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文章系统总结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成效和“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重点部署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文章深刻回答了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深化对“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全面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项部署，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聚焦如何筑牢灾害治理的坚实屏障，从三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中共应急管理部委员会的文章，对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作出阐释；陈振林的文章，对加快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能力作出阐释；马宝成的文章，从重视和加强预防准备的角度作出阐释。

傅小强的文章，围绕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着重阐释四大全球倡议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

在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刊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文章，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作出阐释。

在供强需弱条件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本刊评论员文章，学习贯彻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作出阐释。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联合课题组的文章，联系实际阐述作为传统产业的钢铁产业如何走好转型升级之路。

“文化中国”专栏，刊发钟哲的文章，对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作出阐释。这是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大重要元素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习近平

今天进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内容是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要是总结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成效和经验，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对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进行思考。

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

2022年8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辽宁考察。这是16日下午，习近平在锦州市考察小凌河和女儿河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听取辽宁省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做好防汛工作、提高灾害防御能力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显著增多，破坏性加剧，且时空分布出现新变化。大震巨灾的潜在威胁加大，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险等隐患较多，冰湖溃决、海水倒灌等新型灾害日益显现。各种自然灾害的耦合性增强，次生灾害风险升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下面，我强调几点。

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要加强隐患排查，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要强化工程治理，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强对人口相对聚集的山沟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禁限管理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

2024年2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1日上午，习近平在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实地察看上年洪涝灾害后当地农业生产恢复等情况时，走进大棚同菜农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只要发生自然灾害，我们就要积极应对，做到有灾必救、有险必抢。对严重自然灾害，更要扎实细致做好应对准备。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可能在哪里，该怎么防、如何救，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跟时间和险情赛跑，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要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加快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大灾巨灾影响面广、关联性强、破坏力大，要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向经济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传导和扩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每一次大灾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增强防灾减灾救灾实力。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努力把握自然灾害形成演变规律。推进监测预警、应急通信、生命探测、救援搜救等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运用，加强先进适用装备研发和配备。深化国际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和做法。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根据需要及时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

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推动资源和力量下沉，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依规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发挥群团、志愿服务等组织作用，完善群测群防群治体系。要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救互救演练，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

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工，扣紧责任链条，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和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森林草原防灭火3个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应急管理部作为牵头部门要靠前发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同样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入查找这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如何筑牢灾害治理的坚实屏障

如何筑牢灾害治理的坚实屏障

《求是》杂志编辑部

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就自然灾害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效。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握重点、抓住关键，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夯实“防”的基础、增强“减”的效果、提升“救”的能力，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今天，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

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莎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部署，为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导。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是基本国情。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大震巨灾的潜在威胁加大、各种自然灾害的耦合性增强等方面作出科学分析研判，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灾害规律的认识。随着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复杂性、非常规性显著增强，灾害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

日益复杂严峻的灾害形势对灾害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从1961年到2025年间，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研究表明，空气温度每升高1℃，空气中水汽含量约增加7%，导致极端降水事件强度和频次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各类自然灾害致灾风险和后果增大，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显著增多，冰湖溃决、海水倒灌等新型灾害日益显现，特别是汛期雨带前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北移倾向明显，北方地区近5年汛期暴雨过程次数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五成、综合强度均值较常年同期偏高五成；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向全年化、全域化演变；全球大地震活动呈现多发状态，我国大陆及周边地区7级以上地震活动同全球大地震活动有着准同步演化的特征，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同时，一些自然灾害发生的周期越来越短，比如近10年全国平均年暴雨日数增多，百年一遇降水在多地缩短为15年一遇甚至更短，地质灾害也多发频发群发。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只有因应变化，不断提升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百亿元乃至千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

现代社会的高关联性导致灾害的耦合性加剧。今天，城市已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互联互通的复杂巨系统，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生命线工程相互交织，多灾种集聚和灾害链特征日益突出。一场单点、局部的灾害，在耦合叠加、传导演化中就有可能引致关联性、衍生性、系统性风险。一旦成灾，风险就可能沿着公共设施网、产业链、民生链等快速扩散，极易造成链生次生灾害，进一步放大灾害损失。比如，一场暴雨可能同时触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河道溃堤；产业园区连片分布，一场洪涝就能让上下游产业链集体停摆。特别是大灾巨灾影响面广、关联性强、破坏力大，一旦应对不力，灾害风险就可能向经济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传导和扩散。这就要求我们从确保长远发展和长久安全的高度，把灾害治理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抓好。

2026年8月，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受影响地区严阵以待，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左上图为8月7日，在浙江省玉环市海山乡大青岛海域，海上养殖人员在养殖作业区开展网箱加固作业（新华社发 段俊利/摄）；右上图为8月7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泊（新华社发 司伟/摄）；左下图为8月11日，在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民族路一处易积水点，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铺设排水管道（新华社发 李卫超/摄）；右下图为8月11日，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长虹大桥桥下，襄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用抢险排水车开展应急排水作业（新华社发 杨东/摄）。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对灾害治理寄予更高期盼。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

不断深化对“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

及时将有效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指导灾害治理实践，是我们党不断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的重要法宝。从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四个宁可”，到河北唐山考察时强调“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总结经验，不断为灾害治理提供科学指导。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鲜明提出“七个坚持”，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领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宝贵经验，标志着我们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战胜一切灾害风险的“定海神针”。自然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强，灾害治理涉及面广、统筹协调难度大，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实现灾害治理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形成强大合力。正因为有党的领导，我们才能经受住唐山大地震、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考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应对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重特大灾害，高效处置超强台风“摩羯”、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等一系列极端灾害，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灾害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灾害治理的强大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取向。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仁爱传统和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做到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奋斗”……在灾害治理中，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安危摆在首位，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保民平安，当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者。

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基本遵循。自然灾害的形成和发生演变有其内在机理和规律，但其影响因素也是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取得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成就，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没有止境的。历史地看，人类每一次灾害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提高。只有深入研究灾害孕育、发生和演变的特点，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对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致灾因子心中有数，才能科学应对灾害，减轻乃至避免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坚持预防为主是治本之策。这是灾害治理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实践证明，事前预防越充分，临灾转移和灾中救援的压力就越小，灾后恢复成本也越低。但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偏差甚至错误认识。比如，有的认为事前预防“性价比”不高，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的认为事前预防是“潜绩”，领导看不见，群众不理解，不用太重视，“应该不会有事”；有的群众本已安全转移，却放不下家中财物擅自返回，酿成悲剧；等等。这些问题的共性都是轻视预防，归根结底是麻痹、侥幸心理在作祟。事实上，事前预防是更有效、更经济、更安全的主动策略。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减少灾害风险每投入1美元，平均可节省灾害恢复成本15美元。因此必须强化源头管控和常态减灾，健全灾害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同时强化主动预防，随时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

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有效防范应对自然灾害，根本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只有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调整优化灾害治理体制机制，才能提升灾害治理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灾害治理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深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把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进行部署。从整合设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组建应急管理部，到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基本构建起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我国灾害治理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动力充分释放。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以深化改革创新破除灾害治理体制机制障碍，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2026年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图为当晚，消防救援人员在渭源县山洪灾害现场进行搜救。 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灾害治理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组织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把握其内在规律，才能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等关系，统筹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要立足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危害性，强化全灾种统筹应对、全过程统一管理、全天候积极防范、全力量有序协调，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能力。

坚持社会共治是有效途径。灾害治理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公众参与对维护公共安全、应对和预防安全风险非常关键。”我们党应对自然灾害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紧紧依靠人民、广泛动员人民、有效组织人民，把蕴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磅礴力量激发出来、凝聚起来。当前，我国已拥有20多万人的专门应急救援队伍，统筹布设在全国各个重要点位，同时还组建起3000多支各类应急志愿者队伍、100多万人的基层专兼职灾害信息员队伍，他们与广大群众一起筑起应对灾害的钢铁长城。这是我们的优势和底气所在！在灾害治理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这“七个坚持”，紧紧围绕我国自然灾害治理怎么看、怎么干等基本问题展开，在根本保证、价值取向、基本遵循、治本之策、发展动力、科学方法、有效途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规律性认识，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科学理论。“七个坚持”是新时代我国灾害治理的实践之果、成功之因，是有效防治自然灾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武器，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如何提升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

筑牢灾害治理的坚实屏障，说一千道一万，根本在于提升灾害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当前，面对灾害治理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面对灾害治理工作的突出短板和不足，迫切需要不断提高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灾害治理新情况新问题，围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和水平，重点从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认真抓好责任落实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既点出了问题所在，又阐明了关键着力点，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事前预防通过推动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关乎整个灾害治理的开端和基础，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的范式变革，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人口相对聚集的山沟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大灾巨灾具有“小概率、超常规、难预判、大影响”的鲜明特点，对应对处置能力要求极高，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和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科技赋能既能极大提高灾害治理的工作效率，还能突破物理边界，将救援能力延伸至人类无法安全抵达的极端环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进关键技术攻关，不断夯实灾害治理的科技支撑。法治对规范灾害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灾害治理的第一线在基层，突出短板也在基层，要推动资源和力量下沉，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聚焦灾害治理关键环节和瓶颈问题，全力落实这些方面的任务要求，推动灾害治理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防灾减灾救灾不是割裂的，而是连续的治理过程，是包括源头控险、过程降损、末端兜底、迭代提升等在内的动态统一、循环演进、支撑反馈的有机整体，必须一体谋划和推进。这些年，从建成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到构建起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我国在一体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上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如预警与响应脱节、属地和行业之间责任模糊、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影响制约了灾害治理效能。其根源就在于尚未完全摆脱割裂看待防灾减灾救灾的思维惯性。要以责任链条整合治理主体，以全过程闭环贯通工作环节，坚持全体系构建、全链条管理、全方位统筹、全社会动员，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抓好责任落实，是提升灾害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基本保障。责任落实不到位，目标任务实现就会打折扣，提升能力和水平就成为空谈。灾害治理涉及多部门、多灾种、多环节，对责任落实的要求更高更迫切。近年来一些灾害造成严重后果，往往与责任落实不到位直接相关。要明确职责分工，扣紧责任链条，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无论是哪一个层级和环节的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合力筑牢安全底线。

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中共应急管理部委员会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今年4月28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和方法路径。我们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牢牢把握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

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历史上有很多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赤地千里、百业凋敝，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朝代更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沉的历史忧患、厚重的人民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做到“七个坚持”，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理念思路、指导方针、总体要求等根本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2026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人们的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图为当日在江苏省泰兴市鼓楼广场，宣讲员向市民科普消防安全知识。 人民图片 杨玉岗/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大事要事来抓，推动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救灾轻预防的观念逐步扭转，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险、分散应对向综合统筹、灾情处置向风险治理转变的共识加快形成。二是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实现整体性重构。整合设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从上到下设立应急管理部门，强化全灾种管理、全过程管理和力量资源整合优化，从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到监测预警，从应急响应、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重建，基本形成全过程统筹、各环节衔接的工作体系。三是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全面加强。部署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等，一批重点灾害隐患得到有效治理。2023年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带动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进一步提升。四是自然灾害应急体系逐步健全。建成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加速转型升级，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实现突破；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实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强化预案、机制、力量、物资等应急准备；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社会共治水平不断提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成功应对四川泸定、甘肃积石山等地震和海河流域洪涝、超强台风“摩羯”等重大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和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持续保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位。

二

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自然灾害是我们始终需要面对的重大风险之一。今年以来，我国江南汛情比常年提前近半个月，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些地方发生水库溃坝、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重大灾害，部分地区发生5.0级以上地震，严峻形势再次警示我们，风险防控这根弦须臾不能放松，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七大江河贯穿全国大部分区域，一半以上国土面积受到洪涝灾害威胁；位于环太平洋与欧亚两大地震带之间，太平洋、印度洋和菲律宾海三大板块交汇地带，地震断裂带分布广；地处全球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西北太平洋沿岸，台风登陆频繁、强度大。目前全国地质灾害重点和次重点防治区面积，超过全国陆地面积的2/3；林地面积达42.6亿亩，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风险不断加大；干旱、风雹等灾害每年也多有发生，冰湖溃决、冰崩、海水倒灌等新型灾害日益显现。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天气灾害的极端性更加突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显著增多，破坏性加剧，且时空分布出现新变化。近些年打破观测极值的降雨、刷新历史纪录的高温干旱、超强台风等屡有出现；北方地区近5年汛期暴雨过程次数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五成、综合强度均值较常年同期偏高五成，一些地区“几天下了一年的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更强，不少发生于在册隐患点之外。受不利气象条件等因素影响，森林草原火灾风险由传统高危火险区域向低风险区域延伸、由季节性向全年性转变，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

自然与人为因素交织影响，灾害放大效应也在明显增强。一方面，各类自然灾害的耦合联动趋势加剧，灾害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人口、资源、经济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灾害后果更加严重。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9%，城镇常住人口9.54亿人，国家级都市圈21个，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城市29个，高铁里程突破5万公里，公路隧道3万余处。社会系统高度复杂化，使各类灾害发生后的影响链条不断延长。重特大灾害还可能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等波及更广范围，造成全局性系统性风险。

三

防灾减灾救灾，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稳定基石。面对自然灾害风险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策，关键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关键环节、重点任务，抓实抓细各项措施，务求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坚持防患未然，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与事中抢险救援和事后恢复重建相比，事前预防是一种更有效、更经济、更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我国在灾害风险防控、源头治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一些地方重救灾轻预防、重发展轻安全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因选址不当、违规建设而遭受严重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设防能力弱，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的老旧房屋量大面广，部分河流堤防未达到设计标准，现有水库80%建于20世纪50 —70年代，且绝大多数是土石坝，抵御灾害能力不足。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强化源头预防，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探索建立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机制，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完善重大项目风险评估论证和部门联审联查程序，在产业转移、重大项目立项、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实施风险避让和灾害设防。强化隐患排查，突出人口相对聚集的山沟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和重要基础设施，深入排查整治。强化工程治理，实施一批骨干防洪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等防治工程，特别是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造一批应急避难场所，通过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加固改造、智能化监测等手段，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水平。

树牢底线思维，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大灾巨灾影响面广、灾害链长、破坏力大，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灾害，都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我国虽已基本建立覆盖各类灾害的应急响应体系，但应对大灾巨灾特别是跨区域、多灾种叠加的重特大灾害时，应急指挥协调、救援力量投送、救灾物资保障等方面还存在薄弱之处。

