疗、交通等承载能力，制定符合实际的引才政策，不盲目追求“帽子”、头衔，避免简单许诺一大堆物质条件，避免没有目的地“撒大网”。深化东中西部人才协作，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建立健全授权减负与约束监督相结合的人才管理机制。如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难点。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授权，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指导用人主体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确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进一步破除“官本位”、行政化的传统思维，不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方法对待科研工作，不简单套用管行政干部的方式管科研人才，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精神激励，加强作风学风建设，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

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践要求

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践要求

侯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必须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打破条块分割，打通体制机制堵点，推动形成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释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叠加效能。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置于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全国科技大会、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作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部署，提出科技强国“五个强大”基本要素和教育强国“六大特质”，为一体谋划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专章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同步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发展目标，战略安排上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节点相一致，与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相衔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基本路径、重大任务和重点举措，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绘就了路线图、任务表。

围绕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党中央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施一系列重大任务和重大改革发展举措，推动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科技创新实力实现整体跃升，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强度达到2.8%，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跃升至全球第9位。战略人才力量快速发展壮大，全国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795万人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到4846万人，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毕业生数量超过500万人。这些重要成就和进展，为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战略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比拼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突破或单一领域的技术进步，更是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和后备人才培养的体系化能力。随着国际竞争形势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国家筑起“小院高墙”，不仅遏制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创新，而且企图阻断正常的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开放合作条件下的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不断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推动知识爆炸式增长，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集中大量涌现。面对科技创新迭代周期不断缩短、知识更新速度持续加快的新趋势，传统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跟上科技创新发展步伐。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从根本上重塑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底层逻辑，推动教育和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多年来积极探索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努力培养高水平后备科技人才。图为2025年12月30日，参与“一生一芯”计划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专家开展讨论。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供图

面对国际科技竞争总体态势和科技发展趋势深刻演变，对标国家战略部署要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一是科技创新促进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依托重大科技任务培养优秀青年人才、指导研究生开展系统性科研训练需要进一步加强，将前沿科技进展和原创理论成果转化为教学课程和教材案例还不够及时有效。先进科研条件平台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对教学实验课程、人才综合实训等方面的服务保障能力有待提升。二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我国人才培养规模和人才队伍体量虽然世界领先，但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2左右。学科专业和社会需求匹配度有待提高，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足，人才供给规模和质量仍无法有效满足科技发展和产业创新需求。据相关研究测算，我国数字科技人才总量约占全球的17%，但高层次人才占比仅约9%；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缺口约300万人，到2030年将扩大到400万人以上。三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协同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三者之间一定程度上仍存在政策导向不一致、节奏不同频、难以形成合力等情况。例如，人才评价“四唯”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滥发“帽子”、“牌子”之风尚未完全杜绝，导致科研人员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资源，既不利于创新主体根据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需要遴选人才、根据重大成果产出贡献激励人才，也对青年人才科研价值观塑造和后备科研人才培养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价值导向，导致人才无序竞争和不合理流动，造成科研布局重复和资源浪费，加剧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技攻关需求脱节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战略规划一体谋划、重点任务一体部署、能力建设一体统筹、政策保障一体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

坚持战略规划一体谋划，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是将国家重大部署转化为行动方案的重要途径，只有在源头上加强教育科技人才系统谋划，才能在任务部署、能力建设、政策保障上形成协同联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章部署，为各地区各部门相关专项规划的制定实施明确了目标方向、提出了任务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系统部署，加快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贯通、整体联动的规划体系。持续完善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跨部门、跨领域衔接协同机制，围绕一体发展目标，统筹谋划科技攻关方向、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队伍建设，确保规划战略目标相互支撑、重大任务相互促进、重点举措相互协同。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纵向贯通机制，下位规划服从服务于上位规划，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部署在各地区规划中落实落地。

坚持重点任务一体部署，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协同效应。组织实施好重点任务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落实落地的重要抓手。要围绕抢占重点领域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统筹考虑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特点规律，共同凝练和部署实施一批重点任务，协同推进重大科技攻关、核心骨干人才支持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重大创新平台，加大力度集聚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推动高水平创新平台不仅成为科研攻关的重要阵地，也成为集聚人才的创新高地和教育教学的实践课堂。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丰富、高水平人才集聚优势，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科教融合育人的新模式、新路径，培养造就更多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的拔尖创新人才。

坚持能力建设一体统筹，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体系化能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能力基础，集中体现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以及科研基础支撑能力等，直接决定着三者协同推进的质量、水平与可持续性。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加强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攻关方向精准对接，以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引领教育和人才高质量发展，以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建设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条件平台、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等科技基础能力统筹布局和共建共享，强化人才、信息、知识、技术等各类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发挥集聚效应。加快推进先进算力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库、专业语料库等新型基础能力布局建设，让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全过程。鼓励支持优秀科研人员和青年学生依托重大设施平台开展科技攻关，促进教学相长，形成人才培养、科技攻关和设施平台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坚持政策保障一体协同，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政策合力。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政策协同机制，加强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推动各类政策同向发力、功能互补。教育政策要强化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基础先导作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突出研究式教学、个性化培养，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战略急需领域本硕博衔接培养；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新兴领域急需学科专业，支持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更加贴近科技创新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科技政策要强化对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大对优秀团队和骨干人才的长期稳定支持，大力扶持青年人才，把高水平人才培养引进情况作为机构评估、项目评审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人才政策要强化对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支撑促进作用，围绕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赋予用人单位更大的人才评价和使用自主权，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资源，规范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体现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的评价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充分激发创新动力活力。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面既有优良传统，也有独特优势，更负有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率先建立研究生制度，面向“两弹一星”工程对尖端科技人才的急迫需求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改革开放后率先恢复研究生教育，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探索形成了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大规模、成体系培养高水平后备科技人才。面向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优势，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同时持续推进科教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示范区，深入实施基础和前沿交叉学科贯通培养工程、急需紧缺领域博士培养工程，统筹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努力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继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作者：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杨振斌 丁奎岭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亲自谋划和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寄予厚望。今年4月7日，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希望我们“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新贡献”。4月30日，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和重要讲话精神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破除体制壁垒，在整体协同中重塑一体发展机制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是简单的要素相加，而是要通过系统性重构重塑大学治理逻辑、资源配置逻辑、评价激励逻辑和开放协同逻辑，使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撑、循环贯通，实现“1+1+1>3”的聚变效应。

长期以来，大学在组织运行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边界。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由不同部门推进，各有考核目标、资源配置方式和工作流程，看似分工清晰，实则容易造成资源分散、责任分割。教学偏重课程和学位管理，科研偏重项目和论文产出，人才偏重引进和聘任，相互之间贯通、协同不足。教师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学生在课程学习、科研训练、产业实践之间缺少贯通培养，重大科研任务在整体协同中常常面临组织成本高、资源调配慢、评价认定难等问题。

上述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前，科学研究的重大原创突破通常发生在学科交叉处、需求牵引处、人才汇聚处，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往往不是单一学科能够独立实现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把学科布局、科研组织、人才培养、资源配置贯通起来，推动学校从分域管理走向整体协同，形成全校一盘棋的发展合力。

重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基石。没有治理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教育、科技、人才就仍是“物理叠加”而非“化学反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跨部门协同、全校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管理、人才评价、成果转化等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各部门要从“条线管理”转向“任务协同”，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

重塑学科体系。当前，学科建设跟不上科技创新步伐，人才培养与科技和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传统学科体系已难以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前沿科技突破与复合型人才自主培养的新形势新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交叉融合为核心路径，全面重塑学科体系。要推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建立以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牵引的跨学科平台。既要支持优势学科做强做优，也要对不适应科技发展趋势和产业需求变革的专业进行压缩转型；既要超前布局未来学科、急需学科和交叉学科，也要推动传统学科迭代升级。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未来能源等先导产业和前沿方向，前瞻布局未来学科、积极培育交叉学科、转型升级传统学科，谋划成立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生物医药前沿学院、能源前沿学院等。通过优势学科引领、未来学科布局、传统学科升级和交叉平台建设，学科体系成为贯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的基础支撑。

打造数智驱动新范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科研范式的重构，不仅可以提升教学效率和科研效率，还可以把人才培养、科研组织和校园治理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进一步拓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现路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人工智能作为推进一体发展的重要牵引，建设开放共享的数字底座、算力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大学治理从局部优化走向系统重塑。只有把组织壁垒、学科壁垒、资源壁垒、数据壁垒等真正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才能从理念要求转化为充满生机活力、可持续运行的现实图景。

二、破除评价惯性，在多元评价中营造人才成长生态

良好的人才成长生态，不是没有标准，而是标准更多元、更动态、更贴近真实贡献，让评价回归“诊断—激励—发展”本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必须抓牢人才评价这个“牛鼻子”。

近年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持续推进人才评价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论文、称号、项目、奖项、职称等显性指标，仍然在资源配置和考核评价中占主导地位。立德树人成效、原创性贡献、交叉创新价值、成果转化成效等隐性核心指标，因培育周期长、探索风险高、成果难量化，仍存在标准不细化、维度不全面、认定不充分等问题。如果评价体系持续偏重短周期、可量化、易比较的成果，科研人员就会片面追求“短平快”，不利于潜心攻关，也不利于形成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敢做非共识研究的创新生态。必须统筹显性量化指标与隐性质效贡献，以多元激励激发创新活力，以综合赋能厚植成长沃土。

破除陈规、树立新标。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惯性，‌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推动代表性成果、技术方案、决策咨询、育人成效、成果转化等纳入评价体系。比如，我们坚持“不看帽子看里子，不唯文章唯实力，关注现在更关注未来”的人才评价标准，注重学术潜力和填补学科空白能力；组建由校长牵头、领域专家支撑的人才引育工作小组，为顶尖人才的识别与引进设立“校长直通车”；开辟青年人才引进“快速通道”，由学术委员会把关、简化校级评审，实现每年直接引进青年教师近百位。近三届海外优青入选者实现了量质齐升和学科门类全覆盖。

精准分类、赋权主体。‌实施分类精准评价‌，让不同“赛道”人才都有适配的成才路径。对基础研究人才，要更加注重原创性、学术价值、长期潜力和学术共同体评价；对工程技术和成果转化人才，要更加注重技术成熟度、产业贡献、社会效益和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教学型和育人型人才，要更加注重课程建设、学生成长、导师责任和价值引领成效；对交叉团队和平台型人才，要更加注重组织贡献、协同贡献和平台贡献。‌赋予用人单位和学术共同体评价自主权‌，推动同行评议、市场评价、社会评价、学生评价等多元主体参与，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小同行”、“真专家”在评价中的话语权。

强化过程、构建生态。‌强化过程与成长性评价‌，建立人才成长档案，推行长周期考核，对基础研究、原创性探索、颠覆性研究、工程实践等给予容错空间，弱化短期量化，重视潜力与持续贡献。‌打通评价—培养—使用—激励全链条‌，推动评价结果互认共享、减少重复考核，配套职称评聘、资源分配、荣誉体系改革，并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动态、透明、可申诉的评价生态。特别是要健全教师参与育人的制度安排，让优秀人才培养优秀的人才；把青年人才放到重大科研任务、平台建设、教学改革一线中去历练，使其在真问题、真场景、真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

三、贯通转化链条，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提升服务发展效能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效上，进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强化使命担当，将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科研成果转化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一环。成果转化得好，可以促进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创造新的教学案例、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转化链条不畅，则会导致科研与产业“两张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当前，高校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链条断裂问题，比如，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之间缺少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科研成果权属和收益分配机制不够清晰；科研人员担心国资流失风险“不敢转”，缺少市场判断、商业谈判、法律金融等专业能力“不会转”；企业对成果成熟度和交付能力信任不足“不愿接”；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大量成果停留在论文、专利、样机和实验室阶段。教育链、科技链、产业链没有真正贯通，人才培养也就难以在真实产业场景中得到有效锻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织者、产业需求的重要响应者、创新人才的重要培养者，应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改革科研与育人范式。打破传统科研范式，加快构建“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双轮驱动的新范式。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企业出题、高校领题、同题共答、联合判卷的协同攻关新范式，让教师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凝练科学问题、学生在产业一线实践中锤炼创新创造能力、企业在高校原创成果中获得核心发展动能，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大团队大平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定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确保科研成果具备明确的产业指向和市场转化潜力，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坚实实践载体。

