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讲话的主要部分。文章深刻阐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原则、重点工作和重要保障，为进一步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要深入领会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要求，更加自觉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领会健康中国建设要突出重点，把握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要求；深入领会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和深化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卫生健康行业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等要求。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聚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雷海潮的文章，对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作出阐释；梁万年、王洪川的文章，对如何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出阐释；马骊的文章，从推进基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角度作出阐释。

张鹏的文章《反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壮阔实践的鲜活教材》，围绕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走势？本刊评论员文章，围绕学习贯彻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全力推动下半年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作出阐释；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专访，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景平的文章，分析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温差”现象。

青原的文章《揭开“中国挤压论”的伪学术包装》，对近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炒作所谓“中国挤压论”进行辨析和批驳。

李艳的文章《携手反对人工智能霸权行径》，揭批美国污名化遏制和打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霸权行径。

于会文的文章《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结合实际阐释如何以解决“能下”的问题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习近平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026年3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一，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第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比如，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要求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要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加强预防引导、早期发现和综合干预。再比如，人们对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的期望很高，要继续优化体系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要推进中西医结合，针对重点人群和薄弱专科加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控水平，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又比如，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需要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引导人们合理膳食、加强健康体重管理等，这些都要有实际举措和具体抓手。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

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同医务人员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三，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这方面，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要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建设健康中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农工党、九三学社成员，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人士，要用好专业优势，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求是》杂志编辑部

2026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一文，是总书记讲话的主要部分。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为新征程上卫生与健康工作把脉定向，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还对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健全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等作出重要部署，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指明方向、明确遵循。学习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就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定不移走好这条道路，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使全体人民以充沛的精力、强健的体魄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怎么来的

放眼全球，各国因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不同，卫生与健康治理模式千差万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走什么样的卫生与健康发展之路才能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健康福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之所以反复强调“道路”问题，就在于它事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性质、方向和成效，必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照抄照搬的产物，而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努力一步步探索出来的。旧中国山河破碎、战乱频仍，疫病横行、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普遍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保护劳动者健康和福利写入党的纲领。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领导的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千方百计救治伤病员，想方设法医治百姓疾患，在根据地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为保障军民健康、壮大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创建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初级卫生保健制度，注重发挥中医药“一根针、一把草”简便验廉的优势，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同时大力发展医疗技术，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普及体育活动。改革开放后，为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我们党明确提出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确立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卫生健康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5岁提高至2025年的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由1500/10万和200‰降至14.3/10万和4.0‰，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我们彻底消灭了天花，相继消除了疟疾、脊髓灰质炎等重大传染病的危害，有效控制了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传播。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全面跃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90%以上居民15分钟内可达最近医疗点。医疗资源供给实现量级扩容，每千人口床位数、医师数70多年间分别增长约26倍和5倍，为守护人民健康筑牢了坚实根基。特别是我们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们以较低投入实现了最大化健康效益。长期以来，国际上普遍认为卫生健康发展只有高投入才能获得高产出，然而我国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将资源优化配置，以占全球9%的卫生总费用服务了近20%的世界人口，走出了一条低投入高效能的发展之路。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远低于全球平均值9.3%和高收入国家的17.2%。在人均卫生支出方面，中国仅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7，就实现了接近其平均水平的健康产出。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及周边国家患者千里迢迢来中国寻求救治，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反向就医”新趋势。他们看中的正是中国医疗“快、省、强”的综合优势。这种跨国界的“用脚投票”，不仅是对中国医疗硬实力的生动背书，更是对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成功实践的有力证明。

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6年5月7日，第四代手术机器人在浙江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并顺利完成首例前列腺癌手术。图为当天该院医生现场监控第四代手术机器人给高龄患者做手术。 人民图片 胡学军/摄

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

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调查显示，医疗支出全球最高的美国约8%—10%的人口处于无医保状态，约有40%的成年人因费用问题推迟或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因病陷入破产危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过早、过度地将医疗卫生推向市场，公立医院萎缩、私立机构逐利，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大社会顽疾。

这是一条健康优先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如果1没有了，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补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

怎样继续走好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保障人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持续努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对政府保障人民健康、提供基本卫生与健康服务寄予更高期望。同时，受工业化、城镇化及人口老龄化影响，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多种慢性病高发，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精神卫生、职业健康等问题不容忽视。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与人民群众健康新期待，我们要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因应形势发展变化、完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重大部署。国务院近期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路线图。一是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防范健康风险、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屏障。要深化医防融合、医防协同、社会共治，加强疾控体系和应急救治能力建设，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二是要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继续优化体系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行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进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增加老年、儿童、妇女、慢性病、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健康服务供给。三是要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大力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引导人们加强膳食和健康体重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要持续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医改，目的在于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预防保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当前我国仍面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够灵活等问题，无论是积存矛盾还是新挑战，最终都要用改革的办法加以破解。要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面对运行管理效能不高、财政补偿机制不健全、医疗服务定价不完善等深层次难题，公立医院改革的重心要放在如何更好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的保障和运行机制上，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当前，医疗服务供给结构还不够合理，医保支付对医疗行为的杠杆效应还不明显，药品耗材价格、供应、使用、监管等环节还存在衔接不畅等问题，局部调整难解深层顽疾，必须打好政策“组合拳”，实现“三医”互为支撑、良性互动的治理新格局。要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统筹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方式、药品耗材治理等改革，让医疗、医保、医药三方改革目标更好聚焦到守护群众健康上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涌现出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代表的改革先进地区，三明医改有效举措上升为国家政策，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三明医改经验”，在全国以地市为单元因地制宜推广。图为2025年1月15日，上海、三明两地医务人员在三明市第一医院全生命周期六病共管数字联合门诊为病人看诊。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供图 郑烨/摄

要扎实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当前，科技创新正在重塑全球医疗卫生发展模式，特别是AI辅助诊断、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大数据预警系统等技术，不仅能够大幅提升疑难病症诊疗精度、补齐公共卫生应急短板，还能够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降低就医成本。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在科技支撑方面仍存在临床需求、科研攻关、产业转化衔接不够等问题，要坚持应用牵引与源头创新并重，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高端医疗设备、创新疫苗、靶向药物、公共卫生检测试剂等方向加强自主攻关，强化高水平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生物医药企业协同攻关，提升重大疫病、疑难疾病自主诊疗能力。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推进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真正把先进技术转化为全民健康保障能力。

要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我国医疗卫生队伍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基层吸引力不强、医德医风问题多发等弊端。要坚持分层精准育才，培育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医防管等战略领军人才，加大公共卫生、康养护理、慢性病管理等紧缺人才培养，以基层为重点壮大人才队伍。完善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薪酬制度，职称评审、编制名额适当向基层、一线倾斜，破解基层留人难问题；完善定向培养、协同交流机制，推进城乡对口支援、区域人才轮岗，引导人才向县域、乡村流动，形成上下贯通、均衡配置的人才布局。要坚持党建引领，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和医药腐败，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自觉践行伟大抗疫精神、崇高职业精神，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雷海潮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2026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就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集中力量推进的重点工作、需要提供的有力保障。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催人奋进，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不久前，《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印发，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扎实推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强调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调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突出重点，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等等。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十三五”的“推进”到“十四五”的“全面推进”，再到“十五五”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建设的步伐愈发坚定。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遍及城乡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医疗保障体系，疾控体系重构重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医药产业正成长为新兴支柱产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响应。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政治保证，党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符合国情实际、遵循客观规律、顺应群众期盼，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距离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但我们还面临不少问题挑战。从基本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等基本国情长期存在，卫生健康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发展阶段看，疾病谱深刻变化，人民健康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群众对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服务供给与人民需求之间仍有差距。破解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健康中国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固优势，确保沿着党中央确定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变为现实。各有关方面应充分认识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出本地区本部门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分阶段分步骤组织落实。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推进健康理念牢固树立、规划项目优先安排、法规政策优先制定、治理机制优先完善、资源要素优先保障。建立健全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挥组织动员优势，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动员、个人积极参与的健康促进治理格局。

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公共卫生体系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维护国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21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每年出现一种新发突发传染病，特别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病原微生物跨物种传播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等因素影响，一些蚊虫等病媒生物活动范围向高纬度、高海拔扩张，一些传染病传播范围扩大、流行趋势改变、流行时间拉长。从国内情况看，随着跨境人员流动和国际贸易增多，境外传染病输入我国引发传播扩散的压力和风险持续加大。同时，艾滋病、结核病、肝炎等传统传染病威胁仍然存在。新冠疫情后，我国颁布实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传染病应对核心能力不断提升，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改观。

我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时刻警惕、严密防范重大传染病疫情，巩固拓展用好新冠疫情防控形成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构建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体系，提升重大疫情风险早期识别、动态评估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强境外疫情预警和形势研判，密切部门间协调配合，增强口岸城市、商贸集散地的防控力量，提升外防输入能力。改善疾控机构特别是基层疾控机构基础条件，优化职能设置，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大力培养医防管交叉复合型战略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实施免疫规划，有效控制甚至消除了多种传染病。要逐步将更多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加快健全疫苗接种多渠道筹资保障机制，持续优化接种服务。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心理问题和常见精神障碍增多，人民群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我国还有一些省份和地市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还有一些县区没有精神专科诊室。要进一步健全国家、省、市、县级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强化人才队伍支撑，加强预防引导、早期发现和综合干预，完善重点人群心理筛查、干预、疏导全链条管理，筑牢心理卫生防线。

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主阵地。让人民群众就近就便获得优质高效、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群众的热切期望。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改善，超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占比52.6%，基层诊疗人次和占比实现连续5年双提升。但也要看到，我国医疗资源总量、结构、分布还不均衡，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之间协同协作还需进一步理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儿科、精神卫生、病理、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学科仍是短板，服务供给不足；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尚在建设和运营初期，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距离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老一小”是医疗卫生服务重点人群。我国不断完善针对老年与儿童群体的健康服务措施，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上图为2026年3月25日，山东省日照市康复医院，医护人员协助老人做康复训练（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下图为2026年4月23日，安徽省合肥市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在为家长宣传预防接种知识（人民图片 赵明/摄）。

“十五五”时期，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关键是以基层为重点，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强基、稳二、控三”，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能力水平。“强基”即增强基层服务能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持续推动人员和服务下沉，基本实现紧密型医联体全覆盖，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基层用药衔接，方便群众就近就医。“稳二”即稳定并促进二级医院发展，稳定设置、优化功能，进一步发展当前短缺的服务。“控三”即调控三级医院规模和发展速度，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三级医院帮扶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转诊会诊中心建设，提升服务连续性。

“一老一小”是医疗卫生服务重点人群。要加强妇女和儿童健康服务，开展早孕关爱行动，实施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推进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供给。全面推动中西医协同融合发展，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治疗、康复中的作用。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推进肿瘤等早筛早治，在预防端精准干预、治疗端多学科协作、康复端接续性服务、出院后日常管理端长期随访，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提高人民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目的，是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让群众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以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为代表的重大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最主要疾病，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达3.3亿人，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80%，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超过78%。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影响健康的因素中，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占60%。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不高，很多居民有吸烟酗酒、经常熬夜、久坐不动、缺乏锻炼、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不良习惯，成为诱发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才能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左上图为2026年5月30日拍摄的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自行车公开赛安阳滑县站现场（人民图片 王子瑞/摄）；右上图为2025年6月10日，在宁夏银川市览山公园举行的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中，群众参加百人功夫扇展演（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左下图为2026年3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的学生参加足球训练（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右下图为2026年5月2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环颍水河健康跑活动开赛（人民图片 梁子栋/摄）。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需要强化个人积极性，主动加强健康知识学习，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心理平衡，积极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多场“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今年将在全国举办1万场以上健康知识讲座。但要真正实现健康知识融入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还有赖政府、部门、单位和全社会共同发力。要深入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持续推进青少年体重健康、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等“五健”促进行动，让广大青少年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基本社会单元应主动宣传普及健康知识，医务人员要当好健康知识宣传者，让健康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上、网络上，以健康科普名义变相带货牟利的现象不少，要大力整治互联网健康科普乱象，加强平台监管和行业治理，净化行业生态，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活力

进一步深化医改是破除制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障碍、支撑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路径，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改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公立医疗机构在全国每年门急诊服务中提供的服务量占到80%以上。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是人民群众公平可及地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重要保障。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要以公益性为导向，落实各级政府办医主体责任，深化公立医院编制、服务价格、薪酬制度、综合监管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政策。全面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以地市为单位推进“学三明、抓医改”，在全国培养更多医改典型。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结余资金使用政策，优化药品集采和价格政策，健全医药保障体系。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还需要科技创新来驱动。当前，我国一批诊疗方案、创新药械处于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批准上市创新药数量创历史新高，腔镜手术机器人、光子计数CT等一批高端自主研发产品投入临床，但也存在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基础研究还不强、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物不多、生物医药大而不强等突出问题。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机构协同攻关，加快卫生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原始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应用，加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更好赋能卫生健康服务。

医务人员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医务人员超过1600万人，但总量仍然不足。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出院人次3亿，而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仅3.25人、注册护士仅4.32人，医务人员加班延时服务成为常态，特别是面对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对医务人员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壮大医务人员队伍，提高医务人员水平。医德医风是医务人员立身之本。长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全心全意护佑人民生命健康，赢得广泛赞誉，但也出现了个别医务人员失德失范、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对此，医疗卫生系统扎实开展医疗腐败问题、不正之风和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不断清除侵蚀卫生健康系统肌体的病毒。要持续巩固拓展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制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在服务群众和医德医风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围绕群众所需所想，强化医疗质量安全、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模式、改善就医体验。大力弘扬抗击“非典”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和崇高职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医德医风建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行业环境。

作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梁万年 王洪川

促进医疗、医保、医药（以下简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是当前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医疗是群众看病就医、保健康复的核心内容，与群众关系最直接，群众感受最具体。医保基金是群众看病就医的“保命钱”，也是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的重要筹资来源。医药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服务的质量安全、能力和水平。医疗、医保、医药密不可分，需要相关部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才能使医改更加直接惠及民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当前，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进入总体部署、分步落地的攻坚阶段，涌现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拓展的改革经验。福建省三明市结合国情和地方实际，在“三医”协同改革方面，走出了一条“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实施路径。三明改革从医药供给率先破局，常态化制度化推进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持续压缩流通环节虚高收益，为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腾出空间。在此基础上，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重塑医疗服务运行生态，统筹全域事业编制，畅通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行全员岗位年薪制，推动医疗卫生体系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医保支付机制改革贯穿全程、发挥协同纽带作用，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按人头年度总额打包付费，落实“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激励约束规则，明确医保结余资金可计入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健康促进经费纳入医疗机构运行成本，实现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

立足三明改革实践，一些地方因地制宜探索“三医”协同改革路径，形成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改革举措。例如，深圳聚焦超大城市医院功能重叠、基层能力薄弱问题，构建“市级医疗中心+区级医疗集团”服务架构，市级医疗中心依托市属高水平医院打造医学高地，区级医疗集团统筹辖区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一体化运营，实施人财物一体化管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基层报销倾斜等配套举措，引导优质资源下沉社区；安徽天长作为国家首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构建“县乡村一体化”运行体系，实行牵头医院统一法人管理，统筹调配全域医疗资源、事业编制，从体制层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浙江湖州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实施医共体总额预算下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推进医共体向健康共同体转型。此外，数字技术为破解“三医”壁垒提供了新路径。如北京统筹推进“三医”数据一体化治理，全市200余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现数据共享，同时依托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赋能新药研发等，为产业创新提供新动能。

依托“三医”协同的制度化改革举措，我国的医疗服务、医保保障、医药供给协同性不断增强，实现公益属性、保障效能、创新能力同步提升。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占比52.6%；超过90%的居民能够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保战略性购买作用进一步发挥，按病组（DRG）和按病种分值（DIP）付费已基本覆盖全部统筹地区，截至2026年7月，国家层面已组织实施11批490种药品和6批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集采。医保便民服务持续推进，2026年1月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减少群众垫付886亿元。医药供应保障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医药产业加快实现从‌仿制依赖‌向‌自主创新‌跨越。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医药卫生一体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仍未跳出“以疾病为中心”的传统运行模式，“三医”条块分割、供给碎片化问题仍然突出。从医疗端看，城乡、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差距仍然存在，大型优质医院资源虹吸效应依然明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够均衡、不够彻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软硬件支撑不足，骨干人才流失、梯队建设问题突出，分级诊疗体系成效有待巩固，整合型、连续性健康服务存在缺口，面向慢性病、老年群体的全周期健康管护供给不足，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度、认可度、满意度有待提升。从医保端看，人口老龄化、新技术临床应用、群众就医需求扩容，持续抬升基金支出压力，中长期收支平衡面临刚性约束。按病种付费虽基本实现覆盖全部统筹地区，但配套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滞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推进缓慢，各类保障政策衔接不畅、数据互通不足，商业健康保险同质化严重，与群众多层次、差异化、高品质健康保障需求仍有差距。从医药端看，存在供需配置失衡、创新转化链条衔接不足等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种类少、转诊用药可及性差。临床急需的高端创新药物供给不足，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尽管创新药械审评审批持续提速，但临床准入评估、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医保动态准入、院内落地报销等衔接不足，创新成果向临床普惠转化的通道不够顺畅。