应对大灾巨灾，必须强化忧患意识，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做好抢大险、救大灾准备。要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把困难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综合运用应急演练、复盘分析等方式检验预案效果。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健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警、灾情通报、跨区域救援等协同机制，完善现场指挥机制。强化应急力量准备，优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结构布局，加快构建以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为枢纽的国家区域应急力量网络，建强工程抢险等专业救援力量，增强攻坚能力。强化综合应急物资保障，完善实物储备、协议储备、产能储备模式，优化应急物资供应链。健全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引导保险机构协同开展风险减量服务。统筹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

推进科技创新，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科技是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关键支撑。随着我国科技研发水平不断提升，一大批应急指挥、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等新型技术和装备投入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比如，极端灾害致灾机理研究、多灾种综合监测预警、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预报等技术尚未完全突破，适应安全、高效、专业救援需求的“高精特专”与“小快轻智”新型装备应用不足等。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破解灾害演化规律、致灾机理、灾害防控、救援处置等关键问题。深入推进智慧应急行动，加强监测预警、应急通信、生命探测、救援搜救等关键技术攻关，强化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运用，推进先进适用装备配备。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加快培养一批防灾减灾救灾领域急需人才。

2025年11月18日，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重点展示应急管理信息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及事故救援等领域的“高精特专”与“小快轻智”装备及其应用场景和综合解决方案。图为当日展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郭昱/摄

筑牢法治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应急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是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立法工作得到加强，但长期以来自然灾害防治立法采取单灾种专项法的立法模式，在应对复合型灾害、新型灾害时还存在一些法律空白，相关单灾种法律法规也亟待针对新形势新任务修改完善。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必须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要加快自然灾害防治法立法，立足综合性法律定位，确立自然灾害防治的基本方针、基本制度、保障措施，构建涵盖综合防灾、常态备灾、监测预警、抢险救灾、灾后治理、调查评估全过程全方位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完善单灾种法律法规，推动修订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对不适应新形势的内容修改完善。强化标准制修订，针对不同灾害场景，加大基础设施设防、监测预警、灾害防治、应急通信、应急装备、应急预案、应急救援队伍等标准供给，着力提高强制性标准占比。同时，要坚持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确保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规范运行。

推动重心下沉，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指导乡镇（街道）、村（社区）加强应急预案编制等工作，建成覆盖全国省、市、县、乡、村五级共100多万人的灾害信息员队伍，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来看，目前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组织体系、队伍力量体系还不够完善，县乡两级普遍缺少能够跨灾种研判的专业技术力量，干部群众应急能力和防灾避险自救知识不足，先期处置能力有限。

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健全灾害链综合会商制度，完善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强化递进式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坚持技术力量和监测末梢下沉，夯实县级综合研判和基层响应闭环能力。积极推行应消一体、队站一体、防消一体的应急消防工作模式，配齐配强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强化群测群防群治，发挥群团、志愿服务等组织作用，加强基层灾害信息员、网格员队伍建设，支持群众发现报告灾害风险隐患。强化基层应急场所建设和装备物资保障，健全直达基层的预警“叫应”机制，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措施，着力提升灾后初期基层自救互救能力。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建设各类教育培训基地、体验场馆，有针对性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演练，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抓好责任落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防灾减灾救灾成效好不好，关键在责任落实到不到位。权责明晰、落实有力，才能杜绝推诿扯皮，堵住防控漏洞，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近些年一些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往往与责任落实不到位直接相关，思想上麻痹松懈、责任上模糊悬空、落实上宽松软，教训十分深刻。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过程，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健全权责一致、失职失责追责的责任体系。充分发挥各级防灾减灾救灾议事协调机构作用，“一件事”全链条细化明确行业部门在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责任，确保责任环环相扣、工作无缝衔接。严格规范开展自然灾害调查评估，通过调查评估、问题整改、追责问责形成闭环，推动压实责任。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教育培训，注重通过案例式、情景式教学提高真实场景下的处置能力，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加快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能力

加快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能力

陈振林

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深刻洞察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的严峻复杂性，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重大灾害对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大影响，系统总结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加快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面对自然灾害多发重发、影响不断加大的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能力，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全球气候形势日趋复杂，极端天气的异常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科学评估表明，2011年至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上升1.09℃，202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升高1.4℃。气候变暖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点多、面广、并发、重发”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长期风险之一。2024年9月，飓风“海伦妮”引发美国东南部灾难性洪水，导致超过200人死亡，经济损失超780亿美元。今年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导致27国超额死亡数逾1万人。极端天气不仅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而且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乃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温热浪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风险，强降水和洪涝影响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传染病防控，此外还带来雷暴哮喘、花粉过敏等次生健康风险。2025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2240亿美元，其中气象灾害造成的占比92%。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经过不断努力，我国气象科技能力在与自然灾害的赛跑中加速跃升，基本建成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数值预报技术实现自主可控，“风雷”、“风清”、“风顺”、“伏羲”等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误差缩小到57公里，强对流天气预警平均提前量达48分钟，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99.68%。多次有效应对超强台风、极端暴雨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及次生衍生灾害，“十四五”时期气象灾害造成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十三五”时期下降0.12个百分点。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试用，并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个国家实现定制化版本研发及本地部署，38个国家加入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139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风云气象卫星资料和产品，中国气象服务为各国防灾减灾和重大活动保障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以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核心，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需求提供可定制、易部署、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图为7月17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主题展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亮相。 中国气象局供图 栾菲/摄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的极端天气灾害风险呈上升趋势，高温干旱和极端强降水空间并存、时间交替。2023年7月，华北东部地区由持续干旱快速转为历史罕见强降水，海河流域发生1963年以来最严重流域性洪水。今年6月，新疆和田地区3个小时就下了一整年的雨。我国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由本世纪初年均2400多亿元上升到近年来年均3300亿元以上。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并非现代化建设的附加议题，而是发展进程中必须破解的安全命题。

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的严峻形势对监测预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我国在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不同区域气象监测密度和偏远地区覆盖率、突发的局地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捕捉能力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比如，极端天气预警的提前量和‌精准度仍需提升，面向偏远山区、海域等气象预警信息发布还存在盲区，多灾种并发及次生灾害的关联风险预测模型尚不完善，部分地区和行业气象灾害防御体系标准仍滞后于气候变化趋势，等等。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不断突破，迫切要求气象科技加速创新。全球气候治理深陷地缘博弈、政策分化、资源分配不均等多重困境，个别国家对我国持续全面打压遏制，“小院高墙”和“封锁断链”不断升级，倒逼气象领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前，我国真正引领世界气象科技发展的核心技术和权威产品仍不多，数值天气预报部分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差距，在组织和引导行业力量参与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科技供给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这些问题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叠加作用的结果，既有发展阶段与基础条件的客观约束，气象核心技术具有研发周期长、系统复杂度高、投入强度大等特点，我国疆域广袤、地形气候条件复杂，气象工作整体仍处于追赶提升期，在数值天气预报等基础核心领域的长期积累相对薄弱；也有协同机制的制约，自然灾害防御横跨多部门、多区域、多行业，应急联动、资源整合效能尚需充分释放。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锚定极端天气“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目标，把气候变化风险防范纳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把极端天气应对全链条融入全社会韧性能力建设中。

一是提升气象科技创新能力。从理解气候变化的物理本质，到织密应对极端天气的“天罗地网”，科技帮助我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赢得更多主动。越是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越要正视我国气象科技底层原创性突破不够、基础研究与业务需求衔接不紧等问题，针对性采取有力举措。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试验，围绕旱涝急转等极端气象灾害机理及致灾机制、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精细结构及演变机理、高影响气候事件形成机理和可预报性等亟待突破问题开展研究，推动实施亚洲—澳洲—非洲季风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青藏高原、台风—海洋、华北暴雨、淮河流域等科学试验。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紧攻克地球系统模式和数字孪生地球核心技术，发展气象灾害监测和风险预报预警、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全球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预报等关键技术。加快布局气象科技新领域新赛道，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业务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低空气象、金融气象等新兴业务，释放气象数据要素价值。完善国家气象科技创新体系，高标准建设预报技术研发中心和气象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协同布局，优化气象科研项目谱系资源配置，全面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

二是提升气象监测预报能力。监测预报能力的每一次突破，都在缩短“灾害发生”与“预警发出”的时间差、缩小“风险暴露”与“能力覆盖”的差距，为防灾减灾救灾争取更多提前量。要针对气象监测预报精准度还不能满足应对极端天气需要的问题，优化陆海空天一体的观测布局，升级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新型地面气象观测装备，强化多源协同观测，建立预报服务主导的协同观测业务体系。特别是提升对龙卷风、冰雹等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捕捉能力，在容易受灾害影响的高风险区域，比如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交通干线、人群密集区等，补盲、加密气象观测。针对极端强降水落区、强度、致灾性等预报难题，推动气象预报向地球系统预报拓展，建立基于实况的滚动订正机制，更准确、更及时提供“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如何、会造成什么影响”等监测预报信息。

三是提升气象灾害应急响应联动能力。近年来，我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充分发挥作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和高级别预警“叫应”制度建立健全，符合气象科学规律的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日臻完善，各地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气象灾害预警是防灾应急启动先决条件之一。实践证明，周密设计、高效运转的响应联动机制，已成为我国高效防治自然灾害的独特优势。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这个宝贵经验，直面当前仍存在的部门壁垒、“信息孤岛”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应急响应联动，打通从监测预报到防灾行动的“最后一公里”。强化部门联合会商、预警、响应联动，优化“国—省—市—县”四级气象联动体系，推动省际边界防灾减灾联防联动机制建设，用好用活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强化基层服务，加快建立面向市县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推广“闪信”等强制触达技术，将气象防灾减灾纳入乡镇、街道等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优化高级别预警“叫应”流程，完善重大天气过程上下联动的预报服务机制，及时“激活”强对流天气短临预报服务国省协同工作专班，将体制机制优势转化为灾害防治效能。

四是提升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支撑能力。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并非孤立风险，考验着城市、流域和社会系统的整体承压能力。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交通、通信、供电、供水、医疗等生命线系统高度耦合，一个环节失灵就可能使风险沿网络扩散。当前，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标准仍主要参照历史经验，缺乏面向未来气候风险的前瞻性标准。为更加有效对冲和分担气候变化风险，要将气候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核心框架，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在国家和地方的社会发展规划、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纳入有关气候安全的目标与指标。将基于未来气候情景的“气候可行性论证”融入城乡规划建设，对交通、能源、水利等生命线系统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推动“依历史经验设防”向“依未来气候情景设防”转变。建立气候安全风险转移分散机制，创新天气衍生品、巨灾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进一步强化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措施。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等短板，推动“传统基建”向“韧性基建”转型，增强全社会安全韧性。

五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气象治理。气候变化攸关人类发展未来。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如何让先进技术惠及更多国家，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极端天气风险防范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真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守护生命、守望相助的价值追求。面向未来，我们要积极参与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治理，深化拓展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合作。依托“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等特色国际人才培养项目，推广中国防灾减灾理念与经验，推动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积极打造气象领域中国服务品牌“妈祖”，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在更多国家精准落地应用，通过更多“小而美”项目，为合作国家量身提供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全球气象服务产品，不断弥补数智鸿沟，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民心民意“心联通”。

作者：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防范应对自然灾害重在加强预防准备

防范应对自然灾害重在加强预防准备

马宝成

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是我国应急管理的原则之一。其中，预防准备是最基础的初始环节，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重视并加强预防准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是实现自然灾害防治从被动应急转向主动预防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实际，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明确要求。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强化“防”的理念，把预防准备作为自然灾害防治的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协同联动，汇聚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统筹气象、地质、水利、森林草原等多个部门，贯通中央、省、市、县、乡五级预案体系，延伸至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基本实现应急预案全域覆盖。应急力量建设不断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充分发挥作用，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协同发展。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不断完善，科技支撑能力持续彰显。各领域监测站网布局持续优化，预警信息覆盖面、精准度和时效性全面增强，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断提高。自然灾害防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加速转变，预防准备能力显著提升，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但也要清醒看到，与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相比，灾害预防准备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风险治理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还不彻底，对次生衍生风险、跨领域耦合风险的系统识别与评估不全面、不到位；预案管理上，应急预案与自身风险特征、资源禀赋结合不够紧密，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不强；物资保障上，应急资源配置的整体布局、种类结构和调度机制有待优化，偏远农村、山区等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应急物资储备种类单一、数量不足；监测预警上，短临监测预警能力还不能充分适应极端天气挑战，部分监测预警硬件设备落后、布点密度不够，不同部门的系统数据共享程度不高；等等。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不足上。比如，自然灾害防治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森林草原、城市管理等部门之间，“防”和“救”、“统”和“分”等责权划分不够清晰，导致对重要信息、力量建设、资源储备等要素的统筹协调、综合管理不够有力高效。城市高风险预防应对能力亟待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普遍存在“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问题，水、电、暖、燃气等城市生命线设施，医院、学校、养老院、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安全设防标准偏低、隐患较多。基层普遍面临灾害防治机构编制不足、应急专业人才缺失、资金保障不足、信息化建设滞后、物资储备条件欠缺等困难，农村地区对地震、地质灾害、洪涝、干旱等主要灾种的整体抗灾设防标准不高，侵占沟道修建道路和房屋、切坡建房、占用河道兴建厂房等现象还较多存在。再如，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仍存在不足，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不强，对小概率、非常规的极端灾害警惕性不高，“重救灾轻防灾”的认知偏差仍然存在。这就致使灾害防治的资源、精力更多投向救援与恢复重建，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流于形式，对重大灾害风险点、危险源“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灾害防治效果大打折扣。此外，防灾减灾培训演练和科普宣传不足，导致公众安全意识、防灾避险基本知识和能力普遍薄弱，不少群众对身边的灾害风险存在侥幸心理，家庭储备等基本的灾害预防准备不足，灾害发生时应急反应和自救逃生能力不够。这些短板弱项阻滞着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削弱了全社会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的整体效能。必须对症下药、逐项解决，切实把防灾减灾救灾的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前面。

预防准备工作分为预防阶段和准备阶段，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系统化的机制构建、资源配置与技术应用，实现对风险的早期识别、精准研判与超前干预，将风险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爆发之前，从源头上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与影响范围，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的影响和冲击。其中，预防阶段聚焦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源头控制，建立风险清单和预警指标体系；准备阶段聚焦预案制定与资源储备，包括编制分级响应预案、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开展跨部门联合演练等。总体来看，预防准备工作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主动性与前瞻性，强调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在风险发生前主动识别、评估并干预；二是‌系统性与层次性‌，涵盖风险意识、人员装备、应急物资、科技支撑等要素，涉及从源头防控到监测预警的完整链条；三是‌底线思维与冗余储备，坚持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通过预留物资、能力和空间冗余，以确定性准备对冲不确定性风险；四是‌规范化与标准化，依据法律法规明确权责，将预防措施嵌入规划与建设全链条，实现风险管控的制度化、常态化与可度量。这些特征决定了，开展预防准备必须统筹风险治理、预案管理、监测预警、力量建设、应急物资等要素。