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大团队大平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学研究，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坚实实践载体。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发起并执行“溟渊计划”，深入马里亚纳海沟、雅浦海沟等6000米至11000米水深区域进行系统性科考，描绘了全球首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图，实现了深渊生命科学研究的国际领跑。图为2021年11月10日，“溟渊计划”团队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点采集深海生物样本时的场景。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优化成果权属管理。一方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完善收益分配、尽职免责、合规审查、国资管理等制度，消除科研人员的顾虑。我们探索了“双赋权”完成人实施模式，将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研团队，通过协议约定实现高校、科研人员、企业三方共赢，目前155家教师创业企业通过该模式成长壮大，累计吸引社会资本100亿元。另一方面把成果转化成效纳入分类评价体系，对解决国家急需、产业关键、民生重大问题的成果给予充分认可，形成鼓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鲜明导向。

打通转化中间环节。针对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产品之间的壁垒，构建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实现“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有效贯通。提供技术可行性验证、原型开发、工艺放大、性能测试等服务，降低技术风险和工程化成本，加速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培育专业转化队伍。着力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懂法律金融和产业组织的复合型服务人才，提供从知识产权布局、价值评估、商业策划到投融资对接的全流程专业服务，让成果转化从“科研人员单打独斗”转向“专业团队协同作战”。近年来，我们探索建立成果转化专员队伍，2022—2025年，这支队伍已服务成果转化项目317项，促成合同金额19.87亿元，助力154家新创公司落地生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持续推动成果转化队伍的专精培育，提升“技术—商业”双轨能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可研”走向“可用”、“可产业化”。

作者：杨振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丁奎岭，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不断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不断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求是》杂志评论员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为什么我们党历经百余年风霜仍如此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以科学理论为指引，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针对这种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国际社会也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新气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顺应大局大势、党心民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可谓正当其时。

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论述之系统、内容之厚重，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的新跃升。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积厚成势、水到渠成的结果。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这一思想既坚持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这一思想既是破解当前党内突出问题的现实之策，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长远之计，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也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从外部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从国内看，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从我们党自身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无论是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还是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梳理党的建设各领域短板弱项，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祛杂质、强免疫、壮筋骨，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 法治保障论

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法治保障论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保障论述

刘大伟

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一环，是法治中国建设稳步、高效推进的坚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局和长远，深入总结中外法治建设实践和经验，全面分析法治建设所需各方面条件、要素、资源等，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明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筑牢全面依法治国根基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保障性作用。同时，法治自身的建设、运行、推进、提升也需要保障和支撑，否则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就得不到有效发挥和体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体现了法治固有的、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规范、指引、教育、预测、强制等基本功能。“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治的这些基本功能并非也不可能自发实现，有赖于坚强的领导力量、完善的机构设置、健全的体制机制、专业的工作队伍、稳定的财力投入等一系列支撑条件。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保障法治运行的供给要素梗阻、断档或缺位，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就会无可避免地出现弱化、退化、虚化等现象。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所以能保障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创造与续写，同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不断加大法治建设各方面投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高度重视法治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指重视发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指重视加强对法治的支持和保障。

法治保障体系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外部附属条件，而是良法善治的内在基础要件。从世界各国走向法治化的发展历程和客观情况来看，法治建设是涵盖价值理念、制度规范、运行机制、机构人员、装备设施等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缺少任何一环或者出现任何短板都会产生“木桶效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大系统中，如果说法律规范体系重在解决“有什么法”的问题、法治实施体系重在解决“法怎么用”的问题、法治监督体系重在解决“法怎么用好”的问题，法治保障体系则重在解决“法依靠什么运行”的问题。这一体系不是外部的、边缘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与其他体系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有机融合在一起，是其他体系运行的“底座”和“轨道”。在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合理、有效投入，才能不断激活法治功能，保障良法善治。

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这一目标是否实现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对法治保障体系的规模、质量、结构、形态等提出更高要求。比如，要建成覆盖城乡、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就需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力度，逐步解决城乡之间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不平衡、中西部地区法律服务力量不足、均等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需要统筹各方面资源和力量，逐步解决跨境执法协作机制不够顺畅、涉外法律服务机构竞争力薄弱等问题。抓紧破解制约法治建设的关键性问题，推动法治保障从基础性的“有没有”向高质量的“好不好”加快迈进，才能实现法治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的目标要求。

二

法治保障体系是政治、组织、体制、制度、队伍、人才、财政、科技等支撑法治建设的各类条件、要素和资源的总和，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功能明确、协同一致的有机整体。

制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对于进一步提升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图为《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政治和组织保障是前提。在我国，政治和法治是高度统一的，政治方向和道路决定着法治方向和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性、先决性保障作用。离开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就难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党政主要负责人当甩手掌柜、“只挂帅不出征”，法治工作就会成为花架子、表面文章。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宪法修改的中央全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法治建设作出专章部署，确保了全面依法治国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筑牢法治根基。

体制和制度保障是根本。制度问题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问题，体制和制度的好坏优劣，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兴衰强弱。关于国家制度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逐步确立巩固，这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基石。新时代以来，编制法治领域规划纲要、制定重要法律法规、深化法治领域重要改革等各项法治工作，都坚持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于法律制度和法治的关系，总书记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的体制机制，是不是科学合理、能不能衔接协同、有没有与时俱进，都直接影响法治工作的实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两次召开中央全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法治领域改革作出专门部署，深入推进立法体制改革、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政法领域机构职能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日趋成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新时代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图为2025年11月16日，2025年全国大学生习近平法治思想知识竞赛决赛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办。 中国政法大学供图

队伍和人才保障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在于人。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没有人才辈出的土壤和环境，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很难提高，再完备的法治体系也难以落实为成功的法治实践。我国法治工作队伍主要包括，从事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法治专门队伍，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人民调解员等组成的法律服务队伍，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法学教育研究队伍。对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总书记提出“五个过硬”、“四个忠于”、“四化”、“四个铁一般”等要求，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落实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这些年来，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不断健全，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持续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和人民警察单独职务序列深入实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扎实开展，法律服务队伍稳步发展壮大，以实践导向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日益完善，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

财政和科技保障是关键。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物力、财力，这既是客观规律，也是现实需要。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法治建设上的投入持续增加，法治建设各方面保障条件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等任务要求。新时代以来法治领域一系列规划纲要、政策文件等，都对加强各方面投入作出部署安排。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科技成为提升法治效能的关键要素。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应用，推动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公安、智慧司法建设，催生“互联网+”监管执法、远程监管、非现场执法等新型法治实践，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国庭审公开网、12309中国检察网、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等，为法治工作信息化提供了数字基础设施。

三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推进这场深刻革命，法治工作必须补短板、强弱项，其中不少涉及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比如，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尚未落到实处，“发展要上路，法治要让路”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法治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拥有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在部分地区占比较低，熟悉涉外实务、掌握科技前沿的复合型法治人才缺口较大；基层法院、检察院、司法所、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等较多存在“事多人少”的难题，中西部及边疆地区的情况更为突出；一些地方法治建设的物力、财力投入仍比较薄弱，部分执法司法工作必需的装备、设施等得不到保障，信息化程度相对滞后。这些困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法治工作纵深推进、制约着法治作用落地见效，亟待抓住关键、完善举措，加快形成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高效能的保障促进高质量的法治发展。

健全落实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和工作机制。202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为进一步提升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健全落实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机制，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担负起法治建设的主体责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机制，把履职情况纳入年终述职述法重要内容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扭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监督检查，完善综合性法治评价工作机制，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性卡点堵点，需要以改革之力破除。比如，针对一些立法草案质量不高，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要加强立法规划和审查，特别是探索完善政府立法审查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立法在立法工作格局中的依托作用；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需要探索对行政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排查清理下达罚款指标、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错误做法；针对部分居住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群众诉累问题，需要完善巡回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针对不同群体受教育水平存在差异、一些群众法治意识不强等问题，需要探索精准普法工作机制，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法。

加强法治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经过新时代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法治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明显提升，队伍规模、结构和素质更加优化。同时也要看到，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同队伍的发展需求、能力考验和建设重点不尽相同。法治专门队伍肩负责任重、掌握权力大、面临诱惑多，必须持续提升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坚持更严标准、更高要求，对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行为严肃查处，确保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法律服务队伍覆盖领域多元、专业属性鲜明、市场意识突出，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服务，要持续加强教育和管理，引导从业人员把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基本要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法治教育研究队伍承担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后备人才、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的使命责任，必须突出政治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法学根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法学教育研究队伍。

深入推进数字法治建设。数字技术的广泛赋能，推动减少冗余环节、破解办事堵点、补齐服务短板，有助于提升法治供给质量，有利于防止人为干预、权力滥用、腐败滋生。应适应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趋势，聚焦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人民群众关切，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诉讼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等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更好发挥科技在侦查、取证等执法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提升数字化在监测、防范、普法等工作中的实际效果。优化整合法治领域各类信息、数据、网络平台，进一步打通数据链、业务链、责任链，带动业务流程和组织形式优化。

作者单位：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生态环境保护该算怎样的政绩账

刘 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全局观念，算好大账与小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谋划推进工作更要算好大账，严守生态底线，坚决摒弃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速的片面做法，以绿色发展实效检验政绩成色。

河南是“三区四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2024年，全省PM2.5年均浓度46.8微克/立方米、居全国末位，优良天数占比67.8%、低于国家目标0.9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占比2.2%、高于国家目标0.3个百分点，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2.5浓度排名中，分别有8个、13个城市位于后20位，在2024年度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排名第29位。这暴露出河南一些地方和干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担当不够，根子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只算眼前小账，没有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本大账。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发展、轻保护，算一时增长的小账。没有把环保摆上应有位置，污染防治投入不足、措施不硬，有的上项目时降低环保门槛，招商引资“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甚至对环境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是重显绩、轻潜功，算立竿见影的小账。有的热衷于种花种草、洒水降尘，但对生态系统修复等基础工作重视不够，对地下污水管网改造等老大难问题不尽力，对结构调整等治本之策不用心。三是重局部、轻全局，算本位主义的小账。落实责任依然存在部门、市县之间不平衡不协同问题，有的部门重部署轻落实、重通报轻追责、重罚款轻治本，有的地方在流域联防联治和区域协同共治上不尽心尽力。四是重对上、轻对下，算个人得失的小账。有的只盯着上级的督察考核，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不彻底，为了个人所谓“政绩”甚至出现环境数据造假问题，把环保政绩体现在文件里、数据上、镜头前，把污染之痛留到空气里、水井里、田地里。五是简单化、一刀切，算避责自保的小账。有的在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上做得不到位，遇到环保督察或污染加重不分青红皂白“一关了之”、“先停再说”；有的不愿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善于整治顽瘴痼疾，导致一些环保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层层加码，甚至一度引发舆情。比如，有的地方曾发生基层工作人员以扬尘污染为由，不让群众机收庄稼的事件。环保“一刀切”，是懒政怠政的典型表现，折射出只求“不出事”、不求“真干事”，怕担责、不作为的错误政绩观。

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生态环境本底总体不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等客观原因，也同长期以来正确政绩观树得不够牢、环保工作不到位有关。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思想认识不够深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不够彻底，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思践悟还不够深入系统，在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上还有不足，践行“两山”理念不够坚定自觉，没有彻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同时，在工作中群众立场站得还不够稳，对群众的生态需求重视不够、解决不力，没有很好地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部分党员、干部能力作风不够硬，存在思想僵化、知识老化、本领弱化等问题，对环境污染问题排查不深入、整治不够细，担当意识不强、斗争精神不足，缺乏一抓到底的恒心和韧劲。此外，也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健全密切相关，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度还需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智化执法体系存在短板，基层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相对薄弱，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河南生态环境质量主要指标整体落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坚决扭转，有负总书记的重托和人民的期盼。我们痛定思痛、知耻后勇，以更鲜明态度、更严格标准完善过硬措施，召开全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作出部署，分片区集体约谈13个污染防治重点市压实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和追责问责，及时调整不胜任干部，用好考核评价和选人用人指挥棒，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切实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决打好生态环境保护翻身仗。2025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下降13.7%、降幅全国第三，优良天数增加25天、增幅全国第四，重污染天数减少3.8天、降幅全国第二，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目标。生态环境保护绝非一时之功，必须算好大账，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坚定落实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自身发展，更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必须自觉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在站位全局中彰显担当、展现作为。我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以敬畏之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沿黄两岸要打造的是护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长城”。必须坚定扛牢保护母亲河政治责任，坚持沿黄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相统筹，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持续推进“一河一策”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不断提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去年以来完成丹江口水库汇水区776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整治丹江口水库入库（河）排污口512个，陶岔取水口水质稳定在Ⅱ类及以上。我们将持续加强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谋划实施丹江口库区山水工程，深化入库（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水土流失、石漠化治理，推进入库干支流及生态缓冲带修复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既是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正在抓紧编制河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进一步完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加强重点行业碳排放管控，开展绿色低碳试点示范创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从昔日的植被受损、栖息地退化、生态功能弱化到如今的碧波荡漾、万鸟翔集、水天一色，河南洛阳孟津黄河湿地通过持续开展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得以重新焕发生机，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已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上图为2026年2月24日，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郑占波/摄）；下图为2025年9月20日，雨后初晴的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木茂盛、云海翻腾，如一幅壮美的画卷徐徐展开（马绍磊/摄）。 河南日报社供图