究其问题根源在于“三医”协同不畅，集中体现为资源配置、考核评价、发展治理未能实现机制协同，造成要素联动失效、制度配套脱节、治理合力缺位。首先是资源配置协同虚化，“三医”核心要素下沉不同步、配套不联动。各地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时，普遍重点下沉医护人员、完善基层诊疗队伍，但医保基金倾斜、基层设备更新、药品供给等关键保障举措未能同步落地。以慢性病管理为例，大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配齐家庭医生随访队伍，但部分县区医保慢性病打包付费、分级诊疗差异化激励等配套机制未能同步跟进，基层药房慢性病常备药等配备品类不全，患者续方、复查、监测仍需往返中心医院。其次是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现行考核标准分立，行政管控导向突出。医疗部门考核侧重医疗质量与诊疗秩序监管，医保部门侧重基金风险管控，药监部门侧重药械安全底线管控，各方对医药临床适配、创新药医保落地统筹、多层次保障联动等协同任务考核评价不足。同时，在推动“三医”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方面也缺乏有效激励考核手段，导致各地在推进数据融通时动力不够。这种考核机制也容易引发连锁治理堵点，例如，商业保险机构无法合规获取标准化医疗数据，难以开展精准风险定价、精细化核保理赔与个性化产品研发，造成商业保险产品供给不足。再次是发展与治理协同弱化，存在重协同治理、轻协同发展的认知偏差，割裂了发展与治理“一体两翼”的辩证关系。以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改革为例，这是联动公立医院薪酬、医保支付、集采落地、医疗服务提质的核心发展枢纽，需要卫健、医保、药监等部门前置统筹。有的地区只强化对医疗机构收费合规、基金使用规范的监管治理，却忽视对价格机制联动发展的统筹，三方缺乏联合测算、动态校准和配套联动，集采降价腾出的改革空间无法有效转化为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提升，弱化了薪酬激励、服务提质、产业赋能效果。

健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以人民健康需求为导向，找准“三医”协同的实践切入点，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价格改革贯穿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医药生产全链条，是统筹各方诉求、统一改革导向的核心问题。“三医”协同难，很大程度就在于医疗、医保、医药各价值传导链条相互割裂，各方收益水平与其履职责任、实际贡献不相匹配。针对当前医疗服务价格与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匹配不足、薪酬激励公益性导向不足等问题，要建立健全卫健、医保、药监、财政、人社等部门医疗服务价格联合研判、同步校准机制，建立年度成本核算、价值评估、收益统筹制度，充分用好药品压降腾出的改革空间，更好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建立健全以公益职责履行、临床服务质量、诊疗技术难度、健康改善成效、患者满意度为核心要素的薪酬分配机制，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创新药械全周期价格形成，完善医保价值评估与动态调节机制，持续整治流通环节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数据要素串联起诊疗服务、基金保障、药械监管全流程，是打通部门分割、实现治理联动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化价格改革的必备基础。针对当前“三医”数据自成体系、标准各异、授权流通机制不完善等短板，要建立跨部门常态化数据会商与联合治理制度，统筹规范诊疗病历、慢性病管理、医保结算、药械监管、质量控制等全域数据标准。搭建覆盖“三医”一体化数据共享底座，完善数据分类分级授权流通规范，厘清诊疗数据、医保结算数据、药械研发真实世界数据分级管控边界。持续拓展数据双向流通便民服务场景，推动检验检查、医学影像、电子病历互通互认。依托统一数字底座搭建全域智慧监管平台，对临床诊疗、基金运行、药品耗材流通实时监测，实现服务、保障、监管高效协同。

在价格改革、数据整合基础上，同步推进考评牵引、资源下沉、商业保险衔接配套改革。构建分层评价框架，将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服务可及水平、群众就医体验等，作为卫健、医保、药监等部门的共同目标，把双向转诊、数据互通、多层次保障衔接等协同任务纳入考核，考评结果与财政资金拨付、地方医改履职评价直接挂钩。依托紧密型医联体落实“一家人、一本账、一条心”运行模式，统筹推动人员编制、运营经费、常规诊疗设备、智能健康管理终端、慢性病和常见病用药同步下沉。推动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动态衔接，鼓励商业保险扩大创新药支付范围，实现产业创新与群众健康需求双向赋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筑牢健康中国建设的基层根基

筑牢健康中国建设的基层根基

马 骊

人民健康是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多次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14亿多人民的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主要依靠基层承接；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防控传染病、推进慢性病管理，关键也在基层。只有将基层夯实、把基层做强，健康中国建设才有坚实支撑。

重视基层是我们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革命战争年代，党就在根据地创办红色医院、培养红色医生，广泛发动军民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实践，积累了依靠群众推进卫生工作的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构筑起举世瞩目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以极低的成本大幅改善了亿万人民的健康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从恢复重建农村卫生网络到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重视基层始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主基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作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前沿阵地，系统部署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量稳步增长，基层诊疗占比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亿万群众，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基层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极大提升，城乡居民就近享有便捷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格局基本形成。

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基层作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其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关乎全民健康福祉的关键任务。从人口发展趋势和群众需求来看，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慢性病高发多发，群众健康需求已经从单一治病就医，转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护，对基层就近、常态、持续的健康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基层医疗必须固本强基、补齐短板。从服务承载体量来看，基层医疗是卫生体系的网底支撑。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连续多年占比超50%，覆盖面最广、距离群众最近，承担着慢性病筛查、传染病监测、重点人群管护等核心基础工作，是防范公共卫生风险、阻断因病返贫致贫的前沿关口，只有基层稳固，才能实现疾病早防早控、源头减负。从医疗改革实践来看，随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加快建设，基层从传统服务末端转变为健康守门人和资源联动枢纽，直接决定分级诊疗、医防协同整体成效，也是破解群众看病远、看病贵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政策导向来看，《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比例保持在95%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对标健康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我国基层卫生队伍、服务能力、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

人才是基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当前基层卫生队伍面临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稳定性偏弱等问题，集中体现为人才引不来、下不去、留不住的发展难题。一是人才引进难度较大，岗位缺口持续存在。受城乡资源配置差异影响，城市医疗平台、待遇、培训资源优势明显，对专业医护人才形成虹吸效应，基层对外引才吸引力不足，基层人才补给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当前基层执业医师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显著低于城市医院，部分偏远县域乡镇卫生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师比例偏低。二是青年人才下沉不足，队伍梯队建设滞后。基层职称晋升名额少、通道窄，青年医护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主动下沉基层就业、执业的意愿偏低。《2025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35岁以下乡村医生占比仅7.6%，60岁及以上占比高达22.5%，后备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老年康复、中医诊疗、急诊急救、精神卫生等紧缺专业人才供给长期短缺。三是在岗人才留存困难，骨干流失较为常见。基层医务人员承担大量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负荷重，但薪酬激励体系不完善，技术劳务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基层规范化培训供给不足，医务人员处置复杂慢性病、老年合并症能力有限，群众基层就诊认可度不高，岗位获得感偏弱。多重短板叠加，造成优质基层人才持续向上流动，人才单向流失问题突出。

近年来，各地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更加贴近群众。左上图为2026年3月18日“全国爱肝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开展病毒性肝炎早防早治义诊活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供图）；右上图为2026年6月3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高酿镇上花村，家庭医生上门为居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人民图片 龚偕延/摄）；左下图为2026年7月15日，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专家与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会诊（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右下图为2026年6月28日，在新疆乌苏市九莲泉广场，当地医院的党员志愿者为群众提供推拿理疗服务（人民图片 李仁锡/摄）。

服务能力是基层承接全民健康需求的核心支撑，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设施实现标准化覆盖，但综合诊疗、健康管理、多元服务供给能力仍存在明显短板，集中表现为供给不足、功能偏弱、供需错位三重矛盾。一是多元健康服务供给滞后于群众需求。当前基层服务仍以常见病门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主，康复理疗、中医治未病、心理健康、婴幼儿早期健康指导等服务供给不足。卒中后遗症、骨折术后康复等患者难以在村（社区）获取系统化康复干预，康养床位、专业康复器械配置缺口较大。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常见心理问题缺乏专业诊疗支撑。0—3岁婴幼儿健康评估指导尚未实现全域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条存在断点。二是核心诊疗功能偏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条件普遍改善，但软实力提升相对滞后，常见病规范化诊疗水平仍需加强。部分基层医务人员对检查结果的独立判断能力不足，心电图、影像等诊断仍较多依赖县级远程中心支持。一些基层门诊在抗菌药物、激素使用等环节的规范性有待提高。三是服务供给与需求对接不够精准。当前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但针对高龄、失能群体的上门巡诊、居家护理、用药指导等个性化服务供给仍显不足，签约服务“签而不约”现象在一定范围存在。高血压、2型糖尿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稳步提升，但并发症筛查、个性化营养运动干预、连续血糖监测等精细化管理程度不高，部分慢性病患者控制效果仍不理想，健康管理实效需要进一步提升。

体制机制是激活基层卫生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但当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医保支付、财政投入、协同联动等配套制度改革仍未完全打通，激励不足、协同不畅、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凸显。一是基层医务人员岗位事务繁杂、服务覆盖面广，但绩效分配对公益性服务、下沉服务、精细化健康管理的倾斜力度不足，技术劳务价值回报与工作付出匹配度有待提升，一定程度影响医务人员主动服务、深耕基层的积极性。同时，职称晋升、评优评先向基层倾斜的政策落地不充分，人才长效激励机制仍需持续完善。二是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一体化运营格局基本形成，但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业务联动、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机制仍需细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多以阶段性帮扶、巡回坐诊为主，常态化驻点指导、学科共建、人才带教的长效机制尚未全面普及，城乡、县乡医疗资源融合衔接不够紧密。信息互通、业务协同的壁垒未完全破除，一定程度影响分级诊疗和医防融合整体效能。三是基层卫生财政投入持续稳步增长，但资金更多聚焦硬件设施建设，在人才培育、学科建设、信息化运维、特色服务拓展等领域投入相对不足。同时，资金分配的差异化、精准化程度不够，未能充分适配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体量、人口结构、服务半径差异，财政资金的赋能效益未能完全释放。

筑牢健康中国建设的基层根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人才为支撑、预防为主线、技术为抓手、制度为保障，协同联动、有机贯通，全方位提升基层健康治理效能。

锻造基层过硬队伍。资源下沉的核心是能力下沉，能力下沉的关键是人才下沉。要健全基层人才供给培育体系，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县管乡用、乡聘村用”人才流动机制，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扩大基层人才供给。打通职业发展保障通道，通过编制动态调剂、设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扩容基层事业编制。同时，优化医共体内部绩效分配机制，落实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完善基层职称单独评审、定向倾斜政策，拓宽基层医务人员晋升空间，让基层成为干事创业的稳定平台。医学类院校要把基层人才培育作为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持续对欠发达县域医院开展组团式帮扶，从技术、管理、人才层面系统性提升基层诊疗实力。

做实做细健康管理。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做实基层健康管理、深化医防融合，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把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健康实效。要聚焦慢性病高发、多病共存的基层健康新形势，持续深化医防融合慢性病共管机制，健全基层慢性病筛查、风险干预、定期随访、康复指导全流程标准化服务体系，细化各环节服务标准与考核规范，推动慢性病管控服务规范化、常态化落地。持续补强基层慢性病诊疗硬件能力，配齐并发症筛查基础设备，针对不同患者体征制定个性化用药、营养调理、运动干预一体化方案，全面提升慢性病管控精准度。充分释放中医药特色优势赋能基层健康，持续推进基层中医馆标准化提质建设，推广普及安全简便、适配基层的中医适宜技术。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拓展高龄失能人群上门巡诊、居家护理、康复指导、用药督导等增值服务，推动健康管理下沉网格、直达家门。

智慧赋能弥合差距。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分析患者症状、病史、检查结果等大量信息，为医生提供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参考，帮助经验相对不足的基层医生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科学性。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基层诊疗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目前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超过80%的县已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但也要看到，大量共享中心尚处于初步建成阶段，部分县域共享中心长效运营机制尚不健全，设备运维、人员统筹、检验结果互认落地仍存在堵点，城乡诊疗服务能力差距仍未得到充分弥合。要以基层为重点，强化医学影像诊断、心电诊断、医学检验、病理诊断、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作用，提升诊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慢性病协同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医智能辅诊等便民惠民服务智能水平。同时，遵循“循序渐进、夯实基础”建设逻辑，不搞数字化一刀切，同步推进线下标准化与线上智慧服务，切实提高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根基的关键支撑，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要统筹财政投入、医疗保障、医共体改革、多元治理等关键环节，系统完善基层卫生运行保障体系，全方位激活基层健康治理内生动力。完善财政与医保协同保障机制，足额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落实医保报销、分级转诊基层倾斜政策，引导群众主动选择基层首诊、就近就医。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涵式发展，在全域覆盖的基础上聚焦人事管理、薪酬分配、信息互通、医保协同等关键领域攻坚突破，破除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动员、个人积极参与的健康促进制度机制，建强用好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普及全民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引导群众牢固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推动基层健康治理从被动医疗处置向主动健康干预转型。

作者：南方医科大学校长、教授

反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壮阔实践的鲜活教材

反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壮阔实践的鲜活教材

——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张 鹏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以下简称《文选》）完整呈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丰富、发展过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认真研读《文选》可以深切体会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壮阔实践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有力印证，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一、打铁必须自身硬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的主要部分，明确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一文是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文选》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和迫切需要，通篇贯穿着以党“自身硬”领导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面过硬的历史脉络，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把严明纪律作为建党根本准则之一。列宁强调，党只有成为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部队时，才能起先进部队的作用。我们党自建党之初就注重从严管党治党，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强调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党。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重大课题，1962年首次提出“党要管党”，党的十三大明确“必须从严治党”，党的十四大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严管党治党，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正式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党百余年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守正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中央文献出版社供图

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过、绕不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同时，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表现为：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四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文中指出：“如果党内信念涣散、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那就无法有效应对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无法克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且可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这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坚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文选》中的许多重要篇目，都从不同角度生动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思路、重大举措和丰富实践。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党中央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两面人”，以精准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我们党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这一指导思想载入宪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提出“两个确立”，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经过新时代10多年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真正到位》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由此开局破题，解决管党治党“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之后，党中央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以上率下，反“四风”、反特权、反腐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具体事入手，从抓景区会所、送节礼、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到狠刹违规吃喝、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纠治政绩观偏差等，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积小胜为大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使党性教育成为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把纪律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坚持标本兼治，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

“全党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抓思想从严，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补钙壮骨，先后开展9次党内集中教育，持续开展经常性教育，分类分级抓好干部理论武装。抓监督从严，持续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进巡视全覆盖，强化政治监督，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抓执纪从严，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先后3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制定修订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抓治吏从严，提出并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干部培养注重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干部管理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用严格制度管权治吏。抓作风从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抓反腐从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10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64.8万余件、处分457.3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并且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党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等重要篇目中，总书记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并从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

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于做到“两个维护”。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国家机关“最初一公里”、地方党委“中间段”、基层党组织“最后一公里”作用，及时发现和解决“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等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过硬。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的组织与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抓好坚定理想信念这个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持续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推进党内集中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完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理论培训质量评估和动态优化机制，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力加强经常性教育，健全“第一议题”制度，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三会一课”等制度，常态化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图为近日，安徽省和县纪委监委组织该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国纪检监察报供图 罗凡/摄

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在《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理念管党治党”。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改进党员管理机制，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强化干部日常管理监督，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纠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健全正风肃纪常态化机制，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持续深化纠治“四风”，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完善防止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完善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精准性、实效性。

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要把完善“两个维护”制度机制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健全党中央领导各级各类组织的制度，确保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完善以党章和党章之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集成，使各项制度成为有机统一整体，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以制度建设成效巩固管党治党成果。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宪法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及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制度规定、确立为制度遵循。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

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真正到位》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要明晰每一种责任的具体要求，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落实责任。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全力推动下半年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全力推动下半年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求是》杂志评论员

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老问题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深入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全年时间过半、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党中央直面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时回应广大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释放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信号，为更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经济增长蕴含巨大潜能和新的机遇。同时要看到，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动向，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从供求关系看，一方面消费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市场持续活跃，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另一方面商品消费恢复偏缓，投资内生动力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和企业投资信心仍待增强。从经济结构看，一方面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较快成长，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日益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另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展出现分化。从外部影响看，一方面外贸韧性表现强劲，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贸摩擦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全面辩证地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日益彰显，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阶段性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用足用好优势、妥善应对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光明。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善于研机析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抓好经济工作，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更大力度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推动“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不断增强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支持就业增收带动能力强的行业扩大投资，加大对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落实《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此消彼长是经济转型的必经阶段，经济发展出现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升级的伴生现象。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大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实施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建造，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

