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深刻阐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什么、为什么重要、怎样落实等重大问题，对全党进一步增强管党治党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文章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要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本刊编辑部文章，聚焦如何切实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从四个方面作出阐释解读；巨力的文章，对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牛鼻子”作出阐释；王鹏的文章，对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作出阐释。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本刊评论员文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绩观熔铸于魂、力践于行作出阐释。

社会有活力，发展就有动力，本刊评论员文章，围绕学习贯彻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阐释如何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曲青山的文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阐释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

王晓萍的文章，对以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作出阐释。

自本期开始，“文化中国”专栏将连续刊发专家学者关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研究成果。钟金实的文章，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作出阐释。

文平的文章，剖析“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及危害。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习近平

一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6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二

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然而，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

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三

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

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决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下面的书记，确保责任落到实处。

（2016年1月1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

四

各级党委要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要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好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严肃查处侵吞国有资产、利益输送等问题。

（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

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要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领导，督促被监督单位党组织和派驻纪检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的工作部门是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在不同领域的载体和抓手，也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

（2016年10月27日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六

党的各级组织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日常管理监督立足于早、着眼于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立即处理，多积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在执行纪律上更加细化，实践“四种形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层层设防，时时提醒，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

（2017年1月6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

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

（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2025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八

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九

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各部门党组（党委）要牢固树立抓机关党建是本职、不抓机关党建是失职、抓不好机关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坚持“书记抓、抓书记”。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履行“一岗双责”，不能认为自己是搞业务的就对党建工作不使劲，要明责、履责、尽责。机关党委书记要聚精会神抓党建。机关党委要聚焦主责主业，真正发挥职能作用。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

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

（2022年6月1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一

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2023年1月9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2026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这是习近平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时，在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十二

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

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2024年6月27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三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多次，但有些人还是不往心里去。有的对全面从严治党表态拥护多、主动抓得少，对一些问题心知肚明却装聋作哑。有的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认为“两个责任”就是党委、纪委两个书记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党治党责任重大，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自身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既不能去行使党委和政府的职权，也不能代替职能部门去抓监管。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不能当“好好先生”，为了所谓个人形象，任由党的形象和人民利益受损害。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让大家心服口服。

（2025年1月6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十四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要进一步到位。我曾经说过，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现在看来这大有重申的必要。

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作表率。

（2025年6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五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论述的节录。

切实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

切实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

《求是》杂志编辑部

“责任”二字重千钧，管党治党，责任为要。我们党是拥有1亿多名党员、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知责担责履责，就能把党治理好、建设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引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文，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的有关重要论述，回答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什么、为什么重要、怎样落实等重大问题，对于全党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章精神，深化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认识，真正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为什么说责任制是全面从严治党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是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牛的力气大，但只要用绳子拴住它的鼻子，轻轻用力，牛就会老老实实跟着走。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抓住关键要害，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之于全面从严治党，也是这个道理。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

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是随意支配的“私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我们党制定修订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狠抓制度执行落地，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列入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列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失职失责的11类情形。《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对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总体要求、责任内容、责任落实、监督追责等作出具体规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对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 孙彤/制图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顽瘴痼疾。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做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怎样理解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力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厘清。比如，有人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认为，“管党治党抓得太严，束缚了党员、干部的手脚，影响了干事创业积极性”；等等。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究其根源，就在于对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有偏差。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党在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两张皮”，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好不好、干部作风实不实，往往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与否密切相关。责任落实了，政治生态就清朗，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就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就有支撑、有后劲；责任落空了，纪律松弛、作风涣散、腐败蔓延，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形走样，发展机遇也会失之交臂。从全党全国层面看，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反腐，打击特权、破除垄断，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惩治“蝇贪蚁腐”，让各类经营主体共享良好发展环境，管党治党成效不断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这些年，不少地方的变化令人感慨——有的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发展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压实责任、正风肃纪，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随之重回正轨。事实证明，管党治党从来不是束缚发展的绳索，而是保障发展的有力武器；从严治党不仅不会削弱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反而能驱散歪风邪气、激扬浩然正气，让想干事的人有舞台、能干事的人受尊重、干成事的人被认可。总之，管党治党责任压得越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底气和正能量就越足。

我们党以管党治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受到许多国际人士点赞：“全面从严治党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也使国家治理更加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反观世界上不少国家，受困于党争内耗，政策来回“翻烧饼”，社会共识难以凝聚；还有的受困于腐败蔓延，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中国共产党通过管党治党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对我国发展影响加深；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隐患较多。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迅速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深刻重塑科研范式、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能否有效驾驭复杂局面、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和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干部队伍中“本领恐慌”的问题不容回避，还有一些干部在复杂矛盾面前畏首畏尾，在难题面前得过且过，对风险隐患熟视无睹。怎么办？还是要向从严管党治党找出路、要办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党建工作，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增强专业能力、发扬斗争精神、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加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怎样认识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

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是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只有各个责任主体都各负其责，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部署真正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提振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图为2026年7月1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高屯街道组织党员、干部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从这些年查处通报的案例看，一些地方和单位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就在于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有的把抓党的建设看作软指标，甚至把反腐败工作完全推给纪委；有的对选人用人把关不严，搞“小圈子”；有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流于形式，该集体决策的个人拍板、该公开的事项藏着掖着；有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消极应付。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动真碰硬解决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

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从过去的“专门机关”到“专责机关”，一字之变，突出的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既不能去行使党委和政府的职权，也不能代替职能部门去抓监管。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

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一把手”的权最大、责最重。从大量案件看，一些地方和单位之所以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就是“一把手”没有真正担负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近年来，很多地方积极探索，通过个别谈话、专题汇报、述职述廉、提醒约谈、定期或不定期“回头看”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一把手”提高认识、扛起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

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一岗”是领导干部的职务岗位，“双责”要求领导干部对分管领域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负双重责任。在实际履职过程中，有的班子成员把管业务和管队伍割裂开来，对分管领域党员、干部不教育、不管理、不监督；有的回避矛盾，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出了问题就推给“一把手”或纪委。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

管党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责任面前没有旁观者、局外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有的党员、干部认为管党治党是领导的事、是纪委的事，与自己无关；有的对身边同志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提醒、不报告，当“老好人”、作壁上观。这些都是不对的。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

怎样防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空转”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管党治党责任体系日益健全，以责任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任务落实到位的成效愈加显著。同时责任“空转”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部署管党治党任务，会议没少开，责任书没少签，看似环节流程一个不落，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干打雷不下雨”，落实时要么无人真正负责、要么没有实际效果。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问责不够精准有力，没有真正形成震慑。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防止责任“空转”，关键要用好问责这个利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这是党内首部关于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为做好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和问责实践的深化，2019年党中央对问责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问责原则、细化了责任划分、健全了问责程序。从近些年公开通报的问责典型案例看，有的领导干部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管辖范围内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有的国企多家所属单位未成立党组织，下属单位有几十名党员处于脱管状态，相关领导干部被问责；有的单位因未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损害群众利益案件问题被问责；有的部门因对信访举报调查不力等问题被问责；等等。这些案例涉及不同地区、领域和层级，既问事也问人、既问直接责任也问领导责任、既问主体责任也问监督责任，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有失职失责被追究的情形，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问责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偏差，影响了问责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其中，既有问责不严、避重就轻的问题，也有问责泛化、简单粗暴的问题；既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也有问责尺度把握不一的问题；既有以具体责任代替主体责任的问题，也有以党组织“集体责任”掩盖班子成员“领导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暴露出一些领导干部对问责的认识还不到位、问责能力特别是纪法能力水平还不够高等短板弱项。尤其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是，个别单位和领导干部把问责变成“卸责”的“万金油”，不管什么事都要找一个责任人，让一般干部替领导干部“顶包”，该负主责的反而安然无恙。一些基层干部感慨，不怕担责任，不怕干事有风险，就怕问责不公让人心寒。这种“权责不匹配”的问责，极易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干事创业精气神。

问责是十分严肃的政治工作，不是简单“处理几个干部”了事。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问责贵在有的放矢、不枉不纵，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规范，该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任，该追究到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问到什么程度就问到什么程度，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问责的目的不是束缚干部手脚，而是督促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要精准把握政策、区分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理，让敢于担当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大限度释放问责的正向效应。

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牛鼻子”

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牛鼻子”

巨 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怎么管，如何治？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管党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链条长、覆盖范围广，绝非依靠某一层级、某个条线单独发力就能完成，必须建立一套清晰、刚性、闭环的责任体系。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履行什么职责、达到什么标准，才能使管党治党内化为具体行动，变成“硬杠杠”。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求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从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推动形成全党动手一起抓管党治党的良好政治局面。一是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过去，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狭义地理解管党治党责任，认为这就是纪委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今，“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已成思想共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二是责任体系进一步明晰。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各个层级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三是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明晰管党治党责任清单，通过教育引导、制度约束、监督执纪等同向发力，持续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督专责，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干部，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41.2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 孙彤/制图

回望新时代以来的壮阔实践，管党治党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看到，距离“全面从严”的要求、距离“责任到位”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比如，思想认识上，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仍然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没有把该担的政治责任担起来。有的认为抓经济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出成绩，抓党建工作不显山、不露水，难以做出彩、添政绩，因此习惯把业务工作当成“硬任务”，把党建工作作为“软指标”。有的对所在单位和部门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但因为担心得罪人、丢选票，便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甚至能捂就捂、能盖就盖。这种心态说到底，是没有做到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对党、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比如，责任落实上，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虽清晰明确，但还存在执行不力、约束不强等问题。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责任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就是不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有的满足于开会、发文件，只有一般性要求而缺少针对性措施；有的只管有任免权的，凡是上级党组织任命的一概不管，认为他们即使有问题也与本级党组织无关；有的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不注重咬耳朵、扯袖子；有的对分管领域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导致“小病”拖成“大患”；有的只管八小时以内，不管八小时以外；等等。种种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必然导致管党治党力度层层衰减、成效层层递减。

再比如，考责问责上，失责不问、问责不严、问责泛化等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在决策性问题上问责少，具体性事情上问责多，一些地方只要发生问题，甭管事情大小一律问责了事，看似雷厉风行，实则简单粗暴，反倒使现有工作乱了方寸、失了节奏，效果适得其反；有的以问责代替管理，滥用问责利器推动工作，只向下级提目标、压任务，但不教方法、不给相应的帮助和保障，完不成任务就问责，导致问责问出怨气惰气，问责对象口服心不服；还有的打着“落实上级指示”旗号，简单机械片面追求“从严从重从快”，出现“凑数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不良倾向。其实，无论是尽快给上级一个交代，还是急于平息社会舆论声浪，说到底都是在打“小算盘”，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样的行为背离问责本意，反而容易造成“问责一个、挫伤一片、遗留一连串问题”的负面后果。

诸如此类，皆是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踏虚走空的典型表现。如果任其蔓延，不仅会消解这些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果，还会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侵蚀党的事业和执政根基。管党治党容不得半点松懈、半点漂浮，必须以更大决心、更大气力、更大勇气抓紧抓好，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

知责担责，推动“责任落下去”。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主动抓、主动管，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自身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认真协助党委（党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不能行使党委和政府的职权，也不能代替职能部门抓监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下级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决不能当“甩手掌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增强党的观念，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严格督责，确保“责任落得实”。监督在管党治党中居于重要地位，是推动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监督的发现、纠偏、震慑和治理功能，以监督压力的层层传导倒逼管党治党责任的层层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日常监督责任，综合运用谈心谈话、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巡视巡察整改等形式，推动各责任主体切实担负起相应的职责。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定期同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就其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开展谈话，督促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的工作部门作为党委抓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执行机关，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各行业各领域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坚决防止和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把上上下下、条条块块都抓起来，织牢织密监督之网，让每个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干部都感受到责任常在、监督常在。

强化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是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的重要环节。图为2026年7月16日，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纪检监察干部到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区走访调研，向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了解情况。 人民图片 尤亚辉/摄