算好造福人民的民心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也是必须追求的重要政绩。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实质就是算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账，让天蓝、地绿、水净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福祉。去年以来，我们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深入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全省13个省辖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11个省辖市PM2.5浓度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中实现进位，省辖市和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我们清醒认识到，当前河南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仍处于还清历史欠账、实现根本好转的攻坚期。要把解决好环境污染这个民心之痛作为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对地方发展决不能只看经济指标不看生态指标，对污染排放决不能姑息迁就、心慈手软，对污染治理决不能是非不辨、有法不依，要像《西游记》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样，拿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劲头，既用好火眼金睛识破伪装假象，又坚持久久为功整治变异反弹，以铁心、铁面、铁腕根治各类顽瘴痼疾。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以环境改善的实效温暖民心。

算好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只有从源头上使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下来，生态环境质量才能实现根本好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必须算好的长远大账。为进一步深化治本攻坚，我们部署开展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进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实施节能降碳改造项目620多个，关停所有35蒸吨/时以下燃煤锅炉，促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新能源替代，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25%，非化石能源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5%，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超过80%。当前，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发展的新引擎，不转型就没有出路，转得快、转得好，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改善生态，还能转出新动能、形成新优势。我们将持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深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推动青豫直流、哈郑直流等入豫清洁能源高效利用，进一步加强氢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算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态与治理污染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在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做好减法的同时，还要扩大环境容量、做好加法。必须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综合运用自然恢复、人工修复等手段，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绘就更加美好的生态画卷。我们将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统筹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持续稳固“一带三屏四廊多绿芯”的生态空间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深入实施“绿盾”行动，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空间的占用扰动。完善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省内四大流域片区协作机制，推动流域内上下游开展生态补偿。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提升、湿地保护修复，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开展栖息地保护修复，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作者：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求是专访 | 着力破解生活性服务业的卡点堵点

求是专访

着力破解生活性服务业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陈有勇

编者按：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着力破解生活性服务业的卡点堵点，充分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释放内需潜力的必然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题中之义。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破解生活性服务业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奕进行了专访。

记者：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什么是生活性服务业？从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求看，怎么理解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

刘奕：生活性服务业涵盖餐饮住宿、商贸零售、家政托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等众多领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医、教、养”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连接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的纽带。作为最终需求型服务活动，生活性服务业既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居民日常生活便利性和可及性的功能，也有通过多样化高品质服务供给提升生活品质、改善居民生活体验的作用，更承担着创造精神价值，满足居民文化、娱乐、社交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的任务。这就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衡量发展质量和民生福祉的关键指标。

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求端持续扩容，供给端不断升级，叠加政策红利、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量市场潜力。我国现有新市民群体约3亿人，带来的住房、餐饮、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持续释放，是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增量市场。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比上年增加1307万人。老龄化进程加快催生了银发经济蓝海，高品质、专业化的健康养老服务缺口巨大。青年群体已成为消费主力，对潮玩、文旅、休闲娱乐、户外运动的需求旺盛。生育支持政策不断完善，也为亲子服务、托育托幼、少儿教育等领域打开了广阔空间。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为生活性服务业带来了持续的增量需求。

托育服务关系儿童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是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图为2026年5月25日，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一家普惠托育机构内，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快乐游戏。 人民图片 翟慧勇/摄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带来的需求扩容潜力。我国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优质服务消费的主力军。广大人民群众对服务品质、服务体验的要求持续提升，催生了定制旅游、私人健康管理、高端家政、沉浸式体验等一大批细分消费市场。随着“十五五”时期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服务消费占比有望突破50%，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中坚力量。

三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下沉市场潜力。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空间集聚效应大幅降低了生活性服务业的边际供给成本，广大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居民对餐饮、零售、文旅、养老、医疗等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叠加电商下沉、物流体系完善等有利条件，城市优质服务资源有望加速下沉，成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增量。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养老、智慧养老走进现实，发展前景广阔。2025年10月31日，以“福享乐龄 银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海峡养老产业博览会在福州开幕，约300家海峡两岸企业、机构、公益组织参展参会，全面展示养老产业最新成果。图为机器人向参观者介绍智慧养老应用。 中新社记者 张斌/摄

四是数智化变革带来的效率提升与业态创新潜力。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深度应用，能够优化服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精准匹配供需。与此同时，数智技术也打破了服务的时空限制，催生了在线医疗、云旅游、即时零售、数字人服务等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记者：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前景看好，但从发展现状看，制约其潜力释放的因素也很多。请您谈谈，这其中的卡点堵点有哪些？

刘奕：尽管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仍面临供给侧、要素侧、制度侧等多维度的卡点堵点，制约了行业潜力的充分释放。

当前生活性服务业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基础性、同质化服务供给过剩，而针对细分人群的高品质、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不足，呈现出低端内卷、高端短缺的突出特征。生活性服务业的体验性强，质量难以事前判断、事后验证，在缺乏完善的信用评价和资质认证体系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柠檬市场效应”，即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甄别机制的情况下优质的服务会被低质的服务挤出市场。供需匹配精准度不足，优质服务资源集中在一线城市、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县域、乡村的优质服务供给相对较少。同时针对老年人、新市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普惠型、适配型服务供给明显不足。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人才、资金、空间等核心要素供给存在明显短板。生活性服务业存在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差、权益保障不足导致人员流动性强的问题，高端管理人才、创新型人才短缺，制约了行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与职业发展体系，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生活性服务业通常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无抵押、现金流不稳定的情况，且劳动生产率提升普遍较慢，加之核心地段房租、人工成本高企，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缺乏资金用于服务升级、模式创新与规模化扩张。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优化信贷产品，拓展融资渠道。再者，生活性服务业高度依赖近距离、嵌入式、网络化的空间载体，普惠型、公益性服务设施用地保障不足，需要持续完善城乡服务业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公共服务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生活性服务业的营商环境仍需优化。部分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仍存在隐形壁垒，而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现象的存在，也使得服务企业跨区域经营面临诸多限制。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多头监管、重复监管”的问题较为突出，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而针对即时零售、上门服务、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监管缺位和“一刀切”式监管的问题同时存在，导致服务质量与消费者权益无法保障。此外，生活性服务业的模式创新、品牌创新极易被抄袭模仿，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导致企业创新投入的回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破解生活性服务业卡点堵点，充分释放其发展潜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从供需匹配、人才资金支撑、数智技术赋能等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记者：生活性服务业是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实践中在新市民服务上存在明显短板。那么，发展城市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补齐短板，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刘奕：城市的核心是人，生活性服务业则是宜居城市的软基建。发展好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提高城市便利性和舒适度的必要方式，也是提升本地劳动者福利的重要途径，更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着力点。当前，约3亿人的新市民群体在融入城市时仍面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服务供给匹配度不高和可及性不强等民生痛点。补齐新市民服务短板，应以新市民需求为导向，推动生活性服务供给的精准化、普惠化、便利化。

补齐新市民的生活性服务短板，首要的是精准识别新市民需求。可建立新市民服务需求动态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社区调研等方式，针对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新市民群体，构建精准的需求画像，明确其在住房、教育、医疗、餐饮等领域的核心需求。大力发展微利普惠型生活服务，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场地免租、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社区食堂、平价托育点、保障性租赁住房及配套服务的建设，切实降低新市民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补齐新市民的生活性服务短板，应逐步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差异，释放其对生活性服务的消费能力与意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动居住证与户籍制度接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与常住人口挂钩。将新市民全面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分布的精准匹配，解决新市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此外，还应打破城市规划中职住分离的弊端，在城中村改造和新市民集聚区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科学嵌入平价超市、餐饮门店、家政服务网点、快递驿站、理发店、药店等微服务业态，畅通城市服务的“毛细血管”。

记者：数智化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大势所趋和强劲引擎。请您谈谈，如何利用数智技术赋能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

刘奕：以数智技术赋能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核心是推动数智技术与生活性服务业全链条、全场景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物联网、区块链等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能够从供需匹配、效率提升、场景拓展、信任增进等多个维度赋能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破解传统服务业供需错配、效率低下、标准化程度低、信任成本高等难点问题。

在供需匹配上，依托大数据技术整合用户消费行为、消费偏好、场景需求等数据，帮助生活性服务企业精准把握用户需求，实现精准识别、提前预判，推动服务供给从同质化走向个性化、定制化。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帮助企业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服务人员的供给能力精准匹配，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在效率提升上，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优化服务全流程，可以实现服务流程的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降低人为因素对服务品质的影响。依托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对服务生产、交付、售后全流程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实时监控，实现服务全程可追溯。依托人工智能培训、数字模拟、在线实训等技术为从业人员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技能培训，能够快速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与服务水平。

在场景拓展上，数智技术可以打破服务的时空限制，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场景，将优质服务资源带到县域、乡村，解决区域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智慧服务场景，可以通过数据要素的全域流通与智能算法的全局调度，实现跨业态、跨空间、跨主体的服务协同联动，进而系统性、全方位地提升消费体验。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人、沉浸式交互等新技术还能创造新的服务场景与服务形态，从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在信任增进上，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整合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服务记录、消费者评价、合规经营情况等数据，可以实现企业与从业人员信用信息的透明化，降低消费者的信任成本与决策成本。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还有望实现服务质量智能监管，即通过对服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服务质量问题进行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帮助实现监管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转型。此外，还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搭建智能化消费者维权平台，实现投诉智能受理、证据智能留存、纠纷智能调解，从而大幅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振消费信心。

记者：当前，“内卷式”竞争之风有向酒店、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蔓延的趋势。您如何看待目前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竞争状态？怎样有效防范“内卷式”竞争？

刘奕：生活性服务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活力最强的行业之一，竞争相对充分，主体多样多元，创新活跃度高。当前部分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出现“内卷式”竞争，且有持续蔓延的趋势，这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一方面，餐饮、外卖、酒店、家政、零售等领域低价竞争较为普遍，有不少商家陷入“价格战”的泥潭，有的通过降低服务标准、牺牲服务品质来换取低价优势，形成了越竞争越亏损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平台垄断加剧行业内卷，部分头部平台通过高额佣金、竞价排名、算法歧视等方式倒逼商户参与低价竞争，挤压中小商户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无序竞争。由于流量分配机制与价格深度绑定，商户陷入了“不降价没流量、降价没利润”的两难境地。

生活性服务业“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行业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缺乏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只能在存量市场中争夺份额，在价格维度上开展竞争。加之监管不到位，不正当竞争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对低价倾销、虚假宣传、平台垄断等行为的监管仍有短板，难以有效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防范生活性服务业“内卷式”竞争，关键在于推动行业竞争从价格内卷、存量博弈转向价值竞争、增量创造，构建规范有序、创新活跃、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应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规范头部平台的算法规则和流量分配机制，禁止平台通过算法倒逼商户低价竞争、实施“二选一”和价格歧视等行为，依法查处低价倾销、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恶意诋毁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遏制平台驱动的“内卷式”竞争。引导平台企业转变发展模式，从“流量驱动、佣金扩张”向“价值驱动、生态共赢”转型，优化流量分配机制，打破低价优先的算法逻辑，将服务质量、用户评价、商户合规经营情况作为流量分配的核心依据。完善行业准入与标准体系，针对餐饮、家政、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健全行业服务标准、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模式创新、品牌创新恶意抄袭模仿的惩处力度，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创新竞争。健全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可针对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开发价格竞争风险预警模型，重视对行业价格变动频率和变动幅度的分析，提高价格治理基础能力。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

深度调研

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体系更新加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呈多点突破态势，科技前沿快速扩张与传统教育内容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兴职业涌现与传统岗位消亡更替加快，产业、科技、教育深度融合成为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时代课题。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该如何打通？怎样构建适应大国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我国产科教融合进展成效如何，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调研。