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加快落地，效果逐步显现。下一步，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打好稳就业稳企业政策“组合拳”，进一步巩固内需增长的微观基础。加大各类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延续实施稳岗返还、社保补贴、专项贷款等措施，进一步增加以工代赈投资规模。企业有活力，经济才有动力。对于短期内承压明显的部分企业，要用足用好减税降费、融资担保等各类纾困政策工具，提高授信担保额度，增强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强化改革举措释放动力活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必须综合施策，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减轻短期经济波动，又要不失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完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各地从拼优惠、拼补贴的“内卷式”竞争转向比环境、比服务的良性竞争。充分激发国资国企、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和改善预期管理。科学的预期管理是放大宏观政策效果、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式。必须增强预期管理的意识，主动加强和改善预期管理，将其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要把握政策力度，必要时敢于打破常规，打好“组合拳”，让市场有更多获得感。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好政策的主动精准送达，加强与市场的互动交流，让各类经营主体充分了解政策、用好政策，把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转化为预期的确定性。要加快重大战略和改革举措落实落地，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引导形成明确稳定的市场预期，实现改革深化和预期强化的正向互动。

求是专访 | 怎么看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

求是专访

怎么看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

——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求是》杂志记者 陈有勇 魏佳朔

编者按：近期，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增强，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成绩难能可贵。对此，本刊记者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进行了专访，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解读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研判下阶段经济走势。

记者：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与一季度相比略有回落，但整体上仍处于“4.5%—5%”的年度预期增长目标区间。怎么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理解经济增速出现的波动？

新闻发言人：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挑战增多。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坚韧向前，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总体来看，有4个特点尤为鲜明。

一是经济运行“稳”。通常来说，观察经济运行稳不稳，主要看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指标。从增长看，上半年GDP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预计继续保持领先。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增量最高，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是十分不易的。从就业看，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保持总体稳定。从物价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1.5%，涨势比较温和。从国际收支看，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年初升值3%左右。这表明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二是发展底盘“韧”。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不少国家面临能源供给紧张、价格大幅上涨的困难局面。而我国能源转型布局着眼长远、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备高效的优势持续凸显，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保持平衡，有效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用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及时实施，近几个月消费价格涨幅稳定在1%左右，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夏粮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安全基础有效夯实。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16.9%，远高于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的全球货物贸易全年1.9%左右的增长水平。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今年以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金投入持续加码，人工智能成为新动能成长的“加速器”。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图为开幕当日的活动现场。 人民图片 陈玉宇/摄

三是增长动能“新”。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经济动能向新的特征鲜明、步伐加快，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清洁能源快速发展，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表现亮眼，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30%。这些数据说明，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逐步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梁。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被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左上图为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KIMI（月之暗面）大模型展台（人民图片 龙巍/摄）；右上图为2026年6月26日，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体验馆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人民图片 陈玉宇/摄）；左下图为2026年6月18日，科研人员在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质谱上样工作（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右下图为2026年6月3日，在深圳一家3D打印工厂内，公司负责人正在讨论相关产品（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四是质量效益“优”。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要看质的提升，从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升等多个角度认识发展成色。上半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提升，实体经济根基巩固夯实，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6.2%，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保持两位数增长。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1.9%。

当然也要看到，受一些外部因素和短期因素影响，石化、煤炭等行业生产受到一定冲击，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我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是为数不多上调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因此，要客观看待我国经济增速的短期波动，当前支撑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有利条件仍然多于不利因素，经济增速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发展大势。

记者：您刚才提到，新动能成长是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能否具体谈谈新动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新闻发言人：上半年中国经济能实现4.7%的增长，新动能功不可没。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动能，是现阶段经济运行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新动能成长壮大、积厚成势，日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发展向好。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都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新动能的身影。农业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育种芯片研发提速，农机装备补短板持续加力，“田间地头”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制造业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了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

智能发展的新成果加快落地。我国牢牢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资金投入持续加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成为新动能成长的“加速器”。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2倍，“韬定律”推动半导体自主生态建立迈出重要一步，全球首款神经动力学芯片问世，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越来越多的底层创新突破从图纸变成现实，催生出多个百亿级增量市场。集成电路日均产量超15亿块，日均词元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居全球首位，5G智能手机、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向新向绿的新需求不断释放。从消费看，智能、绿色、健康等消费理念深度融入居民衣食住行。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60%。从投资看，资金向创新环节加速集聚，企业投资的着力点从扩大规模转向修炼内功，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达13.8%，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从外贸看，出口结构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7%、45.1%，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

锐意创新的新企业加速涌现。创新型企业的加速涌现和成长壮大，正是宏观发展环境优化与微观主体活力迸发同频共振的生动体现。上半年，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优质企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集成电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领军企业继续取得新突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精耕核心技术，以“小体量”释放“大能量”，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7万家，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还有一个数据也值得关注，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全球每两座“灯塔工厂”就有一座在中国，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成效显著的有力佐证。

记者：您多次提到中国经济韧性。今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动荡，全球能源资源产供不畅、通胀压力上升，能否再具体谈谈我国能源保供和物价运行的情况？

新闻发言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能源产供体系造成了很大冲击，不少国家能源短缺、通胀高企。相比之下，我国产业基础扎实、市场供应充足、调控及时有效，能源供应平稳有序，物价水平温和可控，充分展现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经济应变克难稳健前行的重要底气。

从能源保供看，我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有力，确保了生产生活用能稳定。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10943万吨、1330亿立方米，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原煤产量达23.7亿吨，日均产量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发电量增长3.5%，在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持续、用电负荷较高的情况下，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保持平稳。在有序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的同时，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持续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强化多元协同保障，有效提升了能源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62%，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赖进一步降低。我国持续构建多元稳定的能源供给保障体系，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也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从物价运行看，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100美元/桶，相关石化产品价格也在大幅上涨，不少国家通胀压力攀升。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原油价格上涨对国内价格传导压力巨大，但通过加大能源保供，有效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控制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强化国内民生商品和服务供给，有效减轻了外部因素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0%，月度涨幅连续稳定在1%左右；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0%，涨幅明显低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展望下半年，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保持物价总体稳定有利条件较多，物价有望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记者：固定资产投资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重要宏观指标，怎么看我国上半年的投资情况？当前我国的投资结构有哪些新特征？

新闻发言人：投资一头连着需求，一头连着供给，今天的投入质量影响着明天的发展质量。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下降，但投资总额高达22.6万亿元，规模依然可观，对于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发展潜能意义重大。从未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需要加大投入，投资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的重心更多转向“助创新、促转型、惠民生”。在投资总量数字的背后，很多结构性变化值得细看。

创新领域投资加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资金和要素不断向新兴领域汇聚，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超过10%，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8%、10.0%、24.4%，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5.5%。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优化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需求加速释放，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布局稳步推进，上半年信息传输业、光纤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5.6%、26.5%。截至6月底，我国5G基站数量达到510.2万个，5G—A商用网络覆盖超330个城市；5G、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进一步夯实了支撑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底座。

民生领域投入加力。发展投资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长远账”。上半年，与乡村全面振兴有关的农业、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7%、12.0%。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稳步推进，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投资增长5.9%，蓝天碧水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也在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民生工程有序实施。

当前我国投资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和空间，特别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有旺盛的投资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优质教育扩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还有巨大的投资潜力。

记者：近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到“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这个新发布的指标表现怎么样？如何看待当前的消费运行情况？

新闻发言人：消费不仅包括“买东西”，也包括“买服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服务消费日益成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指标既涵盖商品零售，也涵盖服务零售，能够更加全面展现消费市场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7%，反映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具体来看，有这样3个特点。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居民消费持续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文旅康养、休闲娱乐等服务需求加快释放，成为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增速快4.2个百分点。假日消费带动效应明显，文旅消费表现活跃，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3%、10.4%。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

商品消费提质升级。消费升级态势持续，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品质消费需求稳步扩张。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470.4万辆，渗透率超过54%；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4.4%、6.3%，盲盒、手办等潮流玩具零售额延续高增长态势。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发展向好，上半年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超过20%，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万亿元。

消费新增长点不断培育。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流通网络加快建设，农村消费市场活力释放。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大型演唱会、音乐会、体育赛事常常一票难求。“中国游”带火“中国购”，入境消费持续火热，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次同比增长30.6%，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增长18.8%。

总的看，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品质提升、创新发展的态势持续，将继续带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民生改善。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下阶段经济走势的看法。

新闻发言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成绩来之不易。展望下阶段，虽然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国内也面临转型调整的压力，但这些都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没有改变，有基础、有条件、有底气保持稳定运行。

一是动能转换加快。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全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新动能成长态势较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比5年前同期提高了3.0、4.7个百分点，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提高。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同时，我国也在加快钢铁、石化、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阶段，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产业向新向优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望逐步增强，尤其是新动能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将持续为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动力。

二是改革开放增效。今年以来，通过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有效改善市场经营环境，有力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下阶段，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也在持续拓展，特别是上半年我国对欧盟、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都在稳定增长，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扩越大，这都有助于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三是政策精准有力。经济的稳定运行，离不开有力有效的宏观调控支撑。今年以来，宏观政策靠前发力、协同增效，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一揽子政策效果持续释放，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接续开工，为应对外部变局、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下半年情况看，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动态优化调整政策，近期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在有序出台，一些地方推出暑期文旅消费补贴，这些新政策将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如何看待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温差”

如何看待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温差”

景 平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但同时，一些经营主体和居民直观感受到就业竞争加剧、收入改善不及预期，宏观总量与微观体感之间存在“温差”。宏观数据是经济的“体温计”，微观感受是百姓的“体感温度”，都是真实的，只是测量的维度不同。辩证看待不同维度下的“温差”，才能准确把握经济全景，不被局部体感偏差放大焦虑、带偏预期。

“温差”并非今天独有，更非我国特有，而是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经济体量越大、经营主体越多、业态越丰富，这种“温差”反而越常见。有人说，如果只看房地产，你会觉得经济正在经历一次长期调整的阵痛，再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赛道，你又会认为眼下正在进行一场火热的经济赛跑。一方面，消费不足、贷款放缓现象持续显现，另一方面，文旅市场活力充沛，潮玩产品百花齐放，科技企业融资额、耐心资本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这种“温差”几乎成了所有经济观察者的共同感受。

“温差”的产生，首先源于视角的不同。宏观数据立足于生产端，产业产出扩张、库存增加即计入增长，衡量的是当期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算的是“产出账”；而微观主体站在需求端，切身感知的是消费、订单、工资、现金流，体会的是当下的实际冷暖，过的是“日子账”。生产端的热火朝天未必能马上转换为需求端的红红火火，传导的时滞便会带来“温差”。其次，总量数据反映的是总规模，自然会忽略行业、群体、区域间的差别。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达1.89亿户，分布在不同的赛道和上下游环节，有人身处风口，有人困在浅滩，对经济走势的判断自然不同。此外，价格因素也加了一层“滤镜”，物价持续低位运行使名义增长与真实体感之间又被拉开一道口子。更让人们难以判断的，是经济增长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形”，过去的增长多体现在高楼、工厂、公路上，国内生产总值有着清晰的物理轮廓；今天的增长越来越藏在算法、代码、专利、实验室中，它们同样在创造价值，却变得更加难以观测。

“温差”存在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各行业本就不是齐头并进的，有快有慢才是常态，这是由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决定的。新技术、新产业冒出来，旧行业、旧岗位就要收缩调整，这是经济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新与旧之间也不可能无缝切换，中间必然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间差。当前，我国智能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在整个经济大盘中的占比仍然有限，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新动能的增量尚难以完全对冲传统制造业收缩带来的影响。行业间的冷热不均进一步传导至收入端，部分高增长行业拉高平均水平，而一些传统赛道上的中小微企业经营者和相关从业者却感受不到同等的改善，宏观数据的“平均温度”与一些人的“体感温度”之间的“温差”便由此显现。

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是加速这一结构性分化的重要变量。过去，电力、互联网的普及历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演进，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落地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和生产力重新布局。以电力为例，即便将旧有厂房的动力源替换为电动机，整个工厂的工作流程和空间结构仍受旧有框架制约，效率提升有限，只有新建工厂才能按照电气化逻辑重新设计布局，实现效率跃升。而今天，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周期大幅压缩，2024年一个大模型的版本迭代平均约需132天，到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缩短一半，甚至在某些场景下按天计算。从技术突破到产业渗透的路径急剧缩短，一旦越过应用门槛，便会在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同步引发“效率革命”。这种传导机制，使人工智能既是加速器，也是分水岭：抓住它，就能获得变革的加速度、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迟疑观望，则很容易被拉开身位，锁定在不利位置。于产业如此，于国家亦然。

缩小“温差”，不在于削平差距，而在于让新技术的积极效应更多一些、调整震荡更少一些，让新动能更快惠及大多数人。我国从一开始就以落地应用为导向，牵引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各行各业的实体场景，走出了一条让技术价值在产业纵深中充分释放的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突破30%。工业数字化、智能民生服务等场景持续扩容，从生产线的智能质检到乡村的远程医疗，从中小企业的云端管理到个体的创意辅助，应用边界不断拓宽，转型机遇大量释放。机会不只在少数新兴产业中有，传统产业同样拥有被重塑的潜力和空间，普通劳动者同样有机会获得技术的赋能与提升。主动拥抱变革，眼前就是风口；拘泥于固有路径，看到的只能是下坡。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宏观数据的整体韧性，也不能忽视群众的真实冷暖。缩小“温差”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政策，让宏观向好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改善。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大盘之“稳”托住民生之“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在加快培育新动能的同时，大力推动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扩散，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通技术转化应用通道，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高光行业”下沉到“街巷角落”，使动能转换的成果更快、更广地惠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群体。要看到，转型是爬坡过坎，总有人步子慢一些，必须守住受影响行业和群体的基本生活底线，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还要认识到，宏观数据是客观的，但人的感知是复杂的，经济宣传既要讲清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要客观回应群众关切，在宏观数字与微观体感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让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看清楚大势，及时调整预期和行为，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提振居民消费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提振居民消费

冯朝睿 郑功成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居民有没有后顾之忧、敢不敢放心消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列为提升消费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在逻辑，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持续激活内需潜能，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提振居民消费为什么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居民消费是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函数，也是跨期资源配置与风险平滑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着一国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的水平和质量。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工具，本质上是一种跨主体、跨时期的财富转移机制，兼具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重要功能，是改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有效途径。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看，社会保障通过待遇给付与风险分担，构成了居民收入的“稳定器”和支出的“减压阀”。一方面，社会保障通过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育儿补贴等转移性支付充实居民的“钱袋子”。2025年，全国发放基本养老金7.7万多亿元、发放育儿补贴约1000亿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人月均832元和621元，再加上其他救助与福利性补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达8080元，比2013年增长逾160%。这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强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和育儿家庭的消费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通过制度化的风险分担大幅削减居民在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支出负担。当前，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3亿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与70%左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7.5%，大大减轻了居民的医疗支出压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亿多人，领取养老金待遇人数达3.4亿多人，有效缓解了家庭的代际转移负担。这些制度安排，放宽了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使原本计划用于防病养老的储蓄资金能够转化为消费支出。

除当期的收支状况外，对未来生产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也是居民积累防御性储蓄、压缩当期消费的一个关键原因。截至2026年5月，我国住户存款余额达172.7万亿元，比2020年末的93.4万亿元增长逾80%，每年新增约15万亿元；住户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将近50%，比2020年末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居民存款持续增长，并非单纯出于理财偏好，也是应对风险的防御策略。面对就业和收入预期的波动，以及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的不确定性，不少居民倾向于多存钱、少花钱，以自身的储蓄积累构筑家庭的风险屏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通过互助共济机制，以集体力量的确定性对冲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促进更多防御性储蓄走向消费市场，进而释放消费增长潜力。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2025年7月，育儿补贴制度启动实施；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推动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上图为2026年1月7日，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陆桥社区服务大厅内，工作人员正为居民详解育儿补贴申领政策（人民图片 徐慧/摄）；下图为2026年4月3日，在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陪伴老人们赏春（人民图片 张鹰/摄）。

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重要制度基础，是激活消费动能的有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积累了成功经验”。在这三次危机应对中，社会保障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国企改革攻坚，部分地区出现下岗职工增多、民生困难加重等突出问题。对此，我国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及时兜住民生底线，稳住了社会预期，1998—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保持在8.8%的较高水平。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外贸受挫、就业压力加大，于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同步推进以全民医保为目标的新医改，有效增加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转移性收入，2009—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保持在15%以上。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及时免除新冠患者医疗费用，扩大临时救助范围，实施社保缴费“减、免、缓、返”政策，不仅保障了基本民生，更为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12.6%、经济快速回归常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制约消费增长的短板有哪些？

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社会条件、文化特征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多种多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成功建设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也要看到，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持续演进，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就业形态、财富创造和初次分配格局深刻重塑，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在不同维度制约着居民消费潜力释放。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更好发挥惠民生、促消费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不能滞后，影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功能发挥，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盲目追高，陷入一些国家面临的“福利陷阱”。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投入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同基本国情相适应，广大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也要看到，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投入仍有提升空间。受制度模式、历史沿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总体偏低。基层门诊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相对偏低，罕见病用药等仍在医保目录之外，重大疾病的实际个人支出仍然较高。还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也给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未来养老金待遇领取人数、医保人均支出都会有所增长。社会保障投入必须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做到稳步扩大，才能为提振居民消费提供持久可靠的支撑。

