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章，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刻阐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深入回答了事关基础研究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攻坚期，在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的形势下，学习贯彻好这篇重要文章精神，对全党全社会深化对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和实践要求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各项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本期配发了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和方面作出阐释。本刊编辑部文章，聚焦基础研究为何重要、怎样加强，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解读；阴和俊的文章，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作出阐释；于吉红的文章，对怎样认识和把握基础研究的内在规律作出阐释；于晓宇的文章，阐释如何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潘建伟的文章，对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作出阐释。

学习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本刊评论员文章，对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作出阐释。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陈晋的文章，阐释长征何以胜利、何以开创新局、何以永远。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本刊评论员文章，阐释如何立足优势、采取更精准更有效的办法破解这一矛盾。

潘功胜的文章，对如何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作出阐释。

“深度调研”专栏，刊发联合课题组的文章，阐述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情况。“求是专访”专栏，刊发本刊记者对杨萍、许英杰的访谈，探讨如何认识和破解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文化中国”专栏，刊发李卓的文章，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作出阐释。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6年4月30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基础研究，目的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五五”开局之年开这个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刚才，几位同志作了发言，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吸收。

2026年4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推动科学技术巨大进步，带动社会生产力显著跃升。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求我们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当前，各级各有关方面对基础研究总体上认识不断提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基础研究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可消极无为，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境界和担当，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这不只是科研工作思路问题，更是大局观、政绩观问题。要认真查摆和整改科研工作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推动各级各有关方面结合实际真正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倾力抓、持续抓，不断抓出新成效。

第二，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要把准目标方向。有的放矢才能提高基础研究质量。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根据不同领域情况分类施策，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要强化力量协同。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广泛调动各方力量。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创新科研管理方式，壮大基础研究力量。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基础研究项目，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要健全学科布局。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面对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的新形势，要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第三，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要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自主培养始终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注重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要大力扶持青年人才。青年人才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很多重大成果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要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队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加强教育引导和关心关爱，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

要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基础研究是一项探索未知的事业，需要热爱和坚守。要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薪酬待遇，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身安心安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科学家故事，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第四，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基础研究很大程度是面向未来的，必须久久为功。要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

要加大经费投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占比超过7%，但与世界科技强国15%至20%的比重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稳步增加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和平台基地提供稳定支持，对优秀研究团队和人才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对重大原创项目采取滚动式支持。

要优化研究条件。立足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提高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和利用效率。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鼓励国内外成果在我国期刊和平台首发。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开发科学基础大模型和学科领域专业模型，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代表成果评价、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团队评价等机制，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学术价值。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互促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式，为基础研究人员松绑减负。

要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鼓励基础研究人员潜心钻研，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推动科技界正学风转作风，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第五，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探索世界科学前沿，国际合作必不可少。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作用，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基础研究人员交流规模。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支持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央科技委要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抓好重大任务和重要事项督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基础研究为何重要、怎样加强

基础研究为何重要、怎样加强

《求是》杂志编辑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2026年4月30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从优化系统布局、壮大人才队伍、加强支持保障、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以“等不起”的危机感和“慢不得”的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持久的澎湃动力。

基础研究：同建设科技强国是什么关系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鲜明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加强基础研究对于建设科技强国的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必须锚定科技强国目标，把基础研究摆在战略优先位置，不断以基础研究新成效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基础研究是赢得国际科技竞争、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战略制高点。一方面，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边界正日益模糊、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转化周期大幅缩短甚至同步发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直接、更明显、更有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基础研究范式，数据、算法、算力成为科研活动的重要变量，基础研究正在从传统的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拓展到模型模拟、智能计算、机器学习和人机协同的新阶段。谁能在基础研究上抢占先机，谁就更有可能定义和引领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领域前瞻布局，极力抢占竞争主导权。美国将基础研究提升至国家战略竞争核心位置，2022年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2023—2027财年支出810亿美元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科学教育和研究能力建设；2026年7月，发布战略报告《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进一步系统提出改革科研资助机制、扩大人才长期稳定支持等举措，试图重构该国基础研究的制度生态。欧盟、英国推出“地平线欧洲”、“英国研发路线图”等规划，力图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先进制造等领域占得先机。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态势，我们等不起、输不起，只有把基础研究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跟在别人后面跑”的被动局面。

2026年7月21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AF）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图为7月19日拍摄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基础研究是决定我国科技发展实现质变跃升的核心变量。我国科技正在从“跟跑”、“并跑”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一些领域已进入“无人区”，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只有依靠基础研究源源不断产出原创性成果，才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要看到，尽管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差距还较为明显。比如，能够改变学科范式、开辟全新方向、支撑新技术路线的重大原创成果依然偏少，自主提出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还需增强；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与主要科技强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投入结构、效率和长期稳定性仍需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间协同不足，科研任务、重大平台、数据资源、关键人才和产业场景之间仍不够协调；等等。如果不补上这些短板弱项，基础研究的“源头”和“总机关”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就会缺乏持久动力。只有取得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能支撑我国科技创新实现整体性、格局性跨越，畅通从基础研究强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部署推动下，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持续发力，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和新型研发机构纷纷布局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安徽合肥等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加速成形，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基础研究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有的认为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不如搞“短平快”项目实惠；有的认为基础研究是国家的事，与当地发展关系不大；有的认为反正基础研究已经落后了，一时也难以追上，不必在自己的任期花那么多精力；等等。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化对基础研究规律的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上来，倾力抓、持续抓，不断筑牢建设科技强国的底座。

基础研究：如何把握组织化科研和自由探索的关系

组织化科研和自由探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方式。加强组织化科研，就是要围绕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就是要尊重科研人员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允许自主选题、大胆试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让基础研究既有攻坚的力度，又有探索的活力。

基础研究需要加强组织化，这是大科学时代的内在要求。从早期的以自由探索为主，到二战后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大团队、大设施、大平台的作用逐步加强，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数千名科学家参与其中，取得了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等重大成果；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组织大团队通过超新星观测揭示暗能量；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多国科研力量共同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这些重大基础研究突破表明，组织化科研已成为科学界攻坚重大前沿课题的基本范式。当前，科学研究不断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日益呈现出深度交叉性、应用指向性、资源依赖性等新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等成为基础研究的问题来源和重要驱动力，对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前部署面向2035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不断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组织协同不畅、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自主权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形成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充分释放组织化科研效能。

加强组织化科研，并不是不重视自由探索，而是要推动两者协同发展。科学家的自由探索是科学进步的内生动力，组织化科研则是将科学家的好奇心引导到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上的有效方式。事实上，很多重大原始创新并非单靠组织化科研或自由探索某一种模式，而是靠两者各展其长、“双重合唱”。比如，薛其坤长期关注拓扑量子材料领域，组建跨学科团队联合攻关，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王贻芳深耕粒子物理前沿，牵头负责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率先发现一种全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首次精确测量了混合角θ13。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好两者的协同效应，既发挥组织优势打攻坚战，又尊重基础研究灵感瞬间性、路径不确定性、成果难以预判性的规律，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与“让奇思妙想生长”两个优势协调好、运用好。同时，还要建立动态转化通道，让自由探索的突破能及时进入组织化攻关视野，让攻关中凝练的新问题反向激发新的自由探索。

基础研究：如何把握出成果和出人才的关系

基础研究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人才本身就是成果。两者互为依托、相互成就。正确认识和把握其辩证关系，关键是要扭住“人才”这个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202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在北京迎来4000余名本科新生。为全面落实国家“强基计划”，清华大学于2020年设立致理、日新、未央、探微、行健5个实体书院，打破专业和院系的界限，不断探索理工双学士学位、本博贯通、导师制、学科交叉等新型培养模式。图为当日清华大学致理书院新生报到现场。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摄

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亿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家”式人才在考核压力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性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关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年均用于项目申报、填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三分之一，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实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十年磨一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

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八成；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持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优秀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基础研究：如何把握自主和开放的关系

8月9日，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此启幕。这次大会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工作者，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领衔主讲、分享最新成果。这是我国基础研究既坚持自主创新、又积极拥抱国际合作的一个生动写照。

基础研究的关键发现、重大创新要不来、买不来、换不来，必须靠自己。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无论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长期以来，正因为我国坚持基础研究自主可控，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涌现出单原子催化、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重编程、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成果，在化学、材料科学、农学等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当前，全球科技格局阵营化、壁垒化、碎片化趋势加剧，源头性、体系性、精准性科技遏制持续升级，国际数据共享、仪器流通、人才互通的传统秩序遭受严重冲击。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把基础研究这个“源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打造自主可控的基础研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在国际竞争中站得住、立得稳、走得远。

坚持基础研究以我为主，并不是否定和排斥国际合作，更不是关起门来搞科研。世界科技史一再证明，即便是科技强国，也要依托全球创新网络吸纳前沿思想、顶尖人才、先进方法、优质资源，才能实现本土科研体系的持续迭代与能级跃升。近年来，我国坚持在自主积累的基础上以开放合作汇聚全球智慧，从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向全球科学界开放共享，再到依托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开展国际联合观测等，既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汲取了世界有益经验。当前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宇宙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复杂度高、交叉性强、投入规模大，单凭一国之力难以系统性破解，更加迫切要求开展国际合作。虽然个别国家为了一己私利，妄图通过“筑墙设垒”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创新体系之外，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主动扩大开放、深化国际合作。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作用，联合各国开展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基础研究：如何把握破解卡点难点和完善创新生态的关系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仍面临重大原创成果偏少、投入结构不优、协同机制不畅、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和挑战。加强基础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策举措，创新体制机制，一一破解制约基础研究发展的卡点难点问题。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创新生态建设问题，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培育完善创新生态上，加快形成良好的制度土壤和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打通各种障碍，让基础研究的活力充分涌流。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基础研究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就要健全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长周期评价和支持制度。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措施，推动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同时，评价体系不健全、管理方式不够灵活、稳定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必须通过改革的办法来破解。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相关规章制度，健全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搞基础研究不像盖楼可以按预期进行，今天盖一层明天再盖一层，而是有很大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失败。要建立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设立面向高风险、非共识创新和冷门方向的专项基金，让甘于“坐冷板凳”的人不必为“无米下锅”发愁，让敢闯“无人区”的人不必为失败付出代价。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科学精神、创新文化是一个社会保持创新活力的灵魂，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离不开精神激励、文化滋养。这不仅是精神道德层面的号召，更是基于基础研究自身规律和科研活动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基础研究越是面向未知、走向前沿，越需要科研人员保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具备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当前，社会上还存在急功近利、盲目追热点等问题。比如，有的家长更关注就业，以致一些具备科研潜质的学生放弃兴趣特长另选所谓“热门”专业；有的科研人员倾向选择“容易出成果”的路径，不愿触碰真正有难度的问题。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缺失。要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坚决惩治科研腐败。加强科普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阴和俊

基础研究是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探索技术原理，获取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活动，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加强我国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制定实施一系列规划和政策，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研任务和重大科学工程，建成一批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总的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人才规模世界第一，发表科研论文总数、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连续多年世界第二，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知识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比如，在全球竞争激烈的生物制造领域，伴随人工智能辅助基因编辑等新研究范式日益成熟，基础研究成果向医药、化工、能源等产业领域转化的速度大幅提高，基因编辑工具、底盘细胞构建等底层技术创新显现出重塑产业发展路径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必须把基础研究放到事关科技命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拿出务实举措，广泛调动各方力量，倾力抓、持续抓，推动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切实解决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问题。基础研究是面向未来的，只有加强统筹谋划，强化系统布局和组织协调，才能推动战略目标、资源配置、科研实践协同贯通，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体系化支撑，在变革中把握主动、抢占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实施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布局目标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协同建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体系化攻关能力稳步提升，一批前沿方向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化学、材料科学、农学等学科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但与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布局仍然不够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存在体系协同不强、整体效能不高等问题。在任务部署上，基础研究任务跟风追热点，从重大需求、重大工程、重点产业中凝练出关键科学问题的机制还不健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从产业端主动凝练提出的科学问题不多。在力量统筹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学科布局上，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有待加强，适配交叉学科创新研究的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建设滞后。部分高校交叉学科挂靠在专业院系，资源按院系切块分配的路径依赖犹存，组织建制形式大于内容。这些问题导致基础研究前沿供给与国家急需之间出现错位脱节，多学科交叉融通、大兵团协同的创新潜力难以充分释放，限制了从源头催生颠覆性创新成果的能力。

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优化各类科技计划定位，强化不同渠道基础研究任务的差异化布局和有效衔接。从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需要出发，进一步找准基础研究主攻方向，系统谋划一批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提高项目组织化水平。构建并完善定位清晰、协同高效的基础研究力量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组织实施科研任务、参与成果评价，切实把科技领军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落实到制度安排上。鼓励并加强跨学科研究，进一步强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努力打造基础研究高地。

着力破解高水平人才不足难题。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我国基础研究人员2024年全时当量达59.7万人年，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居世界第二，理工农医人才后备力量全世界体量最大。虽然人才规模优势明显，但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占全部研发人员比重仅8%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高水平人才方面，“有高原、少高峰”问题成为制约原始创新的突出瓶颈，现有高被引科学家集中在材料学、化学、工程科学等领域，能够开辟全新学科方向、引领国际前沿的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稀缺。青年人才方面，“内卷”压力大，倾向选择“短平快”研究方向，难以潜心开展原创问题探索。对具备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引导和培养不够，职业早期支持力度不足。对本科阶段学生科学兴趣培育重视不够，不少具备科研潜质的青年学生过早转向热门应用方向。

解决这些难题，是我们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着力点。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有效路径，培育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加大对青年人才职业早期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力度，长期稳定支持一批成绩突出、创新潜力大的优秀青年人才，探索建立竞争择优基础上延续资助和里程碑考核基础上长周期资助的人才支持模式。健全在科研一线遴选发现优秀青年人才的机制，赋予优秀青年人才更多“挑大梁”、“当主角”的机会。持续加大国际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依托重大科研任务集聚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和求知欲，为基础研究培养后备力量。

新时代以来，我国协同建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体系化攻关能力稳步提升。图为2025年7月17日拍摄的位于北京的怀柔实验室。作为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该实验室面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构建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 怀柔实验室供图