科学考责，检验“责任担得怎么样”。评价管党治党责任落实的实际成效，不能简单凭印象打分、凭感觉下结论，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要进一步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围绕考什么、怎么考、谁来考、如何用等问题，合理设计考核指标、完善考核方式，体现出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注重统筹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抓基层党建工作等方面考核，结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建立健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考核制度，在年度考核和相关考核工作中突出了解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情况。综合运用听取汇报、述职述廉、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个别座谈、走访调研等方式，使考核结果更加科学精准。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与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教育培养、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等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各责任主体自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精准问责，解决“失责怎么办”。追责问责是倒逼责任落实、激发履职担当的有力抓手，如果没有一股“较真”、“叫板”的精神，问责的震慑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责任落实就容易虚化。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问责的目的不是将问责对象一棍子打死，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党的各项事业。要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把对每个干部管理的主体责任、直接责任、配合责任划分清楚，该谁负主要责任就由谁负主要责任，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管理主体的责任。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健全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对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挖出病根，实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促进一方工作。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常使用，更好发挥问责的正向引导作用。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王 鹏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关键在严、要害在实。责任就是军令状，没有问责，责任就难以压实，担当就容易落空，权力运行就可能失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其重要功能就在于以强力责任追究督促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真正落到实处，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我国自古便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传统，对官吏责任的追究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古籍中就不乏“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等记载，要求各级官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失职失责承担相应责任。此后，从监察制度的日臻成熟，到台谏制度的不断完善，再到考成法的严格执行，失职必问、滥权必究的治理理念贯穿于数千年国家治理实践，积淀为深厚的制度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肩负崇高使命的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党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其本质是责任而不是特权。这就决定了权力行使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服从于党的奋斗目标。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担当也要越大。而问责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问责制度始终伴随管党治党实践的推进而逐步发展完善。1928年党的六大党章关于对党组织和党员“指责”的规定、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关于撤换个别不履责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条款，已蕴含问责的早期因子。新中国成立后，出台党内处分相关法规，搭建起追责问责制度的框架雏形。党的八大党章确立的纪律处分5种形式，奠定了日后党纪处分体系的基本格局。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提出责任追究的概念。此后，1997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明确了责任追究方式，1998年《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列出7种追责情形。2004年，问责制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颁布，这是党内法规首次明确问责的概念及情形、方式、程序。到党的十八大前，涉及问责内容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已有很多，但也存在内容不聚焦、表述不统一、标准不一致等问题，制度效能有待进一步整合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问责工作摆在管党治党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问责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强调“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强调“对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要盯住不放，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促进一方工作”。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事关问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阐明原则方向、又明确实践要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做好问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成为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党的十九大将“问责”正式写入党章；2019年问责条例修订后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情形、规范程序；此后，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与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配套制度相继出台，形成了一整套覆盖全面、衔接有序、运行有效的问责制度体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坚持严字当头、权责统一，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问责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是问责泛化简单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的问责主体不担当、缺位错位，把问责看成仅仅是纪委的事，被动问责多、主动问责少，甚至搞“凑数式问责”、让班子成员“轮流坐庄”；有的问责对象不精准，没有聚焦“关键少数”，把问责等同于“找人顶责”，问下不问上、问小不问大，拣“软柿子”捏，甚至让基层干部“背锅”；有的问责程序不规范，重数量轻质量，“求快不求准”，未充分调查核实便仓促定调；有的以问责代替整改，“一问了之”，不督促问责决定执行，不推动开展整改整治，问责“后半篇文章”付之阙如；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出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在问责上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表面上看是作风问题、能力问题、方法问题，深层次地看，根子还在于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无论是把问责数量当作“政绩”、以“走量”彰显“作为”，还是把问责当作推卸自身责任的“挡箭牌”、面对复杂问题简单“一刀切”，都是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敷衍塞责，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背道而驰，从根本上背离了党性原则，最终必然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越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管党治党越是一刻也不能松懈，越需要通过用好问责这一利器来正风肃纪、传导压力、激发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原则和首要任务，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等突出问题，着力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知责担责履责中干事创业。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首先要抓好各类问责主体。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纪委派驻（派出）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开展问责工作；党的工作机关应当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职责，实施本机关本系统本领域的问责工作。从现实情况看，各类问责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平衡，有的主动担当意识不强，有的协同配合不够紧密。各级党委（党组）、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较真碰硬，谁不落实责任就问责谁，该问到哪一级就问到哪一级，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问责常态化促进履职到位，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问责对象精准是精准问责的前提。问责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之所以要盯住这些重点对象，是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管党治党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好了，才能以上率下、层层传导，使问责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要厘清重点对象权责边界，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是谁的责任就问责谁，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对待，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让人口服心服，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特别是要防止把问责对象不当延伸至一般干部，坚决纠治问责中的“看人下菜”、避重就轻等偏差，确保问责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程序严密、标准科学，是提高问责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问责是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不能凭主观臆断，更容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依规依纪进行。这既是对被问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负责，更是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问责条例相衔接，增加了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给予相应处分的规定，目的就是防止问责泛化滥用。要牢固树立纪法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健全内控机制，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应当看到，问责的目的不是束缚干部手脚、把人管死，而是为了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激励讲忠诚、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以精准规范问责推动干部更好担当作为，最大程度释放制度的正向效应。

问责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促进工作改进与提升上。作出问责决定，只是完成了“前半篇文章”；推动问责决定落地，督促被问责对象深刻汲取教训进行整改整治，做好被问责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问责的“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后半篇文章”，才能避免“一问了之”，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要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完善以案促改机制，努力做到问责一个对象、剖析一类问题、堵塞一串漏洞、教育一批干部。做好被问责干部跟踪回访，既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汲取教训，又教育引导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强化监督检查，及时纠正滥用问责、不当问责问题，不断提升问责工作精准化科学化水平。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

把正确政绩观熔铸于魂、力践于行

把正确政绩观熔铸于魂、力践于行

——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求是》杂志评论员

今年2月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引领推动下，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扎实深入开展。目前，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近日，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把正确政绩观熔铸于魂、力践于行。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政绩观的政治属性与价值底色。政绩观历来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总书记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从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为民情怀，到谷文昌“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铮铮誓言，再到杨善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毕生坚守，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行动作答：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政绩观端正，党员、干部才能把心思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政绩观错位，则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腐败现象，如果放任下去，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际，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恰逢其时、尤为必要。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考量：“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政绩观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长期不断地抓。”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对前任遗留问题能推就推、能拖则拖；有的急功近利，热衷于搞“短平快”形象工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有的弄虚作假，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搞虚假政绩、数据注水；有的政策规划“翻烧饼”，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有的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甚至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给地方发展留下沉重包袱；等等。这些问题表现各异，但根子都在政绩观扭曲和错位上。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目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但收官不是收场，总结不是终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政绩观的修炼，不可能靠一次集中教育就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靠一轮整改落实便一劳永逸。错误政绩观及其背后的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等，根子深、顽固性强。如果缺乏经常性的思想淬炼和刚性的制度约束，即便经过校正的政绩观，也可能在现实压力和利益诱惑面前再度扭曲。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政绩观问题上，今天思想通了，不代表明天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会摇摆；这一轮学得扎实，不代表日后就能自动免疫。政绩观的松动，往往就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在“排面”上用的心思多一分，在实绩上下的功夫就减一分；在难题面前退一步，离群众的期盼就远一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观教育没有“结业式”，任何时候都不可滋生“结业心态”，思想上的“结业”往往就是行动上“掉队”的开始。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深刻用意所在。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首先要在“学”上持续深化。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紧盯“关键少数”，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关键要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复诊”、防止反弹回潮，对整改不彻底、效果不明显的挂牌督办、限期补课，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注重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堵漏洞。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根本要在“立”上绵绵用力。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观行为的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虚假政绩、“数字政绩”、“材料政绩”露头就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寸步不让，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用制度防止任性用权。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落脚点要在“干”上见行见效。政绩从来不是喊出来、秀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拼出来的。“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落地、政策执行等各环节，既要抓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也要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求是》杂志评论员

社会活力是观察一个国家发展动力的窗口。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并作出重要部署，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活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我们要深刻把握发展动力与社会活力的内在联系，充分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位居前列。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拥有核心技术的链主型创新企业、聚焦细分行业的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涌现、茁壮成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演艺、体育赛事人气旺盛，经常一票难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一天的快递量有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能够展现出强大韧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眼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更加有效地畅通经济循环，有力激发了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和创新活力。

社会有活力，发展就有动力。实践充分表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社会活力息息相关，只有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动力才可能持久、强劲、源源不断。反之，如果社会活力不足，过于谨慎和求稳的情绪就会传导，社会预期可能随之改变，好政策也可能在传导中衰减，资源要素难以得到有效配置，发展动力可能由此减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之所以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坚决破除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把蕴藏于社会各种资源、各类组织、各个主体中的巨大活力激发了出来。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运行面临着一些困难挑战。供强需弱、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消费、投资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出现分化。表面上看，这些现象是发展动力的问题，深层来看，则反映出一些微观主体的预期、信心和行为选择正在发生变化，部分领域活力有所减弱。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换，过去熟悉的生产方式、盈利模式、就业形态等正在发生变化，部分企业和劳动者一时难以适应。另一方面，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不断冲击人们的既有认知和心理预期。在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有的企业倾向于持币观望，不敢扩大投资、不敢增加用工，有的劳动者倾向于求稳避险，不敢轻易转换赛道、不敢冒险创业，从而导致资源要素流动放缓，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衔接出现梗阻，使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增长压力加大。

社会活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是否相适应。当前一些领域活力有所减弱，深层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有的领域体制机制同现实需要和发展要求不相匹配，需要与时俱进加以完善。近年来，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在加快完善，但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还需要进一步畅通，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收益分配机制有待健全，资源要素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仍存在一些显性或隐性壁垒。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但规范涉企执法、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的长效机制还要不断完善，大中小企业的协同融通发展机制有待健全，平台企业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就业形态和技能需求，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此外，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期待还有差距，有的家庭生活成本和风险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投资、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看到，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人力资源优势正加快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持续赋能传统产业，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生产能力优势明显，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优势、挖掘潜能，必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对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应更加注重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充分调动和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激发社会活力中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激发市场活力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当前，政府缺位、越位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切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只有在自身职责领域更好发挥作用，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扎实推动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建设，带头遵守市场规则，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着力矫正市场失灵。尊重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保护主义和自我小循环，进一步放大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让各类经营主体有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坚决破除各种障碍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是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让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基本保障。坚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的发展局面，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和企业竞争行为，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相关行业回归价值竞争、理性竞争。完善平台企业治理机制，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近年来，企业应收账款持续较快增长，平均回收期延长、清欠难度大，成为困扰企业的顽瘴痼疾。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坚决清理整顿恶意拖欠行为。

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应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健全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让更多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稳定就业和职业发展。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切实减少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不断健全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畅通和规范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社会认同、凝聚发展共识。

营造鼓励探索的社会环境，让尊重创新创造成为社会自觉。社会活力的充分涌流，离不开宽容探索、支持创新、激励担当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应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形成人人愿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良好环境。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对新事物新探索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包容，让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大力弘扬劳动创造财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良好社会风尚，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

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鲜明的思想品格

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鲜明的思想品格

曲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其中，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作出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鲜明的思想品格。江泽民同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与时俱进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大势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经验。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则是用好这条重要经验的基本前提。江泽民同志强调：“只有了解天下大势，才能谋好国内大局，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他站在历史前进和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以深厚的历史思维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大势，始终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推动事业发展。

比如，关于世界多极化，江泽民同志认为，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它标志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折时期”。1997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江泽民同志准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历史潮流，从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出发，领导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比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认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脱离世界大市场”。2000年1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敏锐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他反复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要“趋利避害、掌握主动权”。

比如，关于新科技革命，江泽民同志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必将发生新的革命性突破”。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及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等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强调“我们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要使科技进步和创新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

2026年8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正是基于对时代大势的深入分析和正确研判，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判断：一是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此后在党的十五大、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党的十六大等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场合，他反复阐述了这一重要判断。二是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久，这一重大判断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江泽民同志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领导我们党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沉着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既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史。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理论创新，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关于为什么要推进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基于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强调“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基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强调“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

关于如何推进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强调理论创新必须体现时代性，认为“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强调理论创新必须把握规律性，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强调理论创新必须富于创造性，认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深化，是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2000年5月至2001年6月，他分别到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海南、甘肃、宁夏等地考察，并主持召开近30次党建工作座谈会。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纪委全会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作了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完善。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全面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秉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理论勇气，江泽民同志才能经过长期的调研、思考和探索，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江泽民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深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是全党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期思考，清醒地认识到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

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就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作出集中阐述，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这个提法，为邓小平同志所赞同，为全党所接受，为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其内涵。江泽民同志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为顺利推进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江泽民同志突出抓了两件事，一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二是“在广大干部中尽快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他不仅为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倾注了大量心血，还建议有关部门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江泽民同志在亲自为该书作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大家都要自觉地进入这所大学校学习”。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改革和开放是内在统一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他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强调这“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江泽民同志领导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花了很大气力加入世贸组织，还要花更大的气力做好各项应对工作。”2002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是对全党同志智慧和力量的一次很实际很具体的检验。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道难度不小的关口，但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推动了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仅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为我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也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图为江泽民同志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与时俱进推动党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能不能扛下去”的重大考验，江泽民同志强调“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他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一方面重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另一方面强调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努力解决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中便强调：“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一个是“不断变化”，一个是“不能变”，这正是江泽民同志抓党的建设的两个基本出发点。

由此出发，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命题，推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展现出新气象。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在这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回顾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深刻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党要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必须“把推进新的伟大工程视为自己的神圣责任”。1997年9月，“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进一步明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不仅要“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要“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之所以在“伟大工程”前加上“新的”二字，就在于党的建设当时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对“新的历史条件”作过全面概括，突出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二是“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三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四是“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同年5月，他再次强调要紧密结合上述四个方面的新变化新要求，“抓住那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调研，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寻找正确解决问题的答案”。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江泽民同志牢牢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锲而不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比如，开展“三讲”教育，推进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加强农村、企业党的建设，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开展反腐败斗争，等等。这些重大举措，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明显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同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将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道，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正式写入党章。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经过长期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立、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新征程上，对江泽民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心同德、砥砺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以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以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王晓萍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就业之基。职业技能培训一头连着劳动者就业增收，一头连着产业转型升级，是打通劳动力供需堵点、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强调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今年6月发布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举措，对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我们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断推动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坚实技能支撑。

职业技能培训是围绕劳动者就业创业、岗位履职、职业转换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技能提升活动，是劳动者职业生涯的“充电站”，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产业变革、稳定就业基本盘的通用政策工具。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职业技能培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兼具民生保障与产业支撑双重属性，覆盖群体更广、政策托底更实，彰显出独特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托技工学校构建起技术工人培养体系，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后，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技能人才培养加快向市场化、社会化转型，有力支撑了制造业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立足高质量发展全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常态化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推动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素质稳步提升。目前，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2亿人、约占就业人员总量的30%，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也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一技之长改变人生命运。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职业技能培训事业由规模扩张向量质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新产业新业态新职业大量兴起，既蕴藏巨大的就业增长潜力，也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养老托育、健康照护等民生领域品质化、精细化服务需求不断释放，重点领域技能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常年保持在2以上。与市场精细化、动态化、多元化的技能需求相比，我国职业技能培训还存在一些短板和挑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还不高，高层次培训投入不足，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还不够畅通，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仍不浓厚，等等。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技术迭代、产业变革与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更新升级不同步导致的，也是当前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效、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既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守护千家万户生计的民生工程，也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遵循发展规律，推动各相关部门、经营主体和社会力量找准定位、协同发力，加快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根本性转变。

2025年9月19日至23日，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我国赛事规格最高、竞赛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图为9月20日，选手在参加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项目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职业技能培训首先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就业需求，做到市场缺什么、劳动者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帮劳动者学到真本事、端稳就业碗。过去一段时期，有的地方开展培训时习惯于“政府端菜”，一些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核心就是牢固树立需求导向，变“政府端菜”为“产业和群众点菜”，目的是努力把培训做到点子上、暖到心坎里，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让技能真正成为照亮人生、创造美好生活的光。各地区、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立足各自实际，在深入摸排市场用工需求、群众诉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强化培训资源供给，培训整体质量和效果不断增强。下一步，要重点聚焦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领域需求，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需要，着力加强高品质培训供给。针对新职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的实际，持续健全新职业动态开发机制，加快新职业标准、培训课程等开发建设，补齐新兴领域技能培训短板。此外，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赋能，贯穿需求研判、职业开发、培训规范建设、技能评价、就业对接等各环节，推动传统培训模式向数智化、个性化、场景化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技能培训适配产业发展、服务群众就业效能。