消费行为与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减少居民家庭的养老育幼负担，可以进一步释放其他消费潜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对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作出部署安排。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下，当前社保体系对“一老一小”的保障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在“老”的方面，养老金虽已实现制度全覆盖，但2025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43元/月，不少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消费动力，庞大的“银发经济”消费市场难以有效激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建设阶段，不少失能、半失能及空巢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亟待解决。在“小”的方面，儿童福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普惠性育儿支持政策的补贴力度尚不足以对冲高昂的养育成本，不仅抑制了中青年家庭的当期改善型消费空间，更在长期影响着家庭的整体消费信心。

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存在保障断层，抑制了消费活力。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劳动者队伍日益壮大。近年来，我国社保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各地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保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社保制度仍以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不少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保障覆盖不足、缴费负担过重等问题，或是选择不参保，或是选择低缴费、低保障的缴费档次。这不仅增加了这部分劳动者的生活不确定性，也成为当前制约提振消费的一个突出因素。

政策体系存在碎片化现象，削弱了提振居民消费的整体效能。当前，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项社保制度的待遇水平差距明显，转移接续仍不顺畅。在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建设中，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客观上向较高收入群体倾斜，农村居民、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难以获得有效覆盖。各项社保制度之间缺乏高效的数据共享与业务联动，降低了政策运行的整体效率。同时，社保政策与人口、就业、财政政策等尚未形成高效联动格局，制约了居民消费环境的整体优化与消费潜力释放。

三、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振居民消费的实现路径是什么？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提振居民消费，要坚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更多公共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加快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意愿与信心协同提升。

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让更多劳动者减少后顾之忧。在参保扩面上精准发力，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创新参保方式、降低参保门槛，将其纳入有效制度保障轨道，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引导支持参保居民选择高档次标准、坚持长期缴费，以更高的待遇预期稳定当前的消费意愿。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快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护理需求，使家庭资源从照护负担中解脱出来。

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居民消费的底气和能力。提振居民消费，要践行投资于人的要求，通过合理提升待遇水平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更大力度向待遇偏低群体倾斜。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积极探索针对婴幼儿与高龄老年居民的医保补贴，逐步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压降至合理区间。加强重点群体保障，动态调整各项津贴补贴和保障标准，确保社会保障待遇的实际购买力稳步提升。

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发挥社保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社会保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制度体系，必须从整体上进行谋划和推进，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统筹协调机制，做到各项制度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加快补上养老育幼事业发展短板，推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与社会服务协同发力，激活“一老一小”的消费潜能。统筹社会保障各领域的政策力度和出台时序，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努力使之与促进就业、调节分配、提振消费等政策形成合力。

增强社保体系可持续性，稳定居民长期消费预期。消费信心的根基，在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要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进一步提升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的质量和效能，破除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制度壁垒。健全社保基金长效筹集、统筹调剂、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机制，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让广大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体系的长远发展形成稳定预期，敢于制定长期消费规划，释放跨期消费潜力。

作者：冯朝睿，昆明理工大学教授；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揭开“中国挤压论”的伪学术包装

揭开“中国挤压论”的伪学术包装

青 原

近期，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其研究文章中提出“中国挤压”这一概念。紧接着，这一论调又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外交事务》等主流媒体，试图扩大国际影响、引导全球舆论走向。从理论渊源和论证逻辑来看，它与此前一些国家炮制的所谓“债务陷阱论”、“产能过剩论”等针对中国的负面叙事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是又一个披着学术外衣、旨在围堵打压中国的对华新叙事。

一

所谓“中国挤压论”，其核心论点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压缩”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业化空间，进而“挤压”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事实果真如此吗？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尤其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建构了一套线性发展的“工业化剧本”。该理论以西方古典社会学的社会进化论为学理基础，在“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单向线性演进。在这一叙事中，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并实现产业升级，随后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部梯度转移，后发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便可循此路径实现工业化。然而稍作审视便知，这一图景对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不过是海市蜃楼。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真正跻身工业化行列的，实际上寥寥无几。

对这一理论框架构成系统性质疑的，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于1949年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两个动态关联部分构成，前者是“大的工业中心”，后者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二者在经济结构、技术传播和贸易条件上存在不平等关系。相关研究表明，以1950年价格为基准，到1971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单位价格指数仅为102，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单位价格指数已升至153。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改善，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则在结构性压力下持续恶化，直接制约了其资本积累能力，使其长期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的分工位置，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和工业化的目标。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二战后，拉丁美洲国家在进口替代战略下曾一度取得初步的工业化进展，东南亚多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基础，但这些进展均在特定历史节点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深陷债务陷阱不能自拔，或被金融风暴席卷一空，结局惊人地相似。这正是“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国家难以摆脱依附地位的生动写照。即便少数经济体在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跻身工业化行列，其关键产业和金融体系也往往受到外部力量的钳制，所谓发展自主权，不过是一纸空谈。

进一步审视西方工业化叙事的内在逻辑，值得追问的是：这一秩序由谁主导、服务于谁的利益？哪些国家被纳入其中，哪些被排除在外？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始终呈现出等级结构的特征，从未真正向所有经济体平等开放。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看似遵循经济理性，实则更多为地缘政治逻辑所支配，服务于特定国家和利益集团的战略目标。决定谁上牌桌、谁坐哪把椅子、谁能分到多少蛋糕的，与其说是市场竞争和比较优势机制，不如说是集中于少数西方国家手中的规则制定权与市场话语权。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描绘的工业化叙事，并非一条普遍适用的发展通道，分明是一条由先行者设卡把关、单向通行的封闭窄门。

非洲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近代以来，非洲大陆经历了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其资源输出方向和生产结构均由宗主国的需求所决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二战后非洲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却始终未能拿到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布局的入场券。20世纪中后期，在债务危机压力下，30多个非洲国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削减公共开支、全面开放市场、贱卖国有资产。结果增长未见、民生先垮，在债务枷锁与分工陷阱的双重夹击下，工业化从“未竟之路”变成“无望之路”。而始作俑者反倒倒果为因，把非洲描绘成一个“发展失败”的大陆，仿佛失败根植于非洲自身，而与这套秩序毫不相干。

二

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从改革开放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到逐步在高端制造、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体现了持续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从“十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筚路蓝缕，到在诸多前沿领域占据重要一席，每一步跨越都是持续创新与产业攀爬的结果。依靠自身力量推动发展转型、增进民生福祉，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权利。

从经济效应看，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10多年来保持在30%左右。中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有效降低了全球能源和工业品的价格水平。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称，过去10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同时，中国通过产能合作和技术输出，参与了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纺织等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推动东南亚、中东、非洲从供应链边缘成长为全球制造网络的重要节点。2010—2025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增长3.5倍和16倍。事实清清楚楚，中国带给世界的，是发展的机遇、共享的红利，这不是“挤压”，而是实打实的“牵引”。

审视“中国挤压论”的背后，其真实用心可谓一目了然。表面上为全球南方国家鸣不平，骨子里却担心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持续向高技术领域扩展的集群式突破“动了西方的奶酪”。从历史经验来看，技术代差长期构成美欧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来源。一项技术领先，就能开出天价、卡住脖子、予取予求。如今，中国在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2025年专利申报数量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居世界首位，技术红利从被少数西方国家垄断逐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垄断地位被动摇，特权蛋糕被分食，战略焦虑怎能不汹涌而来？“中国挤压论”，正是这种焦虑的集中投射。

更深层地看，中国的发展实践不仅没有遵循美国等西方国家预设的剧本，更一举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百年迷思。长期以来，现代化理论以美欧发展经验为唯一模板，将其发展模式抽象为普适性道路，带有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无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在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上的巨大差异，无视国际经贸活动应当遵循的市场等价交换和比较优势原则，妄图将整个世界纳入美欧少数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和价值体系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正是对这一理论范式和霸权体系的根本性挑战。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刻启示，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什么位置，从来不应该由谁“安排”，也从来不是由谁“让”出来的，只能是要素禀赋、生产效率、产业配套等综合条件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塑造的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拓展工业化空间，归根结底要靠两条：一是坚持自主发展，培育自身比较优势，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力资本，完善产业配套，在市场竞争、开放合作中赢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二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大程度保障不同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不依附霸权、不让渡自主权，每个国家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天一些西方国家正深陷多重危机。内部面临产业空心化、贫富分化加剧、通胀压力上升等多重结构性矛盾，在国际层面则面临霸权维护成本上升、联盟体系协调难度加大、南北矛盾加深等现实挑战，与中国稳定发展、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形成鲜明对照。所谓“西方模式”的感召力正在加速流失，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有观察者指出，中国发展实践对美欧长期垄断现代化话语权的格局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叙事权一旦失去独占性，建立在它之上的规则霸权、金融霸权和制度优越感，都将随之松动。在此背景下，“两头甩锅”的话语策略开始浮现：对国内选民兜售“中国冲击论”，为治理失败寻找廉价解释，顺势煽动民粹情绪；对全球南方国家渲染“中国挤压论”，把中国描画成侵占发展空间的掠夺者，制造隔阂与猜忌，为围堵中国拉帮结派。这些论调套上了“学术论证”的精致外衣，有时颇能迷惑一些人。

三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纵观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各种负面叙事，“中国挤压论”与此前美国一些智库和媒体对华叙事一脉相承，都是中国威胁论的变体。其生产和传播路径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征：智库炮制概念、发布报告，媒体跟进报道并扩大传播范围，政客和政府部门顺势引用、转化为关税壁垒、投资限制和技术封锁等实际政策。试问，这样的流水线作业产出的不是伪学术还是真学问吗？

伪学术的第一重底色，是精心裁剪的“历史虚无”。一些美欧国家学者在构建现代化叙事时，对自身崛起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编辑，将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悄悄抹去，把自身的发达归因于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把他国的落后归咎于禀赋与治理的缺失。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市场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交换场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产物，其形成过程本身就伴随着殖民掠夺、不平等交换和权力支配。这种缺乏历史纵深的叙事，既掩盖不了美欧现代化的真实来源，更无力解释中国靠自身奋斗实现工业化的现实逻辑。理论讲不通，就裁剪现实；现实对不上，就歪曲事实。“中国挤压论”的炮制路径，不过是一以贯之的“惯性操作”。

伪学术的第二重底色，是持续演绎的“双重标准”。美欧跨国企业凭借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攻城略地、攫取超额利润，被粉饰为“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晶；而中国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和市场打拼赢得一席之地，却被扣上“不公平竞争”、“产能过剩”的帽子。美国出台《芯片安全法案》、实施“长臂管辖”，被美化为“捍卫国家安全”、“保持技术领先”的“正当之举”；中国引导产业升级、支持企业创新，却被污名化为“政府主导”、“扭曲市场”。同一个世界，两把尺子。所谓公平，不过是强者手中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形状，全看利益需要。

伪学术的第三重底色，是顽固僵化的“零和思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的叙事中，全球产业分工被想象成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中国多切一块，别人就少分一块。然而真实世界恰恰相反，中国持续做大“蛋糕”，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产能合作，让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参与全球分工、分享发展成果的“上桌”机会。一些西方国家还将自身奉行的“国强必霸”逻辑强加于中国，无视中国倡导的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自己手握锤子，就看全世界都是钉子。在他们眼里，中国不“称霸”，是因为还没有能力“称霸”。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条称为“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上述三重底色，共同指向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国挤压论”等在理论基础、事实判断与价值标准等层面均存在根本性缺陷。它压根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命题，不过是服务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遏制的政治工具。将学术命题与政治议程刻意捆绑，学理上站不住脚，道义上更经不起历史的审视。

事实是最有力的反击。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在当前面临一定波折，但其在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始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顺应这一历史大势，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我们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始终主张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支持更多经济体自主发展，平等参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并将一如既往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让发展成果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执笔：杨国亮

深度调研 |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深度调研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联合调研组

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身心健康牵动全社会的心。近视是威胁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突出问题，不仅影响日常学习和生活，高度近视还会增加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风险。随着互联网全面渗透日常生活，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97%，用眼过度等问题日益严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并呈现低龄化、重度化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要求“学校和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在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守护孩子“视”界的行动不断深入。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成效如何？还有哪些短板？如何更好破解防控痛点难点？带着这些问题，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中小学校走访，与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医护工作者等广泛座谈，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

一、防控成效如何？

调研组从教育部获悉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防控成效稳步显现。调研中不少人反映，“这是了不起的成效”，“成果来得很不容易”。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取得明显成效，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8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防控阶段性目标及政府、学校等各方面应采取的防控措施，同时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此后，相关部门密集出台《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试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学前、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等配套文件，逐渐形成目标清晰、责任明确、措施具体的政策“组合拳”，推动防控工作从有章可循向有标可量、有效落实深化。有受访者表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上升为国家行动，防控工作纳入政府考核，有效传导了工作压力，确保了防控责任落实。

在顶层设计引导下，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共同下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一盘棋”。比如，教育部2019年牵头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每年召开联席会议，构建起领导全国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大大增强了防控工作合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等，进一步提高防控诊疗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国家疾控局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及影响因素监测评估，指导各地各校有针对性地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和干预行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则从计量器具监管、标准体系构建等维度发力，推进近视防控市场综合监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24年正式批准0.01%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上市基础上，今年1月又批准了0.02%和0.04%浓度产品，形成了延缓儿童近视进展的阿托品滴眼液阶梯式多浓度矩阵；等等。通过多部门协同作战，不断织密覆盖预防、筛查、干预、诊疗、监管等各环节防控网络。

图为2026年6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爱眼知识进课堂”活动，眼科医生为小学生讲解爱眼护眼知识。 人民图片 张春雷/摄

一系列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也陆续出台。在教室光环境方面，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等多项关键指标。在学习用品领域，严格限制教科书、课业簿册等产品的亮度（白度）、D65亮度等指标，避免纸张过白、反光过强导致眼部疲劳。在眼视光产品领域，对眼镜原材料、产品质量及验配服务提出严格要求。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批准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国家标准39项，涵盖学习用品、眼视光产品、验配服务等全链条，以标准化体系全方位保护儿童青少年“视”界。

各地因地制宜出实招，全国各地校园发生了许多看得见的变化。比如，多地大力推行“一加一减”，增加日间户外活动时间、减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课间15分钟”以及“体育每天2小时”已在所有省份全面部署推行。山东广泛开展视力检查，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8.5%，为1500余万名中小学生建立电子视力档案，实行一人一档分类管理。湖南通过立法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福建把校园足球场地新建改扩建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推动学生们跑起来、跳起来。

总体来看，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学校主体、家庭配合、专业支撑的综合防控格局逐步构建起来，全社会爱眼护眼意识明显提升，为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二、防控工作还有哪些突出问题？

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这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阶段性目标。但调研发现，防控工作与目标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一方面，中小学等关键学段近视率仍处在高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高度近视（超过600度）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其带来的眼底病变等终生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近视低龄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从小就习惯电子产品的陪伴，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叠加户外活动不足等因素，近视高发年龄段已前移至6—10岁。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依然严峻，这背后是老问题与新挑战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早期干预体系还不完善。新生儿眼球小、眼轴短，通常有300度左右的生理性远视，被称为“远视储备”。远视储备会按一定速率自然消耗，一般到青春期时达到正视状态。但如果过早、过度接触电子产品或高强度近距离用眼，会导致远视储备提前透支，孩子将快速进入近视轨道。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是保护远视储备、培养良好用眼习惯的关键窗口期，但一些地方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近视防控缺少刚性约束，不少家长对远视储备认识也不足，对孩子看手机、平板电脑等行为缺乏有效管理，更有甚者把电子产品当成“电子保姆”。政策上防控关口虽在不断前移，但在实际落实中还没有真正扎到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这个关键起点。

学业压力与户外活动的矛盾仍较突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明显缓解，但面对升学压力，校内减下来的负担有时又以家庭作业、线上课程、校外辅导等形式出现，不少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未实质减少。“体育每天2小时”的要求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成为制度，一些中小学校园活动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全体学生同时开展户外活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户外活动落实质量。电子教学设备在课堂上使用普遍，但对使用时长管控不严，学生上课盯着电子屏幕、下课完成电子作业，进一步增加了连续近距离用眼的强度。

家校社协同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随着相关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社会对预防近视的科学认知程度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家长存在认知误区、重治轻防，认为“近视是遗传决定的，防不了”、“戴眼镜会加深近视”、“近视了就配眼镜”、“近视只是小事，长大后做个激光手术就可以解决”，缺乏早期预防和科学干预的主动性与能力。调研中不少学校反映，学校对学生手机使用、户外活动等要求抓得较紧，但一回到家就容易“失守”，特别是在严控校外培训、电子产品使用等需要家庭配合的环节，相应防控措施往往落实不到位。

数据共享和有效使用存在短板。多部门协同防控的工作框架已经建立，但在具体环节的衔接上仍存在漏洞。比如，教育、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间的学生视力健康数据尚未实现全面、实时、高效的互联互通，孩子在医疗机构检查的视力数据无法同步到学校档案中，学校筛查发现的视力异常也不能及时推送给医疗机构，容易造成防控脱节，耽误最佳干预时机。一些地方开始探索AI视力筛查、建立大数据平台，在提高筛查效率、发现重点人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全国范围看，近视防控信息化水平还不平衡，有的地方平台建了起来，但数据更新不及时、干预反馈不闭环；有的地方筛查数据较多，但缺少分层管理、有效分析和连续跟踪，难以给精准防控提供有效支撑。