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基础研究见效慢、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往往需要长期沉淀，才能换来“一鸣惊人”的超越，必须健全长期稳定的支持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对原始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强化。中央财政建立了基础研究投入稳步增长机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增速远超同期研发经费投入。建成散裂中子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等45个世界领先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发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米级口径衍射光栅等一批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中心、实验材料资源库等各类资源平台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共享水平稳步提升，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但对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经费投入、科研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短板依旧明显。经费投入方面，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占比达到历史最高7.08%，但相比世界科技强国15%—20%的比重仍有不小差距。而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财政，企业、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强，多元投入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低于10%，与美国约35%、日本约45%的比例差距较大，多数龙头企业研发经费集中于产品迭代与工艺改进，开展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支持模式方面，竞争性短期项目占比过高，稳定支持经费占比偏低，不利于开展长周期重大原创性研究。科技基础条件保障方面，高端科研仪器、关键试剂、科学数据自主保障能力不高。比如，部分生命科学领域高端试剂、特种科研检验检测仪器、核心科学软件等仍高度依赖进口；部分大科学装置“重建设、轻运行”，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点产业发展支撑不够，开放共享效能没有充分释放。

必须改善上述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保障，助力基础研究跑出“加速度”。要稳步提升中央、地方财政基础研究经费规模，采取更有力政策撬动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打通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和捐赠资助基础研究的渠道，拓展科技金融支持基础研究的路径。构建定位清晰、管理规范、配置高效的资助体系，优化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资助机制，提升经费使用效能。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统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布局，集中力量攻关高端科研仪器，培育科研仪器龙头企业，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出版集团。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创新，完善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拓展科学研究智能化应用场景。做好实验材料、科学数据、科技资源调查、科学考察等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我国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知识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图为2026年7月6日，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做实验。该中心聚焦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的共性科学问题，向国际科学界提供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患者带来新希望。 新华社记者 陈朔/摄

坚决破除科研生态中的顽瘴痼疾。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需要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开展针对“四唯”、评审专家被“打招呼”、论文造假等问题的治理，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加强正向引导，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建设优良学风，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例如，中国科学院成立以老科学家命名的科技攻关突击队，中国科协持续推进“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但建设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依然任重道远，不少顽瘴痼疾尚未根除。比如，不少科研机构仍然把“高水平期刊论文数”、“项目数”、“经费数”、“帽子”等作为考核评价的指标，导致学术造假、项目申请“打招呼”等违规行为难以杜绝。再如，“圈子文化”、“学阀”做派等问题依旧存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学术风气异化。此外，学术不端惩戒震慑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部分单位学风作风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联合惩戒、终身追责机制效能释放不足，科研诚信约束有待进一步强化。

培育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良好科研生态，必须直面问题、对症下药，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建立原创导向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深化基础研究项目、人才、机构评价改革，强化分类评价和改革联动。开展以成果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改革，完善代表成果评价、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团队评价等机制。持续深化对“四唯”、“帽子”、“学阀”等顽疾的治理，抓好评审专家被“打招呼”专项整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构建惩戒有力的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立多方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持续开展系好学术生涯“第一粒扣子”宣讲，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规范学术道德，强化学术自律，推动恪守科研诚信，涵养优良学风作风。塑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尊重多元创新思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大力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120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200多个科技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形成全方位国际合作格局。我国牵头发起“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人体蛋白质组导航”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构建覆盖122个国家12个学科的数据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工程。

我国基础研究开放合作迈出了新步伐，但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个别国家对基础研究合作交流的遏制持续加大，严重阻滞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我国科学家凝练提出世界性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主导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合作项目偏少。面向重大前沿科学难题的深度协同攻关不多，标志性创新成果较少。在华设立的国际科技组织数量有限，我国在国际学术组织、技术标准组织、顶级学术平台的核心席位占比偏低，在重大国际科学计划遴选、国际评审规则修订、开放科学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发声渠道有限。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要在国际合作上乘势而上，不断开拓新局面。深化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伙伴计划，用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等交流合作机制，积极探索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新渠道、新模式，支持发起建立多边研究与交流机制网络。加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人类共同关注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吸引更多国家开展联合攻关。积极牵头发起、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开展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国际开放合作项目，支持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国际杰青计划和中欧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加大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实施力度，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来华开展合作研究。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扩大基础研究人员交流规模，推动更多中国学者参与国际顶级学术组织。大力倡导开放理念，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高水平开放合作中持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

不断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

不断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

于吉红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持续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求我们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基础研究，必须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只有充分把握基础研究的内在规律，才能在科研组织、资源配置、评价激励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持久的源头供给。

一

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是驱动基础研究发展的两大动力。前者以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内生驱动，是催生原创性、颠覆性科学突破的重要源泉。后者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外部牵引，开展定向性体系化的基础研究，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纽带。二者辩证统一、相互转化。自由探索积累的科学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知识储备与方法工具，目标导向研究提炼的底层科学问题为自由探索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与应用场景。我国量子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两大动力协同发力的生动例证。潘建伟团队从量子纠缠等基础问题起步，经长期探索形成积累，进而凝练为国家战略任务，主导研制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使我国跻身世界量子科技前列。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在动力机制上仍存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协同不足、衔接不畅问题。一方面，部分自由探索因缺乏需求牵引和场景锚定而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困境，研究方向分散、原创性不足，难以汇聚成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另一方面，目标导向研究在任务分解和项目组织中往往过度强调技术指标和节点交付，对前沿科学自发涌现的新思想、新方向吸纳不够充分，制约了好奇心驱动下“从0到1”原始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难以实现前沿科学突破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顺应基础研究规律，促进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有机结合，需要健全双轮协同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与前沿科学探索，建立战略目标清单与前沿探索选题双向互通机制，让目标导向研究为自由探索指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导向，同时让自由探索的前沿原创性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源头支撑。在科研管理层面，优化差异化且互通兼容的项目管理机制。针对重大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预留适度弹性探索空间，避免用刚性任务指标束缚原创性探索；面向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充分挖掘其赋能产业升级、科技攻关、民生保障的潜在价值，推动自由探索与定向攻坚协同发力。在资源与评价体系层面，打通两类研究的经费统筹、平台共享、人才互通通道，搭建共享科研平台与人才流动机制。

二

基础研究从问题提出、路径探索到取得实质性突破，往往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是基础研究区别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特征。“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院士，半个世纪深耕高温超导，于2008年携团队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自1969年起担负抗疟研究任务，历经数百次筛选、反复实验，翻阅海量中医药古籍，熬过无数失败的探索阶段，最终成功发现和提取青蒿素，为全球抗疟事业带来历史性突破。一项重大理论从提出到公认，从原理创新到孕育颠覆性技术，常需数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因此，评判基础研究的成果与成效，必须符合其长周期、高风险的基本特征，既不能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标准衡量科研探索进程，也不能以短期功利化的标尺衡量创新活动价值。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短视化倾向，导致形成制约原创性探索、颠覆性研究的机制障碍。现行科研项目多以3—5年为周期，配套实施年度考核、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的全过程刚性管控。此类高频率、指标化的考评机制，客观上易使科研人员优先选择周期短、见效快的研究方向，而回避周期长、风险高的“无人区”课题，由此导致基础研究产出中“跟踪式”、“增量式”成果较多，而“引领式”、“颠覆性”突破不足。此外，科研人员需要持续申报项目、争取经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与团队积累，存在重项目申报而轻学术深耕的倾向，甚至出现研究方向随项目指南频繁调整的短期行为。目前科研实践中对科研失败的界定模糊、包容不足，探索性研究的失败往往被视为科研能力不足，导致科研人员抱持“求稳怕错”心态，倾向于选择风险低、易出成果的热点领域，不利于核心科学问题持续攻坚。

遵循基础研究的过程规律，必须坚持久久为功，从管理理念、评价体系、投入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构建鼓励潜心钻研的良好科研环境。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制度，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结构，逐步提高稳定支持经费占比，破除简单量化、频繁考核的管理束缚，让科研人员潜心长期深耕。摒弃工程化、线性化管理思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调整权，精简各类报表、检查、评审活动，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立足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现实场景，健全多方主体利益协调与成果共享机制，明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产学研联合基础研究中的权责边界。压实科研主体责任，健全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全链条管控机制，完善学术不端惩戒与伦理审查制度。在全社会培育尊重规律、包容失败、尊崇奉献的价值导向，引导科研工作者摒弃浮躁心态，永葆学术初心。

三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表明，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路径。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向微观、宏观、复杂系统拓展，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已难以解决前沿科学问题和应对重大现实挑战，科学突破的生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学科的边界地带与交叉领域。例如，“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成功研制，是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的结果；人工智能的突破是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学科交叉不是不同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思维范式的深度融合，催生新的学科分支、新的理论框架与新的研究工具，从而突破单一学科的认知局限，打开新的科学领域。面向未来，无论是脑科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方向，还是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重大战略需求，都必须依靠多学科交叉的协同攻关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图为2026年4月10日拍摄的“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局部。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尽管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已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但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形交而神不交”的问题仍客观存在。一是传统学科的组织壁垒根深蒂固。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普遍按照一级、二级学科设置院系与研究室，资源分配、人才招聘、职称评审、成果认定很大程度上以单一学科为基本单元，跨学科研究难以获得稳定的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持，交叉研究平台多为松散型、虚拟型组织，缺乏独立的人财物管理权，难以形成实体化的交叉研究力量。二是交叉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仍然不高。多数交叉合作停留在“拼凑式、拼盘式”的浅层次协作，不同学科人员只是围绕同一项目各自开展研究，缺乏共同的核心科学问题牵引，难以产生真正的原创性重大交叉成果。三是交叉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相对滞后。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仍主要以单一学科培养为主，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于本学科范畴，缺乏跨学科的系统训练与思维养成，导致高端交叉人才供给不足；同时交叉成果面临“归属不清、认可度低”的困境，致使科研人员开展交叉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

顺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规律，必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学科交叉融合格局。要破除学科组织壁垒，打造实体化交叉研究平台，围绕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立一批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坚持以核心科学问题为牵引，凝练一批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的重大交叉科学问题，通过设立交叉研究重大专项，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资源，开展体系化、建制化攻关。集聚吸纳全球优质科研资源，支持鼓励我国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在双向开放协作中拓展学科交叉的广度与深度。

四

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必须尊重人才成长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关键在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搭建知识框架、塑造科学品格；科研提供真实问题场景、完成实战能力训练；人才制度解决激励导向与发展保障问题。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主力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规模突破4800万人，学科积淀深厚、生源储备充裕，具备自主培养一流基础研究人才的有利条件。

对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要求，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若干短板弱项。比如，价值塑造深度不足，部分青年师生对基础研究战略价值认知有待深化；人才识别手段相对单一，重分数轻潜质，难以精准发掘真正拥有科学好奇心与思辨探索能力的苗子；培养链条衔接不畅，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阶段贯通不够，不少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才首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训练，没有抓住宝贵的学术成长窗口期；稳定支持资源不足，青年人才在生活保障方面仍面临实际困难。

顺应人才培养规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以系统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着力构建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要拓宽人才入口，搭建兼顾学业水平、科学兴趣、创新潜质的多元识别体系，持续做强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以贯通式培养淬炼科研能力，畅通本科打基础、本研贯通、实战化训练的阶梯式培养路径，推动学生早进课题组、早进实验室、早接触真实科学问题。建立灵活的跨学科组织机制，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向青年学生充分开放，发挥科研院所重大科研任务集聚的优势，推进校所联合培养，把科研任务转化为育人资源。以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格局拓宽引才聚才用才渠道，汇聚全球高层次智力资源，打通课题、设备、人员流转的制度堵点，推动不同学科师生围绕同一个科学难题协同攻关。基础研究人才的志趣，很多萌芽于中小学阶段。高校要主动对接基础教育，依托实验室开放、科普研学、暑期科研体验、中小学教师培训等载体，向青少年展现基础科学的独特魅力，尽早发掘和保护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高等师范院校更要发挥自身特色优势，赋能基础教育科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基础研究的文化氛围，引导更多优秀青少年愿意选择基础学科发展道路。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于晓宇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深刻指出，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研究，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习惯把科技创新理解为一条相对清晰的链条：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科学原理，企业开展应用开发，再把成熟技术转化为产品。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命科学、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渗透，产业中的工程难题不断向基础科学深处延伸，一项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迅速打开新的技术和产业空间。在这种变化中，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能够把最接近产业、场景和技术极限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现科学问题、组织创新资源和验证科学发现的能力，把产业发展最前沿变成科学问题最前沿，进一步拓展原始创新的源头。

一

关于企业做基础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不少认知误区。

误区一：基础研究离现实应用越远就越“基础”。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基础研究主要来自科学家的好奇心和自由探索，企业面对市场竞争，更适合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两者属于不同领域。事实上，基础研究的“基础”，并不取决于它离现实问题有多远，而在于是不是探索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机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研究微生物，起点是发酵、疾病防治等现实问题，却由此推动了微生物学的重大突破。许多工程难题一层层追溯下去，最终都会触及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具身智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机器人真正进入复杂现实环境以后，面临的不只是机械结构和产品设计问题，还会延伸到物理交互、环境认知、长程推理、动态预判等底层问题。很多看似应用卡点的地方，研究到最后，恰恰是因为缺少对基本机理的进一步认识。科技发展历程表明，追求科学真理与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无论是追问基本规律，还是由重大现实问题牵引，都可以产生原创性科学发现。这类研究尤其值得企业参与。

误区二：企业是创新链条的“最后一棒”。“科学家负责发现，工程师负责发明，企业负责产业化”，这种认识低估了企业创造新知识本身的价值。科技创新史上，企业一直是重要的科学知识生产者。贝尔实验室孕育了晶体管和信息论；IBM长期推动计算机科学和体系结构研究；近年来，谷歌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AlphaFold破解了长期困扰科学界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难题。这说明，企业做科学研究，并不只是为了更好吸收“别人生产的知识”，自己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竞争越来越向底层科学问题前移，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企业只在已经公开的知识基础上创新，其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上，这显然不能让企业走得长远。真正具有全球引领力的科技企业，不仅要能够把已有科学知识转化成技术，还要有能力生产别人尚未掌握的新知识。谁更早发现一个新的科学规律，谁就可能更早开辟新的技术路线，进而影响技术标准、产业生态乃至未来市场。