抓职业技能培训，光靠政府唱“独角戏”不行，要多方“大合唱”，激活企业培训主体作用尤为关键。作为技能人才的主要用户，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大多率先诞生于企业生产场景，因此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人才、如何培养，企业最有发言权。近年来，随着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技能强企政策落实落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深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完善推广，企业技能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在稳步提升，但整体效能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有的企业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培训经费投入不足；有的企业受资金、场地、师资等条件限制，自主开展培训的能力薄弱；有的企业培训与技能评价、薪酬晋升联动不够紧密，职工参训的内生动力不足。究其根源，既有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培训外部性问题，使得企业担心为他人作嫁衣，长期投入的意愿不强；也有培训收益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在短期成本与长期红利之间难以平衡，技能要素在薪酬分配中权重偏低；还有行业协同育才机制不健全的客观瓶颈，仅靠企业自身难以支撑系统化、常态化培训。破解这些难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搭建政企、产企、校企联动的一体化培训体系，全方位打通企业育才的堵点难点。要加大扩面推广力度，在补贴、信贷、税费优惠等方面综合赋能，支持更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引导技工院校主动融入、深化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促进校企资源要素共享互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需要强调的是，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不等于政府放手不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针对市场失灵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聚焦未就业重点群体，围绕通用基础技能、公共服务刚需工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免费兜底培训，坚决守住民生就业底线。

职业技能培训的价值，不仅仅是传授一技之长，更在于为劳动者搭建成长通道，让他们立身有本领、发展有奔头。我们在调研中有时会听到一些劳动者的顾虑，诸如“学了技能、评上等级，职业发展的路子能走多宽”。这些顾虑折射出劳动者的成长诉求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升级，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也需要与时俱进拓宽完善。客观来讲，我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历经工人技术等级制度、职业资格制度、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等不同阶段，每一步探索都致力于为技能劳动者成长成才搭建坚实的制度阶梯，但是还存在纵向晋升仍需畅通、横向转换仍需拓展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劳动者学技能的积极性。纵向看，传统五级技能等级体系既存在晋升层级偏少、职业空间有限的结构性短板，也面临技能评价权威性、流通性和认可度不足的现实制约。横向看，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之间仍有隐性身份边界，职业培训、学历教育、岗位实践、技能竞赛等各类学习成果的互认转换机制尚不健全，技能培训经历难以纳入正规资历体系。进一步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独木桥”，需要紧跟劳动者的成长期待，让技能成才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一方面，要在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基础上，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引导企业建立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断拓宽制度覆盖面。另一方面，要稳步扩大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双向贯通覆盖面，鼓励企业建立技能岗位与管理岗位、研发岗位双向流动机制。更长远来看，还要加快建设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将技能培训经历纳入正规资历体系，搭建各类学习成果可积累、可转换、可晋升的“立交桥”，让劳动者每一份学习投入都能转化为成长阶梯、积淀为职业资本。

职业技能提升不是一次培训、一时之功，而是伴随劳动者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飞速发展，深刻重塑就业结构，劳动者技能“保鲜期”缩短，跨领域、跨行业职业转换频率加快，个性化、终身化技能提升需求愈发迫切。应对产业变革、保障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厚植人力资本优势，离不开终身化、体系化的培训制度托举。我们抓职业技能培训，既要立足当下，不断强化有质量、够精准、见实效的培训供给，解决劳动者求职就业最急迫的现实问题；也要着眼未来，沉下心来在政策机制、载体平台、服务保障等方面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与时俱进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引导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快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技能学习生态，更好满足不同劳动者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技能提升需求。

职业技能培训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劳动从无高低之分，技艺自有万千荣光。从大国重器的精密打磨到民生服务的点滴保障，各行各业的技能劳动者都在用自己的技艺托举产业发展、守护万家民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长久以来，“重学历、轻技能”、“重管理、轻操作”的传统观念尚未根本扭转，社会对技能价值的认知仍有偏差。这种偏差，拉低了技能培训的社会吸引力，成为制约技能人才队伍壮大的深层次文化梗阻。全社会的成才观念是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其转变绝非一日之功。要在逐步畅通成长通道、兑现技能价值的同时，把加强宣传引导作为破除认知壁垒、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抓手，健全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体系，实施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讲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奋斗故事，广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厚植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要鼓励各地在落户安居、子女教育、医疗服务、休假疗养等方面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便利保障，不断增强技能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职业技能竞赛是技能人才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重要舞台，也是让技能价值被看见、被尊重的重要平台。要健全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全国技能大赛为龙头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形成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青少年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

求是专访│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求是专访

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对于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王一鸣进行了专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前，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布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王一鸣：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格局，以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动态平衡。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为快速提升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动能和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我国经济发展向内需为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国内大循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客观上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同时，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大进大出”的条件难以持续。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当前，党中央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强化国内大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既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主动求变。

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最大网络零售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

另一方面，国际大循环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当前，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冲突跌宕起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升温，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反观我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锚。做强国内大循环，绝非被动防御，而是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认识到，做强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是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要在夯实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基础上，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记者：国内大循环能否实现畅通，主要看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总体匹配、协同联动。当前，我国供给和需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如何打通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卡点堵点，推动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王一鸣：刚刚我们谈到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在供给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5.4%和5.2%，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增势更为强劲；在需求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整体走势明显弱于供给端。

经济循环畅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供给和需求不仅要在总量和结构上平衡，而且要在动态上平衡。供强需弱实际上是供需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表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从总量上看，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从结构上看，供需结构不适配依然存在，供给体系不能及时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此外，供强需弱矛盾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供强需弱的主要成因。

供强需弱是我国经济阶段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关系历经多轮变化，经济政策也在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之间相机抉择。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不仅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是引发需求扩张放缓的基础性因素；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进而抑制居民部门消费需求扩张；地方政府债务逐步积累，偿债压力不断增大，抑制投资需求扩张。这些因素使得有效需求扩张速度跟不上供给扩张速度，需求侧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条件。

供强需弱的形成也与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模式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我国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明显向生产领域倾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转向，发展模式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需求拉动转变，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积累的同时，居民消费面临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硬约束”，最终形成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

数据交易中心是促进数据流通交易、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要主体，是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有力支撑。图为2026年6月4日，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内拍摄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总的来看，破解供强需弱矛盾，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既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构建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也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的卡点堵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记者：更深一层观察，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如何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难点，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高效配置？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图为当日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蓝箭航天供图

王一鸣：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核心在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进一步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从2018年版的151项压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完善，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彰显。然而，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制度规则衔接不畅或执行偏差、要素资源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内卷式”竞争时有发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等问题。这些卡点堵点既是“成长中的烦恼”，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涉及央地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持续发力。

一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准入。同时，健全公平市场准入监管机制，完善公平市场准入的法治环境。

二是依法依规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治理“内卷式”竞争，要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拼科技创新、产品与服务质量。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市场动态出清。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规范企业竞争行为，有效遏制低价无序竞争。

三是规范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加快推动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及相关实施条例修订工作。落实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健全招标投标交易壁垒投诉、处理、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采购平台体系，加快完善电子招标采购制度规则、技术标准。

四是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依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防止招商引资过度竞争行为。

记者：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关键引擎。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持久动能？

王一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强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国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当今全球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是我国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跃升，研发投入、科研队伍规模均居世界前列，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对经济循环形成瓶颈制约。例如，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重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偏少，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与前沿科技高度匹配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尚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牢固，在创新决策、资源分配和成果转化中的话语权仍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科技投入、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交织的结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科技创新的原始创新导向。当前，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迫切要求我们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蕴含的巨大价值，只有转化为产品，落到产业发展上，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围绕产业发展全局和产业创新的重大需求部署科技创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重要举措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记者：做强国内大循环，客观上要求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如何通过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王一鸣：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是做强国内大循环、扩宽国际循环回旋空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产业链本地化程度提高，但部分产业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对外依赖度较高，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力也不足，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迫切要求补链强链，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快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形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有的国家内顾倾向明显，搞所谓的“脱钩断链”，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越是依赖对国外的中间品贸易。因此，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并不是要关起门来什么都自己做，而是要在安全性与竞争力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做强国内大循环，要深刻把握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的发展态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推进产业链补链强链，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依托龙头企业提升产业链本土化水平，增强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高级化，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推进数智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智改数转网联”改造，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

深度调研│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

深度调研

广东利用外资新特征与高水平开放新探索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投资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下滑，2025年有所回升但复苏基础脆弱，主要经济体引资竞争白热化，国际资本流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全球资本流向与资源配置逻辑发生系统性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5，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利用外资和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面对全球投资格局的深度调整，广东利用外资形势如何？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与实践经验？未来我国如何持续高质量利用外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广东部分外资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研。

一、现阶段广东利用外资的四个新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利用外资完成了三次历史性跃迁。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依托毗邻港澳区位优势与先行开放政策红利，以“三来一补”为引资突破口，粤港澳三地形成“前店后厂”产业协作模式，吸引了大量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打下外向型经济发展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2年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广东大规模引入发达经济体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重心转向重化工业与高端制造业，外资与本土产业的配套关联度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广东引进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从单纯的生产投资方转变为本地产业链、创新链和市场生态的深度参与者。截至2025年底，广东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超过6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50多家在粤布局投资。广东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投资方式与空间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产业引资分层升级的特征尤为明显。先进制造业领域外资持续扩容，“十四五”时期广东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从2021年的16.9%上升至2025年的25.9%，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外资占制造业领域外资比重为32.8%；现代服务业担当引资主力，2025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达783.5亿元，占全省引资总额的69.5%。仅在深圳前海，集聚外资企业就超1.3万家，知识密集型服务生态加速成型。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和竞争力变化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有序撤出，但“十四五”时期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1.38万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1.3%，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低端产能有序退出与高端增量持续引入同步发生，外资结构动态调整成为常态。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度对接新加坡资源，累计吸引165家新加坡企业落地，总投资近200亿元。图为2026年3月21日拍摄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知识大厦及周边建筑群。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供图 贾自豪/摄

外资来源多元互补特征更加显著。港澳资本依托地缘相近、制度衔接的独特优势，重点布局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配套环节，仍是引资基本盘，占比稳定在七成以上。截至2025年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集聚港资企业超1.1万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突破8000家。欧美资本则集中投向高端制造、研发中心与功能性总部。“十四五”时期，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稳步提升，新加坡、德国对粤投资比“十三五”时期分别增长1.5倍、2.3倍。调研发现，最近几年，来自新兴市场的投资增势较快。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资本更多聚焦能源合作、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赛道。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中东主权基金开始以“资本+产业”方式深度参股广东新能源、金融和科技企业。

外商投资方式呈现存量深耕、轻资产化、研发本地化新特点。“以存量带增量”已成主流。华南美国商会今年最新调查显示，9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我们在奥地利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企业已扎根佛山近30年，从合资工厂升级为中国总部，堪称外资持续加码存量市场的典型样本。跨国企业当前更倾向于低固定资产投入的轻布局方式，依托技术、品牌输出开展合作。法国威立雅输出环保技术与服务，日本永旺推行品牌与运营体系的标准化输出，好市多、奥乐齐等外资零售商入华策略普遍转向轻资产化。“十四五”末广东累计引进外资研发机构540家、研发总投入150亿美元，采埃孚广州技术中心、巴斯夫一体化技术中心、西门子能源深圳创新中心、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埃克森美孚大亚湾研发中心等相继落地，研发本地化正成为常态。

外资空间布局呈现全域拓展、区域联动新格局。珠三角地区始终是外资主阵地、强磁场，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省约93.9%，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个自贸片区以万分之六的面积贡献了近1/4的外资总量。调研发现，如深圳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一两天内做出原型机的全球罕见协同效率，成为吸引外资不可替代的生态支撑。“十四五”时期汕头新增外资企业285家，较“十三五”时期增长10.5%，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长25.4%，侨资占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0%。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托比亚迪龙头效应，吸引法国佛吉亚、美国李尔等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就近配套，实现整车与零部件同园布局、联动发展。在珠三角外资发展带动下，粤东西北引资明显提速，外资布局呈现清晰的功能分化。珠三角主要承载高能级、轻资产的研发型、总部型、服务型外资，粤东西北则主要承载重资产的生产制造型和产业配套型外资，顺应外资成本优化和产能备份需求，产业梯度转移特征更加明显。

二、新形势下广东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有益探索

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拍岸而来，跨国资本的选择标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供应链稳定性、政策可预期性、市场可及性成为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我们调研在粤投资的德国企业时发现，70%的受访企业选择扩大投资，首要原因是广东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及配套能力、超百万高技能人才储备与高效基础设施，供应链效率为东南亚地区的2倍以上。与此同时，广东自身也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红利逐步消退，依赖税收减免、低价供地的竞争模式难以为继，亟须以高端外资补链强链延链，引资逻辑必然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广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系统性开放创新，探索形成一套利用外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

以制度型开放打造稳定可预期营商环境。从破除隐性壁垒，到再造审批流程，再到拓宽准入边界，广东以制度型开放降低的不只是企业看得见的交易成本，更是看不见的不确定性预期。率先出台《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更好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累计修订或废止内外资不一致的法规文件133项，从制度源头拆除隐形门槛。针对项目落地慢难题，广东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拿地即开工”，湛江为巴斯夫投资项目建立多层级专班服务机制，创新“告知承诺+容缺后补”模式，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60%以上，刷新了巴斯夫全球同类重化工项目的落地速度纪录。在市场准入层面，横琴、前海蛇口、南沙三个自贸片区率先实现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清零，并加快推动医疗、电信、金融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截至2026年6月，南沙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累计开立账户近万户、资金汇划超6万亿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自2022年试点以来引进外资超4.5亿元，跨境资金流动效率大幅跃升。

以产业链精准招商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针对早期引进项目配套缺位的痛点，广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编制产业链招商图谱，构建“产业链招商专班+跨国企业直通车”常态化机制，以龙头项目为磁极，吸引上下游企业“抱团落户”、集群发展。调研发现，湛江成立专项招商专班，围绕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开展链式招商，吸引50多家规模以上石化企业“隔墙供应”，就地形成年产值超1200亿元的全链条石化生态，协同成本大幅降低。为让产业链招商落到实处，广东打出要素保障、平台搭建、资本赋能的“组合拳”：南沙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2.0，打通高端人才执业通道，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精准邀约，签约项目从2022年的853个跃升至2025年的2073个；创新“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基金”联动机制，以资本为纽带，实现“引一只基金、带一批项目”，加速产业集群成型。从“捡到篮里都是菜”到“按图索骥精准引”，广东的招商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产业链招商让外资企业不再担心“孤军深入”，也让广东产业升级获得链条式跃升的强大动能。