基层专业力量和硬件保障不足。校医或保健教师是学校近视防控的“一线哨兵”，但许多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学校，相关教师配备不足，专业培训不够，影响防控措施落地落实。此外，教室照明改造、可调节课桌椅更新、视力筛查设备配备、校园运动空间改善等都需要持续资金投入，但基层经费保障不足，导致硬件设施改善滞后、防控措施不可持续。城乡、区域之间专业诊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诊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农村和偏远地区专业人员不足、设备欠缺，儿童难以获得及时、专业的视力健康服务。

三、如何构建全方位全链条防控新格局？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事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前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必须拿出钉钉子精神，紧盯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弱项，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前移防控关口，夯实基层能力。通过早期监测和干预手段，可以有效预防或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发展。要进一步推动防控关口前移，把工作重心从“是否近视”前移到“是否存在近视风险”，多措并举保护儿童远视储备。严格落实“零起点”教学，坚决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避免过早、过量读写；幼儿单次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各中小学、幼儿园应为学生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并将远视储备监测纳入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常规体检，建立预警机制，对远视储备消耗过快的儿童及时干预。提升学校和基层儿童眼保健服务能力，是及时发现学生眼健康问题的重要一环。要配齐配强校医和保健教师，确保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校医，同时开展近视防控专业技能轮训，提升其筛查、建档、健康教育能力。要统筹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农村、边远、欠发达地区进行教室照明达标改造、可调节课桌椅更新、基础筛查设备配备，并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基层儿童眼保健和眼科服务能力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视力健康服务差距。

深化体教融合，减轻用眼负担。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重要保障。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论英雄”，把更多关注点投向学生的全面成长与身心健康发展，将包括视力状况在内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积极引导科学用眼，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严格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间，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全面落实“课间15分钟”、“体育每天2小时”制度，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推动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课堂教学中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不应超过总课时的30%，优先使用投影等低频闪、低蓝光设备，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电子作业总量。

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重要保障。各地学校积极开展课间体育活动，让学生们在体育运动中愉悦身心、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成长。图为2026年3月31日，贵州省从江县刚边壮族乡中心小学学生在课间参加跳绳运动。 人民图片 罗京来/摄

加强各方协同，推动智慧赋能。家庭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要了解科学用眼护眼知识，从学龄前就管控好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陪伴孩子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学校是近视防控主阵地，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用眼环境，创造条件让学生在课间走出教室、放松眼睛，加强近视监测干预并及时让家长们掌握这些信息。全社会眼健康科普也需跟进，要依托学校、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等阵地及各种新媒体平台，开展常态化、大众化科普宣传，重点普及远视储备保护、科学用眼行为、近视早期干预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早预防、早干预的意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为防控工作提供更全面、精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要推广AI视力筛查、大数据预警等技术，建立覆盖0—18岁的全周期近视分层管理模型，提升防控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

健全考核评价，完善长效保障。压实责任是做好防控工作的重要方法。要逐步加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效在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权重，推动各地将防控责任逐级压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完善常态化督导评估机制。做好防控工作离不开经费保障，要将防控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保障教室改造、设备采购、校医培训、健康宣教和健康管理等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慈善捐助、公益基金、校企合作等方式参与近视防控，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元补充”的可持续经费保障机制。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近视防控相关的科研支撑，围绕近视发生发展机制、早期干预技术、新型防控产品等开展联合攻关，及时将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防控实践，更新完善近视筛查、诊断、干预等环节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持续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长效性。

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丘成桐

世人谈及科技与人文，多将二者割裂视之，常以为科技立足理性、讲求工具、探寻自然规律；人文观照心灵、坚守价值、承载人世情怀。二者一求真、一求善，看似各成体系、泾渭分明，实则不然。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今天的学问虽越分越细，然究其根本，科技与人文从来都是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为人文立实，人文为科技立心，终归是贯通一体的大道。

情动于中，始有创造

常有学生问我：做数学，何以时常论及诗词歌赋、文史典籍？我的体会是：做学问，扎实的专业功底是立身之本，但不论是顶尖的科研突破，还是传世的人文创作，真正可贵的创造力，皆源于丰盈真挚的情志与开阔豁达的胸襟。

回望中华千年文脉，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陶渊明咏田园，李白、杜甫抒写胸臆，苏轼描摹人世沧桑，无一不是真情流露、气韵磅礴。何以故？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亦言“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传世不朽的经典，皆有至大至刚、至柔至远的风骨，藏天地家国之情怀，载人生沉浮之体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家经书奉为文之上品，贵在载道明理。我以为，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关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万物运化的自然科学之道。正因为文理本是一道、大道同源，自古希腊先贤到近现代科学大家，但凡成就卓著的学者，文笔多优美雅洁。他们并非刻意雕琢文辞，只因大道存于心、文理融于骨，悟道则文自正、理自明。

解决大问题时，科学家的主观情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探寻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们倾尽心力追寻真相，真切感受科学定律如此简洁、有力，由衷惊叹自然结构的无比美妙。“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坚守正道、作《正气歌》以明志的浩然风骨一脉相承。

文理相通，其道一也

我曾多次提出，数学家做一流的学问，完全可以借鉴古典文学“赋、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实印证。近现代数学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维路径、创新逻辑，和文学家高度相近。我始终坚信，好的数学家、科研学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当我们心怀人文底蕴，便能从百态人生、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启迪思辨，不断打磨、完善数理理论体系，实现科学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补补，便只能做跟随性的工作，做不出开创性的学问。

无论是科学突破或是人文创作，从来不靠机械堆砌与刻板复刻，要旨皆在于联想、类比、想象等创造性思维。科学家从若干看似无关的自然现象中找出联系，构造出一个统一的理论；诗人立足万千人间意象，构筑鲜活的艺术世界。二者都是从纷繁表象中探寻本质规律。没有这份创造性思维，科技难有突破，人文难出新意。中华文脉绵延千载，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曹雪芹等先贤留下的经典典籍，是滋养心性、启迪智慧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深耕数理科技还是研习人文史哲，我们都可从中汲取赤诚情怀、辩证智慧与开阔格局，以人文底蕴托举科技创新，以科学理性厚植人文根基。

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世人多认为科技务实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风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怀。然而，科学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学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领域迥异、路径不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追求——对极致完美的不懈探寻，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一套成熟自洽的数理理论，其逻辑之严密、架构之精巧、体系之完备，不逊于一部文学经典。韦伊以代数几何拓展数论边界，朗兰兹用自守形式搭建数论的大统一纲领，我与同仁发展几何分析，皆是为自然万物之真，探寻最完美、最自洽的阐释框架。这份对极致完美的执着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释，而是源于本心深处对真与美的笃定信仰。

很多时候，数学家会用数千页的抽象理论，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这正是数学追求极致完美的生动体现。比如，上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提出超对称理论，预测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的对偶粒子，即便目前尚未在实验室见到超对称现象，却持续推动数理领域诸多突破性研究。

物理学家外尔说过一句话：“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界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规范场论的蓬勃发展，正根植于这份对科学之美的信仰。狄拉克完成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这套方程“优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些性质连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这正是科学创新的奇妙之处：我们用以探寻真理的工具，终会带着我们突破认知边界，走向更远的未知。

文学家也一样。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将半生阅历与人世沧桑，熔铸成一个完整鲜活的艺术世界。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人性与社会的刻画，远比诸多写实记录更为深刻动人。后世无数文人尝试续写，终究无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纯的人文情怀和贯通全局、追求极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构天地万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内，以情怀观照人间百态、坚守人世至美。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个面对自然，一个面对人世，但内心深处对完美的向往始终不变：求真务实，止于至善。2023年，我牵头创办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至今已历四届。大会标识下有一行字就是“求真务实，止于至善”，一来是致敬历届获奖学者潜心治学的坚守，二来也是我这一辈子治学育人深信不疑的人生目标。大会聚焦基础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三大领域，注重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倡议海内外学者敞开胸襟、协同合作，立足长远谋划学科布局。大会设立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便是期许一众科研同道，在探索宇宙深奥规律的漫漫长路上，守住求真逐美的本心。

博雅明史，涵养治学

我们何以培育这份贯通文理的创造性思维，涵养求真逐美的治学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脉浸润，藏于历史传承。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分文理，首要贵在真心、真情。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治学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稳致远。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的定力，离不开长期的人文熏陶与博雅滋养。

我这一生，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10岁时，父亲便教导我诵读诗词、研读史籍、体悟古今哲学。他写的《西洋哲学史》，曾引《文心雕龙》名句：“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至今仍激励我，治学当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学，不困一时得失，不囿一隅之见。这种志向，这种胸怀，是我做学问的根基。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前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的情感传给我们。不读历史，不知来处；不知来处，便不知去处。数学史尤其如此——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伟大思想是如何诞生的，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这种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

时至今日，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上较世界顶尖水准仍有差距。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修养尚欠深厚，对自然之真与美，体认未足，感发未深。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这种感情对科学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诸多先贤之作，比之世界文学之巅，亦不遑多让！

如今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成为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也让文理辩证统一的价值愈发凸显。人工智能依托数理逻辑、大数据算力重塑科研范式，是人类工具理性的极致延伸，但技术迭代越快，我们越不能丢掉人文初心、价值判断与审美格局。脱离人文引领的科技是盲目的，缺少科学支撑的人文是空洞的。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科研与社会的今天，坚守文理相融、真美合一的理念，尤为紧要。

我期许新时代青年学子，怀质朴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贤文脉而不盲从固守，既能深耕数理、探自然真趣、攻坚原创难题，亦能浸润人文、养浩然胸襟、坚守治学初心。以人文涵养格局，以科学开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寻大道、成就自我。

作者：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

文化中国 |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文化中国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

邢云文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美美与共，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凝结出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并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这一交往之道，倡导以诚信立交、以和睦共济、以仁善处邻，能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实现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礼运》，先贤在大同理想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恢宏图景，将诚信、和睦确立为人际相处的伦理基石与社会运行的内在原则；“亲仁善邻”见于《左传·隐公六年》，郑庄公请和于陈，陈桓公不允，其弟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视亲近仁义、与邻为善为立国法宝。讲信修睦与亲仁善邻，分别从社会理想与治国方略两端立论，并在历史实践中贯通互渗。究其里，“信”是他者与我可相依凭之根，“睦”是他者与我可相安守之序，“仁”是他者与我可相亲近之心，“邻”则是地缘或道义上相近之境。四字合而为一构成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建立于“人同此心、邦同此理”深切洞察之上的伦理安排，把诚实守信、和睦相处的德性从一身推广到一家、一国乃至天下。

追根溯源，这一交往之道在中华文明起源的上古时代就已埋下根芽。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诸部落，在渐趋融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兼并战争。上古政治家在战争中不仅感受到和平之可贵，更参悟出“修身而天下服”的道理。《尚书》记载舜说“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认为敦厚德行、信任善人、远离巧言令色的小人，便无须兵戈而能感化四方蛮夷之族竞相归服。夏商之后，周人通过武王分封、周公制礼确立西周统治规范，“德”为政之本、“礼”为序之纲，朝觐、会同、聘问之制系统建立，使“讲信”有盟誓可凭、“修睦”有礼数可循。史书记载的盟会，饱含着古代中国人用“信”与“睦”去约束武力、弥合分歧的努力与和平邦交方式的早期实践。这一以礼立信、以盟修睦的制度框架，深刻塑造了后世中国的邦交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范雎“远交近攻”，各国在权谋之策下动辄背弃盟约、牺牲盟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板荡天下中，思想家愈发致力于重建秩序，恢复社会对秩序背后仁义原则的信心，不约而同地倡导和推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使之显得愈加珍贵。儒家为这乱世开出的方剂，是以“仁”率“信”，以“信”归“仁”。孔子认为人之交在于信、国之治亦在于信，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使“信”由一种美德升格为君子立身、邦国立政的根基，并将“立身之信”向外推扩为“交邻之信”；由“仁”出发，提出“为政以德”，倡导修文德、慎征伐，以开“近者说，远者来”之局。孟子身处战国征伐不休之世，把仁义之道提升为王道政治，认为施仁政于民的国家，“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回应将水患转嫁邻国却自称治水之功超越大禹的白圭，“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指出以邻为壑、嫁祸于邻是仁人所厌恶的无耻行径。荀子在大一统时代临近之际，对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进行了更为现实的探讨，将其与“用”即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义与信是治国安邦、协和万邦的重要原则，要通过“隆礼”、“重法”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获得礼法并举的制度依托。儒家先贤层层递进，由“信”立身、“仁”治国、“王”安天下，构建起信仁同源、义利相成、王霸有别的思想体系，构建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此后两千余年的主流解释框架。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经典文献。左图为宋刻本《礼记》，其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右图为元刻本《左传注疏》，其中载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道、墨、法三家则从各自立场作了重要补充，使之超出儒家一家之言而成为更加宽广的思想理念。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出发，老子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警世，又言“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把谦下不争视为大小国相处的智慧——以“不争”达“莫能与之争”之效，从本体层面深化了中华民族对“和”的理解，为修睦之道提供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根基。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宗，痛陈“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主张超越亲疏贵贱以破“别相恶”之弊，视人之国若己国、人之家若己家、人之身若己身。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务，看似与信义和睦相远，实则另有深意。韩非子强调“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力主以法促信、以信治国；提出“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认为要通过法律、赏罚等制度体系对信任关系进行构建和约束，使讲信修睦获得了制度性约束。三家立场各异，旨归却高度一致：都希望为乱世寻一条以信义为本、以和睦为序的出路。因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道德论，更是融汇诸子的思想共识，经春秋战国“王霸之争”淬炼为中华民族深沉的文化基因。

秦汉大一统格局形成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从诸子学说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并在思想家的建构中获得新的理论形态。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重构儒学义理，将仁政与天道贯通，提出“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使“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天地之常道。这一安排，使诚信由个人德性升格为维系家国秩序的常道，为王权正当性提供了宇宙论依据——王者不可以无信于民，无信则天道不佑、民心不附，信义乃是王道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此后，《白虎通义》以“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定“信”之义，进一步将信义凝定为经学共识。汉代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传统，主张德教与刑罚并用、怀柔与裁制相济，正是以王霸之术行信仁之道的典型方略。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实现通使、互市；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不更其俗、不夺其地，成为有汉一代以信绥边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政权分合、族群迁徙，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在多元激荡中实现理论拓展。魏晋玄学家王弼以“本末”、“一多”之辨阐释本体统一性与万物分殊性的内在关联，为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奠定了形上根基；注写“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强调以中正文明的方式处理邦国间、人际间的关系。佛教东渐后，佛家“慈悲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与儒道“仁爱”、“不争”互证融通，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获得了更深的心性根基。由此，人不分华夷、邦不分远近，皆有情识、皆可相亲，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及与他者的和睦相处提供了切近而厚重的哲学支撑。唐初经学家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系统疏解《礼记·中庸》以“中和”为本的教化宗旨，中道与和睦之理成为举国通行的标准经学要义，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唐太宗以“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立政，通过怀柔、册封、互市、和亲等方式维系与东西南北诸族的关系，造就了万邦来朝的长安盛景，体现了以“仁”协和诸族、以“信”约束武力的思想外化。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进一步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理念由邦国之交延及民间往来。

两宋以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在理学的重构下进一步深化拓展，并展现于多民族政权并立、各族群交融共生的现实之中。宋儒朱熹融摄道家宇宙观思维与佛家心性论思辨方法，贯通“诚意正心”之内圣功夫与“讲信修睦”等外王实践，使此类道德规范从德目上升为天理；以“理一分殊”打通天地万物的界限，人与人、邦与邦之间的诚信和睦遂与天地生生之德同源共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由是获得了天理层面的依据。明儒王阳明以“致良知”之说，把“信”的内涵从“不欺人”深化为“不自欺”，从根本上保证了讲信修睦之可能——唯其心诚，方能行于外而不悖；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主张“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进一步破除狭隘地域与族群界限，为亲仁善邻提供了形上论证。清儒视礼学为经世之具，“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由此得以深化，亲仁善邻从心性之德被外化为政治实践。清代通过设置理藩院、颁行相关典制等，建构起统一多民族国家协调内部族群、处理外部事务的基本礼法框架，在制度层面推动了各民族的长期和平共处与交往交流交融。至此，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基本完成了从本体到德性再到制度的构建。

纵观其流变，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文明对国与国、人与人、人与自身如何相处这一根本问题的恒久回答，渐成中华文明之鲜明底色和突出标识，并显现出规约对外关系、涵育社会风貌、塑造人格气象的深远力量。

这一交往之道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范式。中华民族始终坚信“德不孤，必有邻”，认为有道义的国家终不孤立于世，自会吸引志同道合者相交，从而形成万邦汇聚、共商大计的世界图景。中华文明对“邻”的认知，迥异于以吞并为务、以征伐为功的帝国式取向，而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在德义与利害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和亲通好、互市贸易、厚往薄来，皆为此种动态平衡的制度化呈现。由此，中国历代疆域的拓展更多呈现为文化认同的扩展，而非武力征服，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殊为可贵。其所以如此，根植于中华文明对人性与秩序的深刻理解，即信仁不立，则争端难息、万邦难安；以力服人，纵能一时得势，却难长久安众、永固疆域；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以信仁换信任、以和睦换安全，方能造就协和万邦的持久秩序。循此交往之道而行，中华民族与周边、世界的关系能够在信仁框架下走向互惠共赢，为人类探索不同文明和平共处之道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范式。