误区三：企业做基础研究等同于“建一个大实验室”。一谈企业做基础研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基础研究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极高，只属于少数大型科技企业。事实上，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没有一种标准模式，更不意味着每家企业都要复制出一个大型企业研究院。科技领军企业可以围绕决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格局的重要方向，形成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能力；成长型科技企业可以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小而深”的科学积累；中小科技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开源社区和公共科研平台参与基础研究。企业还可以发挥一种更为独特的作用：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把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转化为值得作进一步科学研究的真问题，本身就是国家基础研究体系不可缺少的能力。

误区四：用普通研发项目尺度评价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往往可以设定明确的产品目标、进度和市场回报，基础研究却天然具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越是原创性强的研究，越难事先准确判断什么时候能取得突破、最终会形成什么成果。如果要求每一个基础研究项目都在规定时间内形成专利、产品和利润，企业必然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风险低、回报快的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不仅考验企业的“家底”怎么样，更考验企业能否坚持长期主义。科学探索中的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源浪费，许多时候，它恰恰是逼近未知边界必须付出的学习成本。

二

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需要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个重要变化，是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反馈循环越来越快。过去，一项基础科学发现从论文走向技术，再从技术走向产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今天，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先进材料等领域，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应用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快。一个新的算法可能很快进入终端产品，一项材料机理上的突破可能迅速改变器件设计，一项生命科学发现也可能直接打开新的诊疗路径。基础研究不再是远在产业创新上游的“蓄水池”，在一些前沿领域，它本身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尤其能够说明这一变化。一些大模型企业既开发产品，也持续围绕模型架构、训练方法、推理机制等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例，其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包含明显的科学探索和工程创新特征。企业在解决现实技术难题的过程中，可能不断逼近知识前沿，而新的知识突破也可能很快改变模型和产品能力。过去泾渭分明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边界，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正在被逐渐打破，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相互渗透性。

另一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的重大科学问题超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比如，在脑机接口研究中，理解脑信号涉及神经科学，采集信号需要材料、电极和芯片，解码信号依赖数学和人工智能，走向临床又涉及医学和工程。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属于某一门单独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基础学科围绕同一个问题重新组合知识和能力。这意味着，基础研究的组织方式也需要随之改变。过去，科学研究更多围绕学科、实验室和科研机构组织；今天，越来越多重大科学研究要求围绕“问题”配置人才、知识和资源。企业面对的也不只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如新能源汽车企业面对的是怎样让电池更安全、更轻、更耐用；人工智能企业面对的是怎样让机器形成更可靠的感知、推理和决策能力；生物技术企业面对的是怎样理解疾病机制并形成有效干预手段；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求跨越学科边界、实现交叉融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为2025年6月14日拍摄的上海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该中心是华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基地。 视觉中国供图

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角色也由此出现新的交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通过创新创业，把实验室中的新发现带到产业一线；另一方面，一批科技企业创始人和技术领导者深度参与前沿研究，使企业同时具有技术创新组织和知识生产组织的属性。这使过去分别存在于科研体系和产业体系中的两种思维开始相遇。科学家不断追问“为什么”，关注规律、机制和未知边界；企业家不断追问“有什么用”、“怎样实现”，关注场景、需求和资源组织。只有科学思维而缺少产业思维，一些重要发现可能长期停留在实验室；只有产业思维而缺少科学思维，很多卡点堵点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破解。当两种思维真正融合，一端不断向科学原理深处探索，另一端不断把科学发现推向现实世界，科学发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就可能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向下追问”。企业擅长解决工程问题，成本高就降低成本，性能不足就优化参数，产品出现问题就调整设计。但真正走向基础研究，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种材料存在这样的性能极限？为什么一种算法在某类问题上反复失效？为什么一条技术路线无论如何优化都难以跨越某个边界？从“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继续追问到“为什么只能做到这里”，往往就是从工程问题进入科学问题的关键一步。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还要学会把问题“打开”。真正重要的产业问题，往往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实验室甚至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企业应善于把真问题开放出来，与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上下游企业共同寻找答案。未来更有生命力的创新过程，不只是“高校研究—企业转化”的单向链条，而可能形成“企业发现问题—科学家探索原理—工程师验证方案—产业实践检验—新的科学问题再次产生”的循环。科学、技术与产业由此相互提出问题，也相互提供答案。

企业进行基础研究，还需学会同时按照“两只钟”运行。产业竞争要求“快”，基础研究却需要“慢”。产品必须赶上市场的窗口，科学问题却不会因为定期考核而提前给出答案。真正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技企业，一只钟要围绕今天的产品、客户和市场运行，另一只钟则要面向五年、十年乃至更长远的科技变化，研究可能决定下一轮产业格局的问题。没有第一只钟，企业可能活不到未来；没有第二只钟，企业很难定义未来。

三

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只依赖少数企业家的远见和情怀，或者把原本属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任务简单转给企业，而是需要形成与基础研究规律相适应的创新创业生态，形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基础研究体系。

首先，更加重视企业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的作用。企业的优势是理解产业场景、技术瓶颈和市场需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则是深厚的学科积累和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平台作用，推动优质科研资源围绕重大产业科学问题优化配置，让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企业参与科学问题凝练，成为科研成果的承接者，也成为重大科学问题的重要提出者和共同研究者。

其次，建立与科学探索周期相匹配的投入和评价机制。基础研究具有风险高、周期长、知识外溢性强等特点，完全依靠单个企业承担成本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投入不足。应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企业资金、社会资本作用，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潜在产业价值的基础研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特别是对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科技领军企业，不能简单按照年度利润和短期成果转化率来评价和衡量，而要探索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资金投入和长周期评价机制。

再次，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重在有能力组织最合适的力量共同解决重要问题。要进一步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公共实验平台、科研数据等资源的开放共享水平，促进科技领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重大问题协同攻关，真正构建起“企业出题、各方答题、实践检验”的创新机制，在产学研良性互动与正向循环中涌现出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作者：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

潘建伟

1925年，不满24岁的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一种“疯狂”的理论：抛弃那些无法观测的电子轨道概念，只用光谱数据来构建新力学。他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符号的数学本质，便将手稿寄给了导师玻恩。玻恩没有否定这个年轻人的“异想天开”，反而敏锐意识到其背后的数学结构是矩阵代数，并与助手约尔当一同投入研究。三人合作数月，建立了矩阵力学的数学框架。海森堡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玻恩对“离经叛道”的包容欣赏，跨学科团队的合力攻关，构成了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生动注脚。

今天，科技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更是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竞争。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内在驱动力，是科学事业的“灵魂”；创新文化是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社会氛围与制度条件，是滋养创新的“土壤”，两者共同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深层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引领推动我国科技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今年4月，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些重要论述，为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方向。

然而，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原始创新根基依然偏弱，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顶尖科研人才尚有不小缺口。如何实现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如何把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光靠硬件设施的持续投入显然不够，更需要在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深层涵养上下功夫。审视现实，一些阻碍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

从教育源头看，开创性精神的系统培养仍需加强。现行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授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探索精神和开创性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基础教育阶段，应试导向偏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对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激发还不够充分。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而当一个学生习惯了在既定框架中寻找唯一解，他便逐渐丧失了提出问题的冲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划分过细、学科壁垒森严，不利于跨学科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虽然基础知识扎实但存在开创性精神不足的问题。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土壤肥力”，即崇尚探究、敢于质疑的科学素养，有待通过更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来提高。

从科研生态看，功利化倾向与评价导向需进一步扭转。经过持续改革，“四唯”的倾向得到明显纠治，但惯性尚未根除。科研工作者将大量精力投入项目申报、中期考核与各类人才“帽子”的竞争性答辩，科研时间被切割为零散周期，科研活动在一些领域被异化为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项目经费的短期竞赛，导致部分研究追逐热点、回避难题、急于求成。而对真正需要以长期主义态度对待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稳定性支持与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评价导向一旦偏离科学规律，就会催生急功近利之风、侵蚀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最终削弱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

从人才环境看，对探索性失败的包容机制尚不健全。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本质上是向未知进发的高风险探索，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爱迪生在找到具有实用价值的耐用灯丝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却说他没有失败，他只是找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培养皿实验。然而，目前的科研项目管理、经费使用和绩效考核体系，总体更倾向于支持确定性较高、成功率较大的研究。对那些目标高远、路径不明但可能孕育颠覆性突破的探索性项目，尚缺乏合理的包容机制。科研人员担心失败影响职称评定、项目续期和学术声誉，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挑战科技“无人区”、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勇气。

更深层次地加以审视，创新文化的涵养还需要在汲取传统智慧与拓展全球视野两个方向上发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哲学与智慧，如“格物致知”的探究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意识、“天工开物”的工匠智慧等。如何让这些古老智慧与当代科学精神和创新实践相融合，塑造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中国创新文化标识，仍有待深入破解。同时，重大科技突破往往源于全球范围内的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我国科技对外开放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常态长效机制有待完善，创新文化需要在开放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实践反复昭示：教育培养、评价导向、制度环境、文化浸润环环相扣、彼此嵌套，任何单一改革都难以撼动深层积弊。唯有摒弃零敲碎打的路径依赖，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方能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

教育是创新人才生长的根脉，根深方能叶茂。应推动教育范式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思维塑造和能力培养为中心”，把好奇心、批判性思维、求真态度和探索勇气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基础教育阶段应显著增加探究性、实践性课程比例，关键性考试中宜提高启发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权重，倒逼教学从“老师讲、学生记”转向“师生共探、问题驱动”。高等教育阶段可打破院系壁垒，大力推进跨学科课程、项目式学习和本科生科研计划，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锻炼知识联结与开创能力。教师是科学精神的直接传播者，应加强对各级教师探究式教学、批判性思维引导能力的培养，使课堂真正成为思辨与创新的“苗圃”。

评价体系是科研活动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科研人员的才智和精力就流向哪里。改革评价体系，应落实用人主体评价权，让最了解岗位需求、实际贡献与团队协作的用人单位自主制定评价标准；发挥小同行专业评价作用，由真正熟悉该领域前沿与难点的同行进行评议，避免“外行评内行”。对从事基础前沿研究的人员，更加注重原创思想、科学价值和长期积累；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重点考察成果的应用价值、转化潜力以及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支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减少过频的年度考核干扰，把评价重点从论文数量转向成果的原创性、对关键问题的实际贡献和人才培养成效，让评价回归科研本真，引导科研人员把精力集中到需要长期攻关的重大问题上。

创新的生命力，在于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如果制度不容许试错，科研人员就会倾向于选择低风险、跟跑性质的方向，“从0到1”的原始创新便无从谈起。为此，应健全“尽职合规”的包容机制，对技术路线合理、过程规范、经费使用合规但未达成预设目标的探索性研究，经专业评估后正常结题，不简单记入负面信用，探索中形成的非预期数据与经验教训作为公共知识留存。对前瞻性、非共识、探索性研究，考核不宜过密，技术路线允许随认知深化而调整。此外，还应为非共识项目留出制度空间，评价与资助重在看科学问题是否立得住、研究过程是否规范，而不以是否立刻形成主流共识来取舍。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时，连量子论的重要奠基人普朗克都认为它“走得太远”。如果以当时的主流观点为取舍标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进程恐怕会大不相同。

科学精神的生长，不仅需要制度松绑，更需要文化滋养。应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典籍与科技遗产中蕴含的创新思想和方法论案例，用现代语言和全球视野加以阐释，使之进入通识教育和公共传播。将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和探索精神，尤其是“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等，有机融入科研伦理、工程教育和通识课程，引导科技工作者把个人探索与国家需求统一起来。同时，以文明互鉴涵养创新文化，鼓励科学家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支持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与高水平国际科技人文对话，展现我国在解决人类共同挑战中的科技贡献，彰显“兼济天下”、“和合共生”的理念，让中国创新文化在交流互鉴中更加丰富、更具活力。

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是一项关乎民族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它有赖于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各领域的协同改革，有赖于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的共同参与，更有赖于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可以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创新文化将更好浸润社会。当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时，我国科技创新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动能必将更加澎湃。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求是》杂志评论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既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又科学回答党的建设怎么干的实践路径。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贯彻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归根到底要看管党治党的实际效果是否得到了切实提升。要在前一段学习贯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在破解管党治党难题上出实招，在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上求突破，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见真章，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前提和基础是真正学懂弄通这一思想。学习上更深一层，运用上就能多一分清醒、添一分主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搞清楚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形成发展过程中，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探索的宝贵经验，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思考和领悟。最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关键是要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党建工作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时代发展、中心任务同频共振，只有融进党的事业发展，才能发挥应有功效；如果就党建抓党建、搞成“两张皮”，就会陷入空转、难见成效。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紧密对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的特点规律，紧密结合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街道社区、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的不同实际，把党中央部署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具体措施，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防止大而化之、上下一般粗。只有抓具体、抓深入，党建工作才能打通“最后一公里”、激活“神经末梢”，让全面从严治党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理论品格。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在狠抓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经过持续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建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其中既有党员教育管理宽松软的问题，也有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不够的问题；既有用人导向偏差和风气不正的问题，也有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不强的问题；既有怎么抓党建思路不清的问题，也有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此，决不能讳疾忌医，而是要主动拿起“探照灯”和“显微镜”，奔着问题去、对着难题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尤其要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持续用力，驰而不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成效。

推进党的建设，既要有章有法，又要常做常新。当前，党员队伍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一些基层党组织面临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现实困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就要善于运用这一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要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不断迈出新步伐。要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进一步厘清“新”在哪里、“难”在哪里、“落”在哪里，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发现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破解党建难题贡献智慧和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党建工作创新不能脱离原则标新立异，也不能搞华而不实的“盆景式创新”，无论怎么创新，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好。

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最终要落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上来。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党委书记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也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对那些党建责任落实不力、搞形式走过场的，必须严肃追责问责，以精准科学的问责倒逼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级党组织要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永远的长征

永远的长征

陈 晋

9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消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具有不可战胜的顽强意志和强大力量；长征是“宣传队”，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长征是“播种机”，在多地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留下革命干部和群众基础，播下了革命火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我们探寻长征何以永远，探寻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正是为了以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何以胜利