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位于广东省湛江市，2018年7月筹建，2026年3月26日全面启用，是巴斯夫全球第三大生产基地和最大的单笔投资项目。其核心装置乙烯联合装置于2026年1月顺利投产，是全球首套主压缩机（电驱）100%采用可再生能源驱动的乙烯联合装置。图为2026年3月26日拍摄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全景。 广东省湛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以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外资深度融入本地创新体系。过去，广东引进外资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外资企业普遍将核心研发、技术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保留在境外总部，导致制造在内、创新在外。立足本土产业升级与外资本土化研发的双向需求，广东从政策保障、载体搭建、生态配套三向发力。在政策端，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专项奖励政策，对跨国公司在粤外资研发中心提供最高500万元奖励，真金白银支持外资研发功能落地，并明确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平等参与省级重大科技项目和行业标准制定。在载体端，推动外资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阿斯利康真实世界研究联合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直言，“广东丰富的临床资源与成果转化机制，是落子的关键”。在生态端，广东实施“人才优粤卡”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顺畅。从政策托底到载体搭桥再到生态留人，广东以三位一体的开放型创新生态，让外资研发中心从“在中国生产”转向“与中国共创”，不仅把技术“引进来”，更让技术“长出来”。

以数字化赋能构建外资全生命周期服务新生态。外资工作体系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多场景协同，长期面临一些卡点堵点。过去招商信息碎片化让一些企业选址如“大海捞针”，审批环节串联运行让跨国项目“等不起”，诉求响应分散化让企业遇到问题“不知找谁”。广东应用数字化手段，逐一打通卡点堵点，打造覆盖外资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在招商环节，上线“投资广东”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省超6000项招商信息，实现招商资源“一屏统览”；在审批环节，实现全面“一网通办”、“一日办结”。深圳前海率先实施“AI+产业资金”审核，让企业享受“零跑腿、秒反馈、极速到账”体验；政策服务由人工跑腿转为数据流转，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深圳“深i企”推出“外企驿站”专栏，广州“穗@i企”上线政策智算器，黄埔“埔企通”整合38个平台提高解决诉求效率。如今，广东服务效能从以天计算变为以秒计算，跨国企业感受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被看见、被响应的确定性预期。

三、从广东利用外资实践看中国高水平开放新路径

广东的发展实践是一个观察外资流变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利用外资经历的深刻转型。当前，我国利用外资正由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和质量升级深化。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2.3%，比2020年提高3.7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这既反映出我国战略性产业投资赛道的国际吸引力和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也折射出外资对华投资策略的结构性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成本驱动型等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逐步流出，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环节向中国周边经济体布局，而匹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外资加快流入。

放眼全球，当今国际投资布局正经历深度重构，涵盖空间布局、技术迭代、生态重构、制度适配等多维度变革，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系统性调整。这轮重构对我国而言，既是严峻考验，更是不容错失的历史窗口。要把握发展主动权，就必须跳出地方招商“内卷”和单纯税费让利的路径依赖，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科创中心东移、产供链重组、资本再配置等大变局，着力锻造不可替代的战略优势，将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立足全球生产力布局演进趋势，构筑全产业链协同的竞争优势。全球生产力布局正加速向区域化、集群化、多中心化方向演进，产业分工从垂直梯度转向产业链片段化、区块化，产业承载能力成为吸引布局的关键变量。我国拥有全球唯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市场纵深、东中西部产业梯度分布三重叠加优势，这是应对全球生产力布局重构的最大底气。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胜势，需要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在区域协同上求突破，东部聚焦高端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中西部利用资源优势承接配套产能，统筹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既为不同类型外资提供差异化承载空间，又利于防止产业空心化。二是在嵌入全球网络中求主动，以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强大配套能力对接区块化布局需求，巩固产业核心枢纽地位，引导外资布局更高附加值环节。三是在内需牵引上求实效，推动外资加快转向“在中国研发、为中国生产、与中国共创”新模式，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迭代升级带动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抓住全球科创中心东移机遇，塑造开放型创新生态优势。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正呈现多极化扩散、重心逐步东移的长期态势，这是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机遇。在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一实验室研发转向跨境协同、场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的开放度决定竞争力。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2.8%，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这为吸引外资研发中心、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科技创新资源东移提供了理想落脚点。将创新生态优势转化为持久引力，需主动承接东移创新资源，推动利用外资向引资、引技、引智深度融合，实现外资功能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跃升。一方面，要进一步打通内外协同通道，破除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推动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转化首选地，依托场景与配套优势，推动外资研发中心深度融入本土创新体系，形成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汇聚、内外资创新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巩固中间品贸易枢纽优势。当前，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成为各国核心关切，中间品已取代终端消费品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形态。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生产国和贸易国，我国拥有覆盖全产业门类的供给体系，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化工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是保持供应链枢纽地位的关键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要强化全链条供给能力，推动中间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增强关键核心中间品自主供给能力，以供给优势强化不可替代性。构建区域产业生态，深化与周边经济体协作，引导跨国企业将中国作为区域供应链“锚点”长期布局，增强区域产业黏性。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及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中，推动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则体系，使中间品贸易优势持续转化为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制度竞争力。

顺应全球贸易投资安全优先新逻辑，增强发展环境确定性优势。当前地缘博弈持续加剧，全球投资壁垒有所增加，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增长6%，但复苏基础脆弱且不均衡：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11%，而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连续稳定的宏观政策取向、持续优化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共同构成吸引全球资本的确定性优势，成为全球投资波动中的“稳定器”。要以制度型开放铸就全球资本“确定性锚点”，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坚持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层次安全的良性互动。要持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稳定性吸引长期产业资本与高端要素集聚，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全球品牌。要健全规范透明的安全审查机制，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联动，持续巩固我国作为全球跨国投资“避风港”的地位，在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重构中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

调研手记：

一部广东利用外资史，就是半部中国开放志。从“三来一补”的低成本资源驱动，到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引领，40余年潮起潮落，外资在广东的发展变化，折射的不只是引资策略的迭代，更是一个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动塑造历史的战略筹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重资产到轻资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再到本土创新链，这些“有出有进”的资本流动，不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而是从要素套利的旧剧本，走进了共创共赢的新篇章。外资不再像候鸟，逐暖而迁、天冷便走，而是像林木，把根扎进土壤。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是技术、研发网络和长期主义。这背后，是我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策源地”的整体跃迁，是全球资本对中国从成本洼地到价值高地的战略重估。当全球资本不再只是“来到中国”，而是争相“扎根在中国、创新在中国”，我国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完成从被动融入者到主动塑造者的历史性跨越。

执笔：郭斐然 王廷惠 杨海深 舒予

人工智能如何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人工智能如何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陈凯华

科技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技术进步是驱动科研范式演进的内在动力，也是引发科研范式变革的关键要素。例如，望远镜与显微镜等精密光学仪器使人类感官突破了生理局限，将宏观宇宙与微观世界纳入可观测范围，奠定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体系；光谱仪、离心机等精密测量仪器提供的标准化分析手段，促使科学研究从现象描述迈向规律归纳与理论建模；计算机技术使复杂系统的数值实验成为可能，大数据技术助推科学研究实现从“假设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重塑了现代科学的研究路径与知识发现逻辑。当前，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感知、识别、预测和优化等能力融入科学活动中，正加速推进科研范式步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为核心的崭新阶段，有望实现颠覆性变革。

促进科研全链条融合。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数据整合、知识抽取与跨域协同能力，能够打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各环节的信息壁垒，将实验室的科学发现、技术端的研发突破、产业端的应用需求有效串联起来，实现知识、数据、资源的高效流转与智能协同，激活海量沉淀数据，降低跨领域协作成本、缩短成果转化周期，让研究成果更快进入开发，开发成果更快进入生产，实现“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高效衔接。

重塑科研运行机制。人工智能正加速全面重构科研活动的运行机制，引领科学研究迈向高通量、高精度的新阶段。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制的“机器化学家”，突破传统化学研究依赖“专家灵感、单环节推进、小范围试错”的零散模式，升级为“数据驱动、全流程闭环、规模化探索、标准化落地”的智能研究模式，有力推动科研向规模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在科研协作方面，人工智能进一步促进开放融合，催生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的新型协作机制，有效打破科研的组织与时空壁垒。

推动科研主体变革。当前科研主体正经历从“人力主导”到“人机协同”乃至“智能自主”的变革。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逐步升级为自主科研主体，智能体将具备自主发现、推理与实验能力，实现从被动执行指令到主动拓展知识边界的重大转变，形成在人类战略引导和有效监督下自主探索的全新科研生态。同时，企业凭借数据、算力、资本等优势，从科研的需求与应用方逐渐转变为科研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主导者，推动科学研究与应用场景融合发展；智能工具、支撑平台和开源社区也将成为新型技术参与主体，丰富科研生态体系。

推动科研工具、方法升级。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推动科研工具从被动分析向主动生成转变，不再局限于观测与模拟既有现象，而是能够自主设计新假设和新实验。此外，以物理仪器为中心的传统科研平台，将升级为集智能算力、规模化数据生成、综合实验能力于一体的复合型科研基础平台，通过“数据—工具—模型—智能体”全链路高效整合，实现更大范围开放互联与高效协同。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将科研竞争的关键要素由“经验、仪器、隐性知识”转变为“数据、算法、算力”并重，正在重构科研竞争逻辑。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竞相强化战略部署，试图引领这一范式变革，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形成新的科技竞争优势。以美国为例，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变革，在诸多前沿赛道布局。2025年11月，美国启动“创世纪计划”，明确提出以可比肩“曼哈顿计划”的紧迫性和战略雄心开展国家级科研动员，构建贯通“数据—模型—智能体—仿真—实验”的人工智能驱动科研体系；2026年7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进一步将“创世纪计划”作为国家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旗舰行动。在美国能源部统筹下，美国将经年积累的大量沉淀数据整合打通、重新激活，成为训练大模型的重要数据来源，叠加高度集成的一体化算力、高端芯片的领先优势等，试图构筑基础科学领域的护城河，再造“科技铁幕”。

我国凭借数据规模、应用场景、人才资源、算力设施、举国体制等有利条件，在实现科技领域“非对称赶超”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的科研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难以适应智能化时代科研发展的迫切需求。一是在算法算力数据供给方面，尽管我国算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面向科研场景的算力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智能资源配置效能较低，智能化算力共享体系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开放共享机制仍未形成，跨机构数据壁垒与异构数据整合难题较为突出。二是在学科交叉与人才需求方面，传统以单一学科为基础、以院系为边界的学科分类管理体系，难以适配智能时代快速融合的知识创新需求；现有学科设置相对固化且划分过细，缺乏有效的交叉融合载体与机制；科研评价与资源配置中的学科壁垒问题突出。三是在主体协同与要素融通方面，开源社区、数据平台、科研智能体等新型知识主体或载体的协同运作不畅，各类创新主体智能化水平显著不足，功能也相对独立，各子系统之间缺乏开放共享与协同联动，尚未形成互补的创新体系，缺乏支撑全链条创新范式重塑的合力。四是在体制机制与协同配套方面，现行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明显滞后于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发展的进程，科研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与开放性不足，缺乏适应跨机构跨学科团队联合攻关机制，统一的数据管理和共享机制尚未确立，开源开放的基础设施组织和保障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方力量协同合作的平台化运作模式尚未建立，传统的科研资助体系、评价机制和组织方式难以满足开放开源需求。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将“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作为重点行动之一，提出“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2025年10月，“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实现跨越式赶超的重大历史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加快推进智能化科研底座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高度依赖先进自主的算法模型、超大规模的智能算力和高质量科学数据的供给与协同。算法上，要聚焦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核心科学问题与技术原理，打造自主可控的理论与算法体系，加强科学基础模型与学科大模型的协同研发。算力上，推动科研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平台的系统布局与统筹协调，建立国家级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算力调度平台。数据上，完善科研数据标准体系与开放机制，构建国家科学数据共享网络，促进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

系统构建交叉学科融合模式。在学科融合上，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强大的语义理解与知识图谱构建能力，打破不同学科间的语义障碍，鼓励跨学科知识流动与重组，形成动态网络式的学科协同体系，实现知识要素在学科间的自由组合与创新生成。在双向赋能上，推动人工智能通用算法与各学科专用机理、实验方法深度融合，加速发展科学研究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闭环研究方法，形成适配不同学科知识特征的智能化科研方法工具集，为原始创新提供全新的方法论支撑。在人才培养上，加快推进国家人才培养和发展体系的智能化变革，深化传统单一学科人才教育培养与管理体系改革，依托重大科技需求加强交叉型人才和团队建设，健全与之相适配的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蓬勃发展，打造一支熟练掌握新范式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积极培育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推动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领军企业协同共建智能化科研平台，完善跨主体、跨组织的数据、模型、算力、工具的互通共享机制，营造从人工智能驱动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与场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打造具有全球广泛影响力的开源开放新高地，加快建设国家级人工智能驱动科研的开源社区，探索代码贡献与算力激励有机结合的新型机制。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治理，主导科学数据质量、算法可复现性等关键标准的制定，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科学数据共享协议的实施，建立与全球主要科研机构和数据平台的紧密合作机制，提升我国在科研范式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逐步完善科研治理体系。推动科研组织从刚性的科层制结构向柔性的网络化结构转变，加强适应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新型组织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深化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尝试建立以任务为牵引的动态组织模式，协同开展攻关。健全促进科研人才培养、科研活动组织、科研绩效考核等全方位立体化学科交叉融合的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将成果形态多元、贡献边界模糊、量化考核困难的新型人工智能科研成果纳入科学评价体系，切实激发科研范式变革的内生动力。加强科研伦理、风险与安全建设，强化对可靠性和可信性的评估，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伦理审查机制，强化数据、模型等方面的安全和风险防控，构建敏捷、前置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在可控范围内发展，高效、安全、可靠地赋能知识创新体系建设。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以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