一、近年来产科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为一体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样本。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持续加大产科教融合推进力度，相继出台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及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等，积极推动校企协同、科教联动，产科教融合总体呈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反哺教育”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融合态势呈现从点状合作到生态共建的特征，产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进程加快。调研中我们切身感受到，横亘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厚重“围墙”正在逐渐瓦解，推动这一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紧跟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教育部今年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38种新专业，同时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精准对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有力服务国家战略与传统产业升级。黑龙江、浙江等8省市针对学科专业跑不赢技术迭代的问题，因地制宜打造247个特色优势专业集群，让专业结构“随产而动”。二是在培养模式革新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调研发现，多地跳出订单班、实习基地的浅层合作模式，转向共建产业园区、联合实验室、创新中心及企业冠名二级学院等深度合作形态。东南大学联合企业推行“3+1+X”本研贯通模式，让学生参与企业“揭榜挂帅”科研项目，在解决类人机器人人机交互与导航规划等复杂问题中成长成才。苏州大学联合长三角国创中心推行“学行交替”模式，学生在校学习与入企带薪顶岗实习交替进行，打破了先学后用的路径依赖。三是不同行业产教融合联合体大量涌现。江苏常州新能源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定期举行研讨会、主题沙龙，线上云平台发布岗位，线下举办专场招聘会，一个毕业季汇集3.5万多个岗位，助力企业用工与毕业生就业双向奔赴，有效提高了人才供需适配效率。

实践路径呈现从单线输出到循环互促的特征，产科教融合驱动创新范式深刻变革。我们在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了解到，科研团队在智能悬架系统上取得突破并推进产业化，已为奇瑞、吉利等企业完成11款车型的产品开发。如何让科研的“冷板凳”接通产业的“热需求”？推动考核导向转变是关键。近年来，教育部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101计划”），打造了9189个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实践项目，推动学生早进科研，及时将科技真实问题和产业真实场景纳入教学。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把企业痛点、产业难点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以成果落地实效衡量科研价值，有力推动“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用在生产线上”的科研范式转型。更进一步，目前高校与政府、企业联合打造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等高能级载体正在加速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全国44个高校打造的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在集成电路、储能技术、医学攻关、生物育种、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等7个领域，持续加快“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孕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138家，其中科技型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四川大学与省内12个地方政府签署协议，共设合作专项资金达9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00亿元。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15种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 新华社发 程硕/制图

区域布局呈现从局部探索到整体协同的特征，东西部联动打造产科教融合发展新格局。调研发现，东部高校深挖场景禀赋，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探索深化校企联合实训、定向育才、技术共研模式，将人才培养有效嵌入产业链条。东莞理工学院与腾讯、商汤科技等企业共建“新工科”项目化课程体系，联合开发20余门项目化课程，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斩获佳绩。中西部高校立足区域主导产业与特色资源，探索错位发展、特色赋能的融合路径。西安交通大学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与270家龙头领军企业签署共建联合研究院协议，累计解决3100余项企业关键技术难题。石河子大学紧密结合边疆畜牧业发展需求，成功申报教育部畜禽疾病数智诊疗实验中心，实现95%以上高危、高成本实验的虚拟化覆盖。而且，东西部协同正在打破地理边界，形成“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资源互补新模式，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广范围自由流动。华东理工大学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共建宁夏华理现代煤化工研究院，累计组织30多批次90余名专家赴宁夏，挖掘技术需求40余项，落地合作项目35个，总投资超1.8亿元。

二、当前产科教融合面临的主要挑战

调研显示，当前我国高校与地方产业的产科教融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激活区域创新动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突破，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同发展的新要求，部分高校和合作主体之间仍存在融合深度不足、对接精度不够、机制适配不强等问题，有关评价体系、资源流通、人才适配等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融合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

体制机制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协同融合深度不足。调研中，高校和企业普遍反映，产科教融合并非简单的校企双向合作，而是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系统性工程，当前顶层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一些落地环节、合作场景中，政校企三方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制约了协同效能的充分释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主体协作的制度“玻璃门”依然存在。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资源投入分属多个部门，一些地方缺乏高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存在实验室重复建设、仪器设备重复投入等现象，在人事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存在制度不兼容问题。二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有的企业反映，投入设备、资金、人力参与人才培养，短期内难以获得相匹配的回报，因此更倾向选择“短平快”的项目合作，而非长期的深度融合与共建。

评价与激励偏重学术导向，产科教融合内驱力不强。评价体系是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当前整体评价导向已逐步向产科教融合、成果转化倾斜。但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仍存在过度侧重学术指标、弱化产业价值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评价体系重论文轻应用、重课题轻合作现象较为普遍。在学校综合考核、教师职称评聘、科研绩效评价、重大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中，关键绩效指标（KPI）仍然主要体现在发多少篇顶刊、拿多少项基金，而服务产业发展、参与校企协同、解决企业“卡脖子”难题等直接面向产业需求的贡献权重偏低。另一方面，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未能有效对接产科教融合发展需求。高校资源配置对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领域的倾斜力度不足，高校与企业实质性协同攻关、利益共享的深度合作相对较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与合理回报机制尚不完善，参与企业技术攻关的内生动力不强。

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机制不畅，一些领域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调研发现，部分地区高校与企业间数据、科研设施等核心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共享受阻。一是数据要素共享存在壁垒。产业数据是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但受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商业秘密等因素制约，大量产业数据没有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难以转化为高校的教学案例，也不利于基于产线真实场景的科研攻关。二是科研设施共享程度不足。部分高校与企业对实验室资源重拥有轻共享，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偏低。去年，某地市审计部分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使用情况发现，5家院所设备共享使用时长占总使用时长比重不足7%，最低仅为0.14%，个别机构98%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未实现共享使用。

人才供给与需求适配度较低，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从供需匹配的调研情况来看，一些高校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高端发展需求，一些地区创新型、复合型、实战型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缺口。一是学科专业调整与产业迭代存在“时间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技术更新快，而高校专业设置到人才产出需要一定周期，导致部分新兴关键领域存在一定的人才缺口。二是复合型骨干人才供给不足。高校教师缺少一线企业实操经历，企业技术人员不擅长授课育人，兼具技术功底与产业视野、兼顾教学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偏少。三是传统培养模式跟不上科技变革。调研了解到，在智能电力装备等领域，涉及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诊断、微电网协调控制等前沿技术，高校课程与教材内容明显滞后。分科授课、课堂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也难以塑造学生的跨学科思维、科研攻关能力与原始创新素养。

三、深化产科教融合的发展路径

调研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科研重论文、重课题，教学重课时、重教材，产业界重实际效益、重问题解决，产科教彼此分割现象突出，其形成非一日之寒。不同系统之间的评价标准如何兼容？制度壁垒如何打破？各方的利益如何协调？每个问题的破解都非易事。从2017年12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印发，到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党中央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就是要从根本上构建政策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一体化新生态，重构人才成长底层逻辑，重塑人才培养路径，进而形成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支撑教育、教育培育人才，彼此之间循环增益的生动局面。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看，我们认为当前推进产科教融合是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卡点堵点、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着力点，需要从协同机制、评价改革、要素流动、人才供给、区域协同、国际合作等维度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健全协同机制，从各管一段向利益共享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理顺运行机制，构建政府引导、校企协同、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一是强化政府统筹，破除条块分割，整合政策资源，明确政校企权责边界，让各方各尽其责、各获其益。二是搭建多元协同平台，用好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高等研究院等，打通产科教融合壁垒，使各类资源衔接顺畅。三是建立试点示范机制，在知识产权分割、收益分配比例、人员双向流动等关键制度上拿出突破性方案，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推、高校答题、市场阅卷、按贡献分享收益的闭环，让融合从靠情怀走向靠制度，逐步培育价值共创、成果共享的融合生态。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聚力交叉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联动区域头部科创企业与产业创新平台，构建“学科交叉、科教融汇、校企融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图为2026年6月12日，学生在实验室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用于训练机器人模型。 苏州大学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供图

深化评价改革，从论文“指挥棒”向贡献导向转变。校准发展导向才能让资源配置真正对接实际需要。一是打破单一化、同质化的评价倾向，构建分类科学、导向清晰、标准多元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侧重评价原创性、前瞻性和学术价值，对应用研究侧重评价成果转化、技术突破和实际效用。二是优化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调整科研资源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将更多资源向产科教融合重点领域倾斜。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完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获得合理回报，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资源配置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畅通要素流动，从“数据孤岛”向开放共享转变。加快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开放共享的激励相容机制，让共享者不吃亏、沉睡者有压力。着力打破人才、数据、技术、平台等要素流动的堵点，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等隐私计算方案，打通产业数据库与高校知识库的双向接口。同时，推动创新平台提质增效，构建跨区域、跨主体的开放共享网络，建立谁共享、谁受益的补偿与激励机制，引导高能级实验室、工程中心等优质资源向产科教融合发展倾斜，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公共引擎。

聚焦人才供给，从学用脱节向供需适配转变。调研组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当前产科教融合的矛盾可以用两个“时钟”来形容：传统教育模式的“人才时钟”以学年为单位，而产业变革的“技术时钟”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两种“时钟”的错位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人才时差”。建立产业需求到教育供给的快速响应机制，才能缩短这种“人才时差”。要探索建立产业人才需求预警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企业岗位需求与高校培养的衔接通道，通过抓取岗位迭代数据、构建动态能力图谱，推动学科专业调整从定期微调走向实时响应。同时，打破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高校的硬门槛，设立产业教授特设岗位，培育一支既懂理论又通产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完善人才引进政策，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引进高端人才与创新团队，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强化区域协同，从东强西弱向优势互补转变。推动产科教融合，要重视解决好区域发展均衡问题。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企业活跃，融合发展条件较好。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薄弱，人才容易流失。区域协同不是削峰填谷，而是优势互补、分类施策。一是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二是打破行政区域的刚性划分，制度化推进“东部研发+西部转化”的跨区域合作，建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探索多元化的区域协作模式。三是坚持分类发展，立足各区域产业特色与发展基础，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重在示范引领，中部地区强化特色发展，西部地区着力补齐短板，让东部的前沿探索在中西部找到应用场景，让中西部的特色需求成为东部技术创新的强大引擎，加速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产科教融合协同网络。

拓展国际合作，从对内引进向对外输出拓展。产科教融合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应具有全球视野，推动教育资源、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要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出海，推动我国工程教育标准、技术方案的国际化适配与互认。让高校不再只是跟随企业“走出去”，而是主动帮助企业赢得国际竞争力，实现从随企出海向助企出海的升级。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及国外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让中国的产科教融合模式成为一种可推广、可借鉴的智能时代人才发展新范式。

调研手记：

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推进产科教融合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在“人”的培养上，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标准件”，也不是未来会被人工智能所轻易替代的“工具人”，而是心怀“国之大者”、能够驾驭不确定性、敢于走进“无人区”开拓创新的新时代人才。这不是三个方面工作的简单拼接，而是一场关于“人”的系统性塑造。围绕这一核心目标，从教育变革看，高校应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从被动适应产业转向主动引领产业。从科技发展看，科研创新活动应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从单纯的知识创造向创新育人延伸。从产业需求看，企业更应成为人才的协同培养者和创新合作伙伴。只有产业、科技、教育真正围绕“人”的成长同向发力，才能有效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断点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执笔：郭斐然 周天华 杨皓麟 舒予

准确理解和把握投资于人的要求

准确理解和把握投资于人的要求

尹艳林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投资于人作出重要部署。投资于人，是党中央准确研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为“十五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和要求。

投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投资于人的提出，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体现了我们党投资理念的重大转变。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传统基建投资的高峰已过，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产能扩张性投资受阻。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社会民生领域短板明显，扩大投资还有很大潜力，而且这些领域的短板不补上，不仅会成为民生痛点，还会制约内需潜力释放。政府投资要更多地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民生领域，加大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民生领域投资，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这是满足高品质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日益成为共识。但一些地方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还存在某些模糊认识，特别是对投资于人的理解尚存在偏差，有可能使政策导向不够精准甚至出现偏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地见效。目前，对于投资于人，仍有以下几点需要深化认识。

其一，投资于人也是投资，而不单纯是“对人的投资”。一种观点认为，投资于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技能培训等。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并非投资于人的全部内容，也并非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之所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等同于“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是一种误读。“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目的就是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投资于人针对的就是扩大国内需求，投资是相对于消费而言，是扩大有效投资的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人的投资”。投资于人本质上是投资，是“既要见物也要见人”的投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一体的，统一于“投资”之中，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强调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以便提高投资综合效益，更好发挥投资对满足民生需求的作用。