回答长征何以永远，先要弄清长征何以胜利。

1936年12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同志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劝导信，信中说到山城堡之役，“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蒋介石是否“清夜扪心一思其故”，不得而知。假设他真的有所反思，答案也摆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边，而不在他那一边。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眼观大势，胸谋大局，坚定理想信念和战略意志，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地奋斗。由此，哪怕身处逆境甚至绝境，也会闯出生路，开创新局。

具体说来，长征胜利的“天时”，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大势。十年内战，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剿共”摆在“抗日”之上，看不清自然也抓不住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大势，违逆了时代潮流。而红军长征的基本口号是“北上抗日”，这就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把“天时”弄得透透亮亮，让人民看得明明白白，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

长征胜利的“地利”，就是党和红军紧紧贴在中国社会政治土壤上前行。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代表穷苦百姓利益的红军，在长征途中严守纪律，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这是红军天然拥有的立身之“地”。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土壤，中国革命重心逐步从南方转向北方：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约50天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红军三大主力1936年10月22日胜利会师约50天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大事件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党和红军紧紧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枢纽”。

长征胜利的“人和”最为重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政治属性上的本质区别。国民党军队凝聚军心的东西，无非是地盘和利益，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谈不上主义和信念。蒋介石不光是要“剿灭”红军，也是借机让中央军进占红军长征沿途的省区，被称为“驱虎吞狼”之策，由此失去内部的“人和”。反观红军长征途中，有信念坚定的精神高地，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前赴后继“过关斩将”的英雄战士，有各路长征红军队伍的战略配合……此番“人和”，怎能不使长征的各路红军汇聚成不可战胜的铁流？

长征何以开创新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10年前，1924年10月到1927年2月，在世界的另一头南美洲的巴西，也有过一次让人惊叹的远征。

领头的叫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他在城市里领导了一次军队起义，组建起“普列斯特斯纵队”，决定实施贯穿巴西腹地的“大回环”远征。他们转战巴西14个州，行程约2.6万公里。高峰时期，纵队曾有三四千人，最终仅剩几百人离开巴西抵达玻利维亚。巴西左翼媒体曾将“普列斯特斯纵队”的远征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次革命远征”。相隔10年的两次远征，都拥有彪炳史册的苦难与辉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普列斯特斯纵队”，终究因为没有开创新局面而失败了，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远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虽然牺牲损失很大，却因为创造了新局面，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严峻时刻，我们党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实践精神、浴火重生的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蹚出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道路，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上图为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下图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新华社记者 毛竹/摄）。

红军长征出发以前，革命根据地大多在长江流域，全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发展。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自己的力量也获得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长征是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之途。经过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如果再发挥一下，可以这样理解长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从不成熟的小党、弱党开始走向成熟大党；对人民军队而言，是从挫折走向胜利；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从危局、困局、险局、死局中突围出来，进而走向新局面。

90年前的长征，各路红军总计约六万五千里艰苦转战，遭受了巨大损失。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出发前共有20万余人，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了五六万人。既然损失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说是一场胜利的远征，还说是创造了新局面呢？刚到陕北，毛泽东同志就回答过这个疑问。他说，“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什么是“精华”，就像从沙子里淘出的金子，从矿石里炼出的钢铁，埋在土里的种子，经过严酷斗争考验增长了才干，成为将来开创新局面的骨干。长征的幸存者不断出发到崭新的未来，真的像神奇的种子，不仅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还撒向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结果。

长征何以永远

长征永远在路上。即便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也坚持认为，长征没有结束。1949年3月，就要进北平城的时候，他郑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长征何以永远？因为长征本身就是一条党和人民打通未来、走向未来、创造未来不可或缺的通道，它是关乎党和红军，关乎中国命运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生死攸关、苦难辉煌的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无数英雄以命相搏、向死而生、绝境求生的奋斗，才穿越这条通道，走向胜利。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沁园春·雪》中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到底，这就是党和红军、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本质上就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奋斗、牺牲和前进，这无疑具有永恒价值。

长征更是一条精神通道。长征路上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是一群确立了信仰后，为了真理干革命的时代英杰。心中有信仰，世界就有光，两腿就有力，脚下就有路，就会走出绝境，走向胜利。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伟大长征精神如同炽热的火炬，照亮了前行之路，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精神和情感。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坐着吉普车、小轿车和面包车重走了长征路。他得出的结论是：“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长征告诉未来什么？

拥有一颗必信之心。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李富春等革命前辈，有50多位曾到苏联、欧洲、日本、美国留过学，他们住过高楼大厦、洋房别墅，曾在塞纳河畔、莫斯科红场、北京北海公园、上海十里洋场徜徉漫步过，然而在长征途中，住的往往都是农家破屋、林间草房、山间洞窑、自搭的草窝棚、油布帐篷、牛粪糊制的小屋，甚至有时候干脆就在野外天当被子地当床。为了心中的理想之光，为了实践自己的选择，他们亲吻大地，用身体丈量河山，用信仰改造河山。历史是不断向前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实现伟大目标没有平坦大道可走，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坚持一种必守之理。90年前的长征告诉人们，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得到检验并得以确立。只有黑暗中的那盏灯，才叫光明；只有驱散途中迷雾的光明，才会照见真理；只有让人们看得见并且能够引领人们拥抱未来的，才是真理。长征的胜利证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坚持真理是思想前提。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走好一条必由之路。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中国革命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历史和现实证明，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坚定道路自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

锻造一支必胜之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万众一心、英勇无畏，展现出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长征何以永远？因为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长征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精神的成长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以长征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立足优势着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立足优势着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求是》杂志评论员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综合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供给和需求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当前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然较为明显，给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压力。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采取更精准更有效的办法努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推动供需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确保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但现实中供需之间的平衡关系总是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作为后发国家，长期以来供给不足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奋斗，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长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近年来，与供给体系扩张速度相比，受各种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影响，国内有效需求扩张速度总体相对滞后，这是造成供强需弱矛盾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全面客观认识这一现象，既要直面问题和挑战，同时更要看到我国发展水平跃升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和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看到当前的供强需弱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加快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供给侧和需求侧蕴含的优势必将更加彰显，我们完全具备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有利条件和内在支撑。

从消费看，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将推动国内大市场日益强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强大国内市场是独特优势。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加快升级，实物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上升。202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不再仅满足于“刚需”，发展型、享受型的可选消费正处在普及与升级阶段。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假日消费亮点纷呈，彰显了消费升级蕴含的巨大潜力。当前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是阶段性现象，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低，我国实物消费量全球第一，部分工业品人均年消费量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事实上，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体现。可以预计，随着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不断增长，消费潜力特别是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必将推动国内市场持续扩容升级，推动居民消费率和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从投资看，巨大的投资潜力和空间将对内需增长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投资增速放缓，是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引发社会对投资增长空间的担忧。有观点认为，我国基础设施、房地产历经数十年高速扩张，传统领域“该投的已经投完”，投资已经饱和了。这显然是一种片面认识。动态地看，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水利、能源、市政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投资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以及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逐步解决，也都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对投资有着旺盛需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会不断催生新的投资增长点。据估算，今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面向“十五五”，广阔的投资空间将推动内需不断扩大。

从供给看，强大的供给体系优势将推动供需结构更趋适配。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既有总量不平衡问题，也有结构不适配导致有效需求挖掘不足、释放不充分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供给体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中低端供给过剩和优质供给短缺并存的现象，是必然要经历的客观发展过程。同时更应看到，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正逐步形成体系完备、配套齐全、协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我国供给体系优势十分明显，具备为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提供支撑的强大能力。

从宏观经济治理看，随着国家治理体系日益成熟、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治理经验日益丰富，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显著提升。当前，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空间依然较大。特别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制定实施各项政策，调动各方面优质资源组织实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有效防范和处置重大风险，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

事实表明，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良性互动互促。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准确把握供需关系变化规律，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用足用好发展优势，不断提高供需适配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

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

潘功胜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血脉是否畅通，不仅在于总量，更在于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理健康的金融结构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并有效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前提。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金融结构也在这一进程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要看到，随着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深入推进，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金融工作，需要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动态优化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持续建设和发展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一、中国金融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

金融结构可以从多个维度衡量，融资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维度。长期以来，中国的融资结构由银行贷款主导，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增量看，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增量已超过贷款。2013年以前，中国新增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基本都由贷款构成。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6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约47%，首次超过贷款。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下政府债券净融资增多、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使债券占比提高、贷款占比下降。即便剔除这些因素，中国融资结构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企业融资看，企业债券融资增量与同期贷款增量之比从2023年的7%上升至2026年上半年的近20%。

从存量看，直接融资占比稳步升至1/3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早期阶段，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接近100%。随着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余额占比降至2/3左右，贷款余额占比降至60%左右；直接融资余额占比升至1/3左右，债券融资占比升至30%左右。中国融资结构已经从间接融资主导，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

从资金投向看，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10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普惠小微贷款年均增速约20%，绿色贷款、养老产业贷款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资金投向的转变，表明金融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种结构变化不一定体现为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金融市场看，市场业态更加丰富、深度广度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步从以信贷市场为主，发展成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黄金、票据、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各金融子市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股票市场方面，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5500家，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其中，“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000多家。债券市场方面，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时余额不足5000亿元，目前总规模突破2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

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经济结构演进，金融活动由侧重总量扩张走向结构优化，金融结构由单一走向多元。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既是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呈现，又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阶段特征，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一，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根本上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演进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

6月16日至18日，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集中展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以及智能支付、支付促消费等领域的科技新成果、新服务。图为活动现场的中国人民银行展台。 视觉中国供图

过去中国金融总量增长较快，主要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和高速增长带来的较大规模货币需求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去的实物分配为主改为货币分配，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房借助货币来标注价值，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融资需求也快速增加，金融总量增长较快。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化进程已基本结束，金融对经济的服务更多体现在结构优化、适配度提升上，而不是宏观金融总量的持续扩张上。从总量的数学关系看，增速是增量与全部存量的比值关系。分子是当前的增量，分母是全部的存量。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宏观金融总量规模已经很大。随着存量的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也是自然的，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致的。

金融总量增速趋缓，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过去几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一方面是宏观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增长，金融总量和债务增长一体两面，推高了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是物价处于低位，拖累了名义经济增速。融资市场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有效融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社会融资条件仍是相对宽松的。对此，要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避免金融总量增长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造成资金空转淤积，进一步推升宏观杠杆率，导致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难以出清，影响经济效率。

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当前超过28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仍然较大，这些领域不仅不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下降超2万亿元。其他领域的贷款要先填补上这个下降的部分，才能带来总量上的增长。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也在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去的增速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支撑经济增长来说，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第二，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体现了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态适配。

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拉动，呈现融资密集型特征。这些行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土地房产等抵押物充足，具有旺盛的中长期贷款需求，更适配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银行在为技术成熟、抵押物充足的传统产业提供资金上具有优势。据测算，传统领域各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大于1，其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分别为1.7和3.3，这意味着每创造1元增加值需要投入更多的信贷。

近年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正从传统要素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融资需求更趋“轻型”。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四成。这些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企业资产形态也由土地、厂房、设备更多转向技术、数据、品牌和人力资本。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低负债，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银行贷款相对较少。据测算，新动能领域的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普遍低于1，信息服务业仅约0.1，远低于传统行业。

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复杂多元，与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更加适配。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各阶段的风险特征和金融需求有很大差异，需要适配丰富多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科技型企业在成长的早期，主要从事前期研发，商业前景不明朗，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到了中后期，商业模式逐渐成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股权等多渠道融资。金融市场在为技术前沿、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产业提供融资上具有优势，带来对贷款的良性替代和分流。这一变化也将成为常态，不能简单以信贷增速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第三，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是金融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金融业自身发展看，也需要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治理，其中既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因，也有金融结构不适配、金融治理方面的原因。比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量企业破产、重组、兼并，国有大型银行积累了不良资产。国有银行自身体制也滞后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进一步加剧了不良资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历时十余年的国有银行改革。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张，经济增长较多依靠房地产驱动，导致金融资源集中于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制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金融风险持续收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不断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和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传统金融机构的规模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辐射能力和业态丰富性更加重要。在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国历史路径、银企关系、法律制度等不同，金融结构没有统一模式。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体系仍将占有较大比重，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创新更趋活跃、经济活动复杂程度上升，需要更加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结构，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

三、以金融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近日出台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要顺应中国金融结构变迁趋势，持续优化金融结构，推动政策框架逐步转型优化，使金融体系更加适配深刻变化中的经济金融结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是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政策利率及配套制度建设，增强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贷款定价基准选择。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资金空转。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宣传和市场沟通机制，以专业、务实的方式方法，做好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配合，提升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质效。加强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统筹，指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丰富金融产品，强化信息科技支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能。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以市场化方式激励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资金投向。加强政策协同配合，聚焦融资担保、风险分担等方向，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加强与产业政策协同，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施策、有扶有控，抑制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

近年来，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2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为民营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注入强劲政策动能。图为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保定市分行联合保定农商银行在一家电力设备制造公司调研，了解再贷款资金使用成效。 金融时报社记者 刘志良/摄

三是聚焦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支持资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妥发展利率、汇率衍生品，促进市场流动性提升和价格形成。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作用。健全金融市场法治体系，推进发行交易、登记结算、税收等制度优化完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建设并完善多渠道、广覆盖的跨境支付体系。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四是健全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在宏观层面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严肃财经纪律、市场纪律和监管规则。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借鉴“义乌发展经验” 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

郡县治，天下安。义乌地处浙中内陆，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奋斗，从昔日贫瘠落后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并于2006年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福建要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为契机，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一、“义乌发展经验”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义乌发展经验”既是对义乌商贸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深化改革开放、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邃思考，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理论滋养和实践示范。20年来，义乌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探索具有县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实现从地方市场到链接全球的格局之变、从单一市场转向产业集群的路径之变、从传统商贸转向数字贸易的动力之变、从松绑放权改革到系统集成改革的治理之变，在各个领域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做法，不断赋予“义乌发展经验”全新内涵与时代特征。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义乌进出口额达8365亿元，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从坚持“兴商建市”到建设“世界超市”的蝶变，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义乌具有“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这是一种以小商品流通为核心、以物易物与低额货币交易并存的小商品经济，塑造了义乌初级商品流通网络。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率先突破计划经济思维，放开商贸经营权。40多年来，义乌聚焦社会再生产中的交换环节，确立贸易的先导地位和引擎作用，从专业市场起步，采取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市场制度安排，形成以贸兴市的持久发展动能。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历经多次迭代发展，汇聚26个大类、210万种单品，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空间、制度和规则，不断增强价格发现功能，有力提升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义乌商贸的繁荣兴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完善的生动缩影，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生机和充沛活力。