以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

蔡立东

法治的内涵不仅包括法治道路的正确选择、法律制度的科学建构、执法司法的公平公正，更核心、更深刻的标志在于全体人民的信奉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全民守法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202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切实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宪法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从主体上看，“全民”包括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每一位公民，谁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谁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从客体上看，“法”既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具有强制力的“硬法”规范，也包括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具有一定拘束力的“软法”规范；既包括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也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从行为上看，底线要求是“被动守法”，无论出于畏惧害怕还是利弊权衡，都选择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高线要求是“主动守法”，自觉认同法律，积极学法用法、依法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使守法具有持久稳定性。

我们党高度重视全民普法和守法，推动人民学法用法，‌跳出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封建传统权力逻辑‌，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伟大创举。1986年“一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我国历经40年、8个五年普法规划、覆盖数十亿人的全民普法活动，推动全社会法治素养大幅提升，书写了人类法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广泛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常态化开展主题普法活动，全国培养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440余万名，建成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52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95.7%，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3万余个，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日益深入人心。

当前，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实现全民守法仍然面临亟须解决的许多现实问题。比如，一些群众对日常生活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还处于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的程度，不少人的法治意识仍停留在“不违法犯罪”的被动守法阶段；“朝里有人好办事”的传统思维惯性依然存在，还有人遇事先找关系托门路而非靠法律遵规则；领导干部、青少年等关键群体的法治意识仍然需要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作用发挥得还不够；部分网民借助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虚拟屏障，跟风起哄、恶言攻击，网络暴力、“人肉开盒”等现象尚未得到根治；一些地方法治宣传教育模式比较单一，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精准普法的新模式尚未形成；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法律制度虚置、社会风险隐患积聚，甚至阻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必须对症下药，坚持不懈推进全民守法，夯实现代化大厦的法治地基。

推动全民守法，首要是捍卫法律权威。法律要发挥作用，必须有威信。制定再多良法，如果人民群众不能信赖和遵守，仍然无法实现法治。在良法与善治之间，必须架起全民敬畏法律、尊崇法律这座桥梁。一方面，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充分宣示法律的强制性和不可挑战性。对一些严重藐视法律、公然挑战法律权威、故意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如侵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恶意违约、故意侵权、违背公序良俗行为等，要依法严肃处置、严厉打击，以惩治违法者教育大多数，避免法律在人民群众眼里变成“没有牙齿的老虎”、“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需要指出的是，强化法律的惩罚和威慑，绝不等同于重刑主义、重罚主义，而应当注重公正、适度、平衡。对一些情节轻微、危害性较小的违法或犯罪行为，不能一罚了之、一判了事，应当坚持惩治与教育相结合，加大释法说理力度，教育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向广大群众彰示法律的温度。另一方面，坚持正向激励、正面引导，对守法行为予以肯定和保护，防止形成守法收益远低于守法成本、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的错误导向，增强人民群众守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守法有益”的直接体验中培育对法律权威朴素的认同和忠诚，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新时代以来全面实施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充分运用激励和约束两种手段，让守法守信者受益、违法失信者受限，就非常有利于促进全民尊法守法，维护法律尊严。

培养法治精神，厚植全民守法的社会沃土。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其实，“使法必行之法”讲的就是法治精神。我国传统上是人情社会，血缘、地缘等交织形成的熟人关系网络深度嵌入社会生活，遇事讲情面的惯性长期存在，与此同时，“青天大老爷”情结、权力崇拜等观念至今仍未根除。当今，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但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信仰仍需厚植，法治精神尚未全面融入社会文化肌理。如何将法律约束转化为人们内在的法治意识和信仰，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应针对部分法律法规内容脱离我国社会实际，比如表述过于笼统、缺少配套规定等问题，推进精细化立法，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压减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灰色地带，让潜规则失去土壤，为全民守法提供稳定、明确、清晰指引。聚焦一些群体性违法行为，比如相互攀比乱搭乱建、乱停乱放、占道经营，暴走团阻断交通、广场舞噪声扰民等，加强源头管控、案例警示等综合治理，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认知，防止跟风效仿，阻断破窗效应。抓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实施，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创新普法理念和方式，从法条灌输转向理念浸润，从单向式传播转向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社会氛围。

依法用法化解矛盾纠纷，是全民守法的重要内容。“法者，治之端也。”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纠纷，社会和谐也不意味着没有利益纷争，关键是能否依法表达诉求、维护权利、寻求救济。当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基本准则，人们有了法律提供的明确行为预期，即使出现利益纠纷也能得到公正裁决、权利受损也能得到有效救济，社会稳定和谐才有保障。当前，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各种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迫切需要全民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筑起防范社会风险隐患的“防火墙”。应进一步健全调解、信访、仲裁、诉讼、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作用，让人民群众有便于选择、信赖可靠的纠纷化解渠道。着力改变部分地区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现象，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维权和维稳都纳入法治轨道，绝不放任以维权之名违法侵害他人权益、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坚决纠正“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等错误认识和做法。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推进网络平台、自媒体和多频道网络机构等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推动互联网司法更加公正高效便捷化解纠纷，坚决抵制网络暴力，打击网络犯罪行为，遏制网络乱象，引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实现全民守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4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只有全民全社会遵守宪法法律，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团结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确保实现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比如，围绕高质量发展，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诚信履约、守法经营，尊重产权、保护激励创新，严惩违约毁约、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等非法行为，降低市场经济的信任成本、交易成本，使诚实信用从学术概念变成市场的“血液”，推动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围绕实现共同富裕，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致富，促进公正分配，严查‌贪污挪用惠民资金、偷税漏税、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等行为，健全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引导全社会理性看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更好理解和认同经由法定程序确认的制度改革成果，凝聚改革共识；围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狠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问题，狠抓执法司法人员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问题，推动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作者：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文化中国 |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钟金实

编者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首次概括并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刊发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排在首位的就是“突出的连续性”。这种突出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还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许多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相互贯通，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整体图景。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对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实现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

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涵盖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丰富内容。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都曾遭遇文明中断，而中华文明虽历经王朝更迭、内部分裂与外患侵凌，文明脉络却始终赓续不绝。英国哲学家罗素写道，“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这种绵延不绝的连续性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都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广袤的东亚大陆，西有高原、北有荒漠、东临大海、南有丘峦，使中华文明在稳定的环境中，很早凝聚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文明的延续由此有了稳定的担纲者。同时，东亚大陆内部地理具有多样性，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到长江流域的水网平原，从北方草原的游牧地带到南方丘陵的稻作区域，从青藏高原的高寒农牧到西域绿洲的商贸走廊，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互补的经济形态与文化传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等交通要道的开通，使中华文明连接世界，形成开放态势，与各地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此广阔的地理空间摇篮中，中华文明根深叶茂、可久可大，兴嬗相继、革故鼎新。

文明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晶。超大体量农业文明的稳定与韧性，塑造了中华先民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经验积累、崇尚辛勤劳动的心理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应对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时，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与修复能力。历代王朝持续调整土地分配与赋役征收政策，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再到“摊丁入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长期稳定，稳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文明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农业文明孕育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官治与乡治互补的基层治理传统，是上层政治体系虽屡经重构但乡土秩序从未整体断裂的重要原因。农业文明这种特性，使中华民族即便遭遇战乱与分裂，也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恢复，并走向新的发展高峰。

从秦代推行郡县制，到汉代强化国家治理，再到后世不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格局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制度保障。大一统传统不仅体现在疆域统一上，更通过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与律令规范，建立起跨越地域与阶层的社会治理框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一传统还体现在对重大工程与公共事务的统筹能力上，大型跨区域工程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形成了“天下共治”的治理格局。大一统格局以制度的深层稳定性，确保王朝更迭而文明绵延不绝。每一次分裂动荡，都如淬炼之火，倒逼革新与融合，成为文明浴火重生的契机。

文明的延续，靠的不仅是空间的稳定、制度的完善，更在于文化传统的赓续、价值思想的贯通。早在距今8000年前，中华大地上便已出现以观象授时、文德和礼仪为重要内容的文明曙光。这种早期文明基因，历经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的系统化，凝结为“敬天法祖”、“以德配天”的核心价值。《论语》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文明有损益而百世可知，因为损益不是断裂，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调整；可知不是预言，而是对连续性的自觉把握和坚定守护。一路走来，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中华文明的思想脉络始终在继承与创新中延展。以人为本、重德尚礼的核心底色，天人合一、万物并生的宇宙认知，礼法合治、经世致用的治理智慧以及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精神追求等，始终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变迁中界定自身的文化标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绵延恒久的思想基石。

连续性之所以可能，也有赖于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人皆有死，而孝亲、祭祀等礼俗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延展到身后，家由此成为个体延续生命、安顿情感的最初场域；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家的存续系于国的安定，国的长久系于文明的绵延，个体遂把一己的努力融入保家卫国的共同事业。颜之推在乱世中写下《颜氏家训》，把先王之道、家世之业郑重托付给子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部家训、一篇诗文，背后都是个体自觉承续文明命脉的担当。中华文明依托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绵延至今，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个体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文明的绵延由此连为一体。正是这种把个人、家庭、国家、文明贯通起来的结构，使中华文明广大悠久、一统多元，历尽劫波而始终凝聚，在赓续传承中永葆生机。

二

连续性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作为历史事实，它集中地体现于疆域版图和器物工具；作为历史记忆，它集中地凝结于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的著述、注疏与编纂；作为价值追求，它深刻地表达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彼此支撑，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了清晰可靠的脉络。

疆域版图是文明存续的空间载体，包纳融合方言、饮食、民俗等文化元素，推动多族群从“地理相邻”走向“命运共生”，形成“多元一体”文明基底。从夏商周三代的“宅兹中国”确立中原核心，到秦汉时期的南北农区一统奠定辽阔疆域，再到隋唐、元明清时期的不断拓展与巩固，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呈现出向内凝聚、向外辐射的态势。这种版图的延续不是靠军事征服，而是基于共同的治理结构、文化认同、经济联系与统一追求。历代王朝在继承前朝疆域的基础上，通过郡县制、羁縻制等灵活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在王朝更迭中保持了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观的体现。

中国文物灿若星辰，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左上图为出土于浙江省良渚古城遗址的玉琮王，右上图为出土于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左下图为在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右下图为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西周重器何尊。 人民图片供图

器物工具是文明传承的物质依托。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未曾断裂的技术链条与生产体系。农业生产方面，从远古时代的木石耒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再到战国时期推广的铁制农具；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牛耕，到汉代的耦犁、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农业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工艺制造方面，从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冶铸到唐宋时期的瓷器烧造，以及绵延数千年的丝织技术，这些技艺的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器物形态的渐进改良上，更蕴含着对审美范式和美学精神的执着坚守。大运河更是中华物质文明连续传承的宏大见证。这条流淌于华夏大地的水脉，自春秋时期肇始，历经秦汉、隋唐、两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开凿、整治与完善，成为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绝佳写照。

经史传统是连续性最显明的表征。经为常道，史为实录；经立其纲，史载其变，中华民族有着“经史互证”、“六经皆史”的深厚传统。从司马迁著《史记》，到班固断代为史作《汉书》，再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史家文脉代代相续。一部“二十四史”，今朝为前朝修史，成为绵延不断的惯例，国史由此首尾相衔。太史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任，元好问有“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之志，王鹗更直言“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王朝有兴亡，而历史的书写不断，一代代人的努力由此被纳入同一个文明脉络，前人的心血不因王朝的更替而湮没。文脉在经典传承中得以赓续。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此后历代文人传经不绝，郑玄遍注群经，朱熹集注四书，道统意识代代相承。经史并重，构成了中华文明自我记忆、自我延续的双重机制：史载其事，经明其理，即事显理，事理相资。在经史传统构建的意义链条之中，历史变迁不仅没有割断中华文明的记忆，反而不断把新的历史经验汇入中华文明，呈现出“吾道一以贯之”般清晰而连续的文明脉络。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离不开对典籍版本的收集、保护与传承。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将中华典籍资料版本的收藏保护与永续传承放入挺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宏大视野中统筹考虑，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的历史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图为2026年8月25日，游客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 中国国家版本馆供图 张瑜/摄

语言文字与时间制度是连续性最日常的载体。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晰、完整。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今天我们读甲骨文中的“天”字，仍能识得其一个人头顶苍穹的象形，就是这种连续性的直接展现。构字理路的稳定性，使战国时期的竹简与清代的碑刻可以共用一套视觉语法。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读懂早先的古籍。历法亦然，历朝历代或“改正朔”以重建当世的政治时间，但始终强调“正朔相承”。孔子论为邦而首重“行夏之时”，正是因为共享的时间制度是共同体维持稳定、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天时一体，则人心一统；四时有序，则文明有常。由此，共享的语言文字使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沟通，共享的时间制度使不同世代的生活相互衔接，二者演变有序，成为文明赓续不辍之确证。

三

置于世界文明的比较视野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以“轴心突破”概括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各大文明的精神跃迁，此说虽有强大的解释力，却容易遮蔽一个根本的差异——中国的轴心突破，是连续性的突破、继承性的突破，而不是否定性的突破。从“以德配天”到“以仁释礼”，中华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是对传统的接续提升而非否定，不是与自身的传统断裂，而是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开新，其间的递换是“渐”，而不是顿然的断裂。通过持续的解释、调整和更新，中华文明把变化纳入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不是某一族群独占的历史，而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连续历史。中华文明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文化高于族群。正是以文化而非族群论文明，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吸收、融合不同族群的文化创造，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为文明注入活力，一体使共同文脉不致断裂，二者相互成就，构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海外有些学者从西方文明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华文明并不具有连续性，他们将元、清视为异族征服王朝，这其实是以西方的民族观、文明观看待中华文明的结果，深层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元、清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与其他朝代一样，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元”，自居于三皇五帝以来的统绪；他设国子学，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仁宗兴科举。即便是取代元朝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并未将元朝视为“异族”，其登极诏中明言元朝“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坦然承认元朝承天命、居正统；他在历代帝王庙中为元世祖设位，与历代帝王同享祭祀。清代乾隆年间修成《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余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武英殿校刻“二十四史”，使历代正史得以汇刻流传。古人以文化论正统，不以族群辨华夷，王朝虽有更替，典章制度和文明认同却前后相承。朝代更替并未改变中华文明延续的基本方向，这是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所要讲清楚的。