这一交往之道推动形成了古代中国道义为本、守望相助的社会风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是中华民族千年未变的社会理想。虽然中华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仅靠血缘调节，尚需一种跨越血缘、行于邻里之间的“软约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正是其在民间的落地形态。乡约、宗规、商会之约等，本质皆是以道义为纽带重构社会秩序的尝试。所谓“守望相助”，看似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实为共同体成员彼此相托的契约；所谓“礼尚往来”，看似是对交往的礼数要求，实为维系社会和睦的伦理节律。推其深意，中华传统社会在对人与人关系的安排中，并未把“信”局限于“不欺人”的行为底线，而是上升为一种积极的共同体担当。“信”与“睦”，二者相即相入，使社会既能在治世合理运转，又能在王朝更替、灾荒兵燹之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与韧性。法度所不及之处，自有信义与和睦悄然支撑。此非补位的权宜，而是中华文明对“良序何以可能”的作答。此种以道义为底色的治理智慧，使中华传统社会具有一种强大的自治能力。

这一交往之道有力塑造了中华儿女修身以信、立己达人的道德品格。中华民族对“信”的理解，并未停留于事用层面的“诚实”，而是上升到关乎人之为人的根本的“诚信”。《礼记·中庸》直揭“不诚无物”，把诚信提升到本体高度，正为此义。由此，“信”既为不欺人，亦为不自欺；既为守约，亦为成人之约。与“信”相贯通者，乃是推己及人之“恕”。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接物。一个“信”字深植心间，使人立得稳、行得正；一个“恕”字推及交际，使人不计较、能成物。二者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内化为中华儿女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外显为既不尚凌弱、不好穷兵，又不甘受侮、不弃原则，于不卑不亢间涵育出有信、有睦、有仁、有邻的君子气象。它绵延为国人深沉的文化气质，使中华儿女无论处顺处逆、为官为民，总能彼此相认、相托。“信”、“恕”二字，推之于邦国，便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推之于天下，便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2025年6月10日是首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图为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现场展示“《文明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Ⅰ”（丝绸版），该长卷主轴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文本，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及中国书法艺术呈现。 文明杂志社供图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奔涌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活水，闪耀着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道德理想与政治智慧，穿越世代更迭而生生不息，被不断赋予新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余年来始终以胸怀天下的格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处理民族、国家、党际间的关系。进入新时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人类文明何去何从指明方向。一个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新时代中国，必将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劳动者之歌：新大众文艺创作谈

劳动者之歌：新大众文艺创作谈

编者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本刊特约四位长期扎根各行各业的新大众文艺作者，请他们讲一讲与文学结缘、与时代同行的创作故事。他们的笔下有汗水，也有星光；有苦涩，也有辽阔。这些质朴而真诚的笔墨，是新大众文艺浪潮的生动回响。

我们的“金字塔”

外卖骑手/诗人 王计兵

这些年，我因一面送外卖一面写作被媒体和网友关注，多了一个“外卖诗人”的标签。实际上，我送外卖只有8个年头，而我的写作已经进行了38年。

1988年，我第一次进城，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并开始尝试写作。1992年，我曾发表过一部分小小说作品，畅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为了逐梦，我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因过度沉迷导致身体出现问题。父亲担心我的身体，不让我沉湎于写作。为了让家人安心，我终止了投稿，开始把写作转换成生活中的一种爱好。用文字记录生活，反而让我更加从容。

真正的梦想是种子，是用来生长的。只有拥有伟大的梦想，才是真正的人生。怀揣着对梦想的憧憬，间隔25年之后，我再次投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2019年，我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把诗句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送单路上，风是我的笔，城市是我的稿纸。我没有想到，这些从指缝里漏出来的文字，会汇成诗集《低处飞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会让我登上鲁迅文学奖领奖台。一个外卖员写诗获奖，这件事本身比获奖更让我感慨。它说明，文学的舞台正在变宽，普通劳动者的笔墨正在被这个时代郑重地接住。

我深知，这次梦想种子的开花结果，与搭上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快车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金字塔式的格局，文艺的光芒往往只照耀到极少数身处塔尖的人。无数普通人在潜移默化中自我设限，主动将自己隔绝在文艺创作的大门之外，错失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文艺从来不应只属于少数人，而应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掀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我的母亲就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虽然她只认识了寥寥几个字，但正是这些字照亮了母亲平凡的岁月，带给我长足影响。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近年来，从屏幕方寸到城市乡村，一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正澎湃涌动。这场兼具广度与活力的变革，既描摹着时代众生相，更彰显着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与精神气象。图为部分新大众文艺作者的代表作。 孙彤/制图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仿佛伴随一种神奇的力量，撬动、调整着原先文艺金字塔的摆放角度。它将广阔的舞台提供给了那些在金字塔底一直默默存在，长期承受生活重量与时代沉淀的广大人群——只要你愿意站起来，就会被看见、被时代的光芒照耀。文艺也在包罗万千、兼容万物中褪去精英滤镜，扎根烟火人间。

作为新大众文艺中率先走出的一批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但必须警醒“出道即巅峰”的创作困境，不可懈怠，更不可秉持“我是素人我有理”的错位心态，放任自我。普通劳动者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给公众提供猎奇的体验，更不应该成为互联网空间里赚取流量的工具。如果“素人”沦为一种人设标签，如果平凡被刻意编造、被消费、被标签化，那这条本应越走越宽的路，反而会越走越窄。我们要持续奔跑，跑出普通人的创作态度与文学勇气。

有人问，未来文艺格局是否会再次出现金字塔？我想会，但一定不是从前的模样。它的塔尖不再是由一个个“我”构成的尖锐锐角，而是由一个个“我们”化作的绵长山脊。那将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金字塔”。

写作，就是贴地的飞行

矿工/诗人 陈年喜

我的老家峡河村，地处陕豫两省的交界地，交通阻塞，物产贫瘠。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中年的大部分时光。峡河满河的芦花是家乡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每年从深秋开始，雪白的芦花茫茫苍苍，顺着峡河两岸一直向下铺展到丹江。我觉得芦花是这片大地上所有人命运的某种隐喻：洁白又单纯，平凡又坚韧。多年前，我的先辈从安徽迁移至此，中国人故土难迁的情怀，使我的漂泊之感始终挥之不去。这些生活经历启蒙着我的文学创作，也影响着我的文学底色。

我的写作以199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99年之前，我写了大量风花雪月的诗歌。那时年轻，生活的磨砺轻薄，又充满飘渺的激情。一方面希望成为一名像杜甫那样的诗人，用文字记录生命与时代；另一方面也想成为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一员。那时的写作，主要是一种跟风式的写作，多模仿主流，因缺乏真实生命的质感，自然也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1999年冬天，我开始上矿山打工。天南地北，风里尘里，一干就是16年。在古老的叶尔羌河边，矿工们的身影显得那么的微小。巨大无边的自然，与一个个埋首苦干的个体，两者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巨大反差，常常让我去思考很多事情。

矿山生活的繁重单调，让写作变成了一种内在需要，用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暂时地走出来，透一口气。后来我写下过流传较广的句子：“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16年的矿山爆破工生涯，我用炸药炸开岩石，也用笔炸开自己的创作灵感。

现在回过头看，矿山时期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它基于生命，基于血肉，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生活命运本为一体，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彼此塑造、彼此成长。请把我们的作品当作作品，看它的文学性、社会性、艺术性。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寻常的劳动者，我们的文字是从五千米地心传上来的呼喊。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拥有完备电子产品、每天生活在各种信息中心的时代。人们有太多的选择，甚至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限丰富，对这个世界，没有不了解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不是不被需要了，而是像和风细雨与生活本身一样更被需要了。它在算法和流量之外，替人们留下一片可以慢下来、可以互相看见的空地。

我时常被问起，“矿工诗人”这个标签，是荣誉还是枷锁？我想，它首先是一种诚实——诚实于我的来路、我的工友、我的矿山。但我也不愿被困于此。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是把目光放得更宽一些，让读者透过作品，更宽阔地认识当代劳动者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也让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眼光，更加开阔、更加向下。贴着地飞行——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形容：脚踩矿山与泥土，心却向云端仰望。

我的胸怀是被诗歌撑大的

工人/诗人 小 海

从我在广东东莞虎门服装厂上夜班踩着平车缝纫机，用废弃的工价条写下第一行字，至今已过20年。它可能称不上诗，只是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隐隐约约的梦想，但却让我第一次在两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中，在轰鸣的嘈杂车间里，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声音。文字像一只手，轻轻把我从流水线上拎了起来。多年后我才明白，文字对我来说，绝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一种为一无所有之人开山辟路的武器。

有一天，我在虎门的路边摊上看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咬咬牙，我狠心买下这本在当时市值20元的“巨著”。到宁波梅山岛上班时，因为想写歌词，下班后我将词典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把自己喜欢的字、词语都写在了本子上，那是我学习塑造的一个特殊时期。后来，在梅山镇图书馆破旧的铁架上，我被随手翻到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感染。一种本真的热烈的赤子般的情怀，如决堤的江水，在我生锈的身体里汹涌地咆哮开来。我立即租下了那本《唐诗三百首》，并在不久后买了一本更厚的唐诗。上班时，我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背唐诗，周围的同事都以为我疯了，可我不在乎。我深切体会到诗歌带给我的强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想到自己的灵魂可以和李白、杜甫、王昌龄等伟大诗人的灵魂共振，我就不再感到孤独。

下班后，我会去海边看月亮，会想如果李白看到这样的场面如何表达。当我开始凝视、沉思，我就变得有力量。这份力量来自太阳、月亮、山川、河流，这份勇敢来自历史长河中的伟大诗人。毫无疑问，我的胸怀是被诗歌撑大的。

写了两三百首打油诗后，我发现五个字或七个字不能再表达我作为工人更复杂的情感。2012年，我在苏州街头花5块钱买了《海子的诗》，如获至宝。书中“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作月亮”一句直击我的胸膛，因为我也在黑暗深处跳过舞。我在海子的诗歌里学到了真诚，他可以真诚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孤独。为了向海子致敬，我把自己的网名改成“小海”，并开始真诚地关注我身边的工人，思考自己的车间生活，体会平凡中的诗意。

那是我创作的一个旺盛期，白天我在废纸片上潦草写字，晚上下班后就钻进网吧，摊开一张张皱巴巴的废纸，在键盘上打字，把白天写的东西敲进电脑。写作对于我就像呼吸一样，一天不写，我就觉得生活失去了颜色。

后来，我离开工厂来到北京，在东五环外的皮村经营一家二手服装店，门口挂着一块“诗歌商店”的招牌。我卖几十块钱一件的旧衣，也送一首首不收钱的诗。有人问我，一个工人为什么还要写诗？我想说，正因为是工人，更要写。我们的身体里有太多的汗、太多的尘、太多的思绪，需要文字替我们记住。青春不只是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者也不仅仅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我们心里有月亮，有江水，有魏晋风骨，有盛唐气象，中国人的诗意流淌在我们血脉里。

现在想来，我应该是新大众文艺最早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我不会开机和简单打字，那些上面写满几天后我自己都不认识字的稿纸可能早就被我扔光了。如今，新大众文艺像一阵浩荡的春风吹过来，清洁工可以写诗，厨师可以出书，流水线工人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每个人都可借助互联网找到表达自我的出口。当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写作时，平凡的生活也会翻起壮阔波澜，我们的文字也会因我们的真诚和勇敢自带力量。这力量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千千万万用双手创造生活、用文字守护内心的劳动者。

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

家政女工/写作者 李文丽

2017年，我偶然在手机上看到《我是范雨素》一文，开头第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低沉晦暗的心。我心想，她也是从农村来的育儿嫂，怎么就能写得这么好？她能写，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看？第一次，我萌生了去北京的念头。正好我们县妇联和北京一个家政公司常年有合作，每年都会选送一批农村妇女前往学习，我报名参加，顺利来到北京。

在家政公司培训后，我进入雇主家工作。休息日，我找到了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跟随写作老师们学习。起初我不敢下笔，老觉得自己写得不好。老师们看出了我的顾虑，鼓励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学友们也给我打气加油，让我放下顾虑大胆去写。就这样，我把在雇主家带宝宝的乐趣、外面听到看到的新鲜事，以及心里的种种感受，一点点记录下来。没想到老师会将我的文字打印成册，还取了《梦雨的世界》的名字。拿到文集的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从未想过我的文字也能印出来。

从那以后，我写作热情更高了。一天忙完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用文字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在一位雇主家里忙完工作，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忽然灵光一现，灵魂飞出屋外。“在云朵上跳舞，树枝上唱歌，和鱼儿在水里游泳，整个夜晚属于我……”一首后来被修改、命名为《夜晚真是太好了》的小诗应运而生，我还为此画了许多插图。

过去，我是一个悲观消极、抱怨命运、否定自我的人，常常失望、自卑。后来通过阅读、学习、写作，我渐渐意识到是自己看世界、对待命运的方式太悲观。是文学，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精神世界，让我这个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朗和勇敢。同时也让我明白，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首先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保持自己的善良真诚，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迎面而来的所有难题和挑战，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家政姐妹的一天，是从别人家的厨房、客厅、孩子的哭声开始的；而当我们拿起笔，心灵的窗户就有了光。这份光，不只是照亮自己，它也照见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沉默劳动、认真生活的姐妹。

对于那些和我一样有着文学艺术爱好的姐妹们，我想对你说：不要害怕失败，不要担心自己不行，更不要给自己设限。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活到老，学到老”从来不是一句简短的口号，而是一种需要持续付诸的行动，更是终生享受的过程。

我相信，当一个普通女性开始写下自己的生活，她就不只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替村里没读过书的婶子说话，替凌晨赶第一班地铁的姐妹说话，替那些把心事压在围裙下、把眼泪和洗洁精一起冲走的女人们说话。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此：它让沉默的人开口。这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愿意用一辈子的诚意，把这份礼物好好地接住、写下、传承。

我们的“金字塔”

我们的“金字塔”

外卖骑手/诗人 王计兵

这些年，我因一面送外卖一面写作被媒体和网友关注，多了一个“外卖诗人”的标签。实际上，我送外卖只有8个年头，而我的写作已经进行了38年。

1988年，我第一次进城，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并开始尝试写作。1992年，我曾发表过一部分小小说作品，畅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为了逐梦，我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因过度沉迷导致身体出现问题。父亲担心我的身体，不让我沉湎于写作。为了让家人安心，我终止了投稿，开始把写作转换成生活中的一种爱好。用文字记录生活，反而让我更加从容。

真正的梦想是种子，是用来生长的。只有拥有伟大的梦想，才是真正的人生。怀揣着对梦想的憧憬，间隔25年之后，我再次投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2019年，我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把诗句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送单路上，风是我的笔，城市是我的稿纸。我没有想到，这些从指缝里漏出来的文字，会汇成诗集《低处飞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会让我登上鲁迅文学奖领奖台。一个外卖员写诗获奖，这件事本身比获奖更让我感慨。它说明，文学的舞台正在变宽，普通劳动者的笔墨正在被这个时代郑重地接住。

我深知，这次梦想种子的开花结果，与搭上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快车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文艺界一直存在金字塔式的格局，文艺的光芒往往只照耀到极少数身处塔尖的人。无数普通人在潜移默化中自我设限，主动将自己隔绝在文艺创作的大门之外，错失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文艺从来不应只属于少数人，而应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掀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我的母亲就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虽然她只认识了寥寥几个字，但正是这些字照亮了母亲平凡的岁月，带给我长足影响。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仿佛伴随一种神奇的力量，撬动、调整着原先文艺金字塔的摆放角度。它将广阔的舞台提供给了那些在金字塔底一直默默存在，长期承受生活重量与时代沉淀的广大人群——只要你愿意站起来，就会被看见、被时代的光芒照耀。文艺也在包罗万千、兼容万物中褪去精英滤镜，扎根烟火人间。

作为新大众文艺中率先走出的一批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但必须警醒“出道即巅峰”的创作困境，不可懈怠，更不可秉持“我是素人我有理”的错位心态，放任自我。普通劳动者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给公众提供猎奇的体验，更不应该成为互联网空间里赚取流量的工具。如果“素人”沦为一种人设标签，如果平凡被刻意编造、被消费、被标签化，那这条本应越走越宽的路，反而会越走越窄。我们要持续奔跑，跑出普通人的创作态度与文学勇气。

有人问，未来文艺格局是否会再次出现金字塔？我想会，但一定不是从前的模样。它的塔尖不再是由一个个“我”构成的尖锐锐角，而是由一个个“我们”化作的绵长山脊。那将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金字塔”。