从促进产业联动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蝶变，充分体现了产业主导区域经济迭代进阶的发展规律。义乌早期有“市”无“产”，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小商品生产也随之发展。针对小商品具有的需求普遍性、更新高频性和供给高弹性等特性，义乌以小商品流通为载体，坚持“前店后厂”，将市场需求反向传导至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专业化、精细化、集群化供给能力。同时，义乌发挥市场先发优势，通过实施新型“贸工联动”战略完善工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形成商贸引领、产业支撑、全链协同的发展格局。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只有坚定不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才能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从注重城乡统筹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蝶变，全面展现了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迈向共同富裕的鲜明优势。多年来，义乌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以“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统筹乡村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集体经济发展，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2025年实现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村村破百万”，截至2025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县（市、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76。工农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义乌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全域统筹城乡功能布局和要素流动的实践探索，为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动注脚。

从推进和谐发展到建设平安义乌美丽义乌的蝶变，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近年来，针对外来人口和境外人员多、社会结构多元复杂的特点，义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融。比如，打造国际社区，健全涉外服务与管理机制，建立外事专管员和外事联络员制度，3.8万名外籍人士在义乌扎根，外资经营主体突破1万家。面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风险，义乌把握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增强经济社会韧性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丰厚文化底蕴到建设文化强市的蝶变，有力印证了文化滋养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作为浙中母县、八婺肇基，义乌形成了以“崇文、尚武、善贾”为特色的地方文化魅力，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拨浪鼓文化”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特质。义乌实施新时代文化义乌工程，培育具有时代内涵、义乌特点和现代市场经济特质的商贸文化，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在对外开放交流中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优秀地域文化现代力量。在义乌发展过程中，文化基因与经济发展深度交融、相互赋能，发挥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作用，为县域经济积蓄持久发展动能。

福建省晋江市长期以来坚守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经营主体超35万户、民营企业超12万家，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图为2026年4月14日拍摄的晋江市全景图。 福建省委宣传部供图 陈起拓/摄

从力求党政有为到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蝶变，清晰昭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义乌牢固树立“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规划层面坚持“兴商建市”不动摇，在改革层面为市场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在服务层面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完善市场治理、强化公共服务，让市场力量成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角，把市场办成“义乌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确立起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先发优势。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始终坚持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功能，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深层逻辑。

二、贯通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精髓要义，持续深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我国县域资源禀赋差异显著，这既是县域谋求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差异化竞争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六年七下晋江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明确指出“安溪县发展县域经济所走的特色道路有一定典型意义”，针对柘荣县发展工业的经验提出“柘荣现象”，指导各地探索有效发展路径，引领福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各美其美、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与“义乌发展经验”贯通互鉴，发展理念同源、发展逻辑相通、发展规律一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小地方、大作为，在发展定位上做到融入大局、服务全局。县域经济不是孤立封闭的“孤岛经济”，而是构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国家搞活经济方针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市场繁荣支撑国家流通体系建设，再到新世纪以开放探索助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施、新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义乌始终在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赢得机遇，进而实现发展的跃升。晋江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从落后贫困县到“全国十强县（市）”的历史跨越。安溪念好“山海经”、开拓“经济圈”、深耕“侨台缘”，在跨区域开放合作中成为中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柘荣锚定建设“闽东药城”、“中国慢城”定位，形成“中国太子参之乡”、“中国高山白茶之乡”等“国字号”名片。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跳出地域本位思维，找准自身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扛牢职责使命，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福建省安溪县统筹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发展，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茶制作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安溪铁观音品牌价值达1446.05亿元。图为2026年4月10日拍摄的安溪县龙涓镇高山茶园采茶景象。 福建省安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陈达水/摄

坚持小特色、大产业，在发展路径上做到因地制宜、实业夯基。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一方特色育一方产业。县域比较优势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依托，而比较优势要靠特色二字来体现，才有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义乌打破“资源禀赋决定发展上限”的固有认知，聚焦商品贸易这一主攻方向，发挥“万商云集、货通四海”独特优势，构建联通世界的贸易网络，一步一个脚印夯实产业基础、完善发展体系。晋江心无旁骛做实业，专注于一双鞋、一件衣服、一片纸、一颗糖，形成四个超400亿元、一个超4000亿元产业集群。安溪做亮特色经济，推动茶产业成为“一茶到百茶、一叶兴百业”的富民产业。柘荣培育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从穷乡僻壤到养生福地的转变。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打好特色牌，走好差异路，唯此才能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

坚持小切口、大文章，在发展动力上做到市场主导、改革创新。义乌发展的奇迹，是改革创新的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义乌创新市场管理机制，实行管办分离，进行交易区的“划行归市”，形成具有义乌特色的小商品市场管理体制。作为全国首个县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大胆打破传统的一般贸易规则，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建立一套适应小商品出口特征的新型贸易制度体系。40多年来，义乌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截至2025年底先后承担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不少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敢为人先、爱拼会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培育市场组织，不断壮大各类企业主体，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形成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持续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发展障碍，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坚持小企业、大集群，在发展主体上做到优化环境、抱团发展。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好的营商环境是滋养经营主体成长的阳光雨露。义乌构建完善的市场配套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吸引全球采购商、经营户和创业者。义乌的超百万经营主体被誉为“蚂蚁雄兵”，汇聚成推动商贸繁荣的磅礴力量。晋江、安溪、柘荣等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全周期培育经营主体，打造近悦远来的营商沃土。截至2025年底，晋江经营主体达35.56万户，总量连续多年居福建县域首位。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全面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敢闯敢干、安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坚持小半径、大世界，在发展空间上做到开放胸襟、内引外联。纵观义乌、晋江、安溪等县域经济强县，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外经济发达。义乌是浙江的义乌，更是中国的义乌、世界的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的定价中心、集散中心、信息中心，义乌聚力物畅其流、货通天下、数通全球，加快形成海陆空一体、铁邮网融合、义新欧外联、义甬舟内联的综合物流枢纽发展体系，高标准建设义乌综合保税区，打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专业国际性展会平台，实施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国际化布局，健全跨境贸易合规治理数字化体系，不断拓展“买全球、卖全球”时空边界。晋江、安溪、柘荣等地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善于借助外力、激活内力、增强实力，提高开放水平，在融入区域开放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发展。这些实践深刻表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突破县域经济界限，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过优化开放布局引入竞争压力、形成发展助力、注入外部活力。

三、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着力推动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义乌发展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孕育形成，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关键是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发挥福建特色优势，立足县域主体功能定位，统筹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把握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命脉和根本，是构成县域综合实力的基础和支撑。新征程上，要坚持强基固本，聚力打造“555X”产业集群，优化县域产业发展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做优存量，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纵深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统筹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化应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等，培育推广一批数智化转型服务商和优质解决方案，推动传统产业“老树”抽出“新枝”。着力做大增量，把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聚焦新兴产业细分赛道，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和引进牵引力强的龙头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打造更多县域工业名品。着力做实变量，建立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精准培育、快速应用机制，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未来赛道。

把握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新征程上，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围绕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做好代际传承，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围绕完善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深入实施高效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一件事”，坚决整治“内卷式”竞争，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找准坐标、抢占先机。围绕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推进新时代机关效能建设，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涉企部门常态交流等机制作用，打造“马上就办”涉企服务特色品牌，把县域营商环境建设得更好。

把握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有效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新征程上，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不断开创县域改革开放新局面。聚力增强内生动力。做实“一市一试点、一县一特色”专项改革，深化强县扩权改革，巩固深化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成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优化新业态新领域要素保障。聚力拓展开放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强化贸产联动，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拓展外贸外资增长新空间。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持续做好凝侨心、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工作，促进更多高端要素、全球资本、优质项目汇聚福建。

把握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积极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空间地域载体，城市与乡村是血脉相融、地域相连的有机整体。新征程上，要锚定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深刻把握山与海、城与乡的关系，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以空间融合塑造共同富裕格局。强化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牵引作用，提升沿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中心镇、集镇和特色小镇建设。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完善市县两级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要素融合激发共同富裕动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建立健全城乡资金流动机制和技术信息共享平台。打破城乡人才流动壁垒，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深度调研 | 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

深度调研

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2026年2月底，以色列、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受到影响。部分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严重冲击，而我国尽管原油进口大幅减少，但能源供给保持稳定，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大通分析显示，2月至5月全球减少的原油进口量中，中国约占3/4。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学者观点指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是当前国际油价没有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法国《费加罗报》则评价称“这是中国第二次拯救了全球经济”。

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新型能源体系在极端情境下提供的缓冲空间与替代能力，也折射出我国推进能源战略转型的深谋远虑与大国担当。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能源战略转型提供指引、确定方向。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纳入“十五五”规划。10多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推进能源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安全基础更加稳固，涵盖风、光、水、核、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版图蔚然成形。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未来发展之路又在何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

一、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供给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的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其“新”，体现在主体能源从化石到非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更替。调研发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38.5%，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这场变革深刻之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单点替代，也不是简单的“煤油改电”，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能源体系“单向、被动、僵化”的格局。

基础设施方面，从“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键就是实现“源随荷动”到“源网荷储协同”的转变。传统电力系统如同一条单向河流，发多少、送多少、用多少，依序而行。风光大规模并网后，发电侧从可控的确定量变为随机的波动量，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从各管一段走向柔性互动、智能调度。与传统电力系统相比，新型电力系统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主干网更牢固。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投运“24直、21交”特高压输电通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超100万公里，“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通道越织越密。二是配电网更智能，配电网智能化改造让每块屋顶光伏、每座充电桩都成为可感知、可调度的节点，虚拟电厂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看不见的电厂”。三是储能调节更灵活，抽水蓄能装机连续10年世界第一，储能正从系统的“充电宝”升级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阀”。

哈密至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简称“疆电入渝”工程）投运以来，重庆端累计接收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是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图为2026年7月30日拍摄的晨光中的“疆电入渝”工程±800千伏渝北换流站。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安全保障方面，从“化石主导”转向“多元互补”。保障能源安全不能只盯自给率等静态指标，更要看极端冲击下体系扛不扛得住、恢复得快不快。这就决定了，新型能源体系是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的能源结构。2025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约38.9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煤炭产量稳定在48.5亿吨，煤电作为“压舱石”提供可调度的确定性支撑，与“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形成有效互补。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保持在40个左右，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与海上通道构成陆海并进、多元互补的输入格局。

消费体系方面，从“被动压负荷”转向“需求侧资源化”。过去需求侧管理重在压负荷、错峰用电，如今则把需求侧作为可优化配置的战略资源来“经营”。我们在深圳车网互动示范站调研时了解到，全市5天累计超2500车次电动汽车参与反向放电、放电总量超7万度，车主从交电费变成赚电费。现场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每辆电动车就是一个移动充电宝，聚合起来就是一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电动汽车等用户侧资源正推动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转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这类灵活负荷就能从“电老虎”变为削峰填谷的可调节资源。

科技创新方面，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我们在山东东营调研时看到，全国产化设计制造的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轮毂中心高度相当于50多层居民楼，叶轮直径超310米，扫风面积超10.5个标准足球场。能源发展的驱动力正从“地下有什么”转向“手里会什么”，从资源禀赋转向技术能力。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打破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新疆库车建成国内首个规模化光伏直接制绿氢项目，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白鹤滩等水电站连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球首个千亿级发电行业大模型“擎源”发布，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让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加速跑起来。

治理体系方面，从“计划管控”转向“市场驱动”。一位地方能源局同志坦言，“以前管能源主要是管电厂、管指标，现在面对千家万户的光伏、海量充电桩，靠发文件根本管不过来”。传统能源定点开采、统一调配，管理相对简单，而新能源点多面广，家家屋顶可以发电、处处风机可以并网，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这就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及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行业标准相继出台，法治根基不断夯实。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2025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价格信号开始真正牵引资源流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加速协同，绿电、绿证、碳核算传导链条逐步打通，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从政策补贴驱动转向市场收益驱动。

国际合作方面，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参与”。近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在产能合作与规则建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2020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已实施数百个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光伏、沙特MAS和AHK2大型光伏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中国输出的不仅是设备和技术，更是系统解决方案和建设运营标准。另一方面，我国已发布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重要产品标准，在新能源并网、特高压等领域累计立项一批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从项目合作到规则共建，我国正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参与者，并在部分领域成为规则贡献者。

二、能源转型发展“难”在哪里

10多年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国能源转型发展迈出历史性步伐。从加快建设“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到畅通“宁电入湘”、“陇电入浙”、“藏粤直流”绿色输电通道；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到创新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业态，新兴能源产品飞速迭代，传统高耗能行业加快“换血”，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我们遇到的难点已不是有没有技术、有没有装机，而是技术能否有效接入并提升系统、装机能否真正转化为系统韧性，这背后有一系列深层矛盾亟待破解。

保供韧性与外生风险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安全边界亟待重塑。传统能源安全观侧重油气进口依存度和自给率等静态指标，但当前风险正加速向两个新维度延伸。一是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凸显，新能源产业所需的钴、铜、锂、镍等高度依赖海外，美西方主导的“关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构建排他性联盟。二是绿色标准定义权面临挑战，我国绿氢、绿氨、绿色甲醇产能虽居世界前列，但“绿不绿”、“算不算”的认证权仍掌握在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和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体系手中，我国绿色能源发展处于“有产能、缺规则”的被动局面。

规模扩张与系统适配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基础设施协同滞后。我国新能源装机规模全球第一，但“源网荷储协同”水平并未同步跟上。物理层面上，风光“看天吃饭”的波动性与电网稳定性存在冲突；空间层面上，“西电东送”通道建设跟不上西部基地装机速度，导致“有电送不出”；机制层面上，省际隐性壁垒使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占比长期偏低、价格信号失真。西部新能源发电高峰时不得不弃风弃光，东部负荷中心却因省际机制不畅难以按需购电，形成两头着急的困局。