反观所谓元、清之际中华文明发生断裂的论调，看似依据史实，实则囿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是按照西方观念切割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静态化，使之成为西方历史观的丈量对象而非历史的主体。从“征服王朝论”到“内亚史观”，从“崖山之后无中国”到“明亡之后无华夏”，强调元、清王朝的非汉特性，把王朝的更替说成文明的断裂，以单一族群的视角肢解多元一体的文明整体，以“断裂—替代”的模式抹杀“因革损益”的连续性，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原理出发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真义。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刻体认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可久可大的文明特质，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开放包容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天地，促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长，让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让历久弥新、与时偕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从灵渠到平陆运河

从灵渠到平陆运河

——中华治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倪玉平

起于广西横州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沿钦江入北部湾的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航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促进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意义重大。

两千多年前，同样地处八桂大地、全长仅36.4公里的灵渠，用“顺水而治”的朴素方式沟通了湘江与漓江，打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在秦代实现大一统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我们把灵渠与平陆运河放在一起凝视时，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人治水，总能以最小干预换取最大效用？在这一古一今、一短一长之间，蕴藏着中华民族怎样的治水智慧？从灵渠到平陆运河，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

一

灵渠，古称秦凿渠，素有“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之誉。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要统一岭南，五岭山脉横亘眼前，军粮运输难以为继。史禄受命打通湘江与漓江，让中原兵船物资直下岭南。漓江支流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虽仅1.6公里，但水位落差却有4米多高，倘若强行开挖直线，河道将湍急如瀑，船只根本无法通行。对此，秦人没有蛮干，而是溯湘江而上，在渼潭（今分水塘）找到了一个奇妙的位置——那里的湘江水位超始安水1.5米，只需修筑一道滚水坝即可实现通航。这种看似“舍近求远”的选择，折射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以及“因势利导”的深邃哲思。

灵渠的另一创举是让船“翻山越岭”的陡门。湘江与漓江之间有水位差，船无法直接通行，灵渠的解决方案是“陡门”：船只进入一个陡门后，关闭身后陡门，打开前方陡门，等待水位齐平再逐级前行。宋代时，灵渠陡门多达36座，船像爬楼梯一样，一段一段“翻”过分水岭，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多级船闸系统。《考工记》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灵渠匠人未必读过《考工记》，却深谙“以柔克刚”的东方哲学：不是强行克服水位落差的自然阻力，而是以“时间换空间”、用耐心换通行，通过分级控水，让水“帮”船翻过山去。

更令人惊叹的是灵渠治理的整体思维。在生产力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灵渠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没有破坏区域水系的整体布局——湘江依然北流，漓江依然南下，运河只是为两大水系建立了“柔性连接”。渠首的铧嘴形如犁铧，深入江心，将湘江水流一分为二。铧嘴的锐角形坝体设计不仅巧妙分水，更将水流本可能冲毁坝体的巨大冲击力转化为保护坝体的稳定力，堪称“四两拨千斤”；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坝呈“人”字形展开，实现“三分入漓、七分归湘”的分流比例。这些设计体现了古人对水流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总体把握，反映出中华工程借势而行、化力为利的思想精髓。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距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图为2025年10月拍摄的灵渠。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供图

灵渠是秦代奠定大一统格局的重要战略生命线，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枢纽。随着历史发展，灵渠的价值已远超其修建之初沟通南北的军事战略功能，逐渐成为中原与岭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茶盐、铁器、农具、典籍顺渠南下，稻作技术、香料药材、海洋文化循渠而上。两千多年来，灵渠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灌溉着周边6.5万亩农田，每年为漓江补水1.1亿立方米，堪称“活着的遗产”。灵渠的成功说明，一个真正伟大的水利工程，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土木工程和通航工程，更是兴利除弊、泽被后世的惠民工程，是推动国家统一、民族交融、文明发展的战略利器。

二

如果说灵渠代表着古代中华治水文明，那么平陆运河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水平。

平陆运河的挑战远比灵渠复杂。它要克服全线65米天然水位落差——若按传统船闸的做法，船只每过一次闸，闸室里的水就要全部排空一次，耗水量将大得惊人。更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在维持西江生态流量、保障珠三角“压咸补淡”的前提下“借水行舟”，在宏大工程中体现对自然资源的“细微关怀”？

这就是平陆运河最具创造性的设计：省水船闸。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像一个巨大的“水上电梯”，船只从上游驶入闸室后，闸室里的水并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地下管道暂时“寄存”到旁边的省水池里。等闸室水位降到与下游齐平，船只就可以平稳驶出。船从下游上行时，再把寄存的水放回闸室。如此循环，马道、企石、青年三大枢纽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尤为精妙的是，马道枢纽省水池采用“品字形”叠合布局，高、低位省水池叠在一起，中位平行布置于旁侧，以替代3座省水池平铺于地面、占地相当于15个足球场的原初设计。这既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度珍视，也是基于结构受力精确计算后的最优解。仅马道枢纽一处，省水池内设置1302根立柱，每根立柱都承受着巨大水压，其配筋与沉降控制的精度，是现代工程对“安全冗余”与“经济成本”的极致平衡。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它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图为2026年8月12日，试验船舶通过平陆运河旧州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灵渠的陡门体现的是“化整为零”的智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体现的则是“循环利用”的智慧。在此基础上，平陆运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实现了从“匠心”到“算法”的认知革命。科技创新是新时代重大工程最鲜明的特征，过去依靠经验判断，如今依靠仿真模拟；过去依靠人工调度，如今依靠智能控制；过去依靠匠人技艺，如今依靠科技创新体系。相较于灵渠的每一个决策都镶嵌着匠人的智慧和温度，平陆运河的工程师则将整条河都搬进了电脑，用数字孪生预演每一滴水的走向，用智能建造把控毫米级的精度，用智慧船闸实现毫秒级的液压响应，进而解决了最大流量下5000吨级船舶停泊安全难题，建成了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完成了输水阀门启闭速度从常规4分钟至1分钟的压缩升级。如此种种，实现了古代陡门人力操作无法企及的“数智化”跃升。

任何重大国家工程的价值，最终都会体现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倘若灵渠要回答的是“岭南如何纳入统一国家交通体系”，那么平陆运河面临的则是“西部如何更加便捷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时代之问。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从交通意义看，平陆运河是一条黄金水道；从开放意义看，平陆运河是一条开放通道；从发展意义看，平陆运河是一条现代化之路。平陆运河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西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促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促进“东盟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构建，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枢纽。

三

从大禹“疏川导滞”的远古传说，到秦代灵渠“沟通湘漓”的伟大创举，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向海图强”的世纪工程，中国的治水实践既是一部尊重规律、顺应规律的实践史，也是一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奋斗史。在这条奔涌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灵渠与平陆运河如两座灯塔，在八桂大地上遥相呼应，共同谱写了一曲跨越两千年的古今文明对话。它们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治水理念从历史走向现在的演进轨迹，更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实践。

白居易诗云：“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寥寥十四字，道出了中国人与水的千年默契。如果说西方工业文明早期的治水逻辑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那么从灵渠到平陆运河的脉络，则清晰地呈现了另一条道路——“人水和谐”。灵渠尊重1.5米的水位差，选择绕道渼潭而非强行开挖直线，体现的是古代工匠对水文规律的敬畏与洞察；平陆运河尊重西江的生态承载力，创新性应用省水船闸让水资源最大限度循环利用，彰显的是现代工程技术与生态科学的深度融合。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宣告现代社会正进入“风险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可能招致反噬。而中国这条“人水和谐”之路，却在两千年间反复验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水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需要尊重的伙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参数如何升级，中国人尊重规律、顺应自然的治水底色从未褪去，“用最小干预换取最大效用”的东方工程伦理始终一脉相承。

“人水和谐”揭示了中国治水的哲学底色，“守正创新”则回答了这种智慧何以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的内在机理。从灵渠匠人依据水纹判断水势，到平陆运河工程师借数字孪生预演近千种工况；从陡门启闭全凭人力的手工操作，到输水阀门闭门仅需30秒的毫秒级液压响应——每一次技术跃迁的背后，都藏着一条隐秘的“河床”：守正创新。正因为始终坚守“因势利导”的正道，我们的创新才从未变形为对自然的豪取强夺；正因为从未将科技创新拒之门外，我们才能在现代化浪潮中始终保有回应时代命题的活力。这种既敬畏自然又敢于超越的实践智慧，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密码。

治水安邦，兴水利民。西方工业化早期曾长期奉行“征服自然”的发展观，结果付出了泰晤士河鱼类灭绝、莱茵河沦为“欧洲下水道”的沉重代价，民众亦深受其害。中国式现代化则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灵渠灌溉周边6.5万亩农田两千多年，让南北文化在桨声灯影中交融共生；平陆运河则将“兴利惠民”的朴素目标，升华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高水平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时代命题。《管子》言，“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而除水害的落脚处正是“水，民之利也”。水之为利，不在滔滔奔涌本身，而在它流经的田畴、润泽的生民；治水的终极目的，也从来不是水本身，而是水所滋养的人。

江河万古奔流，文明生生不息。两千多年时空流转，灵渠依然静静流淌；新时代平陆运河正处于通航倒计时冲刺阶段，百舸争流的画面已隐约可见。中华文明因水而兴，也因治水而盛。今天，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在尊重规律中创新发展、在保护生态中推动发展、在服务人民中实现发展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更加安全的水网、更加美丽的江河、更加繁荣的运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农耕传统的美学根脉与时代回响

中国农耕传统的美学根脉与时代回响

刘成纪

今年年初，全国首个以梯田生态为载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平台——“元阳千年哈尼梯田心理学自然疗法示范地”在云南元阳正式启动。循着田埂走一圈、躬身插一次秧、听一夜蛙鸣，被作为疗愈课程的特色内容。无独有偶，近年有些城市青年辞别写字楼，扎进浙南、闽北、黔东南古村落做起“新农人”，把废弃牛栏改成陶艺工坊，把梯田旧舍改成民宿，把祖辈的桑麻之事剪辑成短视频里的“中式慢生活”。这些看似零散的现象，其实共同指向一个深层追问：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感官经验、城镇化持续稀释故乡感的今天，何以越来越多人回望土地和乡村？

答案显然不止于经济账，更触及审美与精神层面。中国农耕传统起源于万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母体。实际上，农耕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使中华美学始终带着泥土的厚重与天地的清远，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感受美好、安顿身心。

这种深植于农耕传统的审美取向，首先体现为牢固的人地关系。先秦时期，《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正是在讲人与土地之间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近代以来，更多学者关注到农业生产与土地形成的独特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人地关系是农耕社会奠基性的关系。对于农民而言，无论将土地作为劳动对象还是生存资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土地的制约。比较而言，工商业生产是流动的，其财产具有便携性；农业生产则固着于土地，决定了农民安土重迁。农业生产在人与土地之间形成的这种关联，孕育了中国人极为稳固的家国情感。人对土地的依附和对家乡的爱是一体的，爱国主义是这种乡土情感的放大形式，其艺术表现则是对故乡、自然的赞美和眷恋。原乡、田畴、桑麻、鸡鸣、炊烟，由此成为中国人最本真的精神图景。

这一精神图景饱含着生命气息，因为农业生产主要是和自然界打交道，万物的生长使中国人以全然的生命态度看待土地、看待自然。《说文解字》释“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释“生”，“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意谓“土”是能够孕育生命的土，“生”是来自土地的生。古人还进一步认识到，生命虽然构成土地最本质的属性，但却并非为土地所专有，而是来自天地自然的整体化育。生生不息是天地共有的盛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地之间，有化生万物的生命之气在其中流动充盈。简言之，中国农耕传统促进生成了一种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宇宙观，生命本质被视为万物的普遍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美的认识从来不限于自然界中具体的生命之物，而是将整个宇宙都生命化了；对美的欣赏也从来不止于事物的外观，而是深入到万物内在的生命律动。

由这生命律动所开显的，便是自然的本色之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崇自然美，将天然而非人工作为美的最高形式。所谓“自然”就是自是，即一个事物是它本身，这意味着一朵从泥土中自然长出的花朵比人工制作的塑料花更美。李白诗云，“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均是强调源于自然的原真和本色之美。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对土地和自然无条件的钦敬和感恩意识作先导，便不会有对其审美价值的全面肯定。而之所以说这种美是无限多元而生动的，则是因为中国人理解的自然不是机械死寂的，而是有内在生命活力在其中不断涌现的。这样，自然长出的花朵不仅比人工花朵更美，且它们本身又会因为具有不同的生命特质而各不相同、各美其美。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中，从来不会有两朵相同的花，它们的美永远是非重复的，由此合成的自然之美必然因其生命而活跃，因其非重复性而无限多元。南朝文学家丘迟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在描绘这种充分活态化的乡村景观。总而言之，自然界的草木枯荣、花朵开谢、春播秋收，使中国人形成感性的时间观念；乡居、田园、村落、远山，使中国人形成感性的空间观念。无疑，这种时空观念不是现代抽象和数字化的机械表、日历、地图等所能给予的。

由农耕传统浸润而成的感性时空观念，又进一步孕育了以乡村田园为主题的艺术传统。古人对艺术和美的认识奠基于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说文解字》释“艺”，“艺，种也”；释“种”，“种，艺也”。这种对“艺”和“种”的互文性解释，就可以说明古人对“艺”的认识是奠基于农业种植的，或者说农业种植本身就是艺术。与此相应，《说文解字》释“美”，“美，甘也。从羊，从大”，则说明古人对美的认识有家畜饲养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古人不断将乡村劳动之艺向精神层面提升，如清代学者段玉裁释“六艺”，“周时六艺，字盖亦作埶。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埶也”，点明六艺是后天修习涵养出来的身心技艺，儒者耕耘自身就如同农民耕耘土地。这种说法，明显将农民的物质性种植活动向精神层面引申了。此后则进而形成了以农业、乡村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体系。像中国诗歌里的农事、田园诗，绘画里的山水、花鸟画，建筑里的别业、园林，大多以自然性的乡村为表现对象。数千年来，“桃花源”与“田园梦”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之深植人心，端赖以农耕为教的美育传统。在古代中国社会，审美和艺术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一体的，总体上被称为文教，主要包括诗教、礼教和乐教三大类型。古人认为，在这三大教育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根本的教育，这就是农耕之教，没有什么比“务农”本身更能培养出人良好的心性。《吕氏春秋》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意思就是说，种地的价值不仅在于多打粮食，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出人良好的心志。基于这种对劳动价值的认识，至少自西周始，历代统治者多会率领百官乃至庶民在春耕之前举行籍田礼，这既是在劝农，也是在为社会树立价值导向。从美学角度看，中国传统诗教、礼教和乐教均具有美育性质，但真正使这种教育落地的是农耕劳动。它使美育不止于乡村景观欣赏的表层，而是深植于对泥土、植物等内在本质的体认中，从而使美更深邃，相应使美育更具精神深度。农耕作为教育，这一过程必然是艰辛的，但这种艰辛却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生活的理解，体会到一蔬一饭的来之不易。