写作，就是贴地的飞行

写作，就是贴地的飞行

矿工/诗人 陈年喜

我的老家峡河村，地处陕豫两省的交界地，交通阻塞，物产贫瘠。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中年的大部分时光。峡河满河的芦花是家乡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每年从深秋开始，雪白的芦花茫茫苍苍，顺着峡河两岸一直向下铺展到丹江。我觉得芦花是这片大地上所有人命运的某种隐喻：洁白又单纯，平凡又坚韧。多年前，我的先辈从安徽迁移至此，中国人故土难迁的情怀，使我的漂泊之感始终挥之不去。这些生活经历启蒙着我的文学创作，也影响着我的文学底色。

我的写作以199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99年之前，我写了大量风花雪月的诗歌。那时年轻，生活的磨砺轻薄，又充满飘渺的激情。一方面希望成为一名像杜甫那样的诗人，用文字记录生命与时代；另一方面也想成为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一员。那时的写作，主要是一种跟风式的写作，多模仿主流，因缺乏真实生命的质感，自然也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1999年冬天，我开始上矿山打工。天南地北，风里尘里，一干就是16年。在古老的叶尔羌河边，矿工们的身影显得那么的微小。巨大无边的自然，与一个个埋首苦干的个体，两者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巨大反差，常常让我去思考很多事情。

矿山生活的繁重单调，让写作变成了一种内在需要，用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暂时地走出来，透一口气。后来我写下过流传较广的句子：“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16年的矿山爆破工生涯，我用炸药炸开岩石，也用笔炸开自己的创作灵感。

现在回过头看，矿山时期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它基于生命，基于血肉，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生活命运本为一体，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彼此塑造、彼此成长。请把我们的作品当作作品，看它的文学性、社会性、艺术性。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寻常的劳动者，我们的文字是从五千米地心传上来的呼喊。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拥有完备电子产品、每天生活在各种信息中心的时代。人们有太多的选择，甚至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限丰富，对这个世界，没有不了解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不是不被需要了，而是像和风细雨与生活本身一样更被需要了。它在算法和流量之外，替人们留下一片可以慢下来、可以互相看见的空地。

我时常被问起，“矿工诗人”这个标签，是荣誉还是枷锁？我想，它首先是一种诚实——诚实于我的来路、我的工友、我的矿山。但我也不愿被困于此。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是把目光放得更宽一些，让读者透过作品，更宽阔地认识当代劳动者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也让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眼光，更加开阔、更加向下。贴着地飞行——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形容：脚踩矿山与泥土，心却向云端仰望。

我的胸怀是被诗歌撑大的

我的胸怀是被诗歌撑大的

工人/诗人 小 海

从我在广东东莞虎门服装厂上夜班踩着平车缝纫机，用废弃的工价条写下第一行字，至今已过20年。它可能称不上诗，只是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隐隐约约的梦想，但却让我第一次在两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中，在轰鸣的嘈杂车间里，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声音。文字像一只手，轻轻把我从流水线上拎了起来。多年后我才明白，文字对我来说，绝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一种为一无所有之人开山辟路的武器。

有一天，我在虎门的路边摊上看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咬咬牙，我狠心买下这本在当时市值20元的“巨著”。到宁波梅山岛上班时，因为想写歌词，下班后我将词典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把自己喜欢的字、词语都写在了本子上，那是我学习塑造的一个特殊时期。后来，在梅山镇图书馆破旧的铁架上，我被随手翻到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所感染。一种本真的热烈的赤子般的情怀，如决堤的江水，在我生锈的身体里汹涌地咆哮开来。我立即租下了那本《唐诗三百首》，并在不久后买了一本更厚的唐诗。上班时，我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背唐诗，周围的同事都以为我疯了，可我不在乎。我深切体会到诗歌带给我的强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想到自己的灵魂可以和李白、杜甫、王昌龄等伟大诗人的灵魂共振，我就不再感到孤独。

下班后，我会去海边看月亮，会想如果李白看到这样的场面如何表达。当我开始凝视、沉思，我就变得有力量。这份力量来自太阳、月亮、山川、河流，这份勇敢来自历史长河中的伟大诗人。毫无疑问，我的胸怀是被诗歌撑大的。

写了两三百首打油诗后，我发现五个字或七个字不能再表达我作为工人更复杂的情感。2012年，我在苏州街头花5块钱买了《海子的诗》，如获至宝。书中“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作月亮”一句直击我的胸膛，因为我也在黑暗深处跳过舞。我在海子的诗歌里学到了真诚，他可以真诚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孤独。为了向海子致敬，我把自己的网名改成“小海”，并开始真诚地关注我身边的工人，思考自己的车间生活，体会平凡中的诗意。

那是我创作的一个旺盛期，白天我在废纸片上潦草写字，晚上下班后就钻进网吧，摊开一张张皱巴巴的废纸，在键盘上打字，把白天写的东西敲进电脑。写作对于我就像呼吸一样，一天不写，我就觉得生活失去了颜色。

后来，我离开工厂来到北京，在东五环外的皮村经营一家二手服装店，门口挂着一块“诗歌商店”的招牌。我卖几十块钱一件的旧衣，也送一首首不收钱的诗。有人问我，一个工人为什么还要写诗？我想说，正因为是工人，更要写。我们的身体里有太多的汗、太多的尘、太多的思绪，需要文字替我们记住。青春不只是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者也不仅仅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我们心里有月亮，有江水，有魏晋风骨，有盛唐气象，中国人的诗意流淌在我们血脉里。

现在想来，我应该是新大众文艺最早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没有网络，如果我不会开机和简单打字，那些上面写满几天后我自己都不认识字的稿纸可能早就被我扔光了。如今，新大众文艺像一阵浩荡的春风吹过来，清洁工可以写诗，厨师可以出书，流水线工人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每个人都可借助互联网找到表达自我的出口。当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写作时，平凡的生活也会翻起壮阔波澜，我们的文字也会因我们的真诚和勇敢自带力量。这力量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千千万万用双手创造生活、用文字守护内心的劳动者。

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

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

家政女工/写作者 李文丽

2017年，我偶然在手机上看到《我是范雨素》一文，开头第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低沉晦暗的心。我心想，她也是从农村来的育儿嫂，怎么就能写得这么好？她能写，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看？第一次，我萌生了去北京的念头。正好我们县妇联和北京一个家政公司常年有合作，每年都会选送一批农村妇女前往学习，我报名参加，顺利来到北京。

在家政公司培训后，我进入雇主家工作。休息日，我找到了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跟随写作老师们学习。起初我不敢下笔，老觉得自己写得不好。老师们看出了我的顾虑，鼓励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学友们也给我打气加油，让我放下顾虑大胆去写。就这样，我把在雇主家带宝宝的乐趣、外面听到看到的新鲜事，以及心里的种种感受，一点点记录下来。没想到老师会将我的文字打印成册，还取了《梦雨的世界》的名字。拿到文集的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从未想过我的文字也能印出来。

从那以后，我写作热情更高了。一天忙完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用文字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在一位雇主家里忙完工作，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忽然灵光一现，灵魂飞出屋外。“在云朵上跳舞，树枝上唱歌，和鱼儿在水里游泳，整个夜晚属于我……”一首后来被修改、命名为《夜晚真是太好了》的小诗应运而生，我还为此画了许多插图。

过去，我是一个悲观消极、抱怨命运、否定自我的人，常常失望、自卑。后来通过阅读、学习、写作，我渐渐意识到是自己看世界、对待命运的方式太悲观。是文学，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精神世界，让我这个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朗和勇敢。同时也让我明白，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首先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保持自己的善良真诚，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迎面而来的所有难题和挑战，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家政姐妹的一天，是从别人家的厨房、客厅、孩子的哭声开始的；而当我们拿起笔，心灵的窗户就有了光。这份光，不只是照亮自己，它也照见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沉默劳动、认真生活的姐妹。

对于那些和我一样有着文学艺术爱好的姐妹们，我想对你说：不要害怕失败，不要担心自己不行，更不要给自己设限。打开书和拿起笔，什么时候都不晚。“活到老，学到老”从来不是一句简短的口号，而是一种需要持续付诸的行动，更是终生享受的过程。

我相信，当一个普通女性开始写下自己的生活，她就不只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替村里没读过书的婶子说话，替凌晨赶第一班地铁的姐妹说话，替那些把心事压在围裙下、把眼泪和洗洁精一起冲走的女人们说话。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此：它让沉默的人开口。这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愿意用一辈子的诚意，把这份礼物好好地接住、写下、传承。

以优秀楹联文化涵育淳朴乡风

以优秀楹联文化涵育淳朴乡风

杨 婷

中华文脉，绵延数千载，于金石丝竹之外，另有一种独特的载体，那便是楹联。所谓楹联，悬于门柱之间，联于文心之上，一字一音皆有章法，一联一对俱见情怀。

溯其源，可追至先秦至汉代的桃符习俗。五代后蜀孟昶所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对仗工稳、寓意吉祥且文献记载明确，被纪晓岚、梁章钜等学者推为楹联之权舆。自此以降，历宋元之酝酿、明清之鼎盛，至近世而不衰。楹联虽小，可容天地之大；其体虽简，能载道义之重。它是汉字独有的艺术，是汉语特有的芬芳，更是中华民族寄托情思、传承家风、涵育乡风的雅正之器。故老相传，门楣一联，可抵万言书；庭院两行，能载千秋意。

走过江南水乡的烟雨长廊，穿行徽州古村的粉墙黛瓦，抚触三晋大院的砖雕门楣，几无不见楹联之影。它于岁时节令里迎春纳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是春联的喜庆；于婚娶嘉礼中传情达意，“红梅吐芳迎喜燕，绿柳含笑接新人”是婚联的温润；于书院祠堂内明理传道，郑板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是书斋联的清雅；于亭台楼阁间点景抒怀，昆明大观楼孙髯翁那180字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更使江山与文心交相辉映。一联既出，满室生香；数语之下，千古如晤。楹联早已化作中国人精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写在门楣上的诗，是悬于庭院里的经，是流淌在岁月深处的河。

若论楹联文化之深厚、民间风气之浓郁，不可不提滇西北一方灵秀之地——剑川。剑川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中国楹联文化基地，文脉绵延不绝。剑川古城之中，青石板路蜿蜒曲折，家家流水，院院栽花；而最令人流连的，并非这水色花光，而是家家户户门楣上那一副副红纸黑字的楹联。在剑川，有着“全民参与、自撰自书”的独特风习。士人挥毫，农人执笔，稚子学书，老翁斟字，一城之内，墨香不散。

门楣无言而能教人，红纸虽薄却可承重。楹联之于剑川，早已不是文人雅士的清玩，而是化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这一方小小的红纸，何以涵育一地之乡风？细细想来，其功有三：一曰传家，二曰明俗，三曰和心。

论及家风传承，则不能不提剑川先贤、清末名儒赵藩。其父赵联元留下一副家训联，“宁厚勿薄，宁方勿圆”。此联赵藩铭记一生。他宦游入蜀，理政恤民，为民请命，蜀人尊之为“赵青天”。其所题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悬挂于成都武侯祠，思接千载，警示后人。一副楹联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仍掷地有声，是因为其承载的乃是为政以德、待人以厚的家国情怀。赵藩一生题联无数，为故乡剑川留下诸多墨迹，那些字句至今仍悬于古城楼阁之间。好的楹联，恰似一位慈祥长者，于润物无声之间，教会子孙何为正道；久而久之，忠厚正直之家风，便沉淀为世代不变的精神底色。

作为滇西北文化重镇，剑川自古文风昌盛，楹联文化独具特色。2026年2月8日，全国首届楹联“村”晚在剑川举办。图为现场写春联专区。 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由家而乡，由乡而俗。乡风之厚薄，往往一望门楣便知。昔年乡里好贴“发财”、“富贵”之语，而今时剑川人写进红纸的，多是“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字句之变，实则是人心之向、风俗之移。近年来，县里广搜博采，梳理出200余副传递精忠报国、友邻和睦、清白传家之旨的家风楹联，使散落民间之珍，得以汇聚成册，流传广远。剑川还有一份得天独厚之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匠人运刀，木上生花；文心结字，联中见道。人们请木雕师傅将好楹联、好家训，一笔一画镌于木匾之上。如西门外街有联“门前七曲长流水，院里三更读书声”，木刻既成，挂于堂前，勤勉向学、耕读传家之气韵便自然流出。又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联，刻而为匾，悬于正屋，忠厚之德与诗书之韵便随木香入心。木能载文，文以化人，悬于家中，既是艺术雅品，更是无声鞭策，日日相对，自生警醒。

由俗而心，由心而和。楹联不只能贴于门墙、刻于木石，在剑川，它还能唱、能演、能乐。今年年初，剑川办了一件雅事盛事——全国首届楹联“村”晚。这场家门口的盛会，将楹联请上大舞台：寻常门楣上“忠厚传家”四字，被编为情景剧搬演于台上；白族童谣与楹联平仄相和，唱出新时代的《声律启蒙》；更有县里400余名中小学生齐声诵读先贤赵藩的经典楹联，稚音清越，老者含笑，一城百姓皆为这文脉书香而动容。男女老少齐上阵，全网观看与点赞者逾5.6亿人次。乡人皆赞：这场楹联“村”晚比过年还热闹，出的不是节目，出的是自家门口的文脉与书香。楹联“村”晚已散场，那股子亲热劲儿却久久不散，化作了乡邻相见时一句句暖融融的招呼、一声声贴心的问候。就这样，一副副楹联，把一家一户的门庭文脉，串成了一村一寨的共同记忆；红纸黑字间，添的是乡情，浓的是乡愁，暖的是人心。

楹联，不只是文学之一种，更是精神之载体。它以两行字句承接千年文脉，以一方红纸凝聚万家情怀。剑川的实践告诉我们：于门楣之间涵养文气，于笔墨之中涵育乡风，传统之物方能生生不息，淳朴之俗自可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

透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

透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

孙成昊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一

跨大西洋同盟并非简单的因利而合，而是由安全结构、制度维系和观念认同三重因素共同支撑的长期同盟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历经冷战对抗、苏联解体与秩序重构、反恐战争冲击以及大国博弈等多轮考验。

为应对冷战的需要，1949年，美国、英国、法国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以所谓的“集体防御”为核心原则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其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同盟的攻击。北约的建立标志着美欧在安全上高度嵌合。这一时期，同盟关系的核心逻辑是“安全共同体”，其本质在于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美国长期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驻军，扮演北约领导者的角色，多数欧洲国家则高度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及其先进军事和情报能力。尽管美欧在战略自主、核政策、军事部署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些矛盾始终被掩盖于更优先的安全需求之下。这一时期的事实表明，只要外部威胁足够强烈，美欧同盟内部矛盾便处于次要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欧面临的外部威胁大幅下降，若遵循传统同盟理论假设，跨大西洋同盟本应走向松散甚至解体。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北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实现扩展与功能转型。冷战结束时，北约成员国仅16个，而截至2026年7月，成员国已扩至32个，规模翻了一倍。北约职能也从传统集体防御逐渐扩展至地区干预、反恐合作、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关键在于同盟的制度化运作，即以北约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制度体系，通过规则、程序、组织结构，将美欧安全合作机制化，使同盟从“威胁驱动”转向“机制驱动”。稳定的机制不仅提供了决策商讨平台，还通过官僚协作、军政配合、军事协同与长期合作，形成路径依赖，提高“分家”成本。即便近年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意愿下降、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但北约的制度延续性仍将双方框定于同盟架构内。随着俄乌冲突延宕，美欧在防务成本分摊问题上出现分歧，但欧洲各国仍迫于安全需要大幅提升防务开支，并增设更多防务合作机制。这进一步说明，机制本身已成为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

跨大西洋同盟不仅是安全合作，更是一种建立在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认同。与安全结构和制度机制不同，观念认同并非只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作用，而是贯穿跨大西洋同盟发展全过程的文化纽带和精神基础。冷战时期，美欧逐步凝聚起政治与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欧普遍认为自身制度模式具有吸引力，其战略重心也从维护既有安全秩序逐步转向塑造和扩展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还是以“民主推广”为名义开展的对外行动，其背后都带有鲜明的价值理念输出色彩。即便在伊拉克战争等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后，美欧围绕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仍保持较高一致性，在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改革、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有着共同话语和价值基础，使跨大西洋同盟从传统军事联盟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政治属性和阵营色彩的战略关系。

二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经济贸易摩擦、防务分担争议、战略认知分歧，表面上是具体政策矛盾，实则反映出支撑双方长期合作的经济基础、政治理念、价值共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层面，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也削弱了美欧的经济发展共识。冷战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及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框架，曾是美欧共同推动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美欧普遍相信，开放市场、资本流动、人员往来和制度扩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也能够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有利于其长期主导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产业外迁、制造业岗位流失、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持续积累，部分群体逐渐沦为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对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明显下降，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开放经济体系能否继续带来普遍繁荣。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路径选择上，美欧分歧日益明显。美国较早转向以产业政策、贸易保护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新经济战略，越来越强调依托主权国家力量强化国家能力、重塑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以重振国内经济并提升战略竞争力。无论是“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还是强化产业补贴和经济安全政策，都体现出其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调整甚至修正。相比来说，欧洲虽同样面临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但受制于超国家治理模式和成员国协调机制，总体上仍希望在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多边经济体系框架内寻求改革，更倾向于通过规则框架和集体协商推进政策调整。美欧在贸易、产业政策、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重组等领域的分歧不断增多。