《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防灾减灾类3项预期性指标：年均每百万人口因自然灾害死亡人数<0.9、年均每十万人受灾人次<13000、年均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0.8%。这些指标的设置，彰显了我们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明确了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要求。要实现目标，必须进一步强化预防准备工作，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加快推动治理模式向“重在事前预防”转型。深刻吸取近年来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暴露出的教训，时刻保持对日常风险治理的清醒认知，切实杜绝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等现象，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实施好重大项目立项、重大工程建设风险避让和灾害设防举措。加强隐患排查，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将防灾减灾要求贯穿到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各环节，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完善极端灾害条件下重大基础设施韧性标准规范，着力提升道路安全特别是公路安全韧性。

加强预案管理，做好应急准备。应急预案是预防准备的核心载体，通过明确预警响应的触发条件、处置流程的关键节点、部门协作的责任边界以及资源调配的优先等级，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清晰的行动框架。高质量的应急预案，不仅能快速激活应急响应机制，更能通过事前的风险研判和流程优化，最大限度减少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实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小损失的目标。应以新一轮国家层面应急预案制修订为契机，一体化编好、用好、修好、练好预案。以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为目标，修订好各级各类应急预案，重点完善乡镇（街道）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和简明实用的村（社区）应急预案。针对极端天气，及时修订完善避险转移预案，把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群体纳入转移避险对象范围。力量建设是开展好预防准备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应急物资储备则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物质保障。应加强实物储备、产能储备和家庭储备，实现物资储备从“数量达标”向“精准适配”转型。加快建强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强化基层应急力量准备，优化专业救援队伍结构布局。规范和加强社会应急力量建设，鼓励社会应急力量和企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自然灾害防治。以科学完备的预案体系统筹牵引各项应急准备，以坚实充分的应急准备保障预案精准落地，推动实现防灾减灾救灾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全面加强监测预警，着力提升避险能力。及时感知和发现重大灾害风险隐患、提前转移避险，是降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有效办法。应加快整合不同部门现有监测资源，加强监测预警标准衔接和数据共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系统，实现灾害全要素实时感知。紧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步伐，强化科技支撑，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指标标准体系和模型，构建卫星遥感、航空、地面瞭望、视频监控相结合的立体监测体系。加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全天候实时监测预警能力，实现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暴雨和大风灾害高危险区、人口稠密重点区域气象监测全覆盖。提升极端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能力，加强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短时局部临灾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发布和传达。

把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作为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和抵御能力的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将安全素质教育纳入公民安全教育体系，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编写安全知识教材和读物。持续推动灾害防治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社区、企业、学校定期组织沉浸式的应急演练。依托科协、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及学校力量，突出抓好“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安全宣传教育。注重把科普宣传融入公众日常生活，通过各式各样的载体、丰富多彩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普及群众最关心、最急需的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让每个人能够真正听得见、看得到、记得住、用得上，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四大全球倡议为动荡世界照亮前行之路

四大全球倡议为动荡世界照亮前行之路

——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傅小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下简称“四大全球倡议”）因世界之变而生、应治理之困而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兼具时代创新性和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必须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不仅收录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以来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的4篇重要文章，而且全面反映贯穿于四大全球倡议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百年变局、洞察时代大势、引领人类未来的思想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当今世界正陷入“四大赤字”的叠加困境——和平赤字加剧地缘冲突，发展赤字拉大南北鸿沟，安全赤字侵蚀互信根基，治理赤字消解多边效能。回望历史，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在西方历史学者的叙事中，西班牙、英国与美国先后确立了自身的全球霸权，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国际主导秩序。这三大霸权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维持了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却终究无法摆脱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兴衰更替的历史宿命。究其根源，西方霸权秩序的本质是“一国安全凌驾于各国安全之上”、“一国发展剥夺他国发展权利”、“一国文明贬抑多元文明价值”、“一国治理替代全球共同治理”。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四大赤字”的历史渊源。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习近平总书记在《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文中深刻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百年变局下各国应该担当的共同时代使命。四大全球倡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世界历史曲折演进的大逻辑、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动力，实现了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民族复兴与人类福祉、中国担当与国际共识的高度统一。

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动荡冲突、对抗对立、分歧矛盾，根源都指向发展失衡。全球发展失衡的本质是全球南方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打压。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阐明“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个根本问题。倡议立足各国整体利益，回应人类共同发展诉求，塑造有利发展环境，提振发展伙伴关系，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促进全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全球安全倡议旨在走出阵营对抗导致的安全困境。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没有普遍安全，共同发展便无从谈起。全球安全的“公害”是强权政治和霸道霸凌。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日益衰落的霸权，加大对其他地区军事介入，加紧“小圈子”构建，不断挑动阵营对抗，给全球发展和安全造成重大危机。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理念与原则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倡议致力于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以结伴取代结盟、以共赢取代零和，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

以全球发展倡议筑牢物质根基，以全球安全倡议守护和平环境，以全球文明倡议凝聚价值共识，以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制度保障，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走深走实搭建起了系统完备的行动框架。左上图为2025年9月10日，第二届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现场；右上图为2025年8月5日，中国第十一支赴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维和警队队员在出征仪式上宣誓，这是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体现；左下图为2025年7月11日，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文明交流互鉴与建设包容世界”平行分论坛现场；右下图为2026年3月13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的第十三届巴库全球论坛“中国与全球治理倡议”主题研讨会现场。 新华社供图

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消除文明对立对抗这种人为隔阂。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推进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逐渐摆脱了西方控制，恢复了自立自信，特别是那些曾属人类古老文明中心的地区创造了显著成就，焕发出崭新面貌。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全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提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各国对话的最大公约数，打通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沟通壁垒，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筑牢思想基础。

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因应国际共同挑战而生，目标是实现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与持续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受到极大冲击的根本原因在于单边主义、“伪多边主义”横行，联合国权威严重受损，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依然不足。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要义，系统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维护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大全球倡议直面百年变局现实困境，针对“四大赤字”分别施策又系统集成，以发展创造合作利益、以安全保障合作环境、以文明凝聚合作共识、以治理健全合作机制，精准回应时代难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系统集成的治理逻辑，在治理主体、治理架构、治理范式等维度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由发展中国家提出并主导全球治理总体方案。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顶层设计、规则制度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把控，服务于少数国家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规则被动接受、参与严重不足、利益诉求失语的从属地位。四大全球倡议聚焦解决南北失衡、安全失序、文明失和、治理失灵等结构性矛盾，超越西方治理理论体系，突破了“西方主导、世界服从”的旧有格局。

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构建系统性全球治理框架。二战以来，无论是西方主导的各类国际倡议，还是区域性的治理架构，总体呈现议题碎片化、领域分割化、治理表面化的特征，难以应对多重赤字叠加共振的复合型危机。四大全球倡议扭转了传统治理重制衡轻合作、重眼前轻长远、重局部轻整体、重应对轻根治的弊端，将发展、安全、文明、治理整合为全域覆盖、同向发力、标本兼治的有机整体，实现了全球治理从零散施策、被动应对到系统整治、源头治理的历史性跨越。

开创摒弃零和博弈的国家间交往新范式。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不论是欧洲列国互相制衡的均势博弈，还是美苏争霸时期的两极对抗，抑或是近年频繁发生的国际冲突，国际关系始终未能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层出不穷，给人类带来无休止的战乱冲突。四大全球倡议顺应人类历史从对抗走向合作、从分裂走向团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演进大势，始终坚持不针对第三方、不组建“小圈子”、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以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以务实合作凝聚共识、以共建共享实现共赢。四大全球倡议重塑了国家间交往的底层逻辑，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四大全球倡议在实践层面的系统实施，最终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宏伟命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一文中指出：“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总目标、总愿景，四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施工图”和“路线图”。其中，全球发展倡议是基础前提，解决物质基础的根本问题；全球安全倡议是坚实保障，筑牢和平稳定的安全根基；全球文明倡议是精神纽带，凝聚民心相通的基本共识；全球治理倡议是制度依托，完善共商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四大全球倡议不是各自孤立的政策宣示，而是统一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之中，从宏观愿景到中观框架再到微观举措，形成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严密体系。这一严密体系，在实践中检验、在行动中证明，日益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多年来，中国坚持行动导向，以包容聚共识，以合作促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已经形成大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成果。全球发展倡议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130多个国家响应和支持，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了1800多个合作项目，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逾8万人次研修培训，重塑了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有力保障了全球南方的发展权益。全球安全倡议为中东、欧洲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提供新思路，在中东问题上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历史性和解并复交，在乌克兰危机中推动成立“和平之友”小组，为政治解决积累条件，在周边局势中积极推动泰柬重建和平，并在阿富汗、缅甸等问题上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全球文明倡议推动联合国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常态化开展中外文化、青年、学术交流活动，不断促进各国人民心意相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精神养分。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推动金砖扩员、上合扩容，倡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多边舞台的话语权。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我们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蕴含的思想智慧，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旗帜，进一步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以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中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走出动荡困境，携手各国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崇高风范，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从青少年时代起，江泽民同志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并于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艰苦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85年6月，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7月任上海市市长，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为开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安全、稳定，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方面改革，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外交工作崭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战胜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等，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06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伟人已逝，风范长存。江泽民同志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留下了永志后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他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信念坚定、处事果断，尊重实践、与时俱进，尊重群众、关心群众。这些鲜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天，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江泽民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真诚地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各位同志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时时刻刻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所在。”他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鲜明的态度，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中，党和国家能够战胜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并取得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历史反复证明，全党必须有核心、党中央必须有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新时代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罕见的冲击挑战，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政治成果、最宝贵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征程上，越是关键时期、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越要毫不动摇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00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新华社发 江志顺/摄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江泽民同志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表示，“‘三个代表’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十三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强调“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继往开来、守正创新，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泽民同志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新征程上，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提出“小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江泽民同志强调，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要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牢牢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他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领导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新征程上，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始终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领导我们打开外交工作崭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他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征程上，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我们党在风云变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曾这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现在，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不到10年时间，距离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也只有20多年时间，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张忠军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成为盟员的基本条件，包括必须“承认共产主义”、“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一切事务的秘密”等。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将党员的忠诚看作“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党员个体要做到对党忠诚。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入党的先决条件是“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对党忠诚早已融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为民造福。

强调对党忠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对党忠诚作出阐释，指出“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要永远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等等。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对党忠诚的基本内涵、衡量标准和实践要求，对党员、干部不断校正思想坐标、铸牢对党忠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对党忠诚？它既是庄严的政治承诺，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是具体的政治标尺。其一，忠诚党的政治要求。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二，忠诚党的信仰。要求对党不仅要有朴素的感情，还要有理性的自觉，通过深学、细照、笃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其三，忠诚党的组织。要求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其四，忠诚党的立场宗旨。要求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结合新形势新任务走好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其五，忠诚党的事业。要求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阔征程中奋勇拼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对党忠诚集中体现着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是全党团结统一、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如何检验对党是否忠诚？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有着客观明确的检验标准。在革命年代，主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在和平时期，主要看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等等。这样的检验并非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表态的话就能达成，归根到底要看党员、干部长期一贯的实际行动怎么样，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襟怀坦白、表里如一。

新时代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与党同心同德，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复杂程度不断加深，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形形色色的诱惑考验层出不穷，有的党员、干部政治免疫力下降，在对党忠诚方面出现了偏差。一是偏离理想信念轨道。有的思想根子不正、“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功打得不扎实，对党的创新理论掌握得不牢，“缺什么补什么”的紧迫感不强，知识素养结构同推动高质量发展适配度不高，甚至把理论学习当成负担、不能上心走心用心，仅仅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信仰信念的底座缺少坚实支撑。二是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的缺乏基本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在政治言行上出问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有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骑墙摇摆，甚至自行其是、心无敬畏，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有的生出取巧之心，搞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利益勾兑，将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污染政治生态。三是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缺少对群众的真挚感情，眼睛只向上看不向下看，不愿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诉求，甚至干出令群众失望的蠢事，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有的工作上拈轻怕重，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愿到艰苦地方和岗位工作，在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想这想那，缺乏起码的担当精神和责任心；有的顺风顺水时张口闭口对党忠诚，但一遇沟坎、动到自己“奶酪”就牢骚满腹、心生怨言，甚至不惜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彻底。有的对“国之大者”心不在焉，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时落实打折扣、执行搞变通、遇事先盘算个人“小九九”；有的在人前表态快、调门高，但抓落实便念“拖”字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使党中央出台的利民惠民政策悬在空中、难以落地。

这些问题严重背离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与对党忠诚的要求背道而驰。之所以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是有的党员、干部私心杂念作祟，政治立场不坚定，党性原则不够强，稳不住心神、经不起磨砺，自身防线容易被消极因素和“糖衣炮弹”所攻破；另一方面是教育管理监督机制仍有短板，比如，对党忠诚的常态化长效化教育机制还不完善，对党员、干部从入党、入职直至退休的全周期管理不闭环，针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象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及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能及时察觉、提醒和纠正，等等。

对党忠诚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自然保鲜，必须经历不断的自我修炼和实践淬炼，方能历久弥坚。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繁重，需要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铸牢对党忠诚，敢于冲锋陷阵、善打硬仗胜仗，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实际成效。

理论上清醒、信念上坚定，对党忠诚才有牢固思想根基。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汲取蕴含其中的丰富政治智慧和党性滋养，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当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大力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及革命烈士家书等活动，提高警示教育震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

党内政治生活是锤炼党性、提高对党忠诚度的“大熔炉”，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温度不够，都炼不出好钢。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端正认识、净化灵魂。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政治站位和一言一行，勤扫思想上的“灰尘”，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选人用人应加强党性鉴别、提高穿透力，注重考察党员、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