诚然，中国农耕传统长期依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宗法秩序，孕育了相对封闭和固化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但这些深植于农耕传统的美学禀赋，对安顿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有助于在流动时代锚定精神坐标。现代工业生产所要求的人口流动，曾使农耕传统被视为“落后”的羁绊，但在人口高度流动的当下，土地的非移动性恰恰成为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它把人对一草一木、一井一桑的眷恋升华为对家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使家国情怀在朴素的乡土感受中扎下根脉。二是有助于克服孤独感与异乡感。在原乡生活中，人与自然是共在共生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是可共感共情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现代媒介长期以图像介入人与世界关系的今天，这种将自然视为有生命、有情感、可与之对话的“你”而非可供支配的“它”的观念，能够使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两两相契中获得精神慰藉。三是有助于抵御感官钝化与空虚感。当代工业和信息社会注重秩序与效率，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感官迟钝，数字化生存又把人进一步抛入虚拟与抽象，使感官经验日趋单薄扁平。回到农耕文明那种活态的、可触摸的、与身体相连的感性时空，对于抵御现代人感官钝化、重建丰盈而有质感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四是有助于补益当代教育结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把美育、劳动与生活教育深度融合的传统，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它提示我们，真正的美育不能凌空蹈虚，而应在与土地、劳动、节令的真实关系中展开，从而让审美感受力的养成与对自然节律的体认、对劳动艰辛的体察相互贯通。唯有如此，美育方能避免沦为浮面的趣味装饰，具有更坚实的现实感与精神深度。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形成的农耕传统展现出远远超出物质之外的多元价值面向。如今，现代农业技术已逐步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现代传播技术已逐步使我国农村生活解决了信息闭塞问题。可以认为，在城乡经济和社会资源能够逐步实现平等这一新的界面上，乡村的美学优势将成为对选择乡居者额外的馈赠。目前，我国农村的许多外出务工者已开始返乡创业，不少城市青年也将乡居生活作为时尚。这种新趋势表明，在城乡之间，中国农耕传统的价值已经开始被重新发现和唤醒。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不仅在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之外别开了一种生面，而且它蕴含的美学价值是指向未来的。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认清“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认清“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文 平

一段时间以来，被统称为“伪史论”的一系列荒诞论调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其中，既有“唐朝根本不存在”、“宋朝国祚800年”等直接否定中国王朝信史的极端论断，也有“峨眉山就是阿尔卑斯山”、“《永乐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牵强附会的荒唐叙事。当这类光怪陆离的观点被冠以“历史真相”大行其道，而严谨的考古成果反而被斥为“史书造假”，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它以算法为“新式武器”，以“泛娱乐化”的方式在部分人群中裂变式、病毒式传播，其背后潜藏的价值取向与传播逻辑，值得我们深入审视。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其哲学根基是唯心史观。它常常披裹“学术”或“文艺”的外衣，包装精致、蛊惑性强，实则暗含特定的政治意图，对我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其中，那些公然否定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抹黑英雄人物的极端表现，因其立场直白、手法粗劣，较易被公众识破，沦为“过街老鼠”。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并未因此消亡，而是不断变换策略、改头换面。“伪史论”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极具反智主义色彩的变种之一。它虽然自我标榜“疑古”，却与史学界立足严谨材料的疑古辨伪有着本质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历史学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出土的考古成果、新发现的文献典籍，往往能够修正过往固有的历史认知。中国现代史学正是在实证精神与理性怀疑的双轮驱动下逐步确立的，其认识论基础在于，任何历史判断都必须接受证据的检验与理性的辩难。而“伪史论”则完全抛弃了实证研究的基本底线，它不是在“史料不足”处保持审慎，而是在“证据确凿”处刻意视而不见，其认知逻辑已从“有所疑”滑向“刻意疑”，从“求真”蜕变为“求异”。“伪史论”以“疑古”之名、行“虚无”之实，不仅是历史认知的错乱，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集中投射，在严重扭曲历史的同时，也在批量消解人们的思辨能力与公共理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载体多样化、话语碎片化、传播圈层化的新特点，特别是精准瞄准价值观尚在形成中的青少年群体，借助戏谑化的表达手法，配以情感化、代入感强的话语策略，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平台流量逻辑天然追逐冲突、偏爱极端情绪化内容和猎奇叙事，这恰恰契合了后真相时代的认知特征：情感先于事实、立场先于证据、共鸣先于真实。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进一步加速了“伪史论”的扩散。严谨厚重的唐代制度文化史少有人问津，一句“唐朝是伪造的”震惊体却能快速收割流量。这类“伪史叙事”有着成熟的传播套路：先用颠覆常识的惊人结论博取眼球，再将碎片化信息掐头去尾、移花接木，包装成所谓“证据”，并以“创新成果”之名塞给一些天真的受众。严肃的历史书写，正被重新编码为可供消费的“情绪商品”。传播者利用未成年人缺乏史学训练、社会阅历有限的弱点，将反智主义的荒谬猜想美化为“通透洞见”，不断催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廉价优越感。而一些未成年人由于长期浸泡在算法推荐营造的信息茧房里，不断接受同质化极端化观点的投喂，反复强化已有认知偏见。2025年一批炮制、传播极端“伪史论”的自媒体账号被集中处置后，相关传播并未销声匿迹，反而转向去中心化的隐秘传播路径，更多极端论断被拆解成短句，填充在短视频评论区、直播弹幕、社群留言当中，其深层危害不容小觑。

应当看到，“伪史论”不只是停留于网络空间的观念之争，还潜藏着多重政治与社会风险，其负面效应已从虚拟空间向现实社会蔓延。网络上泛滥的极端伪史言论持续向海外传播，已对我国学术话语权与对外文化形象造成损害。更深层次看，有些“伪史论”叙事暗含民族分裂倾向，客观上沦为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帮凶。比如，有的仅凭皇室血统就将唐朝定义为“胡人政权”，而此类主张的传播群体，往往同时信奉“元清非中国”及所谓“1644史观”等错误论调，与境外某些旨在解构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叙事形成暗合与共振。无论这些论调的初衷如何，其实际后果往往是让国家认同遭到解构、文化根基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连续性的信念受到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共识面临被碎片化的风险。放眼当下，一些境外势力借助人工智能，批量炮制篡改历史的虚假信息，大量AI生成的虚假史料存在倒灌境内网络空间的现实风险。一旦此类虚假内容渗入基础语料库，将导致AI系统持续输出带有偏见的历史叙事，进而形成“算法放大偏见—偏见固化认知—认知反塑算法”的恶性循环，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构成长期、隐性甚至难以逆转的侵蚀。

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面对“伪史论”的持续蔓延，必须深入辨析、有力批驳，从技术治理、教育引导与法治保障等方面协同应对。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紧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推动主流价值导向深度嵌入算法推荐模型，决不能让算法沦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声筒。对长期散播“伪史论”的账号，应依法依规处置，斩断谬种流传的链条；对扰乱公共秩序、触碰法律底线的极端行为，必须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学校与家庭应协同发力，持续提升青少年史学素养和媒介素养，努力实现从“知识灌输”到“认知免疫”的范式转换，帮助未成年人提高辨别历史传言真伪的能力，在算法包围的网络环境中守住认知底线。正史科普也要学会用新媒体的方式讲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历史观。

历史不容随意篡改，各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更不能被虚无消解。从煌煌大唐无数留存史册、遍布全国的文物古迹，到一代代考古学者不断出土印证文明的实物遗存，真实历史自有完整、坚实的证据链条支撑，无需自证。真正需要用心呵护的，是尊重史实、敬畏证据的公共理性。面对“伪史论”各种错误论调，我们应当以史实为盾、以法治为剑、以教育为基，主动发声、敢于亮剑，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这既是对数千年历史应有的敬仰和守护，更是面向下一代、面向未来必须扛起的沉甸甸的责任！

从美以伊冲突看全球能源格局之变

从美以伊冲突看全球能源格局之变

赵宏图 陈文林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引爆全球新一轮能源危机，能源安全越发成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优先选项，发展清洁能源被视为保障能源安全、降低对外依赖的重要路径，俄乌冲突后出现放缓趋势的全球能源转型迎来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国际能源力量对比加速演进，全球油气话语权此消彼长，积极拥抱能源转型的经济体或将在未来全球能源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

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变乱交织，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美国关税战及美欧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能源制裁等，令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进入“能源不安全时期”。特别是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前所未有”的能源产区供应中断，能源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全球能源发展逻辑与格局加速调整。

从能源政策目标和发展逻辑看，安全要素日益凸显。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多国出现供应短缺和油价上涨，促使能源安全问题重回决策中心。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紧迫威胁和长期风险将能源问题提升为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各国都把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视为头等大事。在亚洲，多国采取应急措施，如强推居家办公、实施燃油配给、对工业用户限产等，以维持经济运转和社会稳定。韩国全面实施石油最高限价制度，印度下调汽柴油消费税，菲律宾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在欧洲，多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部分国家公开呼吁放宽排放政策，意大利、德国等放缓煤电退出进程，英国通过经济补偿引导用户在需求高峰减少用电。被誉为全球“能源界达沃斯”的美国剑桥能源周，今年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能源安全议题的回归，核心词由前几届的“能源转型”变为“能源安全”，反映出发展逻辑从“效率成本优先”向“安全韧性为主”的转变。

从能源权力对比来看，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中东产油国和油气关键通道，导致传统能源权力格局再洗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能源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大幅下滑，欧盟付出惨重的能源和经济代价，美国能源话语权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东、拉美等油气出口国不同程度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美以伊冲突中，能源危机的“震中”发生转移。从买方看，亚洲消费国受冲击最重，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制造业备受打击，面临通胀高企、经济降速风险。欧洲多数国家亦受冲击，工业体系运转艰难。从卖方看，中东产油国产能和出口受损，阿联酋的退出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影响力进一步削弱，中东油气话语权大打折扣。因能源制裁放松和油价上涨，俄罗斯成为新的受益者，拉美地区产能增势强劲。美国油气出口份额和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强化，但危机也加速了石油“去美元化”进程。

从新旧能源转换来看，此次冲突为国际能源转型带来新机遇。俄乌冲突后，美欧出现“绿色倒退”，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推翻前任政府的“绿色新政”，使之前在碳中和行动中高歌猛进的国际能源转型有所放缓。美以伊冲突促使多国重新审视对化石能源及运输通道的依赖，加速了能源转型步伐。如越南、印度连续出台政策，加大光伏等绿色能源发展力度；韩国表示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重要契机；欧盟委员会公布“加速欧盟”一揽子行动方案，提出将加快各成员国电气化进程，加强电网系统建设。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预测，这轮危机将加速世界可再生能源、核能及电动汽车等的发展。

二

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是推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直接诱因。从深层次看，全球能源格局重塑既是近年来地缘冲突频发背景下国际能源“政治化”、“安全化”的延续，也是国际能源治理难以适配当前挑战的结果。

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演变为一场历史性的能源产区供应危机，通过产业链、通胀预期等多重传导渠道，不断侵蚀全球经济增长根基。全球能源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从过去以“效率”和“成本”为核心的全球化能源供应体系，加速向以“安全”和“韧性”为导向的区域化、多元化体系转变。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5月2日，部分油轮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的伊朗阿巴斯港附近海域。 视觉中国供图

地缘博弈加深能源问题“政治化”趋势，是能源领域面临的时代之变。当前，能源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地缘政治目标裹挟，能源供应链全球化趋势受挫，转而向“政治化”、“阵营化”加速重构。俄乌冲突后，能源自由贸易严重受阻，催生“政治联盟”内交易、“安全可靠”交易，促使多国能源自主意识觉醒，资源能源产供链本地化与区域化趋势明显上升。现任美国政府强推“能源主导”和能源武器化，将化石能源、运输通道、能源金融等领域政策与地缘战略全方位绑定，力促清洁能源“去中国化”，持续强化对俄罗斯等产油国的能源制裁，严重恶化国际能源安全环境。美以伊冲突推动能源“政治化”问题又一次集中爆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油气关键运输通道成为打击和反制对手的关键武器，强化能源的安全属性，推动全球能源贸易版图进一步“阵营化”、“区域化”，美欧能源纽带持续强化，俄罗斯油气出口进一步“东移”、“南进”。

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失序，是能源变局加速演进的“催化剂”。近年来，国际能源秩序动荡不定，现有应对机制严重失位、失效，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危机蔓延、加剧了各方能源权力之争。二战后美国长期将维护石油全球自由流动和市场稳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但随着“页岩革命”成功及自身霸权衰落，美国将能源优势当成外交筹码和地缘武器，构建“小圈子”式能源联盟，严重破坏传统能源治理机构效能。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将能源战略全面地缘政治化，将其作为延缓霸权衰落的重要工具，2026年初军事介入委内瑞拉，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导致油气价格反复高位震荡，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动乱之源”。现有国际能源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新变化新挑战，对能源危机无实质性作为，不仅不能反映多数国家的诉求，而且对部分国家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缺乏有效治理，对数智时代下能源技术发展伴生的风险缺乏有效防范举措，对能源武器化、“阵营化”更是无能为力。

能源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进程也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和反复。一是能源转型进退之变。俄乌冲突后，在能源危机和经济失速压力下，欧洲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的绿党式微，右翼和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倾向于放缓能源转型步伐、放宽对传统行业的绿色限制，导致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扶持力度明显减弱，英国石油公司等能源巨头随之压缩绿色投资。现任美国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放缓能源转型步伐。与之相对，亚太地区清洁能源战略持续推进，绿色经济快速增长，亚洲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总量的近六成，正成为能源转型的新重心。二是石油与电力之争。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等推动下，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持续上升。部分新兴经济体坚定走电气化和清洁发展之路，电气化水平领先，正逐渐成为“电力国家”。现任美国政府固守高碳发展道路，加速化石能源开发和出口，强化以煤炭、天然气、核能等支撑电网运行，试图以巩固化石能源优势、扩展全球能源霸权之路，与电气化、清洁化道路抗衡。三是转型与安全之困。欧盟等经济体对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日益焦虑，加大清洁能源供应链“降依赖”、“去风险”，导致其清洁能源发展成本和难度提升，陷入既希望推动能源转型又要求减少对外战略依赖的两难困境，贻误能源转型良机。