政治层面，身份和“边界”问题成为其核心议题。冷战时期，苏联威胁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欧在移民、身份认同、社会治理上的差异。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外部威胁弱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谁属于“西方”、共同体边界应如何界定，逐渐成为美欧内部政治争论的重要议题。美国越来越强调国家边界、主权归属、公民身份的优先性，倾向于将政治共同体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欧洲则长期致力于超国家整合，试图在国家认同之外构建更广泛的欧洲身份认同。近年来，移民危机、难民问题以及社会融合困境进一步放大这种分歧。由此，美欧之间的分歧已不仅是具体移民政策之争，而且是围绕“西方人是谁”、“西方边界在哪里”的认同之争。

国际责任层面，美欧也在产生分歧。冷战结束后，美欧普遍将自身视为全球秩序塑造者和规则推广者，把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人权叙事、制度输出作为自身优势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双方对于应承担何种国际责任、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认识逐渐分化。现任美国政府不再把维护西方和全球秩序视为“责任”，而是强调“美国优先”，并要求欧洲以更高成本证明其同盟价值。欧洲则仍倾向于将多边主义、规范扩展、全球治理视为其国际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保持警惕。欧洲关于“美国可靠性”、“战略自主”、“欧洲责任”的讨论持续升温，反映出欧洲对美国角色变化的担忧和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国际责任理解上的差异，使双方在安全、经贸、科技、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政策分歧不断扩大。

当前，美欧在领土主权、经贸规则、安全责任、价值理念等领域的矛盾集中爆发，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左上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哥本哈根的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右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4月5日，德国埃森物流中心大批新车集中停放待运。此前美国宣布对贸易伙伴实施一系列“对等关税”，其中包括对来自欧盟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严重冲击欧洲汽车产业；左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7月8日，北约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工作会议，美欧在防务开支分担等议题上矛盾重重；右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31日，意大利米兰民众举行示威，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出席第二十五届冬奥会。 新华社、视觉中国供图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发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欧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已全然消失，而是维系同盟运行的主要逻辑正发生调整。双方虽越来越难以维持冷战后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但在安全利益、制度联系、全球利益上的共同需求仍然存在。无论是应对地区安全风险、维护跨大西洋经济联系，还是协调全球性议题，双方仍需彼此合作，也都难以承受同盟关系全面破裂的代价。正因如此，跨大西洋同盟不会因分歧增多而走向瓦解，而更可能在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共同认知逐渐弱化的条件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三

从更长远角度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安全合作、经贸联系和制度协调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内在凝聚力将更多受到现实需求和战略考量的影响。

从美国角度看，其对待跨大西洋同盟的态度正从“领导西方”转向“管理同盟”。这是由于美国内外战略重心正发生变化，相较于冷战后长期承担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美国越来越强调优先解决国内经济竞争力、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问题，并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印太”地区等更具战略优先性的方向。因此，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性并未实质性下降，但其功能正发生调整，未来将更多服务于美国维护对外竞争优势和塑造有利战略环境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欧洲这一重要盟友，其对欧洲的支持仍将持续，但将愈发强调“成本收益”。

从欧洲角度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正经历从依赖美国向增强战略自主的调整。近年来，欧洲持续推动防务合作、军工整合、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能力建设，战略自主正逐步从政治主张转化为现实政策。但欧洲内部发展水平、安全认知、战略文化存在差异，且美国提供的核威慑、情报体系和战略投送能力短时期仍难以被替代。因此，欧洲战略自主的现实目标并非摆脱美国，而是在继续维持同盟关系的同时，提高自身行动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政策自主性。同时，欧洲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战略自主不仅体现在军事能力建设上，也体现在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全球规则塑造能力等方面。如何在保持对美合作的同时增强自身战略能动性，将成为未来欧洲处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时面临的重要挑战。

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将进一步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从国际体系层面看，跨大西洋同盟内部调整意味着美欧主导国际议程、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将相对下降。未来国际政治将越来越表现为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协调，而非单一力量主导下的秩序安排。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将持续上升，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数字治理等领域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强。从全球治理层面看，跨大西洋同盟内部认知和利益分化可能削弱相关国家在部分国际议题上的协调能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呈现协商化、多元化、分散化特征。未来国际规则的形成将更多依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不再主要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推动。

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深刻调整也表明，建立在排他性同盟、阵营划分和集团政治基础上的旧安全逻辑，越来越难以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国家希望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塑造国际规则，而不是被动接受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旗帜，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智库中心

携手反对人工智能霸权行径

携手反对人工智能霸权行径

李 艳

近来，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一个颇为荒诞的事件：一个在技术界通行了10余年的基础技术——“蒸馏”，突然被赋予了安全和政治色彩。美国一些政要煞有介事地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工业级蒸馏”美国模型，将一个原本旨在降低算力门槛、推动技术普及创新的操作方法包装成“知识产权窃取”的代名词。国会听证、白宫备忘录、企业联名控诉接踵而至，好不热闹。但此事细究起来，处处透着蹊跷。如果把这些疑问放在更长的历史镜头下审视，这不过是一场披着技术外衣的霸权行径，是旧剧本在新舞台上的重演。

要讲清楚这场闹剧，还得先厘清何为“蒸馏”。“蒸馏”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基础技术。2015年，被誉为“深度学习之父”的杰弗里·辛顿等人明确提出这一技术命名，其核心逻辑是：让算力充沛的大模型做“师傅”，轻量级的小模型做“徒弟”，后者通过观察前者的输入输出，学习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终实现能力复刻。这种技术路径的价值在于，它能让一个体积更小、运行更高效的模型，在大幅降低算力需求的同时，获得接近尖端大模型的性能表现。正因如此，“蒸馏”迅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界公认的常规操作。谷歌、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不仅广泛使用这一技术，甚至将其作为标准化服务对外提供。换言之，“蒸馏”本质上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方法，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与创新演进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降低技术门槛、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技术中性、业界通用的基础技术，在美国某些政商势力的叙事中，却被悄然换了面目。这场闹剧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2026年2月23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突然发布通告，指控深度求索（DeepSeek）、月之暗面、稀宇科技（MiniMax）三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其人工智能模型实施了所谓“工业规模的蒸馏攻击”，称这些公司“系统性抽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对美国造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令人玩味的是，开放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谷歌这三家彼此竞争激烈的企业，竟不约而同放下嫌隙，通过协调立场、共享信息，联手建立企业间反“蒸馏”协同机制。

美国政府很快跟进。4月23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发文称，某些外国实体“以蓄意、工业规模的方式蒸馏美国前沿人工智能系统”。与此同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在推进一揽子出口管制法案，其中就包括《阻止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窃取法案》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叙事框架下讨论“蒸馏”议题。至此，“蒸馏”从一个中性的技术术语，彻底被政治化、安全化。显然，美国政府也觉得强行把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技术术语改头换面说不过去，就在表述上大做文章，刻意以“对抗性蒸馏”、“工业级蒸馏”等充满夸大和攻击性的词语，强行与正常“蒸馏”技术相区别。相关专家指出，这种表述显然在技术区分上难以成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Anthropic曾因涉嫌从“影子图书馆”下载约700万本盗版书籍来训练模型，支付了至少15亿美元和解金。对此，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揶揄道：“怎么有人偷Anthropic从人类程序员那里偷来的东西？”一语戳破这场舆论造势的假面具。

剥开层层话语包装，这场“蒸馏”闹剧的根源是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其在极度战略焦虑下故意采取捏造侵权罪名的方式，以护持自身人工智能霸权。当前，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模型迭代加速，中国大模型在代码能力、数学推理、多模态融合等领域取得显著突破，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自DeepSeek火爆出圈之后，近期月之暗面发布的Kimi K3开源模型，效果已可媲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和Anthropic等闭源公司的先进模型。对此，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恐慌是真实的。目前，美国前沿大模型单次训练投入已达数亿美元量级，研发投入成本压力巨大。更令美国担忧的是，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坚持开源开放，全球开发者均可免费下载、使用和再开发，这种普惠模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

因此，美国政商势力选择在这个节点炒作“蒸馏”议题绝非偶然。其一，污名化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将中国模型的技术进步归因于“窃取”而非自主创新，以削弱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影响力；其二，为后续更严厉的技术管制做舆论动员和政策铺垫，在芯片封锁之后，再将管制工具精准指向模型和算法层面；其三，通过制造“安全威胁”叙事，试图捏合其国内各党派共识，为对华技术遏制提供合法性。正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的，美方罔顾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事实上，在2025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的关于DeepSeek—R1相关研究论文，阐明的正是如何依靠强化学习提升模型推理能力，恰恰没有采用“蒸馏”路线。

如果把这场“蒸馏”争议放在历史坐标中观察，便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美国维护自身技术霸权的套路，从来没有变过。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棱镜计划”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监听全球通信网络，对多国实施大规模网络入侵，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人震惊。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不断鼓噪所谓“中国网络威胁论”，渲染“中国黑客攻击”。明明美国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却将其网络攻击行为解释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符合国际惯例”，反过来污称中国为了“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发动“网络攻击”。10多年过去，同样的剧本在人工智能领域再次上演，手法一模一样，逻辑一脉相承。美国始终在重要技术竞争节点上重复同样的操作：先以技术优势建立霸权，再在优势受到挑战时，为打压追赶者和竞争者，制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新词，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将对手抹黑为“小偷”、“抄袭者”，以此为由进行制裁和打压。可谓新壶装旧酒，毫无新意。

然而，这一次美国是踢到铁板了。与10多年前“棱镜门”时期不同，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经历过信息网络时代洗礼的全球科技界，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辨别力，美国的老套路注定难以奏效。最直接的反证来自美国内部。2026年7月，当美国政府威胁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限制美国开发者使用中国开源模型时，硅谷的反应出人意料。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切断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访问。信中写道：“美国的领导地位需要两样东西：世界领先的美国开放权重模型，以及让美国开发者能够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与微软、戴尔、抱抱脸（Hugging Face）等20多家美国重要企业与机构发布联名信，公开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黄仁勋表示，“中国模型非常出色，优秀的开源模型理应得到应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源模型，“可能反而使美国更加脆弱”。这些来自硅谷的反对声音，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度交织的技术生态中，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切断知识流动、垄断技术优势的霸权行径，不仅对外行不通，对内也会遭到反对。当一项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创新的驱动要素，任何试图将其私域化、武器化的行径，最终都将反噬自身。

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指出，“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切中少数国家人工智能霸权行径的要害，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4点意见，为破解人工智能霸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世界各国都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使其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的重要作用，吸纳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打破由少数国家或企业垄断技术标准的格局，摒弃排他性、阵营化治理模式，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严重滞后的实际，持之以恒推进落实“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联大决议，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支持各国发掘自身潜力和独特优势，壮大开放共治的国际力量。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各国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讨论和解决智能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紧迫挑战，携手反对人工智能霸权行径，确保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发展、真正造福全人类。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

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

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

于会文

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是长期困扰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领导班子职数有限额，庸者、劣者多一个，能者、优者就会少一个。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关键在“能下”，必须着力破解“上去下不来、谁下难考准、下后怎么办”三大难题。

干部能上能下是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机会晋升，同时把不胜任现职的干部及时调整下来的选人用人机制。但长期以来，少数干部存在一种错觉，认为一旦提拔就进了“保险箱”，只要不触碰纪法红线，即使平庸与懒惰，也都不会“下”。有的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奉行好人主义，只愿干搭梯子做人情的事，不愿碰唱黑脸得罪人的事，认为干部向“下”调整可能造成人心浮动，挫伤干事热情，甚至担心因此惹上麻烦。同时，不少单位“下”的“出口”不够畅通，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处置方式有限，“下”了之后无处可接。这些问题导致干部易上难下、易进难出、易任难免。

有为才有位。向无为者传导压力，这是对干部、对事业真正负责。应深刻认识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不是简单的人员调整，而是事关干部队伍建设的长久之策。2021年呼和浩特市党政领导班子换届以来，因群众工作能力、处理急难险重任务和复杂局面能力不强等原因，共将11名干部调整出了领导班子。比如，某县政府副职责任心不强、工作态度不积极，面对棘手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不敢动真碰硬，对分管的养老金缴纳等历史遗留问题不研究、不解决、不推动，被免职处理；市政府某部门“一把手”由于人岗不适被调整到群团组织担任正职，到新岗位后进入角色缓慢、工作成效不明显，所在班子年度考核被评为“一般”等次，我们再次对其进行调整，免去正处级领导职务。今年以来，从基层一线、重大项目重点任务一线提拔重用处级干部83名，占提拔重用总数的63%，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处级干部14名，着力让实干者受重用、让平庸者挪位子。要进一步打破只能上不能下的思维定势，树立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干与不干不一样的鲜明导向，对政治坚定、实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干部及时任用，放到关键岗位压担子；对政治能力不足、担当精神不强、作风不实、政绩观出现偏差、群众反映较大的干部，及时进行调整、该下即下，有效防止干部队伍惰性化、庸常化，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核心是把干部政绩考全评准，让干部“下”得有理有据、心服口服。相比于违纪违法的“硬伤”，庸懒浮散是难以界定的“软疾”。许多干部之所以“下不来”，是因为考评缺乏精准量化的刚性标尺，让“南郭先生”得以藏身。特别是对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情形界定比较模糊，诸如“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决策论证不充分、不慎重”等标准很难判断，定性要求多、定量要求少，导致对“下”的干部定性评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缺乏明确具体的认定依据。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持续优化政绩考核，不断提升识别干部的精准度。一方面，将考人与考事紧密结合，坚持“六个维度”识别法，即听取单位同事、当地群众、干部分管领导、组织部门、党委一班人以及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深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了解，定期分析研判干部日常管理监督、考核考察、巡视巡察、审计、统计等情况，全面动态掌握领导干部德才状况和现实表现，多维度真实反映干部干得如何。同时，变“相马”为“赛马”，建立重点工作月度总结机制，围绕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重点工作，突出问题导向，按照“以天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理念强化动态跟踪、实时对比，并将完成情况作为年底考核重要依据，论能庸、识优劣、辨高低，真正把那些敷衍塞责、工作不认真的人筛出来、调下去。在今年旗县区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我们充分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对4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班子成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将考评显绩与潜绩紧密结合，构建“看显绩+看潜绩+看担当+听政声”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根据不同主体设置评价指标和权重，中心城区突出项目建设和创新驱动，生态功能区突出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开发区、市属国企突出经济增长、效率效益，市直部门侧重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履职尽责，学校、医院侧重核心业务、公共服务。比如，我们在巡察中发现，市委某职能部门下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履职意识淡薄，矛盾纠纷化解走过场，后续跟踪督导不到位，于是对该单位班子成员全部进行了调整。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牵引带动下，各地各部门更加注重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深耕潜绩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还要解决好“下后还能再上”的问题，让“下者仍有为、再上劲更足”。现实中，有的地方和部门重“下”不重“管”、重约束轻激励，对具体怎么“下”、“下”到哪里去、“下”后怎么办等问题，工作中仍存在盲区和死角，导致有的干部“一下了之”甚至无人问津。这不仅不利于干部卸下包袱、重新出发，也可能使其他干部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

对调整下来的干部，我们不贴“标签”、不扣“帽子”、不放任不管，而是更加注重加强日常教育管理。一方面，指定专人与“下”的干部结成对子，帮助其主动适应新的岗位和环境。另一方面，建立“下”的干部台账，对“下”后干部进行为期1年的全程跟踪教育管理，表现优秀或称职的，可以安排回原岗位或调整到新岗位上工作。2021年以来，全市共有49名“下”的干部因表现突出被重新任职、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比如，市属某金融企业原副总经理由于不善于处理上下级关系，导致分管部门不配合、打不开工作局面，调整任市属某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后，注重转变沟通方式方法，充分发挥金融专业优势，积极拓展经营业务，推动公司营收大幅增长。我们根据干部调整后的现实表现，提拔任用其为该企业总经理。“下”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下一步，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坚持做好“下”后的“文章”，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强化“有下有上”的动态机制，让“下”的干部改有机会、干有动力、心有盼头，把“下”的压力转化为进的动力。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学习问答 | 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

学习问答

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

张镭宝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之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牢牢坚持的战略方针，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讲，这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和崇高追求决定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从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三反”运动，特别是从严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案，再到改革开放后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从严管党治党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

进入新时代，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和战略考量？应当看到，这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表述调整，而是体现了丰富的时代内涵、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刀刃向内、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显著优势和制胜密码。

如何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加强党的领导，是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轨道推进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把我们党治理好、建设强，更好地促进事业发展，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1亿多党员、543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部门，重点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就是坚持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可以时紧时松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常抓不懈的长远大计。经过持续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同时要清醒看到，面对新征程上党肩负的崇高使命任务，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还抱有错误想法甚至抵触情绪，认为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党员、干部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还任重道远；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等等。对此，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如何把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下功夫。实践证明，只有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持久地而不是短暂地、高标准地而不是一般化地全面从严治党，使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体系化，才能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通过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靠从严管党治党走过了百年辉煌；展望未来，也必然要靠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统计图表：2026年1—6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