诠释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赤诚，最终要落脚到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中。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作决策、办事情，立足岗位职责担事扛事、戒骄戒躁，心无旁骛地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多深入基层一线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纾民困，遇到矛盾不绕道、碰到难题不低头、见到风险不缩身、关键时刻敢亮剑，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里。强化实践历练，主动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重大任务重大斗争最前沿、艰苦边远地区和关键吃劲岗位去磨炼，在火热实践中砥砺品格、锤炼作风、增长才干。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求是》杂志评论员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复杂局面，既要坚持做好需求侧管理，也要高度重视优化供给。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并对“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等作出重要部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紧紧围绕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加注重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以高质量供给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当前我国存在的供强需弱矛盾，有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等问题，也有供需结构不适配，供给体系不能充分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导致有效需求挖掘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渐成主流，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的重要转型。同时，科技创新不断突破，也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配套产品提出了大量柔性化、定制化的新需求，不少企业对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算力租赁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但与生产和消费的新变化相比，当前部分领域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跟不上，中低端供给过剩和优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存。比如，养老育幼、文旅和智能消费等需求旺盛，但老年用品、婴童产品、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等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尚不能满足需求扩容升级。一些消费和投资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有所外流，加剧了供需总量上的不平衡。

进一步看，供需结构不适配，深层原因在于新动能仍在发展壮大之中，供给体系的新陈代谢还不够快。近年来，随着发展模式转型，传统领域的投资空间逐步收窄，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崛起，但这些新赛道的技术、资金等门槛普遍较高，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覆盖面还不够广。不少经营主体缺少进入其中的渠道和接口，仍把资金投向自己比较熟悉但已经相对饱和的传统领域，低水平重复投入由此累积。此外，有的地方以市场分割、不当补贴等方式干预资源配置，阻滞各类要素有序流动，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这些低效无效投资难以创造出充足的经营收益和就业岗位，也难以有效转化为居民增收和消费增长，企业等主体进一步投资的能力和意愿缺乏市场回报支撑，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因此受阻。

保持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也会有所改变，必须适时作出相应调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把优化供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是解当前之困，更是谋长远之势，是以供给体系的整体跃升，增强我国经济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动力和优势。进一步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必须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在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中，释放“升级的需求、有效的需求”。面对供需错配问题，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既适配现有需求，更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持久稳固的动能。

增强消费品优质供给。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的同比增速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文旅、演艺、赛事等体验型、情感型消费持续升温。要更加主动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围绕养老育幼、文旅体育、健康家政等领域丰富供给品类、提升供给质量，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强化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发新产品和增值服务，不断拓展新的消费增量。围绕细分市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支持企业扩大特色、高品质消费品供给，培育柔性制造工厂，推动生产高效响应消费者个性化需要。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机制，持续改善消费环境。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投资一头连着需求，一头连着供给，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都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定不移扩大有效投资。要以规划建设“六张网”为着力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因地因业加快推进建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乡村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关键还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以更大准入空间、更稳定政策预期吸引民间资本，让社会储蓄更好转化为有效投资。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供给，重在产业向新向优。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新旧动能转换要乘势而上、加快破局成势。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围绕战略价值大、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跨界融合深的领域，有针对性地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企业是供给体系的细胞，要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加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紧盯需求变化优化产品结构，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

持续深化改革攻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要加快建章立制，划定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尺度和边界，既明确“不能做什么”，更讲清“可以做什么”，引导各方面在守住公平竞争底线的基础上，放开手脚谋发展、因地制宜促创新。实施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研究制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强化正向引导和刚性约束。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化拓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形成高质量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求是专访 | 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专访

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魏佳朔

编者按：服务消费作为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既是释放内需潜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超进行了专访。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居民消费逐渐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如何认识服务消费？为什么要扩大服务消费？

董超：消费作为最终需求，事关就业、民生和社会福利，能够牵引生产和投资，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重要作用。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涵盖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消费，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以及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消费。与商品消费相比，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不可转移性。此外，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更大，具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足等特点。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加快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变。202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万美元，正处于这一关键转变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将服务消费摆在提振消费的重要位置，有利于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发展服务消费是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必须把提振消费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与商品消费相比，我国服务消费供给还存在很大缺口，特别是家政、教育、医疗、养老等高质量服务需求旺盛，市场前景广阔。同时，扩大服务消费也能够带动生产和投资增长，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发展服务消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养老、育幼、教育、医疗等领域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只有为广大群众提供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消费，才能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服务消费领域涉及多个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吸纳能力强、层次丰富。扩大服务消费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切实改善民生福祉。

今年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文旅消费活动，大力提振服务消费。图为2026年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举办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发展服务消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取消，服务业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服务消费增长快、占比不断提升。不断把国内服务消费市场做大做强，才能够为服务业扩大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市场基础和开放底气，吸引更多国际高端要素进入，促进服务领域各类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在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记者：服务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交汇点。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服务消费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请谈谈当前扩大服务消费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应用，“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已在文旅、养老、教育等部分领域取得积极成效。图为2026年6月3日，山东青岛世博园XR梵高数字艺术体验馆内，游客正在体验沉浸式数字产品。 人民图片 张鹰/摄

董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在经济体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服务消费占比普遍从40%以上提升至50%以上。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46.1%，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要看到，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发展还存在一些卡点堵点，制约了服务消费增长，必须高度重视、系统破解。

从需求侧看，提升服务消费能力面临一些压力。服务消费更多是满足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受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影响更为明显。当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相对偏低，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不少居民可用于服务消费的支出有限。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居民家庭仍面临较大的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服务消费意愿仍显不足。

从供给侧看，服务消费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功能性需求转向个性化、体验化需求。然而，当前我国服务消费供给的同质化现象突出，服务消费领域标准化程度不足，不少企业依赖传统服务模式，专业服务人才短缺，知名服务品牌偏少，创新型消费场景供给稀缺，高品质、精细化服务消费供给明显不足。

从制度环境看，涉及服务消费的相关体制机制仍待完善。在市场监管方面，数字消费等新兴领域的监管空白与过度监管并存，一些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不强。在治理机制方面，服务消费涉及领域广、业态多，但当前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领域的一些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依然存在。

总的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必须把夯实居民消费基础摆在首要位置，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要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促进收入增长和分配结构优化有机统一。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针对当前部分领域服务供给水平不高的问题，注重在交通服务、家政服务、网络视听服务等方面增加优质服务供给。针对相关体制机制问题，清理服务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完善新兴消费领域监管规则，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记者：消费场景是连接供需的桥梁，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关键。如何以消费场景创新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董超：消费场景是消费业态、消费模式的集中呈现，是对文化、技术、社交等多元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也是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在服务消费场景培育上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有效场景供给不足，同质化竞争明显。不少消费场景缺乏差异化定位和特色化运营，简单复制照搬现象较为普遍，场景与本地文化结合不深，持续吸引力不强。又如，跨界融合深度不够，消费场景规划缺乏系统性，协同效应有待增强，文旅、体育、商业等资源整合不足，“各自为战”现象依然存在。再如，场景运营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不高，创意设计和内容运营人才短缺，场景创新的要素支撑不够有力。这些问题，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予以解决。

一方面，丰富优质消费场景供给，拓展服务消费空间。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通过首店、首秀、首展等，形成潮流风向标，激发消费新需求。推动文博场馆进行场景化、沉浸式改造，优化预约机制，延长开放时间。推动“旅游+”融合发展，将地方特色文化、文化演艺、美食体验等系统性植入旅游产品。支持地方举办多层次、多样化的大众体育赛事和精品职业联赛，促进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消费场景创新活力。开展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专项清理行动，严格落实“非禁即入”要求，推动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等领域市场准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加快出台数据要素、平台经济等领域法规，系统清理现行法规中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的有关条款。

记者：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应用，正深刻重塑消费市场的形态与体验。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

董超：人工智能对服务消费的发展具有引领性、赋能性、变革性作用，能够推动消费模式从“人找服务”转向“服务找人”，从标准化供给迈向个性化定制，从功能满足走向情感连接。当前，“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已在文旅、养老、教育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例如，技术成熟度与消费者体验感不匹配，不少应用同质化明显，个性化和情感交互能力不足，达不到消费者预期。服务消费领域数据孤岛现象突出，跨行业数据流通不畅，制约了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场景落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矛盾突出，数字治理体系亟待同步完善。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深度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一是拓展智能服务消费新领域。积极培育覆盖更广的智能服务业态，加快发展提效型、陪伴型等人工智能应用，拓展体验消费、情感消费等新领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融合AR/VR等技术，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文旅向高度沉浸的体验形态升级。

二是重塑人机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智能终端“万物智联”，为服务消费智能化转型夯实载体基础。加快人工智能与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融合创新，以标志性应用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加速具身智能等技术商业化落地，推动智能机器人走入餐饮、零售、康养等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广人机协同作业流程，培育智能增强型服务新范式。

三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快建设服务消费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打破跨行业、跨领域的数据壁垒，汇聚消费行为、服务流程等高质量数据。探索隐私计算等技术应用，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鼓励服务消费企业依托大数据分析，构建动态需求感知体系，以智能推荐等方式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推动服务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记者：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加快服务消费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坚持开放引领，不断增加高品质服务消费供给？

董超：近年来，我国持续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通过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借鉴先进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吸引专业服务人才，填补国内高品质服务消费供给短板。同时，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也有效激发了国内服务行业的创新动力，推动服务消费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但是，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等部分细分领域的开放仍有待深化，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隐性壁垒。在职业资格互认、服务标准衔接、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还有差距。跨境服务便利化机制尚不完善，影响国际优质服务资源的有效引入。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在完善市场准入方面，有序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用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缩减负面清单，为境外服务提供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在促进优势互补方面，深化中外服务资源对接合作。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积极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国际先进医疗服务机构，提升高端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支持国际知名服务品牌在华设立首店、旗舰店，拓宽服务消费的跨境供给渠道，让广大消费者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服务体验。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继续扩大入境消费。推出更多优质入境旅游线路和服务，培育面向国际的教育、医疗、会展等市场，将我国打造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服务消费目的地。稳妥扩大免签政策覆盖面，优化入境消费便利化措施，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能够便捷地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完善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境外游客支付环境，提供多币种支付方式。

记者：扩大服务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领域协同发力。下一步应当从哪些领域突破，才能更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为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董超：服务消费既拉动生活性服务业增长，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涉及面广、联动性强，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服务消费能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制定实施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的综合性政策措施，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降低大病医疗支出风险，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

二是以政策支持降低服务消费成本。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加大对文旅基础设施、体育场馆等领域投入。优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用好服务消费券，重点投向文旅、体育、健康等服务消费领域，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服务消费领域。

三是以IP赋能丰富服务消费内容。IP是连接文化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具有强大的消费带动能力和市场转化潜力。支持地方打造城市文化IP和区域公共品牌，通过IP授权、联名合作、衍生品开发等方式延伸消费链条，让文化软实力真正转化为消费硬支撑。支持中华老字号守正创新，推动中华美食、中医药健康、文化旅游等传统优势服务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建立服务消费品牌认证制度，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四是以强化要素供给破解服务消费发展瓶颈。强化土地、人才、数据等要素支持，为服务消费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允许存量商业用房、闲置厂房改建为服务消费基础设施，在土地用途变更、规划审批等方面提供便利。推动养老服务等领域人才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制度。加快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为扩大智慧旅游、在线教育等服务消费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 | 钢铁产业调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走

深度调研

钢铁产业调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走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课题组

钢铁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钢铁产业曾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基础最弱、底子最薄的产业。经历70余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国钢铁产业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中突破跨越，彻底扭转了“缺钢少铁”的局面，奋力挺起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钢铁脊梁”。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钢铁产业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全球竞争力如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数智时代该如何破局？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

一、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转型蝶变之路

调研了解到，我国粗钢产量连续30年稳居全球第一，2025年产量为9.61亿吨，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已是世界钢铁工业的重要力量。“中国钢铁工业在世界钢铁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不再只因为其庞大的规模，更因为其拥有了越来越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先进技术”，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巴松如此评价。我国钢铁产业以自身持续创新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钢铁产业的成本曲线和技术基准。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产能体系：从“铺摊子”到“提质量”的历史性跨越。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不及当时美国半日产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托“三大五中十八小”战略部署，稳步夯实钢铁产业发展根基。改革开放后，钢铁产业走上快速发展道路，1996年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进入新世纪，产业持续扩容，2000年至2020年粗钢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9.2%。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钢铁产业率先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以来，钢铁产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取缔“地条钢”1.4亿吨，建立“指标跟着项目走、能耗跟着效益走”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大规模技术装备更新、流程优化与空间布局调整，构建起规模庞大、供给稳定的产能体系。

产业布局：从“小散乱”到“集中化”的系统性优化。调研发现，我国钢铁产业已形成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一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为改变“小散乱”局面，钢铁企业积极实施减量化兼并重组，逐步形成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2025年，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10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43.1%，比2020年提高4.2个百分点。二是新建产能布局不断优化。钢铁是重物流、重运费的产业，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新建产能逐步向物流便捷的沿海、沿江地区，以及靠近汽车、机械、建筑等消费市场区域集中，2025年我国东部沿海、沿江省份粗钢产量占比达72%，有效降低了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的物流成本。三是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深化。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快速扭转了后者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投入数亿美元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实现了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成为钢铁产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

产品服务：从“基本能造”到品种最齐全、物美价最廉的完备体系。在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我们亲眼见证了厚度仅0.015毫米的“钢中薄纱”手撕钢被轻松撕开。这一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材料，现已成为我国钢铁产业自主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广泛用于柔性显示屏、航空航天等领域。在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详细了解了高端无取向硅钢的研发历程，它是驱动电机实现高效率、小型化、轻量化的核心材料，直接关系到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具身智能等领域的能效水平和场景实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到今天钢材品种覆盖22大类3000余个细分品种，关键品种自给率近100%，高强度、高性能钢材生产和应用比例极大提高，中国钢铁正以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综合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2025年12月20日，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在贵州六盘水首钢水钢集团成功商运，这也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超碳一号”的全球示范工程。“超碳一号”使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相比烧结余热蒸汽发电技术，发电效率提升85%以上，净发电量提升50%以上。图为当日拍摄的“超碳一号”发电主厂房内部。 新华社发 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提供

生产方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根本性变革。高炉占钢铁生产总成本的70%左右，炉内反应温度达2300多摄氏度。过去，为了掌握实时炉况，老师傅要穿着阻燃服、隔着探火镜，盯着炉口火焰颜色和状态，凭经验判断碳温和造渣来作决策。一炉钢炼废，几万几十万就没了。如今，样本企业中，近90%的钢铁企业建立了生产制造执行系统、能源管理和环保监测系统，机器人应用密度达65台（套）/万人，一键炼钢、智能调度、无人运输、精准配料、自动质检成为行业智能生产的常态，实时探测炉内温度等变化情况。我们在宝钢股份炼钢厂看到，“AI炉长”全面上岗，关键指标预测命中率已突破90%，单座高炉每年可降本超千万元。