技术领先与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创新效能释放受阻。我国新能源在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应用上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体制机制仍存在路径依赖。以储能为例，电网侧独立储能平均利用小时数已达电源侧配储的1.3倍以上，但现行体制机制在储能布局、收益分配、市场准入上仍偏向传统配储模式，效率更高的方案反而推不开。倘若技术跑得快、体制机制改革跟不上的问题不解决，很多成熟技术都难以顺畅接入系统。

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需求侧资源在沉睡。相较供给侧的突飞猛进，需求侧潜力远未激活。一端是数据中心、充电桩等用能大户标准滞后，算电协同不成熟，如中部某省一大型数据中心年耗电已超一座中等城市，却“想多用绿电而不得”；另一端是海量分布式资源参与调节渠道不畅，不少车网互动、虚拟电厂仍停留在试点，价格激励缺位。去年夏天部分城市下班充电高峰叠加导致局部电网承压，恰恰说明没有智能引导，移动充电宝就会变成新的尖峰制造者。

国内转型与国际竞争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规则话语权亟待提升。我国在光伏、风电等领域长期处于技术领先、标准跟随的被动局面。绿色能源标准是当前最激烈、最具代表性的标准博弈。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下的非生物源可再生燃料规则要求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不低于70%，我国产品要出口欧盟并获得绿色溢价，必须通过这一标准认证，国内规则尚未实现国际互认，这就造成制造在我、规则在人的错位。

三、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之路怎么走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是风机与光伏板的简单叠加，而是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系统性跨越，如同在旧地基上建新房子，既要建得好，又要保证居住者不受影响，这比推倒重建艰难得多。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发展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双碳”目标刚性约束、能源安全兜底要求与终端用能持续扩张三重压力叠加，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多维目标相互牵制，任何冒进或滞后都可能引发经济社会重大风险。“十五五”时期是全球能源向低碳零碳转型的加速期，我国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可再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要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如何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能源体系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如何确保可再生能源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必须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持续有序推进能源战略转型。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从单一支撑向协同互补转变。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是一切转型的前提，绝不能未立先破、拆了旧桥没搭新桥。要稳存量，用好传统能源安全兜底作用，推动煤电从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并重转型，加快油气产供储销全链条建设，提升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能力。要扩增量，加快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加快西北风光基地、西南水电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广分布式光伏与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要补矿产，加快实施国内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动废旧电池和光伏组件回收利用，同步推进海外多元布局，多管齐下化解关键矿产供应风险。

强化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建设向智能协同转变。新能源消纳的堵点在基础设施，破题也要靠基础设施提级。着力补通道，加快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健全跨省跨区电力调度机制，把富集地区的绿电送得出、落得下。着力强调节，科学布局抽水蓄能，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用好储能成本持续下降的有利趋势，发展多能互补、风光火储打捆运行。着力活负荷，大力挖掘需求侧可调节资源，加快虚拟电厂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可调度的系统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储能配置、跨区互联、传统电源退坡这三件事的节奏必须统一谋划，不能单兵冒进。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图为2026年8月19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拍摄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渔光互补发电项目。 新华社发 任飞/摄

推动能源消费体系变革，从需求侧管理向需求侧资源化转变。以能效标准提标扩围为牵引，把数据中心、算力、5G基站、充电桩等新型用能领域纳入标准覆盖范围，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换新提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浪费的能源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把绿色算电协同作为突破口，让算力跟着电价走，风光大发时多算、电力紧张时少算。完善峰谷电价、需求响应补偿、绿证、绿电直连等机制，让参与调峰、消费绿电的用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从局部应用向系统赋能转变。技术要真正转化为体系效能，必须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我们从设备领先走到系统建成的关键。要补齐短板，加快突破工控芯片、专用软件、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围绕自主可控构建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要选准前沿，适度超前布局可控核聚变、新一代风电光伏、高温超导、长时储能，审慎评估技术路线的机会成本，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要促进融合，按照《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部署，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提升算力设施绿电占比，让算力需求就近消纳绿电，把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真正跑起来。

健全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从条块分割向统一开放转变。如何把一套为化石能源旧体系设计的架构加快改造成能适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新体系的架构？要进一步破除壁垒，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探索电量流与价值流分离，允许能源输出地区分享输入地区因使用清洁能源产生的产业链增值。要进一步增进协同，推动碳排放权、电力交易、绿证等多市场协同联动，完善价格、激励和监管机制，让绿色价值真正被市场定价，防止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向欠发达地区转嫁。要进一步强化衔接，加强规划协同，做好综合性与专业性、中短期与中长期、全局性与地区性能源规划的统筹衔接，提升规划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落地见效、形成合力。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体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新型能源体系不能关起门来建，在开放合作中才能赢得主动。深化全球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发挥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为伙伴国家提供优质能源产品和服务。深度参与治理，主动投身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旗帜鲜明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提升标准话语权，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框架等国际规则制定，同时加快健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国内标准并推动国际互认，把我国绿色能源的制造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

调研手记：

行走在祖国辽阔大地，库布其沙漠绵延数十公里的“光伏长城”在烈日下泛着蓝色光芒，东营近海白色风机矩阵在海风中划出优美弧线，深圳街头电动汽车反向放电参与车网互动，内蒙古草原深处数据中心与风电比邻而建——每度绿电的诞生、每次负荷的调度、每项标准的突破，都在重新定义能源安全的内涵。从薪柴到煤炭，从石油到电力，能源载体的转换始终牵引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地缘格局的重塑。今天，置身于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能源转型浪潮之中，如何应对供给、输送、消费、治理乃至国际规则的全维度重构？如何破除绿色转型面临的成本、技术、规则的多重壁垒？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能源转型之路。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越火电，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项目数百个，“新三样”领跑全球……世界见证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更替，还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发展中国家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抉择，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以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和规模化应用实践，持续降低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拓展人类可持续发展边界的不懈探索。

执笔：郭斐然 史丹 屠西伟 陈有勇 舒予

求是专访 | 着力破解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专访

着力破解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

《求是》杂志记者 侯亚景

编者按：民间投资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充分就业、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力量。着力破解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对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深入认识和着力破解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本刊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杨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许英杰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如何认识民间投资？为什么要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许英杰：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民间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的企业单位在我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不足15%。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民间投资加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民间投资规模显著扩大，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长期在50%左右，对稳定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通过参与经济建设，已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动力。

杨萍：在全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来源更广泛、机制更灵活、市场敏感度更高，日益成为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容的重要源头。民间投资越活跃，越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越能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民间投资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短期看，民间投资除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还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形成乘数效应，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数倍于自身的增长。中长期看，民间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提高人均资本占有水平，进而影响潜在的产出和总供给。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从扩大内需、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两方面发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民间投资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支撑。数据显示，我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民营企业既是研发投入的重要主体，也是技术扩散与商业化落地的主阵地。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力度，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培育，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更加凸显。

民间投资是吸纳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在民间投资的有效支撑下，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此外，随着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准入限制持续放宽，民间投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不仅能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居民增收，还能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记者：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连续负增长，引发社会关注。您如何看待当前民间投资发展形势？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哪些卡点堵点？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杨萍：2023—2025年，我国民间投资连续3年负增长，且降幅在扩大。今年1—7月，民间投资同比下降9.4%，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5.7%。民间投资连续负增长，引发社会关于“民间投资失速”的担忧。客观上讲，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并非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短期与长期、外部与内部、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的结果。因此，观察民间投资发展形势，不能只看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还要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趋势。

从发展环境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风险积累、变数较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加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多重压力，进而影响民间投资预期，对扩大再生产、新增投资的意愿有所降低。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增长放缓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并存，促使民营企业主动调整投资策略以适应新的发展方式。这种投资决策更趋审慎、投资增速阶段性放缓的现象，是经营主体面对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也是积蓄新动能的必要准备。

从内部结构看，民间投资正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跨越。房地产开发是民间投资的重要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大幅下降，影响民间投资增速，这是符合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的正常调整。另外，民间投资更重视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长期回报，向实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明显。

许英杰：在分析民间投资发展形势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民间投资还面临不少卡点堵点，主要包括几方面：一是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与准入不确定并存，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限制了民间投资布局；二是传统产业发展空间收窄，新兴产业技术、资金门槛较高，已有体制不能有效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求；三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土地等要素获取还存在不平等的情况，部分要素流动渠道还不畅通；四是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域和地方行政监管执法过多过频。

这些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卡点堵点，既有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也反映出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深层制约，但关键还在于要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政府角色从侧重审批、限制的管理者向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民营企业发展扫清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投、能投、投得久”。

2025年9月24日，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提质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民洽会旨在搭建高能级产融对接平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图为当日，与会嘉宾步入民洽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记者：市场准入是经营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前提。当前，我国部分领域仍存在准入门槛，制约了民间投资积极性。如何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民间投资提供公平参与机会？

许英杰：建立和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的制度要求，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经营主体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这其中最直接的获益者就是民营企业。2025年，我国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提高至21%；有的核电项目民间资本最高参股比例达到20%；工业设备更新、回收循环利用领域支持民营企业项目的资金占比超过80%。随着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对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起到积极作用，推动民间投资向更多领域拓展。

杨萍：近年来，我国持续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但距离“非禁即入”制度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进一步看，招投标乱象、部分新兴领域投资边界不清晰，是当前民间投资准入壁垒的主要表现。

推动“非禁即入”落地生根，让民间资本不仅“能进门”、更要“好进门”，要在投资项目源头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参与机制。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健全市场准入监管机制，优化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支持其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将市场准入纳入营商环境考核体系，强化整改问责。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运营管理、收益分配与权益保障机制，提升民间投资参与度。畅通民间投资准入投诉处置渠道，规范新兴产业准入规则体系，稳定民间投资预期。

近年来，我国持续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截至2026年6月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图为当日，列车行驶在杭台高铁浙江嵊州境内的路段上。 新华社发

记者：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力度，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杨萍：长期以来，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领域。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遭遇“天花板”，民间投资面临较大增长压力。从房地产领域看，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占民间投资的比重较高，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对民间投资影响较大。从制造业看，当前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外承压，一些行业陷入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同时也要看到，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的潜在投资需求旺盛，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许英杰：如今，新兴领域正吸引大量民间资本涌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蓬勃发展，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催生新的投资需求。例如，今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十五五”时期，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产值有望突破10万亿元，服务业总规模还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民营企业长期在市场一线，有能力有条件洞察市场商机，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在新赛道提前投资布局，不断提升投资“含新量”。

但就国内现状看，民间投资在新兴领域还面临一定障碍，部分行业存在严重“内卷式”竞争问题，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政策体系亟待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有待完善。要适应民间投资向新赛道突破的趋势，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民间资本加大新质生产力、新型基础设施、服务业等领域投资。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参与重大技术创新，及时将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记者：除了融资难融资贵，民营企业还存在要素保障不到位问题，直接影响民间投资效率与成本。如何补齐民间投资资金和要素保障短板？

许英杰：资金和要素保障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重要支撑。民间投资不是单纯的把钱投进去，还涉及用地、用海、技术、能源、数据等多重要素资源配置。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土地、能耗、排放等指标越来越稀缺。能否公平公正获取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和要素，关乎民间投资能力、意愿和方向。

杨萍：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融资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但民营企业融资仍面临结构性问题，要素保障还存在不少难点。例如，受信贷风控、直接融资门槛制约，民营企业获取资金的难度和成本高于国有企业；土地、能耗指标更多向重大项目倾斜，存量用地流转机制不够灵活；技术成果转化体系尚不健全，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还不完善，重大战略场景和数据资源向民营企业开放不够。补齐民间投资资金和要素保障短板，根本上要向改革要动力。

在资金保障方面，要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符合条件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积极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民营企业融资服务，促进投融资高效对接，更加精准向民营企业投放信贷资源。

在要素保障方面，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为民营企业打通要素获取通道。优化土地供应政策，在土地、能耗等指标分配上对民间投资设定保障比例。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加快建设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推动关键数据资源向民营企业有序开放。

记者：当前，一些领域和地方还存在滥用行政裁量权、执法不公正等问题，侵害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如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切实增强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杨萍：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研究报告显示，营商便利度每提升1%，就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5%，投资增长0.18%，出口增长0.58%，深刻揭示了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对政策、政务服务、法治等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和投资经营决策。

近年来，为解决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专项行动，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开展的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中央网信办开展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司法部等部门开展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等，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当前执法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过罚不当、罚而不管等情况还时有发生，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破坏营商环境，侵蚀民间投资信心，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必须妥善解决。

许英杰：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一方面，要强化法治保障，加快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民营企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取投融资支持、参与科技创新、合法权益保护等法律规定，打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让民营企业在投资兴业过程中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常态化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问题解决渠道，妥善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提升涉企政策的透明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真正将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红利转化成发展动力。

记者：感谢两位专家接受采访。

如何认识人民政协界别特色优势

如何认识人民政协界别特色优势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秘书处

政协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是人民政协组成的基本单元。以界别形式参与政协履职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广泛代表性，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的历史沿革、特色优势、功能作用，对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政协界别是怎样形成的

人民政协界别的创设，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共商国是的一项政治制度安排。科学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的形成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充分发挥其特色优势。

“界别”一词古已有之，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作使动动词，表区划、划分之义。《汉书》有载，“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体现区隔内外的用法。二是引申为名词，指代境界、疆域。《说文解字》中说，“界，境也”。古时迎宾送客，以边界为礼、送不出界，故称边界告别，简称界别。三是转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范畴。佛教语境的“界”，既可指代功能各异、分限有别的种类范畴，亦可指代派生万法的本源本体，已然超越具象空间边界的本义。近代以后，“界别”被赋予解释现实社会的政治内涵，指称特定社会阶层、群体联结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等概念逐渐兴起。五四运动以后，这一概念又被中国共产党采用并进行话语重塑，广泛运用在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宣言之中，承载起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大团结大联合的磅礴革命力量。比如，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就被命名为《劳动界》。