三

从长期来看，全球能源低碳化和电气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受逆全球化、大国竞争、地缘冲突、能源供需变化及转型历史规律等因素影响，未来全球能源发展及格局演变呈现新的特征。

传统能源供需格局“西移东进”，电力占比持续上升。历史经验表明，能源转型是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油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能源署甚至预测全球油气需求或持续增长至2050年。同时，在国际能源“政治化”、“安全化”背景下，围绕油气展开的地缘博弈将加速全球能源格局演变。其一，油气供给重心加速“西移”。未来中东产油国地位或持续下滑。中东地区动乱频发、对外资限制多，各国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极力寻求对中东油气来源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路线的替代；欧佩克内部裂痕加深，调控油价的能力明显削弱。俄罗斯在全球油气格局中地位恐难回到俄乌冲突前。尽管美以伊冲突给俄带来一定利好，但国际能源“阵营化”、“区域化”趋势将长期存在，美欧解除能源制裁希望渺茫，俄能源长期投资与建设阻力重重。美洲国家在全球油气市场地位持续上升。一方面，美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现任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化石能源开发和出口，其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地位将进一步巩固，主导权将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巴西、圭亚那等拉美产油国强势崛起，凭借其大量新开发油气资源和宽松投资环境，油气产量持续上升，到2030年有望成为非欧佩克关键油气供应力量。其二，消费中心持续“东进”。新兴经济体市场成为增长核心，需求重心持续向亚洲转移。瑞银预测新兴经济体市场人口增长快速、经济发展诉求强烈，将支撑未来数年的石油消费增长。尤其是中国、印度、东南亚将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在传统能源格局中地位上升。壳牌预测，到2050年，南亚、东南亚地区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将占全球总进口量约40%。其三，“电力国家”将加速崛起。未来5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会加速增长，全球电力建设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随着亚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在全球新增用电中占比将持续上升。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新兴经济体新增电力消费量将占全球新增总量的近80%。不过，人工智能耗电猛增加剧供需失衡，加之极端天气、地缘局势紧张、贸易摩擦等新旧风险叠加，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电力危机的概率同步显著增大。

当前，新能源发展势头呈现“西降东升”态势，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相对增大。其一，美欧新能源先发优势未充分发挥。因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反复与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美欧新能源产业本土制造能力弱，项目落地实施慢，尽管其新能源装机与发电量绝对值仍在增长，但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占比将呈现下降趋势。其二，新兴经济体在新能源发展中的优势将进一步放大。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中国、印度、巴西正成为新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从地区看，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重心持续向亚洲倾斜，亚洲2024年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在全球的占比超65%。美以伊冲突后，亚洲能源转型意愿更加强烈，相关政策更容易落地，清洁能源增长潜力进一步增大。其三，关键矿产资源国话语权显著上升。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需求大幅增加，相关市场与战略竞争加剧，印尼、澳大利亚、刚果（金）、拉美“锂三角”（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等富矿地区和国家，利用新一轮关键矿产价格上涨周期加大资源控制、推动产业升级，在未来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未来全球能源格局已非传统意义的“资源为王”，能源话语权的要素正不断丰富，掌握转型相关技术、金融、规则等话语权的国家将获得更大影响力。基于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多元化绿色治理体系将加速崛起，有望打破“小圈子”集团化、地缘政治驱动的传统能源治理模式。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各方力量重组，新旧风险交织，能源安全在可预见的将来始终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际社会应携手消弭冲突，反对能源“政治化”、“安全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从耿弇独破劲敌谈起

从耿弇独破劲敌谈起

季图南

东汉初年，海内未平，张步盘踞齐地十二郡，拥兵自雄。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军东征，在临淄大城东遭遇强敌，军情紧急。光武帝刘秀听说战事吃紧，亲赴前线驰援。耿弇麾下诸将听说光武帝亲征，劝耿弇“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待天子大军抵达再行决战。耿弇断然拒绝：“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于是整兵死战，大破敌军，荡平齐地。光武帝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甚至认为其功劳超过汉初大将韩信：“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

每读《后汉书》，必看耿弇传；每读耿弇传，必看临淄之役，青年将军英姿勃发、独破劲敌的形象跃然纸上。之所以要看这段历史，是因为它其中包含着一个道理：成事者贵在担责，败事者始于避事。耿弇平齐，不只是兵家奇功，更为历代官员立起一个标尺：分内之责不可推，眼前之难不可避，肩上之任不可卸。反观麾下诸将之议，看似谨慎求稳，实则有“遇事上交、坐等兜底”的怠惰之嫌。所谓一战见风骨、千古鉴人心，斯之谓也。

两千年来，官场风气更迭、世事沧桑万变，而担当与避事的对照，始终未曾更张。近代山河破碎，革命先辈承古人风骨，于艰难万状中扛起千钧重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堪称党史军史中最动人的担责范本之一。彼时无后方依托，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十分险恶。刘邓大军不上交矛盾、不坐等扶持，独自承压、力战破局，在敌人腹地扎下深根，为解放战争打开新局面。如果坐等上级支援，不可能取得千里跃进的战略奇勋，更不会有全国战局的根本性扭转。

世易时移，风骨相传。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蛇口工业区，也是基层担当的生动注脚。彼时的蛇口还是南头半岛最南端的一片荒滩，发展困难重重，无先行经验可鉴，一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各种风险很大。当时的负责同志不困于“无令不行”的旧俗，不抱着“等待上级松绑”的惰性，主动破局、大胆改革，打破铁饭碗，在全国第一个实行公开招聘，最早探索土地有偿使用、实行工程招标、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主动作为破解难题，奋勇“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些年来，一批批领导干部像东汉耿弇一样，不自囿手脚空等待，不留难题予上级，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古今担当，一脉相通。

千年吏治史，有正向激励，也不乏反面典型。西晋末年，吏治萎靡，庙堂大臣崇尚清谈，州县官吏遇灾荒则上报朝廷、遇匪患则坐等援军，日常政务敷衍搪塞，细微隐患层层上交，地方治理沦于空转，终致社稷倾颓。宋代中后期，冗官冗政滋生，官员多求安稳，遇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题上推、责任上移，朝堂疲于处置基层琐事，地方积弊无人根治，治世气象日渐消磨。吏治弊病，衰弛之始，往往不是无策可解、无人可用，而是人人畏难、个个避责。古史为镜，不可不鉴也！层层避事、向上推诿，从来不是小节瑕疵，而是祸政、误业、失心的沉疴。

古已有之的避事歪风，现在在我们个别干部中仍有残存。有的干部甘当工作“传声筒”，对信访积案、基层纠纷等棘手事务，不愿躬身入局、主动破解，稍有阻力便即刻上报，将本级该解的小事，拖成上级难办的大事。有的干部死守成规、不敢变通，抱着“唯上免责”的心思，把“按上级要求”当作护身盾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懂因地制宜、不敢创新突破，只会机械照搬条文，一旦出现疏漏，便以“遵从部署”推诿卸责，与古之庸吏避祸保身的心态别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干部效仿历代怠政官员，对民生诉求漠然置之，上级不督办则万事不理，群众不上访则束之高阁，细微民生隐患迁延累积，终成治理顽疾。

从大局看，不敢担当、向上推诿是政策落地之堵。耿弇若坐等光武帝驰援，齐地战局必然迁延日久、徒耗国力。现在如果我们的干部坐等上级决策、事事依赖上级兜底，再好的政策部署也会层层空转、难以落地。且宝贵的行政资源耗于层层请示、发展机遇失于反复拖延，改革发展事业必然受阻。从风气看，担当则风气清正，推诿则人心懈怠。有耿弇这样负重前行的良将，就有汉军的昂扬锐气。但是如果避责者得利、担当者吃亏，优劣无别、奖惩不明，实干风气消散，怠惰私心滋长，必将涣散队伍精气神，消解干事创业的氛围，进而损害良好政治生态。从民心看，古之良吏皆以恤民为责，而不是将百姓疾苦一味上推朝廷。如果我们的干部漠视群众诉求、层层推诿问题，看似规避了自身麻烦，实则疏离了党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元好问诗云：“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这句千古吏道箴言，恰是对耿弇风骨最好的注解，也是历代为官者的终身准则。盛世无沙场喋血之险，却有履职尽责之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应主动担当、不避其责。所以我们要根治遇事躲避、向上推诿的千年顽疾，努力提振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主动、勇气和能力。担当作为，首要是修心。要有主动担责、不留难题的赤诚，锤炼为民初心，破除私心杂念，把担当尽责刻入本心。担当作为，关键是修能。要学习先辈自力自为的本领，在破解难题中增长才干，练就敢担事、能成事的过硬本领。担当作为，重点是修制。要厘清权责边界、严明奖惩尺度，让担当者无顾虑、实干者有舞台，扬担责之为、祛推诿之弊，涵养守土尽责、主动破局的政治新风。

耿弇一战担责，贵在临难不避，成全一方安定、助成天下一统；晋、宋末年的庸吏层层推诿，终成政治积弊，以致政务废弛、甚而国运衰颓。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镜、以贤为范，事事不推诿、时时敢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直面矛盾、破解难题、服务群众，不断书写新时代履职尽责合格答卷。

学习问答 | 如何认识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学习问答

如何认识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王维国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曾动情地讲过长征途中的一个细节：“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茫茫草地、万般艰难，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党的政治建设，正是关乎党的建设方向正确与否的根本性建设。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在新的长征路上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的根本保证。

为什么党的政治建设能够被赋予“统领”地位？这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打个比方说，一艘巨轮要在风浪中顺利驶达目的地，引擎动力、船体结构、水手素质缺一不可，但尤为紧要的是航向和罗盘。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全局中，起的就是“定盘星”和“指南针”的作用，解决的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如果政治方向偏了，其他建设搞得再好，也只会南辕北辙，甚至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建设要筑牢政治信仰，组织建设要突出政治标准，作风建设要贯穿政治要求，纪律建设要严明政治纪律，制度建设要立好政治规矩，反腐败斗争更要首先从政治上看。可以说，“统领”二字生动揭示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准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才能把党的建设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合力。

纵观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一条根本的优势和经验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始终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很重要的就在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带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实现全面提升。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就容易百病丛生。那些落马的腐败分子，翻开他们的忏悔录，无一不是从政治上丧失立场、思想上蜕化变质、纪律上松弛放任开始的，根子都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上出了问题。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警示我们，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抓好了政治建设，党的其他建设就有了“灵魂”和“根基”；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是什么？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就会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并将其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在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上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要加强政治历练，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使自己的政治能力同担任的工作职责相匹配。

有的同志认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中央的事、上面的事，跟普通党员、干部关系不大，或者认为讲政治就是表个态、只要不违规违纪就算讲政治了。这些认识是错误的，必须坚决予以澄清纠正。讲政治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的，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和一言一行之中，绝不是“空对空”，而是“实打实”。面对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能否自觉从政治上看、不折不扣贯彻执行，这是讲政治；面对网络上抹黑党的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能否擦亮眼睛、敢于亮剑，这也是讲政治；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是真心实意解难题、办实事，还是“踢皮球”、“打太极”，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是讲不讲政治的直接体现。政治觉悟不够，就会对潜在的政治风险认识不足；政治能力不强，就会对上级精神理解跑偏、执行走样，导致好的政策遇到梗阻、“沙滩流水不到头”。可以说，党的政治建设的效果，直接决定了履职尽责的成效和干事创业的境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接受“政治体检”，把讲政治融入血脉、化为常态。那些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本身就是在用实际行动书写政治答卷。

革命战争年代，硝烟弥漫、关山阻隔，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决胜千里之外。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草地深处有革命队伍的方向，电波声里有党中央的号令。从烽火岁月到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始终需要倾听这振奋人心的“嘀嗒、嘀嗒”声，一以贯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使全党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在新的长征路上步调一致向前进，奋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荣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别让“零舆情”执念捆住干事手脚

编辑同志：

不少地方和单位把“零舆情”当成了工作的硬指标。凡事先想会不会出舆情，出了舆情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忙着删帖子、捂盖子。

片面追求“零舆情”，往往催生出形式主义。遇事只有舆情预案，却没有问题预案，先算舆论得失，不算群众得失，导致本该直面回应的诉求，被层层转办拖成了“慢作为”，本该当场解决的矛盾，被反复研究熬成了“老大难”。

把“零舆情”当成目标，是本末倒置。把不同声音当成洪水猛兽，是对治理本质的误解。真正的治理，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群众有不同意见，有质疑声音，本就是治理过程中的常态。对待舆情的正确态度，从来不是追求完全没有声音。治理的活力，恰恰在于对不同声音的包容。允许有正常的讨论，允许有善意的批评，工作才能在互动中不断完善。

应把回应舆情的力气，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每一次群众的关注都当成改进工作的契机，把回应做得坦诚，把事情办得敞亮。当党员、干部不再空把精力耗在“防舆情”上，而是把心思全部用在为老百姓解难题、办实事上，干群关系自然会越来越牢固，发展合力也会越来越强劲。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委组织部 曹斌

破除浮躁心态 走出“政绩焦虑”

“政绩焦虑”是部分领导干部在履职尽责过程中，因对政绩评价、个人发展、责任落实等问题过度担忧、急躁不安而形成的一种不良情绪倾向，极易导致浮躁心态，进而衍生出一系列错误行为，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诸多危害。

“政绩焦虑”与浮躁心态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综合叠加的结果。有的领导干部忽视常态化党性锤炼，面对困难挑战首先考虑个人前途，陷入“求稳怕乱”的消极心态。有的把职务升迁、名利得失当作人生目标，达不到预期便持续焦虑。有的知识储备、实践能力跟不上时代要求，面对复杂问题束手无策，产生本领恐慌与自我怀疑。有的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尤其在换届、考核等关键节点，攀比心理与得失心持续加重，焦虑情绪被进一步放大。

破除浮躁心态、走出“政绩焦虑”，需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完善制度机制，考准考实真实政绩；提升能力素质，增强担当作为的履职底气；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务实作为的良好环境。（摘自《实践》杂志2026年第6期）

统计图表：2026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