绿色转型：引领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钢铁产业转型的普遍共识。对我国来说，工业碳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70%，钢铁产业约占工业总排放的15%—20%，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直接关乎“双碳”目标的实现。以2019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为标志，一场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正式开启。在全国首家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的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我们看到环保调度中心在线监测排放数据实时显示：重点排放源颗粒物小于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小于20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小于30毫克/立方米。对照国际水平，从这三项核心指标看，我国超低排放限值较部分发达经济体现行标准严格近10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超过9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钢铁产业绿色发展走在了时代前列。

二、我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时代考题

近些年，社会上有观点认为钢铁产业是“过剩产业”、“夕阳产业”，甚至主张“任其萎缩，把资源留给新兴产业”。事实恰恰相反，钢铁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它是新兴产业的“母基”，大飞机C919起落架用300M超高强钢、高铁车轮用D2高速钢、深海探测器用耐蚀合金，均依赖钢铁材料的突破；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防军工用装甲钢和舰船用钢、战略储备特种钢材、重大基础设施用钢，一刻也离不开钢铁产业的支撑。美国“铁锈带”的教训殷鉴不远，传统产业空心化必然引发区域经济衰退、就业流失、创新乏力等连锁反应，事关国本的基础性工业绝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出清、无序外迁、被动萎缩。当前，面对发展环境、市场逻辑、竞争规则的深刻变化，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投入的传统增长红利渐退，钢铁产业要担当新时代重任，必须直面一系列新的挑战。

供强需弱矛盾有待缓解，结构性错配与“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从需求端看，我国钢铁消费已步入“总量见顶、结构优化”阶段。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基建投资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建筑用钢需求回落。与此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的用钢需求，2025年制造业用钢占比约51%，历史性首次超过建筑用钢。需求结构的反转，意味着钢铁产业必须尽快从“跟着地产走”转向“随着制造走”。从供给端看，产能总体充裕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经营主体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偏低，行业自律难度较大；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固守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传统思路，陷入越产越亏、越亏越产的“内卷式”竞争，加剧市场波动；三是市场化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钢铁企业多为地方经济支柱，资产重、就业容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存在隐性保护现象，导致产能出清滞后于市场变化。

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部分高端领域与关键材料仍有短板。调研发现，目前我国高端轧机的伺服阀、高精度传感器、特种耐火材料等前沿工艺装备与核心部件，一定程度上仍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材料虽已实现国产化突破，但在批次稳定性、均匀性、一致性方面仍有待提升。更深层次看，钢铁产业基础研究支撑不足，研发资金多投向短期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占比较低。另外，产学研用协同薄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为战”，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跨领域、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共性技术攻关难以形成合力。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成果难转化，致使颠覆性技术和前沿瓶颈突破缓慢，对我国钢铁产业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形成制约。

钢铁出口的难度和风险加大，面临贸易壁垒与利润收窄的双重挤压。当前，国际钢铁市场碎片化趋势明显，我国钢材出口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风险压力不断加大。2020年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品遭受贸易救济原审调查数量超过110起，贸易限制已从传统的建材、普通型材等低端产品，扩展至电工钢、高端镀层板、能源用钢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材。美国对我国在美销售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直接影响我国高端钢材出口。同时，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普通钢材价格竞争激烈，2025年我国钢材出口均价仅694美元/吨，较2020年下跌约18%，出口利润明显收窄。

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安全与成本控制存在隐忧。国产铁矿石、进口铁矿石、废钢是我国铁素资源的三大来源。受资源禀赋、开采成本等因素制约，我国铁矿石产量难以满足钢铁生产需求，长期以进口为主、国产为辅，对外依存度高于80%。由于供应来源集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铁矿石消费国，对矿价影响力有限，进口矿价格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金融资本炒作影响而脱离供需基本面波动，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一度飙升至233美元/吨，较2019年低点上涨215%，按均价计算我国钢铁产业当年因矿价上涨多支出成本约4800亿元，相当于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1.4倍左右，产业链利润出现严重分化失衡。废钢方面，我国钢材蓄积时间短，废钢资源产出不足，“十四五”时期炼钢消耗废钢量年均仅约2亿吨，废钢比仅约20%。综合看，钢铁产业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尚不完善，应对突发性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

三、走好我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当前，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正面临三大变量深度耦合的全新格局，即产业长周期减量调结构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迭代赋能的变革浪潮、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要求。当全球钢铁产量临近峰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涌、“双碳”目标硬约束持续收紧、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新兴产业之际，钢铁这样的传统产业会不会遭冷落、被边缘化？会不会重蹈美国“铁锈带”放任自流、自然萎缩的覆辙？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钢铁产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基础产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要继续努力，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把握转型升级发展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永不褪色的“钢铁脊梁”。

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新机制。调研发现，供需平衡不能依赖简单行政限产，而必须建立在可预期、可自我调节、能优胜劣汰的长效机制之上，关键在于让低效产能真正退得出、优质产能活得好、市场竞争守规矩。要发挥好市场化兼并重组作用，对区域内装备水平低、环保能耗不达标、持续亏损的中小企业进行整合提升，通过减量置换、提质置换、布局优化一体推进，既要避免简单“一关了之”带来的地方财政与就业压力，也要防止低效产能以各种形式隐形保留。要以质量、环保、能耗、碳排放为核心标尺，建立差异化产量调控机制，把“以销定产、以效定产、以现定销”的理念落到实处，引导企业摒弃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惯性思维。尤其在板材、建材等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领域，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品种协同、出口节奏协同的自律共识，避免因个别企业非理性扩产引发全产业“越亏越产”的踩踏效应。

推动传统产业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钢铁企业考察，鼓励企业“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当前，钢铁产业内部正在剧烈分化，硅钢毛利率高达7%—14%，是全行业的“天花板”，而建筑螺纹钢毛利率仅在0.3%—1.3%之间，相差一个数量级。我国钢铁需求结构正从过去高度依赖地产、基建，转向制造业引领、新基建跟进的多元支撑格局。新能源汽车需要高端无取向硅钢，风电需要耐低温、抗疲劳的塔筒钢板，核电需要耐高温、耐辐射的压力容器钢，具身智能需要高精度、轻量化的结构钢，对钢铁产业从战略上调整优化结构提出了迫切要求。要积极引导钢铁企业生产向高性能、特种化、低碳化钢材转型，为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深海工程、轨道交通、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坚强支撑。

宝钢股份在全球上市钢铁企业中硅钢产量排名第一，覆盖所有硅钢应用领域，拥有“激光耐热刻痕取向硅钢制造技术”等多项全球独有领先技术。图为2026年7月8日，宝钢股份硅钢事业部第五智慧工厂中的0.1—0.15mm超低铁损极薄规格无取向硅钢正在等待发货。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供图

实现产业错位布局、融通协同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差异显著，钢铁产业布局不能“一刀切”，而应立足比较优势，形成沿海做强、内陆做绿、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一方面，要继续提升行业集中度。面对成本压力、环保门槛、技术投入等现实约束，提升行业集中度有助于形成创新合力与定价能力。另一方面，要让沿海长流程与内陆短流程各展所长、错位发展。沿海沿江基地依托港口与规模优势，重点做优长流程、提质增效，巩固核心制造用钢供给能力。内陆地区则应立足自身特点发掘差异化发展价值，尤其在废钢积蓄量逐步提升、水电等清洁能源富集的区域，适度有序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不仅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还能就近消化区域废钢，平衡本地用钢需求，有效破解区域供需错配。

坚持“双碳”引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从长远看，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机遇，谁先掌握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但从短期看，钢铁企业绿色转型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率先转型的企业面临“谁低碳谁吃亏、先转型先承压”的现实困境。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把绿色溢价传导与成本分摊机制真正落到实处。当前，低碳钢铁工艺改造、绿电使用、废钢配比提升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同步体现在市场价格当中，导致企业转型动力不足。要打破成本仅由钢企独自承担的局面，推动绿色成本在原料端、生产端、制造端、消费端合理分摊，同时让使用低碳钢材的产品获得政策支持与市场价值。

深化钢铁产业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实践证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钢铁以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有力支撑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要维护公平有序出口秩序，调整优化出口结构，鼓励高端硅钢、汽车板、能源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强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坚决维护合法权益，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钢铁全产业链环境产品声明（EPD）平台实现国际互认，有效打破碳壁垒。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平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建设强韧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持续提升我国钢铁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奋力打开中国钢铁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

调研手记：

在中国宝武宝山基地调研时，我们在一座炼钢老转炉车间控制楼前久久驻足。1985年，宝钢炼钢厂在此正式投产。40多年岁月流转，这栋小楼的建筑轮廓、空间布局未曾改变，操作间功能依旧，甚至面朝炉前老一辈工匠当年“看火调炉”的值守位置，都依稀可见。走进屋内，还是这一方工区，却已换了天地。电子屏上实时跳动着钢水温度、成分配比与设备状态的全流程数据，工人师傅介绍，从2019年实现3000米外远程“一键炼钢”，到2022年首台机器人保罗001号上岗，再到2026年“AI炉长”2.0版实现自主研判、精准调度，生产方式早已历经深刻变革。我们深切感受到，跨越不是一步实现的，更不能把旧经验一脚踢开，老一辈工匠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手感”与“眼力”，曾经只存在于老师傅脑子里的“绝活”，并未随着时代更迭而消逝。相反，它们被系统梳理、反复验证，最终沉淀为标准化数据，训练成智能算法，实现了“老树发新芽”。在这里，我们读懂了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基业长青的成长密码：新质生产力，不是推倒旧高炉、另起炉灶，而是一场在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焕新革命”，新芽从老枝上萌发，汲取的是老树扎根于地的养分，展现的却是面向未来的生机。方寸乾坤，正是中国制造守正创新、由大变强的生动注脚。

执笔：郭斐然 姜维 孙宁 舒予

以词元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词元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 杰

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强调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当前，以大模型、智能体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经济正在加快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词元（Token）作为人工智能生成式内容的基本单位，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概念范畴，正在成为促进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新型数据要素，不仅带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商业模式变革，更为未来产业开辟了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增长空间。要坚持创新思维和系统观念，更好发挥模型智能水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调用量、智能转化效率的乘数效应，让词元迸发出更加丰沛的经济价值，更好推动我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何为词元

词元源于自然语言处理，是当前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它作为连通人类自然语言与机器智能运算的桥梁，正在成为衡量智能服务交易量的核心指标和智能经济价值创造的微观载体，有着鲜明的生产力属性。

首先，词元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特性，重构了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衔接机制。作为大模型调用规模的统计单位，它精确量化了智能服务的消耗。作为计费单位，它推动软件商业模式从传统的授权订阅向按需调用转变，使得智能服务如同水电般即取即用，为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量化基础与交易可能。

其次，词元是动态生成的、高密度的数据要素。与传统数据作为静态记录的生产要素不同，词元代表正在生成的、经过模型活化后的知识。它不仅包含文本语义切片，也涵盖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信息的向量化表达，蕴含了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推理、生成和决策过程，是数据要素经由大模型加工后形成的、可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的智能形态。

再次，词元具有长期稳定性与技术中立性，具备智能时代价值锚点和计量语言的属性。词元不绑定特定技术路线或单一厂商，具有高度普适性。如同石油时代的“桶”与电力时代的“度”，掌握词元这一计量单位，实质上等同于掌握了智能经济基础设施的定义权与计量权。确立基于词元的数字经济底座，对于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竞争中掌握标准制定权与定价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词元作为智能经济发展引擎的三个维度

词元在生产、生活、产业和商业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中推动智能经济蓬勃发展，不仅催生了智能体服务、“一人公司”等人工智能原生新业态，也在人工智能赋能存量产业的过程中形成词元化价值增量，并对存量产业的价值链与协作分配方式进行重构。词元对智能经济发展的贡献效能，主要由模型智能水平、API调用量、智能转化效率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2026年4月29日至30日，以“加快数智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5年全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从年初的超1万亿增长到年末的100万亿，2026年3月进一步提升至140万亿，这表明数据要素价值在加速释放。图为4月29日，参观者在峰会现场体验区参观国产化算力底座。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摄

模型智能水平决定了单个词元所承载的智能密度与价值含量。模型智能水平越高，生成的词元在逻辑性、准确性、创造性上就越强，其解决复杂问题、辅助科学决策的能力就越显著，生成的内容使用价值就越高。模型智能水平可以通过其在综合知识、复杂推理、代码工程、多模态处理以及智能体自主执行等能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来衡量。去年以来，全球主流大模型迭代速度加快，不断刷新基准测试得分，测试结果为观察不同模型的智能相对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

API调用量是智能经济的规模基础，是对模型算力消耗和数据吞吐规模的度量，反映了大模型的普及程度和人工智能产业活跃度。当前，全球各大模型厂商均对外提供按调用量计费的API服务并积极向产业端开放，词元通过API这一通道在不同行业、区域和组织间流动，成为智能要素跨场景配置的主要方式。海外用户也能够通过API远程调用我国境内模型和算力获得推理服务，并按词元消耗量付费，实现“词元出海”。

智能转化效率反映了智能经济中的价值实现率，它衡量的是词元生成与经济价值创造之间的转化效能，与模型应用对行业的渗透率、在场景中的适配度等因素紧密相关。模型的智能水平越高、与行业融合越充分，用户人机协同能力越强，就越能够以更少的词元消耗产出更大经济价值，实现更高的智能转化效率。而智能转化效率越高，意味着词元越能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并推动扩产降本增效，更充分地促进生产力提升和经济效益增长，完成智能经济的价值闭环。

上述模型智能水平、API调用量和智能转化效率三个因素，从工具质态、行为规模、产出效能三个维度塑造了劳动者利用人工智能从事生产、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特征。当大模型与产业场景深度结合，词元就能从数字成本转化为智能资产，其增长驱动效应会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和催生新业态的形式在智能经济中体现出来，并开辟未来产业更加广阔、可落地和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三、在词元驱动下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呈现新特征

当前，词元驱动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已具备总体规模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显著优势，呈现出量级爆发、应用深化、结构优化和模式创新等显著特征，带动我国智能经济从概念普及期加速迈入规模化价值创造阶段。

国产开源模型综合竞争力不断取得新突破，以词元供给服务智能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今年4月，国产大模型在软件工程基准测试专业版中得分排名全球第一，超过同期美国闭源旗舰模型；6月，在全球百万用户参与盲测的前端开发评估系统上，国产大模型又在全球可用模型中摘得第一。与美国政府禁止外国实体访问其领先闭源模型不同，国产大模型坚定高举开源开放旗帜，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可及、可信赖的大模型服务。与此同时，国产开源模型服务价格相比美国闭源模型旗舰版本也具备跨数量级优势。技术差距收窄、极致性价比和稳定开放共同构成了国产模型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支撑。