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并没有“界别”的提法，而是用“参加单位”、“界”表述自身组织构成。关于“界”的提法，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同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中提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规定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无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所组成。”8月，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单位的集体”。9月，他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人民政协的组成单位既要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又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党派、区域、人民解放军、团体等人民政协的45个参加单位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职权的使命结束。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从二届全国政协起，参加单位中开始有了“医药卫生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等提法，“界”的概念逐步有了更为具体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8年全国政协六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期间，在有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的说明中首次使用“界别”这一提法。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采用了“设若干界别”、“界别设置”的表述。政协章程第一次正式以“界别”来指称所有的政协参加单位，为此后政协界别的设置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就如何发挥政协界别特色优势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强调要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增强人民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十四届全国政协出台《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关于发挥全国政协界别作用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完善工作制度机制、发挥界别特色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十四届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可分为四类：一是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是人民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三是以行业基础划分的社会各界，如文化艺术界、经济界、农业界等；四是特邀人士，如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特别邀请人士等。

从发展历程来看，人民政协的界别有过多次调整。比如，七届全国政协明确设31个界别，届中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后共32个界别；八届全国政协增设“经济界”，将“港澳同胞”分为“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共设34个界别；九届全国政协保持34个界别，对“对外友好团体”等界别更名；十届全国政协延续设34个界别，对“社会福利界”等界别更名，随后一直延续至十三届全国政协；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并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界别整合，设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界别。这种调整，适应了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社会结构状况的变化、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年来，随着时代发展，政协工作的领域和内容也在创新发展，但政协由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各方面人士构成的大体范围没有变，界别作为政协的基本划分方式和活动渠道没有变。这为政协界别紧扣大局、紧贴大局、紧跟大局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制度韧性。

人民政协界别具有哪些特色优势

政协界别在依照政协章程和组织安排做好联系界别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等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人民政协的基础在界别、优势在界别、活力在界别。

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界别承担着通达民意、联系委员、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责，是人民政协履行专门协商机构职能的有效载体，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现在的政协界别设置涵盖了社会各界各方面，一个界别涉及一个领域、一个方面，通过有效履职联系着一方人士、一片群众。比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委员，就主要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民政、残联等领域的代表人士组成，重点关注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每年政协全体会议期间，都看望参加会议的有关界别委员，并参加界别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彰显了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说明界别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运用好政协界别这一发扬民主的形式，有利于扩大参与覆盖面，拓展民主的广度和深度，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建言献策提供制度化平台，把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汇聚起来。

团结各方的特色纽带。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作用，始终是同扩大团结面、扩大界别群众工作覆盖面紧密相连的。事实上，政协的每个界别、每个界别的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桥梁纽带，体现人民政协的统战性质。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依规依章增强政协界别的代表性，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吸纳到人民政协有关界别中来，促进人民政协组织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能够为统一战线注入新生力量、扩充对象范围，从而更好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增进共识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比如，2025年，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6778项、联系界别群众活动11115项，参与委员21113人次，服务群众400多万人次，积极推动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广泛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强大正能量。

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政协的每个界别都是一条利益表达的渠道，都联系着相应的社会群体。通过健全界别这一利益表达的平台机制，把社会各阶层、各族各界各方面人士意见和诉求反映上来，有助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及时有效施策。比如，2026年3月10日，科学技术界、经济界、少数民族界等多个界别举行界别协商会议，聚焦如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等主题，综合调研情况、发挥专业所长、交流真知良策，为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建言资政。像这样的界别协商会议，将界别群众中零碎分散的意见有效转化为系统专业的履职建议，自2019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首次在全国两会期间举行以来，已经成为一项惯例。

政协履职的重要载体。政协界别工作面广线长、共性要求多，以专题为导向、以专业为支撑，聚焦特定领域、针对具体问题，让协商更具针对性、更富实效性，是展现政协职能的重要窗口。人民政协履行职能，需要紧扣中心任务优化人员力量配备，立足性质定位展现智力专业优势，着眼整体效能狠抓工作落实，这些都离不开界别作用的充分发挥。十四届全国政协积极探索发挥界别特色作用的路径，不断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制度机制，切实推动界别工作规范“立起来”、履职“活起来”、作用“实起来”。比如，经济界委员就充分发挥其特长，走进企业车间等生产一线，结合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宣讲习近平经济思想，团结引领广大界别群众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经济工作方针政策。

怎样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界别工作

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对人民政协界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比如，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需要政协界别工作更好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如何把他们的愿望诉求有效转化为系统专业的履职建议，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成为界别工作的新课题。再比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迭代加快，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区块链技术等新兴领域尖端计算和信息技术不断普及，如何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综合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推动工作方式从“传统模式”向“数智模式”跃升，对政协界别工作的效能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做好政协界别工作、发挥界别优势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坚持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提高政协协商民主效能。

2026年6月9日至12日，全国政协界别委员视察团赴江苏省，围绕“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开展界别视察，督办相关重点提案。图为视察团了解企业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领域研发情况。 人民政协报记者 刘彤/摄

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界别工作的领导。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由具有共同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政协界别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夯实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坚持和完善政协党组成员联系相关界别党员委员、主席会议成员联系界别、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等制度机制，完善专门委员会联系组织相关界别及委员开展活动机制，健全以界别名义开展协商、调研、视察和提交提案、大会发言等机制。落实界别协商工作规则，健全政协全体会议界别联组讨论、界别协商等机制。

增强政协界别代表性和包容性。政协委员的界别代表身份，是人民政协组织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的关键所在。要着眼于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吸纳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更加有效发挥其专业特长，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引导各界别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通过政协平台有效整合社会力量，促进不同思想观点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真正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

创新政协界别履职平台和手段。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有助于不断提升共识度、拓展团结面。要鼓励引导委员立足实际开展界别群众工作，突出界别特色、用好界别渠道，努力把自己所联系、所代表的，能够带动和影响的那部分群众团结起来。高标准推进“数字政协”建设，打造数字化履职新生态。创新社情民意收集、反映、转化机制，支持界别委员深入商圈、园区、社区等基层一线，做好政策宣传、提案征集、社情民意恳谈等工作。

强化界别委员履职能力建设。政协委员作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由各方面郑重协商产生，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责。要深化委员政治培训体系，积极开展委员读书活动，通过“线上+线下”、集中培训与自选学习提升等方式，帮助界别委员加深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把握，掌握调查研究、视察考察、协商议政的方式方法，熟练运用大会发言、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手段，与本职工作和社会实践贯通起来，自觉为增进民生福祉献计出力。

文化中国 |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李 卓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创新性”。这种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对于坚持“两个结合”，在新征程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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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华文明创新实迹，可由物质生产、精神文化、政治制度三端入手。物质生产创造夯实文明演进的现实根基，为精神生产与制度建构提供客观条件；精神文化创新则以其思想引领与价值感召，为技术发明与政治实践注入内在动力；政治制度革新又凭借制度架构的确立与调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秩序保障。三者既沿着各自轨道更新延展，同时又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故者化为新、新者通于故”的万千气象。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左上图为西汉时期的马圈湾纸，右上图为司南模型，左下图为火药成分硝、硫、炭标本，右下图为泥活字版。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古代物质生产的创新，首先体现为对生产生活难题的持续破解。古代社会长期面临粮食供给不足和水旱灾害频发等多重压力，中华先民就此开展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农业创新创造实践。距今1万年前后，先民开始于黄河、长江之畔驯化粟黍、水稻。为保障农业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先民创造性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水利系统，具备防洪、蓄水、运输、灌溉等综合功能，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工程之一。此后修筑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无不反映着先民参赞天地之化育、顺应水性引导自然的智慧，是人类水利史上的创举。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长期观察、经验归纳与技术改进相结合的创新传统，同样贯穿于其他方面的科技创新之中。四大发明广为人知，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此外，手工百艺，如制陶、缫丝、治玉、铸铜等，处处彰显先民创新之精微。这些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集中体现为思想义理的迭代拓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乃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辉煌的思想绽放之一。孔子以“仁”更新礼乐文明，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崇高价值理想，深刻塑造中华文明的入世态度和理性精神；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至今仍启发着现代科学与哲学；墨子倡导兼爱非攻，讲求逻辑与力学，发东方科学精神之先声；韩非子以法、术、势立论，强化制度理性之传统。汉代更化思想，转入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相互援引，理论思维空前发展；宋明理学兴起，继承孔孟精义，吸收释道菁华，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新的儒学体系。历代学者在与经典对话、对时代回应中温故知新，使学术代有新声而不失其本。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既为先民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恒定且与时俱新的思想坐标，也为改造客观世界确立了因时而进、守正开新的价值依循，展现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创新，突出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层累演进。《周易》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强调应以典章制度为节制，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因应时势变迁，探索形成内外服制、分封制、世卿制、军功爵制等一系列制度创制与治理手段。秦汉之后，中华民族逐步构建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广袤疆域之内官有定制、财有经制、事有程式，形成有典有则、政令通达的运行格局，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经历不同社会形态和多次改朝换代，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大都能够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正如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历代王朝在鼎革之际往往以承接正统自任，在因循损益的自觉中延续旧章、补弊起废，为维护大一统国家赓续绵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几千年来，创新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浸润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始终秉持“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于守正中开新、于通变中致远。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新品格，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也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彰显出突出的创新性。

二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精神传统。自强日新的思想观念、革故鼎新的历史实践、综合创新的交融演进，分别从价值导向、实践动力与开放机制等维度，为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新”来自先哲对宇宙世界的深刻体认。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云“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易传》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都是将宇宙的自然运动刻画为变化日新的创造过程。其中，《易传》揭示宇宙变化以“生生”为内容，以通变致久为追求，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即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产生，“生生”即生而又生、永不止息。同时，《易传》认为宇宙生生不息在于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变化。有变化而后有创新，有创新而后成就新事物，新事物又影响天地万物，宇宙运行呈现出一种创新复成就、成就复创新的蔚然景象。周敦颐揭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张载言“日新者，久而无穷”，王夫之提出变化日新说，所体现出的生生日新的宇宙观，不仅把宇宙变化视为客观的运动，还将变化看作生机展现的过程，从而赋予其深层的价值内涵。将这一观念应用于君子人格，便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一切开辟创始都是对困难的克服，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应坚毅勇敢、奋发图强，使品德和事业日新永进，从而符合宇宙生生日新的规律，“与天地合其德”。有“自强日新”理念作价值底色，中华民族遂能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把变化纳入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强日新”既为价值根基，“革故鼎新”则为发展要求，“趋时适变”则为实践原则。变化是宇宙普遍的规律，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莫能外。与被动顺应不同，人类不仅要适应变化这一客观要求，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识变、应变、求变中把外在必然转化为内在自觉，主动把握变化，在通变中实现创新发展。《易传》提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是当旧制度不再适应时代发展，就要主动改变旧秩序、开创新格局。在革故鼎新的具体实践中，中华民族强调把握变化的关键在于“趋时适变”。“趋时”即主动随顺时宜、与时偕行。时势是世界变化的总体趋势，顺应时势变化才能符合历史潮流；时机是事物变化的关键节点，精准掌控时机才能无往不利。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把握时势时机，才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适变”即以历史理性分析治乱兴衰之变，主动调整适应时代之变。“趋时适变”，就应把握变化全过程以“原始察终”，在兴盛时发现衰败苗头以“见盛观衰”，敢于直面危机革弊创新以“承敝通变”。在此影响下，中华民族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因时成务，准情酌势，改易更化，因应种种现实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尤重“因革”二字，“因”为继承、“革”为革新，二者辩证统一，在连续和稳定中革弊创新，形成因革损益的政治传统。这种极具韧性的制度演化路径，使中华文明既防止了全盘更张的冒进，又避免了胶柱鼓瑟的守旧，始终在现实需要与历史根基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中华文明在贯通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积淀的革故鼎新的历史智慧与政治实践，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现实根基与内在机理。

除了思想、实践层面对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深刻塑造，中华先贤还认识到综合创新的重要性。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把不同事物加以协调平衡才能丰富发展，把相同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实际上，中华文明从孕育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多地域、多中心的交融碰撞。它从“满天星斗”的多元起源，逐步发展为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多元一体，并在与夷、蛮、戎、狄等的交融中渐成大一统格局，此后历代更在与各族群、各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持续创新发展。这样的演进历程，使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创新创造的锐气，而且具有包容摄受的胸怀，能在兼收并蓄中创新发展、阔步前进。中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发展。佛教东传不但未被拒斥，而且经由消化吸收与创造转化，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新宗派；明代以后“伊儒会通”，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张岱年认为，文化之综合与创新乃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路径。诚然，综合不是简单堆砌，创新不是盲目求新，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扬弃；兼收并蓄绝非来者不拒，而是“资外以宏内”的择善而从。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取精用弘，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由此形成独具品格的文明形态。

三

纵观世界文明史，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绝不是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或文明所能实现的。长期以来源自域外关于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某些偏颇之论，不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更影响人们对中华文明创新传统的认识。

“中国历史停滞论”是一些西方学者论证中华文明缺乏创新能力的典型论调。亚当·斯密称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黑格尔断言中国“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这些论断，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混同于停滞性，把西方“断裂与再造”的发展路径当作普遍规律。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传教士、旅行家带去的知识碎片，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纵观数千年历史，创新发展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就政治制度而言，尽管传统制度的惯性力量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构成了变革的重重阻力，社会内部却并非一片沉寂，而是在持续不断的调适与演变中，逐步孕育出否定旧制度的思想因素。每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既有制度内在弊病充分暴露之际，总有思想家与政治家对现实政治展开深刻反思，或以民本思想约束君权，或以变法主张冲击旧制，或以经世致用之学批判空疏僵化的治理模式。这些主张虽多以改良面目出现，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制度的框架，但其对旧制度的批判性审视，实质上构成了制度演进的内在张力与思想先导。正是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累积的反思与批判，为更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储备了思想资源，也使中国历史的演进呈现出在渐进调适与深层变革之间往复推进的轨迹。

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左上图为2025年5月2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右上图为2025年11月5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左下图为2026年7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拍摄的“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视觉中国供图）；右下图为2026年8月26日，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100米决赛中获得大型组冠军（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报国强国之志。但有的学者错误引申解读，由中国近代科学之落后，推导出中华文明创新基因之缺失。这种论调预设近代科学的产生是衡量文明创新能力的普遍标尺甚至是唯一标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近代科学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多重因素耦合的产物，就连李约瑟本人也表示，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是否在某地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该民族或文明的创新能力。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率先产生，很重要的就在于“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呈现出封闭保守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学术思想的开辟和科学技术的探索，根子是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的束缚。今天中国科技发展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创造力历经积淀而愈发彰显。