其二，投资于人是“用于人的投资”，而不是“用于人的支出”。一种观点认为，政策层面对投资的概念与范畴理解已大幅拓宽，不再局限于实物投资，提高农民养老金、提升公共服务等以往被视为“花费”的民生举措，都可以纳入投资范畴。这种把所有“用于人身上”的支出都称之为投资于人，是对投资范畴的过度泛化。投资于人是指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投资，而并非简单指支出于人。“投资”和“支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经济学概念上讲，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得未来收益的经济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牺牲当前的消费，换取未来更大的价值回报。而支出，却恰恰可能包括用于提高个人消费的支出，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等。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也是两个系统，投资在发展改革部门，支出在财政部门，不是所有用于人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于人。提高政府民生类投资比重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是两个不同的要求，前者是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后者是优化政府预算中财政支出结构，既是不同的概念范畴，也是不同的政策要求。

注重对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资，是投资于人的重要内容。左上图为2026年3月26日，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机器人实训课上学习（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右上图为2024年5月4日拍摄的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的雄安宣武医院（人民图片 王子瑞/摄）；左下图为2026年4月18日，在湖南师范大学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与就业单位代表交流（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右下图为2026年1月31日拍摄的安徽省合肥市磨店老街（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其三，投资于人是“投资于民生”，不等于民生投入。一种观点认为，投资于人就是保障民生，就是要给老百姓发钱花钱。这无疑是对中央精神的误读。投资于人绝非简单的民生投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用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显然，这里的投资于人是与提振消费、保障民生并列的，而并非单指与保障民生相重叠的项目。事实上，“十四五”以来，我国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方向，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民生支出规模近100万亿元。有的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绝大部分都用于民生，也就是俗称的“吃饭财政”。在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尤其是一些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将所有民生事项都当成投资于人，并且盲目追求高标准，这就不仅是理解上的偏差，也会导致政策上的偏差，在发展实践中还会造成不合理预期，给地方财政带来不应有的压力。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方向和战略任务。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今年三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要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把握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切入点，着重在痛点、难点、重点、焦点、热点等方面发力，推动相关领域投资于人落到实处。

一是围绕社会民生领域的痛点加大投资。当前，要针对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社会民生领域存在的痛点，切实增加民生领域政府投资。比如，针对高中学位供给存在区域不均、总量不足的问题，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缓解群众择校焦虑。针对医院住院条件难以满足患者需要的问题，要支持医院将4人间及以上病房改造为2—3人间。针对养老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况，要支持公办养老机构提质改造，实施养老机构设备更新，同时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二是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点加大投资。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难点，就是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直接挂钩，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后，会直接增加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供给压力。应以人口流入地为重点，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强普通高中建设，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更多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更好地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等权利。

三是围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重点加大投资。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是“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构建城市间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是形成梯次配套的产业圈和便利共享的生活圈的前提条件，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重点。应聚焦提高都市圈通勤效率，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比如，加快建成北京至滨海新区、深圳至大亚湾等城际铁路，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城际和市域（郊）列车，建设一批国家高速公路都市圈环线。

四是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焦点加大投资。城市更新是持续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举措。应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进老旧管网和危旧房改造等。“十五五”期间，这方面任务艰巨，工程量很大。比如，在老旧管网方面，要建设改造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危旧房改造方面，要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改造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同时，还要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更新改造约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这些更新改造任务，投资规模大，都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五是围绕文化旅游消费基础设施的热点加大投资。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让人民群众享受更高品质生活，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向。应加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改善旅游消费体验。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中心（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支持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完善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配套设施。实施好充电设施“三年倍增”行动，加快充电桩、停车场、旅游公路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校改革发展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校改革发展

张东刚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高等教育而言，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既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检验高校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治校能力的重要标尺。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校更应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办学治校、教书育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一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事关政绩观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厘清是非、明辨方向，既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蕴含的价值立场与实践要求，也要清醒审视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教书育人各环节。

正确政绩观科学界定“什么是政绩”，揭示的是对政绩本质属性的认知问题。高等教育的使命在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是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的“最大政绩”。当前，一些高校领导干部对政绩的理解和认识，仍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在发展理念上，有的简单将大学排名、科研经费总量、论文发表数量等显性指标视为办学核心成效；在工作重心上，有的不顾办学实际和承载能力，盲目追求校园规模、设施豪华，导致资源错配、债务高企；在评价方式上，有的习惯用简单化、数量化的指标衡量办学实效。这些认识上的偏差问题，使高校发展容易陷入“重面子、轻里子”的误区，必然弱化立德树人的成色，难以有效支撑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

正确政绩观深刻回答“为谁创造政绩”，解决的是政绩的立场和价值导向问题。人民性是教育的根本价值属性，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高等教育必须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在实践中，少数高校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个人得失、轻事业发展等问题。有的把岗位当作跳板，干工作只为积累晋升资本，一心想着为自己镀金、造势；有的行政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把管理权力当作个人权威，对师生诉求不上心不尽力；有的教师不为人师表，出现有违师德的言行，损害教师队伍形象；有的科研人员盲目追逐“帽子”、头衔，将学术研究异化为谋取资源的工具，甚至出现学术不端等行为，忘记了科研报国的初心。这些都背离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仅影响师生的获得感，更侵蚀着教育事业的公信力。

正确政绩观精准指明“怎样创造政绩”，解决的是干事创业的方法论问题。高等教育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这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着眼长远、打牢根基。然而，有的高校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热衷于上马“短平快”的项目，对需要久久为功的学科生态培育、基础研究创新等投入不够；有的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够到位，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不够高；有的面对办学中的深层次问题、敏感性问题、“老大难”问题，存在畏难情绪或路径依赖；有的始勤终怠、虎头蛇尾，政策出台热热闹闹，执行落实却蜻蜓点水甚至不了了之。这些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使得许多改革举措难以落地生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

正确政绩观清晰阐明“由谁来评判政绩”，解决的是评价主体和监督机制的问题。高校办学质量好不好，最终要由广大师生来评判，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效来检验。当前，政绩考核评价的导向与机制仍需持续优化。有的存在简单迎合量化考核指标的倾向，对师生急难愁盼问题回应不及时、解决不到位；有的评价工作满足于材料好看、数据亮眼，深入教学科研一线、贴近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实际开展评估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过于看重外部舆论热度，热衷于打造所谓“亮点”、“噱头”，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基础性工作上投入不够。任由这些不良倾向发展，不仅会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会影响办学质量，对校园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造成损害。

二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而言，之所以出现政绩观偏差，不是一时一事的偶然现象，而是思想、作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全面、辩证、深入地剖析其形成原因，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从主体层面看，源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不足。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政绩观才能端正。一些高校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把立德树人内化为根本政绩追求，理论学习不够深入扎实，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办学治校规律的认识不够透彻，容易出现凭经验、凭感觉决策的现象，一心图快、急于求成，忽视了教育事业的长期性、累积性特征。同时，由于党性锤炼不够，未能正确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导致在个人进步与事业发展的抉择中，容易产生“任期焦虑”，把个人升迁得失放在优先位置，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忽视了教育的初心使命，缺乏为高校长远发展谋篇布局、为师生多办好事实事的责任担当。

从机制层面看，源于评价体系导向存在偏差、考核方法仍有缺陷。考核评价体系如指挥棒，直接影响着高校党员、干部的干事导向与价值追求。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显绩轻潜绩等问题，与考核评价机制存在导向性偏差密切相关。在评价标准上，一些地方仍过度依赖大学排名、论文发表数量等量化指标，对人才培养、学风建设、学术生态、服务国家战略等难以短期量化的潜绩关注与衡量不足；在考核方式上，侧重考核任期内的短期成果，缺乏对长远发展、历史责任的跟踪问效机制，滋生出重始轻终、重短轻长等问题；在结果运用上，考核结果与资源分配、干部任免深度绑定，强化了“数据即政绩”的行为惯性，让个别干部过度追求眼前成绩、短期效应。

从外部环境层面看，社会氛围与资源竞争压力对高校办学行为产生的复杂影响，也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引导。高校并非孤立存在，其办学行为、发展方向必然受到社会大环境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存在过度简约化倾向，各类大学排名榜单盛行，将办学质量、育人成效等简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数字，给高校带来了排名焦虑，使得部分高校因此盲目跟风攀比；另一方面，高校间资源竞争激烈，项目申报、经费划拨、学科评估等往往与各类“帽子”、“牌子”直接挂钩，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竞争格局，一些高校为争取更多资源、抢占发展先机，选择追求短期可见的指标突破，忽视了内涵式发展。此外，社会上唯学历论、唯名校论的观念依然存在，也在客观上对高校形成快出成绩、出快成绩的外部压力。

三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刀刃向内的勇气和久久为功的韧劲。高校领导干部要自我检视反思、直面问题不足，切实把政绩观偏差整改到位、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为扎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教育力量。

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从思想根源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高校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深化对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高等教育使命任务的理解把握，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建立常态化检视反思机制，充分运用正反两方面典型，从思想深处拧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总开关”，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的思想堤坝。

评价机制是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牵引，也是校正办学方向的关键举措。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疾，加快构建符合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体现中国特色大学治理规律的评价考核体系，优化完善量化指标，不简单以大学排名、科研经费总量、论文发表数量等论英雄，更加突出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内涵积淀、社会服务贡献、师德师风建设等权重。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强化对高校领导干部任期内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工作的跟踪评价，探索建立长周期、追踪式、综合性考核机制，引导干部沉下身来办教育、静下心来抓落实。

有什么样的用人导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绩追求。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是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考察识别、选拔任用高校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在干部考核评价中，既看办学显绩也看育人潜绩，既看科研突破也看教学质量，对热衷搞“形象工程”、数据造假、投机取巧的干部，严肃处理、坚决不用；对在基础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服务师生等方面默默奉献的干部，大力褒奖、大胆使用、重点培养。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离不开适宜的滋养环境。要强化对高校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对涉及招生招聘、经费使用、评奖评优等重点领域，织牢制度笼子，防范廉政风险。持之以恒加强高校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让尊重教育规律、崇尚实干实效成为校园文化主流。健全激励关怀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生态。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智能时代更需要让教育生动起来

智能时代更需要让教育生动起来

李培根

20多年前，即有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很多有识之士指出问题之所在，如应试教育、模式化、行政化……也许我们很难从学理探究上对问题根源取得一致认识，但不难看出各种问题都指向一个表象：我们的教育缺少一些味道，真的不生动！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此一现象似乎更甚：课堂抬头率很低，颇为沉闷。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传统时代，一个人只要有丰富的知识，大概就具备较强的能力，有很大的力量！然而今天，AI可是知识的巨人，仅凭知识体现一个人能力的时代过去了！

时代需要人们改变智能观。世界著名数学家陶哲轩提出，现在是一个更复杂的“智能宇宙”，人类智能与计算机智能一样，各自有不同的优势与局限，而二者的协作能创造新的能力。在智能时代，人类智能的局限大概就是“知识”，那么人类智能的优势又何在？很多有识之士谈到，品位、判断力、勇气、鉴别力、直觉等这样的高阶智慧无法被编码，不会被AI替代。

在此背景下，教育何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恪守知识导向的模式，直至AI已成为知识巨人的今天，依然如是。现实已经让我们看到，知识导向模式在AI来袭的今天愈加显得沉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让教育生动起来。

让教育生动起来，绝非只是诙谐幽默的讲授、花哨的课件。它是一种深层变革，是从理念到行动的系统转型。生动的教育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办法和路径很多。当前也无须纠结教育不够生动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原因，不妨从容易处着手。

教育因问题导向而生动。之所以强调教育需要从知识导向转向问题导向，乃因为未来人才的能力主要不体现在知识多少上，很大程度体现在问题视野和问题意识上。

当今课堂的沉闷，根源在于它往往从知识出发，而非从问题出发。教师按照教材章节传授既定结论，学生被动接受、记忆、复述。这种模式下，知识是死的，学习多是乏味的。加之有一个无形的知识巨人AI在背后窃笑，抬头率低几乎是必然结果。知识导向模式中并非不谈问题，但都是指向既定的、已知的问题。问题是集中的、收敛的（多指向单一学科），而且是被动接受的。