API调用量指数级爆发，成为全球最大词元消费市场。近两年来，我国大模型应用快速普及，智能体生态加速孕育，词元调用量爆发式增长，这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智能经济中的直接映射。2024年初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为1000亿，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据全球大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统计，2026年4月下旬以来，中国大模型周词元调用量已连续三个月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这种爆发式增长标志着我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智能消费市场，成为全球智能经济最活跃和最具潜力的词元消费中心之一。

应用场景从对话交互走向生产环节，智能转化路径愈加清晰。词元通过嵌入具体的生产、服务和贸易环节，转化为看得见的真实经济增量，反映了智能经济从技术供给端单向推动转向需求端价值验证拉动的演进态势。在企业级应用中，智能研发助手、智能运营中枢等新型应用形态不断涌现，词元消费加速嵌入业务主流程和高价值环节。有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下半年我国企业级大模型日均词元调用量升至上半年的3.6倍。2025年以来，我国主要模型企业营收大幅增长，也显示出模型即服务平台可以通过API调用定价，将词元消耗直接转化为可计量的营业收入，能力领先的模型正在实现“量价齐升”。

当前，尽管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以词元为引擎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一是模型智能水平提升面临瓶颈，偏重工程优化而原理突破不足，在自主推理、长程规划、多模态融合、安全对齐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差距，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核心算法等方面创新仍有不足。二是词元调用存在结构性矛盾，聊天、文生图等消费级应用的调用量大而商业收益低，中小企业级应用市场虽然增长迅速但整体渗透率仍有待提高，大量高价值调用沉淀在企业内部封闭系统中，未能转化为开放平台API生态红利。三是词元产出向实体经济价值的转化率不高，特别是在工业制造、科研创新等高附加值领域渗透率偏低，等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发挥好词元的引擎作用，为我国智能经济发展注入更强驱动力。

四、充分发挥词元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工智能从技术爆发转向应用成熟的重要战略窗口。智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来自“智能水平—API调用量—智能转化效率”的正反馈循环，应紧扣词元引擎功能，推高词元价值释放的智能上限，扩大生成词元内容的利用规模，提升词元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并构建与此相适配的治理体系，推动我国智能经济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的转型升级。

推高智能上限，提升模型智能水平。智能水平本质上是通用技术资本积累的反映，对智能水平的投入就是积累智能资本存量，其回报具有长期递增特征。应更加专注于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的跨越，大力推动模型架构与算法的原始创新，在大模型长程任务能力、自治智能体系统、自我进化和自主训练等方面寻求突破。加快建设高质量、多模态、覆盖重点行业的中文语料和知识库，探索安全合规的数据共享和“数据要素×”模式。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供给，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领军企业协同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加大对大模型研发、算力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激发创新活力。

创新服务模式，扩大API调用量。API调用量本质上是对“智能即服务”这一新型消费品的需求规模，用户数量增加会加快模型改进，模型改进又会吸引更多用户，形成需求侧规模经济。应降低模型接入和切换成本并实行差异化定价，培育更成熟的API市场。构建自主可控的“模芯能一体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建设开源开放的高性能算力服务平台，持续优化API服务生态，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支持。大力发展智能体，鼓励智能体在各类垂直领域的规模化应用，让能够自主驱动、协同作业、全天候运转的智能体集群成为新的产业形态，从“智能助手”真正走向“数字员工”。完善词元计量与交易市场，加快建立统一的词元计量标准和交易规则，进一步激活词元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强化场景牵引，提升智能转化效率。词元从消费端向生产端渗透，早期集中在易于量产的文案生成、代码补全等标准化任务，后期则需要解决行业知识、业务流程、监管约束等“最后一公里”的适配性问题。提升智能转化效率的关键在于设计“词元—任务”匹配机制，使词元生产尽可能贴近价值创造场景。以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级经开区、自贸试验区等为重点，以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广泛延伸，系统梳理产业及企业业务流程，针对痛点堵点形成词元驱动型解决方案，打造一批智能经济标杆场景，推动提升智能转化效率。构建智能经济转化效率评价体系，探索将单位词元消耗对国内生产总值拉动效应、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等若干新指标纳入国家统计体系。

加强治理护航，构建智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生态。聚焦产权、交易、风险层面，加快构建激励相容、公私兼顾、权责清晰的词元治理体系。同步建设与模型智能水平相适应的对齐能力，把国家法律法规、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等作为底层公理写入模型的价值函数，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能经济向善发展。建立健全算法安全监管体系，防范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信息传播等风险。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国际智能经济发展环境。

作者：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潘 岳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有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

一

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就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在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了以彩陶文化与玉石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夏商周时期，中华大地逐步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融合夏人、商人、周人与“蛮夷戎狄”的华夏共同体。秦汉时期，华夏共同体进一步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族群交融，并因秦汉大一统政制塑造，形成了超越单纯血缘关系且具有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汉人”群体；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古代人群更加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此后千余年间，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续发展，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内聚性逐步增强，至元明清时期，在疆域空前一统基础上底定了多元一体基本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蕴含着各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体现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共同性不断增长的客观事实，彰显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内涵。

在政治上，中华民族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信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政治制度上，大一统王朝施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边疆治理上，历代王朝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汉朝的属国、都护府体制，唐朝的羁縻府州体制，宋朝的土官制，元朝的土司制，以及清朝的军府制、盟旗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等。大一统决非汉人的单独发明，而是各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如北魏推行均田制、元朝创建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等，都在不断巩固和壮大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体系。

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秉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这是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需要。历史上，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与贸易通道，各区域各族群交往联系日趋紧密。不同朝代不同政权在追求与捍卫大一统的过程中，积极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持续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图①为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红山龙纹玉器的图腾意象，成为后世华夏龙文化的重要源头。图②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它进一步印证了二里头的王权高度。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其铭文中“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图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图①②④为新华社供图（庞雷、徐宏岩/摄），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在文化上，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我们有着“混一天下”的文化交融理念，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文化生成模式，如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中华民族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即使是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也能通过浸润中华文化而得到会通与转化。通过汉文字的使用和推广，不同族群互通声息，共融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共同接受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传统伦理的滋养，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各民族由此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从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在社会层面，中华民族通过通婚、经贸、战争、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隋唐有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到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在多向迁徙流动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人口流动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天下一家”社会伦理作用。中华民族习惯以血缘亲情来类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兄弟手足与同袍同泽。如西汉与匈奴通过和亲“约为昆弟”；唐朝与回鹘和亲保持“甥舅”关系；辽宋夏金时期，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喀喇汗王朝仍与宋朝以“甥舅”相称。这种超越个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迥异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意识与非此即彼的敌我观念。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和族群都共生共存于“天下”，都被视为“一家”，即使冲突竞争也都是“兄弟阋于墙”的内部纷争。

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统一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不断深化；在分裂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范围更加广阔，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就是在更深与更广的交替中持续增进，不断印证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二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矢志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表现出独特的国家民族现代化特征。

实现非西方化的现代国家转型。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和国际法的基本单位，是主权、领土和公民集于一体的现代国家形态。西方民族国家大多是帝国瓦解后一分再分的产物，也是“一族一国”建构论的现实投射。现代中国从大一统王朝脱胎而来，如果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框架，势必会导致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2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阐明中华民族就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12年孙中山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7年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首先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率先提出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复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觉醒，现代中国转型没有走西方“一族一国”建构之路，而是植根于大一统传统，以“合多为一”超越“分族立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整体面貌，系统重构了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以日新月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彻底实现“旧邦新造”和文明重光。

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可靠主心骨。近代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和救国建国实践都归于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核心政治力量。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指出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共产党以“组织起来”终结一盘散沙状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近代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救亡图存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推进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切断民族压迫的经济根源，全面清除历史上民族关系中包含的等级性、歧视性和压迫性成分，激发各族群众的“人民”意识，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民族工作领域确立起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遵循各民族向内凝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规律，坚持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党和国家深入实施一系列国家战略举措，将发展支持项目转变为“扶贫开发”、“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促进人员、资源、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东西部之间大规模流动，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社会基础。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精准可持续的对口援助与区域合作，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绝对贫困，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党和国家关于“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从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共同实现小康再到共同迈进现代化，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层面持续强化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不断增强凝聚力向心力。

三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然而，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更加激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从外部看，境外敌对势力把民族议题武器化，将中西民族治理差异视为中西文明竞争，将周边泛民族主义思潮倒灌我国边境民族地区，抹黑攻击中国民族政策，宣扬解构中华民族的一系列错误史观。从国内看，受西方民族理论话语影响，仍有人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各少数民族，不讲中华民族；只研究民族特殊性，不重视各民族共性，否认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主脉。越是接近伟大复兴，越是需要建设更加团结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全面凝聚升华为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一体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主体力量和共同思想文化基础。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确立党的民族工作新遵循。新时代，我们党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十二个必须”为核心要义指引党的民族工作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述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度结合，阐释了“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论述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相结合，提出“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交”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团结融合的重要观点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相结合，提出了“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的。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相结合，提出要把握好“四对重大关系”，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法。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揭示出中华民族是各族融聚而成的国家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深厚历史根基的民族实体，澄清了把中华民族看成是“想象共同体”政治虚名的谬误，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026年5月12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启动仪式在河南省安阳市举行。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民族画报社记者 滕俊/摄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发展。我们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现代化、提升民族事务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共同体建设路径。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推动各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家发展大格局，通过经济深度互嵌织密织紧利益共同体。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以中华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在社会层面更加互嵌共融，促进各民族全方位融合发展，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生态文明建设上，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立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新制度。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不断完善，“中华民族”载入宪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入党章、党内法规、重大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2026年3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实施，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民族关系，把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量，把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志着法治化治理民族事务进入新阶段。党和国家还对一系列涉及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举措进行调整和完善，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人民拥有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当前，我们正阔步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作者：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中国 |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文化中国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钟 哲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价值立场，深刻塑造了讲仁爱、重民本的政治传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这一治理思想，对于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进一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该篇据清人考证为魏晋时人所著，主要内容是夏王太康败德失国，其弟五人作歌追述大禹遗训，歌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为政以德”则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执政者自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同时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重心，如此方可使天下归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两大观念，凝结着中华民族对国家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民贵德的政治传统。

回溯历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已经产生敬德保民的观念。殷商覆亡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天命靡常，会依据执政者德行发生转移；而衡量执政者德行的主要标准，就在于能否做到保民惠民、安养百姓。《尚书·泰誓上》记载周武王伐商前的誓师之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强调君主受命于天，应以民之父母自任，若君主不能尽职，就难免落得“天命诛之”的下场。《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商朝后期的君主“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致使政事败坏，而周文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因此能够膺受天命。在认识到敬德保民以应天命的基础上，周人更进一步提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意解释天意，认为天没有自身独立意志，而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相比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周人将天意民意化的改造具有鲜明特色，天意虽仍在形式上保留着神学外观，但在内容上已经成为民意的最高体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本式天命观。周人远神近民的思想取向，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重心由事神向保民、由敬神向敬德的转移，代表了中国民本德治政治的开端。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经典文献。左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其中载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右图为元刻本《论语集解》，其中载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春秋末年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无休。面对政治失序、民生凋敝的严峻现实，儒家继承西周政治传统，成为民本德治思想的主要代表。孔子倡导德政，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批判“苛政猛于虎”，谴责执政者滥用刑罚、不教而杀，认为执政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重：民、食、丧、祭”、“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切实保障百姓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孔子还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应遵循保障人口繁衍、实现生活富足、推动教化有成的顺序，完整呈现了儒家民本德治的施政路径。孟子承孔子之绪，系统阐发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百姓置于政治价值序列之首，使民本思想由道德关怀上升为明确的政治哲学纲领。孟子视百姓温饱为治理目标，主张“民事不可缓”，认为明君应“制民之产”，为百姓提供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保障民生作为仁政之基。孟子更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深刻论证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内在关系，将得民心确立为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民本德治思想发展成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后世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民本德治思想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强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却因推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二世而亡。汉初君臣多出身草野，对秦朝法度之酷烈、百姓稼穑之艰难，有着切肤之感。面对战后经济社会残破之局，汉廷采纳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汉初政治奠定了重民安民的总体基调。此后随着国力日盛，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定儒学于一尊。政治层面，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借灾异祥瑞警戒君主、强化政治约束；治理层面，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王者应秉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经济层面，极力反对“与民争利”，主张限田去奴、抑制兼并，以安民生。经过董仲舒阐发，民本德治思想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天下重归一统，民本德治思想在大一统格局下焕发强大生命力。唐朝初期，君臣尤为重视历史经验，深恤民生疾苦。以隋亡为镜鉴，魏征多次引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古训劝谏唐太宗，唐太宗亦以此训诫其子，强调“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民本思想转化为施政警训，常怀民心可畏之念，戒慎为民、不敢纵欲，从谏如流、励精图治。及于实践，制度上，隋唐兴科举，打破魏晋以来门阀世族的垄断，使寒门子弟得以凭才学晋身，拓宽了庶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经济上，唐初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计口授田、轻徭薄赋，保障编户齐民的土地与生计，由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四夷宾服，铸就盛世之业。

宋明时期，佛老虚无寂灭之旨与儒家经世济民、关切民生的入世精神构成思想张力。因应时势，理学勃兴并深入发展，在政治哲学层面捍卫了儒家“亲亲而仁民”的民本立场。宋明诸儒尤为推重《大学》，他们援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义，强调“明德”与“亲民”内在一体：明德是成己之基，亲民是成人之推，明德不应在亲民之外，亲民是成德的最终形态，二者并非断为两截，而是由内及外、本末相因的完整工夫。在此基础上，宋明诸儒形成“万物一体”的认识，将民本思想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赋予其坚实的形上根基。张载以万物同出太虚的气本论，倡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民纳入一个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使得保民不再仅仅是有位者的政治责任，更是凡有血气之人都应当具备的、对待同体兄弟的伦理责任。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仁者之心“莫非己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理一分殊”，认为民并非外在于己之他者，而是与己同禀天理之同胞，由此“亲亲而仁民”成为天理流行的自然展开。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认为亲民出于人的良知发用，是良知的必然呈现。经由宋明诸儒的哲学构建，民本德治思想由治国理政之道上升为天道运行之理，下贯于良知发用之行；仁政爱民既为宇宙秩序的自然演进，亦出于主体道德的内在驱动，遂使这一思想臻于深邃。