近年来，还有人借范式转换论与断裂式创新论，贬低中华文明的创新路径，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传统的“破旧立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而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突破。这是把西方中世纪与古典传统“断绝”的叙事、文艺复兴借“复兴”之名行“改造”之实的模式普遍化、唯一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注重寓作于述、温故知新，新旧相融、前后相继，尊古不复古。尊古而复古，乃抱残守缺，必然僵化；弃古而趋新，则如断线之鸢，终将迷失。唯有尊古不复古，方能在新局中赓续传统，在传统中开辟新局。儒家赋予“古”以理想之名，意在以尊古的名义批判现实，使理想具有权威、使批判成为合法。西汉思想家扬雄早就指出，只知继承而不知创新，就会“物失其则”，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只知创新而不知继承，就会“物失其均”，失去事物应有的平衡。正是这种不与传统割裂的创新，使中华文明既能守得住根本、又能开得出新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无论国家发展还是个人奋斗，“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新征程上，应坚定文化自信，深刻体认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特质，不断接受新事物、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合答卷”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启示

“上合答卷”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启示

王 聪 张 也

2026年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拉开帷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引发各方积极反响，与会各国领导人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同意落实天津峰会成果共识，继续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组织，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超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差异，妥善处理矛盾与分歧，逐步增进信任与默契，有力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深入总结上合组织合作与治理的成功之道，对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上合组织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地缘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地区国家维护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上合组织成立顺应地区合作的时代要求，从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起步，有效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将政治互信切实转化为制度成果和治理效能。陆续出台《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一系列安全条约，相继建立国防部长、安全会议秘书、公安内务部长等常态化会晤机制，安全合作由元首协调延伸至国防、公安内务等职能部门，实现从政治共识到制度建设、从顶层设计到部门协作的纵向深耕。共享经济红利是上合发展的另一发动机。2025年，成员国货物贸易总额达8.88万亿美元，较2001年增长约9.3倍，同期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3.2倍。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货物贸易总额约5235亿美元，较2001年约121亿美元增长40多倍，区域内部经贸纽带持续拉紧。人文交流成为引领上合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成员国间持续推动教育、卫生健康、文旅等领域交流互鉴。围绕能源、信息技术、生态环境等方向，上合组织大学汇聚7个成员国120余所高校，开展本硕博多层次联合培养。鲁班工坊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多国落地，深耕职业技能培训。文化部长会晤、艺术展演、电影节等常态化举办，交流丰富多彩，有力夯实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的社会根基。经过25载沉淀，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力量。

当前，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正合理、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伙伴都应该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发展到今天，它所坚持的原则和取得的成果、提出并实施的许多治理新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

以平等相待汇聚多元力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根据体量大小、国力强弱、发展先后，宣扬“文明VS野蛮”与“先进VS落后”二元对立的评价标准，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等级森严的国际秩序。与之相对，上合组织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合作理念，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并付诸一套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实践。在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等官方合作机制中，所有成员国地位一律平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断专行。在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等民间交流机制中，所有成员国相关机构都能参加，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排斥他国参与。设置轮值主席国制度，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轮流担任这一重要职责。这种“求同存异”的制度韧性，证明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绝非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障碍，而是国与国之间规范彼此关系的重要准则，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唯有坚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筑牢全球治理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汇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和合力。

以规则制度塑造有序格局。《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当前国际秩序困境的核心症结，并非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本身缺失，而是个别国家动辄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以“小圈子”规则冲击普遍规则、以武力威胁取代平等协商。面对国际法治失灵、强权霸凌横行等乱象，上合组织以均衡有序、遵守法治为必然要求，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其一，始终尊重并坚定支持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这一立场在上合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历年宣言及最新官方声明中均有明确体现。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表示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其二，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就是通过国际条约不断加强法治建设的过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根本上规范了成员国交流的基本框架。《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系列条约，为成员国情报交换和侦查协作提供了坚实法律依据，提升了上合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法治化程度。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上合组织发展经验说明，唯有基于法治的全球治理，才能真正为各国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以多边主义和对话协商化解共同难题。近年来，多边机制面临弱化、分裂风险，根源在于少数国家将多边主义工具化，以多边之名行排他之实。真正的多边主义，不仅是形式上的多数参与，更是理念上的公道正义、实践中的权责对等。在长期实践中，上合组织不搞意识形态划线、不制造制度对立、不设外部假想敌，在充分保留成员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基础上，围绕共同安全诉求、共同发展利益深耕务实合作，探索出一条区别于一国独霸、集团政治的全新治理范式。上合组织主动对接联合国、独联体等多边机制，实现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优势互补、效能叠加。同时，始终秉持平等协商、协作共赢理念，走出“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的合作新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从最敏感的边境军事互信入手，把历史遗留问题在协商谈判中变成互信增量，从成立之初就蕴藏了对话协商的基因。上合组织框架下设有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常态化统筹成员国沟通对接、前置化解合作分歧、压实峰会共识落地，减少顶层政治共识与一线务实协作的衔接壁垒，让多边对话从阶段性会议磋商转化为全周期的治理实践。上合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多边主义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唯一可行路径。国家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水平差异和现实利益诉求，并不必然走向对抗，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对话协商，把冲突、摩擦、分歧置于对话框架内加以管控，把共同关切转化为合作议题。

以共同福祉凝聚团结根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尤为需要稳定和开放的外部环境。但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鼓噪供应链“去风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此，上合组织坚持互利共赢、普惠包容的发展方向，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拆墙不筑墙、融合不脱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始终视开放合作为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持续深化国家经济发展重大规划的战略对接，努力在成员国间构建广泛、开放、互利、平等的协作空间。针对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减贫与农业合作、职业技能培训等，把自身发展机遇转化为区域共同机遇，帮助成员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上合组织这种互利共赢、普惠包容的合作模式，为全球治理回归本源提供了重要实践范例。人类福祉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关切，各国人民是全球治理的根本参与者和受益者。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基础上，唯有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有效运作。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可行可及的美好目标，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当前，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人类社会从对抗走向合作、从失衡走向均衡、从隔阂走向共生是历史必然，上合25载发展历程已经给出“答卷”。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的觉醒，强权霸道、“小圈子”治理越来越失去土壤。只要各方高举多边主义的火炬，立定坚韧不拔之志，不舍铢积寸累之功，一定能让全球治理穿透阴霾迷雾，抵达光明彼岸。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旷思思 梁佩韵 马 鹏

2026年9月2日，求是杂志编辑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山东省泰安市共同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150余位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现将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一、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与会专家围绕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科学体系、理论品格、重大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科学理论的形成，生发于理论积淀、承接于历史文脉、根植于实践沃土。理论渊源上，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灵活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解码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政党自身建设规律，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内化为管党治党的理论基石。文化根脉上，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修身正己、天下为公、革故鼎新等传统政治智慧，赋予新时代党的建设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中国气派。实践基础上，这一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是对管党治党新鲜经验的理论升华，又在实践淬炼中持续丰富发展，生动诠释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其中前四个“坚持”是总论，深刻阐明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第五至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系统铺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一个“坚持”是管总的，是有力保障，是落地见效的基础支撑。有学者进一步阐释，这一思想既“明体”——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方向、重大原则和内在规律，又“达用”——把规律性认识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要求、制度机制和工作方法，打通理论本体到实践运用、价值立场到制度安排、党的建设到强国复兴的完整链条，实现体用贯通。

与会专家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饱含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交相辉映。不少学者聚焦其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展开研讨：比如，善用系统观念与辩证思维，妥善处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等重大辩证关系，在统筹兼顾中放大管党治党综合效能；善用历史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从古今中外治乱兴衰史中镜鉴经验教训，增强管党治党历史主动；善用法治思维，提升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水平，为党的建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等等。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从政治意义看，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上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智慧，有利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党实现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高度团结、行动上高度一致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从理论意义看，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一个前人尚未充分展开而又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即共产党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刻揭示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从实践意义看，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体现理论创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是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与会专家提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必须在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下功夫，推动党员、干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与会专家提出，深入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源流，完整把握其理论、历史、实践逻辑，才能厘清守正创新的深层脉络。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如何结合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实现创新性发展。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治理理念，揭示其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在契合点。认真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实践和伟大成就，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如何从实践中来又指导实践。同时，充分挖掘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丰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揭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积淀、持续深化、逐步成熟的完整发展轨迹。

与会专家认为，深化原理性理论成果阐释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重点，缺少这方面研究，理论阐释极易停留在观点复述，难以彰显这一思想的学理深度、创新高度。原理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要系统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从中提炼总结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原理性成果。循着理论生成的逻辑链条，阐明各原理的立论根基、核心要义、内在关联，揭示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与内核。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原理性理论成果常常以标识性概念的形式出现，要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凝练，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各向度出发，梳理承载核心内涵、彰显理论特质的“关键词”，讲清背后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与会专家谈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由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理论观点构成的有机整体，切忌碎片化、孤立化解读。要讲清楚这一思想的理论起点、逻辑主线、框架结构，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既读懂一个个具体论断，又从整体上把握科学体系，避免断章取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相贯通，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全面、系统、整体地认识和把握各个理论观点的定位功能、内涵实质、意义作用。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成果运用，将研究成果系统转化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学术创新的宝贵资源，下大力气推进党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学习的目的是要致用。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学习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最终落脚点要放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解决党的建设实际问题上来，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特别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学者谈到，新时代以来的这些年，是党的历史上党的建设制度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很重要的一条是进一步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通过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同时，狠抓制度执行，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干部要带头执行制度，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紧扣党的中心任务推进党的建设。有学者谈到，有的地方党建工作脱离发展实际、游离中心大局，看似抓得紧，实则虚而空，难以产生实际效能。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只是要强党，还要通过强党更好推动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这个目标去推进。要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发力点，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重大战略落实、破解改革发展难题中担当尽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有学者谈到，有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看待全面从严治党和干事创业的关系，出现“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对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暮气沉沉、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健全干部培养选拔、考核评价、激励保护机制，大力选拔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的好干部，坚决调整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防止问责泛化滥用，以精准问责推动干部更好担当作为。严肃处理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等行为，让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学习问答 | 如何认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

学习问答

如何认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

孙伟平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离开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引，就容易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境地。对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105年前，我们党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出发，今天已经发展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一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同志看了不下一百遍，周恩来同志视之为“贴身伙伴”，邓小平同志喻之为“入门老师”……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味道。延安时期有一句生动的话，叫“吃小米饭，攻理论山”。许多红军大学学员虽久经沙场，但大多出身贫苦，文化程度、理论水平不高，他们以石洞为教室、石壁为黑板、石块为桌椅，“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像攻山头一样攻理论难关。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学员生动地比喻为“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修炼”的结果，是这些当年啃着窝窝头、穿着补丁衣的“石洞弟子”，从山沟沟里读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眼光和必胜信念，进而奠定了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思想根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讲过，“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扎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又在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和磅礴实践伟力。这些年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这是我们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新时代以来，我们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开展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以思想教育打头，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健全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健全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理论普及工作体系，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看到，同形势发展变化和事业发展需要相比，理论武装的任务仍然艰巨，特别是在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有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兴趣不浓，有空了翻两页，忙起来搁一边，学习走形式装样子；有的学习不系统不深入，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浅尝辄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学用脱节，学归学做归做，不善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本领；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党的理论武装必须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来不得半点虚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形势越是复杂、任务越是艰巨、挑战越是严峻，越要坚定不移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同时要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也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精进的过程。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要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首课、主课地位，完善“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等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刻把握贯穿这一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代代共产党人正是靠着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才走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人间正道。今天，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更应高擎思想旗帜，把真理的光芒转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作者：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

“等安排”难有“真作为”

编辑同志：

工作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等领导安排”，“等通知再说”。凡事等安排等指示等通知，看似是在讲程序、守规矩，实际反映的是一种消极等待、被动履职的工作状态。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把“等安排”当成工作常态，上级不部署就不谋划，领导不点头就不落实，遇到问题等协调，面对困难等推动。有的同志习惯层层请示、层层等待，本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一拖再拖。有的同志明明职责明确，却凡事等人提醒、靠人督促，把主动作为变成了被动执行。更有甚者，把“没有安排”当作免责理由，工作能拖则拖、能躲则躲，缺少应有的责任担当。

“等安排”表面看是工作谨慎，实则是担当不足、作风不实。群众的急难愁盼不会在等待中自行解决，改革发展的卡点难点无法在观望中打通。如果凡事都等别人推着干、领着干，就难以做到主动谋事、积极干事，更难在破解难题中体现能力、彰显担当。

应摒弃“等安排”的依赖思想，增强主动意识、责任意识，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动抓、主动管、主动落实，对群众关切的问题主动回应、积极解决。只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才能在主动担当中干出实绩、干出实效。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吉鄂

治“软疾”当用“硬招”

在干部队伍管理中，相较于违纪违法、失职渎职等有明确界定的硬伤，事业心淡薄、作风慵懒涣散、履职消极乏力、办事推诿拖沓等软疾，往往存在一定隐蔽性。软疾看似不痛不痒，实则消解干事创业氛围，侵蚀基层治理根基。

软疾难辨，难在标准模糊。判断硬伤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而“事业心不强”、“态度不积极”等软疾，还没有清晰的量化标尺。一些“南郭先生”正是钻了这样的空子，表面看上去忙忙碌碌，实则出工不出力、不解决实际问题。

软疾之害，害在隐蔽。有人认为，软疾不触碰纪法红线，无需小题大做。殊不知，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慵懒怠政贻害无穷，日复一日消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软疾具有传染性，容易促使形成“干与不干一个样”的不良风气，破坏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治理软疾，关键要让“软标准”变硬、“软约束”变强。一是加强制度建设，细化岗位职责清单，压实各层级工作责任。二是改进考核方式，坚持考人与考事相结合、实绩与作风双考评，让消极怠工的人无处遁形。三是要问责亮剑，以严肃问责倒逼履职提效，推动干部务实笃行。（摘自河北省委《共产党员》2026年9月上半月）

统计图表：“三新”经济综合情况