问题导向则完全不同。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探究问题、质疑问题、想象问题……显然这种问题是开放的、发散的，是学生主动观察、思考或联想的，也是更有趣的。即使问题是人类已有的知识，但因为是主动思考的过程，学生就能体验到生动。如荷叶为什么不沾水？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能点燃好奇心。在观察问题中培养敏锐性，在探究问题中训练逻辑性，在质疑问题中发展批判性思维，在想象问题中激发创造力——问题本身就是生动的，而围绕问题的思考过程就更加生动，这也是创新、创造最需要的。强调问题导向并非否定知识（尤其是基础知识）的作用。知识依然是问题视野的基础，但问题导向的过程所衍生的知识远比传统知识导向模式所传授的知识丰富，而且往往是跨学科的，因为大多数问题所牵涉的知识都不是单一学科的。于学生感受而言，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也比课堂灌输所得的知识更生动！

上图为2026年1月15日，浙江省建德市寿昌第一小学的AI工坊教室里，老师正向学生讲解旋转木马、摩天轮等积木机器人的实践运用科学知识（人民图片 宁文武/摄）；下图为2026年3月26日，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邢窑博物馆内，学生们正在近距离观赏藏品（人民图片 刘继东/摄）。

融入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课堂一定是生动的。课堂生动与否，最直接地体现教育的生动程度。笔者在未受邀的情况下，曾旁听过一所小学开展批判性思维的一堂课：开放的课堂氛围中，教学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有对话、小组讨论、辩论等互动；学生不再是沉默的听众，而是有平等的讨论、大胆的质疑。笔者甚是好奇和惊异，也感叹我的童年没赶上这样的好课堂。他们的课堂上，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注重批判性思维、表达能力的培育，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探讨问题，自然提升兴趣与智慧。课堂上既听到令我吃惊的、相对于孩子年龄而言颇有灵气的问题，也不乏天真、幼稚的问题。但孩子们脸上绽放的灿烂笑容、眼中闪烁的对知识渴望和对世界好奇的光，无疑是教育生动的最好注脚。小学课堂尚能如此，中学、大学呢？

生动应表现在学习和考核方式的多样化。生动不能仅靠课堂讲授，更应该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学习让学生按自己的节奏和喜好学，更容易使学生保持学习兴趣。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棘轮效应”表明，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得益于知识互通、灵感交融。学校应积极推动不同学科学生间的互联交流，促进他们的思想碰撞与共同成长。项目制学习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交流方式。讨论交流让思想在碰撞中升华，让知识在应用中内化，也能让视野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中拓展。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尊重了学习的复杂性，也尊重了学生的差异性，更能激发学生的潜能。

考核方式同样需要多样化。单一的闭卷考试，考的是记忆力和应试技巧，却难以衡量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实践智慧。要改革陈旧的考核方式，使其能够真正衡量学生的核心能力与创新思维。论文、答辩、项目展示、过程性记录……当考核方式丰富起来，学生才能从应试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真正投入生动的学习。当然，考核方式的多样化对教师是有挑战的。比如，从学生提交的作品中，能否很好地判断、鉴别其中AI的应用及学生所为的成分，也是教师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一味追逐名称之新不能带来教育的生动。新专业层出不穷，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真正生动起来？智能时代，教育创新是必然趋势。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增设某些新专业有其必要性，但创新不等于盲目跟风、追求噱头。当前，某些学校盲目开设的所谓“新专业”，看似紧跟时代潮流，实则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明确的培养目标，既无深厚的学理支撑，也无明确的行业需求。不少学校增设的冠以“智能”、“数字”的新专业，本来完全可以在不更名的情况下，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增加AI相关课程或内容即可。把名称求新作为一种招生噱头，此风实不可长！

事实上，AI时代的教育创新，更应该注重学科融合，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能力——毕竟很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跨领域的，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协同运用。真正的专业求新，不是追逐时髦的名称，而是融合科学技术的新内容。与其不断制造新专业，不如打破专业壁垒，建立更加灵活的课程模块和跨学科平台。

教育更高境界的生动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培育。生动的教育，从来不是只注重知识和技能的输出，更需要人文素养的滋养。教育的目的，最终应指向人的完整。技术训练可以让人“有用”，人文素养才能让人“完整”。比如，文学浸润让人会共情、会表达，哲学思辨让人不盲从、不浅薄，历史视野让人看得远、看得深，艺术品位让人懂审美、懂创造，人文情怀让人有温度、有担当。这些品质，是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特质，是AI难以复制、难以替代的精神底色。拥有较高人文素养的人，方能在算法推荐中保持清醒，在信息洪流中坚守价值，在技术狂潮中勇立涛头。能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是教育最动人、更高境界的生动。

生动的教育生态需要管理部门尽量“少为”。少一些评估、规范、统一要求，多一些信任、自主、多样性。生动的教育，从来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基层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基层，包括学校、教师、学生，才是教育生动的创造主体，他们需要更多的自主权、决策权和试错空间。管理部门的“少为”，恰恰是为了让基层能够“多为”。如果给众多的教师、学生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究教与学的新模式，这是教育变革过程的生动；由此而致的教育生态中的百花齐放和多样性，那是教育变革效果的生动！

总之，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教师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转变旧模式，去掉条条框框，让学生自由发展。只有让教育生动起来，才可以培养出能真正站在AI这个知识巨人肩上的人才，才能真正回应“钱学森之问”，让中国教育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光芒。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文化中国 |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文化中国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周建波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伦理主张，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民生导向和仁义原则。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传承弘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能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源远流长。富民厚生的理念较早见于《管子》，其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将民生富足作为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基础；义利兼顾的理念则广泛见于《左传》、《论语》、《孟子》等经典文献，是对中华传统义利观的概括性表述。前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目标与价值根基，后者则是经济行为的核心准则与实现路径。这一经济伦理奠基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开创性理论建构，在历代治国理政与商业实践中不断落地、调适与检验，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价值取向，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精神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日益加剧，君主与国家层面的利益诉求被置于优先位置，民生凋敝与社会失序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将民生福祉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初步构建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理论框架，为中华传统经济伦理奠定了学术根基。孔子及其弟子直面君民利益失衡的现实，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厘清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在义利之辨上，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了“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行为准则。孟子身处战国征伐不休、各国资源汲取无度的时代，进一步将富民目标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设计，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强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主张给百姓分配土地产业，保障基本生活，将此作为富民的重要前提；同时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省刑罚，薄税敛”，将二者作为富民的关键路径。他还延续孔子先义后利的准则，直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将义利协调上升到国家治乱的战略高度。荀子则在大一统时代来临前夕，打通富民与富国、义与利的内在关联，提出“下富则上富”，明确“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主张通过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实现民富与国富的共生，而非以聚敛民众财富实现国家强盛，打破了民富与国富的对立认知。他正视“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的人性现实，主张通过“隆礼”、“重法”两个方面约束逐利行为，提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将义利兼顾、以义制利作为王朝治理的重要准则。儒家先贤层层递进，推动形成了一套富民为本、仁义为先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经济伦理规范。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中华经典文献。左图为明刻本《管子》，其中提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右图为元刻明修本《春秋左传注疏》，其中载有“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这一时期，墨、道、法三家也从不同维度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作了补充拓展。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提出“义，利也”的论断，这一观点虽模糊了道义与利益的范畴，但其民生立场高度契合普通民众的现实诉求。墨家还一方面重视生产发展，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鼓励民众通过劳动实现富足；另一方面反对统治阶层奢靡浪费，明确“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将是否惠及民生、增进民利作为政策评判标准，丰富了富民厚生的内涵。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针对国家过度干预、过度汲取社会资源的弊端，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成为后世“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源头。同时，道家以“知足”、“寡欲”化解个体层面的义利冲突，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世事无常，并结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认识，指出国家有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为传统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补充。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商君书》主张通过“利出一孔”的制度设计，顺应民众趋利本性，引导其服务于耕战国策；《韩非子》强调“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提出有为君主应将民众、士人等不同主体的逐利行为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框架，为战国至大一统时代的治国方略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法家将民众视作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漠视个体合理诉求与民生福祉，容易扼杀民间经济活力，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思想根源。

汉唐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从诸子学说逐渐转化为官方治理理念。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倡导个体私利服从社会道德和整体利益，强化“义”的价值优先性，同时延续了“薄赋敛，省徭役”的富民内核。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梳理提炼前人经济伦理，开创性地提出经济治理的层级论断，“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主张治国者应顺其自然、尊重民众自主经营。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与朝堂执政官僚就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展开激烈论辩，体现了儒生秉持的宽政富民理念与朝廷富国强兵的功利治国理念的思想交锋，此次论辩中的诸多思想和政策主张，为汉代政治革新、国力恢复乃至昭宣中兴提供了宝贵借鉴。唐代承袭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唐太宗确立“先存百姓”的治国宗旨，刘晏提出“理财以爱民为先”的财政理念，进一步推动传统经济伦理与土地、赋税等国家经济制度深度融合。

宋元明清时期，传统经济伦理的演进主线集中于对传统义利观、农商观念的革新重构。北宋李觏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批判部分儒家学者空谈道义、刻意贬抑民众正当求利的偏向；南宋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叶适，提出“义利双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肯定工商业者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将富民之民的覆盖范围从农户拓展至工商业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论断，进一步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顾炎武、王夫之亦大力倡导富民为先、与民共利，提出“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天子以天下为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则无待于盈余而不忧其不足，从容调剂于上下虚盈之中，恒见有余”。这些思想家坚守了先秦以来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同时顺应时代潮流，拓展了传统经济伦理的内涵。

近代以后，中西思潮激烈碰撞，传统经济伦理突破古代阐释框架，开启现代转型与理论革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西方经济思想的有益养分，丰富发展了传统义利观。严复融合西方个体理性精神与本土义利思想，倡言“开明自营”，提出“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认为求取功利本身并无过错，关键在于求取功利的方式是否端正，只要秉持开明利己，就不会违背道义。梁启超依托新民学说提出“利群利己”的思想命题，强调“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认为真正懂得谋求自身利益的人，必定会先造福群体，从而使个人利益得到增进，将传统道义诉求升华为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公利。孙中山承袭富民厚生、天下为公的思想精髓，提出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主义。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不断传承积淀，不仅表现在理论与思想层面，更深度融入古代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与民间经济实践，成为历代王朝制定经济政策、规范经济行为的核心遵循。

引领铸就了中华民族利国利民的价值取向。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始终将个体利益、民生福祉与国家发展、民族大义深度绑定，形塑了先公后私、家国同构的价值追求。在古代中国社会，这一经济伦理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整合机制，士人阶层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政治理想，将入仕为官视为践行富民厚生理念的制度途径；商贾群体则以“以义制利”为经营准则，通过捐资助学、修桥铺路、赈灾济贫等方式反哺乡里社会，实现财富的社会化回流；普通百姓亦在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将勤劳致富与守义安分视为立身之本。这种跨越阶层的价值共识，使古代中国社会在王朝更迭的动荡中始终保持韧性——当中央集权衰微时，地方士绅与商贾能够以义利兼顾的伦理自觉维系基层社会秩序；当外患内忧交织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意识又能够迅速凝聚起救亡图存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界定并调和了公与私的边界，既不以国家权力彻底消解个体利益，亦不以个人欲望凌驾于公共福祉之上。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能激发个体的经济活力，又能保持社会的整体凝聚力，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品格与文明特点。

促进确立了中国传统经济治理的民生底色。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将百姓富足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将不与民争利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历代王朝的经济治理实践，始终围绕着富民厚生目标的坚守与偏离、义利兼顾准则的恪守与突破展开，形成了“坚守伦理则盛世兴，背离伦理则王朝衰”的清晰历史规律，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与深刻的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于赋敛无度、徭役繁重的教训，全面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造就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文景之治；唐初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明确“丁男、中男给一顷”，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基本生产资料，通过输庸代役保障农民农时，成就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开创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局面。反观历代王朝衰亡，大多背离富民固本之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绿林、赤眉起义；唐朝中后期均田制急剧崩坏，加之赋税繁重、朝政衰败，民生困顿之下爆发黄巢起义；明末权贵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朝廷为筹措战事加征“三饷”，压垮百姓生计，引爆大规模农民起义。历史反复证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底线，一旦突破必然引发治理危机。

近代以后，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深度融合，立志通过“实业救国”来改变国家面貌。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上图为2026年4月拍摄的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下图为2025年8月，游客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 视觉中国供图