有清一代，民本德治思想在学术批判与变法实践的相互激荡中持续深化。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将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倡言“为民而立之君”，指出“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厘清了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治理理想；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些主张被视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清代中期，面对世变日亟，龚自珍、魏源等士人将民本关怀寄托在改革弊政、师夷长技的经世实践中。晚清以降，内忧外患交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民本思想为基，援引近代民权学说，提出“君民共主”的立宪主张；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使民本思想与近代实践紧密相连，推动民本思想的近代转化。

纵观历史，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范式，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华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在执政理念上，推动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观念层面形成了天民合一的深刻认识。天民合一观念，一方面将民意视作不可抗拒的天意，认为民意代表着超越君主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方面，将民意确立为重要的价值本体，将顺从民意视作治国理政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民意从一般政治现象上升为具有与天合一的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天民合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执政者所拥有的权力仅仅是落实天意即实现民意的手段而已。无疑，这一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以超越性的天道权威为依凭，在君主专制的历史框架内，为民意安置了不可化约的政治地位，形成了对执政者权力的内在约束与道德规制，它要求执政者以民为本、以德配天，将抚恤民生疾苦视为天之所命，把民心向背看作国祚之所系。诚然，这一思想传统未能彻底突破历史局限——生民始终未能从被体恤、被安抚的对象跃升为政治主体，然而，将百姓之安危冷暖确立为政治的评判标准，把得民心、恤民情作为执政要求，终使中国古代政治运行超越单纯的权力逻辑，挺立起以民生为大的价值立场，为中华政治文明注入了深厚的民本底蕴。

在治理模式上，引领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不是由理想的道德主义所作出的重德轻刑的简单折中，而是基于对现实治理机理的深刻洞察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架构。其底层认知逻辑在于，乱生于人之无耻，“不耻则无所不为”，丧失道德心是一切为乱的根源，故善治者必先治心，以德教培植人的廉耻自觉，使秩序内生于心、外化为行，刑政则退居为后盾与底线。德与刑由此不是并列两手，而是本末相须，德为治本、刑为治标。这一治理方式背后是中华文明自古崇德尚礼，视德为治国之基，相信人可经由教化而成，风俗可由德化而厚，故治理的根本不在严刑峻法之密，而在廉耻心之立、移风易俗之渐。秦任刑而骤亡的教训，及后世历代蹈此覆辙之史实，反复印证了惟刑不足以致治。进而言之，德主刑辅所蕴含的，乃是一种把国家嵌入社会、以教化主体自任的治理观——秩序之维系最终不在外部强制之严密，而内在于人心的廉耻自觉，从而为民众留出一定自治空间，形成他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这种把秩序安顿在人心自觉之上，同时辅以制度约束的智慧和经验，有助于中华政治文明避免沦为单纯的强制秩序，而始终保有一种向教化、向德性开放的厚度与韧性。这一治理传统历数千年而不衰，把德治与法治、教化与约束融为一体而形成的治理模式，至今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资汲取的宝贵资源。

在政德修养上，促进涵育了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中华政治思想有一根本信念，政者正也，为政之本在于正己。这并非泛泛的道德训诫，而是对政治权威性质的独特理解——权威之能成立，不在强力之足以服人，而在执政者之德足以感召、之正足以率下。由此，修身是治国之本，治国是修身之推，修齐治平构成一贯的工夫次第。在这一为政伦理的影响下，执政者便不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更是风教之所系、民风之所仰，其身之正邪直接关乎一国之治乱。由此延伸出选贤与能、以德为先的用人传统，把德行确立为入仕的首要门槛，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官德文化。先秦有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以及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敦厚、质朴、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等等。纵观各类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史料，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大多强调公、善、慎、廉等方面，这四个字形成了对古人为官的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德立政的为政伦理，把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内化为执政者的自觉担当，使官吏之德不再仅系个人修养，而成为政之清浊、民之休戚之所系，涵育出讲操守、重廉耻、恤民命的政德传统，对今天亦有参考价值。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得出的重大结论。图为2026年8月14日，观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供图 梁茵/摄

以今人之眼光视之，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治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与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封建社会里人民从未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民本思想和德治主张事实上很难真正实现，但其中蕴含的重民观念、崇德理念，体现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思想，到今天依然具有宝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恪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秉持立党为公的价值追求，践行执政为民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更加自觉地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中汲取滋养，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为邦本的价值底色、为政以德的执政要求，进一步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多难兴邦与中华文明韧性

多难兴邦与中华文明韧性

夏明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然而，这份延续绝非历史的偶然或幸运。翻开史册，自远古以降，中华大地上各类灾害频发不断。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灾害不懈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从中不断转危为安、固本开新、重整山河的成长史。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何以能够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下屡仆屡起、生生不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多难兴邦”四字所指向的历经厄难而不屈、直面忧患而奋起的文明韧性。

“多难兴邦”，源出《左传·昭公四年》的相关论述，“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意思是，有些国家多灾多难反而能巩固政权、开拓疆土，有些国家没经历灾难反倒丧失政权、丢失疆土。这一表述，并非完全是历劫者的自我慰藉，而是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文明调适、修复与重建的非线性历史逻辑：倘若一个文明能在灾害的反复冲击下，锻造出转危为机的智慧、重建秩序的机制和凝聚人心的精神，则灾害便会化为文明赓续的动力之源。换言之，正是在应对灾害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一次次自省，一次次重建，一次次从顿挫中奋勇前行，渐而锤炼出一种强大的文明韧性，每每激发起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结果便是人民繁庶，国脉绵延，文明生生不息。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指出，我国灾害之多，世界罕有，“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据其基于可靠历史记载进行的统计，汉至民国时期水、旱灾害见于记录者均多达1000余次；其他如蝗灾、地震、风灾、雹灾、霜雪、疫灾等，各自都在200到700余次之间。灾情之重，更是触目惊心：汉末、两晋饥疫并行，白骨盈野；唐末关东大旱，赤地千里；宋元时期黄河频繁改道溃溢，纵横泛滥于黄淮之间；明末崇祯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旱蝗，饿殍载途，生灵涂炭。重大灾害之频发，既是对王朝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政治秩序、经济运行、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剧烈冲击。令人深思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玛雅——均在自然环境变迁、外族入侵或社会内乱等多重压力下断裂，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灾难而巍然挺立。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个频繁遭遇严重灾害的人类文明，究竟凭借何种内在力量，非但未被摧折湮灭，反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种文明韧性，首先来自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商汤因大旱而祷雨于桑林，反躬自问：“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六事之问，条条指向政事民生。可见，古人虽多将灾害归之于“天罚”，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却非一味地祈禳避祸，而是反躬自省、修德恤民。《孟子》所谈，很多内容都与防灾救荒相关，开篇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更是把“黎民不饥不寒”作为王权正当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荀子》进一步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调社会治乱的关键不在天命，而在人的应对。正是在民本思想的驱动下，汉元帝因关东连遭灾害，颁诏改行新政，重申“《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南宋董煟编写中国首部荒政专著《救荒活民书》，提出“水旱灾伤，而不知以民为念，其祸必至于此”；明太祖因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诏曰“至于水旱灾伤，虽出于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责也”。从先秦哲思到历代政令、官箴，一脉相承的逻辑是：灾害天降并非执政者可以诿过卸责的借口，而应视为检验民本之念的镜鉴，是反求诸己的动力。正是这种应天以德不以虚、恪守安民固本底线的思想本色，赋予了中华文明一次次历经灾害冲击而重整复苏的强大内生力量。

然而，仅有思想理念的驱动还不够，尚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胡适在谈到中国人对付灾荒的办法时，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这段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若因此认为中国人面对灾荒只能消极应对，那也是极不客观的。事实上，中国自古就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并逐渐构建起一套严密完整的灾害应对制度体系。《周礼》中的“荒政十二条”，便已勾勒出远超单纯救济的救荒蓝图：第一条“散利”即借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等物资，另有“薄征”、“弛力”等轻徭薄赋之策，“舍禁（开放山泽）”、“去几（免税招商）”等资源重置之法，大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人口、礼制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救荒当作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此外，我国历史上还形成了诸多在灾前和日常时期应该采行的举措。迄至明清，这一包括灾前防灾、灾时救灾和灾后重建在内的全过程“大荒政”理念一脉相承，且多有变通与完善。清代学者魏禧提出“救荒三策”——先事之策、当事之策、事后之策，明确“救荒之策，先事为上，当事次之，事后为下”，强调防重于救。至乾隆初期，已形成一套从预测、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环环相扣的完整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既注重居安思危、又积极化危为机，将风险防范渗透于国家治理的整个肌体之中，赋予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相当程度的自我防护、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是中华文明屡经大灾大难而未曾瓦解的重要密码。

民本思想为灾害应对提供了价值根基，荒政制度构筑了治理保障，而更深层的力量则在于，中华民族在灾难的反复磨炼中凝结出一种共赴时艰的精神品格。灾难不仅是治与乱的“试金石”，更是聚与散的“熔铸炉”。在与灾祸的反复搏击中，中华民族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灾难观：既不粉饰苦难的残酷，也不沉溺于宿命的颓唐，而是直面疮痍，笃信人力可为、德行可恃。更深层地看，灾难还催生出一种极为珍贵的“共识性团结”。当重大灾害无差别地席卷一个共同体时，即便平素利益相左、势如水火的不同群体，也往往能捐嫌释怨、和衷共济，这正是“多难”所以“兴邦”的关键动因。翻阅中华文明史，早在先秦时期，宗族救助、邻里互助已屡见于史册。《礼记·檀弓下》中，齐国黔敖“为食于路”，卫国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便是早期民间救灾的生动剪影。唐宋时期，各类民间互助形式不断涌现，隋唐义仓、北宋范氏义庄、关中吕氏乡约、南宋朱子社仓等相继兴起且逐渐推广。到了明末，江南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民间自主的赈济组织。晚清光绪年间，东南沿海如上海、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绅商，自发组织“义赈”，广泛募捐、跨域协作，并深入灾重之区，挨家挨户调查，直接发放钱粮，“破官赈之范围”，“开千古未有之风气”。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跨地域志愿救灾行为，既是中国传统经世济民思想的近代延续，更体现了在民族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背景下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爱国情怀。这种凝心聚力、共抗时艰的民族精神，与国家灾害应对制度体系互为表里，共同编织着中华文明抵御风险的生命之网。

自然灾害对文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心理、文化或民族素质等方方面面。中华文明就是在面对灾害的挑战与应战中创生、延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必须看到，受制于小农经济与封建体制，古代中国社会虽积累了丰富的救荒智慧，终究难以消弭灾荒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性遏制，只有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根据地建设中摸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互助和民众生产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渡荒新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凭借统一规划、全国协调、科学防灾的强大能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经受住了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打击，推进了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使国家和平、社会稳定、人民富庶，实现并超越了孟子提出的“黎民不饥不寒”的社会理想。

今天，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但灾害的魔影并未随着生产力的跃升而消散，极端气候、地质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严峻考题，防灾减灾这根弦丝毫不容松懈。多难兴邦，但多难不会自动兴邦，文明韧性也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在每一次危机考验中被重新激活，在新的实践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从古代的荒政制度到当代的应急管理体系，从民间守望相助到举国一致而动，中华民族一次次证明：真正让文明穿越灾难的，不是被动承受苦难的耐性，而是在废墟上寻找生机、在困境中重塑秩序的强大韧性。只有把这份文明韧性的火种代代相传，让它在新的风险挑战中不断焕发光彩，中华文明才能够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德国发展困境与政治僵局观察

德国发展困境与政治僵局观察

郑春荣

在2009年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在欧洲各国中“一枝独秀”，这一方面得益于此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彰显出德国传统制造业与大量“隐形冠军”中小企业出口对经济复苏的拉动效能。但是，2019年以来，德国先后遭遇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冲击，叠加能源高成本、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滞后、财政制度约束等多重长期性矛盾，经济逐步陷入结构性危机。经济持续疲软引发普遍民生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乘机坐大，政府施政空间收窄，各类关键性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国内政治僵局进一步放大德国外交目标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深刻分析曾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增长失速的成因与衍生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国别视角加深对百年变局的认识。

一

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嘲讽德国为“欧洲病夫”，当时德国刚完成统一不久，面临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沉重的福利负担，经济陷入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困局，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出“2010议程”，实施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后，改革效应逐渐显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助推下，德国一跃成为欧洲的“经济明星”。然而，《经济学人》2023年再次给德国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前后两次相同标签的背后，是德国截然不同的时代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与之前不同，德国近年来的经济病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经济连年萎缩与停滞。2023年、2024年德国经济连续下行，降幅分别为0.9%、0.5%，2025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各类机构预测2026年仍将维持停滞状态。从全球经济权重来看，德国经济体量相对份额在缩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由2019年的3.51%预计跌至2026年的2.88%。其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走弱。2015—2023年德国出口平均增速较2000—2015年回落约2/3，其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点由1.8降至0.8，2019年后则仅为0.3；更为严峻的是，2023年后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23—2025年增速依次为-1.4%、-2.1%、-0.9%。其三，国际竞争力下降。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德国从2020年居第17位跌至2026年第23位；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2020年第9位跌至2025年第11位。

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一度实现阶段性复苏，增长动能在后期逐步衰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最终陷入结构性疲软。图为2010年至2025年德国经济增速走势。 孙彤/制图

从外部看，德国之前经济长期繁荣有赖于三个有利因素：依托美国的安全保障，得以压缩国防开支，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向本土经济建设；依托俄罗斯稳定廉价的能源供给，得以有效控制工业成本，巩固出口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得以持续拓展外贸渠道，释放高端制造产能。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自由贸易体系乃至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后，这些有利因素逐渐弱化。安全方面，美国战略重心加速由欧洲转向亚太，并以退出北约为筹码，要挟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扛起地区防务主要责任。为此，德国近年不断抬升防务支出，其占经济总量比例从本世纪最低时不到1.2%迅速提高到2026年2.69%，国内财政压力逐渐加大。能源方面，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21轮制裁，德国对俄能源脱钩，能源成本大幅攀升，2022年通胀率创下6.9%的阶段性高点。而美以伊冲突又对国际油气市场造成显著震荡，此前有所缓和的能源价格再度反弹，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市场方面，德国本土能源成本攀升，削弱产品市场竞争力，叠加政府推行“去风险”政策，收紧技术出口与外资审查，同时引导本土企业分散布局全球供应链与产能，给企业深耕海外市场造成困扰。