推动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价值底色。中国传统商业始终以“义”作为利益获取的前提，强调商业活动既要实现个体盈利，更要兼顾民生福祉与社会公义。这一经济伦理规范了商业行为，保障了商品经济的有序发展，更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业诚信守约、以义取利、济困扶危的价值底色，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源头。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成了中国商帮的崛起，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儒商群体，成为这一经济伦理的核心践行者，将儒家道义准则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实现了商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徽商秉持“贾而好儒”特质，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理念，以商兴儒、以利行义，将商利投入助学、修路、赈灾等公益事业。晋商秉持“信义为本”，讲究一诺千金的信用原则，建立了严格的经营制度，实现了“汇通天下”的跨区域经营，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先河。近代以后，这一经济伦理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深度融合，升华为“实业救国”的家国情怀。张謇舍弃仕途创办大生纱厂等实业，将企业利润中的相当部分投入教育、水利等民生事业，以实业解决“失业之民”，以教育解决“失教之民”，以慈善解决“失养之民”；荣氏兄弟创办面粉、纺织企业，积极改善工人待遇，抗战时期毁家纾难、内迁工厂，全力支持民族救亡事业；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华商，立足海外，义利并举、实业兴邦、捐资兴学，是这一经济伦理跨地域传承的典型案例。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历久弥新。新征程上，应秉持富民厚生的价值内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统一；坚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规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时，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对外交往中坚守道义原则，推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文明秩序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文明秩序

张志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中华文明发展史，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内在机理，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结构形态和时代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解五个突出特性，不能停留于若干历史现象和文化表征的罗列，而应深入把握其内在关联及共同指向的深层逻辑。我理解，这个深层逻辑，集中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秩序——一个文明在处理共同体建构、历史延续、价值整合与差异协调时所形成的内在法则。

进一步看，五个突出特性可以概括为两种相互贯通的理念：一是由统一性和包容性共同支撑的“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二是由连续性和创新性共同展开的“穷变通久”的通史理念，和平性则是中华文明在处理内外关系、古今关系和文明关系时所呈现的鲜明品格。正是在两种理念的统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兼具整体性、开放性、连续性与创造性的文明结构。由此出发，中华文明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其历史之久，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文明秩序，这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文明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论的思想资源。

一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回答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在广阔空间中建构共同体。大一统并不是对差异的抹平，更不是以单一尺度压制多样性，而是在承认差异、协调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整体性秩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由强力划定的统治边界，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向的秩序空间。《尚书》言“协和万邦”，《左传》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言“天下为公”——这些经典论述揭示的，都是中华文明关于天下秩序和共同生活的基本理解：不同地域、族群、文化之间并非天然构成不可通约的敌我关系，而是可以被纳入一个可沟通、可协调、可共在的伦理政治结构之中。

大一统之所以成为深层结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中”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价值意味。中国之“中”，并不是地理中心或权力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神化，而首先是一种超越偏私、持守公正、着眼整体的中正之德。古人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表达的正是以整体为念、以公共为归的秩序精神。汉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大一统上升为贯通天人古今的普遍法则。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意义上的统一，从来不是排斥差异的机械统一，而是能够把不同区域、族群、传统纳入共同秩序之中的有机统一；其包容也不是无原则的拼贴堆积，而是在共同体认同和共同价值框架下实现的兼收并蓄。统一性与包容性之所以相辅相成，正在于中华文明是靠开放性的共同体逻辑来塑造自身。

2026年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图为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物。 新华社发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办公室供图

推而观之，大一统理念不仅体现在政治整合上，而且贯通于伦理教化、制度建构和文化生成之中。《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文”在中华文明中从来不只是器物修饰和典章形式，而是教化人心、整合秩序、塑造共同体的实践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文明不是通过排斥他者来证明自我的身份标识，而是在组织关系、化解张力、转化差异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差异并不是共同体的威胁，而恰恰是更高层次秩序得以形成的条件。回溯历史，从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到汉承秦制并推恩削藩、独尊儒术，巩固大一统格局；从隋唐再造统一、兼收并蓄，以科举制打破门阀壁垒，形成恢宏气象；到元清入主中原而承续中华政统——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处理多区域、多民族、多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整体统一的同时容纳丰富的差异，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厚支撑。

二

“穷变通久”的通史理念，回答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在悠久历史中保持连续性并实现自我更新。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替、社会变迁、外来冲击而始终薪火相传，其深层原因不在拒绝变化，而恰恰在于善于通过变化保存自身、更新自身。《周易》云“往来不穷谓之通”，又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命题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所谓“久”，不是停滞不动的守常，而是在不断回应困局、推进变通、实现再生中获得持久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来不是僵化保守、封闭静止的连续性，而是体现为连续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源于中华文明不把传统视为固化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可以不断诠释、转化、再生的精神资源。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阳明心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变革更化，中华文化因此而连绵不绝、高峰迭起。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善于创新创造、赓续发展的独特优势。

更重要的是，通史理念不是单纯的史学编纂概念，而是一种文明实践意义上的古今贯通。中华文明不把古今关系理解为“旧者必亡、新者必立”的绝对断裂，也不把历史视为周而复始、不可更改的宿命循环，而是理解为“守其常而应其变”的辩证过程。“通”是变困穷之境而化之的力量，是承敝通变、因时损益的实践智慧。连续性赋予文明以根脉和定力，创新性赋予文明以活力和生机；没有连续性，创新性就会失去根基、流于漂浮；没有创新性，连续性也会走向僵化、失去生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中华文明是在既定条件下发挥历史主动性、于困局中开辟新路的典范。中华文明正是在守常与通变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在历史断裂的边缘重新接续传统，在现实危机的压力下重新激活自身，从而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不断开拓新境界。

三

从更开阔的文明比较和时代发展视野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所体现的文明秩序，不仅解释了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也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近代以来西方关于文明的主流叙述，往往或者以线性进步的方式理解历史，把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纳入单一的发展序列之中；或者借助有机体的隐喻说明文明演化，将文明理解为诞生、成长、成熟、衰落以至死亡的生命过程。前者容易把文明差异转化为高下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为“文明优越论”提供支撑；后者容易把文明兴衰存亡的命运处理为不可逆转的宿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文明冲突论”提供支撑。然而无论是上述何种理解，其背后反映的都是西方关于文明的思维方式，即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下，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没有将自然与文明看成连续一体的关系。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文化，也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能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迪。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聚焦古典学如何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思想启迪。图为大会现场。 新华社发 马里奥斯·罗洛斯/摄

中华文明则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路径。大一统理念和通史理念，共同指向了中国哲学的基础逻辑，即“天人一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谓“天人一本”，是指天和人之间不是割裂的，天和人在生命有机状态上是连续与一体的，天是包含人在内的世界整体，人是天的延续与表现。从文明观的角度来看，“天人一本”意味着人类创造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应当与自然世界中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又普遍和谐的存在秩序相一致。按照“天下一家”的逻辑，不同文化生命体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构成绝对的对立，恰恰是相互交流的前提。不同文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扶持共生的关系，能通过彼此的交往交流，最终达到一体生生的成长效果。这正如自然秩序中万物共生于天下一样，不同文明也应当共存于天下。按照“穷变通久”的逻辑，文明兴衰也不是不可摆脱的宿命，正如自然的运行是始终充满生机、没有终点的，文明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在变局中坚持主体性、在交流中增强创造力，始终把握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主动。在此基础上，和平性成为中华文明处理内外关系、古今关系和文明关系的鲜明品格。《国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主“和而不同”，均反对以征服、排斥和同化作为文明交往的基本方式，主张通过互学互鉴、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这不是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深厚根基，而且为当代世界重新思考文明关系、历史延续和全球秩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翻版，在于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既承继“天下一家”的共同体传统，又发扬“穷变通久”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秩序深刻调整，深入阐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文明秩序，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文明何以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深厚滋养，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强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互联网与新大众文艺的活力

互联网与新大众文艺的活力

南 帆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正在成为文艺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个热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是对一系列新型文艺动向的敏锐概括。互联网的出现带来大众传媒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与文化创造实现了历史性结合。互联网可以聚合重组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等多种符号，具有纸质传媒无法比拟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技术赋能正在为大众的表达与接受提供崭新的空间。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名词。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史上的“大众”并未占据重要位置。大众是无名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大众形象顽强地从各个方向渗入文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人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诗、词、曲、小说之中发现大量生动的大众形象。文艺史上长期存在雅、俗两种审美风格的竞争，二者分别植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通俗时常与大众联系在一起。众多俗文学形式的兴盛以及晚清至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崛起，无一不是对大众的积极响应。

大众还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不断推动文艺传媒体系的演变。刻写甲骨文的龟甲、兽骨可以被视为口语交流之外最初的传媒之一。后续的书籍、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传媒体系的持续延伸，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主题：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传媒体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更大程度地向大众开放。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连锁关系成为自觉的追求：以科学技术的加持推动大众传媒的持续升级，以发达的大众传媒更好保障大众的文化权利。

大众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群体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五四新文学将大众的接受与理解作为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文艺与大众的关系被纳入理论视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大众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与大众的血肉联系，反复论述这个至关重要的深刻命题：人民大众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以人民为中心，必须高度关注大众正在从哪些方面刷新文艺的主题、形式、题材与传播方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这个观点已经在文艺领域获得广泛的共鸣。但是，大众作为创作主体，拿起笔展示自己经历的丰富生活，表现各个领域活泼泼的经验，这种由来已久的文化理想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无法完整实现。这是由于受教育、文化、经济水准等方面的限制，大众难以成为创作主体，大众自发创造的民间文艺作品往往徘徊在大众传媒之外。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新时代文艺繁荣中的喜人风景。人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艺现象纷纷涌现。从网络小说、素人写作、小视频到微短剧、脱口秀，这些新型的文艺现象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经过100年左右的反复讨论，“大众”已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关键词。更好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其次，愈来愈多的人认可这种观点：大众的生活经验是值得表现、值得传播的，这些经验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创作扎根的沃土。第三，由于教育的普及，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许多人提笔能写、张口能唱，大众成为创作主体的条件愈来愈成熟。第四，互联网提供了新大众文艺异军突起的特殊契机。信息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正在重塑世界，互联网敞开一个巨大的文艺场域，大众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这个空间。由于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加盟，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更为便捷高效。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新”，新就新在创作、传播、接受等众多环节显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特征的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并且向各个方向扩展。人们可以在新大众文艺中发现新的美学、新的社会学。围绕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情感共同体悄然形成。科学技术与文化创造的相辅相成，开拓出不同于以往的创作和传播路径，文化构成元素发生积极调整，一些传统的文化壁垒在新大众文艺面前无形地消除了。无论是对初涉文艺的素人还是对经验丰富的专家，互联网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由于大众的广泛参与，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正在被充分调动起来，色彩斑斓的时代生活正在从各个层面获得展示，众多优秀作品正在新的传播条件下引发强烈共鸣。从新型的文艺形式、文艺人才成长模式到激发大众创新创造活力，新大众文艺的繁荣积累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总结的经验。

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各种探索性实践仍然处于发展之中，这个概念的完整内涵尚未最终确定，我们要在持续关注中不断研究新问题。譬如，新大众文艺和各种文艺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许多文艺门类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知识和形式规范，新大众文艺如何更好将大众的生活经验和现场力量融入优秀的传统文艺形式，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表现力？这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研究新问题，目的都是进一步推进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使之更好承担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

作者：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欧洲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光谱变化

欧洲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光谱变化

丁 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等一系列内外冲击，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创新动能不足，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经济困境持续向社会结构、政府治理等领域传导扩散，身份认同冲突和治理效能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多重因素交织，推动欧洲政治光谱发生深刻变化。作为约占全球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发达经济体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欧洲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光谱变化，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与国际秩序演变。透视这一经济政治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百年变局下欧洲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

一

新世纪以后，欧洲曾繁荣一时。受益于欧元启动以及欧盟扩员带来的一体化红利，1999年至2008年间欧盟经济年均增速曾达到2.3%。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急转直下。2009年至2024年间平均增速仅为1.1%，落后于美国2.09%的同期水平，也远低于全球2.71%的平均增速。这既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客观反映，也折射出欧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战略应对的迟缓。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显著放缓，既低于美国的同期增速，也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增速，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不断下滑。图为2010年至2024年欧盟经济增速与美国增速、全球平均增速的对比。 孙彤/制图