外部环境冲击加速德国经济下行，但本国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顽疾才是制约其增长的核心根源。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2026年春季经济景气报告》中指出，2019年至今德国经济增长疲软，深层症结在于内部结构性矛盾。一是传统制造业优势消退，产业结构转型滞后。工业部门受高能源价格、重税负、严苛监管的拖累，加之全球需求走弱、地缘矛盾激化冲击，工业产值连年下滑。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18年110点的高点回落至2024年6月的93.2点，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受损尤为突出。为规避本土高成本，大量企业选择向外转移产能，据调查，2021—2023年，规模50人以上企业产业外迁率达2.2%，主要迁往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工业绿色转型推进迟缓，以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为例，德国长期深耕内燃机技术，产业链、技术体系与商业模式高度绑定燃油车，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其纯电电动车产业发展步伐滞后。二是基础设施老化，长期投资缺位。数十年来，德国公共基建投入严重不足，电网、燃气、氢能管网及数字基建短板突出，难以适配能源转型与数字化需求，如德国光纤宽带覆盖率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行政审批流程冗杂，企业合规成本负担沉重。一方面欧盟监管细则持续扩容，另一方面德国过度加码落实欧盟法规，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尤以税务领域行政压力最为突出。近3年德国企业不得不新增32.5万个岗位以应对数据保护与各类法规带来的繁杂行政工作。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德国企业的行政审批是欧盟成员国中最烦琐的。四是劳动力供给缺口突出，岗位供需匹配效率走低。当前德国国内有超53万个专业岗位无人填补，大量企业招募承压，暴露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问题。据测算，2035年德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或将高达700万人。

二

德国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民众收入下降，加之政府对难民问题管控不力，治安与文化冲突等矛盾不断累积，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继而催化出执政联盟内部动荡、极右翼势力崛起、组阁与施政困难，德国政坛面临严重的‌政治僵局‌。

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20.8%的选票，一跃成为联邦议院第二大政党。近期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已跃居首位。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7月31日，民众在柏林市参加德国选择党州选举竞选活动。 视觉中国供图

经济萎靡引发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是民众对主流政党执政能力的信任流失。主流政党主导的政府在多重危机下难以出台、落地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即使政党轮替、政府更迭也未能扭转困境，各类社会经济矛盾不断积压，民众的包容度随之走低。2026年6月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政府执政仅一年，其民众满意度已跌至12%，创下该调查支持率的历史新低。二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扩张。2013年成立的德国选择党以疑欧主义为核心主张，在欧洲难民危机发酵背景下，主打移民难民牌，以强硬排外政策为显著特征，精准吸纳对政府移民治理成效不满的选民。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该党获得20.8%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二大政党。近期多项民调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已跃居首位。地方层面，其势头更为迅猛，在2024年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三是执政联盟稳定性弱化。主流政党对德国选择党采取“合作禁令”，但当前德国政党格局呈现“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碎片化特征，这套隔离民粹政党的“防火墙”机制，大幅抬高了组建稳定联合政府的门槛。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诞生史上首个联邦层级三党执政联盟，由社民党、绿党与自民党联合组阁，然而联盟内部政策分歧突出且公开内斗，最终导致联合政府提前垮台。在地方政坛，受德国选择党强势挤压，东部联邦州深陷组阁困境，三党联合执政已成常态。在图林根州，主流政党只能在左翼党的支持下才得以组建政府，这些执政党联合起来都无法掌握州议会多数席位，执政根基十分薄弱。

德国各执政党仅能形成有限的改革共识，深层掣肘主要存在于两方面。其一，政党固有理念分歧，致使全局性重大改革难以落地。整体来看，偏中右翼的联盟党政策重心落在国土安全与宏观经济稳定，中左翼社民党则将社会公平作为核心诉求。在财税领域，联盟党主张面向居民与企业实施减税，继续恪守财政纪律、抵制扩大政府债务；社民党则提议上调高收入群体税率、开征财产税，并主张放宽“债务刹车”机制的约束。在社会福利领域，联盟党认为现行福利体系难以为继，主张发展资本积累式私人养老保障、延长每周工作时间；社民党则力推全民保险制度，坚决反对削减现有福利保障。在此对立格局下，联盟党与社民党仅能通过艰难折中让步达成妥协，许多亟待推进的关键性改革被拆分为零碎的局部调整，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其二，联合政府的运作模式，阻碍理性协商与有效妥协。此前三党联盟因政党间冲突频发、公开论战不休而提前破裂，基于这一前车之鉴，当前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与社民党宣称将吸取教训，开展互信、务实的建设性合作。但从实际施政表现来看，两党频繁对外公开政策分歧，给民众留下深刻负面印象。其根源主要是各执政党派希望通过凸显自身在核心政策主张上寸步不让的立场，把政策妥协失败的责任归于对方，以此扭转持续走低的民意支持率。此举不仅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更消解了联合执政赖以存续的互信基础与协作环境。

三

德国长期谋求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现任美国政府奉行“新门罗主义”，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以及地缘冲突重回欧洲大陆的背景下，德国逐步打破长期以来的军事克制传统，推动外交与安全战略转向，试图用对抗思维、贸易保护、强权政治来应对百年变局的重大挑战。

实现安全政策转向，财政约束愈发突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把俄罗斯确定为欧洲首要安全威胁，其长期秉持的合作式欧洲安全观，全面转向以防御、威慑为核心的对抗性安全理念。其安全战略路径是以强化北约“欧洲支柱”为核心，在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推进欧洲自主防务建设。为此，配套落地多项安全政策调整：向乌克兰输送重型军备、在立陶宛部署常驻军队；修改“债务刹车”机制，设立专项国防基金，并把国防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部分豁免于该机制约束；今年4月，德国发布二战结束以来的首份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但随着冲突影响持续发酵，对经济的多重反噬效应逐渐显现。比如，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而国防开支急剧扩张挤占民生、产业发展刚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特别不利；多年来低负债的财政政策优势消失，财政的可持续性承压，有的评级机构已经预警，德国的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等等。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平衡国防投入、民生保障与科创投资，将成为德国难以回避的严峻考验。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摇摆不定。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越发将历史上促成经济繁荣的相互合作关系视作单方面的战略依附，并为此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配合落实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化全方位“去风险”政策。作为出口大国，德国依然主张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例如在中欧电动汽车争端上，反对加征关税，支持协商达成最低限价解决方案；在欧盟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问题上，批评欧盟委员会计划推出的“欧盟制造”最低比例门槛，认为保护主义将妨碍欧洲企业获取全球尖端技术，并促使外资撤离欧盟。但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制造业竞争压力不断上升，其国内呼吁对外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声音开始增大，对欧盟出台更多贸易保护工具转为支持态度，通过主动抬高博弈筹码，达成保护主义和内病外治的目的。

主动参与大国博弈，但其力量与现实存在明显差距。德国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大国政治阶段，欧洲必须善用强权政治逻辑。为避免沦为大国博弈棋子，德国谋求担当领导型中等强国，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中等强国的行动协同，并在经贸、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拓展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例如积极推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等的自贸协定落地。但外交成效不及预期，最典型的体现是，在2026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中，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种种态势显示，德国不再安于现有国际体系参与者身份，意欲依托本国利益与价值观重塑国际秩序。不过现任德国政府践行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平衡好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当前，德国处在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改革也来到了攻坚的关口。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摒弃党派分歧、凝聚国内共识，用外部竞争倒逼国内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顽瘴痼疾，同时统筹平衡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利益，坚守并维护多边合作体系，为经济复苏与长期向好构筑稳固的外部环境。现任德国政府能否推动经济尽快走出长期低迷，不仅关系本届政府的执政存续，更将深刻影响德国未来政局走向，同时关乎身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能否引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并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如何读懂“中国式长期主义”

如何读懂“中国式长期主义”

景 平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2026年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出版发行，正当其时。全书着眼“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10个热点问题作出深入解答，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一张蓝图如何绘到底，“中国式长期主义”为什么行之有效，规划之笔何以勾勒未来中国？《科学规划促发展》一书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带着读者在回望、比较与远眺中，感悟中长期规划的历史由来与实践伟力。

五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鲜明的时间刻度，五年规划将现代化进程切分为一个个接续奋进的实践单元，步履不停、循序渐进。从“一五”计划集中力量奠定工业化基础，到改革开放后顺应形势任务变化，发展规划由“指令性”转变为“指导性”，从“经济增长”扩展到“全面发展”，在与时俱进中彰显着制度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定和实施中长期规划工作，亲自担任“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组组长，这在党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在科学规划指引下，“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以五年为周期的制度性规划安排，确保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行。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曾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但最终往往束之高阁、停在纸面。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规划，能够成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有力支撑？《科学规划促发展》一书给出了明确答案。一方面，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作决策，制定规划建议和重大政策性文件，最大限度凝聚共识、达成均衡、调动资源。另一方面，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层层压实责任抓落实，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确保规划蓝图变成发展实绩。可以说，五年规划就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经济、社会、自然和科技发展规律，统筹世界发展趋势与国家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国家治理独具特色的鲜明标识与显著优势。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向前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是一段变量增多、考验集中的新航程。国际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赋能下，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奇点”日益临近，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关口，供强需弱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突出，一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需要加力防范化解。但更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科学规划来引领方向、稳住预期、凝聚力量，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攻方向在哪里，力量往哪里集中？《科学规划促发展》一书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抓住若干关键方面，对如何以科学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作出深入剖析。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添发展动能的关键所在，必须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释放创新创造的市场内生动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整体效能的重要支撑，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着眼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协调联动中释放区域发展潜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科学规划不仅是一幅发展蓝图，更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治理方式。7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擘画，都离不开党中央运筹帷幄，无不蕴含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的娴熟运用。《科学规划促发展》一书启示我们，越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越要发挥科学规划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广大领导干部要增强谋划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善于从长期大势中认识当前形势，善于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善于把规划蓝图细化为可落地的政策和行动，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规划实施中体现系统性、针对性、预见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谈起，有位外国领导人感慨“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现在，大家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信心。这份信心来自历史，也有力地昭示未来。前进道路上，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就一定能圆满完成。坚持“中国式长期主义”，一代代接续擘画，一茬茬接力奋斗，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必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学习问答 | 如何认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

学习问答

如何认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

李 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揭示了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是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鲜明回答。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概言之，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面对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况，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矢志奋斗。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信念坚贞上，体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秋毫无犯上，体现在“半条被子”的鱼水深情上，体现在“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风正气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焦裕禄临危受命扎根兰考，拖着病痛之躯鏖战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谷文昌扎根东山岛14载，把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绿洲，守护一方百姓安宁；黄大年放弃海外优渥待遇，毅然归国深耕科研，助力国家科技突破；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主动返乡扎根基层，把青春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之路上，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05年来，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正是因为永葆这份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得以在栉风沐雨中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在时代变迁中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在攻坚克难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为什么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原因就在于：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105年、在全国执政77年，拥有1亿多名党员、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以“六个如何始终”概括大党独有难题，第一个就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背后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历史清醒。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新时代以来，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筑牢信仰之基，到党的二十大把“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列为“三个务必”之首；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对初心使命的认识在思想淬炼中愈发深刻、在为民实践中愈益笃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正转化为亿万群众可感可及的温暖现实。

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性紧迫性？经过长期奋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决不能因此而自满。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求我们进一步坚守初心使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遏制打压、意识形态交锋、全球发展失衡交织叠加，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知重负重、勇往直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空前艰巨繁重，各种利益和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思想观念碰撞更趋频繁激烈，“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需要我们用初心使命引领前进方向、激发奋进精神。但要看到，现实当中少数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有所退化，有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淡漠，存在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自我革命精神淡化，明哲保身、安于现状，“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

广大党员、干部如何进一步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共产党人的初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要以党的创新理论固本培元，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经常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经历、重问入党初心。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真正走到人民群众中去，正心诚意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善用多种方式了解民情民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自觉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以自我革命精神砥砺初心使命，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各种因素。同时，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融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使之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常修课。

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深深植根于中国这片土地，具有无比的真理力量、道义力量、文化力量。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书写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必须学会拔“钉子”

编辑同志：

基层工作中，总会遇到那么几颗“钉子”——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部门扯皮的“三不管”问题、矛盾深重的“硬骨头”问题等，由于情况复杂、需要动真碰硬，往往一时难以解决。久而久之，有的干部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认知，甚至觉得“钉子”既然存在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理由，自己何必去找不痛快。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是担当精神的缺失。这些“钉子”扎在发展关键处，卡在民生节骨眼，如果因为怕疼就不去拔，只会越锈越深，最终伤及整个肌体。

拔“钉子”不能靠蛮力。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要理清脉络，找到关键节点；对于利益纠葛问题，要明确诉求，寻找最大公约数；对于责任不清问题，要厘清责权，明确牵头主体。拔“钉子”还得讲策略。要学会逐个击破，先把最容易拔的拔出来，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有时需要借力，调动群众参与、引入专业力量、争取上级支持，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还要标本兼治，既要拔掉眼前的，更要防止新的“钉子”长出来。

说到底，拔“钉子”考验的是干部的担当和能力。面对“钉子”，首先要端正态度，不因问题繁复产生畏难情绪。其次要提升本领，在实践中摸索方法、增长才干。最重要的是有韧劲，今天拔不动，明天接着拔；一次拔不掉，换个思路再来，直到把问题彻底解决。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委组织部 马立成

“协而不调”究竟卡在哪儿

开展跨部门协作，初衷是打破条块壁垒、整合履职力量。然而，本应解决问题的协调机制，却时常在运行中走样：工作群消息不断、协调会议接连召开，可到落地阶段，又陷入反复沟通、相互观望的僵局。“协”的动作看似到位，目标、节奏、资源却没有真正“调”到一起。

“协而不调”现象，表面是工作方法问题，实则是责任在传导中掉了链子。牵头缺力度、权责不清晰、流程欠规范、督办缺刚性、评价缺导向，导致责任在跨部门流转中“虚化”。

纠治“协而不调”，既要达成“协”的共识，更要取得“调”的实效。

一方面，靠制度清障，让协同有方向。跨部门的事，不能只“商量着办”，还得“有人拍板、有人兜底”。要明晰权责边界，理顺协调流程，明确时限要求和响应机制，既让牵头者说话管用、协调有力，又确保相关部门办事有门、求助有应。

另一方面，靠共识聚力，让配合有担当。跨部门协作的深层动力，源于对事业共同负责的自觉。要推动各方立足岗位主动靠前对接、合力攻坚，将协同实绩和协作口碑评价纳入综合考量，让担当实干者受鼓舞，让推诿观望者有触动，把更多精力倾注在解决实际难题上。（摘自《四川党的建设》2026年第14期）

统计图表：2026年各地区夏粮产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