欧洲经济陷入增长困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将这一困局形容为一场“缓慢发生的灾难”，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地位持续下滑。欧盟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25.89%的峰值降至2024年的17.57%，出口占全球比重从2003年19.61%的峰值降至2024年的16.99%，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从2009年的24.05%左右滑落至2024年的18.92%。这种下滑还直接反映到普通民众的收入中。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2022年欧盟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58%左右。二是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以制造业见长的部分欧洲国家陷入失速窘境。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陷入衰退，2025年全年增速为0.2%，2026年预计经济增长仅为0.6%。德国长期依赖外部低价能源与原材料、依托传统制造业技术优势、面向海外市场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遭遇瓶颈，从欧洲经济增速的“火车头”沦为“吊车尾”。南欧国家虽然近年来经济表现相对亮眼，但增长主要依托旅游业复苏和“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等财政支持，制造业根基薄弱，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欧洲整体上缺乏能够替代传统制造业的新增长极，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三是产业竞争力衰退。制造业占欧盟经济比重从2016年的15.3%降至2024年的14.3%，就业岗位2008年至2023年累计减少230万个。《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显示，欧洲企业2015年至2025年从142家降至123家。2008年以来，约30%最具创新力的欧洲企业出走海外，本土创新企业难以成长为引领新产业的大型企业。

欧洲增长困境是内部结构性痼疾与外部地缘政治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经济改革迟缓削弱了自我修复能力，外部地缘政治冲击又抬高了经济复苏成本。从内部看，一是创新不足。欧洲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积淀深厚，但在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起步偏慢，未能及时培育出新的增长引擎，向上无法建立前沿优势、向下缺乏成本竞争力。二是制度掣肘。欧洲内部市场分割仍然严重，企业跨国扩张需应对多套规则。行政决策烦琐低效，重大改革久拖不决，使企业常常错失发展的时间窗口。福利制度成本居高不下，制约经济增长活力，助长了“养懒汉”现象，拖累财政且削弱改革动力。三是基础设施老化。欧洲传统基础设施普遍老化，能源和数字新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直接抬高物流、能源、通信成本，成为制约经济长期竞争力提升的瓶颈。四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萎缩。欧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15年的19.1%升至2025年的22%。据欧盟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欧盟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700万人。养老金缺口扩大和医疗支出攀升加重各国财政负担，劳动力持续萎缩则直接制约生产扩张空间，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从外部看，一方面，近期美国对汽车、钢铝等关键行业加征关税，显著冲击欧洲出口、企业利润与经济增长。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测算认为，若关税威胁落地，德国汽车行业短期内产出损失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延宕叠加美以伊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供应持续承压、价格高位震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表示，此次美以伊冲突开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支出已增加220亿欧元。欧洲经济和民生成本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飙升，导致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弱化。

二

经济增长困境正在深刻重塑欧洲的政治版图。持续的低速增长不仅催生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更倒逼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而被动跟随，带动政治光谱整体右移。

欧洲政治光谱的右移，是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民生焦虑是其经济根源。在近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中，中产阶层规模出现萎缩态势。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成本却不断攀升。根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调查统计，2025年，欧盟低收入家庭中有61%的受访者表示难以维持收支平衡，较2023年的40%大幅增加。生活水准的实质下降和弥漫的“被抛弃感”，构成了民粹主义叙事的深厚土壤。这种焦虑还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大城市与中小城镇、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产业衰退地区的居民受冲击尤为严重，由此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票仓。其二，难民和移民问题与身份认同冲突是其社会肇端。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不少欧洲民众倾向于将就业压力和社区安全焦虑归咎于外来难民和移民，反难民和移民情绪由此成为经济不满向政治领域传导的突出中介。另一方面，来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与欧洲主流社会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导致部分移民和难民聚居区与当地社会长期隔离，形成事实上的平行社会。这些深层矛盾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反移民叙事提供了现实素材。其三，主流政党治理失效是其政治缘由。中左政党在经济低迷、财政紧缩的约束下，既无法兑现再分配承诺，又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增长方案。中右政党在坚守温和立场与迎合民粹诉求之间进退失据，政策辨识度日渐模糊。这些主流政党长期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关切，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扩张让渡出巨大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部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有意识地软化激进标签，转而以反建制、捍卫国家主权等更易被接受的话语包装自身主张，成功吸引了大批从主流政党流失的中间选民，有效推进了自身的温和化与主流化转型。

近年来，欧洲经济日益疲弱，多国财政失衡愈发严重，民生保障捉襟见肘，进而带来社会不满及政治不稳。左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1月30日，德国民众在柏林的基民盟总部前抗议，反对联邦议院通过收紧移民政策的提案；右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9月18日，法国民众在巴黎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政府提出的紧缩措施，特别是削减社会开支；左下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3月26日，英国民众在伦敦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提出削减残疾福利以应对经济停滞；右下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1日，波兰民众在华沙城堡广场集会，要求政府拒绝欧盟移民协议，并警告称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议将损害波兰农业。 视觉中国供图

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借势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的趋势日甚。经济增长低迷激化社会不满情绪，大量选民希望通过更换政治代言人寻求改变，这类政党的影响力因而持续扩张。其一，在国内政治层面，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在多国赢得选举或参与执政。截至2026年5月，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在意大利、芬兰、捷克等国参与执政。其二，在欧洲议会层面，这类政党同样大幅扩张。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爱国者”党团和主权国家欧洲党团三大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党团合计获得187个席位，占欧洲议会总席位的26%，对欧盟政策议程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其三，那些尚未执政的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也在快速积蓄力量。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在各自国内多项民调中高居榜首，支持率持续攀升。英国改革党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更以约27%的全国换算得票率位居各党榜首，赢得1454个议席和14个地方议会控制权，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

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不断蚕食选民基础，导致欧洲主流政党陷入选票流失困境。在选举压力下，一些主流政党被动选择了与这类政党展开接触合作。一方面，主流政党与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之间的合作禁区被打破。长期以来，欧洲主流政党对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采取不合作、不组阁、不依赖的“防火墙”隔离策略，将其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但这一底线正在被逐步突破。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2025年初在联邦议会就移民议案与选择党同向投票，其本意并非与选择党合作，但客观上仍然打破了延续多年的隔离原则。瑞典温和党自2022年起依赖瑞典民主党的议会支持维系执政，同样打破了这一政治惯例。另一方面，主流政党在实际操作中变相采纳实施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部分政策主张。在移民议题上，中右政党主动向极右翼和右翼民粹立场靠拢。法国在野党共和党在移民和安全议题上立场日趋强硬，与国民联盟的政策边界日渐模糊。传统中左政党也被迫转向，丹麦社会民主党近年来系统性地采纳强硬移民政策，包括推行“零难民”目标和海外庇护处理机制；英国工党上台后也延续了收紧移民管控的基本方向。

三

欧洲政治光谱右移的影响又反馈到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层面并不断扩散，深刻改变着欧洲的经济走向、治理模式和集体行动能力，总体上加大了欧洲走出当前困局的难度。

政治加速碎片化，治理效能不断下滑。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多国长期形成的中左、中右两大阵营轮替格局，政党数量激增、联盟组合多变，治理效能随之下滑。其一，频繁的政府更迭已成为多国常态。单一政党难以获得组阁所需的多数席位，多党联合执政成为普遍现象，执政联盟内部利益分散、立场各异，政府稳定性大幅下降。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长期以反建制姿态争取选票，进入政府后却需要与建制力量妥协合作，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极易引发联盟内部的对立与僵持，这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消耗在组阁谈判和危机应对中，实质性的治理议程不断被搁置。其二，政策连续性严重不足，重大改革难以推进。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事关欧洲长远竞争力的重大改革，需要跨越多个选举周期的稳定政策框架，但政党为争取选票往往回避深层改革，选举竞争被短期利益绑架，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三，社会议题讨论的极化倾向加剧公共讨论的撕裂。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放大对立情绪和极端立场，温和声音在舆论场中日益被边缘化，政策辩论演变为立场对峙，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不断上升。

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贸易救济和产业保护政策措施频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维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的主张，放大了整个欧洲加强保护的呼声。在选票得失的考量下，主流政党和欧盟机构的保护主义立场愈发增强。突出表现在：其一，政策目标由开放竞争转向安全优先。2023年欧盟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供应链依赖等列为重点风险领域，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其二，政策工具由规则约束转向行政干预。2026年公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旨在通过公共采购优先等安排，强化对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引导，其中不少条款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可谓是为域外特定国家企业量身定制。其三，政策对象由普遍治理转向针对性设防。在近期修订的欧盟《网络安全法》及相关认证安排中，将所谓“非技术风险”纳入评估框架，把企业国别背景、控制权结构等因素与网络安全挂钩，实际上是针对特定国家高科技企业设置制度性障碍。《外国补贴条例》虽在文本上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自实施以来几乎所有深度调查均涉及某些特定国家企业，定向执法特征明显。

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内部分歧日益公开化。当前，欧盟在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减少外部风险冲击的大方向上已基本趋于一致，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普遍主张国家主权优先，其疑欧倾向使欧盟在对外事务中凝聚共识的难度显著上升。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成员国分歧突出。围绕俄乌冲突，各国在对乌军事援助力度、对俄制裁范围和冲突解决路径上立场各异。防务投资的财政分摊争议不断，南北欧与东西欧在承担比例和优先方向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在对外经贸领域，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各成员国因产业结构和贸易依存度不同，在谈判立场和反制力度上难以形成统一方案，欧盟作为整体的议价能力因此被削弱。在全球治理领域，欧洲长期以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倡导者自居，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动摇了这一定位，导致欧洲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升温，对全球气候承诺的执行力度减弱，对发展援助的投入意愿下降，践行国际规范的公信力相应削弱。多重分歧交织叠加，既压缩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回旋空间，更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选择愈显被动。

当下，欧洲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内忧外患叠加，使欧洲陷入越焦虑越内顾、越内顾越被动的困局。然而，保护主义从来不是走出困境的药方。欧洲一体化走到今天，靠的是开放与合作，而非对抗与排斥。欧洲走出经济政治困局，关键在于凝聚内部改革共识、激发创新增长动能、坚持开放合作方向，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升自身竞争力，而非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侵蚀来之不易的合作根基。欧洲能否在变局中实现自我革新，不仅关乎自身前途命运，也将深刻影响多边贸易体系稳定、国际秩序走向及大国博弈格局。

作者：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善于补位也是一种担当

编辑同志：

工作中，除了固定岗位职责，我们常会遇到上级临时指派、紧急突发处置等常规工作之外的事务。对于这些工作，是选择主动靠前、尽心解决，还是躲闪推诿、置身事外，最能检验一名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担当。

现实中，部分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固守自身“一亩三分地”，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对需要补位的工作冷处理、绕道走，推诿扯皮、冷眼旁观。事实上，各项工作从来不是孤立割裂的，一处缺位可能就会引发流程堵点、拖累全局进度。相互补位，才能时时到位；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只有主动担当、同心协力，才能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干出成效。

担当干事离不开宽肩膀，主动补位更需要真本领。有些党员、干部主观上有补位的意愿，但面对紧急任务、复杂矛盾时容易产生本领恐慌，有心出力却缺少解决问题的过硬能力。补位不能只靠一腔热情。党员、干部要把锤炼履职本领、提升综合能力作为干事创业的必修课，既要深耕本职岗位、练好专业内功，把分内工作干出彩、干扎实，也要主动多学多练、多干多悟，努力成为统筹协调的多面手、攻坚克难的实干派，在关键时刻补得上、干得好、靠得住。

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组织部 刘睿

不比“唱功”比“做功”

现实中，总有少数干部习惯于表态多、调门高的“唱功”，把“说了”当“做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与之相对的则是“做功”，不尚华而不实的虚谈，多务实事求是的实功。新时代新征程，越是任务重、挑战多，越要呼唤真抓实干的作风，尤需倡导不比“唱功”比“做功”的实干精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人民的期待。

真正的“做功”，从来不是漫无目的、蜻蜓点水，而是成于“抬头看路”与“低头拉车”的有机统一。“抬头看路”是为找准坐标，明晰战略导向、态势指向、发展动向，确保所做之“功”不偏航、不偏差。方向定了，就要拿出“低头拉车”的执行力找路径、抓落实，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调研基础，确保“做功”切中肯綮。

真正的“做功”，还需统筹好“抓紧干”和“徐图之”的快慢哲学。“抓紧干”是追求效率，当快则快，才能抓住时机，闯出新天地；“徐图之”则确保质量，当慢则慢，才能出细活，实现高质量。

倡导不比“唱功”比“做功”，必须树立鲜明的实干导向，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营造崇尚实干、注重实绩、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干出样子。（摘自《群众·大众学堂》2026年第2期）

统计图表：2025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